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品格

企业的品格（精选6篇）

企业的品格 篇1

人文素养是师德素养的重要依托, 素质教育不断呼唤教师人文素养的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高低, 不仅关系到教育教学的质量, 更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个性能力的发展。对于语文教师来说, 语文学科融思想性、文学性、工具性于一体, 随着新课改三维教学目标的深入, 教学中倡导“以人为本”, 怡人性情, 提升人格, 促进学生全面持久发展, 因而教师必须不断发展自身的人文品格。

第一, 教育是爱的教育, 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德行修养。教师职业的选择首先要热爱教育事业, 对待教育事业有着高度责任感。教师要具有奉献精神, 不计得失, 不逐名利;具有乐业精神, 秉承热爱教育的信念;具有敬业精神, 奉行严谨执教的态度;具有进取精神, 终身学习, 与时俱进。“教师职业的本质特性就是影响人的心灵, 提升人的人格境界”, 教师要发展自己道德智慧的感染力, 真正做到敬业爱岗、为人师表, 才能爱一行, 干好一行。同时, 教师要热爱学生。小学生的心理细微变化十分敏感, 会因为教师对其的喜欢而回报以教师自己的爱, 且因为爱教师, 从而对教师讲授的课程感兴趣, 以饱满的热情学好它。教师点滴的爱, 都会使学生的心灵漾起愉快幸福的涟漪。因而教师何不以宽广的胸怀, 去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 在爱的涟漪中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第二, 教育是健全人格的教育, 教师要自觉养成“独立人格”。高尚的品格情操会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小学生, 他们善于模仿, 他们的眼睛能够捕捉一切最细微的事物。教育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能正其身, 如何正人?”在几十双甚至成百上千双眼睛的监督中,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推敲, 谨言慎行, 严于律己, 构筑起师德灵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不畏世俗权威, 心如止水, 有着事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气质性格,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做到身教重于言教, 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

第三, 教育是智慧的教育, 教师要始终尊重人的价值, 珍视人的完整性。小学生首先是“人”, 是独立的个体, 有着自己的思想个性, 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去评价,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潜质。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 对每位学生一视同仁, 尊重学生的人格, 理解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不给学生贴标签,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 以发展的眼光去发现、鼓励每一位学生的进步, 有爱心、有耐心、有恒心地诲人不倦, 把爱真正播撒给每一个孩子。面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同之处, 善于去挖掘潜能, 激发起创造力和能动性, 发挥其个性优势, 在学生的成长之路上, 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 成为快乐成长的陪伴者。

第四, 教育是终身学习、不断发展的教育, 教师要不断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知识激增”的时代,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日益深入, 语文课程也处在不断地更新之中, 这促使教师精益求精, 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 其素养高低, 关乎所引导出来的课堂效果。要让学生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始终维持对学习的热情, 需要教师源源不断地带给学生永不停歇的精神力量。而新一代的小学生, 无论在知识面、个人胆识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方面已经迥异于从前, 教师素养不足, 必然影响其自身在学生中的威望。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 成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 一个具有人文精神感染力的教师, 才能游刃有余地把握课堂教学, 将教学知识体系融会贯通, 在教学中做到重点突出, 深入浅出, 才能通过语文教学的熏陶感染, 以更广阔的视角引导学生, 和学生一同走入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教书匠成长为名师。因此教师应在专业精深的道路上狠下工夫, 在博览群书中积累沉淀, 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中不断更新思想, 始终保持源源不断的“活水”。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这样阐述教育真谛:“质言之,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 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让教师用爱和智慧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在不断学习和积累中汲取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和道德理念, 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 发展自身的人文品格, 真正把自己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 引导学生去探究文本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使学生在语文殿堂里感受到人类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企业的品格 篇2

李雪芹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商丘476000）

摘要：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文化品格不断提升的过程，本文对企业文化品格的概念和特性作了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企业文化品格的提升途径。

关键词：企业文化；品格；提升

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企业要把握战略机遇，适应新的挑战，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附加值，提升文化品格。

一、企业文化品格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企业文化品格，是指企业文化在企业运营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品行、品性等方面特点的融合，它是企业具体行为之上的一种抽象的总体评价性的整合概念。具有如下特征：

1、凝聚性是企业文化品格内涵的首要特征

衡量一个企业文化品格的高低，首先要从该企业文化有无凝聚力方面来考察。凝聚力使企业集体产生力量，促使企业的结构稳定。凡是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都能够改变原来那种从个人角度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的一盘散沙状态，把员工的个人追求与个人的价值实现与企业自身紧紧联系在一起，能够引导员工自觉地按照符合企业发展、符合自己价值实现的方向努力。特别是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间的调整、重组，强强之间的联合等，由于不同企业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如果没有融合的 “关节点”，就会使得企业的凝聚力弱化，企业就不可能实现顺畅发展。

2．涵容性是企业文化品格内涵的核心特征

所谓涵容性，主要是指企业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对世界各国企业文化甚至社会文化都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中国企业大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走过了由排斥、1漠视、关注、重视、盲从、模仿、复制到自觉建设、借鉴和向发展成熟阶段迈进的曲折历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抛开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而简单地复制或模仿外国的“先进企业文化”，是注定没有出路的。海尔文化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用张瑞敏的话说，海尔文化等于日本文化加美国文化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就足以说明，对于世界优秀文化，中国企业应抓住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用海纳百川的襟怀和气魄，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成分，建设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内涵的核心。

3．适应性是企业文化品格内涵的基本特征

适应性是指代表企业形象的品牌，能够突破世界各地地域文化的壁垒，使品牌形象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所理解和接受，即品牌形象的国际化，这是企业实现全球化经营最基本的条件和品性。品牌国际化的开路先锋是品牌文化，消费者由心理需求而产生的产品需求，必须在产品形象和功能上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就是说，必须深入地了解各个国度、各种民族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使品牌标识、品牌故事、品牌代言、品牌视觉、行动识别的载体和品牌内涵的诠释组合在一起，使全球的目标消费群体能够通过传播看懂、听懂、读懂、理解和接受。埃索石油为了使自己的品牌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耗资数亿美元，组织了几十位专家、向全球派出数千人次对世界各地的语言习惯、文字、风俗、禁忌以及对埃索的品牌的识别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历时数年才最终确定其品牌命名和形象识别。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中国落户生根，也都体现了这些企业文化品格具有的极强的适应性。

二、企业文化品格提升的必要性

1．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同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哺育。世界500强企业管理演变的历史证明，那些能够持续成长的公司，尽管它们的经营战略和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地适应着变化的外部世

界，但却始终保持着稳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目标。这种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其核心价值观不变，正是世界500强企业成功的深层原因。能否建立起适应知识经济的企业文化，是今后500强的关键。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建设良好企业文化，而且还要不断地提升企业文化品格，使之永保优秀，这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企业的持续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企业文化品格不断提升的过程。

2．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使中国企业增强了提升其文化品格的紧迫性。从短期来看，企业竞争依靠的是价格、产品等；而从长期来看，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在于快速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灵活把握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的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是企业文化建设创新并不断提升品格的结晶。壳牌石油公司的德格（DeGeus,1998）曾说过：“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的能力也许是未来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企业不可沉湎于过去或现在的成功，必须不断地扬弃过去，展望未来，超越自我，建立新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坚持创新，改造自己，追求卓越，才是企业文化创新和文化力的力量源泉，因为，最终的竞争优势在于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以及将其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3．是企业与产品增加文化附加值的根本要求

哈佛商学院通过对世界各国企业的长期分析与研究得出结论：“一个企业本身特定的管理文化，即企业文化，是当代社会影响企业本身业绩的深层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对传统的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用文化手段促进国际贸易，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营销艺术”。在产品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产品的市场地位和由地位决定的价位，以及产品的市场销售量，发挥重要决定作用的是产品自身的文化含量。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企业文化学的奠基人劳伦斯·米勒曾说，今后的世界500强企业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和新文化营销策略的公司。目前，企业文化的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仅是企业的文体活动、内部管理方式、一般的思想教育，而且是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一项新的智力投入、新的效益增长点、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提高企业与产品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附加值，才能可持续地发展。

三、企业文化品格提升的途径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范围不断扩展，必然会推进企业应变能力逐步提高，对企业文化品格的要求将会更高。提升企业文化品格，关键做好三个结合：

1、与学习型组织的建立相结合企业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实际上是学习能力的竞争。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文化层面上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其中的关键是企业的学习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和业务流程再造，是当今最前沿的管理理念。据有关的资料表明，为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世界排名前100家企业中，已有40家企业以学习型组织为样本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成本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性资源，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学习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力的源泉。企业要生存与发展，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强化知识管理，从根本上提高其综合素质。

2、与核心文化理念的创新相结合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已成为动力源泉，而创新与风险相伴而行，这就需要营造一种鼓励创新、积极向上的开拓性企业文化，以形成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良好氛围。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其思想理念，它决定着企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激发员工的士气，发掘企业的潜能。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后，它所带来的是群体的智慧、协作的精神、新鲜的活力。这就相当于在企业核心装上了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企业文化是内在的约束，制度安排是外在的约束，而制度无非是物化了的理念的存在形式。为此，企业文

化建设要与企业的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为企业创新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充足的营养。

3、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相结合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是企业凝聚力的较量，这些归根结底又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竞争。顽强的企业团队精神，是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条件。要把成千上万名员工凝聚起来，只靠金钱是不够的，企业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必将会使员工产生稳定的归属感，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事实证明，企业只有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员工队伍。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素质提高，注重对人的价值理念的提升和关注个人才能的发挥，才能使得企业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其在企业内部形成上下一致的价值观，培育一个良好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参考文献：

[1]黎永泰．论中国企业文化再造[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

[2]张春来．关于企业文化的思考 [J]．东方企业家，2001,(10)．

科学的独立品格 篇3

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科学力量”是一个二律背反。科学是“社会的”，必然受社会的制约并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决不是某种为了增加安全感的饰词。任何一种严肃的考察都不能不承认科学的这种社会品格。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科学的自主力量，它“相对独立地推动科学自身的发展与变化”的力量，它的独立品格。不错，这种独立是相对的，不能超越于社会范围之外；但又毕竟是独立的：不仅独立于社会政治结构(并不直接从属于政治需要)，而且独立于社会生产结构(并不一定直接完成生产任务)。在最近十年中，同步于历史的前进运动，大体上也是科学日益显示它的这种品格的过程。红洲的这本《引论》，就是从这个过程中结晶出来的。

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我的理解，首先在于它通过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这种结构所导致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而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沉淀为社会心理结构中的独立人格。我不敢奢望以此来概括《引论》的全貌，我只是阐发我自己的体会。因此，我无权要求本书作者对这里所叙述的任何一个论点负责。

科学的知识结构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力。科学不生产钢铁和粮食，它生产概念、定律和理论系统。因此，科学不仅是人类试图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并驾驭自然力这种总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试图从认识上摆脱束缚、从精神上驾驭自然的一种努力。如果说，人类的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一种本质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那么，科学便是整个社会生产中最自由、最自觉的部分，是人类自觉性的集中表现。

科学要发挥这种自觉的作用，就必须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中提炼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结构，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在一些古代文明中，也包括在中国文明中，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其中已包括丰富的科学因素。但它们溶解于生产之中，最多只能是一些潜在形态的科学。只有在古希腊文明中，科学通过对绝对知识的追求，通过逻辑演绎结构的建造而超越于直接生产过程，从而最初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品格。中世纪教会的统治曾经使科学沦为神学的俘虏，它又一次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直到文艺复兴，通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自然科学宣布了它的独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它再一次从浑沌的生产经验中离析出其中的形式要素来，凝结成为假说-演绎的逻辑结构。科学只有付出“脱离生产”的代价，才有可能从更高层面上对社会生产发挥整体的而不是零打碎敲的作用。科学同生产的分化，到处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大步骤。

科学这种独立的知识结构，使人类进一步从一般动物界提升起来：他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他创造了一个横亘在他同自然界之间的中介物，一个横亘在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之间的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会的结果：它包含图书情报、实验装备等物质要素，但这只不过是精神的物化形态；它也包含概念、定律、理论等精神要素，但这也是物质的精神表现。二者“性别”不同，却都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产儿。科学不是精神之父的纯粹创造，这种先验唯心论观点取消了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也不是自然之母的单性生殖，这种机械反映论倾向则否定了科学的某种主观性。二者从不同的两极出发，最后都抹煞了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引论》作者的巧妙构思，这都可以用“二极管模型”来描述：不管是把科学认识过程看作阳极(精神)主动而板极(物质)受动，还是反过来板极发射而阳极接受，都把这个过程简单化了。“三极管模型”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缺陷。它表明，在精神到物质的行程中还有一个居间的“栅极”，人们通过这个中间机构来调控自己的活动，过滤来自对极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放大或缩小的加工。显然，这道栅栏尽管必须适应物质世界中的风云变幻，必须根据来自那边的反馈而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但又毕竟是一种精神建构物。在这个包括全部人类文明的广袤的中介国土上，它是“阳性”的，更接近于精神世界。

从这一方面看，“栅极”的类比就不那么完美了。这道栅栏决不是用僵硬的铜丝编成的。作者说得好，这是一种“柔性结构”，一个“思维势场”。“场”的类比是富于想象力的，这意味着某种波-粒子的二象互补结构。它可以凝聚为粒子态的“知识细胞”(概念)或“知识纤维”，也可以硬化为更大范围的“知识幔层”(理论系统)，但它的基态仍然是一个弥散的、躁动的、振荡的、变动不居的波场，一个波涛翻滚的“智力海洋”。正是思维的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易变性，才意味着最大的创造潜力，最广泛的发展可能。这是科学真正的生命之源。科学总是在探索着，寻觅着，追求着，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于既成。任何硬化的实体形态都是暂时的，易逝的，随时都会回归到弥散状态，集结新的势能而重新塑造自己，重新探求方向。

不错，就算它是一个汪洋大海吧，也仍然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不能超越于地球重力和磁场的作用范围。科学同样不能超越于它所属的母系统，不能脱离人类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这个总目标。在这一方面，科学作为人同自然之间的一种中介，也是人类驾驭自然、争得自由、实现这个总目标的一种手段。当我们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或者一种文化系统时，就是就它的这一总目标而言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系统总是包含不同的层级。对于更大的母系统来说，子系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而对于这个子系统本身来说，它又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又有母目标以下的子目标。在这里，手段变成了目的。每个子系统为了充分发挥自己这部分的作用，总是力求把手段上升为目的。这种转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但是当人类的各种求生手段逐步转化为独立目标而构成一个广袤的中介世界即文化世界时，却准确地标记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界分离的程度，标记了人类进化的高度。

科学的独立目标就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这种知识结构。这决定了它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定向：它追求纯粹知识——这是科学自从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诚然，后世对这种“纯粹知识”的理解一直在变化。今天我们已放弃了古代那种绝对知识的奢望，我们也修改了近代单纯从经验世界中获致可靠知识的理想。现代人更倾向于把科学看作一定的思维框架同经验材料的综合结构。但是不管怎样，贯穿这整个过程的主线始终是对某种可靠的纯粹知识的追求，原则上不顾政治的干预或生产的吁求。一旦形成了结构，它首先服从于从自己的深层所释放出来的“结合能”，从思维势场中所迸发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它锲而不舍地走自己的路，划出自己的运动轨迹，不管外界的干扰曾使这条轨迹出现过多少曲折和停顿。它从一个采掘场地转移到另一个场地，从一个世界中心迁徒到另一个中心，无一不是科学沿着自己的价值定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而选择的。

科学的这种知识品格，是它的全部独立品格的内在根据。

科学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古代科学由于它的知识结构本身的依赖性，它的社会结构的轮廓还不是很清晰，那么，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了“科学家”(英国的scientists和法国的savant)的专门称号，并结成了相对独立的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尚习俗，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它不是政治社群或集团。当然，二者也有联系：不仅许多科学家都关心政治的风云变幻，还要发表政治见解，而且，在这两个社群之间也有一些居间的联结机构，例如政府的科学智囊团之类。但是，科学社群作为独立的社会集团，却不以取得和加强政治权力为自己的活动目的。它别有自己的追求。它一旦放弃了这种追求，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混淆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曾经是许多历史悲剧的根源。

科学社群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来保证自己的目标。红州用了充分的篇幅来回顾这段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这首先是学会组织。十七世纪最早出现了英国皇家学会。其前身其实只是一个并无定形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其成员完全出于共同的兴趣而定期集会于学院、酒馆或者家庭之中。后来皇家学会把这种兴趣用章程固定下来，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以了解自然界或技艺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并记录对于原因的理智解释”(《学会章程草案》)。它要求科学自由，要求不参与政治的独立性。据一位研究皇家学会史的权威说：“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希望呼吸较为自由的空气，并且互相安静地交谈，而不参与那个沉闷时代的各种情绪激动的狂热。”(托马斯·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十九世纪英国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科学促进协会”还由它的第一任书记出面声明：它的目的是“使国民更加重视科学的目标，并排除一切阻碍科学进步的绊脚石”。

学会组织的出现，增强了科学社群的粘稠度。其成员之间的交往强化了它所特有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气质。它有自己特有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科学家不应为了任何科学以外的动机而篡改和伪造实验数据或历史事实，不应在任何情况下违心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见解。科学家必须听从自己的科学良心的呼唤，否则将受到科学道德的谴责。显然，这同政治伦理价值是不完全一样的。此外，科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目标的实现，还鼓励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鼓励对传统或权威的批判，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培植了对不同观点的宽容态度。这同一个政治集团往往更需要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更倾向于排除妨碍这种行动的异端见解，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个社群之间的这种社会性格上的差异，可能在任何已知历史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尽管表现的形式大相径庭。

当然，学会并不是科学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各种“硬度”不同的组织，包括那种现代科学中所谓“大科学”的高度硬性的组织。不能忽视从这种结构中所爆发出来的集团力。它也同军事组织或生产组织一样，服从于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规律。“大科学”的出现，说明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在一个时期内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已经成熟并迫切需要的课题。谁敢低估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制成、原子弹的研制(撇开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回旋加速器建成等等的科学贡献呢？

但我还是要强调，科学的社会结构同它的知识结构相对应，也是柔性的。科学社群可以硬化为学会，或者更硬的学院或学派，但它的基态仍然是各个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他们的自我追求，他们寻觅自己目标的随机的探索活动。它的更为经常的组织形式是学者之间的对话和通信，是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是在报刊上的交流和批判性讨论，是短期合作和交换讲学，如此等等。只有保持科学社群足够的柔韧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大的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性，更多地索取它的组织结构的特殊馈赠。把政治集团或军事组织的某些曾经行之有效的原则机械地搬用于科学的社会结构之中，必然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把集体力量仅仅看成是那种类军事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力量，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甚至在谈到工业生产中的这种力量时也强调：“单纯的社会接触，也会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引起竞争心，成为生活精神的适当刺激，并由此增进各人的劳动效能。”(《资本论》第一卷)如果在一种高度组织的现代工业生产中还需要这种竞争的刺激，那么在科学的精神生产中就更不待言了。科学社群的内部竞争，与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忽略或者回避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近代科学是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同兴起的，二者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商品交换市场上，双方都以独立人格参加随机的供求，他们力求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并人人平等地服从于谁也无法预知的变化莫测的市场价格。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经济运动形式。它并非先天注定的罪恶渊薮，尽管其中确实发生过许多罪恶。近代科学大体上也是按照这种活动模式发展起来的。当科学从经院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家也以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出现于商品市场上。他的产品必须为这个市场所接受并获得一定的评价，以证明它含有凝结着这位卖主的聪明睿智的内在价值。也同一切商品生产一样，他必须在竞争的压力下缩短自己用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而且——不管你会多么吃惊——他还类似于一切投机商人，冒的风险愈大，收获就愈多。这个市场上竞争的严酷性，丝毫不下于物质商品市场。如果你对这一点仍有怀疑，以为这简直是亵渎神圣，我建议你读读遗传基因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DWar-son)所著《双螺旋》一书，它以惊人的坦率揭露了科学家在这种竞争中曾经采用一些什么样的令人咋舌的手段。也许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些手段将受到更高的道德准则的约束。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是：竞争压力一直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创造性的启动器，它能够把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才智与狡诈统统调动起来，投入这个市场，使这种随机的混乱运动涌现出最大的组织性来。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小心区分“组织性”这个字的不同用法。现代系统论中所说的组织性(organization)是判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用法的。科学社群所要求的组织性，显然在于它的充满活力的自由竞争之中，也即随机探索和冒险活动中的有序性，混沌之中的信息量。

现代社会趋向于打破单向垂直的社会结构模式，不断地横向分化出一些相对独立的中间组织、中间机构来。科学社群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这种多维的独立发展，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科学的心理结构

红州引用了贝尔纳的一段话：“维持和发展科学的主要责任，必然要落到科学家自身，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种工作的性质和前进的方法。”用爱因斯坦式的谐谑来说：只有穿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在哪里夹脚。对于科学的命运，科学家责无旁贷。科学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归根到底在于科学家是否具有一种独立心态和独立人格。

这不是太苛求于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弱书生了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道不是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吗？一五五三年当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教会烧死了他。一六○○年当布鲁诺正在发展日心悦并论证宇宙无限论的时候，异端裁判所也燃起了这把罪恶之火。根据《引论》所引用的材料，西班牙有位名叫托尔奎马达的裁判所所长竟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烧死了四千人。上帝保佑，他烧毁了多少秀木，烧死了多少塞尔维特和布鲁诺啊！难道我们不应当首先要这些刽子手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负责吗？难道我们不应当用诅咒的毒火让那些托尔奎马达们永远龟缩在阴暗的炼狱里受煎熬吗？

是的，即使我们搜遍所有的辞典，也未必找得出合适的辞句来拯救这位克尽厥职的所长的邪恶的灵魂，以及他形形色色的遗孽们。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并不足以减轻科学家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神圣的历史责任。应当说，塞尔维特和布鲁诺是完成了这种责任的。他们尽管把发现血液循环和论证日心学说的责任交给了几十年以后的哈维和伽利略，但是他们却用他们的躯体燃起了思想自由和科学独立的火光，照亮了以后几个世纪科学发展的道路。何况，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历史毕竟前进了：托尔奎马达死了，火刑场不见了。随着科学自由的扩大，科学家的历史的以及道义的责任也加重了。他不能总是诿过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不能只停留于谴责托尔奎马达的阴魂。他也需要反躬自省：我自己有无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承担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没有科学上觉醒的独立人格，科学的独立品格也就落空了。

每一种历史的使命都要求一批献身者。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过“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增殖资本，扩大再生产。发展科学的历史使命也召唤一批“人格化的科学”或“科学人”。他们体现着科学自我扩张的冲动。爱因斯坦曾经描述，他们投身科学的动机有二，消极的“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则“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描画出一幅简化的易于理解的世界图象，试图用他的这个宇宙来代替并征服经验世界”，以获致在喧嚣拥挤的尘寰中所享受不到的纯净空气和宁静景色(《探索的动机》)。简单地说吧，他逃避现实，追求自我，寄情于自己建构的宇宙之中。也正因此，他阅世不深，天真未泯，独立不羁，乖僻孤介，对于人间荣华看得比较淡泊。上苍似乎专门派遣这样一批人降临世间发展科学的。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但在科学社群中确实也不乏接近的典型。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他深信“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论科学》)。他把自己看作“孤独的旅客”，“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自己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情人”(《我的世界观》)。他终生追求科学的自由，不仅社会所容许的“外在的自由”，更重要的还有那种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束缚的“内心的自由”(《自由和科学》)。他深信，科学的极乐在于求索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到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很牢靠，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道路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七十岁生日时的心情》)。当科学本身侵犯了人的独立性，他甚至宁愿当小贩而不当科学家。他在一个广阔的扇面上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独立人格的许多侧面。

这不是说，科学社群都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科学的庙堂”中，如爱因斯坦所说，这种人总是少数。其中多数人或者追求才智上的满足，或者谋求现实的功利。他们进入这个庙堂全属机遇。当环境变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学而当官、经商或者作电影演员。科学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达到另外的、可能也同样值得尊重的目的的手段。他们中间并不乏才智超群而且人格高尚之士，对科学也有不可缺少的卓越贡献。甚至正由于他们的功利的追求，才填满了从理论科学到实用技术之间的连续光谱。没有他们，科学的庙堂就要坍塌。但尽管如此，这所庙堂的顶梁柱仍然是第一种人：他们支撑了科学的独立存在，规定了科学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以为从事科学就是一种最高尚的职业，这种理想化的科学人格也未必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最高的理想人格。人完全被“科学化”了，成为单纯实现科学目标的“科学机器”，成了人所创造的科学的零件，这也是一种异化。现代科学的过分专业化所造就的所谓“无知的专家”、“有学问的白痴”，已引起了一些思想家的严重不安。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一位科学家真的达到了对自己所处时代、所属民族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人，他是否还能保持那种献身科学的激情呢？就说爱因斯坦吧，正是他，以最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代潮流。他并没有超越于他的时代。我们最高的理想人格应当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是摆脱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束缚的自由的人。“科学人”的理想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这又是迈向这种理想人格的一个中间步骤。当人从狭小的本我欲求中、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而投身于纯粹科学的追求时，他就获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当他通过科学而摆脱了政治依附甚至人身依附的地位，不再是“物美价廉”的工具或者政治赌赛的筹码，他也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社会价值。他付出了依附于科学的代价，却摆脱了更大的依附。他借助于科学的独立而获取了人作为人的部分独立性。这不是完全的独立。但是，离开这种切实的中间步骤，最高的理想人格就只能是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炷爝火，甚至干脆就是欺骗世人的鬼火。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分化出独立的科学结构来，天文历算、百工技艺不是直接属于“官学”，也是首先为宫廷官府服务。从业者也相应地充当太史令、太医令、尚方令等官职，难以形成知识分子的中间社群及其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士－大夫”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个人修身养性、十年寒窗都是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范仲淹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进退都不忘政治的庙堂。这表现了知识分子为社会责任所驱使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也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君王的庙堂原则上不容许另外一个科学的庙堂与之并列，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那种类型的独立人格。鲁迅曾说到中国不乏忠君死节的烈士，却很少为自己的学说献身的勇士，可能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因此，建立科学所必需的心理结构，培植这种独立的科学人格，可能是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前提。

西方近代科学从颁布自己的独立宣言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科学在自己的生长发育期中，也象生物进化中一种新的物种的形成一样，需要一个同环境隔离的时期。这导致一种从科学的内部因素寻求科学能力源泉的“内部论”(internalism)。十九世纪以来日臻成熟的近代科学开始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这又为另一种“外部论”(externalism)科学观提供了依据，并使“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最初结胎。更加晚近的倾向则试图把这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视科学为一种在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独立发展的力量——红洲的“社会的科学力量”这个短语，正是覆盖了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过程。由此出发，人们更倾向于把上述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看作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即“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internal and externalapproaches)。红洲所构想的“科学能力”，显然也是这种总的潮流中的一种尝试。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去追随某些西方作者的思路。我们的科学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同西方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没有为“内部论”提供土壤。二十年前开始的那场灾难又推出了某种漫画形式的“外部论”。它强迫科学去直接提高工业产量，直接推行某种政策，把那种本来不无合理性的“外部论”丑化为一种后来所谓“代替论”或“取消论”。因此，当噩梦消逝的时候，首先必须把科学从那种淹没一切的政治魔法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把科学劳动者作为生产劳动者从贱民地位中解放出来。今天，历史又迅速推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要求把科学进一步从一般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以深入挖掘它内在的自我运动的源泉，并同时提出科学劳动者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劳动者所负有的特殊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同西方走过的路径相反，这是一个从“外部论”转向“内部论”的过程，这就要补“内部方法”之课，要强调被我们的传统所一直忽略了的科学的独立品格。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作者在广泛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的同时，却又着重研究了科学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动力的原因所在。

品格的名言警句 篇4

如果我小心照顾我的品格，我的名声便会照顾它自己。

留给子孙的最佳的遗产，是光明无瑕的模范品格。

聪明人并不是无论何时都聪明。

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

如果你是聪明的话，你会了解自己的无知;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就是愚昧。

如果一个聪明人干了一件蠢事，那就不会是一件小小的蠢事。

流言止于智者。

一个杰出人物受到一伙傻瓜的赏识，是可怕的事。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人在智慧上、精神上的发达程度越高，人就越自由，人生就越能获得莫大的`满足。

智者和愚人都没有害，最危险的倒是智愚参半。

智者是为获得最大成就的人保留的称号。

聪明人常从万物中有所感悟，因为他所得到的才能本是从一切事物中汲取的精华。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凡建立功业，以立品德为始基。从来有学问而能担当大事业者，无不先从品行上立定脚跟。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品格可能在重大的时刻中表现出来，但它却是在无关重要的时刻形成的。

有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利物;无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残身。

才能最好于孤独中培养;品格最好在世界的汹涌波涛中形成。

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

人之风动一世，在品行，而不在地位;地位虽高，无品行，何得风动一世。

女人的品格 篇5

星期天用了一个中午外加大半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翻开书的第一页，坂东真理子开篇就写：“一个有品格的国家，是以有品格的个人存在为前提的。只有人人都拥有品格，才能建立起有品格的家庭、有品格的企业和有品格的社会。”

这本书从礼节礼仪、礼貌用语、装束打扮到人际关系、行为举止以及生活方式，共分为七个章节。读完后的一个感觉是，坂东所写的这些女人必备品格，其实有许多是我们已经知道并熟悉的，例如要重视纪念日，要懂得感谢，要理解幽默，等等。雖然大部分的说法显然并无新意，但依旧有几句闪光的句子，很值得写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和共勉。

在“有品格的装束”一章中，坂东真理子说：“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长赘肉。”为什么这么说？赘肉与女人的品格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管理好自己的体重也是管理好自我健康的一部分，自我健康管理无疑是品格管理的重点与关键，恰到好处的饮食习惯，适当的锻炼与运动，不仅可以提升精神，还能强大内心。

关于“有品格的生活方式”，坂东真理子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培养有品格的男人。”她认为：人们总以为是男人在挑选女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表象。看看自然界就知道，雌性挑选雄性才是自然界的规律。很赞同她的这个观点：女人要懂得挑选有品格的男人，并培养有品格的男人——这是女人应有的品格之一，如果你仅仅是挑选和培养了一个有钱的男人，那么最终收获痛苦的，极有可能是女人自己。

坂东真理子还有一句话我也非常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也要美丽地度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说得其实比较模糊，模糊到我们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时候，最“悦己者”恰恰正是女人自己。我相信这世上所有的女人都是热爱自己的。既然我们如此热爱自己，那么一定要记得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要美丽地度过”，这包括即使独自一人也应该将自己打扮得整洁清新，为自己准备一份充满心意的菜点，并怀一份雅致的心情好好品尝。

曾经和朋友一起去一家茶室午餐，茶室的主人送上来一道饭后甜点，天然的浅黄，盛在黑色的小漆盘里，令人感觉质朴而雅致。品尝时发现，这道雅致的点心原来不过是小时候常吃的红薯而已，做法也极其简单。

其实我们所拥有的生活，也许与菜市场中最常见的红薯一样平淡无奇。但是，只要改变一下品尝它的方式，我们品尝的姿态都会因此变得优雅许多。这种改变的姿态，便是一种生活的精神。拥有生活精神的女人，也必然是追求品格的好女人。

豪宅的文化品格 篇6

于强，于强室内设计师事务所创始人，2001年第九届亚太室内设计大奖赛中国大陆唯一的获奖设计师，也是中国大陆在该赛事上首位获得表彰的设计人。2010年入选英国Andrew Martin国际室内设计大奖年鉴。从红树西岸的贾樟柯、许子东名人系列，再至深圳东部华侨城天麓别墅、红树西岸复式公寓，他的设计笔触趋近于现代风格，更关注对“高尚生活方式”的营造。2008年他与毛桦女士共同创办了泡泡艺廊，由于对收藏艺术及设计作品的独到见解，再加上构建了畅通无碍的营销管道，很多个案也因此被打下“现代设计与艺术”的烙印。

对于豪宅，他从空间、奢享功能、品味及品质等四个层面深层次剖析了豪宅的标准。他强调精神层面，力主提升品味修养，提倡打造富有文化价值内涵的豪宅……这就是他的豪宅观的核心所在。

《现代装饰·家居》对话于强

以您设计师的身份，您觉得一所住宅能称之为豪宅，有哪几个标准？

于强：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讲，豪宅首先空间要大，包括面积、尺度要大。空间是相对使用人数而言，就像300平米一个人用是豪宅，六个人用就是普通住宅。尺度指的是开间、进深、层高，只有比正常尺度大才能有气势。很多欧式风格的空间，抛开表面的装饰，宏伟大气，也才能营造出气魄来。

第二，是从功能上而言，豪宅一定要具备更多的奢享功能。普通住宅主要以实用功能为主，豪宅则是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拿尽可能多的面积来做享受。在欧洲参观时，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在中国两三百平米可能会做四房、五房，但在欧洲并不会因面积的增加而增多卧室的数量，多出来的面积会拿来做奢享功能，像画室、音乐室、健身室还有家庭的读书室等，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第三，我觉得品质是非常重要的，豪宅所用的东西比如说洁具、家具都要非常好。也许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品牌，而相对在欧洲就仅是日常使用品。他们不只对样子和形式有要求，对细节、品质感也要求非常高。

第四是品味，欧美的豪宅对整个房间的要求，比如说艺术、收藏和设计的氛围，让你能从中体会到更加接近精神而非物质的感受。他们愿意为设计买单，中意收藏具有价值的东西，品位也是很广泛、多元，对设计和艺术的认同感使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花费比较大，这应该是意识问题吧。作为一个豪宅，除了它的地理、景观资源之外，我特别有感受的就是以上这几点——空间、功能、品质，还有品位。

您在对豪宅标准进行阐释时也将东西方豪宅作了对比，我们得知贵司的豪宅项目主要在深圳，能谈谈深圳豪宅的特性么？

于强：我来谈谈内地豪宅在这四项标准上的差异性吧。很多内地的准豪宅，面积够大，但尺度不够，没法达到豪宅的空间气势。奢享功能也不太完善。在品质方面，因为我自己也有艺廊，会更关注家具、挂画等家居用品的价值，但发现内地的很多业主在这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不够。

就风格而言，西方的豪宅除了城堡，更趋向现代，手法很混搭，将现代设计与有价值的藏品融合在一起，反映出品味追求上的广阔性和成熟度。相对地，内地的豪宅存在同质化的现状，差异度少，且多偏向物质和形式。要么中式，要么欧式，形式感单一。若能形式做样些，且收藏一些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和设计品就更好了。当然，这跟见识和修养有关，不可能是一两天就能够做到的。

同质化准豪宅的出现，可能跟本身建筑与生俱来的DNA有关，现在的豪宅大都是开发房企拿地进行前期规划。作为设计师，您觉得通过设计能赋予豪宅产品哪些价值？

于强：其实豪宅本身应选择地段比较好的位置，开发商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赋予它好的建筑形态及内外部空间。室内设计师要做的是，作为样板房应该是演绎、展现高尚的生活方式。譬如红树林西岸名人系列就是我们和发展商共同研究的结果，他们对我们能为业主提供这样一个收藏艺术和设计的概念非常认同，觉得是与之前大多数豪宅所追求的形式与司空见惯的手法不太一样的，能让业主的眼界更为开阔，且更具品位。

您刚提的是样板间，那是否承接过从选地到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一体化的豪宅定制项目？

于强：现在中国内地纯粹为了一栋住宅去做的还比较少，可能在其他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和城市会做得多一些。也许地不大，但可以做得非常个性化。我们目前没有遇到如此纯粹的，倒是有在楼盘里为特定客户定做建筑园林的个案。这可能和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有关系的，私人很少能获得自由的地块，大都是由开发商拿地，在这种情况下享受定制也一定是受到限制的。

正如您所述，中国目前的豪宅产品属于批量生产，当您面对私人业主时是否更多需解决的是个性化的难题？

于强：在给私人业主设计时，我们要花很大的气力重新规划内部空间甚至外部的庭院，以符合之前提到的豪宅的那几个标准。像红树西岸的复式公寓是2013年设计完工的，它的位置和景观都很好，在整个楼盘中是最临近海的。我们为了充分体现这一景观价值，用建筑的手法将室内的空间表现得明亮、简洁，最大限度地让业主体会到房子与自然、海的结合。原来客厅的落地窗外有一个大露台，离滨海大道太近，会听到嘈杂声。我就将大的落地窗往外推了，把露台的一部分划归室内，造就呆在室内也能看海的感觉。若是别墅，可能做法又不同，这也要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相较于西方的公寓豪宅，面积不一定太大，但便捷，景观佳，或者有入户电梯，直升机坪等，这类住宅类型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已日趋成熟。在内地，您觉得目前的公寓平层豪宅相较于欧美及香港等地有哪些差距？

于强：像你刚刚说的还是和国家用地审批有关。若发展商不做，私人也较难实现。我觉得这还属于物质层面，要做是很容易做到的。作为设计师，我们会更关注客户的欣赏高度和侧重点，希望客户能够欣赏更高层次的，而不单纯全指向物质。如果一个房子并不那么大，里面都是艺术收藏品，它的价值可能就不是用面积来衡量。我们接触到很多好的项目，像伦敦的豪宅建筑大都源自上个世纪，或来自某一名门故居，或坐拥极佳的自然景观。您觉得在中国何时才能出现独到的人文豪宅？

于强：其实中国有很多名人故居，他们的房子可能并不是有多好，但承载、吸引大家的是文化高度。像国外的很多建筑设计师，赖特的流水别墅，迈耶设计的住宅，查理·麦金塔引领的格拉斯哥流派都已成为了经典。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少，我们应该提倡和打造更具文化价值的豪宅。西方的豪宅也越来越呈现出公建的属性，具有社交、娱乐、文化活动的拓展功能，中国的豪宅在未来是否会相应地朝这个方向发展？

于强：我认为豪宅是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它已从单纯的居住和私人家庭的奢享功能，变得更多元，更具社交性。可能有些房子越来越私密，有些房子被赋予会所等更多的功能。我有很多朋友买了房子以后只留两间卧房居住，其他拿来做画廊或用来展示他的私藏，附带有会所的功能，彰显艺术和文化。甚至有的还兼具商务功能，可以宴请商务伙伴到家进行亲密交流，这也是商业社会发达的需求。当然，从生活角度出发，也存在恢复传统大家庭生活方式的四代同堂的豪宅。

您刚才也提到豪宅是注重私密性的，那么跟西方相比，它在技术设备上是否具有成熟的体系以保障住户的舒适使用？

于强：很多方面我觉得国内做得都不差，像保安管理系统、监控系统，还有私密性、专属性都已经很到位，但从总体的成熟度来讲，可能就不都是那么完善。为什么呢？原因也是多种的。也许有采购设备，但有不代表好。好又不一定合适。即便又好又合适，可能管理又跟不上。香港的很多大厦的地面都采用白色石材，可以几十年保持得很好，在国内就不大敢采用。好的系统也要有好的维护，有成熟的管理人员、管理系统。所以，只有达到产品、人员、系统各方面硬件环境的平衡，豪宅的运转才是正常的。

未来豪宅一方面会折射出业主的个人修为、喜好，另一方面也考验设计师的审美的意识，对此，您怎么看？

于强：我觉得再好的豪宅也是人来用的，人是有个性的，我们应该用更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多种多样的豪宅型态。对于设计师来讲，他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擅长选择不同的方向。假如说我不喜欢炫富的，我就不接那样的个案，因为不喜欢，就肯定没有感觉，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对我来说，有所选择会比较好，这样做起来也是自由的，所以设计师也不必想那么多，还是从自己的内心去挖掘自己的喜好。在专业度方面当然是要做到很广泛、成熟和富有把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