品格证据（精选5篇）
品格证据 篇1
现代意义上的品格证据规则建立于英国, 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 其理论研究已相当成熟, 立法也较为完善。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94条等。在司法实践中, 正确运用品格证据不但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 而且能够确保程序公正, 对于推动司法进步有许多积极意义。近年来, 品格证据在我国诉讼法中的探讨也逐渐发热。但总体来看, 立法上还是处于保守等待的理论研究阶段, 没有做出严格且明确的立法规定, 只是在一些条文中有所涉及, 且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品格证据被滥用、错用的情况。因此, 积极地借鉴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在立法和司法运用中的优点, 结合我国司法的具体现状, 建立既完善合理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品格证据规则, 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品格及品格规则的含义
品格也指品性, 是某人以特定的方式思考、感受和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性。 (1) 在目前证据法学界, Pete Murphy的观点得到了众多证据法学者的广泛支持, 成为一种共识。他认为, “品格”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 指一个人在其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第二, 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倾向。第三, 指一个人历史上所发生的特定事件, 主要指犯罪前科。” (2) 品格所具有的独特性、积淀性、稳定性的特征成为我们认识、分析、判断一个人的重要基础。
对于品格证据, 目前尚未有明确定义。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 品格证据是指有关于证明一个人的品性特点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群众对其名誉、道德情操方面之评价的证据。在国内, 部分学者试着对品格证据下一个定义。如刘浩然认为:“品格证据一般就是指能够证明某人品格和其某个品格特征的证据” (3) 。何家弘在其主编的《外国证据法》中指出:“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 (4) 。例如, 某被告人过去曾经犯过罪;某证人一贯品性不端。”另外, 郭志媛认为:“品格证据是指有关一个人品格优劣及是否具有特定品格 (如暴力倾向) 的证据。” (5) 综合以上定义, 简而言之品格证据规则就是规定证明诉讼参与人品格之证据如何适用的规则。
二、国外品格证据的相关立法规定
(一) 美国关于品格证据的基本规定。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3条规定:“证据虽然有相关性, 但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大于该证据可能具有的价值时, 或者考虑到过分拖延、浪费时间或无需出示重复证据时, 也可以不采纳” (6) 。此条规则相当于品格证据的“准入”制度, 对如何采纳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而第404条则具体规定不能被采用和采用例外:“关于一个人品格或品行特点的证据, 不可以用来证明其在某个具体情景中的行为与该品格或品行特点具有同一性。此条规则以例外的模式具体规定了采用品格证据的情形, 显示出了采用品格证据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它赋予对立双方公平的“抗辩权”, 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使证据更具真实性。同时, 该条规定也强调了不能有宗教因素介入的品格证据的客观性。
此外, 美国的证据法规则中, 不仅被告人和被害人可以提供品格证据, 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针对证人的可信度提供异议证据和名誉证据来进行对抗或支持, 但有以下严格的规定:1.证据只可以是关于证人可信度方面的;2.只有在案件证人的诚实信用已受到驳斥的状况下, 关于证人可信的品格证据才可以被适用。 (7) 作为案件的证人, 其提供的证据的可信性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其诚信被质疑时, 对于加强证言可信的证据应当被法官采纳用以衡量证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
(二) 英国品格证据的基本规定。
英国比美国更早产生品格证据。英国《1989年刑事证据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被指控人在诉讼中被传为证人时, 不被提问有助于表明其曾实施除正在被指控的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 或者曾因此被判有罪或者受到指控的任何问题, 或者是表明其品格不良的问题, 即使提出, 被告人也不必要做任何回答。但是有以下几个例外:1.其它错误甚至犯罪可以证明当下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成立, 这种情况下该证据可以被采纳适用;2.用来驳斥被告人意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的主张的时候可以采纳为证据;3.辩护的性质是诋毁控方证人或死亡的被害人的品格的时候;4.被告人提出对其它被告不利的证据的时候。 (8) 此条规定相似于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的规定, 其中第 (2) 款在《联邦证据法》中有同样的规定。而有较大不同的是《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关于本案以外犯罪、不良行为的证据不可以用来证明某人的品格以说明其行为的一致性;而英国《1989年刑事证据法》规定当其它罪行是证明本案行为有罪的证据的时候可以被采纳。
三、我国品格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思路
(一) 我国品格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
1.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立法存在缺失
目前我国立法中只有部分法条涉及到品格证据, 如我国刑法分则第201条中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人或者多次盗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74条:“对于累犯, 不适用缓刑。”这些条文有涉及品格证据, 但对品格的内涵的界定比较模糊, 在具体适用时导致了概念混乱。法律中的规定使得品格同"尊严"等同起来, 盲目地限定了品格的内涵。这与英美法系国家制定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相比, 就显得缺乏逻辑和可适用性。另外, 这种规定难以全面呈现品格证据的真正内涵, 同时, 也给品格证据增添了很强的道德色彩, 可能会导致对品格证据的随意排除。由此, 积极地借鉴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来改革、完善品格证据适用规则已十分必要。
2.我国品格证据司法适用比较混乱
由于缺乏全面而具体的品格证据适用规范, 致使品格证据适用在各地出现比较混乱的情形。例如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监护人会请求法官考量被告人平时生活中的的品格表现或作风, 希望法官做出从轻、减轻、缓刑等决定。再比如成年惯犯的案件中, 存在法官因其之前的犯罪行为推定其有不良品格, 从而影响量刑的情况。类似于这些情况的案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 但是由于这主要依靠法官自由心证, 不可能将品格证据的采用表现在判决书中, 没有书面或可观的证据来考量, 也就没有一套数据统计来说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比例和情况。
(二) 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具体建议
1.明确定义“品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物证、书证等8种证据种类。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本特征。目前, 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规则在司法解释中出现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中提到可以结合未成年人的个性特点等因素为办案提供参考, 但作为单独定义品格证据的规定还不存在。因此, 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 首先需要对品格证据作出具体的定义, 以规范其范围。当然, 定义应当考虑其严谨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以免产生漏洞。这一点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积极借鉴英美国家的品格证据定义。
2.合理采纳英美国家品格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英美国家的品格证据规则是以排除为原则, 以采纳为例外的模式。这样既有利于规范司法实践中不规范适用品格证据的情况, 也有利于当需要适用品格证据时有具体的可参照情形, 使其得到透明的监督, 从而严格品格证据的“准入”。在适用品格证据中要遵守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法定权利, 做到不偏不倚。
3.改变庭审模式。我国的审判模式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 实行审判、量刑合一的模式, 这样虽然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 但却存在一些弊端。定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被告人应该被定何种罪名的问题, 因此品格证据在该阶段的适用属于例外情况。而在量刑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被告人应该被判多重刑期的问题。品格证据在判断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时应该允许控辩双方提出各自的品格证据, 并且允许其相互展开辩论, 最后由合议庭根据相应的情况制定量刑方案。因此, 可以根据以上关于定罪和量刑的不同职责来改革我国的刑事诉讼审判模式, 这样既有利于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和运用, 又可以避免一个审判程序同时解决定罪和量刑问题而带来的弊端。
4.规范证人出庭做证。我国法律规定, 只要是明确知道案件事实的人, 都有义务陈述真相。在某些只能由证人证言“恢复”案情的案件中, 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就起着关键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并且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审判结果。所以, 我们要严格审查证人证言, 使其达到真实可靠。规定可以质疑证人证言的可信性, 使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得到了考量和论证, 这样能完善目前我国关于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的规定。例如, 当有关于证人曾经作过伪证或者曾因刑事犯罪而被判刑, 并经核实查证, 那么该证人就应该适用“有不良品格的证人的证言应当不采纳, 除有另外可以证明其证言可信的情况”。这样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证人的品格证据适用, 也完善了品格证据规则。
5.完善公民信用体系。在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 主观性判断在品格证据的使用上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 公民信用保障号码由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严格管理, 实施交叉网络管理。建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 不但可以客观完整地反映社会成员具体信用情况, 而且能够促使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珍惜信誉。有了完整统一的公民信用体系, 可以客观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品格证据, 再结合其他的品格证据, 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反映个体的品格状况。
品格证据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依靠立法的不断完善和对司法实践的严格监督。品格证据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积极借鉴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中能被我国采纳的部分, 并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以做到趋利避害。品格证据规则的完善对于我国证据法和司法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们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 在运用品格证据时由立法加以系统性的指导, 以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摘要：品格证据规则广泛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 是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 对品格证据规则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具体的案例实践中, 品格证据规则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用来指导案件的处理。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有关品格证据规则的规定很少, 只是散布于几个模糊的法条中, 且司法适用也存在诸多问题。积极合理地借鉴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规则, 对于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体系, 规范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品格证据,证据规则,刑事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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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证据 篇2
论文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与证据法学领域的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品格证据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 品格证据 取保候审 量刑 未成年人
1月1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实施，与19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诉法在证据规则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在证明犯罪事实等司法实践中被广泛的应用，而新刑诉法终于将该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出现，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与证据法学领域的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品格证据却远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的应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现行的法律制度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本文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有关于品格证据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我国目前品格证据的实际应用，从而探讨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品格证据规则。
一、品格证据的概述
(一)品格证据的含义
品格证据作为西方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法律概念，在指导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亦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品格”是指一个人的名誉，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从证据法学上讲，不同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的内涵则作出了不同的界定。WwW.11665.CoM
英美法系认为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品格证据按其证明内容的不同，包含以下三类：一是声誉，指一个人在其所生活的社区环境中，周围人对其品行等方面所给予的总体评价;二是行为倾向，即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方式的倾向性，在实施该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点;三是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例如在盗窃案中，被告在本案之前因为盗窃被治安处罚过，实际上相当于我国所说的“前科劣迹”情况。 而大陆法系国家使用“人格”代替“品格”一词，对于品格证据的的界定则较为狭窄。相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则对于品格证据的内容作出了较为完善的归纳，对于我国建立合理的品格证据规则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二)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
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按照道德标准划分为：(1)良好品格证据，如没有前科劣迹、为人诚实、善良、守法等。(2)不良品格证据，如有前科劣迹、有暴力倾向、自私欺诈等。 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不良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可以总结为：以排除为原则，但存在例外规定。
1.以排除为原则。将品格证据排除适用作为一般规则的原因在于品格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司法实践造成负面影响。首先，其证明价值低，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较弱;其次，品格证据易引起偏见，混淆案件事实。所谓“一次做贼，永远是贼”，这种不良品格证据可能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以实行陪审制度的英美国家，这点尤为重要;再次，适用品格证据可能造成诉讼效率的降低，品格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属于间接证据，对于品格证据的核查可能会浪费不必要的司法资源。
2.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为排除规则的例外规定，品格证据在以下三种情形中可以被采纳。首先，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1项的规定，被告人自己或者由其辩护人首先在对控方证人的交叉询问中试图表明自己的良好品格，或者已经提出了良好品格证据，控方可以提出其不良品格证据来证明其良好品格的虚假性和对法庭的误导，这被称之为“开门原则”。该原则的规定旨在实现控辩平等的诉讼理念。 其次，当品格处于争议时，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相关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2项规定，关于被告人先前不良品格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其当前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是如果出于证明犯罪动机、手段、缺乏过失或意外事件等这些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时，则应当允许控方提交被告人先前的不良品格证据。 但该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比较著名的实例是美国联邦判例汇编第二辑第314卷第718页(第九巡回法院，1963年)上记载的卡博诉合众国一案。在该案中，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在起诉中被指控曾使用其罪恶名声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这样就为公诉方在审判中证明其名声铺平了道路。再次，在被告人提出无罪证据而被交叉询问时或者被告人在被定罪以后、量刑以前，询问人或法官可以查询并采纳有关其前科和不良品格的证据。 而对于良好品格证据，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予以采纳。例如，英国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具体体现。
二、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一)目前我国有关于品格证据的立法现状
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较为成熟的规定，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却并不完善。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品格证据内涵的理解较为狭隘，加之考虑到在具体采纳品格证据时所可能产生的弊端，以至于我国有关于品格证据的法律规定长期处于立法空白的状态。
然而，虽然我国并未明确提出品格证据的概念及其具体适用规则，但散见于一些法律条文中，品格证据的相关精神却已有所体现。此外，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品格证据的应用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很多规定必须要依靠品格证据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执行。
(二)品格证据在取保候审制度中的应用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较轻的一种强制措施，其仅限制而非剥夺人身自由。新修改的刑诉法在旧刑诉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种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而其中“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仍旧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但对于该内容的判定，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以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应用取保候审制度造成一定困难。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品格证据，但其对于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申请取保候审时，除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硬性条件外，一般申请人都会提供一些证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例如，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属及其所在的社区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家庭生活中的良好表现;被害人家属因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认罪悔过的态度而出具的.谅解书;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在的单位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等良好表现……而案件的承办人则会在审查分析全案的基础上，综合查明嫌疑人或被告人为偶犯、初犯还是惯犯，以及是否有前科劣迹等情形下，判定对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这恰恰符合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较为全面的界定。
实际上，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都可以通过品格证据来加以明确。无疑，这也迫切需要我国在刑诉法中对于“品格证据”做出明确界定，从而有效的指导司法实践，避免给办案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宽严掌握不一致情况。
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取保候审制度一般适用保证人保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必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虽然法律规定了保证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但却忽视了保证人的信誉问题。一个信誉很差的人即使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条件，也不会为我们所信任。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人保证制度中也应当引入品格证据规则。
(三)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应用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在具体的量刑过程中，刑罚的尺度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目前在一部分案件中，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至法院时会制作量刑建议书，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综合考虑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的情节;是初犯、偶犯还是累犯、惯犯;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等情节，从而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
由此可见，品格证据在对犯罪分子进行量刑的过程中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理、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犯罪往往是偶然的，多出于冲动。大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并不大，可塑性也较强。正是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我国法律在对待犯罪的未成年人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7条及第15条也都涉及到在办案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品格证据”的内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特别程序”一篇，在第一章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以上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我国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上区别于一般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处理案件时会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审查。全面调查原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审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掌握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 通过全面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从而准确的定罪量刑。由此可见，品格证据材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三、相关完善建议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品格证据的内涵及精神。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品格证据的情形亦非常多。可遗憾的是，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积极探索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时，品格证据却还远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品格证据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及适用规则，可能会导致实践中适用的混乱。因此，建立适应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品格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在刑事诉讼证据种类中增加品格证据一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品格证据的概念加以明确，其内容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内涵的归纳。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品格证据在多数情况下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品格证据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偏见，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也非常谨慎，制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及如何适用应当加以明确。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外，在对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审查过程中应尽可能的排除不良品格证据的适用，这也符合我国罪刑法定的原则。对于犯罪分子良好的品格证据，应当允许提出。而在定罪以后量刑之前则可以引入品格证据，分析其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方面，从而正确的量刑。鉴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与一般成年犯罪人相比，应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品格证据作出更加全面的细致的调查，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其品格证据。
论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 篇3
关键词：品格证据；证明力；排除规则；审查判断
品格证据规则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然而长期以来在证据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品格证据规则的使用虽然是矛盾重重，但权衡利弊，取其轻弃其重，仍有许多科学之处。我国目前关于这一规则的司法现状表明由于缺失这一规则带来的许多问题，我们应当通过全面剖析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品格证据规则。
一、品格证据的证明力
品格证据（Charaeter Evidence）在我国被称为“性格证据”、“才德证据”或者“品性证据”。品格证据成为证据法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与传闻证据一起成为证据学上的两大难题。因此，要解释品格证据必须对品格的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品格是指某人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和做出行为的倾向性。对某人品格的调查往往局限于其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良还是邪恶的考虑，其实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和被法学接受，品格这一概念注定要包括更多的内容。在证据法条文中，它至少包括三种明确含义：第一，是指某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第二，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而被判刑等。如何理解“倾向性”又成为能否认定品格证据的关键。倾向性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的意向、趋势或者偏好、嗜好。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性其实与一个人的习惯、性格、道德标准等多种因素有关。了解了倾向性便可以认定行为人在特定场合是否会以特定方式实施符合其倾向性的某种行为，或者说实施其行为的概率。一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具有这种倾向性要比不具有这种倾向性的认识是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所属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还有曾经风靡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法系时至今仍有法律效力的宗教信条的国度里，品格证据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辛普森案件检方的关键性证人洛杉矶警察弗尔曼被辩方证明有种族歧视、滥用职权等多重品格问题，而在他宣誓作证的时候，他声称自己绝无种族歧视行为，工作敬业。最后由于辩方的强大攻势和确凿无误的证据，使得弗尔曼的证词完全失去效力。1995年10月2日，辛普森因为检方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开释。
二、实务中对品格证据的看法
在我国的证据法中，从实务的经验来看，品格证据不直接适用，归结起来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来强化直接证据的证明力，让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更有说服力；二是用来佐证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当传闻证据中的言词证据存有漏洞的时候，品格证据的开示反过来弥补漏洞；三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适当考虑行为人生活品行的优劣影响法官在定性和定量的自由裁判。品格证据做为域外的法律现象存在利弊，对其所证明的事实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判断力。
我们应该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评审团的危险实质性損害超过证据价值时或考虑过分迟延、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也可以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言。
美国可以限定不良品格证明范围，但是我认为我国本土化因素的话，应该绝对禁止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不良品格本身就存在不良瑕疵，我国的今天道德的直线下滑，司法办案部门职业价值沦丧，品格证据本身就存在判断难的问题，品格瑕疵就更不能适用，品格瑕疵是源头产生不良，支流的清纯度就不能保证，是否受到污染，因而在我国司法法律资源相对完善的今天，但是普遍产生司法公信力弱，执行难度大的时期，不良品格证据因绝对排除适用。
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告人的过错进行攻击。因为此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适用范围的大门。
定罪和量刑是分不开的，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后期开庭审理中的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依据，只有在量刑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左右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人格缺陷和是史前犯罪的相关品格材料。只有在法庭辩论的驳论环节，法官在取舍品格材料以确定罪名和量刑。
三、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
1.品格证据一般予以排除
“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推论是不具备成立的逻辑基础的。因而，英美法系证据法上对于当事人欲证明他人品格的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品掐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的全称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关于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品格的证据，不能用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相一致，应予以排除的证据规则。“品格（尤其是被告人品格）的好坏在一些诉讼阶段能够或多或少地被直接或间接加以运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实践对此也予以承认，但立法中却难弥踪迹。品格证据是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证据，会使审判者的注意力从在特定场合真正发生什么这个主要问题上分散出来，带给其一定的心理暗示，产生诱使审判者依据特定诉讼参与人的品格进行审判的行为倾向。这种偏见的产生是情感作用的结果，使审判者错误估价和夸大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形成错误的判断。
2.关联性规则对品格证据可采性的限制
依证据法判断，证据可以被法庭接受用以证明某一事实，该证据就是容许的或者可接受的，换句话说，该证据具有可采性（admissibility，又称“容许性”）。可采性是一个法律问题，“与关联性不同的是，可采性无关乎提交的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证明的或者逻辑的关系”。一般地说，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均可采纳。关联性是证据可采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在有特殊规定时，关联性是证据可采的必要条件，有关联性的证据不一定具有可采性。
对品格证据的不同使用目的不但决定着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关件，同时也影响着其自身的可采件。在品格证据分别作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使用时，相关的采用规则也并不相同。自由的证明是针对若干程序事实而进行的非依严格的证据法的规定、主要依靠法官裁量而进行的，形式较为灵活的证明。自由的证明并没有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和法定调查程序之限制，“法院就调查证据的方法与程序，享有较为充分的选择自由，原则上可以使用所有的证据资料来证明，这也是称其为‘自由’的道理。据此，法官甚至于可以查阅卷宗或电话询问的方法来探求证据资料并形成心证，不受直接、言辞及公开审理原则及传闻法则之限制。”
品格证据规则禁止的只是“给狗加上恶名再吊死它”，而不是排除一切不良品格证据，类似事实证据就是一种主要的例外情况。因此，“除非被告人的品格属于案件系争事实外，被告人先前特定行为事例只是案件的附属事实，不得提出外部证据（Extrinsic Evidence）予以证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公诉人举证的基本要求之一即是关联性，诉讼参与人与其在诉讼过程中的活动并无关联，所以，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只有在为了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才科提出，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才可以提出，而证人的品格问题允许在刑事诉讼中进行举证和质证。
品格证据 篇4
关键词：品格证据,现状,运用设计
随着近年来证据立法逐渐提上日程, 对证据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倾向于实际操作性, 品格证据也受到司法实践视野中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品格证据概述
品格证据主要包括两类基本的类型:一是关于对人的名声或一般评价的证言;二是关于某人特定行为的实例, 主要是指犯罪的记录、伪证、前科等。[1]
二、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分类看我国公诉环节中的运用现状及评析
被告人品格证据是指与案件有关的证明被告人的品格或品性特征方面的证据, 包括被告人的声誉证据、评价证据和具体行为证据。根据品格证据分类, 包括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
(一) 良好品格证据
良好品格证据一般指被告人在其工作、生活社区内的好声誉, 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以及曾经受过的奖励等, 这类品格证据对综合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有助于全面把握案情, 维护被告人的基本权益。
1. 良好品格证据在我国运用的现状
关于品格证据的使用, 在国内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 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 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 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做不起诉决定之前, 向其所在学校、社区、家庭等调查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是否良好, 有无违法违纪的行为, 是否具备教育、矫正条件等成为衡量对未成年人适用不起诉决定的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使用品格证据的规定和做法, 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实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法律效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 良好品格证据的有效运用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其适用应当从未成年人领域延展到所有被告人
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适用良好品格证据, 在教育、挽救、预防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以借鉴其较为成功的运作模式, 将良好品格证据的使用延伸到那些主观恶性较小、具有悔改表现、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 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其从宽处罚, 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被告人的目的。
(二) 不良品格证据
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包括声誉不良、有过违法犯罪记录、周围人对其不良评价等等, 其中被告人是否犯过罪、是否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等都属于被告人不良品行证据的范围。
1. 不良品格证据在我国适用的现状
我国在刑事案件审查中, 比较偏重不良品格证据的调查和采用。刑事案件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 对被告人的前科劣迹调查得非常详尽, 包括被告人以前所受的行政处罚、刑事拘留、刑事处罚等等。这些内容已成为公诉机关、法官开庭之前进行审查的必要内容, 并已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起诉书书写的格式, 要求对被告人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事项必须明确规定, 并记载于起诉书中。被告人是否犯过罪, 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这类不良品格证据已经作为起诉书必不可少的部分, 并成为法官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审查的重要内容。在庭审开始阶段, 法官审查被告人基本情况时, “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亦成为格式化审查内容;这虽然有确定被告人身份的积极作用, 但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有前科劣迹的被告人的不良品行。在起诉书中表述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形式, 以客观性的描述影响了法官主观判断, 有悖起诉书本身所具有的法律功能。
2. 不良品格证据的不当适用对预断排除原则的影响
在日本有一项预断排除原则, 是指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以及审理案件之际不应当对案件有某种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诉讼原则。[2]法官不能在开庭之前获知包括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在内的任何可能影响其公正审判的信息, 避免出现人为的因素干扰审判结果。
不良品格证据使执法者产生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理念。随着预断排除原则逐渐被接受, 虽然现行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体现了立法者对预断排除原则的认可。例如规定法官由原来全面的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 表现在将起诉案件的案卷全部移送改为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官预断产生的几率。但是在实际执行中, 仍然存在着制约法官实现预断排除的弊端和缺陷, 包括公诉方起诉时所提供的主要证据以定罪证据为主, 起诉书表述被告人学历、前科劣迹等基本情况, 都极易使法官陷入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和偏见。
3. 过度追求不良品格证据的现状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基石的无罪推定原则
起诉书中表述与定罪量刑无关的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 极易使法官未进入庭审程序即事先持有被告人有罪的预断或偏见, 有违现代刑事诉讼基石的无罪推定原则。
第一, 法官作为刑事审判职能的法律工作者, 其主观判断是否客观、真实对法律公正的影响意义重大。
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 虽然采取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是受原有司法理念的影响, 法律工作者尚未彻底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种状况下,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表述与量刑无关的前科, 可能会对法官产生不适当的暗示和诱导, 影响法官对案件性质的正确判断。法官作为审理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受不良品格证据的负面影响, 即当法官得知被告人曾经犯过其他罪时, 他也可能会认为无论被告人是否犯了现在所指控的犯罪, 都应当被惩罚。[3]
第二, 起诉书所记载的内容应当避免使法官陷入主观定罪的误区。
根据刑事诉讼庭审程序的设计, 法官应该处于独立的第三者的立场, 其应当通过控辩双方的攻击与防御过程, 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判断抗辩主张, 进行客观公正的判决所以, 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 法官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受当事人一方特别是控方单方结论的影响。因此, 起诉书记载的内容, 以足以使辩护一方了解检察官起诉请求审判的范围、充分行使其防御权为限, 而不应该记载其它有可能导致法官对于被告人有不利的预断和偏见的事项。
第三, 如果法官追求不良品格证据, 尤其是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无关的不良品格证据, 不仅影响其对法律的公正判断, 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法官要求侦查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既往的行政处罚、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刑事处罚等一一罗列, 在这样的模式下,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客观判断力, 同时造成侦查、公诉机关的无意义工作。例如, 某一被告人数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认定累犯的话以最后一次刑事处罚为准, 这次刑事判决的时间、释放时间明确后就足以;但在实际工作中, 法院却要求起诉书中要对历次判处刑罚情况及释放时间作详细阐述。由于存在着时间相隔太长释放手续不易调取, 需要异地监狱调取释放证明, 异地法院调取刑事判决书等难度, 这一工作给侦查、公诉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 上述法官要求调取的证据材料, 必然会使法官在庭审前形成有罪判断的思想, 造成对被告人审判的不公平。
(三) 不能通过单向证据评价被告人, 必须综合评价良好和不良品格证据
在英美法系国家, 一般不允许公诉方出示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 只有在被告方主动提出证明己方良好品格的证据时, 公诉方才可以提出作为反驳被告方的不良品格证据。其目的一是避免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二是基于品格的不可分割性, 一旦被告人的品格置于争议之中, 他的整个品格都将接受审查, [4]保证了法律对案件当事人的公平性。
三、完善公诉环节中品格证据的运用
对品格证据的适用要坚持综合分析、严谨适用, 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贯彻于办案始终, 才能保证所办的每一个案件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 公诉机关在审查案件时, 不良品格证据和良好品格证
据都必须列入审查的范畴, 为定罪量刑以及发表量刑建议奠定扎实的事实依据
公诉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必须在把握案件的全貌, 对案件涉及的罪名、法律知识理解透彻, 对被告人品格证据了解全面的基础上, 才能应对庭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状况, 真正实现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 公诉机关在书写起诉书时, 应当仅表述累犯这类影响
定罪量刑的不良证据, 其余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前科不应出现在起诉书中
规范不良品格证据在起诉书中的表述, 排除法官预断以真正实现法律的公正。一是明确起诉的范围和依据, 并使审判范围与之保持一致, 法官对被告人有罪事实的认定, 应当局限于起诉事实的范围之内, 即明确诉因的拘束力, 而不允许法官进行诉外定罪和量刑;二是禁止在起诉书中记载其他有可能导致法官不能正当形成预断的有关内容, 用语力求正式、简练、客观, 避免一些情绪化的非法律用语;三是起诉书中仅表述累犯等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良品格证据, 其余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前科不应再出现在起诉书中。这样既能实现法官的预断排除, 又兼顾了实体法犯罪人人身危害性的量刑要求, 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三) 庭审中发表公诉意见时, 准确使用品格证据
公诉意见代表了公诉方对被告人的指控, 采取适当、合法的方式准确使用品格证据, 既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保证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 在量刑建议阶段公诉方有义务出具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
在量刑建议中引入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对实现犯罪特殊预防, 促进量刑模式的理性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某些具有偶发因素的案件, 案件起因与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被害人过错等有一定关系, 公诉方可以出具在审查起诉阶段调取的被告人良好品格的证据, 以证明其较小的人身危险性, 从而公正地提出量刑建议。
2. 在辩论阶段公诉方可利用不良品格证据反驳被告方辩护理由
当被告方出具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 作为对被告人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等量刑情节的依据时, 公诉方就应当及时适用已经掌握的、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来驳斥被告方观点。
参考文献
[1]李子煊, 王进.美国品格证据规则及其借鉴意义[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第8卷3期, 2006-9.
[2]胡恩飞, 张兄来.论我国法官预断排除规则的完善[J].安徽景观职业学院学报, 2005, (6) .
[3]张曙.论刑事诉讼中不良品格证据规格[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3) .
品格证据 篇5
关键词：品格证据 人身危险性 未成年人 附条件不起诉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
品格证据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包括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以及证人的品格证据。所谓品格，美国麦考密克认为，"是指对某人性情总的描述，或者说是指对与某人一般特征有关的性情总的描述，如诚实、节酒或温和"。[1]Peter Murphy认为，在证据法上，"品格"一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它可以指一个在社区里认识他的人群中的名声好坏；其二，它可以指一个人以特定方式处事的个性；其三，它可以指一个人个人历史中特定的事件，如先前的刑事定罪。[2] 不管是麦考米克的所谓的"性情"，还是Peter Murphy认为的"性情""个性"等，我认为品格证据的核心是某人的"常态人格"，不因为偶然一次的过错，而抹杀其常态人格或者不因为一次悔改，而忽略了其危害社会的常态人格。
二、品格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的关系
（一）品格、人格与行为
所谓品格也称为人格。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人格是行为的习惯系统，是通过对能够获得可靠信息的长时期行为的实际观察而发现的活动之总和。换言之，人格是我们习惯系统的最终产物[3]。行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从整体而言，是行为人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激发下的产物。奥尔波特认为人格在接受的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样的刺激，由于人格不同，可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4]。行为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行为人的人格支配的。"人格行为论"由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以及德国刑法学家阿尔特尔·考夫曼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强调人格是主体的现实化。人格虽然是潜在的，但是从深层来看，它却能够决定行为，此其一；其二，当它现实地外化，表现为活生生的活动时，就是行为。当然，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正是这种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使得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明价值。
（二）品格证据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
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谓人身危险性就是行为人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也即再犯的可能性，它在一定环境因素作用下会转化为现实性的犯罪，即对社会的危害性。行为人实施的每一起犯罪行为都与他的世界观、人格特征等因素即品格紧密相关，行为人的世界观、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个性等都是反映人身危险性的一面镜子。人身危险性并不是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能决定犯罪是否成立和刑事责任的有无。但那些属于人身危险性范畴的主观因素如平时表现、悔罪表现等，不同程度地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因此，品格证据对刑罚立法、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运用的可行性
（一）未成年犯罪人的重要特质决定了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案件中运用的特殊价值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重要特质：第一，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第二，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三，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相对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这些重要不同点决定了未年人案件坚持控制和预防是必要的，而且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可塑性大，容易改造，人身危险性更容易减弱甚至消灭。可见，充分利用品格证据，通过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环境、个性特点、成长经历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一贯品行、社会评价、初犯、有无前科劣迹进行证实，对顺利的解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特殊的价值，具备可行性。
（二）《刑诉法修正案》及相关司法解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
2012年3月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第266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该规定是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总的原则，而将品格证据运用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则是该原则的具体体现。第271条第1款规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決定。"这一规定为品格证据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技术支持。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系中虽没有完整和独立的品格证据的规定，但在一些法律条文中有不成体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6条，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等等。
（三）国外经验
国外一些国家都把品格证据运用到暂缓起诉制度中去。如在美国，暂缓起诉是一些州检察官的做法，常常与分流项目综合起来运用，这一决定以被告人接受检察官的条件如接受戒毒治疗、提供社区服务，报名参加工作培训项目，被雇佣或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等为前提，在分流项目中，专门人员需要进行评估以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适于分流，这就是以品格证据作为衡量标准，看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年龄等区分。英国《1998年犯罪与妨害治安法》中规定："在侦查阶段，英国实行警察警告制度。"由警察对一些已经构成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警示，明确告知依法可以对其提起公诉，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表现等种种情况，在目前暂时不对其进行追诉，这主要是针对18周岁以下，触犯且主观恶性不，危害性较小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可见，将品格证据运用到附条件起诉中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行做法，这些国家也以本国的实践经验证明了该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全面调查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原则，品格证据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因素、社会环境等方面内容，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且从法律依据、现实依据以及国外经验方面看，也已具备可行性。因此，建议在将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明确规定品格证据，以利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2]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16-123.
[3]陈卫东：《人格是习惯的派生物--心理学家华生论习惯》，载《少年儿童研究》2003年第2期。
[4]徐砺：《对罪犯的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调查分析--以四川宜宾某监狱234名男性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