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审查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审查（精选3篇）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审查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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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审查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司法实践中，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处理时，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事故成因和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事故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当事人对公安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可以申请上一级公安交警部门进行重新认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来获得救济，但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当作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当事人对它不服反而没有了直接的救济途径,只能在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或者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供有力的反证予以反驳,希望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或予以纠正，其后果是,面对错误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事人投诉无门,法律救济出现真空地带,从而形成了公安交通部门对交通事故认定“一裁定局”的局面，这显然是违反了《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引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交通事故中被认定负全部事故责任的一方无法得到救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被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话,他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不能单独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没有适格的被告),也无法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只有等对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后予以反驳。而在对方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前,其责任将一直处在不定状态。

2、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的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在送达15日内是不生效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重新认定予以救济,来防止刑事追诉程序的启动，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根据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责任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其人身自由就会受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如果该责任认定错误,或在审查起诉阶段请求检察院予以纠正,或在审判阶段举证反驳,经过质证后,法官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的,可以将交通事故案件调查材料正本调卷,由法院纠正后,才能释放责任人。其导致的后果一是当事人被先期关押,二是当事人被无辜追诉,三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3、法院纠错率低,当事人翻案难。首先,交通事故认定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法官并非万能,他们只能对错误非常明显的认定书予以纠正，因此当事人完全寄希望于对交通事故分析不具有专业优势的法官来纠正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很难的；其次,当事人在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让当事人举证证明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有错误,并非易事，因为事故现场的勘验、检查及对证人的调查等方面的证据均掌握在交警部门的手中,而且交警部门在诉讼中并不出庭质证。另外,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原则和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所以,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异议很少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程序违法或责任认定有错误。

二、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审查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应当具有证据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加以审查判断是我国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理论的要求。

1、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上的审查

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既然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来使用，那么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就应遵循法定的程序，否则，就不具备证据合法性的特征，从而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1）交通事故认定书应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交通警察作出。

（2）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 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3）公布交通事故认定书应遵循特定的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手续不规范，有的根本没有送达有关当事人，有的只送达当事人一方而没有送达另一方；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虽然将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了有关当事人，但未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

2、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实体上的审查

（1）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与判断，首先要确定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认定事实的证据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对该事实证据作出具体的分析。如车辆的驾驶员是否为车辆的所有人（包括法定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驾驶员是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有无驾驶无号牌车辆或驾驶不符 行驶技术要求的车辆的行为、有无

无证照驾驶等违法行为等；有无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出于社会公益，比如为救灾、救人、追捕犯罪分子，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不承担事故责任，应由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的情况。

（2）在没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如因当事人的行为致使交通事故无法认定责任，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推定。如因当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致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3）审查事故认定书的用语是否规范、适用法律条款是否正确、恰当。根据有关规定，当事人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审查 篇2

关键词：审查逮捕；非法证据排除

一、现行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审查逮捕阶段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此前颁布实施的两个“证据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则的原则性规定，就非法证据包含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作了一般规定，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和非法物证、书证的相对排除原则。

新刑诉法第54条吸纳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在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66条、第67条也针对新刑诉法第54条作了规定，细化了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种类。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笔者认为这是新法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的继承发展。

（二）现行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1. 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度不明确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2条、第3条，以及新刑诉法第54条之规定，对于审查逮捕阶段审查发现的非法言词证据绝对予以排除，对于瑕疵证据予以相对（裁量性）排除。

但是问题在于“两个证据规定”以及刑诉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主体上是围绕起诉审判阶段进行设计，且起诉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与审查逮捕阶段并无明确区分。然而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两个阶段是一个推进的过程，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同，审查逮捕阶段要求证据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发生、有一定社会危险性即可；但起诉审判阶段重在通过证据确定犯罪所有事实情节，进而定罪量刑，两者的这种区别却在非法证据排除上没有体现，使得办案人员难以把握。审查逮捕毕竟只是刑事诉讼中阶段性的评判，必然要受阶段性的限制，若一味强调排除非法证据，使得审查批捕与起诉审判阶段对证据的要求同一化，不仅影响了逮捕正常功能的发挥、降低了办案效率，反而不利于打击犯罪。

2.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1）启动主体单一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至73条，审查逮捕阶段对非法取证行为要经过调查核实后确定证据的合法性。主体上是由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依职权启动。那么为了保证发现非法证据即被排除以及调查核实的客观性，弥补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视野的不足、防止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滥用权力、偏袒侦查机关，是否应该借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采取可以依申请进行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

（2）排除程序与审查程序交叉重合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1 条，对非法取证行为调查核实后应制作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报请检察长依法处理，并且对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应该在报告中说明、随案移送。根据刑诉法第98条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时对于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应根据违法程度或口头或书面向其提出纠正意见。但是，侦查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证据，违法的侦查行为即就是非法取证行为，可见，对于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与后者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调查核实非法取证行为本身就是贯穿于审查批捕全过程的。在确立了审查逮捕阶段针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程序后，与纠正违法行为程序的交叉重叠部分应该在程序上作何简化？

二、对存在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度

笔者认为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应该把握好一个度。检察机关承担着追诉职能，审查逮捕是完成这一职能的一个环节，刑事诉讼法要对侦查机关获取的的证据进行全面核实甄别，以确定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应受刑法处罚；又要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并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纠正，这从价值本质上看即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一对矛盾。审查逮捕阶段是为侦查机关为进行进一步侦查必经的程序，批捕后的侦查才能收集更多证据，从而为定罪量刑做准备，如果在审查逮捕阶段一旦排除了有罪证据并导致比较明显的犯罪嫌疑人无法被羁押，极容易造成刑事案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且审查逮捕中证据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言词证据在审查时应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重点考察言词证据间的客观性、关联性，非法言词证据应坚决排除；对于瑕疵物证和书证，应该偏重于程序上的审查，重点考察合法性，能够通过补正保留的就补正，对于定案有关键作用的一次性证据则不可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审查逮捕与起诉审判阶段有所区分，并为诉讼程序推进到起诉审判阶段在证据方面做好准备，才能在程序上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二）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1. 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主体单一，笔者认為可以设置依当事人、证人申请启动，但应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线索和证明材料，防止随意启动。

2. 排除程序与审查程序交叉重合，笔者认为，应该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65条规定的侦查监督针对的违法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核实程序；其他不涉及非法取证的违法侦查活动适用原来的纠正违法程序。这样双管分流齐下，就能够避免重复审查，明确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由于法律规定尚不够具体，造成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不清晰，程度不确定，程序不够具体，使得具体操作上仍旧与一般的侦查监督区别不大，使得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形同虚设。但是为了实现审查逮捕阶段的程序正义、保护当事人和证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对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价值理念和制度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经验规则在证据审查认定中的运用 篇3

[基本案情]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犯罪嫌疑人麦某（男，33岁，美国国籍）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外国学校任教期间，在教室内采用手抠、摸、掐被害人生殖器、臀部、肛门等手段，多次猥亵6名年幼男、女学生（其中4名法国籍、1名美国籍、1名瑞士籍，均为7岁以下儿童）。[1]2013年5月13日，犯罪嫌疑人麦某被公安民警抓获。

一、本案的相关证据情况

控方的主要证据有：6名被害儿童的陈述及其家长的报案材料，其中3名儿童有心理医生的陈述报告、2名同班级儿童的证言和案发教室的现场勘查记录。

第1节被害人陈述“麦某用手指抠我尿尿的地方，有时他还会将手指插入我拉大便的地方，我很痛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喊”。指证第2节、第3节、第5节的被害人也被麦某侵害。同时指证还有另外的被害人，但经核实，另外的被害人否认。

第2节被害人陈述：“我下身一直感觉有点痛”。指证第1节、第3节、第5节的被害人也被麦某侵害。

第3节被害人陈述：“麦某曾经将我的外裤脱了下来，然后用手隔着内裤碰了我尿尿的地方。”指证第6节的被害人也被麦某侵害。同时指证还有另外的被害人，但经核实，另外的被害人否认。

第4节被害人陈述：“麦老师会让其他学生蒙上眼睛然后转过身去，然后把我拉到角落里，放在两个椅子上面，然后把我内裤脱掉后，用手打我屁股。”另有2名同班级学生指证看见第4节被害人被麦某侵害过。

第5节被害人陈述：“麦某把我穿着的短裙和连裤袜脱下来，拉到我的膝盖里，我是光着屁股的，我觉得有点怪怪的，麦某用手轻轻地按摸我的小便、大便和大小便中间的地方”。

第6节被害人陈述：“麦某摸了我的小鸡鸡，还对我说了我的鸡鸡很小”。

犯罪嫌疑人麦某的供述和辩解：麦某到案后一直否认实施猥亵儿童行为，始终拒不认罪，并辩解：6名学生都在撒谎，是记恨报复故意编造的；麦某指出，要指证其猥亵儿童，应有其他物证来证实（如在教室内提取到精液或者孩子身上有瘀青等）。

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一是对在案的每一份证据均提出质疑，主要有：被害儿童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是受到父母、侦查人员等的诱导。二是被害儿童的家长彼此之间相互串通，有证据污染的嫌疑。三是自行补充证据，提交19份教师意见欲证实麦某品行一贯良好。四是提出与麦某共同带班的另2名老师、同班的其他部分学生的证言，这些证言均证明从来没有发现或者看见麦某有性侵儿童的行为。

二、问题的提出

猥亵儿童案系性犯罪案件，由于被害人是儿童，心理尚不成熟，表达能力尚不健全，证据较其他性犯罪案件更难以收集。本案与一般的猥亵儿童案相比，呈现隐蔽性更强、证据审查认定更难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和被害人的陈述之间是“一对一”的状况。能直接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猥亵行为的只有6名低龄被害人的陈述和少数几个目击证人（系同班的低龄儿童）。被害儿童在遭受侵害时均未当场呼救或采取其他反抗行为，在遭受侵犯后未及时主动向家长告发，其中有2名被害儿童是在遭受多次猥亵后，因他人指证才被揭发。并且，被害儿童不能阐明被侵害的具体时间。本案是连续犯，每次作案的具体时间和确切位置难以认定，只能认定一个时间段，不能精确到具体的时间和教室的具体位置。目击证人不能详细表述他人被猥亵的具体时间、地点、具体侵害方式。二是直接证据少。在案证据基本是言词证据，相关联的客观物证缺乏，而言词证据存在主观性、易变性等特点，证明力较弱。三是犯罪嫌疑人具有教师身份，作为老师对儿童可以施加一定的控制力，使犯罪行为更加隐蔽，因而发现、获取证据更难。

除了上述证据难题，辩护方提交的证据也给案件审查与指控犯罪增加了难度。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自行补充证据，提交19份教师意见欲证实麦某品行一贯良好，提出与麦某共同带班的另2名老师、同班的其他部分学生的证言均认为从来没有发现或者看见麦某有性侵儿童的行为，而这些均能与犯罪嫌疑人的没有实施猥亵行为的辩解相印证。由此，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两大对立的证据体系。一方是由被害人陈述、被害人家长的报案材料等相互印证的控方证据体系，另一方是辩方的无罪辩护证据体系。双方证据体系对有无犯罪事实形成直接对抗。证据反映的待证事实互相冲突，如何判断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及其证明力大小，直接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证据审查过程是一个由已知事实推出未知事实的逻辑推理过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中对证据证明力的法理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检察人员对上述情况如何判断，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需要运用逻辑和实践经验积累而成的“常识、常理、常情”等经验规则来辅助证据审查和判断。

三、运用经验规则审查认定证据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

在刑事证据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将经验规则引入其中的是“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5条将“证据确实、充分”界定为：（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每一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4）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此规定首次明确了“经验规则”在刑事证据法律规范中的地位， 并将其作为证明标准和方法的重要内容。

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经验规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配套解释》），第105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1）证据已经查证属实；（2）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3）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4）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5）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明确了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的情况下，运用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主评价判断的权利，为经验规则在证据审查认定中的正常运用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

什么是经验规则？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进一步阐释。各位学者也是见仁见智。[2]笔者认为：经验规则是日常生活经验在司法领域特别是在证据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司法人员依照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规则。

检察人员对具体案件作出判断时，尤其是面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提供的支持其与侦查机关不同主张的各样证据材料时，需要能动性地运用经验规则对下述问题作出判断：一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包括：这些证据材料是否与本案有关？是不是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予以采纳？二是对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及其大小问题。包括：若干证据之间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或者相互印证证明某一事实？在证明内容相反的证据（或者证据锁链）之间，哪个证据（或者证据锁链）的证明力更强，能够否定其他证据想要证明的事实？实践证明，证据审查绝非证据内容与证明标准的形式比对，而是综合评判、去伪存真的复杂认识过程。

四、经验规则在本案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针对幼儿实施的猥亵类案件的证据往往“先天不足”。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家长分别提供了证明内容相反的证据，这些证据中，哪些证据的证明力更大，需要检察人员运用经验规则能动地进行判断甄别。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中，证据审查判断和定案标准具有独特性，应当特别注意审查三个方面：一是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内容是否客观真实。二是审查家长之间是否因为相互串通相互影响后报案，案件的发破案经过是否自然。三是辩护律师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能够支持无罪辩解。本案中，依照《配套解释》第105条规定，根据以下日常生活经验规则的逻辑推理，可以认定麦某构成猥亵儿童罪。

（一）6名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是客观真实的

主要是从陈述的细节是否本人亲身感知、取证的程序和过程是否合法、犯罪后果是否发生、与间接证据能否印证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1.从被害人陈述的细节来看，非本人亲身经历不能描述。6名被害人均为案件的直接受害人，是最了解案情的人，他们的陈述，非常清楚地指证了麦某实施猥亵的行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描述的这么客观具体。有的被害儿童提到被性侵害的生理感受、有的被害儿童提到犯罪嫌疑人猥亵行为中手指的细微动作、有的被害儿童提到了犯罪嫌疑人对儿童生殖器官形状的评价等。以上内容完全是本人亲身感知才可能有的感受。虽然被害人均是6岁的孩子，但他们有基本的认知能力、辨识和表达能力，能辨别是非，也能正确地加以表达。6名被害人陈述的内容，符合被害人的年龄、认知表达能力。

2.从取证的程序和过程来看，询问过程中监护人一直在场，取证过程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为确保未成年人证言内容的准确性，确保未成年人作证中所依法享有的正当的权利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特别规定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规定办案机关在询问未成年证人、未成年被害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90条第3款、第5款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认为办案人员在询问中侵犯未成年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询问笔录应当交由到场的法定代理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并由法定代理人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本案中，法定代理人在场见证了整个询问过程，没有发现任何非法和不当询问行为发生。最后法定代理人在询问结束后，查阅笔录内容，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确保了证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从复核（观看）询问被害人的录像资料来看，陈述和作证的内容是同一年龄段的幼年人通常使用的，与被害人感知事物的能力、记忆、陈述表达的能力相称。没有发现有受威吓、利诱、胁迫而作虚假陈述的情况。在整个询问过程中，孩子精神状态平静，情绪自然、客观；被害人被问及被猥亵的情况时会表现出严肃、不愉快、吞吞吐吐、躲避、不愿交流的情况。虽然在询问过程中有父母帮忙解释问题、仔细询问孩子、和孩子自行交流等情况，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均是由儿童本人作出清晰的、明确的陈述。

4.从被害儿童在事件发生后的表现来看，其在心理、生活上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出现疼痛、尿床，有的孩子出现反常的脾气暴躁，甚至有的家长不敢带被害儿童去博物馆，因为怕看到生物体的肛门引起儿童心理痛苦等情况，可见伤害后果是确实发生的。

5.从被害人陈述中还有部分没有得到印证的事实来看，例如被提到的其他被猥亵的同学没有认可被性侵犯的事实，不能说明性侵犯就不存在，也不能因此说明被害儿童关于自己被性侵犯的陈述也是在说谎。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现存的猥亵行为没有得到司法追究。这也从侧面反映，儿童之间的陈述没有相互串通，是独立自主陈述，应当予以认可。

6.从被害人陈述的内容和报案的方式来看，6名被害人之间陈述的内容，除了基本的猥亵行为外，具体的行为时间、方式均各自不同，还有被害人报案的时间、方式也各不相同，没有出现相互串通后通常所见的内容整齐一致、报案时间整齐一致的情况，可以排除相互串联、相互影响的可能。

7.从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角度来看，一是6名被害人的陈述能与作案时间、作案地点的证据相互印证。犯罪嫌疑人麦某有作案时间。根据校方医疗记录、相关证人（助教老师和校医）的证言能够证明麦某有与学生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虽然被害人陈述中关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地点有时表述会有所变化，但是基本的时间和地点没有重大矛盾。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能够证明实犯罪嫌疑人上课教室的基本情况，视野比较开阔，有低矮的桌椅等，学生基本能够看见教室内发生的情况。所以，3名被害人作为案件的目击者，能看见其他同学被猥亵的陈述内容客观、真实。二是6名被害人的陈述能与心理医生等其他证人的证言和相关书证相互印证。6名被害人的母亲的证言、其他证人之间的证言、心理报告和被害人陈述之间指向同一、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均从本证的角度证明了犯罪嫌疑人麦某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

（二）6名被害人陈述及其父母报案不存在相互串通情况

主要从被害人及其父母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报案时间的先后顺序、报案材料的内容是否完全雷同、家长之间的联络是否正常、人的记忆特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1.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来看，是正常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平素没有恩怨仇隙、关系正常，没有打击报复或者诬告陷害的动机和目的。

2.从报案情况来看，案发过程自然、合理，报案及时，符合常情。第1节、第2节的被害人是先向她们的心理医生陈述，后在旅游途中向母亲陈述，完全是其本人自愿陈述。母亲得知麦某的行为不当之后，分别通过电话向法国学校总校校长、法国使领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警方报案。第3节的被害人也是在心理医生治疗后，心理医生鼓励被害人将事情都告诉母亲，其母亲当日获知详情后于次日报警。第5节的被害人是在母亲主动询问下告知被猥亵的情况，第4节的被害人和第6节的被害人系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发现后，主动找被害人核实，发现确有被猥亵情况后案发。

3.从被害人的陈述和父母报案材料收集的过程来看，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取证手段合法、证据形式合法。

4.从被害人的身份而言，6名被害人分别属于2个不同的班级，不存在相互串通的可能，也没有理由需要相互串通。

5.从被害人父母报案的内容而言，6名被害儿童的被猥亵经过相互之间有所不同，具有亲身感知的特点，包括犯罪行为侵害时被害儿童本人所见所闻和感知到的情况，客观真实，符合情理。如有的陈述是被麦某脱去内外裤后被手指抠生殖器部位、有的是被麦某摸掐屁股，有的是被麦某隔着内裤碰尿尿的地方，有的是被摸小鸡鸡，报案所称的各个被害儿童被性侵的细节不同，说明家长之间的相互沟通并未涉及细节，否则在家长的诱导之下儿童的陈述应当整齐一致，故被害人及其父母不存在相互串通后恶意诬陷被害人的可能。

6.从常理分析，家长之间的联络属于正常的提醒和关心范围，作为人之常情，父母之间相互联系，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的表现，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不能要求父母知道还有其他小朋友可能被猥亵之后，还保持沉默不和其他家长联系。

7.从常情分析，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之爱，不管是咿呀学语的孩童还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每一个都在或曾在这爱的护卫之下成长。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违背事实作出不利于己的陈述。任何一位父母都不可能将莫须有的被侵害尤其是被性侵害的事实强加于自己孩子的身上。父母之间为什么要相互串通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性侵害的受害人呢？

8.从人的记忆特性来看，儿童对自己被人犯罪的事件的记忆是很难被人改变与灌输的，尤其是对儿童的性犯罪，几乎没有儿童愿将自己是清白的说成自己被人性犯罪了，即使是在很大压力下也是如此。而且，即使儿童想提供伪证，指控他人对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由于儿童自身没有经历，儿童是很难提供详细情况的，尤其是案件的细节，对儿童能够提供详细的关于犯罪的证言，其可靠性往往较大。但反过来，儿童不敢提供犯罪事实的证言却较为常见。

（三）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证据不能作为否定猥亵事实的证据

关于律师提交的19封教师意见欲证实麦某品行一贯良好，并提出与麦某共同带班的另2名老师、同班的其他部分学生的证言均认为从来没有发现或者看见麦某有性侵儿童的行为，可以从教师意见的来源、教师意见的具体内容、与认定犯罪事实的关联性上进行分析判断。

1.从19份教师意见的来源来看，出具信件的教师多为从学校一个与麦某相交甚好的安某老师处听说麦某的律师希望写一些对麦某有利的教师意见，然后才写的信。

2.从19名教师是否能够证明案发事实来看，这些老师在侦查机关复核时均证实对案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麦某是否有猥亵行为均为主观判断的文字，而非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3.从19份教师意见的内容来看，与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信件的内容仅能证明麦某的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不能证明麦某的生活习惯、交友兴趣、性格特征、家庭情况、婚姻状况、兴趣爱好、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品行证明。换句话说，如果待证事实是麦某工作表现的话，该项证据具有证明性。本案的争议事实是麦某是否对6名被害儿童实施猥亵行为，麦某的工作表现与实施猥亵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联系，工作表现良好的证明并不能排除猥亵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4.从反证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学校里的所有老师都认为麦某是专业的。如在学校担任英语老师的证人海某，她的儿子也是麦某的学生，她的证言证实出具信函的老师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5.从作证证人的资格角度来看，凡是知道案情的人才有作证的资格和义务。出具意见的19名教师和共同带班的老师，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并不在场，不了解案情，也不知道案情，不具有作证的资格。本案中的被害儿童是最直接受害人和目击者，是最了解案情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案件的过程，是案件信息的最主要接收者，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成为查明真相的关键因素，这些被害儿童的证言具有强烈的不可替代性。

五、经验规则在司法运用中需要注意问题

尽管《配套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可以根据经验规则进行推理来判断证据、认定事实，但由于经验规则具有或然性、主观性和客观多样性等特点，在信息有限的司法环境中，如果不当运用可能导致案件的错误处理。在充分认识经验规则的积极价值的同时，应当把握适当界限合理运用。要着重注意以下四点。

（一）经验规则以对单个证据的资格审查为基础

经验规则是建立在单个证据的证明能力已经确定的基础上的，并非所有的待证事实都可以适用经验法则。证据法的历史发展表明，“证明力的评价，其实就是以生活经验法则为大前提，以具体案件中的证据为小前提，从而得出该证据具有多大证明力的逻辑三段论推理的过程。”[3]在运用经验规则审查认定事实时，首先必须对单个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判断，排除那些在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存在缺陷的证据，如取证主体不合法、取证程序违法收集的、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经验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评判。

（二）经验规则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为前提

对于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仅凭审查某一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则无法达到确认案件事实的目的，只有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先评价证据内容是否“印证一致”，考察它们之间是否相互证实，然后加以综合分析，才能确认其真伪，判断是否“证成”。换言之，证据相互印证并不等于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相互印证只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证据确实充分不能等同于证据内容在形式上的比对一致，而是运用经验和逻辑等规则对相互印证的证据进行综合思维，全面评判的过程。

（三）经验规则运用时应当不存在相反证据

由于经验法则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可靠性，是一种盖然性的规则，存在着相反的几率。实践中，认知主体有个体差异，认识能力和思维有局限性，而案件又具有复杂性和信息的不确定性特点，对证据的审查是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对以往发生案情的回顾、判断，并据此作出认定，概率上不可能做出100%的正确判断，因此在出现“显与事理相违”时允许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反驳。只有根据经验规则认知的事项，辩方无提出反证的可能性或者提出的反证不成立时，该事实认定才成立。

（四）在运用经验规则时应当说明理由

由于经验规则结论的或然性和主观性，在运用经验规则判断证据、认定事实时，应当在审查报告和发表公诉意见时，明确根据经验规则进行判断的适用理由与选择，将事实认定与证据证明力的剖析相结合，将认定证据的形成过程与结果详细阐释，从而增强事实认定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这样，不仅便于上级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且使当事人能够明白司法人员如何形成心证并予以确信的过程，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可接受性。

注释：

[1]本案共有6节事实，为方便表述，在此予以合并阐述。

[2]参见李江海：《经验法则及其诉讼功能》，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