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共8篇）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1

电子证据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信息化时代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小到信用卡、智能卡的使用，通过电子信箱的通讯，通过因特网的小宗交易;大到电子数据交换(EDI)、政府机构的文件管理，以及扑面而来的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现代电子商务，使得难以数计的传统术语被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诉讼领域，自从计算机步入社会生活之时起，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证据形式就已经存在。计算机在政府部门、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制作文件、保存档案、交易、通讯中被广泛、频繁地使用，使这种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证据形式在信息化时代将成为发现真实的重要途径。

诉讼正义，究其实质，就是要创设一种发现真实的最佳程序。如果要通过法定程序实现或保有权利，就必须按照程序的要求保存和提供证据。界碑、契约、DNA测试、电子证据等诸如此类的事物的产生，无不是为满足法定程序对证据的.要求。罗森贝克所言“证据是诉讼的脊梁”，一方面在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通过证据制度的完善无限接近司法公正的路径。证据制度完善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使证据制度适应时代的要求。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证据形式的特有属性无疑给通过完善证据制度迈向司法公正的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电子证据：一个有待界定的术语

上文提到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证据形式，在很多场合已经被电子证据一词所替代。电子证据(ELECTRONICENIDENCE)一词自被使用以来，在全球范围就是一个被赋予多种意义，显得有些混乱的术语。美国学者古尔柏。乔丹在其用于指导在法律程序中使用音频、视频记录的著作《电子证据》中认为，在电子环境中，从证据、技术或法庭的角度，音频或视频记录可以清晰而又易于理解地提供信息。电子证据是为那些在实践中使用、提供或面临此类电子记录的人们设计的。这种把音频、视频记录视为电子证据的观点，从技术的角度看并无不妥。谁又能否认电视、电话、VCD播放器、录音、录象设备不是电子产品呢?

然而，美国档案学专家戴维。比尔曼和加拿大证据法学家艾伦。戈哈坦与古尔柏。乔丹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戴维。比尔曼在其阐述档案管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实现其凭证价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的文件管理战略》中，提出电子证据是与由计算机系统产生的电子文件等同的概念。艾伦。戈哈坦在其著作《电子证据》中认为计算机技术革新了当事人处理信息、经营业务的方式。与日俱增的重要商业信息通过电子计算机被产生、存储、并用于交流。一些在诉讼和刑事检控中极为有用的信息不再被打印在纸上、用纸质文件保存，而是在计算机系统中或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保存。随着对计算机的依赖性的增长，律师们开始认识到这些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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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电子证据,电子数据,电子证据可采性规则,关联性

电子数据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捷。但与此同时,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他们利用电子数据为媒介作为犯罪的手段进行网络技术犯罪,这是一种新型的犯案形式。因此,司法部门和学术界为了能够有力的打击犯罪和收集有关电子的证据,电子证据就成为了我国新型的证据形态。

一、电子证据研究概念及意义

(一)电子证据概念

想要探讨电子证据,一定要先明确什么是它的概念。电子证据作为电子时代的产物,他的存在必须要依靠通信、网络、计算机以及别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存在的,在近些年电子证据一词成为了信息化时代的重要证据词汇,其定义一直处于改善中。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与信息技术相挂钩,它是以电子的方式存在、当作证据所使用的任何材料及派生物,又可以说是依靠电子信息或电子的设备而产生的证据。

(二)电子证据研究意义

全世界许多国家在不同的司法体系和环境中已经开始运用和重视电子证据,而在我国司法界中有关电子证据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并没有适合的定位,在中国的繁杂法律规定中和法律解释中,也没有作出关于电子证据的详细阐述,因此对电子证据相关的法律问题还需要进行深一步的完善。由于电子证据的独特性,他自身的证据能力与其自身的证明力,还有其证据的认证方法和传统证据的形态又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的。能够有效的确立电子证据自身可采性标准,还有其具有的判断证明力标准,面对法律的实际工作问题才会有效的得到解决。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司法实践工作的需要,是电子证据的使用能够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才能有效地打击和惩罚新型犯罪,使用电子证据这个手段将会是一个有力武器。

二、电子证据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现状

我国在电子证据方面的制度与法律建设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是还是处于发展的方向,而且这些立法都是倾向于取证方面在其可采性上确实欠缺认定规则。并且在现存的关于可采性内容的规定中对电子证据看似做出了比较健全的规定。但是并不是从电子证据可采性的认定规则这个思路来规定的,也没有对可采性进行明确的且是可执行的认定规则,可能会导致难以在司法实践中顺利运用。这些最主要的问题可以分三点:1.法律规定的效力地位不统一而且这些规定分配于不同的法律规定和规章制度中。2.对于电子证据关联性的标准中,有关其关联性的认定规则我国法律是没有没有对此做出明显规定的。3.在有关其真实性的规定上,我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要求电子证据必须是真实可靠地,而且有着重要的规定在原件还是在复印件的证据。但是有关证据的元件还是复制件对真实性的法律规定仍是一个通病,虽然在我国法规上有提出应当具备真实性,但是没有相信具体的正规化要求。

(二)外国电子证据对我国的启示

电子证据是一种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随着科学信息化技术的进步高科技犯罪也不断的进步,想要到达高科技程度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经济作为其发展的支柱,采证的水平和存储证据的手段是急需进步的,因此外国发达国家对此都很早的对电子证据所涉及的关联问题进行深刻的讨论并研究出了先进的成果。对待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中,发达国家分析出了三大派系。其中有以英国为首的勋旧派,美国为首的变通派,还有以加拿大和南非菲律宾作为代表的创新派系。循旧派的意思是不需要为电子证据建立特别的规则,对于处理其可采性问题可以都按照传统的方法解决。而变通派即在原先的法律规定中进行改善,使传统规则的证据能够通过变通在电子证据上使用。最后创新派是对电子证据颁布单独的法律规则,然后设一门独特的规则解决一些证据的可采性的问题。英国与美国为判例法系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而且英国作为循旧派的典型国家,它对待电子证据的方法是把电子证据归纳到相对传统的规则里,而且许多判例法国家都会推崇与模仿这类方法去处里电子证据。英国采用了分类的方式对待电子证据,依据电子计算设备在证据发展的阶段中所表现的用处。

三、对我国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电子证据可采性认定前提的完善

探究电子证据前置条件是给电子证据做出明确的定义,同样也是对电子证据可才行规则完善的前置条件。确定其定义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下是非常关键的,其定义和范围时确认电子证据效力的核心。然而我国最高院给出的列举电子数据的证据类型,远远满足不了当今社会的需求。现如今电子信息科技的快速进步,所出现的证据形态也是类型多样,比如在以前的网络交流和聊天出现的记录大多数还是文字或图片,然而在近四年的时期,以微信为首的新型流行的社交类型迅猛发展并在短时间占据的主要地位。法律的严谨和严肃是其发展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方面所体现的有关对公民的合法权利引发损害的内容。如果想要一开始就对电子证据的有关规定就做出详尽的内容,这是不明智的方式,因为电子发展太快这一规定会造成法律一出台就变成了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规定。所以我们法律这要在更高的层面去思考如何做出符合时代进步的规定,避免尴尬的事情出现。判例法系的外国规定中都更倾向于将电子证据定义为计算机记录,然而计算机记录切实是为电子证据所包含,这种定义范围的界定太窄了,对电子证据的实践应用极为不利。

(二)明确电子证据分类对待

对电子证据进行分类是判例法国家关于对研究其可采性规则重要的原则,而且起着相对重要作用对它的认定方面。是一种对电子证据的正确理解后的对待方式,借鉴这种方法对我国电子证据可采性的完善也有重大意义,从中得到修改我国有关规定不足的灵感。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电子证据的分类。按照电子证据的存储信息和电子网络的传导这两大特性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类,静态的电子证据与动态的电子证据:依据电子证据所录取的内容是不是需要经过分析才可以获得,又能够将此分为内容证据和附属证据。依照取证的来源能将电子证据归类为原始的和传来的电子证据。通过解释电子证据的类别,在遇见复杂的问题能更好的使用去处理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皮勇.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3]麦永浩,孙国梓,许榕生.戴士剑.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消防行政处罚;证明责任;证据排除

相对于刑事、司法制裁中证据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明确，行政制裁中的证据制度建设显得稍微滞后，在消防法律法规层面上的关于处罚证据制度规定更难言完备。消防行政处罚程序，离不开对证据的综合运用，而事实的判定要以认证过的证据做基础，处罚决定的做出更离不开证据的支持。但是，证据制度自身就像法律程序一样有其独立的价值和规则，在目前这样轻证据、甚至无合法证据就能进行消防行政处罚的环境下，提升证据制度的重要性，强调证据规则的严格性，对规范消防行政处罚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消防行政处罚中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

行政处罚是通过制裁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这种侵益性行政行为，潜藏着侵害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危险。为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证明相对人具有違法行为的责任，而不得要求相对人自证其无违法行为，以此来约束和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对消防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消防机构承担，消防机构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违法嫌疑人违法行为的相关证据。但同时要求，违反嫌疑人在接受消防执法人员询问时，应当如实回答相关问题，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这是基于管理效能的要求对相对人权利一定程度的约束，但不能理解为对消防机构承担证明责任的否定。

消防机构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承担的法定证明责任，如何才能充分、全面的履行这种责任，或者说，消防机构在每次进行行政处罚时哪些事实是必须要调查认定的？这就涉及到证明对象的确定。如果说证据是“矢”，证明对象就是“的”，只有确立了证明对象，才能有的放矢。证明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要有证据证明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确为该违法嫌疑人实施；其次，该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再次，必须证明实施消防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第四，要掌握违法嫌疑人是否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处罚的情形，最后，调查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上述内容是每件消防行政处罚案件必须证明的案件事实，每一项都不可或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处罚决定都难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要求。

2.消防行政处罚中证据的排除和效力瑕疵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判定案件的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而其他瑕疵证据在证据适用上也要受到限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消防行政处罚中应当认定为非法证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消防执法人员在收集证据是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如果存在一人调查取证或者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人员调查取证等违反程序规定收集的证据均未非法证据。一般性违法程序要求获取的证据如果能够进行补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消防执法人员在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时应当告知当事人，采用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为非法证据。三是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消防执法人员在收集证据过程中特别是在询问证人、当事人时，不得采用胁迫、暴力、诱骗等方法获取证据，由此获得的言辞证据不是被询问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予排除。四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证人证言的提供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辨别和表达能力，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此外，根据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获得的其他证据，被称作是“毒树之果”，这些证据是否应当被排除？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还不明确，亟待在证据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加以明确。

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主要包括：一是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二是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三是应当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四是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五是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六是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七是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因为证据本身特点，不能全面、清楚的证明案情的主要事实，因此必须在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作为定案的依据之一。

3.消防行政处罚中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消防行政处罚调查取证方式和程序规定欠缺。尽管可以依据《规定》，但内容并不完全适用消防行政处罚，如对检测报告等证据没有明确规定。还有些规定与消防取证并无直接关系，依照执行意义并不突出，如该规定第50条规定，首次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问明……是否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教养等情况……。这些内容不属于消防行政处罚应当查明的事实和情节，询问了解这些情况完全与案件无关，可以不予调查。此外，对于违法嫌疑人一律进行传唤，采用“一刀切”，并非实际工作需要，可以规定的更加实用一些。

3.2消防执法人员收集证据不全面、不及时，办理案件证据单一，对重要的事实往往仅凭“孤证”证明，缺乏证据的相互印证。一旦证据存在瑕疵，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弥补，造成事实的无法认定，这些不足放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会被放大，成为导致案件被撤销或者认定为违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涉及裁量的情节，认定依据或许仅仅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检查记录，没有其他的证据佐证，证据的客观性不足，极易出现纰漏。

3.3缺乏对证据制度和规则的系统掌握和运用。非法证据不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成为定案依据。不懂得证据与证据之间效力的差异，甚至部分执法人员为了考核等目的，擅自对部分有瑕疵的证据进行修改或者改动。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制定消防执法的程序规定，特别要建立适合消防执法特点和实际需要的证据制度和适用规则；二是要确立消防行政处罚中证据的重要地位，突出证据制度作为执法程序的重要内容；三是加强执法质量监督，对违法证据规则进行的消防处罚要坚决纠正，并强化对执法人员执法质量考核的责任追查。

行政处罚除了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外，还是违法者承担的制裁性法律责任形式。[1]消防行政处罚鲜明地体现出执法者与违法行为人的“对立”地位，为保障违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也为了能够真正让其接受和认可处罚，必须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不可进行不讲证据的“软暴力”执法，否则，极易导致双方的对立和冲突的发生。依法收集、正确适用证据不仅是正确做出消防行政处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执法秩序和警民关系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１］马怀德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213．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4

发布时间： 2010-05-30 16:01:2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央对这两个规定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认真讨论了这两个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涉及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发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 1 分别作出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但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1999年、2004年宪法修正案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必须不断完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增强各级执法办案人员素质，努力提高办理刑事案件水平。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以来，各地公、检、法机关和广大刑事辩护律师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办案，侦查、起诉和刑事审判案件质量总体是好的。但是因制度不完善，执法标准不统一和办案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不断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案件质量问题。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为了能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 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对确保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办理死刑案件的实际，针对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非法证据排除尚有不尽规范、不尽严格、不尽统一的问题，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共同起草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规定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切 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分为三个部分，共41条。

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证据质证原则及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内容，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

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除了法定的七种证据，还规定了实践中存在的其他证据材料如电子证据、辨认笔录等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综合认证，包括如何运用间接证据定案，如何补正和调查核实存疑证据以及如何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量刑证据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问：如何理解证据裁判原则在办理死刑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答：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必须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对存疑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问：如何理解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为此，《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

由于死刑刑罚的不可逆转性，我们在起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时，明确规定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的案件万无一失。但是，并非死刑案件所有事实都要适用这样的标准，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或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事实不需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即可予以采信。因此《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了“指控的犯罪事实”，包括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列举。这样规定，既可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因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使案件久拖不决，还突出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这些规定有哪些重大变化？

答：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但对于证据制度的规定仍比较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虽一定程度上充实了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但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所规定内容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增加的新内容。包括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的；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等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2条第3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意见证据的 规定。在办理死刑案件中明确这一证据规则，有利于规范证人如实提供他们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避免将证人自己的猜测、评论、推断作为其感知的事实，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断。

第三，进一步确立了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明确规定不能反映原始物证、书证的外形、特征或者内容的复制品、复制件应予排除。规定这一规则，目的在于促使侦查机关更加努力地收集最具有真实性的原始证据，从而更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实体公正。

第四，确立了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在办理死刑案件中规定这一规则，从实体上说，更有利于保障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从程序上说，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质证权利。这一规定明显强化了控辩双方特别是控方做好证人出庭作证工作的责任。

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部分规定了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这对于人民法院办理死刑案件有什么重要的指导意义？

答：证据的综合认定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依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部分所规定的内容对于人民法院办理死刑案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规定了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3条对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作了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或者无法收集到直接证据，但如果全案间接证据符合本条所列要求，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需要格外慎重。本条 6 内容在证据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已被熟知和运用，但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予以规定。

第二，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调查核实存疑证据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了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庭外调查核实。《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8条对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程序进行了细化规定，并对如何运用庭外调查取得的证据作了明确。例如，对于被告人有立功、自首情节的证据，往往是检察机关、辩护人补充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对这部分开庭以后出现的个别证据，法庭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即庭外征求意见的方式予以审查，在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则应开庭审理。这样规定，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强化了对死刑案件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6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也需重点审查。第2款规定“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不仅符合刑事司法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严格控制死刑”也有重要意义。第40条第2款所规定“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即为这一要求的重要体现。

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制度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这些规定有哪些重大改革？

答：现有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其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相应的操作程序，致使排除规则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非法证据涉及的面较广，具体处理时如何把握也很复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突出了重点：一是突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现有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有原则规定，非法实物证据情况复杂，难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操作规程作出了规范。二是突出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践中一般均应补正、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虽然控方承担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

第三，明确了应由控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职责，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线索或者证据，同样承担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的新的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第五，明确了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要否排除，国内外都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一般很少予以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确保办案公正，现阶段宜对物证、书证的非法取证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设置了怎样的具体程序？

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 9 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问：如何贯彻执行好《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答：这两个规定作为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在中央政法委的具体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具体牵头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经过深入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制定出台的。我们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把确保办案质量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牢固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中央政法机关将以适当方式对政法干警，特别是从事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干警以及律师进行培训。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责任关，确保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以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5

高大伟

提要: 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诉讼证据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在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诉讼证据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诉讼证据制度是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显迫切。

一、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的限制

举证期限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法律对法院审理案件有审限的限制，但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审判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使相当一些当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证，或只在二审中才提交关键性证据，以达到“突袭”对方当事人、限制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权或上诉权的目的。由此往往导致遭受“突袭”的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由于对“新证据”缺乏了解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诉讼成本。当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证据”时，对方当事人自然不愿处在被动地位，其通常要考虑用一定时间对对方的“新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够作为反驳意见的相关证据材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个别情况下诉讼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理秩序，降低了审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举证责任不清

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地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甚至包揽调查取证，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不仅造成了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心态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当事人认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进而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法院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尽管审判人员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依赖性，从而导致诉讼责任不清，使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3.鉴定的效力认定比较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二是鉴定结论互相矛盾，造成众多案件难以及时下判;三是鉴定、勘验人不出庭接受质询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工作的开展;四是鉴定的提起程序混乱，有诉讼前的鉴定，也有诉讼中的鉴定，有法院提起的鉴定，也有当事人委托的鉴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鉴定效力的认定。

4.证人不出庭问题严重

目前，法律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对其出庭的费用如何补偿、其人身安全如何保护等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即使作证，出庭率也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认定效力。

5.法庭质证与认证等做法不统一，有损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各法院对法庭证据的出示和质证上标准不一样，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选择出示;在质证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证一质，有的采用综合质证;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详细表述，有的综合表述，有的仅仅列举了证据名称便得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无法反映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过程，使当事人难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证据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

1.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

2.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可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

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应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

4.关于鉴定、勘验问题

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

5.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

近年来，各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权、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普通程序中尝试适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诉讼各方对对方的诉讼证据情况在开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诉讼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袭”;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开透明，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促进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使相当一些纠纷在开庭前可以得到解决。

6.关于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审查认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证据的质证与审查认证公开性不够。因此，应围绕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规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诉讼双方在庭审中进行质辩，凡未经法庭公开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突出证据认定与否的说理性，明确证据经过诉讼双方质证后，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之做出认证，说明认定与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书中表述;三是强调认证包括当庭认证和判决书中的认证，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当庭认证及操作进行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篇6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下面一起来看看具体内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条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七条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八条 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九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三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第十六条 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

赵国封爵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7

一、君与侯

杨宽的《战国史》和白国红的《试论先秦时期赵国的封君制度》所列封君表中,封君和封侯者未作区分。那么,赵国时君、侯是可以混用, 还是两个不同等级的爵位呢?目前资料中关于赵国封侯的资料比较有限。其中,引人注意的当是“春平侯”的相关记载。在《战国策·赵策四》 中记载“:悼襄王元年(前244))秦召春平侯,因留之。”[4]767这段记载中提到赵国的“春平侯”。不过,同样的史实,在《史记·赵世家》中,却将 “春平侯”作“春平君”[5]1830。而在出土的赵国铜铍的铭文中,也有“春平侯”的记载,如: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邦左伐器工师长、冶汱执剂、大攻尹韩耑[6]94。二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赵瘠、冶事开执剂[7]。

第一件铜铍铭文的纪年,根据学者的判断,应为赵孝成王十七年 (前249)。第二件铜铍铭文的纪年,虽然学界有所争议,但应是春平侯自秦归赵后所造无疑[8]446。而第一件铜铍则是春平侯出质秦国之前所造。在目前所见春平侯监造的17件铜铍中,未见有“春平君”的铭文,并且春平侯也是目前所见赵国铜铍铭文中唯一称“侯”者。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根据这些铜铍上的“春平侯”铭文,可以推断 《史记·赵世家》中“春平君”的记载是有误的,春平侯的爵位应该是 “侯”;二是君、侯的混用情况出现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而在赵国的实际封授中,君、侯是两等不同的爵位。

关于侯与君的等级关系,如《史记·赵世家》载,韩国上党守冯亭因秦军的进攻而将上党之地献于赵国,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前往受地, “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5]。又《汉书·冯奉世传》中载“赵封冯亭为华阳君”[9]3293。以“世世为侯”为依据来推断的话,县令被封授的爵位应该是“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正是如此记载的:(赵)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10]167。 据此可知,赵国的君与侯在封邑的大小上是不同的,上述资料显示出,封君为三个“万户都”,封侯为三个“千户都”。

关于赵国“侯”爵的授封情况,也可以从春平侯资料中有所了解。 首先是受封者的身份。关于春平侯,如李学勤等学者认为春平侯是当时的大臣[6]96。而董文中则认为春平侯乃是赵孝成王的太子[8]。虽然春平侯的身份尚难确定,但是从上述“相邦春平侯”的铜铍铭文可以看出“,侯”爵会授封给担任相邦的大臣。其次,春平侯的“春平”,董文中认为不是封邑的名称,而只是封号,其封邑另有他处[8]。此说是有道理的。从上述分析来看,赵国的封侯情况与封君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君与侯在等级上的差异主要是体现在封邑的规模方面。

二、上卿与客卿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赵国的爵位,在君、侯之下,应是卿一级, 常见的爵称是上卿。战国时代,虽然作为职官的上卿已消失,而作为爵位的上卿却在各国中较为普遍。在赵国,上卿也是一等重要的爵位。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接下来又记载赵惠王因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换和氏璧一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可见廉颇当时担任大将军一职,是赵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同篇传记中,提到廉颇官爵变化的记载是到了长平之战以后。当时燕国趁机侵犯赵国,廉颇率赵军击败燕军,燕国被迫割五城求和,赵孝成王遂“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可以推测,廉颇在封信平君、任守相之前的官职一直是大将军,爵位也一直是上卿。而蔺相如因渑池会之功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5]2443。如前面所述,廉颇此时的爵位同样是上卿,蔺相如在爵位上无高于廉颇之理。所以这里的“位在廉颇之右”应该理解为官位。廉颇此时任大将军,能高于此官位的只有相邦。所以蔺相如被拜为上卿的同时,应是也被授予相邦的官职。这样看来,拥有上卿这一爵位的人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并且是担任大将军和相邦的高官。

关于客卿,相关的研究很多。至于客卿是爵位、官位还是一种特殊地位,学界的意见也难以统一,近年以客卿为爵位成为主流观点。作为爵位的客卿,其含义为异国人所居之卿位。客卿的爵位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封授较多,以往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对于赵国的客卿问题,却鲜有涉及,这与赵国相关资料稀少有关。明人董说《七国考》中转引《春秋后语》的记载,仅有“东里子,赵之客卿也”[11]116一句。但遍查嘉庆三年刻本《汉魏遗书抄》中所收《春秋后语》,并未见此句。东里子为何许人,也不可知晓。而战国时代的客卿除了指狭义的爵位之外,文献记载中也用作对在异国获得爵位者的统称。如有关战国的文献资料中对封爵的描述,多使用“封为”“、拜为”等词语。这里仅作“赵之客卿”,很可能是统称。如《史记·乐毅列传》中就记载“乐毅往来复通燕, 燕赵以为客卿”[5]2434。而在此之前,燕昭王时已封乐毅为亚卿,后又封乐毅为昌国君,乐毅出奔赵国后,赵惠文王又封乐毅为望诸君。很显然, 司马迁所用之客卿,并非特指爵位。战国时期,赵国的官员中不乏异国来仕者。但是,赵国是否有针对这类人而设的客卿爵位,尚有待考证。

三、上大夫与五大夫

赵国的爵位等级中还有大夫一级,位在卿级之下。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大夫一级中常见的爵称有上大夫和五大夫。

有关上大夫授封的记载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完璧归赵后,赵惠文王因他出使秦国“不辱于诸侯”,而“拜相如为上大夫”[5]2441。关于上大夫的爵禄问题,如《国语·晋语》中记载,叔向与韩宣子曾讨论过上大夫的爵禄问题。叔向说道“: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昭所作注语是“上大夫一命,百人为卒,为田百顷”[12]。就是说上大夫的爵禄乃田百顷。但是从韩宣子所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钧之”这句话可以看出,上大夫爵禄的多少也是会因人而设的。但是叔向则坚持以功德作为爵禄授予的标准,最终来仕晋国的秦公子和楚公子都被封为上大夫,并且爵禄都为百顷。赵国资料中有关上大夫爵禄的记载尚未见到,上述晋国的相关情况或可作为参考。

除上大夫外,赵国还有一等五大夫的爵位。《战国策·赵策》的“希写见建信君”中记载建信君对希写说“: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爵五大夫。”[4]721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中,在《赵职官》“丞相”条下引用的是韩养民《秦置相邦、丞相渊源考稿》[11]111,韩文对建信君“仆官之丞相,爵五大夫”一句,是从建信君是否担任丞相的角度来分析赵国是否设有丞相一职,似对此句话的理解有误。丞相一职和五大夫爵,是建信君授给秦国的来仕者,而非建信君本人的官爵。所以,从这句话中可知赵国是有五大夫这一爵位的。又《吕氏春秋·慎行论》亦记载:赵急求李欬, 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公孙与见而与入,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13]288。

从“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一句,亦可印证赵国有五大夫爵。

关于五大夫与上大夫的等级关系,赵国的资料中并未提及。五大夫在战国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有授封。如《战国策·楚策》中载“: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4]497其下注语说“五大夫,大夫之尊者”。看来,五大夫是大夫级中的最高等。据此推测,赵国的五大夫在上大夫等级之上。

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测谎结论；证据能力；补强适用

一、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

随着测谎技术的发展，测谎手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运用，早在九十年代初，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率先把测谎运用于经济和民事等各类案件的审判活动中。测谎结论是指，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测谎员）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运用专门的测谎仪器设备记录被测对象在回答所设置的问题时某些生理参量的变化并加以分析判断，作出被测对象是否说谎的结论。[1]测谎结论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目前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没有规定，测谎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值得探讨。测谎结论在证据法角度的定位，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

肯定说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能力，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有学者认为，测谎活动是一种技术性侦查手段，测谎结论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所作的判断结论，应当认为具有证据能力，在证据种类中，应当属鉴定结论。[2]

否定说认为，测谎技术尚不够成熟，对测谎结论的可靠性存在质疑。在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的得出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测谎结论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反映被测试人的心理状态，被测谎人的无知或者恐慌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测谎结论可以在诉讼中采用为证据，但是属于“有限采用”，即只能用来审查言词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具体来说，测谎结论只能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可靠，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应否承担责任。[3]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具有证据地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证据的属性角度，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第一，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测谎原理的核心在于“心理刺激与生理反应的对应伴生关系”，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就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出现。人在故意提供谎言时的心理活动当然会有一定的生理反应，并表现出一些生理征象和生理参数变化。而生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都是受人的植物神经系统控制的，是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控制的。[4]第二，测谎结论具有关联性。被测谎人一般为案件当事人，通过测谎得出的结论是案件待证事实的实际情况。第三，测谎结论具有合法性。张卫平教授认为：“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法律规定来看没有障碍。”[5]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测谎结论作出禁止性规定，其在民事诉讼运用中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因此测谎结论具有合法性。

二、测谎结论运用规范的完善

测谎结论的真实性根据目前测谎技术水平是可以达到较高数值的，其结果也表明测谎结论的准确率在90%以上，但是仍然存在有被错误认定的可能性。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测谎结论准确率是有待于法律规定或者根据不同案件进行界定的，目前关于测谎结论运用程序并无规范，会影响到对其作为证据所产生的证明力大小。

1.规定测谎人员资格

测谎人员是测谎仪器的实际操作者也是测谎结论作出的主体，对测谎人员资格的规定是保证测谎结论客观真实的关键。美国对测谎员的要求甚高，美国测谎协会对正式测谎会员的资格要求是：①取得学士学位；②在测谎协会认可的测谎学校中经过七周以上的正规训练，成绩合格，实习六个月以上，取得证书；③在正式测谎员指导下实际从事测谎200次；④道德高尚，不因被测谎人种族、地域、政治信仰、财产不同而产生偏见。[6]我国测谎技术应用较晚，在实际办案中的经验有限，对于我国测谎人员的资格要求不能与美国要求的相同，应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标准。测谎人员需要通过资格考试取得证书后，经过一段时间实习，从事相关测谎工作。测谎人员应当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能进行主观臆断，诱导被测谎人作出陈述。运用法治思维设立相关问题，保证测谎结论的逻辑性与准确性。

2.规范测谎适用程序

测谎技术的运用必须收到程序的规范，以保证得出的测谎结论的准确性。首先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同意使用或申请使用，是测谎结论可能被采纳的前提。原因一方面在于民事诉讼的自愿性，另一方面在于测谎结论的得出需要被测试人的配合，反映真实心理，才能保证测谎结论的科学可靠。其次，制定严格的测谎程序，要求测谎人员按照程序规定进行测谎。同时应当注意特殊人群适用的特殊性，确定被测试人是否是患有精神病、心脏病、窦性心律不齐等，可能影响测谎结论准确性的个人情况。最后，应当注意测谎结论文书的表达与格式。测谎结论是利用测谎技术和凭借专门知识，对被测人是否作案人进行测试后得出的书面结论。测谎结论必须是明确的，包含提起测谎的理由、测谎的问题清单、测谎的基本程序、测谎人的签名确认、测谎人员签名、测谎结论的得出与论证等方面。

三、测谎结论的补强适用

测谎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走到立法的前面。由于测谎技术的特殊性，应当正确认识测谎结论，不能盲目夸大其作用，也不能完全依赖。测谎结论通过对法官的内心确信的加强，不仅可以在证据证明力相当的情况下，加固、印证现有某一证据的证明力，而且可以避免在适用证据优势规则时，可能形成的错信、错判。测谎技术的这种优越性就在于辅助法官形成最佳的内心确信，这恰是其他的辅助手段所难以达到的。[7]测谎结论是存在误差的，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因此不能把测谎结论作为案件的唯一科学证据使用。测谎结论可为其他证据的发现提供线索或者补充，测谎结论的证明力还需有其他证据的补强证明，仅凭测谎结论是不能定案的。而且要区分案件的适用范围，测谎结论不能适用于全部民事案件，设有限制的案件则不能采用测谎结论。

总的来说，测谎技术的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需要立法对于测谎结论的证据地位进行规定，也要求对测谎结论的适用进行规范与限制，保证在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的客观真实，证明案件事实，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4页.

[2]许志.《论测谎结论的证据法地位》.《社会法学家》，2007年第3期.

[3]何家弘.《測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4]邹积超.《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

[5]张卫平.《将测谎结论作证据应谨慎》.《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17日.

[6]罗永红.《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1期.

[7]古豪莉.《测谎结论证据属性研究——一民事诉讼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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