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精选3篇）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篇1

【出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5期

【摘要】品格证据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被广泛运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较早的上海，一些基层检察院、法院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适用依据、价值取向及取证方式等，为今后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依据；取证方式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虽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依据。

一、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

英美证据法中，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内容，包括前科劣迹、名声和评价三类。

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况的证据。就其形式分，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就其内容分，包括证明前科劣迹的材料、有关名声等情况的知情人评价（社会调查结论）、行为倾向评估（心理测试结论）；就取证对象而言，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等。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与此相同，我们认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品格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种类，并未突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构架，之所以称为品格证据，是因其证明内容或证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证据的证据形式都可以涵盖在我国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证据中的前科劣迹材料，一般表现为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或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形式。

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它是由知情证人对于其知晓的或调查者对于其调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或书证，因此，具备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其通过对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证明，可能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与案件事实有了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官、法官、社会团体组织人员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因此主体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没有违反证据采集规则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国未明确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作为鉴定人的资格，且心理评估结果准确性等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评估结论不宜认定为鉴定结论，根据其量刑的辅助性参考作用，将其作为书证更妥。

二、品格证据适用依据

一些国际公约及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都规定，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品格状况，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都对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护规定。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确把握“相适应”必然要求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1]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和第44条也对调查品格状况方面做出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也对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做出相应规定，为办案提供参考。

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责任论。对刑法学理论和各国制定法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格责任论代表人物团藤重光教授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危险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背后之潜在的人格体系，并且不能将行为与人格分离，仅论述行为，更应考察行为责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责任。”[2]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事责任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身危险性与人格有紧密联系，[3]其“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4]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不仅应对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危害结果等因素加以评价，还应将作为预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的特定人格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之中。三是全面调查原则。全面调查原则是很多国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调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5]

对未成年人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外相关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调查内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

三、品格证据价值取向

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侦查人员根据案发现场情况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怀疑对象，通过进一步向有关人员了解怀疑对象的一贯表现、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过治安处罚、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为顺利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为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严重、人身危险性越大，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证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了参考。

有利于准确定罪。品格情况可能对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于与彼罪产生影响。前者如盗窃罪，对于累计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的，也构成犯罪。因此作为犯罪嫌疑人劣迹的先前盗窃行为在达到一定次数时，会成为定罪依据。后者如诽谤罪，如果公开宣扬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迹，不能构成诽谤罪，视情况可能构成侮辱罪，因此，为了准确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迹就成为法官必须调查的问题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与“品格证据”密切相关。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过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据罪犯的相关品格证据，调整刑罚的执行情况，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采取假释等执行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为证据锁链的一个环节对证据起补充和加固作用。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才能使结论具有唯一性。品格证据往往与其他间接证据相印证，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司法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让刑事诉讼判偏离主线、浪费司法资源，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措施予以减少或避免。品格证据不仅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而且体现了法律对人文的关怀精神，推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贯彻，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品格证据的取证方式

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该类人员作为取证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无需赘述。另一类是社会团体组织，包括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对这类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能否作为品格证据取证主体，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社会团体组织成员作为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理由是：

1.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参与品格证据收集的权利。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社会团体组织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

2.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担任取证主体具有多重优势。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为普遍地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该中心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

相反，法院或控辨双方担任品格证据取证主体存在一定弊端。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6]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

3.一些国家已实行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收集品格证据的作法。例如美国的矫治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青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与受助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和周围社会的接触了解，写出一份有关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在承认犯罪事实的基础之上为法庭判决提出建议参考。

对品格证据的收集，司法人员作为取证主体，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则可参照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取证程序进行：（1）司法机关开具委托书。只有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后，才可开展相关调查；（2）进行相关调查或评估。包括出示相关证件、告知权利和义务（必要时可邀请法定代理人到场）、制作笔录等相关证据、签字确认；（3）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或心理评估报告。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应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制作相关报告，每一犯罪嫌疑人应当单独制作一份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只有经负责测试工作的心理学专家签名，才能运用于诉讼中；（4）反馈工作。司法人员、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报告结论有知情权，如对报告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或申请重新调查或测试；（5）注意事项。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名誉权、隐私权，调查报告应予保密并随案归档，未经批准，不得查询、摘录和公开传播。并不得随意向第三人或外界披露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篇2

一、品格及品格规则的含义

品格也指品性, 是某人以特定的方式思考、感受和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性。 (1) 在目前证据法学界, Pete Murphy的观点得到了众多证据法学者的广泛支持, 成为一种共识。他认为, “品格”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 指一个人在其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第二, 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倾向。第三, 指一个人历史上所发生的特定事件, 主要指犯罪前科。” (2) 品格所具有的独特性、积淀性、稳定性的特征成为我们认识、分析、判断一个人的重要基础。

对于品格证据, 目前尚未有明确定义。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 品格证据是指有关于证明一个人的品性特点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群众对其名誉、道德情操方面之评价的证据。在国内, 部分学者试着对品格证据下一个定义。如刘浩然认为:“品格证据一般就是指能够证明某人品格和其某个品格特征的证据” (3) 。何家弘在其主编的《外国证据法》中指出:“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 (4) 。例如, 某被告人过去曾经犯过罪;某证人一贯品性不端。”另外, 郭志媛认为:“品格证据是指有关一个人品格优劣及是否具有特定品格 (如暴力倾向) 的证据。” (5) 综合以上定义, 简而言之品格证据规则就是规定证明诉讼参与人品格之证据如何适用的规则。

二、国外品格证据的相关立法规定

(一) 美国关于品格证据的基本规定。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3条规定:“证据虽然有相关性, 但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大于该证据可能具有的价值时, 或者考虑到过分拖延、浪费时间或无需出示重复证据时, 也可以不采纳” (6) 。此条规则相当于品格证据的“准入”制度, 对如何采纳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而第404条则具体规定不能被采用和采用例外:“关于一个人品格或品行特点的证据, 不可以用来证明其在某个具体情景中的行为与该品格或品行特点具有同一性。此条规则以例外的模式具体规定了采用品格证据的情形, 显示出了采用品格证据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它赋予对立双方公平的“抗辩权”, 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使证据更具真实性。同时, 该条规定也强调了不能有宗教因素介入的品格证据的客观性。

此外, 美国的证据法规则中, 不仅被告人和被害人可以提供品格证据, 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针对证人的可信度提供异议证据和名誉证据来进行对抗或支持, 但有以下严格的规定:1.证据只可以是关于证人可信度方面的;2.只有在案件证人的诚实信用已受到驳斥的状况下, 关于证人可信的品格证据才可以被适用。 (7) 作为案件的证人, 其提供的证据的可信性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其诚信被质疑时, 对于加强证言可信的证据应当被法官采纳用以衡量证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

(二) 英国品格证据的基本规定。

英国比美国更早产生品格证据。英国《1989年刑事证据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被指控人在诉讼中被传为证人时, 不被提问有助于表明其曾实施除正在被指控的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 或者曾因此被判有罪或者受到指控的任何问题, 或者是表明其品格不良的问题, 即使提出, 被告人也不必要做任何回答。但是有以下几个例外:1.其它错误甚至犯罪可以证明当下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成立, 这种情况下该证据可以被采纳适用;2.用来驳斥被告人意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的主张的时候可以采纳为证据;3.辩护的性质是诋毁控方证人或死亡的被害人的品格的时候;4.被告人提出对其它被告不利的证据的时候。 (8) 此条规定相似于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的规定, 其中第 (2) 款在《联邦证据法》中有同样的规定。而有较大不同的是《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关于本案以外犯罪、不良行为的证据不可以用来证明某人的品格以说明其行为的一致性;而英国《1989年刑事证据法》规定当其它罪行是证明本案行为有罪的证据的时候可以被采纳。

三、我国品格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思路

(一) 我国品格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

1.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立法存在缺失

目前我国立法中只有部分法条涉及到品格证据, 如我国刑法分则第201条中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人或者多次盗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74条:“对于累犯, 不适用缓刑。”这些条文有涉及品格证据, 但对品格的内涵的界定比较模糊, 在具体适用时导致了概念混乱。法律中的规定使得品格同"尊严"等同起来, 盲目地限定了品格的内涵。这与英美法系国家制定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相比, 就显得缺乏逻辑和可适用性。另外, 这种规定难以全面呈现品格证据的真正内涵, 同时, 也给品格证据增添了很强的道德色彩, 可能会导致对品格证据的随意排除。由此, 积极地借鉴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来改革、完善品格证据适用规则已十分必要。

2.我国品格证据司法适用比较混乱

由于缺乏全面而具体的品格证据适用规范, 致使品格证据适用在各地出现比较混乱的情形。例如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监护人会请求法官考量被告人平时生活中的的品格表现或作风, 希望法官做出从轻、减轻、缓刑等决定。再比如成年惯犯的案件中, 存在法官因其之前的犯罪行为推定其有不良品格, 从而影响量刑的情况。类似于这些情况的案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 但是由于这主要依靠法官自由心证, 不可能将品格证据的采用表现在判决书中, 没有书面或可观的证据来考量, 也就没有一套数据统计来说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比例和情况。

(二) 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具体建议

1.明确定义“品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物证、书证等8种证据种类。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本特征。目前, 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规则在司法解释中出现过,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中提到可以结合未成年人的个性特点等因素为办案提供参考, 但作为单独定义品格证据的规定还不存在。因此, 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 首先需要对品格证据作出具体的定义, 以规范其范围。当然, 定义应当考虑其严谨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以免产生漏洞。这一点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积极借鉴英美国家的品格证据定义。

2.合理采纳英美国家品格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英美国家的品格证据规则是以排除为原则, 以采纳为例外的模式。这样既有利于规范司法实践中不规范适用品格证据的情况, 也有利于当需要适用品格证据时有具体的可参照情形, 使其得到透明的监督, 从而严格品格证据的“准入”。在适用品格证据中要遵守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法定权利, 做到不偏不倚。

3.改变庭审模式。我国的审判模式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 实行审判、量刑合一的模式, 这样虽然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 但却存在一些弊端。定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被告人应该被定何种罪名的问题, 因此品格证据在该阶段的适用属于例外情况。而在量刑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被告人应该被判多重刑期的问题。品格证据在判断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时应该允许控辩双方提出各自的品格证据, 并且允许其相互展开辩论, 最后由合议庭根据相应的情况制定量刑方案。因此, 可以根据以上关于定罪和量刑的不同职责来改革我国的刑事诉讼审判模式, 这样既有利于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和运用, 又可以避免一个审判程序同时解决定罪和量刑问题而带来的弊端。

4.规范证人出庭做证。我国法律规定, 只要是明确知道案件事实的人, 都有义务陈述真相。在某些只能由证人证言“恢复”案情的案件中, 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就起着关键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并且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审判结果。所以, 我们要严格审查证人证言, 使其达到真实可靠。规定可以质疑证人证言的可信性, 使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得到了考量和论证, 这样能完善目前我国关于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的规定。例如, 当有关于证人曾经作过伪证或者曾因刑事犯罪而被判刑, 并经核实查证, 那么该证人就应该适用“有不良品格的证人的证言应当不采纳, 除有另外可以证明其证言可信的情况”。这样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证人的品格证据适用, 也完善了品格证据规则。

5.完善公民信用体系。在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 主观性判断在品格证据的使用上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 公民信用保障号码由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严格管理, 实施交叉网络管理。建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 不但可以客观完整地反映社会成员具体信用情况, 而且能够促使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珍惜信誉。有了完整统一的公民信用体系, 可以客观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品格证据, 再结合其他的品格证据, 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反映个体的品格状况。

品格证据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依靠立法的不断完善和对司法实践的严格监督。品格证据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积极借鉴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中能被我国采纳的部分, 并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以做到趋利避害。品格证据规则的完善对于我国证据法和司法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们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 在运用品格证据时由立法加以系统性的指导, 以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摘要：品格证据规则广泛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 是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 对品格证据规则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具体的案例实践中, 品格证据规则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用来指导案件的处理。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有关品格证据规则的规定很少, 只是散布于几个模糊的法条中, 且司法适用也存在诸多问题。积极合理地借鉴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规则, 对于完善我国品格证据规则体系, 规范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品格证据,证据规则,刑事诉讼

参考文献

[1]俞亮.品格证据初探[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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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篇3

在立法上，我国首先必须对品格证据的内涵进行准确的定义。在我国的语言解释中品格的通译为品德和性格，相对英美法系对品格的解释，我国的解释明显过于狭隘，这就需要适度扩充品格的内涵，引入英美法系中的行为倾向和特定行为实例这两个具体涵义，从而有助于让品格一词具有了实际可考的内容。基于品格涵义的扩大，我国在立法中可以对品格证据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名誉，个人行为、性格倾向和前罪、劣迹等特定行为形式的证据。

其次，我国应参考英美法系的相关立法精神及法律条文，确立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首先，立法应明确被告人有权在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及执行的任一阶段中提出自己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同时，基于控辩平衡需要，立法应明确规定检察官有权对此提供相反证据加以驳斥。其次，实践中往往存在检察院在起诉时将与被告人有关的所有证据，包括之前的犯罪记录、劣迹等不良的品格证据在内一并提交法院的情形。为避免由于上述做法可能对被告人产生的不公平对待和歧视，应当明确规定禁止检察官首先提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和禁止对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进行推论，建议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案卷证据及相应材料时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即将纯粹与量刑有关的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证据材料单独在一档案袋中封存，直至有罪判决作出后再拆封处理，这样做可以避免法官开庭前接触上述证据，从而影响对被告人作出公正的判断。

第三，我国有必要构建证人品格证据规则。2012年新修改的刑诉法对包括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证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的法律保护和证人出庭费用的补偿等方面做出了较为明确、具体可行的规定。这些新修改的内容为我国构建证人品格证据规则提供了大好机遇，建议立法明确证人的品格证据与其可信性存在相关性，在发问环节，一方有权针对证人具有不良品格提出相应证据，而另一方则有权提出证人具有良好品格的相关证据来驳斥，从而对其可信性进行修复。此种情况下，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限制证人品格证据的使用。

任何规则的構建都无法离开相关配套制度的保障，品格证据方面规则也是如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进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是保障品格证据规则良性运行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品格证据的实践应用功效。因此，要构建我国特色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系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好相关配套措施，从基础上予以保障：

1改革审判模式制度

英美国家实行定罪和量刑相分离的审判模式，我国的审判模式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审判、量刑合一的模式，这样虽然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但却存在一些弊端。建议结合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将审判与量刑程序相互分离，并就上述程序中品格证据的审查和适用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定罪证据主要在定罪程序中审查，而量刑证据则主要在量刑环节予以审查，如果品格证据与定罪相关，则必须在定罪程序中出示；若其只与量刑相关的，则只在量刑程序中出示。同时法庭也有必要允许双方就被告人的品格出示相关证据，并应允许就此展开辩论。

2完善品格调查制度

国外的品格调查贯穿于定罪、量刑的全过程，已经普适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案件。与此相比，当前我国仅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品格调查制度，如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有相关规定，为了刑罚个别化的实现，其他成年被告人也应该适用对品格进行调查报告的制度。另外，我国目前的关于品格调查制度的规定可操作性并不强，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完善之。具体完善措施包含：

（1）明确统一的调查主体。建议沿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委托被告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这个机构作为调查主体进行调查的做法；

（2）调查方法除了使用会见被调查人、走访询问、阅卷及鉴定之外，还需采取问卷调查、人格测量等特殊形式，以期科学、客观、全面地评析被告人的品格；

（3）明确品格调查的具体事项，主要应包括：①年龄、性别、民族信仰等基本身份情况及性格、健康水平等身心方面；②包括家庭主要成员经济、生活状况等在内的家庭背景和社交方面；③成长经历方面。④案发前后的行为表现；

（4）明确品格调查主体应出具书面报告，并应将该书面报告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来供控辩双方进行质证。

3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品格证据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充实，一般的声誉范畴已经无法完全涵盖之，其内涵已经逐渐过渡到以信用记录为新载体的社会考评系统。要适应这个社会发展趋势，在构建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时，有必要培植并完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例如建立由社会公认的统一公正权威机关作出个人信用记录考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能客观准确的记载公民个人的良好信用信息，也能记载公民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并能对社会大众公开，能让人查询之。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适用品格证据的风险，还可使其作用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作者简介：

傅天真，女，福建泉州人，职称：审判员，学历：本科，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民商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