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共12篇）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依据, 主要是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事故发生的现场情况作出的,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对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作出判断, 对事故产生的主要责任进行划分, 对事故产生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 最终确定事故责任。其中责任包括: 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主要责任以及全部责任。同时, 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证据, 法院可以根据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关联性的原则, 对于认定书确定的内容, 作出是否采纳的审查。如果事实真实清楚, 适用法律准确, 那么法院将会采纳; 反之, 将会对案件重新审理, 并且重新对事件责任和赔偿作出审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说明。在我国, 法律和司法解释都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结到证据的范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后,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交通事故认定书所取代, 交通事故责任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责任以及产生的严重程度来确定, 对当事人在事故当中作用大小而定。

交管部门对事故发生的原因, 责任进行认定, 这种责任认定和民事责任不同。两者不能混同起来, 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事故赔偿责任的唯一根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不同的责任主体

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的主要是在交通事故当中直接参与的人员责任, 具体包含机动车司机以及乘客等。然而, 交通事故赔偿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司机和乘客, 还可能包括汽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机动车所有人或者单位等,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比交通事故责任范围更大。例如: 当机动车的使用人和所有人分离, 这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使用人, 但是使用人是在执行本单位的工作, 所以, 最终的责任认定应该由使用人的工作单位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与交通事故责任主体就不一致。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当事人就可以不负责任, 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可能会判决行为人承担部分责任。再例如: 在好意搭载乘客的事件中, 虽然交警认定乘客不负责任, 但是为了保护善意的行为, 鼓励这种行为, 法院可以根据事情判决让乘客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不同的适用责任原则

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主要适用的是无过错无责任的原则, 即过错责任原则, 全部过错的承担全部责任, 过错一样的承担同等责任, 过错大的承担主要责任, 过错小的承担次要责任; 而在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时候主要不仅仅要依照过错责任原则, 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 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应该以其投保额内承担, 在行人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一般会推定机动车承担责任, 如果机动车一方能够证明没有过错,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承担不超过10% 的承认, 如果行人一方有过错, 那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到, 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时候, 不单单考虑了过错推定责任, 还适应的结合了过错相抵的原则。

三、适用不同的法律

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 主要适用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个法律规定之外, 还包含《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当中的一些内容。而交通事故赔偿主要适用的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同的: 第一、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 前者是当事人在处理事故中要承担的行政责任, 而后者是当事人的因过错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 前者依据的是《道交法》第73 条、《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 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 条的规定, 后者依据的是《道交法》第76 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 条的规定; 第三、前者是由交警部门依职权确定, 后者是人民法院依审判权确定。在民事赔偿程序中,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一种证据, 而非唯一标准。

参考文献

[1]邵玉伟.云计算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认定问题研究[D].海南大学, 2015.

[2]廖焕国.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叶旭河.论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民事诉讼的角度[D].兰州大学, 2005.

[4]徐清宇.通行正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5]马庆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研究[D].贵州大学, 2009.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2

一、定义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交通法规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以及对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定量评断时所形成的文书材料。其目的是分清事故责任，为依照交通法规和其它规定对肇事者作出正确恰当的处分，同时也为以后事故损害赔偿处理打下基础，提供依据。

二、制作原则

1、程序合法

2、事实清楚

3、证据确实充分

4、适用法律正确

5、责任划分公正

三、期限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查获交通肇事车辆和驾驶人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受害一方当事人要求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书面申请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受害一方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应当载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

四、内容

1、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

2、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

3、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

4、当事人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5、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和日期。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

转自：上海交通事故律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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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3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职工的工伤能否认定？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2015）15号参阅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4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

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种书证,是交通管理部门对发生交通事故双方是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以及违反程度做出的认定意见。

其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确定的“责任”,与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重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对各方道路交通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该法规将诸如无证驾驶、行车系安全带等作为认定责任大小的依据,而某些行为与刑事案件并无关系。而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一是要求行为人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二是要求行为人的这种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三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认的“责任”与刑事意义上的“责任”是不完全相同的,不能直接用于认定交通事故各方刑事责任的认定。如,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规定,行为人驾驶没有年检的车辆是认定行为人全责的依据,而事实上,该车辆能够正常运行,不存在故障,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被害人的责任,则会出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行为人全责,而刑事上行为人无责任的现象。

第三,将交通事故责任与刑事责任混同可能导致定罪量刑出现错误。如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混同两种“责任”,则会造成只要“被害人”出现伤亡后果,逃逸方全都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不需要查清案发经过,甚至有些刑事司法机关还会适用刑法关于逃逸或逃逸致死的法定刑幅度升格的规定。这无疑是不妥当的。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审查

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需要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所谓形式审查,是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具有必备的形式要件。一是审查内容是否完备,是否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二是审查得出意见的依据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规定。三是审查是否履行告知程序。

所谓实质审查,是从刑事案件的角度出发,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刑事责任认定的参考价值。一是审查行为人有无导致事故发生的行为。二是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如果行为人无刑事意义上的过错,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过失,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是故意,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甚至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运用

刑事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时,不能仅仅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为依据,而应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运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是依据肇事者在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中的某一个或某些不当行为,且该不当行为系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则可以作为案件定案的证据使用。

其次,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责任的依据不能作为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一是向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具体人员询问,向其了解当时情况及事故责任划分,从刑事案件角度问明仅就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交通行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当时情况的分析、被害人具体交通行为的责任、以及是否有客观介入因素等。二是通过在案证据分析,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三是排除案件中可能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合理怀疑,若不能排除,则需要在定罪量刑时充分考虑。如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行为人逃逸,只有行为人供述被害人逆行,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行为人全责的情况下,如果在案其他证据不能排除被害人逆行的可能性,则该可能性使案件存在合理怀疑,在考虑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需要充分考虑。

第三,对案件中多种情节的处理,防止重复评价。如,“逃逸”这一情节会导致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其全责,但同时也是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升级的情节。又如,“破坏现场”这一情节会导致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其全责,但同时也是不能认定其构成自首的情节。

参考文献

[1]张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J].中国司法鉴定,2009(02).

[2]马宁.从刑事责任角度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J].中国检察官,2010(16).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范本是怎样的 篇5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属制作式文书,具有一定的格式,主要由首部、认定内容、尾部三部分组成。

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XX大队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X公交认字(XX)第311号

交通事故时间:XX年9月10日7时35分许 天气:晴

交通事故地点:中华路赵庄村口

当事人基本情况:

张X,男,37岁,身份证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持A2型驾驶证驾驶京H*****号小轿车。车主:张X,住址:北京市*******。

李X,男,52岁,身份证号:*******,河北省XX市人,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基本事实:

张X驾驶京H*****号小轿车沿中华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赵庄村口;后逢李X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沿中华路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处,李X在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穿道路的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李X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张X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张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李X骑两轮电动自行车在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过道路的过程中,未确保安全,未按照正确的行驶路线下车推行,是造成该事故的另一重要原因,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之规定,李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交通警察(签字):

XX年9月10日

交警大队印章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6

关键词：交通事故；致险行为；防御性驾驶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重中之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一项核心工作，道路交通法里面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大小，过错性的严重程度，法律法规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而这对责任认定至关重要，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道路交通事故的现状

1.交通混行严重

在福建省内的主要城市中的不少道路上，机动车淹没在非机动车、行人大潮中缓慢行驶，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杂交通极其严重，特别是在福州三叉街、金山、泉州九一街、浮桥等等路段，车辆的行驶相互干扰，同时交通设施设备落后，未跟上车辆的发展速度，造成交通秩序混乱，这也是交通事故数据居高不下的一项重要的事故源头。

2.非机动车遍地

尤其是在城区，非机动车的交通量异常的大，行驶密集，占用大量道路交通面积，与机动车抢行，机非混合通行，严重的影响了机动车道上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对非机动车的管理不善，造成了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屡创新高。

3.出行人流大

截至2015年8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总量达3.1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2.7亿人，加上非机动车及行人，那数据更是庞大，特别是城区人口密度大，交通流严重。

二、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

1.人的原因

能够驾驶车辆上路行驶的驾驶员大多是具备技术性驾驶技能的，然而大量的交通事故统计分析表明交通事故主要还是人的因素造成的，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交通参与者心理状态、法治观念、规则意识较差，驾驶员违章驾驶、违章超载、超速行驶、带病驾驶，一些驾驶员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把安全完全抛诸脑后，拖拉机载人，货车载人，人货混载，这些都是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心理状态、法治观念、规则意识也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经常出现不按规定让行，临时改变路线，临时穿行道路，也大大的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

2.车辆方面的原因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车辆，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安全、迅速和舒适，如果车辆的性能存有瑕疵，甚至机件毁损或机械故障，如转向系、制动系、电机等，还有设计制造方面的缺陷等方面的原因，都是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

3.道路方面的原因

車辆要再道路上行驶，道路状况的好坏如何，也是影响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交通环境方面的原因。人、车、路三个重要因素，是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关键，而交通环境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五、管理方面的原因。交通事业随经济发展也水涨床高，但现有交通管理工作却有点不尽如人意。

三、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机理

发生交通事故，本质上是交通冲突产生了损害性后果的交通事件，即交通冲突越多，那么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越大，产生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交通冲突。冲突点的产生就是其中一方交通参与者没有尽到让行义务，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没有按照交通指示标志行驶等存在的交通过错行为，这些过错行为引发了交通险情，如归对方没有采取对应的防御性驾驶，或者防御不成功，那么事故就发生了，从而造成不同方位的交通参与者在一定的空间发生接触碰撞。

四、防御性驾驶的事故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性主要包括致险行为、防御行为以及对事故结果的部分扩大化行为，但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作用不是其所有行为的相加之和，他们之间会存在些许不确定性，无法简单相加，不同的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吸收或者合并等问题，对作用的评估应该兼顾到参与者的不同情形，但总的来说主要是经历交通险情的出现、实施防御措施和事故的发生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就不会出现交通险情，交通险情的产生就是对交通规则的违反。交通险情的产生可能是一方引起的也可能是多方引起的，此时对其作用大小的评判主要是依据其行为自身危险性的大小，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通过防御性的大小来反应，防御性大小又是通过防御的时间、空间和能力来表现的，这个第一过程就是确定交通险情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

第二过程就是确定防御性行为作用的大小，当险情行为危险性较小，对有防御可能的一方首先判定防御性行为是否存在自身的错误操作或者不当降低了防御能力，从而没有充分利用应有的防御时间和空间。各方防御失误行为的作用大小与其利用自身防御时空程度成正比；

最后，经历了致险行为和防御行为后，交通事故的发生成了不可避免，从而可以得出综合性的判断，当事各方的过错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作用大，则其承担主要责任；作用小则承担次要责任；作用相当则承担同等责任；无作用则不承担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评价，应当用明确的、客观的指标对事故发生的过错性、因果关系做出事实判断，尽量避免主观性的法律过错评价，致险性及防御性的衡量就是明确、具体的道路通行技术规则指标的衡量，提高责任认定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给交通参与者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让交通参与者明白，下次该如何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公平公正处理，提高事故认定认同度。

参考文献：

[1]杜心全主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2]傅以诺，顾方平.道路交通事故致因理论概要[J].道路交通与安全，2010（6）

作者简介：

浅析交通事故责任后工伤认定问题 篇7

一、交通事故责任无法查明情况下的工伤认定问题。

赵某是浦城县某公司的员工, 2011年11月的一天, 赵某骑电动车从公司下班回家, 在途中发生严重事故, 赵某当场身亡。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发现, 赵某出事的地点不在道路监控录像范围内, 也无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证据。交警部门最终出具证明书, 说明事故成因无法查明, 事故责任无法确定。赵某家属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依据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认定不属于工伤。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案子如果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前能否认定为工伤?如果是在之前, 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目前为止电动车不算机动车。所以如果是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前时这个问题一点争议都没有, 肯定不是工伤;在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是这么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赵某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故是否算交通事故?肯定是, 因为交通事故既包括机动车交通车事故, 也包括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二个问题“非本人主要责任”, 赵某是否为“非本人责任”, 从现有的条件来看, 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一个无法认定责任的证据书, 在这个情况下, 赵某到底该不该负责任, 也就引申到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后上下班途中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

从本案来说, 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一个无法认定责任的证据书, 这个案子怎么解决?人社部门怎么做?试想如果有目击证人能够证明或者有一个鉴定能够证明赵某不是负主要责任的话, 根据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基本原则, 可能更应倾向于保护弱者的权利来处理这个事。

二、对交通事故中认定工伤的必备条件界定难问题。

柯某是浦城县某公司的员工, 在2012年3月的一天中午1点35分左右, 柯某骑二轮摩托车从亲戚家往单位途中, 与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碰撞,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柯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出具证明书, 认定事故为大货车负主要责任, 柯某负次要责任。事发后, 柯某家属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部门依据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认定属于工伤。由于中午1点35分左右并不是上班时间, 且柯某走的并不从家中到单位的必经路线, 该公司对此有争议, 认为公司没有让柯某加班, 且走的也不是平常上下班必经路线, 不应认定为工伤。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对上下班规定的时间和必经路线的没有明确的界定, 职工在交通事故中出现工伤争议往往由于牵扯到交通法规而变得复杂。柯某于中午1点35分左右赶往单位, 正常上班时间为下午2点30分, 理应不属于上班时间。但柯某家属称其因工作没有完成, 是自愿加班, 同时, 柯某家属称柯某事发中午刚好到亲戚家吃饭, 吃完饭后就骑摩托车赶往单位了。

从这个案子我们来了解一下, 柯某于中午1点35分左右赶往单位, 虽不是正常上班时间, 但是因工作原因而去上班的, 应作为工伤认定条件之一;通过道路监控录像可以看到柯某的确是从亲戚家住单位方向行驶, 虽不是平常上下班必经路线, 但是案发当日上班路线。故这个案件符合了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此案例可以认定为工伤。

三、交通事故责任发生在回家探亲返回单位途中的工伤认定问题。

浦城县某公司员工徐某, 家住异地, 因探亲假结束, 2012年5月11日傍晚徐某乘客车由家返回工作地。下午13时30分左右, 车辆向左行驶出路外撞到山体的岩石, 造成三死两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徐某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徐某亲属提出工作认定申请。

人社部门经调查核实后认为, 徐某探亲返回单位属个人行为, 与工作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 对徐某探亲返回工作单位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徐某亲属对认定结论不服, 认为:“徐某回家探亲是经公司领导批准;5月11日探亲假到期返回工作单位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次日能正常上班;事故发生的地点是由徐某家去公司上班的必经之路”。

这个案子我们分析一下:请假回家探亲, 对于结束探亲返回工作单位驻地与日常的上下班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在我国从部队到地方所有的用人单位在处理请销假的制定设定上都是相同的道理。因此回家探亲返回途中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六) 项“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规定情形, 依法不能认定为工伤。

普通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 篇8

关键词：高等学校,伤害事故,民事责任

一、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界定

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条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人身伤害是指直接对身体造成有损害后果的创伤, 造成的后果有明显征兆, 或通过普通医学手段的身体检查作出鉴定, 对造成的原因作出准确判断。”[1]根据第37条规定，高校学生的伤害事故适用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特征主要包括：

(1）损害主体的特定性：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损害的主体只能是在高等学校学习、生活的在校学生，此处的学生一般是指取得国民教育体系内公办和民办的全日制学籍的在读学生。

(2）损害时间特定性。

从时间上看，其伤害行为或者伤害结果必须有其一或者同时发生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的期间。

(3）损害空间特定性：

损害的空间特定是指其伤害行为或伤害结果必须有其一或者同时发生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等职责的地域范围内，即一般是发生在大学校区或园区内，但是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有时也发生在学校组织活动的场所内，如学校的体育场馆、电影院、展览馆、礼堂等。

(4）损害因素多样性：

首先，从损害的主观因素方面看，它可以因故意引发，也可以因过失引发，还包括由没有过错方的意外事件所引发。其次，从损害的客观因素看，它既包括来自外力的干扰，也包括出自于学校或学生本身的问题。

(5）损害结果特定性：

一般而言，损害结果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和知识产权损害等，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特指人身损害。单纯的精神损害、财物失窃等则不属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范畴。

二、高校对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而教育责任是主要责任，管理和保护责任附属并服务于教育责任。结合我国《民法通则》、《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学校只有在下述要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应承担责任：

1、违法行为。

学校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学校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的行为。

第一、违法行为主体认定

学校伤害事故的违法行为主体为“学校”。实践中，具体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的主要是具体的个人，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是否代表学校在行使职责是认定违法行为主体的关键。笔者认为，判断是否执行职务的标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否以学校名义;

（二）是否在外观上须足以被认为属于执行职务;

（二）是否依社会共同经验足以认为与法人职务有相当关联。

第二、学校的违法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

作为指行为人积极主动实施某种行为侵犯学生的人身权利，如教师体罚学生；不作为指消极的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如学校明知教室为危房，却不加修缮。无论是积极地作为还是消极的不作为，只要在学校的管理职责范围内，学校就不得不承担责任。

第三、高校违法行为的类型

首先，高校未尽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设施安全义务，（二）制度安全义务，（三）消费品安全义务，（四）安全教育防范义务，（五）选任教师安全义务，（六）活动选择安全义务，（七）安全注意义务，（八）防止安全事故恶化义务，（九）遵守教育法规义务，（十）通知义务，（十一）其他义务。

其中第一，二，三，五，八，九，十义务的考量因素较小，但是第四、六、七义务的判断可考量以下因素。首先，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伤害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再次，学校的特定义务；最后，学校所处地域、教学层次等其他因素。

其次，高校是否尽了约定义务。

2、因果关系。

根据《办法》第八条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非主要原因的, 承担相应的责任。

3、主观上具有过错。

“这是判断伤害事故的责任, 及确定此后的处理与赔偿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1]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我国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主要有三种：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都要承担责任，它只能适用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我国法律对此在校园伤害事故中运用无过错原则没有明确规定。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有学者主张, 公平责任原则也应当成为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之一。[3]

过错责任原则，又称过失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充要条件。因为, 个人基于其自由意思决定从事某种行为而造成损害, 因其有过错而使其负侵权责任, 足以表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4]

高校校园伤害案件归责原则的理想选择是应当以过错责任为主，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辅。

4、损害后果。

损害结果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事实，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此后果指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害和单纯的精神损害。

三、学校责任的免除

学校责任的免除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造成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也不能承担赔偿责任:

1、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意外伤害或其它意外事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因素引起的不可抗力造成的；

(2）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的侵害造成的；

(3）学生有特异体质或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难以知道的；

(4）学生在自愿参加的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害，学校已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

(5）其他意外因素。高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如果学校认真履行了管理职责且无过错存在的，则应免责，但却负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救治的义务。如体育课上学生意外受伤，老师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受伤害学生施救。

2、由学生自己的过错造成伤害，责任由学生承担。典型为学生自杀、自伤行为。对于学生自身原因引发的人身伤害，学校免责；对于与学校有关联的原因，如教师、其他工作人员侮辱学生、擅自处分学生、处罚明显不当等造成学生自杀身亡的，根据过错程度高校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如果学生的自杀虽与学校工作有一定联系，但学校的教育管理合法或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学校免责。

3、第三人加害致使学生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学校能证明自己无主观过错，也可免责，由加害人承担法律责任。

4、高校教师或者其他员工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于其行为属于职务范围以外，因此学校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加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2]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释义及适用指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8-9, 32.

[3]贾志民, 袁庆祝.对认定学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的法律剖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4) .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9

2015年8月2日0时20分,李某骑摩托车下班途中撞在路边土堆上摔倒昏迷,被路人发现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对李某实施现场救治时,另一辆小汽车行驶到该处时,先后与担架、李某及救护人员、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担架、摩托车损坏、李某受伤。李某后经医院诊断为:颈3-5脊髓损伤并四肢瘫痪,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第一起交通事故,李某自己驾驶摩托车撞到土堆上,李某应负主要责任;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无过错无责任。2015年10月15日,李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李某的情况是否属于工伤?

相关法律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某受到的两起事故是否都视为下班途中?观点主要有二: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是:1、李某是在下班途中,第一起事故中,个人属于自发交通事故,虽然个人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下班途中,但个人承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2、第二起事故个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的意外交通事故伤害,个人虽然不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但是李某是在被救治过程中受到的伤害,目的地是医疗机构,不是回其固定居住场所或临时居住场所,不能算是下班途中,所以第二起事故也不能认定为工伤。从总体上,两起事故都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3、虽然说李某受到的伤害值得同情,但人情不能大于法律,在人情与法律有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坚持依法办案。4、虽然李某所在单位为李某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参保与否,只是涉及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支出费用问题,但用人单位及职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不能作为认定或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因此无论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是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受到的伤害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为:1、李某骑摩托车撞在路边土堆上的第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下班途中毫无异议,第二起事故李某虽然是在担架上,处于被救治的过程中,目的地是去医疗机构,但把这两起事故综合起来看还是在下班途中。2、李某受的伤害主要是第二起事故中受到的伤害,120急救人员对李某实施抢救,发生在李某下班途中,理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理解为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3、第一次事故受到的伤害还未来得及诊断和治疗,与第二次事故受到的伤害时间非常接近,两次事故受到的伤害很难划分清楚。4、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工伤案件,李某在短时间内受到两次伤害,身体已经受伤,不能再让受伤者经济上再次承受经济压力,本来就够不幸的了,从情理上考虑应该认定为工伤。5、李某所在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认定为工伤,从工伤保险基金支出费用,更能发挥工伤保险的保障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6、在认定工伤工作中,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对事实部分有争议的案件,应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尽可能地照顾弱者。因此,李某受到的伤害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例评析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0

一、案件基本情况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罗湖交通警察大队廖某滥用职权一案的案件线索由本院侦查监督科在审查一起诈骗案件时发现, 渎检科接到该线索后开始立案侦查, 并在侦查的过程中发现诈骗分子非常猖狂, 可能还有其他类似开具虚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事实。办案人员通过与保险公司沟通, 调取所有可能涉及骗保的材料进行分析, 发现丁某等涉嫌滥用职权罪并立案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廖某、丁某作为负责管辖片区交通事故处理的干警, 因认识另案犯罪嫌疑人瞿某, 不认真履行交警职责义务, 明知瞿某编造发生事故的谎言, 不到达现场, 不加调查、认证, 向瞿某出具虚假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共七十多张, 致使相关保险公司损失达近70万元人民币, 并收受一定的好处费。

福田交警大队周某玩忽职守案件由渎检部门在办理廖某玩忽职守案件中发现。周某用同样的手法为固定关系人开具四十多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向保险公司索赔, 造成保险公司被骗财物70余万元人民币。

市院今年立案侦查的案件是交通民警在交通肇事事故处理中, 殉情徇私、滥用职权, 将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降格处理, 使交通肇事一方当事人逍遥法外。

二、交通事故处理领域渎职犯罪特点

通过以上案件的办理, 笔者发现我市交通事故处理领域渎职犯罪存在以下特点:

(一) 犯案概率较高

我院办理的三宗案件里, 两宗是罗湖交警部门, 一宗是福田交警部门, 三人之间并无沟通, 但整个犯案过程完全相同。在走访保险公司时, 保险公司负责人反映此类情况在全市交通事故处理领域较多的存在, 在案发后仍然有存有疑议的保险单出现, 联系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民警, 民警主动回复会联系申请人退回保费。此情况说明依旧有一些负责交通事故认定处理的民警存在侥幸心理, 顶风作案。

(二) 作案手法简单

此类汽车擦碰、轻微碰撞且并无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认定由于警力资源问题, 都适用简易程序, 由一位民警负责, 不需要领导审批, 事后也没有检查、监督, 作案手法简单, 非常容易完成, 且每单保险涉及的金额不大, 因此犯罪嫌疑人犯此类案件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小, 对作案后果及发案后有可能承受的惩罚缺乏畏惧感。

(三) 权钱交易明显

我院办理的三宗交警渎职案件均是诈骗分子勾结交警人员与保险公司内部定损理赔人员, 完成虚假理赔, 向保险公司骗领保险金。没有交警人员的渎职行为, 保险诈骗行为就无法完成, 因此诈骗分子千方百计拉拢腐蚀交警人员, 交警人员出具一张虚假事故责任认定书从诈骗分子手中收取好处费为400元到600元。因此涉案交警在趋利心理的作用下, 滥开事故责任认定书。

(四) 犯罪后果严重

涉案交警或将手中的执法权明码标价, 进行权钱交易;或滥用自由裁量权, 徇私情私利放纵交通肇事者, 其渎职行为不仅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秩序, 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 而且使诈骗分子保险诈骗得逞, 造成保险公司重大经济损失, 甚至于执法不公, 使交通肇事者逍遥法外,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三、交通事故处理领域渎职犯罪原因分析

从我院办理的交警渎职犯罪案件看, 交通事故处理领域交警渎职犯罪呈高发态势, 笔者经过与侦查人员座谈、走访发案单位, 调查分析发现, 造成交通事故处理领域交警渎职犯罪多发的原因如下:

(一) 执法不规范导致权力失去监督

一般的执法行为的作出要求两人以上, 可以相互监督制约的作用, 但由于深圳道路机动车太多, 碰撞擦碰事故频发, 警力严重不足, 交警部门因此出台事故认定简易程序, 只要求一名警员全权负责事故认定。但是, 调查发现, 执法非常不规范。首先, 事故认定程序从头至尾由一名警员负责, 不需要领导审批, 事后对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也没有审核程序, 因此出现涉案民警不到事故现场调查、认证就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情况;其次, 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书的管理不到位, 空白事故认定书的领取、作废非常随意, 有的单位出现整本空白事故认定书丢失的现象。对领取的空白责任认定书也缺乏后续跟踪, 甚至有的已使用文书的存根由于保管不善, 还有丢失的现象。对事故认定书的管理漏洞造成交警可以随意开具事故认定书, 甚至将事故认定书贩卖。综上, 由于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执法事前、事中、事后都缺乏有效监督, 为犯罪嫌疑人作案提供了空间。

(二) 执法人员长期驻守某岗位, 容易结成固定利益团体

我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侦查廖某、丁某滥用职权罪案件中发现, 此二人出具的数份虚假内容的《事故认定书》都是分别向各自固定的关系人出具, 而这些固定的关系人也都恰恰是廖某和丁某长期在一个片区执勤过程中因工作关系而结交, 尔后逐渐把该二人腐蚀蜕化的。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结成利益团体, 增大了犯罪查处的难度。

(三) 执法人员存在趋利心理

我院办理的三宗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每开出一张虚假认定书, 就从诈骗分子手中收取数百元的好处费, 暴露出其行为趋利、贪利的本质。正是在利益的驱动诱惑下, 犯罪嫌疑人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 不顾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象, 疏于职守、恣意滥用、以权谋私, 以牺牲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贪欲。

(四) 执法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目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不高, 许多人民群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缺乏认识和了解, 往往分不清哪些行为属于渎职侵权犯罪, 哪些行为属于违纪行为、社会不正之风。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在工作中越权处理、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仅仅是工作上的失误, 至多属于行政处罚范畴, 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致使一些执法人员即使已经踏过了渎职侵权犯罪的警线却不自知。如我院在办理案件时发现涉案人员法律意识具体来说是渎职侵权法律意识非常淡薄, 当办案人员找来犯罪嫌疑人谈话时, 三位犯罪嫌疑人均表现出平静与不在乎的态度, 认为自己是违规操作了, 但丝毫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涉嫌渎职侵权犯罪。

(五) 渎职侵权案件发现难, 致使犯罪嫌疑人存在侥幸心理

交警渎职犯罪特殊性在于其发生于国家对社会管理活动和司法活动中, 其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隐藏于“合法”的业务工作背后, 使“外行人”难以发现。而受害人畏于执法人员威严, 或对司法机关存在一定错误认识, 从而不敢、不愿举报犯罪事实。以往也有群众对交警违纪违法的举报, 但往往很难成案, 最后不了了之, 一些交警因此心存侥幸渎职犯罪。

四、预防和控制交通事故处理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

(一) 加大交警渎职领域犯罪查处力度

加大查处力度, 关键是要拓宽案件线索来源, 一方面加大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举报宣传力度, 提高人民群众对渎职侵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增强群众与渎职犯罪作斗争的意识和信心, 鼓励群众积极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 营造全社会共同预防和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拓展思路搜集案源, 如与有关单位多交流, 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案源信息网络, 关注新闻媒体中出现的线索。

(二) 加强执法规范化,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一是细致规范各种执法程序, 尤其是规范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各项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制作, 务求文书内容全面、清晰明了。加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法律文书的管理, 由内勤统一管理、发放、登记核销各种法律文书, 并做好归档工作。

二是建立事后监督机制, 强化业务监督, 尤其是强化对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监督。如经常性开展相关的执法检查活动, 对现场执法进行抽查, 促使广大民警端正执法思想、执法观念, 确保执法规范落实到位。又如建立起对相关保险公司反馈的可疑案件的审查机制等等。

(三) 定期轮岗, 增强队伍的活力

实践证明, 促进权力流动, 建立科学合理的轮岗制度, 防止权力主体与关系人结成利益联盟, 可以有效降低腐败的发生机率。因此交警部门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因地制宜地建立定期轮岗机制, 增强队伍的活力。

(四) 加大教育力度, 树立典型案例增强威慑力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1

2012年3月12日（距离案发三个月时间）被害人一方通过寻找目击证人告示的方式找到证人（证人要求保密）证明事发时东西方向是绿灯，即被害人没有闯红灯。被害人女婿胡某于2012年7月17日收到编号为（2012）第Z2012X2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7日。胡某随即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赵某赔偿，法院于2012年8月16日受理。赵某于2012年9月20日收到了编号为（2012）第2012024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23日，且在该份认定书中没有出现胡某收到的认定书中的关键证人证言。赵某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提出复核申请（时间不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于2012年9月26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2条规定，交通事故一方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不受理当事人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赵某提出的复核。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双方民事赔偿纠纷，于2013年9月30日判决，采信交通支队认定赵某全部责任，刘某甲无责任，认定此次交通事故赵某对刘某甲的死亡参与度为90%，判决赵某投保的保险公司（人保财险）赔偿交强险12万元、第三者责任险10万元，赵某赔偿52万4千4百34元2角4分。赵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赵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2014年7月18日赵某与被害人家属在某区交通支队调解，由赵某一次性支付刘某乙（被害人女儿）71万元。

一、本案主要争议

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交通事故处理权，其中之一便是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该文书对于事故处理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保证权力可以在阳光下公正地行使，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如何审查就值得深思。本案正是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查认定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书证的一种，由公安机关通过勘验、检查、鉴定、询问等多方采证后，结合法律法规，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进行划分认定，能够证明案件相关情况（比如案件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案发情况等等），同时其还是权力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做出的加盖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的文书，符合书证内容方面的要求，也符合书证形式方面的要求，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因此，可以直接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定交通肇事案中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进而认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

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民警在对现场情况勘验、检查，询问当事人、证人、对被害人死因进行鉴定，结合法律规定作出的。且该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在民事审判阶段被采信，按照诉讼法理念，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因此，本案可以采信公安机关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犯罪嫌疑人赵某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后，不是当然具有证明效力，而是只有生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才具有证明效力，而其生效应以当事人在收到事故认定书3日内未提起复核为准，如当事人提起复核，则应以上一级公安机关再次作出的认定为最终认定结果。当事人有权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3日内提起复核，但本案中由于一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的复核申请没有被公安机关受理，因此该交通事故未能被重新认定。犯罪嫌疑人因民事诉讼被剥夺了复核权，上一级公安机关又未对该交通事故进行重新认定，当事人无其他法定救济途径提出对交通事故的异议，从公平原则出发，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生效，因此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得被采信。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交通肇事案审查中，交通事故认定既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也不是刑事责任要件，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下，交通事故认定书也不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而是一种重要的复合型证据材料，能否在交通肇事罪案件中作为定案证据使用，需要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如果通过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后，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存在瑕疵或错误，则应该及时补正或纠正，而不应直接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当事人双方的交通事故责任。在审查起诉期间，不应该仅仅以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为根据，还应该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审查认定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是否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以及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并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过失的主观方面。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書存在瑕疵，不能补正，因此，不得采信。

上述第二种意见与第三种意见并非矛盾，只是前者从程序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进行探讨，后者是从实体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进行探讨。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第二种及第三种意见，但是对第三种意见避免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类于任何一种证据的做法不认同。从逻辑上讲，我国法律以列举法明确了我国证据类型仅有八种，那么所有能够定案的证据必然都应该能够囊括在这八种证据类型中。且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要证据的种类，法官将无法决定证据的取舍，因为不同种类的证据有不同认证原则。[1]所以，避免讨论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类的方法是不可取的。[2]

现在，理论界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中应如何归属有着激烈的讨论。[3]笔者倾向于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为鉴定意见类证据。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交通警察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综合考虑现场环境、证人证言等材料，综合分析得出的当事人责任划分的意见，具有专业性和主观性。[4]其次，根据公安部公复字[2000]1号《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5]说明公安部也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份鉴定意见。

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从程序到实体的全面审查

鉴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通常将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列为关键工作。为了避免出现流于形式的审查，我们不仅要对交通事故认定进行内容方面的审查，而且要对其做出程序进行审查，实现全面审查，因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结果往往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案结果。[6]

（一）从程序方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通过制定严格的认定程序，对行使交通事故认定职权的主体资格、工作程序、步骤进行规范，是避免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主观性、任意性错误发生的有效方式。为了将交通事故认定过程程序化，最大程度的保证认定的真实、准确性，公安部2004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作了详细规定。但是，不论条文如何嚴密，也难免瑕疵的存在，而且详尽程序规定，更增加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事故认定程序违法的可能性。[7]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的程序审查也应非常详尽，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是否由一定资质的交通警察和交通警察部门做出；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中审查侦查人员有无违反回避制度等法定规定；收集证据是否充分、完备；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依法告知送达了诉讼参与人；送达手续是否完备等。赵某案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交与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时间存在出入，且均超过法定期限。《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验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中因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最终的鉴定结果出具日期为2012年1月19日，而送达犯罪嫌疑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是2012年3月23日，送达被害人家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是2012年7月17日。这两个日期不仅不一致，且均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定期限。

二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日期存在出入，且均超过法定期限。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伤残等级评定书和事故财产损失的估价结论作出后，应当在5日内向当事人宣布，并当场交付当事人；经通知当事人不按期到场的，应当在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本案犯罪嫌疑人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落款日期早于被害人方落款日期3个多月，但送达犯罪嫌疑人的日期却比送达被害人的日期晚两个多月，显然，违反了相关法定期限，致使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取得交通事故认定书时，便被动进入民事审判程序，丧失了对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的权利。

三是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尽管定责一致，但文号与内容皆不一致。虽然案卷中有送达赵某的回证，但仔细对比发现送达赵某的文书号与随案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不同，造成犯罪嫌疑人赵某并未收到作为证据使用的认定书。后经工作，得到犯罪嫌疑人赵某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被害人一方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对比，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被害人一方完全一致，但与赵某一方编号不同，且内容中多了一项关键证人证言。民事审判中所采信的证据也与被害人一方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致。因此，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真正送达犯罪嫌疑人。

（二）从实体方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事故认定的内容可以基本还原交通肇事案件情况，因此，对其认定内容的审查则是整个案件证据审查的重中之重。

一是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的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所谓基础性证据，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事故认定书是对案件事实和责任的客观分析，只有其依据的基础性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认定的事实才能准确无误，认定的责任才能符合因果关系，合乎逻辑。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现场，并对基础性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进行分析甄别，从而对案件进行准确的审查认定。本案中认定赵某负全部责任的关键证据就是被害人一方于3个月后找到的一位证人，证明东西方向是绿灯，被害人一方没有闯红灯，这份证据因为是无关证人提供因此被公安机关采信，但笔者认为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首先，这份证据的提供时间是案发后3个月，证人的记忆是否准确，不能确定；其次，在出现突发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证人能否保持冷静去观察红绿灯变化，而不被突发事故吸引注意力；再次，证人是由被害人一方提供，且在事后始终要求保密身份，且不配合二次询问、出庭作证。

二是要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和其他基础性证据是否具有客观一致性。审查时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案件基础性证据进行比对印证，要审查确定各项证据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能否合理排除各项证据之间的矛盾，各项证据之间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各项证据是否共同指向同一基本事实，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客观一致，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本案犯罪嫌疑人赵某及其父亲一方与被害人妻子、证人一方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证明事发当时东西直行为红灯的是犯罪嫌疑人赵某以及其同车搭乘人赵某父亲，能够证明是绿灯的是被害人妻子、关键目击证人、被害人邻居。其中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与辩解认为事发时东西方向路口为红灯，被害人刘某甲是闯红灯过路口，不认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被害人妻子称事发时路口为绿灯，但其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减弱。被害人家属在3个月后找来的目击证人称事发时东西方向是绿灯，被害人一方没有闯红灯，其证明力减弱。被害人邻居的证人证言是传来证据，其在事发后赶到现场，称听到“赵某父亲说刘某甲没有闯红灯”，与赵某父亲的证言相互矛盾。案发时路口因设备检修，无法提取监控录像。综上，本案言辞证据矛盾又无其他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东西向为绿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三是要审查交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检察机关应该从刑事证据角度出发，以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对事故责任进行刑事上的审查认定，着重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在事故中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的过错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犯罪嫌疑人的过错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刑法上直接的因果关系等，从而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准确适当，对责任的认定是否具有刑事证据效力。[8]

三、慎重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定案证据

上文中提到在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时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其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应当对存在实体或程序问题不同的交通事故认定书，采信与否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首先，对于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主体资格不合法的，比如不具备相应的等级的交警做出的，或在认定书上签名的交警并未实际参与事故处理的，均不应采信。

其次，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做出、死亡交通事故未公开调查取证、送达时间不符合法定要求、应回避未回避的办案人员做出的、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均应限时要求公安交警部门予以补正或做出书面说明，对未予按时补正或做出书面说明没有正当理由的，该证据应不予采信。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存在出具时间及送达时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且公安机关对此的解释为侦查人员电脑损坏，对该瑕疵无法补正，因此不应予以采信。

再次，在实体内容审查中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时所依据的基础证据不符合客观实际，则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对此证据进行补正，同时自行了解实際案情，若发现与公安机关之前提供的基础证据有较大出入，而该基础证据又是事故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则不应采信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中民事判决书虽然采信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犯罪嫌疑人赵某对被害人刘某死亡参与度为90%，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民事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当然作为刑事定案依据，且民法与刑法原则不同，审判标准也不同，不能直接将民事诉讼规则套用到刑事诉讼中。本案中，可以确定的是赵某的车确实与刘某的车有剐蹭，但是承办人与关键证人联系，并仔细对比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便对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产生怀疑。究竟是哪一方的过错，民事审判法官没有深究，直接采信了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民法的公平原则来说，在责任划分不甚清楚的时候由强势方（机动车驾驶方）对弱势方（行人或自行车）进行一定补偿可以理解。但是在刑法领域，在责任划分不清的时候，就绝不能贸然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嫌疑人存在过错，继而为其定罪量刑。

最后，在实体内容审查中发现交警对各项基础证据综合分析后，所认定的事实不够准确或不具有刑事证据效力，以及审查中发现交警对当事人责任划分不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情形时，应要求交警部门对证据及时补正，如未能补正，则不能予采信。

以上在不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又无法调取新的证据证明案件情况时，应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以此结案结果反馈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体现法律监督职能。

四、对交通事故认定的两个监督途径

（一）依法纠正交通部门滥用错用职权行为

审查中发现交通部门办案人员如有违反法律规定、不依法履行职务、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或影响公正执法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参照《法律监督调查规定》的程序方式开展法律监督调查。[9]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事故认定，但是如果办案人员徇私舞弊，明显偏袒一方，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诉部门发现后，应及时向公安机关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公安机关承办人员的严重违纪违法线索，应同时移送纪委或反贪、反渎部门。对于事故认定程序存在瑕疵，但责任划分正确的轻微违法行为，则应向承办案件的交警部门提出书面或口头的纠正违法建议。

（二）设立检察机关要求重新认定制度

现行法律规定赋予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机关的上级机关要求其重新认定的权力，但仅限一次。[10]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鉴定意见，根据相关规定，重新鉴定（认定）没有次数的限制，公安部不应规定重新认定以一次为限。[11]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公安机关退补的权力，那么作为交通肇事类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理应可以作为重新补正的材料，且法律仅赋予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认定权，司法机关不能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来确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所以，必须赋予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重新认定交通事故的权力，才能有利于案件事实调查清楚。而检察机关则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要求公安机关进行重新认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除了可以要求原公安机关重新认定之外，还可以咨询其他同级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专家对该交通事故的意见，其他同级公安机关应配合做出相关意见，并加盖公章，检察机关可以将此加盖公章的意见书与原机关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并作为案件证据，综合分析。

注释：

[1]参见薛晓蔚：《鉴定意见的一种新类型———行政认定意见》，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有学者认为：“理论界之所以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出现诸多的争议，原因就在于，过多地从法定证据种类的角度考虑《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强行把它纳入到某种传统证据类型中，并希望从这种证据的基本规则中寻求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是一种事实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运用相关的证据，对事故事实的一种还原或评估，属于事实和原因的认定范畴，是证明客观事实以及依据客观事实证明认定损害因果关系的问题。”引自孔令章、李亚妮：《〈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载《风险管理》2006年第10期。

[3]一种观点就是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具有相当强的证据效力，没有相反证据，一般应当采信。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鉴定意见。主要理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的专业人员，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客观情况，运用其具有的交通安全专门知识，对交通事故的性质及各方责任的大小做出的分析判断，完全符合鉴定结论的特点。参见张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载《中国司法鉴定》2009年第2期。除此之外，还有三种少数观点：（1）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通过对现场的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属于勘验、现场笔录；（2）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观察所得，属于警察的书面证言；（3）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划分责任，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七类法定证据的任何一种。它代表了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行为的责任评价，而这种评价本身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刘品新：《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明显错误其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3期。

[4]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不属于司法鉴定，但是其与司法鉴定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运用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

[5]参见李绍荣：《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8期（中）。

[6]有学者批评：“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一直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起诉交通肇事罪的控诉证据。而同其他证据相比，公诉部门往往置认定书的证明力于其他证据之上，但对其的审查却流于形式。”引自崔宏宇：《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看检察权的缺失》，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6期。

[7]贺皓：《交通事故认定性质及救济方式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8]同[11]。

[9]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交通事故认定的检察监督途径》，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3期（下）。

[10]《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4条规定：“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责任划分不公正、或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复核结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2

以往解决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民通意见》等法律与司法解释, 以及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由于民法通则规定过于宽泛, 相关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 当发生体育伤害事故时, 诉诸法律途径, 部门规章只能作参考, 并不具备最终法律依据。因此, 在体育伤害事故中, 无论学校方有无过错, 都要承担一定责任, 这种现状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学校体育发展。因此, 建立健全体育法, 在体育法规中明确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 让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 有法可依, 即维护学生的权益, 也充分保障学校、体育老师的合法权益, 做到责权利分明, 维护教学良好秩序[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的诞生, 对公民民事权益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保护, 堪称保护公民人身权益的集大成者, 同时也为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的责任划分、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对以往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修正。因此, 作为高校体育教育的组织者与实施者, 有必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视角下探讨高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责任的认定。

1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概述

1.1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与分类

1.1.1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是高等学校体育课教学、课间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竞赛或者高等学校组织的其他体育活动中, 以及在高等学校有管理权的各种体育场地、设施、设备所造成的在校学生人身损害, 导致伤、残、死亡或其他无形人身伤害事故。

1.1.2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分类

1.1.2. 1 因学校的过错造成的伤害事故

此种事故是因为学校方在体育活动中体育场地、设施安全问题, 或者体育组织者未严格按体育活动要求执行组织管理, 而学生在体育活动中, 严格按照体育活动的要求执行所产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又诸如学校违反有关规定, 组织或者安排超出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承受的体育活动;组织体育活动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教育的;学生身体、心理具有不适合从事体育运动的特征、病症, 学生及家长告之了学校, 而学校仍然让学生从事不当的体育活动等等。在这类事故中, 学生并不存在任何过错, 伤害是由于校方的过错引起的[3]。

1.1.2. 2 由学生的过错造成的伤害事故

此类伤害事故是因为学生本身违犯体育活动规则, 不正当适用体育场地、设施、器材, 不听从体育活动组织者的指导、管理, 或者自身有不宜从事体育运动的身体、心理病症而故意隐瞒, 不告之学校等等造成的伤害事故[4]。

1.1.2. 3 第三方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

此类型的事故是指学校与发生伤害的学生双方都没有过错, 而是因为二者之外的因素造成的体育伤害事故, 如在体育竞赛、游戏、练习活动中其他学生故意造成学生伤害, 或者体育活动中受到场地外别的声音信号干扰造成伤害等等[4]。

1.1.2. 4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意外伤害及其它意外事故。

这种伤害主要是学校、受害学生、第三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伤害事故, 如体育比赛中正常的身体碰撞造成的伤害, 或者天灾造成的伤害等。

2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随着高校的扩照, 以及新兴体育项目的广泛开展, 以及民众法律维权意识的提高,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在《侵权行为法》颁布之前,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是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3款及132条规定[5]。但是重新修订《侵权行为法》已经对相关的侵权责任归责进行了适当修正, 因此有必要对归责原则进行重新梳理。

2.1 应当适用过错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8条对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后行为人的责任划分有清晰标的, 即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划分, 应根据具体情况, 实际原因及损害的后果大小来作判定[6]。高校在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体育竞赛时负有安全教育义务和安全监管义务, 学校的这种特定指导和管理义务是由老师直接履行的。老师应当积极履行职责, 尽量避免学生遭遇不当的风险。如果老师违反了这一义务, 那么其自身和所在学校都将承担责任。这就要求高校的体育老师在教学活动的选择、管理、安全措施的保障等方面予以适当的注意, 并有妥善照顾的义务。同时, 高校体育老师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因此还应承担着更高一些的标准。如果教师存在疏忽与不当的行为, 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 就视为存在过错, 就可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侵权行为的归责。如果是因为体育教师或者相关的高校员工的过错行为导致学生发生体育伤害事故, 老师作为学校员工是代表学校进行体育活动, 学校应该全部承担伤害事故造成的责任, 情节严重的甚至要追究造成伤害事故老师的刑事责任。事后学校可以对当事老师进行追偿[7]。

2.2 特殊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原则是指在一些特殊场合中, 依据法律规定无论过错与否, 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仍需承担责任的, 为无过错责任。但是一般认为, 体育伤害事故中一般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为运动员如果要对其不存在过错的行为负责, 那势必会影响其参加运动比赛的积极性, 或者在赛场上将不会再全力以赴, 这是不符合体育竞技精神的。因此, 在正常的体育比赛中, 难免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或者运动员的失手。如果运动员某个不当的行为致使对方运动员受伤时, 实际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应该是该运动员, 而是该运动员所代表的高校, 这种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因此,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中无过错责任原则真正得以适用的特殊情况就是在高等学校间进行的体育运动会上, 竞赛的主办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而主办者又可以通过体育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2.3 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侵权行为法》第24条规定,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双方分担损失”[8]。长期以来, 理论界和实务界始终认为高校体育伤害事故, 学校在无过错的情况下, 应当承担公平责任[9]。因为毕竟学校承担着教育管理的职能, 但是这样无形加大了高校的负担和责任。比如有些是学生本身的过错, 或者第三方的过错造成的体育伤害事故, 因为学校是事故发生地, 也必须承担一定责任。但现实生活中, 很多正常的体育活动中事故行为双方都没有责任, 但因为学校处于强势地位, 出于同情弱者角度考虑, 让学校承担一定责任, 看似公平, 实则不公平。诸如数名大学生在学校操场踢球, 进攻方射门, 然后守门员扑球脱手后, 球反弹到眼睛上, 致使眼睛视力受到严重损伤。如果受害者的家属要求学校及其他一同踢球的学生进行赔偿, 学校和其他学生应否承担相应责任呢?如果适用《侵权行为法》第24条的公平责任, 一个体育意外发生的损害, 要让踢足球的人承担责任并不是很公平。理由在于:受害人明知道踢球这项体育活动是有风险的, 但仍然自愿去参加, 因此自己必须要对这种风险进行承担。而美国《侵权行为法》上所讲的自冒风险就是此意义。

3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中高校的过错认定

3.1 高校行为违反法定义务

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都对学校承担的法定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 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从这条规定看出, 学校和教育机构有义务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10]。如果学校体育场馆、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学校体育安全管理体系具有明显的遗漏, 或者管理混乱,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并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 事故造成高校必须承担过错责任。

3.2 高校行为违反约定义务

高校与学生之间除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外, 还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发展, 以及民办高校的越来越多, 学校与学生突破了原有的法律关系。学生不再完全依托国家培养, 而是一种招生录取后, 学生作为完全的成年人住学校公寓, 或者租住校外, 甚至在校期间可以结婚。因此, 高校学生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与学校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同关系, 平等关系。因此, 在这个层面上, 高校与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 作为平等主体, 高校与学生之间除了法定的权利义务外, 还存在约定的权利义务。如果高校没有尽到应尽的约定义务, 其行为具有违约性。对这类事故高校理应根据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3.3 高校未尽安全注意义务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主体, 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管理方面负有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如学校忽视教育和管理, 不履行安全注意义务, 便违背了相关义务。如果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某些体育活动或体育竞赛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那么体育教师、指导教练应事先告知相关的体育运动安全事项。如果未事先告知, 一旦学生发生体育伤害事故, 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尽到相应的义务。如果某些学生具有特殊体质或特殊疾病, 不能参加体育运动或只能适当参与体育运动者, 学校应掌握特殊学生的个体差异, 给予必要的关注, 如学校疏于管理, 未提前通知特殊学生体育运动安全注意事项, 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 结语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是无法彻底避免的, 一旦发生伤害事故, 如何处理, 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教师以及学生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实施后, 对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的处理与解决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因此, 必须得到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不断提高法律意识, 尽量减少和避免法律纠纷, 最大程度减少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

摘要：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屡屡发生, 体育教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 如何正确、合理的处理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 进行合理合法的责任划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侵权责任法》的颁布, 为正确划分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过错责任, 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 但是不应当适用公平责任。

关键词：高校,体育伤害,侵权责任,过错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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