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格与定位

文化品格与定位（精选4篇）

文化品格与定位 篇1

一、中西方文化平等对话才是交流前提

长时间, 特别是近代当中西方两种文化相比较或交流时, 一些学者总是持有“西方文化中心”论。“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 对本书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加以考虑, 不再只根据西方的经验阐述一般文学理论。西方比较文学家中, 对非西方的文学批评, 逐渐有加以研究之必要;此种现象使我这希望获以鼓舞。”[1]不得不说西方文论在古希腊时期确实比东方同时期要略胜一筹, 比如古希腊文论主要从两方面概括了以后文学理论要探讨的基本范围:一是文学的自身规律, 二是文学的社会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最好的论证, 就是他的《修辞学》和《诗学》。这两部论作堪称西方文论中的经典著作, 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不过西方在中世纪的文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没有太大建树, 直到十八世纪歌德等人的出现, 才掀起了又一个文论高峰。从之前刘若愚先生的那一段话分析到, 中西文论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来说是上演着一部不平等的对话活动。强势文化主导弱势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 就像古代中原文化不断影响着中国周围的国家的地区, 事实上这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到了世界史近代开始, 中国处于清朝繁荣时期, 但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已经进入的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 而西方各国正陆续开始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 这一期西方很正常的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论家。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建立以自己本国文化基础的文论, 那将是很遗憾的, 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大国。我国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悠久的文化资源和传统, 理应具有自己独特而深厚的文学理论。

二、长期以来我国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历程

中国近代以来在文论方面与苏联文论的交流比较多, 不仅与中苏两国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信仰有关, 而且前苏联当时在文论方面确实具有很高的地位。

自新文化运动时, 大批海外文论涌入中国, 不仅有西方的还包括日本的文论也在流通, 而中国当时本国的学者如胡适、严复等大批学者都在为当时的文论研究添砖加瓦, 尽管很多观念不同, 从形式上看也算是百花齐放。当苏联文论大规模的输入中国时也改变了当时中国文论多元化的现象。在当时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涌入的前苏联文论中, 这些文艺理论教科书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 它们具有体系化、系统化的完整理论形式, 是法定的文学理论教科书, 为我国各高校普遍采用。当时条件较好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来华授课, 国内各高校尽可能把自己的文艺理论骨干教师送到北京面聆前苏联专家授课。作为一种先在的文艺理论范式, 培养了整整一代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人才, 在中国各高校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 其影响巨大而深入。[2]

直到改革开放后, 大量欧美文论的引入, 中国文论家又疯狂的吸收欧美的文论, 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文论奉为经典。中国学者开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开始慢慢运用到欧美文论的一些研究方法。

三、回归传统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中国文论在经历了长期的风风雨雨, 先后向西方学习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理论, 在文学理论的构建上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其实我国的文论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发展, 应该说中国的文论发展鼎盛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出现大量的关于文论的文献, 如曹丕的《典论·论文》, 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诞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曹丕在文章中讲文学的地位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世。”足见当时国人对文学文论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南朝齐国刘勰著的《文心雕龙》, 可以说是中国文论中的经典, 令无数后人膜拜学习, 全书对文章的创作和批评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成为中国文论的研究典范。

在吸收国外优秀文论的时候, 可试着将国外文论进行中国化, 用中国传统文论的思考方法来研究它。毕竟西方存在许多文论大师和必须多经典的文论思想, 这些优秀的文学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 只不过在引进到中国后, 还需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相结合, 接地气。有的学者觉得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方式会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造成中国自身传统话语的失落, 文化身份的失落。所以在构建“中国文论话语”时, 要以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来将西方文论中国化, 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状况。首先必须正视:当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跨语际译介和传播后必然被不同程度的“他国化”。也就是说, 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受翻译和中国文化现实的影响, 已经不可避免的具有某些中国自己的特点, 这是“中国化”的初涉阶段。“中国化”的根本阶段需要让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 与本土学术规则、话语方式相结合, 具有本土特色和创造力,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化”。[3]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 最初的革命家照搬原套马克思主义道路, 结果发现在中国并行不通, 然后毛泽东主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向结合, 创造性的发扬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将马克思经典文论进行中国化的一个活生生的成功范例。

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只是重建中国文论的途径之一, 中国文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必然要存在与西方文化相碰撞和交流的地方, 我们不可回避与忌讳, 就像中国在古代早已拥有过辉煌的文论时代, 但是由于在后期过于封闭, 以致失去了和很多国外很多优秀文论交流的机会, 失去了无法很好的将我国古代优秀的经典文论发扬光大的机会。如今在建设当代中国文论的时候, 需要我们勇敢的走出去, 既借鉴国外的优秀文论, 又要自信的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典文论拿出来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进行解读, 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文论。

摘要：自近代以来, 西方的许多文论思想纷纷涌入国内, 中国近现代文论是在以西方文论为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大量的海外文献涌入国内, 一些学者不加辨别的统统借鉴与学习国外的文献的中的理论与观念, 而忽视了基于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背景的文学理论。现在不少学者已经逐渐回归到理性的借鉴与结合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文学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事实上文论是需要中西方共同的交流与合理的互补才会共同长远发展的。

关键词：文论,文化建设,互补,理性

参考文献

[1]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社, 1991 (10) :5.

[2]代迅.前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05) .

[3]曹顺庆, 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有一条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话[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05) .

文化品格与定位 篇2

1. 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与文化品格

从十九世纪末水彩画在上海广泛传播, 到现在也已有一百余年。中国水彩事业经由水彩画家如李铁夫、关广志、李剑晨、潘思同、王肇民等前辈的不懈努力, 形成了中国水彩画的独特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水彩画艺术的发展影响甚远, 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内核和美学思想从意境、气韵、语言和造型等方面与中国水彩艺术的发展相映成辉。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精神, 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水彩画的审美属性和审美品格。我们应当在艺术实践当中不断把握心灵世界, 沉淀情感, 升华境界, 崇简尚意。这种品格恰似一根红线贯穿水彩艺术发展之路, 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水彩画审美意识, 并泛化成中国水彩艺术的文化审美品格。

2. 水彩画本体语言的构成因素

水彩画本体语言由工具材料、表现技法和审美理念三个层面构成。

(1) 从媒材方面来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画种的界定首先在于其所使用的工具材料, 不同的工具材料、不同的技巧创造出不同的效果, 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艺术面貌。水彩画作为独立之画种, 不同的材质美感, 加上水的流动性﹑色的透明性﹑水色交融的偶然性, 由此而产生的透明、流畅、轻快﹑滋润等艺术情趣, 既是水彩画独特魅力之所在, 也是水彩画本体语言的首要因素。

(2) 从表现技法方面来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如果我们仅从媒材特点来看待一个画种的本体语言, 显然是不够的。十八世纪以前的水彩画, 多数是在毛笔或钢笔的素描稿上, 用淡彩渲染而成, 后来才逐渐发展到用色彩直接描绘, 而真正使水彩画发展成为独立画种是通过英国水彩画家们的努力来完成的。在照相机发明之前, 由于用水彩作画时间迅速而且工具轻便, 于是利用它来作收集素材的速写, 或绘制油画的草图, 例如丢勒、荷尔拜因和鲁本斯经常使用此方法。这一时期, 水彩画技法几乎等同于油画技法, 是油画的附属品。然而, 水彩画最终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就在于其与油画技法的分道扬镳。十八世纪时, 被称为“英国水彩画之父”的保罗﹒桑德比 (Paul Sandby, 1725—1809) 突破了水彩材料之局限, 运用干湿不同之笔法, 以多种色彩进行点染、薄涂和重叠, 赋予水彩画以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在艺术逐渐多元化的今天, 如何看待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怎样重新认识水彩画的自身语言, 对水彩画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黑格尔曾经说过:“颜色, 色彩——这就是使画家成为画家的东西” (1) , 吴冠中先生亦言:“水彩, 其特点就在于水和彩的结合, 不发挥水的长处, 它比不上油画和粉画的表现力强;不发挥彩的特点, 比之水墨画的神韵又见逊色。但它妙在水与彩的结合” (2) 。水分、色彩靠笔的带动而留存在纸上, 如果说水分赋予色彩以生机, 那么也可以说笔触给予它们以性格, 由此所产生的笔触其表现力也是无穷无尽的。不仅形体靠用笔来塑造, 而且运动感、节奏感、气氛和情绪的表达都和运笔有关。如徐詠青先生强调“要通过水彩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充分体现水彩画轻快、透明的特色。作画首先要对对象进行观察研究, 表达审美情调, 用什么方法, 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他的水彩画功力深厚, 用色鲜明、沉着而不艳俗, 笔触凝重而不凝滞 (3) 。

(3) 从审美理念的角度来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感觉, 情感, 感受力在水彩画中所呈现出的抽象形式与风格, 从审美理念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它们丰富了水彩语言的表现力, 使水彩本体语言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拓展。如果说西方水彩画崇尚“实境”的话, 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水彩画常常处于一种物与境不断转化的状态之中。如李铁夫先生把中国书画用笔的方法融入水彩, 气魄雄浑, 洋溢着中国民族的艺术风度, 从其代表作《瓶菊》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有着印象派绘画那样明亮的阳光和流动的大气, 并且是以痛快淋漓的笔触表现出宏大的气概” (4) 。

二、发展与创新

1. 当代中国水彩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及出现的问题

中国水彩艺术根植于中国千年文化中, 并经历了百余年的沿革与发展, 时至今日, 已经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中国水彩画家充分借鉴中国画中大量的技法和文化内涵来丰富水彩画的语言, 例如泼色、转印及飞白等方法都是在继承西洋水彩画的基本特质的同时而又使其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很好见证。对水彩画来讲, 独特的工具使之具有得天独厚的肌理创造本领, 这是其它画种不可比拟的。我国著名水彩画家王肇民在作画时先在画纸上打上一层粉底, 这样一来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厚重的视觉效果。也正因为受他的影响, 后来广东的许多画家也十分注重这种技法和效果。当代水彩画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表现力得以增强, 形式也日趋多样, 早已不是当初那种“小画种”的印象了。但当代中国水彩画的发展现状之中亦出现诸多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题材雷同、语言匮乏、精神缺失, 这些问题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艺术家远离现实生活, 以及水彩画体系本身也不够完善。著名水彩画家关维兴指出要加强水彩的分量感, 就是要加强其内涵。内涵包括主题、画法、色彩、情趣、制作、构图、材料等因素的总和, 但首推情趣。“很多人误将趣味当情趣, 重趣而轻情。这些人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水的趣味、笔墨趣味、肌理趣味, 有时被偶现的漂亮的肌理效果所统治” (5) 。所以肌理技法等表现手段最终都是为主题、为内容服务的, 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情感选择不同的表现手段, 也是作品构思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互交融的背景之下, 当今水彩画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领域。我们正以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哲学观念、生活体验, 来审视当代水彩画发展的新方向。

2. 当代中国水彩语言内涵的延伸

绘画艺术以创新求变, 是一个万古永恒的主题, 当今水彩画艺术也面临着发展与演变的许多问题。水彩画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 其材料、技法与艺术性的表现性都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发展。目前一些水彩画家为了探寻水彩画新的发展领域, 对材料和技法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从纸材料来说, 卡纸、有色纸、高丽纸、宣纸、工业用纸, 甚至在木板及各类画布上, 都可能允许进行尝试。由于这些材料对颜色的附着力和吸水性能各异, 以及质地的粗细不同, 别开生面。其次在颜料的使用方面, 水彩画采用一些有利于画面效果的辅助材料表达到某种特定 (下转110页) (上接108页) 的艺术效果,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油画棒、色粉笔、马克笔等等。再次,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 水彩画的操作方式借鉴了大量其它画种的表现手法, 使得水彩画结合更加丰富多彩。随着各画种之间相互渗透和借鉴, 艺术的发展已逐渐趋于多元化, 这也使水彩画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在创新的基础上需更加注重审美品格的表达

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谈到:“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 宏远之抱负, 超越之见识, 厚重渊博之学问, 广阔深入之生活, 然后能登峰造极。” (6) 而科技发展的今天, 照相机的发明, 确实给画界带来极大的方便, 但是把拍照当写生、临摹照片当创作, 使画家在舒适方便的同时逐渐削弱乃至完全丧失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最终使自己与描绘对象在感情上拉开了距离。若不从根本上注重内在审美品格的表达, 画面就会缺少美感, 缺乏自身特色, 主题和立意空洞、肤浅、贫乏, 缺乏思想深度和真情实感。这就要求画家必须从“源” (具有时代感的人民生活) 和“流” (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 上认真地下功夫, 也要求画家要建立作品的精神信念, 并注重学养水平和理解认知水平的积累。

三、融合、发展与创新对中国水彩画发展的实践价值及现实意义

从水彩画的本体语言以及水彩画发展的历史来看, 过多地强调本体语言将成为水彩画发展的桎梏。当代水彩画的多元化趋势非但不会导致水彩画丧失其本体语言, 恰恰相反, 这正是中国当代水彩画的进步。就形式而言, 媒介、材料、技法等的变通和不断创新, 是水彩画长久发展的必由之路。尊重长期以来形成的材料、技法、审美等方面的恒定性, 是水彩画独特审美品格能为我所用的条件, 是水彩画独特审美价值得以不断延续的需要。另外, 一个画家要提升水彩画的文化品格, 除了勤于创作外, 还要多读书, 以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作画, 既要靠灵感, 又要靠学问, 深入生活是提升水彩画的文化品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7) , 唯心中有“活水”, 唯有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升华做人的品性才能使作品富有韵味和情趣, 富有意境和格调, 才能创造出鲜活生动的不朽之作!

参考文献

[1][2][3][5]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0.

[4]迟柯.李铁夫思想和艺术的寻索

[6]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

文化品格与定位 篇3

其实“文以载道”的思想,最早在战国时已露端倪。“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战国时候就已在流传的古训。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在中国文艺史上,关于文道关系的讨论也源远流长,早在南朝梁代著名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中就已经明确提及:“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唐朝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云:“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为能也。”也提出类似的说法“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即现在我们说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道”,究竟是什么?

大体说来,“文”是手段,是形式,“道”才是目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这种文道理解被表述为“文以载道”或者是“文以贯道”,不但成为历史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中国整个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日僧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强调“景入理势”,意为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才能使读者并不觉得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价王之涣的诗歌时说:“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有意思的是,这两句话同样适用于建筑领域。建筑若与道、景物、情事融合在一起,在精神思想上达到高超的境界,对事对物透彻深远,意境宏大,传递出一种永恒,才是高超的艺术。

新世纪的艺术发展史带给艺术家的不仅是无垠宽阔的、无限创造的自由,而且还包括无比强大的解构能力,于是一切事物在解构的手术刀面前纷纷瓦解,经典文化体系也“难逃厄运”,被质疑、否定和改造。在这一点上,解构主义的先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构模式:将爱情解构为性欲,将花朵解构为种子和泥土,将本来源自“超我”的艺术努力,归之于“本我”的升华,即性欲化为文字图景后的变体。一句话,无非就是,把人解构为动物,把人性解构为物性。于是,人性轰然倒塌成一片废墟。到了20世纪末,解构浪潮逐渐蔓延到了人类创造的几乎所有原先引以为豪的领域,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很快地,艺术通史变成了艺术断代史,道德通史也变成了道德断代史。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沉溺于自由创造的幻觉之中,对一切的经典进行肆意的个人阅读和解构。“艺术就是自由”成了纯粹自明性的真理,一切思想、精神和道德都被消减,艺术回归到了赤子的无邪状态,没有任何的禁区,精神领域成为快感和冲动奔驰的充满游戏精神的地方。按说,既然是思想高度解放的时代,文化当更为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冲动受到了审美规律的惩罚,一切借艺术名义而获得的价值感荡然无存。

事实上,每一代人的文化自信必须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化继承带来的充盈感;二是文化创造带来的满足感。但后者必须仰懒于前者,创造必须仰赖于继承。经典文化携带着某些重要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智慧的见证,从中可以寻索到创造的道路,不应被后人摒弃。

同样道理,中国古人文化传统的精髓——“文以载道”、“理势骨高”理应在当代被继承并得到弘扬。在当代建筑艺术这个有着独特的美学品格和精神价值的领域里,建筑也绝不能仅仅停留于空间这个本体,也不能仅仅是形式的舞蹈。如果仅仅以形式和空间作为全部价值所在的话,将失去发展的余地。建筑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在城市环境中,只有做到“以文载道,理势骨高”,才能从现有的文化思想中成功突围,才能寻求到新的艺术创作道路。

北京银泰中心有着两个恒定不变的基本主题和元素,即山水和灯笼,传递着“道”的信息。东方山水和绿化,是整个项目自然主题的元素。在中央商务区喧嚣繁忙的商业社会生活中,山水和绿化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活情趣和节奏。在银泰中心项目所有的公共活动区域和视觉区域,从室内到室外,从地面到屋面,东方意蕴的山水和绿化的主题,不断地以各种形态和方式重复和再现。人们在对立、冲突、恍惚之中追寻和体验自然的、思想的空灵。

照耀中国的灯笼作为文化主题,这一取意于中国传统宫灯造型的文化符号,反映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尊重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其已成为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独特的建筑和文化标志之一。灯笼以三种颜色:黄、蓝、红,分别在午夜前、午夜后、中国节日呈现,寄寓暮鼓晨钟、祥瑞吉庆,为北京这一富有历史传统的城市,再添一笔悠悠古意。灯笼图案在整个项目中多次出现,最终设计成为一个优雅,独特、鲜明的标志,整个建筑从形式到细部装饰等多方面以现代方式抽象地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髓。这不仅是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象征,同时又是展望北京光明未来的灯塔。

云南香格里拉迪庆喜来登酒店则隐含着“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隐皆大雅,大雅当大隐,何论朝市山?”的“道”。建筑空间表达自然、时尚、空间和空中花园的结合体,与西方高端时尚奢侈品追求自然特征为发展方向一脉相承,创作了一种藏式文化活动场所:宽敞、优雅、纯净、安逸、私密、自然环境、非常愉快的感受。用建筑语言体现心历过程的活动形态与特征,将人文、科技与经济社会形态与建筑形态和谐统一起来,求得内在精神、特征与外在形式的高度协调。以印象派艺术原理,提取传统与技术的抽象特征,将传统的藏式景观建筑特征,抽象并演化为一种意念,体验传统与现代、人文与技术、时尚与空间、浪漫与理性、自然与人为的矛盾对立美,制造交流话题,激发想象力与行为欲望。

光为多晶硅产业园设计主体产品是多晶硅,我们试图给一个极其枯燥乏味的工厂带来令人回味无穷的内涵和形象——让建筑讲述“硅”的故事。本着这个追求,我们着意于从矿石直到成为产品的科技化演化历程,在这一演化历程中表现“硅”多种不同的形态、质地与肌理。斑驳流离、晶莹剔透、若隐若现,极具科技工业性和艺术表现力。建筑珍视这一历程和物质形态,将其抽象提取为建筑门窗、墙体、屋面造型的构成要素,描述建筑及其工艺生产之间所蕴含的深刻理念与精神,既满足实用功能,又使得这组工业建筑具有脱胎换骨的视觉冲击力,引导企业工人和管理者产生共通的精神与文化共鸣——“道”。

太原国际开发区中心区源于“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的太原黄河流域文化地理与历史精神,项目的概念与精神理念取意于“基石”。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投资商和开发区行政管理人员,我们是社会和彼此前进的基石。设计以山西地理特征——“石感”为出发点,以“基石”形象强调有机统一,形成强烈的城市区域特征和场所感。“洞”空间取意于山西石窟,浑实厚重的建筑结合功能设置了一组组的洞空间。“洞”空间以城市尺度出现,给区域提供了另外一种深度和心理维度。“洞”空间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场所,将人的感觉与城市生活联系起来,创造出饶有情趣、别有洞天的人文场景,构筑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城市画面。

哈尔滨汽车交易市场,打破汽车交易市场千篇一律的建筑形象的科技感,以汽车的流畅性、空间感、个性,作为建筑的基本表意。以兴安岭的森林形态,表达具有自然、哲学意味的建筑理念,连绵起伏的脉络将组群建筑群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建筑组群以其独特的地理形象,形成与众不同的城市肌理,与周边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进气格栅”式的主立面,独特鲜明的表明建筑的身份和特征。建筑造型具有强烈的雕塑感,与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历史具有共性。具有良好保温性能矩形墙面的切割变化,形成韵律的凹凸关系和光影变化,形成建筑的生态木质感。朴素的建筑形象具有强烈的质地感、光影感,垂直挺拔生长的动势与横向流畅的运动趋势和谐统一起来。

阿玛尼旗舰店取意于中国的窗花和剪纸艺术,将玻璃和木质窗花墙混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轻盈和沉稳、光滑和粗糙、简约和复杂、现代和传统,充满矛盾关系的效果独特的墙体结构,和谐地表达了同为裁剪艺术的著名时尚品牌的选料、裁减、设计原则和风格。在被沉重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包围的密不透风的建筑环境中,犹如芭蕾舞艺术家轻盈优雅地传递着艺术文化信息。

以文载道,理势骨高。艺术一旦以“文”指向了科学无法到达的“超现实”的“道”,就在艺术内部形成了一个空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维度空间,这是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出意义的空间,一个见性成佛的空间。在“文”抵达“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文”的速度和力量,它们与形式、时间等一同构成了美学上的秘密。

文化品格与定位 篇4

一、对法院文化的理性思考

法院文化是法院在审判和管理等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 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院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先进的法院文化体现法的精神本质, 是立志献身人类正义事业的司法工作者优秀品格的积淀。法院文化来源于实践, 运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 它是法院审判和管理等实践活动的结果, 同时又指导法院群体的审判和实践活动。全国法院正在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根本宗旨就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永恒主题和基本价值目标。审判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院文化作用于整个诉讼进程的过程。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有利于正确引导法院群体尤其是法官的品格与追求, 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法院管理水平, 确保法院建设顺利发展;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改善法院形象。

从法院文化的构成来看, 法院文化以复杂的综合体系呈现于外界, 总体结构依照文化学科理论由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组成, 结合法院文化的独特性, 通常将三要素分解为四个层次, 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 是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存在的, 能为外界直观感受, 并全面反映法院审判和管理活动特点的一切物质环境的总和。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审判与办公场所、物质装备、生活娱乐设施等, 是法院文化构成中的最表层部分;行为文化, 是法官及其辅助工作人员在审判活动、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现象。行为是心理意识的外在表现, 受到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群体意识和思维模式等诸多因素的支配;规范文化, 也称制度文化, 指法院在从事审判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司法精神和价值理念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规章制度、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精神文化, 是指法院在审判、管理、教育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意识和观念。它包括理想信念、司法精神、价值和管理理念等, 反映了法院群体的共同认识和追求, 是法院文化的灵魂和核心。精神文化决定法院群体的价值取向, 支配法院工作人员的行为选择, 影响法院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法院文化对于法官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 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 对于法院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 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 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2. 法院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与其他文化必然会产生互动并相互影响, 进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起到辐射和促进作用。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工作, 时时处处与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 法院文化通过具体的审判、执行等工作得以体现出来, 从而使社会公众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 扩大法院文化的影响。

3. 优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 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 促进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法官群体是一个相对文化结构较高的社会群体, 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 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 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 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 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 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三、法院文化建设的要点

1. 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法院共同的价值观。法院文化的核心是法院群体共同的价值观, 法院群体价值观决定着法官精神文化的基本格调和精神面貌, 为法院审判与管理实践规定了方向, 同时决定着法院文化的内容。法院群体是否具有崇高的价值观, 关系到法院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将司法公正视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这应当成为法院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这一价值观始终占据法院群体的精神世界, 成为法院群体精神世界的最高理念, 把一切与之相抵触的价值观念从法院群体精神世界中清除一空。同时要将这种价值观转化为法院群体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使其一切言行都严格约束在这一价值观所要求的规范之中。要通过法院文化建设, 引导和激发法官的自觉公正行为, 充分调动法院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实现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2. 法院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坚持以人为本。法院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规则”, 存在于法院群体的意识中, 法院文化离开了法院群体根本无法独立存在, “以人为本”是形成良好法院文化的基础。在法院文化建设中, 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培养人, 通过说服教育、感情投入、关心体贴、形象影响、激励尊重、心理沟通等, 养成法院群体的职业尊荣, 提高其思想道德素养, 培养其命运共同感、工作责任心, 培育其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 促使每位法官充分释放其潜能, 施展其才华, 实现其理想。

3. 法院文化建设的灵魂是人文特色的法院精神。法院精神是法院群体共同价值观念、发展目标、管理哲学、司法理念的集中体现, 是法院文化的灵魂, 是激发法院群体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内在动力。它是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有机结合, 主要包括:公平公正精神、崇尚科学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等。在法院文化建设中, 法院应当结合法院群体思想实际和法院发展目标, 注重形成自身独特的法院精神, 精心提炼出最适应本院发展、最有价值的精神, 使之得到广泛认同, 以此作为一种精神支柱, 一种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为准则, 使法院群体紧紧围绕设置的共同远景, 在法院精神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推动下, 思想上高度统一, 行动上高度一致, 朝着既定目标奋力拼搏。

四、北京法院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

近年来, 北京法院围绕首都工作大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三个至上”的工作指导思想, 紧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 整合法院资源, 浓厚文化氛围, 努力推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为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1. 着力抓好思想文化建设。

近年来, 北京法院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建设这一主线, 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 始终保持干警思想稳定。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人民法官为人民”“听呼声、走百家、送温暖”以及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等主题实践活动, 切实统一干警的思想认识;倡导全市各级法院结合干警思想实际和法院发展目标, 认真总结和提炼“团结协作、奋发向上、创先争优”的首都法院精神。海淀法院提出了“无私奉献、自觉创新、团结互助、诚信友爱”的海法精神;朝阳法院提出了“精神状态一流、团结协作一流、规范司法一流、工作业绩一流”的法院目标等, 把缓解干警工作压力、保证干警心理健康, 作为法院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谈心活动、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网上论坛、举办心理卫生专题讲座等形式, 了解干警精神生活和文化需求, 关注他们的家庭、婚姻、爱好、兴趣、取向, 帮助干警解疑释惑, 理顺情绪, 平衡心理,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2. 着力抓好精神文化建设。

近3年来, 北京法院先后有8个法院分别获得全国模范法院、全国优秀法院、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17个法院获得北京市先进法院称号, 11个集体荣立一等功。荣获英模天平奖章、先进法官、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等各类荣誉的有590余人次。2010年度, 北京法院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4人, 荣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7人;运用多媒体、大屏幕等手段, 开展了首都“十佳法官”评选宣传活动, 并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十佳法官”颁奖晚会;协助拍摄了《法官妈妈》和《真水无香》两部分别以尚秀云、宋鱼水为原型的电影。近两年来, 多次举办以案析理报告会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报告会, 弘扬典型的先进事迹;与《北京日报》合办了《法制专刊》, 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党报与政法机关合办的周刊, 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开办了《城际特快·经济法眼》节目, 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创办了《庭审实录》, 电台主持人与法官空中连线, 让法官报道法院新闻, 建立了北京法院互联网, 日平均点击量20万余次, 居于全国法院网站第一名。

3. 着力抓好规范文化建设。

北京高院党组始终把法院文化建设当作重要工作, 利用党组会、中心组学习, 民主座谈会等形式, 研究制定构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根据年初的全市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要求, 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 要求全市各级法院把法院文化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法院发展总体规划, 在领导精力、工作部署、财力安排和政策措施上加强对文化工作的指导, 确保法院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实现。

4. 着力抓好行为文化建设。

注重整合全市法院的文化资源, 成立了“首都法官艺术团”, 统一组织协调全市法院文化工作的开展。艺术团成立近6年来, 组织开展了“歌声献给党”大合唱比赛、“情铸天平”颁奖晚会、“人文奥运、礼仪北京”职业礼仪活动、“迎奥运、强素质、树形象”文艺汇演等8场文化活动。另外, 我们还坚持以人为本, 运用多种文化载体, 注重发挥党团工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开展多种经常性、群众性的文体活动, 不断营造浓厚的法院文化氛围。主动创新发现培养文艺人才的工作机制, 开发制定了《北京法院各类专长人才信息采集管理办法》, 加大对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力度。

5. 着力抓好物质文化建设。

近年来, 北京法院在硬件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心血、财力和精力。一座座精心设计施工的审判办公大楼巍峨庄严, 智能化程度较高, 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高效的理念, 成为传播司法文明的窗口和阵地。在注重法院文化外在形式的同时, 更注重法院文化的内涵建设。一个个具有法院特色的艺术雕塑、摄影绘画等作品被精心设计在法院的每一角落。海淀法院把宪法条文刻成浮雕, 制成“宪法墙”;东城法院的艺术浮雕——“法律之光”, 象征司法的阳光将会传播到每一位当事人;石景山法院的雕塑——“神圣的使命”, 寓意着作为一名法律的捍卫者, 将始终铭记自身对国家、对人民的职责。

在狠抓基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认真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开展了人性化的关爱活动, 建立“爱心互助基金”;在规范工资后物质激励手段不足的情况下, 北京高院党组充分挖掘现有条件下的各种机会资源, 形成了以出国考察、外出疗养、参加培训等为主要方式的机会分配体系, 将机会分配与现实表现、工作业绩、日常考核等紧密挂钩, 激发了广大干警的工作潜能和工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