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

交通事故认定（精选12篇）

交通事故认定 篇1

一、何谓Uber

Uber中文名称叫优步, 是一个按需要服务的O2O网站。每一个有需求的用户通过都可以通过i Phone、SMS、An- droid向Uber发送请求, 从而找到自己的私人司机再购买私家车搭乘服务。Uber提供的是一个联系用户与车辆的平台。它力求以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让用户体验到定制化的用车服务。结合移动互联网、精准GPS定位以及移动支付, Uber给你按需配置车辆和司机, 同时省掉用户与司机之间的电话沟通环节, 乃至用车完毕现金和扫码结算的环节。 一切均在不言中完成。

Uber旗下有两类打车服务, 一种是“人民优步”, 其车辆所有权属于司机本人; 另一种是叫车, 比如高级轿车、Uber X和Uber XL专车服务。

在共享经济下, Uber尽可能地利用现有资源提高效率为客人提供了便利, 从而受到了多方的热捧。在此基础上, Uber成为了网络专车代表之一。

二、Uber造成的交通事故

Uber虽然在中国没有发生特别轰动的交通事故, 可是在其他国家甚至其发源地美国也是发生了一系列恶性交通事故, 导致Uber遭受全球性的争议。其中饱受争议的是2014年新年之夜, 加州法院就接手了一件由Uber引发的死亡案件。只有6岁大的Sofia Liu于新年前夕在旧金山被一辆Uber出租车撞死, 当时在场的还有Sofia的母亲和兄弟, 他们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而在解决这件案件时最大的争议点便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事实上, 除了上述所讲的恶性交通事故外, Uber还存许多安全隐患。首先, 用户在乘坐专车时可能会发生纠纷、交通事故 ( 不仅仅是用户本人受伤或死亡, 还可能造成第三人的受伤或死亡) 。第二, 第三人遭遇交通事故, 其发生在司机搭载乘客时和没有搭载乘客时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追责主体难以确认。

三、Uber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乘坐Uber涉及到存在争议的法律纠纷更多的是司机、乘客与第三人之间的交通肇事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侵权纠纷。在乘坐Uber时, 用户在体验便捷的同时大多数都忽略了Uber也是有风险的。正常情况在乘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通常会让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但由于Uber的特殊性, 导致事故的责任认定存在异议, 下面就Uber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情形进行探讨:

( 一) 乘客乘坐Uber时发生了交通事故, 致乘客受伤、 死亡

由于这是个客运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我国的客运合同对承运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制度, 即在没有免责事由的情况下, 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受的侵害均应由承运人 ( 司机) 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乘客发生伤亡, 有权向其隶属公司 ( Uber平台) 要求赔偿。但是现在Uber要求司机与其签署一份《拼车协议》。协议内容包括: “在不违反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条件下, 您或您所在单位已合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或者拥有从事营运活动的相关资格”“消费者通过应用程序或服务请求的汽车服务的质量, 完全是最终向其提供此类汽车服务的汽车服务提供商的责任。Uber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担责任, 任何跟汽车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汽车服务相关投诉, 应提交给汽车服务提供商。”这就使得乘客向Uber平台请求赔偿可能不能得到支持。第二,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ll9条第 ( 五) 项的规定,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因此Uber司机应当对乘客人身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 所以乘客可以要求司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再有, 如果是因为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可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最后, 按照现有的保险条款, 乘坐出租车时发生意外事故, 消费者不承担责任。

可是由于Uber车辆涉嫌非法营运,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如果公民出行明知是“黑车”仍然选择乘坐, 法院在对事故的发生原因及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进行一定的确认下, 会要求有过错的公民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此法院在判决时可以适度减轻肇事者的赔偿责任, 这样不仅不利于保障乘客的权益反而还增加了风险。

( 二) 乘客乘坐Uber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伤、 死亡, 或造成第三人车辆损毁

第一, 第三人可以向其隶属公司 ( Uber平台)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但因为《拼车协议》将法律风险转嫁了, 可能第三人向Uber平台主张损害赔偿可能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第二, 可以向司机主张赔偿责任。但基于公平原则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 在事故发生时双方都存在过错的, 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应该公平分担, 所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过失的, 受害人也应当承担该过失。第三, 若从劳务合同的角度看待两者关系, 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所以第三人可以就交通事故受到的伤害要求乘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三) 当Uber司机车上没有载客时, 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受伤、死亡或车辆损毁

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因为事件发生时司机并未有提供Uber服务, 不属于工作时间内, 导致事件发生后Uber不承认该司机正在受雇上班, Uber提出公司无需负责任, 案件最终很可能就只能认定为司机没有留心路面情况而发生的意外事件由司机个人承担, 最后就会认定为由司机个人承担责任。

四、结语

Uber这类打车软件的盛行为交通服务事业带来了一股新的潮流, 传统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模式现在已经饱受争议了, 新的市场环境要求用“互联网十”的思维来改变打车市场, 解决交通运输困局。许多学者都认为官方应当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这个新兴市场, 但就当下而言, Uber司机确实涉嫌非法运营, 所以我们在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它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 并且也应该认识到发生了事故后我们应当正确认识谁需要承担责任, 从而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南若然.旧金山6岁华裔女童命丧车轮家属提出9项诉讼[EB/OL].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1-29/5797052.shtml, 2014-01-29.

[2]李冰.多地遭查Uber模式何去何从[N].中国经营报, 2015-05-10 (4) .

交通事故认定 篇2

追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本文转自

1、后车撞行驶中的前车形成的追尾交通事故，后车承担全部责任；

2、夜间前车没有尾灯，形成的追尾交通事故，前车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后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3、前车在道路上停车后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设置警示标志，形成的追尾交通事故，前车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4、前车在道路上停车后按规定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并设置了警示标志，形成的追尾交通事故，后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前车超长且未按规定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形成的追尾交通事故，前车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后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浅谈常见内河交通事故调查与认定 篇3

【关键词】内河交通；船舶事故；认定

1.船舶事故及调查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内河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有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因此内河交通事故处理是十分重要的海事行政管理工作，是海事管理机构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是集船舶管理，船员管理、通航安全、防污染管理及法律知识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工作。水上交通事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一条第四款中有明确的定义：是指船舶、浮动设施在内河通航水域发生的碰撞、触碰、触礁、浪损、搁浅、火灾、爆炸、沉没等引起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件。调查指的就是海事机构通过采取各种合法的手段，搜集事故资料，查明事故的原因、经过、造成的损害程度、范围，确定事故的性质、判明当事人的责任而依法进行的一系列行政活动。

1.1基本程序

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的“小事故”，经事故当事各方申请，海事机构认定后，如自沉或单方事故，可适用交通部海事局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简易程序规定》进入快速处理程序，以提高工作效率。

1.2调查思路

在以往的船舶事故的调查中，普遍将调查的目的放在民事纠纷的解决方面，在调查的过程中十分看重对船舶工作人员的操作技术的调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船舶之所以能够发生的事故，原因是很多方面的。所以，在调查时，应该将船舶的设计、维修、航行的环境、人员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只有这样，从系统的整体性上来调查事故，才能查清事故的原因，分析事故的发生条件，并且客观地提出预防此类事故的措施和方法。

1.3调查重点

（1）证据的收集。对船舶或设施的受损情况进行勘察，留下的痕迹形状、面积、深度，对碰撞留下的油漆或其他残留物的取样、通航环境，水深、水文气象条件、助航标志等都要细心观察，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做好笔录和留下视听资料。

（2）船舶动态。航速航向情况；瞭望情况，对他船动态的了解如何；避碰行为；碰撞后的自救或营救他船情况；通信联络情况；必要时调取AIS，描绘船舶的航迹线路图。

（3）船员配置。是否按规定船舶等级配足船员并在船、个人资历、任职资格和当天的身体状况，是否超航线、超时间航线等。

（4）證书是否齐全。船舶适航证书、防污证书、船舶签证薄，船员适任证书及服务薄，安全检查记录薄等证书、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对于船舶事故的调查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包括了初步调查、正式调查和后续调查等。内容包括搜集相关的船舶信息和事故证据，分析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且完成调查的报告等。对于证据的搜集，要全面系统，包括客观上的证据和主观上的证据等。调查的报告要包括事故的陈述、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为相关的人员提供可行的意见等。最后，还要判明事故的责任，这样，有利于今后对于事故的调解等。

2.事故的主要特点

2.1多发性

有调查数据显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船舶的碰撞事故占到了大多数。在任何的时间、地点、环境和情况中都有可能会发生船舶的碰撞事故，这就体现了船舶碰撞事故的多发性。这也就意味着内河航行的船员要时刻要保持警惕，防微杜渐，做好应对，消除侥幸心理，防患于未然。

2.2因果性

因果性指的就是两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前后关联，所有的水上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的。因此，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调查人员要充分地了解事故发生的前因和后果。这样，可以使相关的技术人员对症下药，找出事故的原因，并且在根本上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

2.3偶然性

所谓的偶然性指的就是在事情的变化中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人为无法控制的情况。它可能发生，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也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发生。这就告诉我们，不要改变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要试图改变自然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船舶水上事故的发生是具备一定的偶然性的。例如，有些事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在深水域，能见度也较高，航行的船舶稀少。事故发生的偶然性是客观的，但哲学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偶然性的背后必然也隐藏着必然性，不能因为事故发生存在偶然性，我们就忽视了对事故原因的调查。要从事故的本质出发，探寻事故发生的规律，准确地把握事故的性质，从而进一步地消除事故的偶然性。

2.4潜伏性

虽然船舶交通事故是突发性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前必然隐藏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在事故发生之前没有受到船舶操作人员的重视，或者还没有被相关的技术人员发现。但是，事物的量变最终一定会促成事物的质变，一旦潜伏的危机时机成熟，就会导致船舶事故的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潜伏性告诉我们，要警戒船舶航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不要忽视操作的细节，积小胜为大胜。在平时的管理工作中，要积极地预防危险事故的发生，采取灵活有效地预防手段，加强对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的监督和控制。

3.水上交通事故的认定

3.1碰撞事故的分类

对于船舶碰撞事故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按照责任方的划分来分类，可以将碰撞分为由于单方面的责任发生的碰撞、双方或多方之间都存在责任的碰撞和双方均无责任的碰撞。如果按照碰撞的原因来进行分类，可以将船舶碰撞分为过失碰撞、意外碰撞、有意碰撞等。对于船舶的碰撞事故进行准确的认定，可以有效地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找准事故的责任人，探寻事故背后的隐患，从而有效地避免相关的事故再次发生。

3.2确定过错的标准

对于过错的认定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与原则。常见的过错认定标准包括不伤害邻居的原则、理性人的规则等。在认定船舶事故的责任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明确这些认定过错的标准等，在调查报告的编写上要注重对事故的原因做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完成报告后，交由上级海事部门进行审查。对于事故的认定，要公正、客观，并且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断提升认定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遵循相关的法律和认定准则，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地找出新的事故原因，及时提出安全合理化建议。 4.结语

鉴于水上运输环境的特殊性（相对于道路交通），发生交通事故时经常在郊远偏僻的航道，人烟稀少，没有目击证人，由于航道的限制又很少有监控和视频，往往调查取证相当困难。对于预防、调查、认定水上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受到行业类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专家都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深入探寻船舶交通事故的问题，有效地防止此类事故的重复发生，尽可能地减少人员的伤亡和经济上的损失，并且积极地探寻隐藏在事故之中的规律，对于提升船员安全意识，确保水上交通安全都起到十分积极的意义。 [科]

【参考文献】

[1]甄亮，编著.事故调查分析与应急救援[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2]温世扬，武亦文.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及适用范围[J].清华法学，2010.

[3]黄海.P.I.C.C.“一切险”条款分析与研究——与I.C.C.（A）条款比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

浅析交通事故责任后工伤认定问题 篇4

一、交通事故责任无法查明情况下的工伤认定问题。

赵某是浦城县某公司的员工, 2011年11月的一天, 赵某骑电动车从公司下班回家, 在途中发生严重事故, 赵某当场身亡。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发现, 赵某出事的地点不在道路监控录像范围内, 也无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证据。交警部门最终出具证明书, 说明事故成因无法查明, 事故责任无法确定。赵某家属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依据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认定不属于工伤。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案子如果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前能否认定为工伤?如果是在之前, 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目前为止电动车不算机动车。所以如果是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前时这个问题一点争议都没有, 肯定不是工伤;在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是这么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赵某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故是否算交通事故?肯定是, 因为交通事故既包括机动车交通车事故, 也包括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二个问题“非本人主要责任”, 赵某是否为“非本人责任”, 从现有的条件来看, 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一个无法认定责任的证据书, 在这个情况下, 赵某到底该不该负责任, 也就引申到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后上下班途中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

从本案来说, 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一个无法认定责任的证据书, 这个案子怎么解决?人社部门怎么做?试想如果有目击证人能够证明或者有一个鉴定能够证明赵某不是负主要责任的话, 根据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基本原则, 可能更应倾向于保护弱者的权利来处理这个事。

二、对交通事故中认定工伤的必备条件界定难问题。

柯某是浦城县某公司的员工, 在2012年3月的一天中午1点35分左右, 柯某骑二轮摩托车从亲戚家往单位途中, 与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碰撞,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柯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出具证明书, 认定事故为大货车负主要责任, 柯某负次要责任。事发后, 柯某家属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依据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认定属于工伤。由于中午1点35分左右并不是上班时间, 且柯某走的并不从家中到单位的必经路线, 该公司对此有争议, 认为公司没有让柯某加班, 且走的也不是平常上下班必经路线, 不应认定为工伤。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对上下班规定的时间和必经路线的没有明确的界定, 职工在交通事故中出现工伤争议往往由于牵扯到交通法规而变得复杂。柯某于中午1点35分左右赶往单位, 正常上班时间为下午2点30分, 理应不属于上班时间。但柯某家属称其因工作没有完成, 是自愿加班, 同时, 柯某家属称柯某事发中午刚好到亲戚家吃饭, 吃完饭后就骑摩托车赶往单位了。

从这个案子我们来了解一下, 柯某于中午1点35分左右赶往单位, 虽不是正常上班时间, 但是因工作原因而去上班的, 应作为工伤认定条件之一;通过道路监控录像可以看到柯某的确是从亲戚家住单位方向行驶, 虽不是平常上下班必经路线, 但是案发当日上班路线。故这个案件符合了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此案例可以认定为工伤。

三、交通事故责任发生在回家探亲返回单位途中的工伤认定问题。

浦城县某公司员工徐某, 家住异地, 因探亲假结束, 2012年5月11日傍晚徐某乘客车由家返回工作地。下午13时30分左右, 车辆向左行驶出路外撞到山体的岩石, 造成三死两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徐某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徐某亲属提出工作认定申请。

人社部门经调查核实后认为, 徐某探亲返回单位属个人行为, 与工作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 对徐某探亲返回工作单位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徐某亲属对认定结论不服, 认为:“徐某回家探亲是经公司领导批准;5月11日探亲假到期返回工作单位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次日能正常上班;事故发生的地点是由徐某家去公司上班的必经之路”。

这个案子我们分析一下:请假回家探亲, 对于结束探亲返回工作单位驻地与日常的上下班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在我国从部队到地方所有的用人单位在处理请销假的制定设定上都是相同的道理。因此回家探亲返回途中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六) 项“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规定情形, 依法不能认定为工伤。

申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复议 篇5

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复议前置问题

《办法》无明确规定，仅在第22条中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30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的决定。没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现在既然已明确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复议前置问题。笔者认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应以复议为前提，当事人可以选择复议或诉讼之一作为救济方式。理由一，由当事人选择复议或诉讼，符合权利保障多元化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方向;理由二，让当事人决定诉讼前复议与否，可以减少当事人对法律的抵触情绪，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及时保护;理由三，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水平和审判队伍与十几年前相比有巨大进步，已足够满足审理面广量大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的需求;理由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虽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但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审查角度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

2、申请复议期限问题

交通事故认定 篇6

[基本案情]2015年1月18日9时55分，朱某某驾驶闽A33913号重型车由闽清往金沙方向沿202省道行驶，行经202省道341K+120M处，该车碰撞欧某某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造成两车损坏，欧某某死亡的交通事故。闽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朱某某未靠右行驶是造成本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闽A33913号重型车在某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均在保险期内。2015年1月19日，朱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闽清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5日，闽清县公安局将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朱某某的同时提请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提讯朱某某时，朱某某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5年1月27日，闽清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朱某某。批捕的次日，朱某某家属为取得被害方谅解，经办案部门调解先行赔偿被害方损失71万元（这笔巨额赔偿金，可以从车辆保险赔偿款中支付）。2015年1月29日，朱某某被变更为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提出：朱某某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第三天，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由于检察机关对朱某某批准逮捕，上一级公安机关不予受理，辩护律师认为执法机关侵犯了朱某某的申请复核权利，认为事故责任认定效力待定。当朱某某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认为：案发时，保险公司接到车主报案有到现场勘查，根据碰撞痕迹，认为投保的肇事车辆在本次事故中不应负全部责任，不能支付巨额赔偿。

一、检察机关在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的困境

本案中，辩护律师和保险公司均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及原因的确定，对认定有关法律责任具有重要的指引和依据作用。但在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面对案多人少的现状，普遍对认罪的轻刑案件实行快捕快诉机制。在审查批捕阶段，由于时间紧，办案人员很少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对涉及人员伤亡事故赔偿的，也不会听取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看法。目前，检察办案人员在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没有统一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运用法律法规的过程，运用的如何直接反映出公安交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处理交通事故两种程序：一种是对未造成人身伤亡，事实清楚，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并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按照普通程序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10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要依照法定程序、法定标准制作生成。司法实践中，沉重而又巨大的交通管理任务，再加上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间要求紧，给有限的警力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出现认定主体不适格；对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没有公开调查取证；送达当事人的文书不规范，事故认定书的制作者不具有制作资质等问题。

（二）当事人的复核申请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实践中，该权利却“形同虚设”。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1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但该法第52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如果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了其复核申请后，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终止复核。所以，从法理上说，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时，申请复核权经常是“不予受理”或是“终止复核”。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监督失控

刑事诉讼中，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和处罚均以行为人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来自人民警察以外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和制约。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技术性很强，无论当事人或检察人员往往缺乏相应的专门知识，因此认定书很难被推翻，从而使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变成一种特权。二是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警察队伍内部。《人民警察法》第43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消或者变更。”但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有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于责任认定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则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四）容易引发涉检信访

交警部门出于多种考虑，有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当事人未达3日就匆忙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涉罪的犯罪嫌疑人方往往不服，而被害方更是紧盯检察机关是否批捕。如果依照错误的事故认定批准逮捕，起诉后，法院若重新划分责任认定，涉罪嫌疑人无罪，则面临着国家赔偿问题；如果坚持不捕，要面临被害方的诘责与缠闹，使检察机关成为事故双方注意力的焦点，这给检察院的工作带来困难，无论作出何种决定，双方均无法接受，无端增加工作难度。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混乱的原因

犯罪嫌疑人朱某某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负全责，保险公司可以多赔付，所以在收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没有向办案人员及时提出异议，后因保险公司拒付巨额赔偿金，找到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要求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申请复核。目前，导致检察机关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困难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有立法、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执法人员素质问题，但总结起来主要有：

（一）案多人少，办案时间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虽然遵循事故现场的客观实际情况，但最终是由交警人员根据自己交通背景知识做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人为主观因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条规定：“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该规定要求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交通警察在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才可上岗。然而，由于警力不足，许多应该多岗位、分民警办理的业务，只能采取“一警多岗”的办法来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使民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再加上一些没有取得相应处理交通事故资格的交通警察上岗现象存在，民警在交通事故处理中重实体、轻程序，违反程序办案很常见，事故责任认定依据不充分，给案件的处理带来很多麻烦，致使群众对交通管理部门责任认定工作产生质疑。

（二）随意对被害人免除，减轻事故责任

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也难免会遇到调解难、理赔难等问题，尤其是碰到死亡事故，受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容易发生抬尸闹事等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对于有办理保险的肇事车主，如果肇事司机负全责，赔偿款更多，出于经济因素考量，对有利于被害方的事故认定如果不影响其定罪，也不持异议，虽然保险公司对赔偿款有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8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实践中，收集交通事故现场证据难，推翻责任认定有难度。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机关主体不合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处理中，自行勘查、调查、自行认定，并以自行认定的结论用作定案根据的操作程序，无异于是用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结论的客观公正，也不符合目前司法鉴定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四）检察人员审查能力不高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作出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一定的主观性，尤其是在目前事故认定的依据尚不统一、不规范的前提下，要求检察人员事后对事故作出认定，这与检察人员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经验明显不符。

三、完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对策

本案肇事者朱某某没有明显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如车辆无证无牌、酒后驾车等），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制作出来前，不能判定肇事者是否要负刑事责任。由于经济赔偿没有到位，迫于被害方的压力，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判定责任，将肇某事者朱某某先行刑拘，后于现场勘验、检查和有关的检验、鉴定再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出现办案顺序倒置，难保执法公正。对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让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制作公正，规范。

（一）检察人员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专业性强，知识面广，而且还要具备过硬的法律知识和规范意识，检察人员要加强学习，客观、科学、公正地审查事故成因。在目前法律法规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受理交通肇事案件时，要重点审查公安机关对当事人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送达回证，只有超过3日的方可受理，从源头上保证当事人申请复核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案件后，要听取当事人，律师和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意见，要严格审查责任认定书载明的事实和责任，对明显存在不合法、不公正的责任划分的情况应及时提出纠错建议。对未予按时补正或作出的说明没有正当理由的，要作出不批捕或不起诉决定；对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不依法履行职务、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或影响公正执法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对有渎职行为的要开展法律监督调查，依法作出处理。

（二）增设交通肇事案件特困当事人救助资金

检察机关可以协调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建立联合救助机制，进一步拓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筹集的渠道，加大筹资力度，增加救助基金。在交通事故中陷于经济困境的家庭应当提供救助，用于伤者的救助和死者的丧葬，切实改变目前因信访压力而将不能确定是否构罪的肇事者先行采取强制措施的作法，确保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标准制作。

（三）增设权威鉴定机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证据，除非异议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事故认定确有瑕疵，否则法院只能依据原事故认定作出裁判。但由于交通事故现场的部分证据无法复原、固定，在事后要求当事人举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解决困境最根本的办法自然是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外设立中立的中介机构，给予当事人司法救济途径。如果中介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和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不一致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中介机构司法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回答与鉴定事项有关的问题。

（四）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交通事故认定 篇7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方面依据基础性证据确定事故的基本事实, 既对事故事实予以认定;另一方面依据各行为人在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对事故责任予以认定;另外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上说, 交通肇事罪均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事故中承担至少同等以上责任才能认定犯罪。因此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交通事故认定书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的认定、责任的认定、罪与非罪的认定, 是交通肇事罪案件中最重要的刑事诉讼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被认定为刑事诉讼的刑事证据, 但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性质上归属于刑事诉讼哪一类证据, 目前尚无定论。多数的意见认为,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的专业人员, 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客观情况, 运用其具有的交通安全专门知识, 对交通事故的性质及各方责任的大小做出的分析判断, 交通事故认定书解决的是交通事故案件发生的原因、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等各种专门性问题,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起着对专业问题的鉴定作用, 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证据类别上应该属于鉴定结论。

二、检察机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刑事审查的意义

(一)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刑事审查是检察机关的职责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审查起诉职权时, 应依法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并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 一方面要确保指控犯罪在证据上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刑事证据的审查, 排除非法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指控犯罪重要的刑事证据, 检察机关必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特征, 这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应尽的职责。

(二)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刑事审查有利于准确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案件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 证据种类少, 比如一般没有被害人陈述, 很少有证人, 加上事故处理现场勘察的专业性和车辆性能检测的技术性等客观因素, 加大了检察机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审查的难度, 容易把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作绝对证据使用, 这对案件的正确处理, 构成一种潜在的依赖性风险。强化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刑事审查, 有利于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和责任等多方面的客观准确认定, 从而有利于准确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三)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刑事审查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救济途径只规定了在公安机关的复核权利, 并且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也就是说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采取行政救济途径。因此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 检察机关强化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刑事审查, 保护了犯罪嫌疑人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行使司法救济的权利, 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三、检察机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刑事审查的方法

(一)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上的审查

程序审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由一定资质的交通警察和交通警察部门做出;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中审查侦查人员有无违反回避制度等法定规定;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适用程序是否准确;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是否依法告知送达了诉讼参与人;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适用交通法规是否正确等。

(二)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实体上的审查

首先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的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所谓基础性证据, 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等。事故认定书是对案件事实和责任的客观分析, 只有其依据的基础性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 认定的事实才能准确无误, 认定的责任才能符合因果关系, 合乎逻辑。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 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现场, 并对基础性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进行分析甄别, 从而对案件进行准确的审查认定。

其次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和其他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一致性。审查时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案件基础性证据进行比对印证, 要审查确定各项证据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 能否合理排除各项证据之间的矛盾, 各项证据之间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各项证据是否共同指向同一基本事实, 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客观一致, 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

最后要审查交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检察机关应该从刑事证据角度出发, 以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对事故责任进行刑事上的审查认定, 着重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在事故中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的过错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犯罪嫌疑人的过错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刑法上直接的因果关系等, 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 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

摘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关键证据, 检察机关加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对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方法进行初步的探讨。

交通事故认定 篇8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说明。在我国, 法律和司法解释都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结到证据的范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后,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交通事故认定书所取代, 交通事故责任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责任以及产生的严重程度来确定, 对当事人在事故当中作用大小而定。

交管部门对事故发生的原因, 责任进行认定, 这种责任认定和民事责任不同。两者不能混同起来, 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事故赔偿责任的唯一根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不同的责任主体

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的主要是在交通事故当中直接参与的人员责任, 具体包含机动车司机以及乘客等。然而, 交通事故赔偿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司机和乘客, 还可能包括汽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机动车所有人或者单位等,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比交通事故责任范围更大。例如: 当机动车的使用人和所有人分离, 这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使用人, 但是使用人是在执行本单位的工作, 所以, 最终的责任认定应该由使用人的工作单位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与交通事故责任主体就不一致。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当事人就可以不负责任, 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可能会判决行为人承担部分责任。再例如: 在好意搭载乘客的事件中, 虽然交警认定乘客不负责任, 但是为了保护善意的行为, 鼓励这种行为, 法院可以根据事情判决让乘客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不同的适用责任原则

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主要适用的是无过错无责任的原则, 即过错责任原则, 全部过错的承担全部责任, 过错一样的承担同等责任, 过错大的承担主要责任, 过错小的承担次要责任; 而在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时候主要不仅仅要依照过错责任原则, 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 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应该以其投保额内承担, 在行人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一般会推定机动车承担责任, 如果机动车一方能够证明没有过错,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承担不超过10% 的承认, 如果行人一方有过错, 那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到, 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时候, 不单单考虑了过错推定责任, 还适应的结合了过错相抵的原则。

三、适用不同的法律

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 主要适用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个法律规定之外, 还包含《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当中的一些内容。而交通事故赔偿主要适用的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同的: 第一、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 前者是当事人在处理事故中要承担的行政责任, 而后者是当事人的因过错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 前者依据的是《道交法》第73 条、《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 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 条的规定, 后者依据的是《道交法》第76 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 条的规定; 第三、前者是由交警部门依职权确定, 后者是人民法院依审判权确定。在民事赔偿程序中,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一种证据, 而非唯一标准。

参考文献

[1]邵玉伟.云计算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认定问题研究[D].海南大学, 2015.

[2]廖焕国.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叶旭河.论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民事诉讼的角度[D].兰州大学, 2005.

[4]徐清宇.通行正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交通肇事罪认定及其共犯问题浅析 篇9

近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飞快, 人民生活水平也跟着得到了显著提高。私家车的购买人群从少数富有人群迅速扩大为大多数普通人群, 而交通事故也由于以上因素而频频发生。对于交通事故, 我国民法、侵权责任法、刑法都进行了一定的规制, 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进行阐述。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 将其归类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 足以见得交通事故对于人民生活存在其特有的危害性, 需要刑法加以介入并进行规范。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其中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了对“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其中涉及到了交通肇事罪共犯的情形, 也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的争论, 同时也在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认定方面给实务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着手, 以分析主观罪过为主要切入点,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进行探讨。

二、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罪做出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随后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1) 来指导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进行认定以及量刑。由于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现象频发, 并且肇事逃逸是使交通事故危害结果进一步恶化的关键因素, 因此《解释》第三条专门对交通肇事逃逸进行了规定。

(一) 客观方面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及《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包含两个方面:

1.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提 (2) , 也是认定一起交通事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础。如果交通事故当事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则将交通事故认定为意外事件或者侵权案件, 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而如果当事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并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其违反法规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才能再根据事故后果严重程度、责任的承担等条件来判定其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2. 发生重大事故, 并负相应责任

根据《解释》第二条关于交通肇事罪从事故后果严重程度以及责任的大小和承担进行界定, 从而对交通肇事罪进行量刑的规定, 可以看出, 交通事故肇事者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的交通事故是指一人以上重伤以及死亡结果, 或者三十万元以上的直接财产损失, 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他人财产。这为实践中判断交通事故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提供了较为清晰明确的界定标准。并且可以看出行为人不仅要因其先前的违章行为而引起人员重伤以上或者三十万以上财产损失, 还要负相应的责任, 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即如果因为行为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比如死亡一人的事故结果, 但是行为人仅在此次事故中仅负次要责任, 那么也不会认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 主观方面的认定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肇事者主观是属于过失还是属于故意?如果是过失, 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些问题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这里暂且不去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问题, 因为人的主观形态很难准确的把握, 往往只能依靠客观现象加上日常生活经验加以揣测, 而这种揣测出来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准确与公正, 因此这里仅是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以下人的主观形态。人的主观思想活动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 并且变化之快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因其抽象性的特点而难以甚至是根本无法捕捉到。在交通肇事罪中更是如此, 在整个行为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一些列时间点中, 行为人的主观思想是在激烈的运动的, 并产生各种变化, 从刑法学角度讲, 便是主观过失与故意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也应该理解到, 在一段时间中, 行为人的主观形态是保持基本不变的, 即使是具体细节的变化也只还是属于量变, 只有在一定的刺激下—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便会产生质变, 即主观过失与故意之间的转变。因此, 笔者认为, 对于交通肇事罪行为人的主观形态不宜只认定为过失或者故意一种形态, 而是过失与故意两种形态混杂的混杂型主观形态, 并且这两个形态之间是衔接在一起的。以时间为划分标准, 分为事故发生前的主观形态和事故发生之后的主观形态:

1. 事故发生前的主观形态

交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行为人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驾驶车辆, 此时其对于本身的违章行为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明知 (3) 。但是一般违章驾驶的行为人都会抱有一种侥幸心理, 即使想到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违章驾驶行为导致交通事故, 但是基于对自己的驾驶水平或者其他因素的简单分析 (这种分析可能只是脑海中的一个瞬间的想法和考虑) , 轻信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此时的主观形态便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反过来说, 如果行为人对于因其违章驾驶行为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情况抱有放任或者是积极追求的意志形态的话, 就不是交通肇事罪的规制范围了, 此时应该属于利用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的一种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 亦或者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 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 即使行为人明知其正在违章驾驶机动车辆, 但是其交通肇事行为的主观形态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失比较合适。

2. 事故发生后的主观形态

而事故发生后, 行为人已经知道了交通事故的初步结果, 比如人员伤亡或者使财产损失, 即使其不知道伤亡程度以及财产损失的数额。这时, 行为人之后所采取的的行为则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主观故意, 行为人无论是选择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肇事逃逸, 还是选择救助受伤人员, 或投案自首等等行为, 行为人对其采取的措施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都是知道的或者应当知道的。这里着重讨论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 因为此处交通肇事者主观的认定, 关系到其交通肇事罪共犯认定的合理性问题。

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是指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行为人逃跑时便知道其逃跑行为会导致被害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并因此伤势恶化甚至死亡, 行为人对此结果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此时其主观形态是间接故意。

三、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认定

《解释》第五条第二款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的规定引发了其是否符合法理的争论。交通肇事罪被归类为过失性犯罪, 而只有故意犯罪才能形成共犯。但是通过前文关于交通肇事罪行为人主观形态的分析, 可以看出, 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在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下, 其主观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过失, 而是经历了由过于自信的过失向间接故意转变的过程。这种故意形态的转变, 给交通肇事罪成立共犯提供了可能性。交通肇事罪共犯在主体范围, 客观行为以及主观形态上都有一定的特性。

(一) 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体范围

从《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归纳出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体范围包括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作出这样的规定, 是因为以上四类主体与交通肇事行为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 使得他们所作出的指使行为相较于其他人对交通肇事行为人的影响更大, 上述主体与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存在着用工关系, 实质上大部分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4) 。那么他们的教唆, 肇事人无论是出于敬畏还是出于恐惧的心理, 予以采纳并逃逸的可能性相比于其他的教唆者 (肇事人家属或者路人) 要大很多。有时可能肇事人并不认同逃逸的行为, 但是由于上述主体对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强制的作用, 并且处于对于自身之后工作环境、谋生途径等因素的考虑, 也往往会选择听从其指使和教唆而逃逸。因此以上四种人在交通肇事罪中, 造成交通事故结果后, 他们的行为和主观想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和结果严重程度的影响是很大的。相比之下, 其他的教唆者, 比如肇事人亲属或者路人等, 并没有规定为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体, 一是因为他们对于肇事人的决定影响没有上诉四种人大, 二是如果将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体规定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乘车人或者相关人员, 在实践中不但不具有可行性, 反而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二) 交通肇事罪共犯的客观行为

结合《解释》第七条和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 依据指使行为发生的时间进行划分, 可以将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行为划分为事故发生前的指使行为和事故发生后的指使行为:

1. 事故发生前的指使行为

所谓事故发生前的指使行为, 即指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 指使、强令机动车辆驾驶人违章驾驶的行为。其指使的内容是违章驾驶, 是交通肇事罪构成的大前提, 之后的危害结果与其指使行为密不可分。

这种情况下,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的主观形态在意识形态上既不符合疏忽大意的过失, 因为对于违章驾驶这一事实来看, 其对于行为和结果都是有充分认知的。也不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 因为其本身并不是机动车驾驶人, 对于能否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控制。因此认定为故意更为妥当,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故意是教唆犯罪的故意, 而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故意 (5) 。

2. 事故发生后的指使行为

所谓事故发生后的指使行为, 是指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其指使的内容是肇事人逃逸, 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关系, 只对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应当注意的是, 其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所适用的情形与肇事人并不完全相同。只有在由于其指使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进而死亡的情形下, 共犯主体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事故发生后的指使行为与事故发生前的指使行为的区别所在。

(三) 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观形态

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观形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过失说和故意说

1. 过失说

支持过失说的学者认为, 交通肇事罪应被认定为过失犯罪。在交通肇事罪共犯中, 机动车驾驶人属于正犯, 主犯, 而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交通肇事行为中仅仅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其后的指使行为并不能够否定交通肇事危害结果是由于机动车驾驶人违章驾驶而导致的这一根本实施, 因此其是从犯。主犯的主观形态认定为过失, 而从犯的刑事处罚要比照主犯相应较轻, 如果将从犯的主观形态认定为故意, 那么可能会导致从犯的刑事处罚反而重于主犯的刑事处罚, 这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符。因此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观形态理当被认定为过失。

2. 故意说

持故意说的学者们则认为, 依照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理论的研究, 两个或两个人以上行为人在具有相同的故意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触犯相同罪名, 从而认定为共犯 (6) 。那么构成共同犯罪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具有共同的故意, 引申之意便是行为人的主观形态必须是故意, 那么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主观形态也应当认定为故意。并且按照《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指使肇事人逃逸时, 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可能引发的危害结果都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 而仍然实施指使、教唆行为, 放任危害结果的恶化,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意志形态都符合间接故意的条件。因此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观形态应当认定为故意。

3. 笔者的观点

笔者赞同故意说, 在肇事逃逸的情形下, 因为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的主观形态符合间接故意的构成要件, 并且此时肇事人的主观形态也已经从事故发生前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转变成为了间接故意, 上述主体在此时持有相同的故意。如果将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主观形态认定为过失, 则无法认定其到底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这便会引起主观认定的逻辑混乱。并且依照《解释》第五条规定所描述的情形来看, 上述主体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形态, 既不符合疏忽大意的过失, 也不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因此认定为过失也是不妥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认定应当分为两个阶段, 即事故发生前的主观形态和事故发生后的主观形态。根据分析, 事故发生前的主观形态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而事故发生后的主观形态为间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共犯的主观形态也应当认定为故意, 这既不违反刑法学中对于共同犯罪的定义, 也与交通肇事罪肇事人的主观形态相一致。交通肇事罪共犯的客观行为分为事故发生前的指使行为, 和事故发生后的指使行为, 这两个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的适用情形不同,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 两个指使行为虽然主观都认定为故意, 但是事故发生前的只是行为所持有的故意是教唆的故意, 而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故意。

摘要：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第五条和第六条中涉及到的交通肇事罪共犯的情形, 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的争论。本文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着手, 以分析主观罪过为主要切入点,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共犯,主观形态

参考文献

论火灾事故认定的不可诉性 篇10

关键词：火灾事故认定,行政诉讼,不可诉性

火灾事故认定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火灾事故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学界及各地法院在此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笔者办理过这样一起火调行政诉讼案:2015年2月20日, 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解放街八妹日杂店发生火灾, 经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认定, 该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15年2月20日12时40分许, 起火部位为八妹日杂店一层楼梯间部位, 起火点为八妹日杂店一层楼梯间铁门底部西侧处, 起火原因为燃放爆竹引燃铁门底部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火灾事故当事人陈德明、符八妹不服认定申请复核。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认为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的火灾事故认定主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程序合法, 起火原因认定正确, 决定予以维持。2015年7月28日, 火灾事故当事人陈德明、符八妹认为上述火灾事故认定程序违法, 没有确定事故责任人, 并以此为由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驳回原告陈德明、符八妹的起诉。陈德明、符八妹不服, 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对火灾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在该省尚属首次, 笔者试通过这起行政诉讼案分析火灾事故认定的不可诉性。

一、火灾事故认定的概念

《消防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 负责调查火灾原因, 统计火灾损失。火灾扑灭后, 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 接受事故调查, 如实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 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 作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和有关检验、鉴定意见等调查情况, 及时作出起火原因的认定。”《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起火原因已经查清的, 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和起火原因;对起火原因无法查清的, 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点或者起火部位以及有证据能够排除和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因此, 笔者认为, 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现场调查情况, 对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等方面作出的科学实证活动, 是一种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

二、火灾事故认定的性质

(一)

火灾事故认定不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 作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 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任何一种证据都必须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被采信后, 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效力, 成为定案的依据。火灾事故认定只是一个事实证明行为, 并未影响事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 在火灾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确定之前, 事故当事人与火灾事故认定之间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火灾事故认定不具备行政行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影响火灾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特征, 因而不属于行政行为。

(二)

火灾事故认定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后, 对现场进行勘验、调查、鉴定等综合情况, 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 就起火原因作出事实判断, 并不直接确定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及事故责任承担问题, 火灾事故认定书只作为处理火灾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

三、火灾事故认定的不可诉性

(一)

火灾事故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 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据《消防法》、《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的规定及要求,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所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 是对客观事实的科学分析认定, 其法定性质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即使没有确认火灾事故责任相对人, 也并不影响火灾事故认定的效力, 更不影响火灾事故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火灾事故认定并不是一种行政行为, 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 不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调整。

(二)

火灾事故认定的不可诉性不影响火灾事故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认定不服, 进而对彼此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将在庭审中对火灾事故认定进行审查, 并根据其确认的事实确定民事赔偿责任。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只作出火灾事故认定而不作出行政处罚, 由于火灾事故认定并未产生行政法律效果、未影响火灾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 也就没有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的必要。如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引起火灾的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火灾事故当事人提起了行政诉讼, 由于火灾事故认定是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据此, 人民法院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对行政处罚合法性的审查必定会先审查火灾事故认定的合法性。

如追究火灾事故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 是构成刑事责任客观要件的重要证据之一, 人民法院将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

因此, 火灾事故认定不可诉, 其不可诉性不会影响火灾事故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014.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08.10

[3]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2012.11

[4]郑自泉, 浅析火灾事故原因和责任认定的可诉性, 《科技信息》, 2011

[5]黄海波、黄国涛, 火灾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及审查, 《法制与社会》, 2014

交通事故认定 篇11

2012年3月12日（距离案发三个月时间）被害人一方通过寻找目击证人告示的方式找到证人（证人要求保密）证明事发时东西方向是绿灯，即被害人没有闯红灯。被害人女婿胡某于2012年7月17日收到编号为（2012）第Z2012X2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7日。胡某随即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赵某赔偿，法院于2012年8月16日受理。赵某于2012年9月20日收到了编号为（2012）第2012024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23日，且在该份认定书中没有出现胡某收到的认定书中的关键证人证言。赵某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提出复核申请（时间不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于2012年9月26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2条规定，交通事故一方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不受理当事人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赵某提出的复核。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双方民事赔偿纠纷，于2013年9月30日判决，采信交通支队认定赵某全部责任，刘某甲无责任，认定此次交通事故赵某对刘某甲的死亡参与度为90%，判决赵某投保的保险公司（人保财险）赔偿交强险12万元、第三者责任险10万元，赵某赔偿52万4千4百34元2角4分。赵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赵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2014年7月18日赵某与被害人家属在某区交通支队调解，由赵某一次性支付刘某乙（被害人女儿）71万元。

一、本案主要争议

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交通事故处理权，其中之一便是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该文书对于事故处理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保证权力可以在阳光下公正地行使，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如何审查就值得深思。本案正是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查认定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书证的一种，由公安机关通过勘验、检查、鉴定、询问等多方采证后，结合法律法规，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进行划分认定，能够证明案件相关情况（比如案件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案发情况等等），同时其还是权力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做出的加盖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的文书，符合书证内容方面的要求，也符合书证形式方面的要求，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因此，可以直接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定交通肇事案中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进而认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

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民警在对现场情况勘验、检查，询问当事人、证人、对被害人死因进行鉴定，结合法律规定作出的。且该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在民事审判阶段被采信，按照诉讼法理念，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因此，本案可以采信公安机关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犯罪嫌疑人赵某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后，不是当然具有证明效力，而是只有生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才具有证明效力，而其生效应以当事人在收到事故认定书3日内未提起复核为准，如当事人提起复核，则应以上一级公安机关再次作出的认定为最终认定结果。当事人有权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3日内提起复核，但本案中由于一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的复核申请没有被公安机关受理，因此该交通事故未能被重新认定。犯罪嫌疑人因民事诉讼被剥夺了复核权，上一级公安机关又未对该交通事故进行重新认定，当事人无其他法定救济途径提出对交通事故的异议，从公平原则出发，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生效，因此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得被采信。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交通肇事案审查中，交通事故认定既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也不是刑事责任要件，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下，交通事故认定书也不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而是一种重要的复合型证据材料，能否在交通肇事罪案件中作为定案证据使用，需要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如果通过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后，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存在瑕疵或错误，则应该及时补正或纠正，而不应直接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当事人双方的交通事故责任。在审查起诉期间，不应该仅仅以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为根据，还应该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审查认定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是否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以及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并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过失的主观方面。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書存在瑕疵，不能补正，因此，不得采信。

上述第二种意见与第三种意见并非矛盾，只是前者从程序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进行探讨，后者是从实体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进行探讨。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第二种及第三种意见，但是对第三种意见避免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类于任何一种证据的做法不认同。从逻辑上讲，我国法律以列举法明确了我国证据类型仅有八种，那么所有能够定案的证据必然都应该能够囊括在这八种证据类型中。且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要证据的种类，法官将无法决定证据的取舍，因为不同种类的证据有不同认证原则。[1]所以，避免讨论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类的方法是不可取的。[2]

现在，理论界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中应如何归属有着激烈的讨论。[3]笔者倾向于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为鉴定意见类证据。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交通警察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综合考虑现场环境、证人证言等材料，综合分析得出的当事人责任划分的意见，具有专业性和主观性。[4]其次，根据公安部公复字[2000]1号《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5]说明公安部也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份鉴定意见。

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从程序到实体的全面审查

鉴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通常将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列为关键工作。为了避免出现流于形式的审查，我们不仅要对交通事故认定进行内容方面的审查，而且要对其做出程序进行审查，实现全面审查，因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结果往往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案结果。[6]

（一）从程序方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通过制定严格的认定程序，对行使交通事故认定职权的主体资格、工作程序、步骤进行规范，是避免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主观性、任意性错误发生的有效方式。为了将交通事故认定过程程序化，最大程度的保证认定的真实、准确性，公安部2004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作了详细规定。但是，不论条文如何嚴密，也难免瑕疵的存在，而且详尽程序规定，更增加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事故认定程序违法的可能性。[7]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的程序审查也应非常详尽，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是否由一定资质的交通警察和交通警察部门做出；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中审查侦查人员有无违反回避制度等法定规定；收集证据是否充分、完备；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依法告知送达了诉讼参与人；送达手续是否完备等。赵某案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交与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时间存在出入，且均超过法定期限。《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验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中因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最终的鉴定结果出具日期为2012年1月19日，而送达犯罪嫌疑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是2012年3月23日，送达被害人家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是2012年7月17日。这两个日期不仅不一致，且均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定期限。

二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日期存在出入，且均超过法定期限。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伤残等级评定书和事故财产损失的估价结论作出后，应当在5日内向当事人宣布，并当场交付当事人；经通知当事人不按期到场的，应当在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本案犯罪嫌疑人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期早于被害人方落款日期3个多月，但送达犯罪嫌疑人的日期却比送达被害人的日期晚两个多月，显然，违反了相关法定期限，致使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取得交通事故认定书时，便被动进入民事审判程序，丧失了对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的权利。

三是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尽管定责一致，但文号与内容皆不一致。虽然案卷中有送达赵某的回证，但仔细对比发现送达赵某的文书号与随案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不同，造成犯罪嫌疑人赵某并未收到作为证据使用的认定书。后经工作，得到犯罪嫌疑人赵某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被害人一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对比，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被害人一方完全一致，但与赵某一方编号不同，且内容中多了一项关键证人证言。民事审判中所采信的证据也与被害人一方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致。因此，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真正送达犯罪嫌疑人。

（二）从实体方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事故认定的内容可以基本还原交通肇事案件情况，因此，对其认定内容的审查则是整个案件证据审查的重中之重。

一是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的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所谓基础性证据，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事故认定书是对案件事实和责任的客观分析，只有其依据的基础性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认定的事实才能准确无误，认定的责任才能符合因果关系，合乎逻辑。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现场，并对基础性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进行分析甄别，从而对案件进行准确的审查认定。本案中认定赵某负全部责任的关键证据就是被害人一方于3个月后找到的一位证人，证明东西方向是绿灯，被害人一方没有闯红灯，这份证据因为是无关证人提供因此被公安机关采信，但笔者认为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首先，这份证据的提供时间是案发后3个月，证人的记忆是否准确，不能确定；其次，在出现突发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证人能否保持冷静去观察红绿灯变化，而不被突发事故吸引注意力；再次，证人是由被害人一方提供，且在事后始终要求保密身份，且不配合二次询问、出庭作证。

二是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和其他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一致性。审查时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案件基础性证据进行比对印证，要审查确定各项证据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能否合理排除各项证据之间的矛盾，各项证据之间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各项证据是否共同指向同一基本事实，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客观一致，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本案犯罪嫌疑人赵某及其父亲一方与被害人妻子、证人一方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证明事发当时东西直行为红灯的是犯罪嫌疑人赵某以及其同车搭乘人赵某父亲，能够证明是绿灯的是被害人妻子、关键目击证人、被害人邻居。其中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与辩解认为事发时东西方向路口为红灯，被害人刘某甲是闯红灯过路口，不认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被害人妻子称事发时路口为绿灯，但其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减弱。被害人家属在3个月后找来的目击证人称事发时东西方向是绿灯，被害人一方没有闯红灯，其证明力减弱。被害人邻居的证人证言是传来证据，其在事发后赶到现场，称听到“赵某父亲说刘某甲没有闯红灯”，与赵某父亲的证言相互矛盾。案发时路口因设备检修，无法提取监控录像。综上，本案言辞证据矛盾又无其他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东西向为绿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三是要审查交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检察机关应该从刑事证据角度出发，以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对事故责任进行刑事上的审查认定，着重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在事故中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的过错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犯罪嫌疑人的过错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刑法上直接的因果关系等，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8]

三、慎重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定案证据

上文中提到在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时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其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应当对存在实体或程序问题不同的交通事故认定书，采信与否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首先，对于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主体资格不合法的，比如不具备相应的等级的交警做出的，或在认定书上签名的交警并未实际参与事故处理的，均不应采信。

其次，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做出、死亡交通事故未公开调查取证、送达时间不符合法定要求、应回避未回避的办案人员做出的、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均应限时要求公安交警部门予以补正或做出书面说明，对未予按时补正或做出书面说明没有正当理由的，该证据应不予采信。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存在出具时间及送达时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且公安机关对此的解释为侦查人员电脑损坏，对该瑕疵无法补正，因此不应予以采信。

再次，在实体内容审查中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时所依据的基础证据不符合客观实际，则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对此证据进行补正，同时自行了解实際案情，若发现与公安机关之前提供的基础证据有较大出入，而该基础证据又是事故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则不应采信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中民事判决书虽然采信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犯罪嫌疑人赵某对被害人刘某死亡参与度为90%，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民事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当然作为刑事定案依据，且民法与刑法原则不同，审判标准也不同，不能直接将民事诉讼规则套用到刑事诉讼中。本案中，可以确定的是赵某的车确实与刘某的车有剐蹭，但是承办人与关键证人联系，并仔细对比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便对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产生怀疑。究竟是哪一方的过错，民事审判法官没有深究，直接采信了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民法的公平原则来说，在责任划分不甚清楚的时候由强势方（机动车驾驶方）对弱势方（行人或自行车）进行一定补偿可以理解。但是在刑法领域，在责任划分不清的时候，就绝不能贸然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嫌疑人存在过错，继而为其定罪量刑。

最后，在实体内容审查中发现交警对各项基础证据综合分析后，所认定的事实不够准确或不具有刑事证据效力，以及审查中发现交警对当事人责任划分不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情形时，应要求交警部门对证据及时补正，如未能补正，则不能予采信。

以上在不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又无法调取新的证据证明案件情况时，应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以此结案结果反馈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体现法律监督职能。

四、对交通事故认定的两个监督途径

（一）依法纠正交通部门滥用错用职权行为

审查中发现交通部门办案人员如有违反法律规定、不依法履行职务、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或影响公正执法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参照《法律监督调查规定》的程序方式开展法律监督调查。[9]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事故认定，但是如果办案人员徇私舞弊，明显偏袒一方，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诉部门发现后，应及时向公安机关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公安机关承办人员的严重违纪违法线索，应同时移送纪委或反贪、反渎部门。对于事故认定程序存在瑕疵，但责任划分正确的轻微违法行为，则应向承办案件的交警部门提出书面或口头的纠正违法建议。

（二）设立检察机关要求重新认定制度

现行法律规定赋予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机关的上级机关要求其重新认定的权力，但仅限一次。[10]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鉴定意见，根据相关规定，重新鉴定（认定）没有次数的限制，公安部不应规定重新认定以一次为限。[11]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公安机关退补的权力，那么作为交通肇事类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理应可以作为重新补正的材料，且法律仅赋予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认定权，司法机关不能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来确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所以，必须赋予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重新认定交通事故的权力，才能有利于案件事实调查清楚。而检察机关则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要求公安机关进行重新认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除了可以要求原公安机关重新认定之外，还可以咨询其他同级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专家对该交通事故的意见，其他同级公安机关应配合做出相关意见，并加盖公章，检察机关可以将此加盖公章的意见书与原机关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并作为案件证据，综合分析。

注释：

[1]参见薛晓蔚：《鉴定意见的一种新类型———行政认定意见》，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有学者认为：“理论界之所以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出现诸多的争议，原因就在于，过多地从法定证据种类的角度考虑《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强行把它纳入到某种传统证据类型中，并希望从这种证据的基本规则中寻求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是一种事实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运用相关的证据，对事故事实的一种还原或评估，属于事实和原因的认定范畴，是证明客观事实以及依据客观事实证明认定损害因果关系的问题。”引自孔令章、李亚妮：《〈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载《风险管理》2006年第10期。

[3]一种观点就是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具有相当强的证据效力，没有相反证据，一般应当采信。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鉴定意见。主要理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的专业人员，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客观情况，运用其具有的交通安全专门知识，对交通事故的性质及各方责任的大小做出的分析判断，完全符合鉴定结论的特点。参见张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载《中国司法鉴定》2009年第2期。除此之外，还有三种少数观点：（1）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通过对现场的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属于勘验、现场笔录；（2）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观察所得，属于警察的书面证言；（3）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划分责任，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七类法定证据的任何一种。它代表了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行为的责任评价，而这种评价本身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刘品新：《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明显错误其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3期。

[4]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不属于司法鉴定，但是其与司法鉴定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运用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

[5]参见李绍荣：《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8期（中）。

[6]有学者批评：“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一直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起诉交通肇事罪的控诉证据。而同其他证据相比，公诉部门往往置认定书的证明力于其他证据之上，但对其的审查却流于形式。”引自崔宏宇：《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看检察权的缺失》，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6期。

[7]贺皓：《交通事故认定性质及救济方式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8]同[11]。

[9]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交通事故认定的检察监督途径》，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3期（下）。

[10]《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4条规定：“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责任划分不公正、或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复核结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

交通事故认定 篇12

2015年8月2日0时20分,李某骑摩托车下班途中撞在路边土堆上摔倒昏迷,被路人发现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对李某实施现场救治时,另一辆小汽车行驶到该处时,先后与担架、李某及救护人员、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担架、摩托车损坏、李某受伤。李某后经医院诊断为:颈3-5脊髓损伤并四肢瘫痪,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第一起交通事故,李某自己驾驶摩托车撞到土堆上,李某应负主要责任;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无过错无责任。2015年10月15日,李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李某的情况是否属于工伤?

相关法律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某受到的两起事故是否都视为下班途中?观点主要有二: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是:1、李某是在下班途中,第一起事故中,个人属于自发交通事故,虽然个人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下班途中,但个人承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2、第二起事故个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的意外交通事故伤害,个人虽然不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但是李某是在被救治过程中受到的伤害,目的地是医疗机构,不是回其固定居住场所或临时居住场所,不能算是下班途中,所以第二起事故也不能认定为工伤。从总体上,两起事故都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3、虽然说李某受到的伤害值得同情,但人情不能大于法律,在人情与法律有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坚持依法办案。4、虽然李某所在单位为李某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参保与否,只是涉及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支出费用问题,但用人单位及职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不能作为认定或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因此无论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是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受到的伤害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为:1、李某骑摩托车撞在路边土堆上的第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下班途中毫无异议,第二起事故李某虽然是在担架上,处于被救治的过程中,目的地是去医疗机构,但把这两起事故综合起来看还是在下班途中。2、李某受的伤害主要是第二起事故中受到的伤害,120急救人员对李某实施抢救,发生在李某下班途中,理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理解为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3、第一次事故受到的伤害还未来得及诊断和治疗,与第二次事故受到的伤害时间非常接近,两次事故受到的伤害很难划分清楚。4、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工伤案件,李某在短时间内受到两次伤害,身体已经受伤,不能再让受伤者经济上再次承受经济压力,本来就够不幸的了,从情理上考虑应该认定为工伤。5、李某所在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认定为工伤,从工伤保险基金支出费用,更能发挥工伤保险的保障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6、在认定工伤工作中,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对事实部分有争议的案件,应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尽可能地照顾弱者。因此,李某受到的伤害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例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