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逃逸事故

交通逃逸事故（通用12篇）

交通逃逸事故 篇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机动车辆日益增多, 交通事故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交通肇事罪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必须依法惩处。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因性质恶劣, 我国法律将其行为规定为的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加重处罚。本文从单纯因逃逸负事故主要责任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角度, 进行罪与非罪的法理分析, 目的不是为逃逸者开脱罪责, 而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坚守。

关键词：交通肇事,主要责任,因果关系

一、案例

2013年8月25日20时许, 被告人徐某驾驶无号牌的越野车从安城市商场路由西向东行驶, 至华山路路口时减速欲停靠至临时停车位停车等人。刚减速尚未停靠期间, 刘某驾驶鲁AVJ9xx号摩托车载熊某同方向驾驶, 与徐某的越野车尾部追尾碰撞, 致使轿跑车受到了损坏、而摩托车主刘某当场死亡, 熊某也身受重伤。在事故发生之后, 徐某马上驾车逃逸。徐某和其肇事越野车在2013年8月29日被公安机关缉获。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 被告人徐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逃逸, 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酒后驾驶机动车, 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二、分歧

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存在以下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 徐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一人死亡, 并且在肇事后逃逸, 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 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交通事故发生在徐某的逃逸行为之前, 其逃逸的行为不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因, 徐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评析

本文不同意第一种观点, 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同, 不可以直接将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引用, 就此断定为刑事责任。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通常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行为人的责任, 检察官以及法官, 作为案件的起诉者和审判者, 并不是对于所有事情都是了解的, 通常其对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是很熟悉, 所以在案件的解决过程中会将交警部门的处理意见作为依据。但是交警部门在处理时也只是依照交通法的有关规定做出责任认定, 而这种最后的认定结果多是出于交管的需要, 认定的也只是行政违法的相关责任, 而非刑法规定的责任。所以在判定行为人的责任时, 不应该只是依据交管部门的意见, 应该遵照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素进行最终的决定。

第二、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徐某, 而是受害人自己的酒后驾驶行为导致追尾。

徐某的驾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在道路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 驾驶人要马上停车, 对现场进行保护;若有人身伤亡出现, 驾驶人要马上抢救受伤的患者, 同时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因为抢救受伤的人员对现场变动的, 要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驾车人员以及行人应及时给予帮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发生了交通事故后, 其当事人没有采取救助行动而逃逸的, 则由逃逸的当事人将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但是, 如果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在此交通事故中也存在着过错, 那么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责任。”交警认定徐某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刘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是因为徐某的事后逃逸行为, 而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徐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第三、徐某的事后逃逸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与事故发生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无非是出于以下考虑:1.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 因为违反了交通法的规定而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使人员发生了重大的伤亡、死亡或是财产受到了损失, 处理方法是对责任人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 而在造成交通事故后肇事逃逸或是有其他的恶劣的情节, 处以最少3年最多7年的有期徒刑;因责任人逃逸而导致了人员死亡发生的, 处以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 (一) 项的规定: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人员1人死亡或是3人重伤以上的, 则承担此次事故的所有责任或是主要的责任, 处以拘役或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 (六) 项规定: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人员1人以上重伤的, 那么肇事者承担事故的所有责任或是主要的责任, 而肇事者为逃避法律的追究, 而逃离事故现场的, 就以交通肇事罪来对其定罪处罚。

以上的规定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和事故发生之间的在刑法上具有的因果关系。文中徐某的其他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是否要对事故负有全部的或者是主要的责任?在具体事实不能够查明的情况下, 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在明显不具备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机械的适用法条和司法解释, 不从法理上分析案件的构成要件, 机械地认为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且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徐某就构成交通肇事罪, 就颠倒了因果关系, 是把量刑情节作为定罪情节用来定罪。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 因此我国法律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规定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加重处罚。本文从单纯因逃逸负事故主要责任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角度, 进行罪与非罪的法理分析, 目的不是为逃逸者开脱罪责, 而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坚守。对此类逃逸者, 因其不构成犯罪而不能进行刑事处罚, 并不是说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关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如此看来, 从感情上讲, 对逃逸者似乎惩罚的太轻, 但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守。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律执行者, 必须要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正确适用法律, 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交通逃逸事故 篇2

交通事故时间：2011年01月10日20时41分交通事故地点：仁怀市中枢镇外环路东大街路段机动车驾驶人：周末来、男、汉族、现年24岁，身份证号：

522***0115，家庭住址：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城北社区，持

“520301044043”号准驾“C1”型驾驶证驾驶贵CQ8191号小型轿车；贵CQ8191

号小轿车登记所有人：程雨，检验合格至2012年05月。行人：王德先、女、汉族、现年73岁；家庭住址：仁怀市中枢街

道办事处东门社区。2011年01月10日20时41分许，周末来持证驾驶贵CQ8191号小轿车由

仁怀市中枢镇新车站路段往仁怀市中枢镇梅家堡方向行驶，当该车行驶至仁怀市中枢镇外环路东大街路段时与行人王德先相接触，造成行人王德先受伤及贵

CQ8191号小型轿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周末来驾车逃离现场。本次事故经我队派员出勘现场，调查取证等工作后证实驾驶人周末来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未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之规定；且其违法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依据《交

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

全部责任”之规定，认定驾驶人周末来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行人王德先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探析 篇3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原因、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和交通肇事逃逸立法完善等问题进行研究， 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提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该单独立罪， 并加大处罚力度。以其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立法完善

目前，交通肇事违法犯罪，特别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不断增多， 使公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我国每年大约都会有50万起交通事故发生，每年超过10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两个数据都在世界各国中稳居首位。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每1小时就有12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就会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我国每年有几百亿的经济损失是由于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的计算结果来看，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罪责而逃逸的肇事司机有近40%，一部分被害人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导致危害结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也给公安交警部门的破案工作加大了相当的难度。

首先，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对交通肇事者的处罚加大了，驾驶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也在加重。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后，驾驶人不仅要付出巨额的经济赔偿，还将受到刑事处罚，致使肇事者产生逃逸心理，并千方百计躲避追查；二是事故赔偿数额在增加，医疗费用负担过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伤引起的直接、间接的物质和财产损失比过去增加了近一倍，一些车辆由于未办理车辆保险或在保险金额不足的情况下，驾驶员为逃避巨额赔偿往往选择逃逸；另外，现今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小伤小病动辄几百元，大伤大病成千上万元，一旦发生伤人事故，医疗费用将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个事后抓获的肇事逃逸者直言：之所以逃跑，就是负担不起没完没了的巨额医疗费。三是地域上的原因，个别外地肇事者因无法接受本地受害者家属的无理要求并害怕受害者家属的打击报复而选择逃逸，而现实中肇事驾驶员被受害者家属穷追猛打的案例亦时有发生。

其次，由于高速公路自身的特点所致。高速公路地处偏僻，沿线多为人烟稀少的农村、山区，肇事者在此环境下往往会抱着不会被人发现的侥幸心理而逃之夭夭；即便是车流量较大时，也有不少车经过事故现场，但大多驾驶员却是抱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从而匆匆而过，哪管别人是留是逃。

第三，交通肇事逃逸侦破率不高也是造成逃逸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由于平时对逃逸驾驶员的打击不够，在社会上未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以致更加重了驾驶员肇事后逃逸的侥幸心理。

第四，实践中的重刑轻判，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犯罪的功能。因为法律、政策、现实的原因，有很多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嫌疑人在给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家属相应的经济赔偿后被免予起诉。倘若被起诉，绝大多数也只是被判缓刑，真正被判有期的或者是服刑的人比较少，难以起到真正预防逃逸犯罪、教育众多交通驾驶者的作用。

从我国现行刑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立法有问题。一方面，在交通参与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根本上，逃逸行为只是一种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只是成为对肇事逃逸人加重量刑的必要关键。另一方面，只在逃逸行为致使至少一个受害人重伤条件下，逃逸行为才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要件进行处罚。这一规定可以使该类案件的司法适用快捷便利，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国外立法，交通肇事犯罪一般分散规定于道路交通法规和刑事法律中，相当于说行政法规中包含有刑事犯罪的规定，像日本等。也有部分国家将交通肇事逃逸犯罪都规定在行政法规中，比如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只在道路交通条例中规定了刑事犯罪，在刑法中没有涉及。而我国刑法，将逃逸行为与逃逸致人死亡行为都规定在交通肇事罪一罪中，带来了司法解释和立法的诸多矛盾。由于立法的缺陷， 基于维护现有法条的目的作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不会从根本上平息理论争议， 而且会引起具体操作上的混乱。立法包括司法的不足， 只有完善刑事立法， 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分歧。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许多国家法律规定肇事者负有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及物资以及报案的义务。肇事后而逃逸的， 就构成新的犯罪。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规定以交通肇事逃逸罪、不救助罪或者保护者责任遗弃罪论处，然后与交通肇事罪进行数罪并罚。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 则未见有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以专门罪名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 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逃逸， 受害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就逃逸行为与逃逸致死来说， 肇事逃逸与违背义务遗弃形成法条竞合现象， 是特别关系的竞合。违背义务遗弃是特别条款， 肇事逃逸是普通条款， 以违背义务遗弃罪处罚。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 本文将对《刑法》第133条进行一次重构， 重构的基本思路是：①保留现形《刑法》第133条中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部分， 罪名不变， 仍为交通肇事罪， 加重量刑幅度。②新增罪名，交通肇事逃逸罪， 作为《刑法》第134条单独条款。③把《解释》中的相关合理内容纳入交通肇事逃逸罪， 作为第②、③款。保留部分， 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就修改部分作如下重构：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起点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只有逃逸或情节特别恶劣时才处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现实中， 交通肇事罪多数为情节一般的， 由于处罚较轻， 行为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加重对此类案件处罚的力度，对于提高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具有好处，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是一种定位错误（定位在较轻社会危害性犯罪的范畴）， 必须予以纠正， 应当将其定位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领域， 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 慎用缓刑， 将逃逸行为单独列出，与基本犯分离，才可以避免重复评价。才能起到预防交通肇事罪发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红兵.《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与完善》[M].河南社会科学，2010

[2]李朝晖.《交通肇事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高铭暄，赵秉志.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黄丽勤.《增设事后肇事罪之立法思考》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7 年第9 期.

作者简介：

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研究 篇4

(一)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概念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概念, 究竟该如何来定义呢?对此, 法学界的认识不一。概括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 交通肇事逃逸是事故当事人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不履行相关义务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1];第二种观点是, “交通肇事后逃逸”, 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2];第三种观点是, 交通肇事后逃逸,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等, 私自逃离现场的行为[3];第四种观点是, 指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而私自逃跑[4];第五种观点是, “交通肇事后逃逸”, 从法律处置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负有义务的角度说, “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 对于受害人或收回所得财物所必要的救治或处理的义务, 未按法律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 而逃离现场, 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5]。

从上述观点中,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 交通肇事逃逸紧扣肇事者所附特定义务的思路是值得称道的;其二, 应该把握“逃逸”的时间, 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其三,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范围不应过于狭窄地限定在“逃离事故现场”, 或者“逃离现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 应当停留在现场并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 不得逃跑。不仅不能离开, 还要进行救助, 不救助, 亦是逃逸, 也可以说“逃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逃避积极救助义务的不作为;其四, “私自”逃跑的概念不恰当, 对于违法的行为而言, 不存在允许即可逃跑, 不允许即不准逃跑的情形。

综上, 笔者认为,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义应是: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 能履行而不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行为, 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保护现场、不报警以及逃避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

(二)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司法认定

鉴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复杂性, 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进行研究:

1、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动机是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其后发生的责任追究的结合。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大, 绝对不单纯体现为逃离现场, 之所以成为刑法加重事由, 其根本理由在于未实行抢救和造成责任认定的困难。因此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是逃逸者的两个根本动机[6]。虽然作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是出于过失, 不论是过于自信还是疏忽大意, 但是对于加重情节逃逸行为而言, 是出于直接故意。不是出于故意, 便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例如:王某驾驶两轮摩托车载其朋友孙某 (二人均喝酒过量) 超速行驶过程中, 因路上颠簸, 孙某从摩托车上跌落头部着地, 致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而此时王某对此一无所知, 仍继续驾车狂奔, 直至被人发现将其截获。本案中, 王某虽然离开了现场, 但因其主观上对孙某坠地身亡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 故不宜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 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 却不实施作为车辆驾驶人所负的积极救助义务, 并且以最终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为目的逃跑, 此时才可以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法律责任不仅仅是刑事责任, 还包括民事和行政责任。也就是说,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逃避法律责任和救助义务, 二者缺一不可, 互为联系。仅履行了救助义务却还是故意逃离现场, 以及未逃离现场却不作为———不履行积极救助义务的行为, 都应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

2、行为人的客观方面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客观方面,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 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 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 应当标明位置。”从该条可以看出,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的义务大致分为两类,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肇事者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和保护交通肇事的现场并报告公安机关等候法律处理的义务, 也可以理解为等候责任追究的义务。逃逸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通过逃跑, 从而达到使自己的交通肇事行为不被发现, 相关的法律责任不用承担, 而且避免受制于受害人及其家属、司法机关。

对于是否以“逃离事故现场”作为逃逸行为的客观标准之一, 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这一点, 《解释》未给出明确的规定,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上混乱的局面。笔者主张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扩大解释和目的性解释的方法来理解交通肇事“逃逸”行为。逃逸, 绝不能单纯地通过“逃离事故现场”来认定, 前面提到的案例中的王某对于肇事行为的发生与否没有认识, 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承担了抢救受害人及等待追究的义务, 如果对于这种离开现场的行为以交通肇事逃逸论处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是典型的客观归罪, 这是有悖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 也是有失司法公正的。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司机李某违章驾车, 将一行人于某撞倒致使其昏迷不醒, 正当李某对于某进行抢救时, 于某的亲友及当地群众闻讯赶到, 并持械对李某进行殴打。李某被逼无奈, 驾车逃离现场, 直接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案。本案中, 李某的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当然,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 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逃离现场后, 必须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 依法接受处理, 否则, 如果行为人一去不复返, 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因此, 笔者认为, 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达到其交通肇事行为不被发现, 积极救助义务不履行, 法律责任不必承担的效果。也可以说, 应从表象追寻本质, 再由这一本质指导我们去认识复杂的表象———行为人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法律适用

(一) 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 单独成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前面已经提到, 从交通肇事逃逸的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考量, 对其的独立评价、作为犯罪行为已经有必要。另外, 交通肇事罪作为一项过失犯罪, 其主观心理状态表现为过失, 而交通肇事逃逸是对所负积极救助义务和等候法律追究的义务的逃避, 主观上是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交通肇事逃逸对于交通法规而言, 表现为直接故意;就肇事后可能带来的人员伤亡或者公司财产的损失而言, 其是间接故意, 也可能成立不作为的直接故意。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把交通肇事逃逸与“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并行列举而作为从重处罚的事由, 但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仍然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特别严重后果。我们知道, 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 把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一并论处是不符合法理的。因此, 应独立成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因逃逸致人死亡, 可作为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二) 降低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定罪标准, 同时提高量刑幅度

那么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定罪标准呢?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标准, 而交通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处罚事由, 其定罪标准也只能如此。以这样一个同一标准来适用交通肇事逃逸这类恶性犯罪, 不利于对其的打击力度。这也是笔者坚持在将交通肇事逃逸作为独立犯罪进行规定的同时, 还要降低其定罪标准的原因。“致人轻伤”即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当然解释的方法则是“举轻以明重”, 才能更好地达到教育民众和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而这也是符合罪行相适应原则的。之所以这么认为, 更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对人们生命的漠视、对公私财产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 还要提高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量刑幅度。现行法律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量刑幅度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这种恶性犯罪打击力度不够, 不能达到教育公众、减少类似事件发生、最终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目的。

因此, 笔者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定罪量刑主要有以下三点的看法:第一, 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 单独成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第二, 降低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定罪标准, 同时提高量刑幅度。以加大对日益普遍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打击力度, 达到惩戒肇事者和教育公众的目的。

(三) 交通肇事逃逸阶段的共同犯罪界定与刑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阶段中共同犯罪的问题的主要规定, 我们可以将交通肇事后的逃逸阶段的行为分为两类:故意逃逸行为和隐藏、遗弃受害人的行为。笔者将对此两种行为可否存在共同犯罪进行探讨。

1、故意逃逸行为可否存在共同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规定, 我们可以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 规定在《解释》第二条中, 对此逃逸行为需要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第二,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处罚事由, 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 对此逃逸行为需要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第三,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特别加重处罚情节, 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因逃逸致人死亡”中, 对此逃逸行为需要适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根据前面的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 那么交通肇事罪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其原因就在于其本质上属于针对逃逸这一故意行为的共同犯罪。而根据我国刑法和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故意行为成立共同犯罪是被一致认可的。也就是说, 在理论上讲,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成立共同犯罪没有问题。

2、隐藏或者遗弃受害人的行为可否存在共同犯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肇事者可能为了逃避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或是法律追究的义务, (下转第51页) (上接第93页) 而将受害人带离现场进行隐藏或者遗弃。更有甚者, 将还未死亡的重伤者进行掩埋, 导致受害人无法及时得到救助, 最终不治身亡。有时也会出现同行的人指使或者帮助肇事者进行上述行为。根据《解释》第六条的规定, 如果受害人因为其隐藏或者遗弃行为而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出现了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危害后果, 应当对行为人按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在这种情形下, 交通肇事的行为人和指使或者帮助其隐藏或者遗弃受害人的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

因此, 笔者认为, 隐藏或者遗弃受害人的行为时可以与交通肇事的行为人和指使或者帮助其隐藏或者遗弃受害人的行为人存在共同犯罪, 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案例证实了并说明了按照《解释》进行定罪处罚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解释》第六条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的行为人和指使或者帮助其隐藏或遗弃受害人的行为人并不是构成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意义上的共犯。

摘要：今年来交通事故频发, 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的普遍出现不仅给法律责任的认定带来诸多困难, 而且对受害人, 对社会公共安全都是极大威胁。因此笔者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概念和认定,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和定罪量刑, 以及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过程中的共犯问题为切入点, 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行研究, 在表述中也对现行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评析, 深以为现行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不利于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和定罪量刑, 且对其打击力度不足。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逃逸,共犯

参考文献

[1]欧居尚.交通肇事逃逸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1, (02) .

[2]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447.

[3]鲍遂献, 雷东生.危害公共安全罪[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349.

[4]陈明华.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421.

[5]林亚刚.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393.

交通逃逸事故 篇5

——第六大队成功侦破“4·15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纪实

2012年4月15日4时20分许，一辆由瑞金开往赣州的赣BZ8901本田小轿车行驶至383KM+827m（于都县境内）时，被一辆重型厢式车货车侧向刮碰，导致驾驶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名乘车人受轻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事发后，肇事车辆疯狂前行，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一、抢抓战机，与时间赛跑

4时35分大队值班室接到于都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转来报警电话。民警赵飙、林品富火速赶到现场，并立即将案情向值班领导汇报。副大队长廖望带领事故中队陈德宝、冷远、杜长城，秩序一中队中队长杨超睿、梁超，秩序二中队胡小龙、秘镇宇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向领导汇报。

了解案情后，大队长舒小华高度重视，指令立即启动《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应急处臵预案》，由副大队长廖望现场指挥。廖大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联系并协助于都县120急救中心抢救伤员；第二，组织精干力量扎实开展事故现场勘查；第三，派出两组力量往赣州方向追缉；第四，通过支队立即向一、二、三、四、五大队发布协查通报；第五，争取瑞赣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支持，在各收费站排查、比对、监控嫌疑车辆；第六，成立信息报送组，及时、准确、跟踪报送案件调查情况；第七，安排一名民警在来车方向负责现场

警戒，确保现场安全。一张大海捞针的法网正悄悄铺开。

经勘查，现场只留下两块肇事逃逸车车头右侧车灯和外壳碎片，加上货车尾灯残缺、放大号牌不清晰，受伤当事人惊魂未定，暂不能收集到有价值线索，追缉、协查、堵截等工作也未取得好结果。截止10时30分，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当事人家属13人来到大队要求尽快破损。面对死者家属伤心欲绝以泪洗面的悲痛心情和要求公安交警部门尽快将肇事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呼声，民警压力十分巨大。

11点15分，副大队长廖望组织召开事故研判分析会，负责现场勘查、追缉堵截、监控调阅、询问证人的四个工作组民警分别作了汇报。在综合四个组汇报情况后，廖大指出，从目前情况来看，重点嫌疑车辆特征为：解放牌重型厢式货车，车身蓝色，号牌为黄牌，江西、福建籍的车可能性最大。廖大强调，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逃逸案件，影响十分恶劣，支队和大队领导高度重视，家属也多次强烈要求我们尽快破案。尽管目前肇事嫌疑人仍在逍遥法外，但我们要坚定案件必破的决心和信心，发扬连续奋战的作风，做到更加负责、更加细致、更加敏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绝不轻易排除一切可能性，认真寻找破案的转机。廖大要求，第一，按照舒大指示，大队现正式成立“4〃15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专案组，我任专案组组长，陈德宝、杨超睿、胡小龙、冷远、赵飙、肖久红为成员。专案组人员要作好案件不破不撤兵、不休假的准备，务必把肇事嫌疑人挖出来，还死者以公道，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第二，耐心核查进、出辖区车辆的视频监控和上下高速记录。兵分三路，分别调阅2至8时赣闽、赣粤、赣韶省际口及沿线15个收费站的上下车辆记录与监控录像，以及钟公隧道所监控视频。第三，积极争取九大队、五大队的支持，共同做好收费站嫌疑车辆查控及视频监控调阅工作。第四，要立足肇事逃逸车辆遗留的碎片，去于都县、赣州市等大型汽车修理厂问一问，可能的车型，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

事故分析研判后，民警思路更加清晰，破案的信心和决心高涨。专案民警简单吃了点饭并带上一些饼干和水，随即投入到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陈德宝、杜长城前往瑞赣监控中心、赣州西收费站监控中心、赣粤高速公路监控中心，赵飙、秘镇宇前往赣韶高速公路监控中心，胡小龙携带残片去修理厂、鉴定中心找专家鉴识嫌疑车辆情况。专案民警以高度负责任和决战决胜的姿态主动参与到案件侦破工作中来，以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和视频监控录像为突破口，兵分多路，扎实细致地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民警耐心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据统计，先后排查了3980多条嫌疑车辆信息，查看了近4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收集到了大量的线索，并第一时间传递到廖大办公室。廖大运筹帷幄，在办公室对近四千个上下高速收费站的车辆信息一一比对，一一排除。

功夫不负有心人，15时20分，廖大终于发现了两辆同

类型的车在肇事时间上有重大嫌疑。随即，指令民警赵飙、秘镇宇返回赣韶高速公路监控中心反复查看5至7时的监控录像，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其中一辆车牌为赣F56750的嫌疑车，仔细察看隐约可见右侧大灯不亮且车壳有残缺，嫌疑迅速上升。听到这个消息后，廖大喜出望外，但并没有声张。他立即打电话到监控中心查询该车记录，发现该车8时许从赣州东上高速，并于15时35分从鹰瑞高速龙虎山出口下了。随后，廖大指派一路民警到赣州东出口附件的汽车修理厂调查访问，并亲自向上级报告，迅速争取到了鹰潭地区高速交警和公安局的支持配合。16时30分，外围调查民警从修理厂传来好消息，并与该车前任驾驶员取得联系。至此，基本锁定了肇事车辆及嫌疑人。

16时55分，廖大率领专案民警杨超睿、胡小龙驾车直奔鹰潭。在当地高速交警和公安派出所的支持配合下，迅速找到了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段章权。见到从赣州来的民警后，段章权既惊恐又后悔，对在于都服务区附近交通肇事逃逸供认不讳。

据段某交待，自己系抚州金鹏物流公司驾驶员，每天往返鹰潭至赣州一趟，当日从鹰潭龙虎山上高速，凌晨4时许行驶至厦蓉高速公路383KM+827m（于都县境内）与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一辆小轿车发生侧面刮察，小车车门被刮落，驾驶员被带出并拖行十余米。当时，由于很疲劳，精神不太集中，车子也歪歪扭扭，驾车时离前方小车距离比较近，一不小心

导致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赶到非常害怕，怀着趁着黑夜没有目击证人的侥幸心理，迅速逃窜。5点多在赣州东下的高速。天亮后就来到沙河工业园区附近的修理厂把前大灯修理好了，并谎称是撞到广告牌造成的。修理好后，8时36分立即驱车往回赶，并在下午3点35分从龙虎山下的高速。

讯问过程中，段某对自己疲劳驾驶的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行为十分悔恨。目前，段某已从鹰潭带回于都县，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段某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浅谈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篇6

内容摘要：交通肇事逃逸中的逃逸应该限定在逃避法律制裁，而不包括抢救伤员和财产。逃逸在性质上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行为人逃逸的主观过错应限定为故意。“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并不相同。

关键词：交通肇事 逃逸 逃避法律制裁 故意杀人

一、从案例透视逃逸问题

[案例一]2011年6月4日14时30分许，朱某驾驶小轿车行驶至某市路段时将行走的李某撞到，之后朱某未及时停车，继续向北行使约450米，在目击群众的追赶下，返回现场，但随伤者一同到某镇卫生院后，以外出找钱为由外逃，李某因伤重被转往市中心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朱某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鉴于被告具有自首情节及认罪态度好等，经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朱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五个月，缓刑三年。

[案例二]2007年1月20日21点30分，王甲、王乙兄弟二人驾驶自家的农用三轮车收完玉米后，在送粮途中，二人突然觉得自家车后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们忙下车看个究竟，发现有一辆小轿车的前车盖挂在自家车的后面，而自家车无碍，便摘下小轿车车盖一跑了之。次日，兄弟两个投案自首。后来他们得知肇事的年轻司机因酒后驾驶无牌照轿车而撞车身亡，车内另外一人受伤，由于兄弟两人抱着自己没有责任的错误想法选择了逃逸，结果被认定为负主要责任，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甲、王乙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上述两个案例均涉及到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肇事者只有在负事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在实际操作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被告事故责任大小的依据，且逃逸往往被行政推定为负事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若侦查机关不搜集证据，仅仅以具有逃逸情节而推定肇事人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来认定其有罪，这是否具有有罪类推之嫌，是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现实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逃逸及因逃逸引起的加重处罚？

二、实践中逃逸行为问题细化

（一）逃逸应限于逃避法律制裁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中的逃逸应该限于逃避法律制裁，但不包括抢救伤员和财产，理由如下：

（1）从刑法评价的角度看，逃逸行为是带有目的的行为，这决定了逃逸行为只能是故意行为。若将逃逸的目的予以扩大解释，势必造成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行为评价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行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2）从惩罚与救助的逻辑关系上看，这样规定更能符合人们的法律思维。若肇事人肇事后放弃救人而是去向公安机关报告及自首，其只能就交通肇事这一行为成立自首，但对其能够救助伤员而不予施救造成受害人伤亡的行为，依法可成立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由于法律具有指引性，肇事人会衡量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量刑标准，继而选择先救人后报告公安机关。

（3）从现行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解释上看，若将逃逸行为也界定为逃避救助义务，那么若肇事人履行了救助义务，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且没有出现死亡的结果，从而就有可能构不成交通肇事罪，也就不再进入刑法的评价。如此规定就失去立法的目的。

（4）从社会道德角度看，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入公众视野后即被世人唾弃。我们知道，法律的制定要符合我国国情，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且应满足公众的道德要求。故将《解释》中的逃逸行为规定扩大到不抢救伤员，由此产生法律定性不准确的后果，这不合乎人民大众的道德要求。

（5）从节约司法资源来看，肇事者逃逸的目的可能不是一种，由于肇事后其具有法律规定的义务，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追究就成为逃逸者的两个根本动机。但是要证明两个动机并非易事，相比而言，肇事者逃避责任追究容易认定。但逃避抢救义务，相应的证据不易搜集。

（6）从保护肇事者的角度看，若将逃逸规定为逃避法律制裁和逃避抢救义务，那么肇事者可能为了避免赔付巨额的医疗费，很可能放任被害人死亡。另外，不救助被害人使其死亡仅仅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相对于故意杀人罪而言罪责刑不相适。

（二）逃逸情节法定量刑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可知，逃逸被认定为一种犯罪情节，且这种犯罪情节在刑法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定罪情节，决定犯罪是否成立；一是量刑情节，影响犯罪与刑罚的轻重。结合本文案例可知，在交通事故认定中，逃逸这种情节的认定出现了法律评价问题，案例一中朱某的逃逸行为已经被交通安全法予以评价，成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事实依据，但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该逃逸行为第二次被刑法评价，成为情节加重犯的情形。一个违法行为受到两次评价，有重复评价的嫌疑。案例二中虽然没有重复评价，但是仅仅以逃逸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存在有罪类推的嫌疑，也违反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的规定。

三、逃逸行为的法理分析

（一）逃逸行为的性质

关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二是独立行为说；三是分别情况说。刑法基于交通事故发生具有缺乏充分证据，时效性强，证据不易搜集的特性，而将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从重处罚情节。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认定是把握该行为的关键所在，并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主观恶意分析及责任认定有积极意义。通常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被认为是不作为，且行为人具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的义务，却不履行义务，选择逃逸，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笔者认为，从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对被害人人身、财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者的行为实际是积极的，具有主观的恶意，应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的义务中，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理解为不作为，实际上是把逃逸行为与不履行本条规定的作为义务特别是救助义务等同起来。但在实践中，行为人不仅仅违反了上述的种种义务，更关键的是有主观恶意，并积极为之。实质上是行为人采取了作为的手段，同时违反了一定的义务。所以尽管“逃逸”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与不救助行为相重合，但实际上即使履行了救助义务仍然可能构成逃逸，比如在将伤员送往医院后的逃逸等。

分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应从是否有逃逸的实际行为来分析。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二是作为加重情节的逃逸；三是致人死亡的逃逸。虽然三者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不同，内在含义也有差别，但逃逸行为的方式是共同的，都是积极采取措施去逃跑，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性质均是作为。

（二）对逃逸行为的主观方面分析

对主观方面的分析主要是从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主观方面着手。笔者认为针对逃逸的主观过错应限定为故意，但同时要注意故意内容，仅仅限定为《解释》中的逃避法律制裁，而不包括抢救伤员。其理由包括：1.逃逸行为本身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过失犯罪不具有目的性；2.逃避法律制裁不可能以过失的心态出现。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对于《解释》第5条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所作的解释以及《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学界存在争议，这是因其与间接故意杀人罪在构成上存在相似性造成的。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从发生状态上看是交通肇事的延续，是对前行为的加重情节。这种加重情节是以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为前提，即仍是以交通肇事罪这一先行犯罪的成立为基础的，是先行行为在结果情节上的加重。

探析交通肇事罪之“逃逸”条款 篇7

一、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

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第一，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第二，主体一般包括从事交通运输和非交通运输人员。第三，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违反了操作规程。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过失是行为人对危险结果的心理状态而言，而至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本身，则可能是明知故犯。第四，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制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司机酒后驾车、超速超载行车、强行超车、疲劳驾驶等。其表现主要分为以下四个不可分割、彼此联系、缺一不可的部分:(1)肇事人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2)肇事人必须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制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制度是交通肇事的原因，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3)肇事人必须实际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在遭受损失的严重后果。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条件之一。(4)肇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存在着彼此联系的因果关系。

二、肇事逃逸条款的分析

(一)关于“逃逸”心态的界定。

刑法第133条的第二量刑梯度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只能理解为一种法定加重的量刑情节，要以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为前提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很多学者在分析“逃逸”的时候都在区分这种逃逸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比如行为故意结果过失说。笔者认为这里的“逃逸”仅仅是在构成交通肇事罪前提下的一个行为，而不是单独的罪名，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按照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去分析这个行为的主观方面。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逃逸心态的故意性和交通肇事心态的过失性的矛盾。另外，在现实当中，有一部分人逃逸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是防止自己被受害人家属或围观群众殴打等原因才逃逸，有的在逃逸过程中还进行报案，有的把受害人送到医院后离开，有的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等，这些情况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值得我们深思。

(二)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刑法第133条的第三量刑梯度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致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根据此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致人死亡”的人是指在先前交通肇事中的受害人。有的学者对于“逃逸致人死亡”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肇事后因逃逸致本次事故的被害人死亡还是包括在肇事后逃逸过程中又致他人死亡?有的学者认为，出现交通事故后，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置受伤人员于不顾，致使受伤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的。也有学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的二次交通肇事;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显然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根据规定，逃逸致人死亡是指本次事故的被害人死亡，而不是肇事后在逃逸过程中又致他人死亡。另外从构成要件来看，后者属于重新构成了一个新的交通肇事罪，不属于第一次事故的加重情节。另外，“逃逸致人死亡”只是一个加重的结果，不是一个单独的罪名，所以也没有必要按照构成要件来分析它是否过失或者故意。

(三)“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1．避免条文虚设。

根据解释，“逃逸致人死亡”仅限于交通肇事的被害人因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但在实践中，将这一解释落实到诉讼中，就必须证明客观上的“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在先前肇事行为中受伤未死，只是因行为人逃逸而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才最终发生死亡结果;如果先前行为已经直接造成了死亡结果，尽管行为人同样是逃逸但是也不能适用第三梯度的量刑。比如，宝马辗童案中，受害人先后四次被辗，那么到底是哪一次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这些对取证和鉴定都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还有，如果不逃逸而实施救助行为就一定能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吗?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和证明规则，第三梯度的量刑实施起来会非常困难。所以笔者认为，此处的“逃逸致人死亡”应理解为只要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有死亡后果的发生，就推定认为死亡是由逃逸导致的，适用本梯度的量刑加重情节。因为从立法目的来看，这样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公共管理秩序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当然也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所以，无论被害人是否已经死亡，肇事人都应该实施救助，而不应该选择逃逸。

2．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理论上来讲，这两种情况很好区分，但是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却比较麻烦。比如判定是放任还是没有预见，这需要结合案发现场的具体情况，综合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比如“陈孙铭交通肇事案”，通过计算摩托车时速和案发地点的距离，以及正常人的反应时间等因素，来判定是否属于间接故意的放任还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3．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

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我们一般认为，刑法的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业务过失中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的规定。这里的业务过失是指一个人基于社会生活的地位，经常、反复不断地执行的事务。可见，交通肇事罪中的过失属于业务过失，应当适用交通肇事罪。另外，从刑法理论上看，这两个罪名在有些情况下是竞合的，此时应依据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适用交通肇事罪。

4．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这两个罪名区别主要在于发生的场合及主观心理态度不同，本罪主要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由于过失导致一系列后果，而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构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并非从事交通运输，并且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死伤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利用驾驶的交通工具，在公路上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冲撞人群，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例如肇事“马6女”被警方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刑事拘留。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分析，“马6女”在公共场所危害了不特定的人群，我们暂且不谈，那么她是否从事交通运输呢?交通运输怎么理解呢?如果说“飙车案”不是从事交通运输还可以理解，但是此处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88

[2].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2

[3].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53

[4].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86

[5].冯亚东,李侠.对交通肇事罪“逃逸条款”的解析[M].北京: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2

[6].姚诗.交通肇事“逃逸”的规范目的与内涵[M].北京:中国法学,2010,3

交通逃逸事故 篇8

1、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含义的理解

在现行立法前提下, 笔者认为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以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为前提, 即行为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若仅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仅造成轻伤, 即使肇事后逃逸, 也不会出现受害者得不到救助死亡的情况。二、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 出于不履行救助义务或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而逃离事故现场。三、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主观上是过失, 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四、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逃逸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五、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属于同一交通事故。如果行为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 在逃逸过程中发生二次交通事故, 从而致第二次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死亡的, 就重新构成交通肇事罪。

2、“因逃逸致人死亡”中对“人”的理解

我国学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的理解, 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既包括先前交通肇事中的受害人, 也包括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过程中再次交通肇事直接致死的其他人。第二种观点, 也是笔者倾向的观点,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中致使受害人严重受伤, 如果行为人积极履行其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 受害人不会因此死亡。但是肇事人非但不履行自己的救助义务反而逃逸, 最终使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

3、“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客观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五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致使受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从中总结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客观内容为:第一, 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这是“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基本前提;第二, 行为人对受害人未尽及时救助的义务而逃逸;第三, 发生了受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第四, 受害人因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 即受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故意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规定“过失犯罪, 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法条所规定的为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形态, 凡是过失犯罪法条必须做出明确规定才能定罪量刑, 而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 其主观罪过应为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立法化建议

1、增加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 交通肇事与肇事后逃逸是两种不同的行为, 不应简单地将两种行为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首先, 两者主观方面完全不同。交通肇事主观上是一种过失, 即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 行为人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 对因逃逸可能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 行为人主观上也只能是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其次, 侵犯的客体不同。交通肇事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秩序和安全;而肇事后逃逸侵犯的客体则是他人的生命和健康权。最后, 两者客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结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所采取的逃离现场、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逃避由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救助伤者及财产的义务。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交通肇事的行为人, 其他人员如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和乘车人等指使肇事者逃逸的, 应构成本罪的共犯。交通肇事逃逸具有刑法罪名所要求的构成要件, 因此具有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可行性。

2、交通肇事逃逸罪的法条完善

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从而更好的预防和惩治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 发挥刑法的保护法益、保障人权的作用。笔者建议增加交通肇事逃逸罪则可作为《刑法》第133条的第2款, 并将逃逸致人死亡作为其加重情节, 作如下规定:“行为人肇事后逃逸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行为人交通肇事构成交通肇事罪后逃逸的, 处5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因逃逸而致使被害人失去抢救时机而死亡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3、增加交通肇事逃逸罪的社会价值

首先, 逃逸行为独立为新罪名有利于发挥刑法规制机能。规制机能, 是对犯罪行为的规范性评价机能。通过把逃逸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规定相应刑罚, 即便是先前的肇事行为没有构成犯罪和是否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只要肇事者逃逸就构成犯罪。通过刑法规制功能影响行为人主客观态度, 从而减少逃逸行为的发生, 避免不必要的人身、财产损失。

其次, 有利于提高司法办案效率。这种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进行细化处理的立法规定, 有利于司法者在实践中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迅速依据法条, 对行为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 提高司法效率并达到罪刑均衡。

最后, 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利益。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给受害人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根据公安部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数量不断增加, 其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也频频发生。将交通肇事逃逸规定为犯罪, 利用刑罚有力度的预防和惩治功能, 更有利于减少逃逸行为的发生, 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利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7.

[2]叶高峰, 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与量刑[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3]汪鸿滨.“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析[J].湖南省政法干部学院学报, 1999 (6) .

[4]胡康生, 李福成, 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法律出版社, 1997.

交通逃逸事故 篇9

3个月前, 我丈夫酒后驾驶超过载重量30%的货车, 途经城区时由于车速过快, 在拐弯处避让不及, 将李某撞伤。之后就驾车将李某送到医院, 医生接手不久, 我丈夫便以借钱为由, 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 离开医院一去不回, 且一直没有报案。交警部门通过侦查, 才将我丈夫抓获归案, 并认定其必须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 李某虽经医治, 但因胫骨骨折后并发假关节、畸形愈合缩短超过5厘米、成角畸形超过30度, 且严重旋转畸形而构成重伤。日前, 法院以我丈夫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为由, 从重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6个月。可我丈夫并未逃离事故现场, 只是在医院时“开溜”, 怎么也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呢?

读者:蒋丽芳

蒋丽芳读者:

法院所判并无不当, 即你丈夫的确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交通逃逸事故 篇10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酒后驾车肇事,法律问题

交通事故不仅会损害人身财产安全,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尤其是恶性交通事故。近年来,各种灾难频繁出现,使得人们追求平安稳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无力抗争的自然灾害面前,尽量避免和减少人为灾害,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1]。作为一种可预防、可控制、可预见的一种人为行为,交通事故的综合治理,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成为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途径。

一、交通肇事逃逸和酒后驾车肇事

(一)交通肇事逃逸

交通肇事犯罪的主体是从事交通运输工作的自然人,而受害人往往是行人,许多人都会认为只有机动车驾驶人员才可能触犯交通肇事罪,而行人则与交通肇事罪无关,但是,有关法律法规却指出行人也可能会触犯交通肇事罪。交通运输主要包括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管道运输等形式,而交通肇事罪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运输中机动车所构成的交通事故。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抢救义务和责任追究,属于直接故意行为,当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发生时,交通管理部门,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合理进行处理,以恢复道路的畅通,维护居民的合法权利,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酒后驾车肇事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全国驾驶员、机动车的数量迅速增加,无视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驾车、醉酒驾车造成的违法犯罪情况也日益增加,给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危害[2]。根据后果的不同,酒后驾车肇事行为需要承担不同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是,由于酒后驾车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太健全,使得酒后驾车行为层出不穷,因此,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成为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方式。

二、完善交通肇事逃逸和酒后驾车肇事行为的法律法规

(一)完善交通肇事逃逸方面的法律法规

交通肇事逃逸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常出现的问题,属于一种有意识的故意行为,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严厉制裁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以降低交通事故的危害,预防和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交通肇事罪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量刑惩罚,而交通肇事逃逸,并且致人死亡的则应该设立一个独立的罪名,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在具体的交通事故中,根据实际的情况,采用合适的法律法规,追究交通肇事者的责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制定酒后驾车的法律认定标准

酒后驾车行为不仅给驾驶员自身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会严重影响到行人的生命安全,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酒后驾车的法律认定标准,约束驾驶人员的行为,以避免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3]。在实际情况中,有关部门应该严格制定酒后驾车的起点标准和处罚标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刑法的制约功能,有效遏制酒后驾车犯罪行为的发生,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以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采用刑法治理酒后驾车行为

一般而言,酒后驾车行为可以采用相应的行政法予以制裁,但是,对于醉酒驾车行为而言,运用刑法进行制裁,才能有效的遏制其发生[4]。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醉驾案件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通病,因此,吸收和借鉴不同国家的立法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成为解决醉驾的有效方式。在具体的情况中,有关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根据依法量刑、合法惩处的原则,严厉打击触犯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以解决酒后驾车问题。

三、总结

总而言之,交通肇事逃逸和酒后驾车肇事行为,不仅是侵犯人身权利的一种行为,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正确处理交通肇事逃逸和酒后驾车肇事问题,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参考文献

[1]谢锋.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和酒后驾车肇事法律问题的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0.

[2]王琳.交通肇事逃逸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5.

[3]吴建新.“酒后驾车”之法律问题探讨[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0,03:64-65.

交通逃逸事故 篇11

2006年1月11日早上，犯罪嫌疑人司某超载驾驶小客车途中与一辆大客车相撞，造成自己车上2名乘客当场死亡、3人受轻伤的交通事故，当时司某也受伤昏迷不醒，大客车司乘人员立即报警并联系车辆将司某及其他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公安机关于当天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月18日到医院询问了司某，并于其后10日内将该案侦查完结，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认定司某对此事故负主要责任。司某在当地医院治疗15日病情好转后出院，后又到外地治疗止2007年1月份停止治疗，其后一直在外地打工直到2008年4月5日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分歧意见]本案中，司某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对司某在治療结束后一直不归案的行为应否认定为“逃逸”情节，存在如下相反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嫌疑人司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其理由是：

1991年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2004年5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再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可见，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及报告交管部门，是为了区分责任、降低损失，并体现了人的价值的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出，逃逸的恶的价值在于不履行保护现场和救助的义务。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发布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从上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加重对逃逸行为处罚的核心在于其未履行法定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司某显然不存在未履行法定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情形，因为当时的情况决定了他根本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能力。综上所述，司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第二种意见认为，嫌疑人司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其理由是：

虽然第一种意见所指出的法律和公安部的规章明确规定了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所负有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该解释把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构成分解为两个条件：其一，行为人客观上有逃跑的行为；其二，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从其与前述法律、规章的对比可以看出，该《解释》与前述规定有两点不同：其一，《解释》并不考虑是否履行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义务的情况；其二，《解释》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反而强调了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对比公安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为上位法和新法的《解释》，在适用上显然优于作为下位法和旧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存在《解释》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再适用公安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逃逸”概念的界定，嫌疑人司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交通逃逸事故 篇12

所谓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 就是肇事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刑法理论学界对此有较大争议, 综合来讲, 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 过失+间接故意说。

该种观点认为, 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行为人的对于被害人所持的的心理态度既包括过失, 也包括间接故意。也就是说, 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既可能出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又可能出于是一种放任的心理, 但不可能是希望的态度。“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形, 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应为间接故意, 而并非独立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1]“在当前的立法现状之下, 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归结为过失或间接故意是较为合适的选择。”[2]

(二) 过失说。

该种观点认为, 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肇事人的主观罪过只包括过失。[3]也就是说, 将肇事人的主观罪过限定为因慌张、恐惧等缘由而逃离肇事现场从而导致被害人死亡, 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更加契合, 所以如果不严格限定主观罪过为过失, 那么将直接与我国交通肇事罪系典型过失犯罪相抵触。[4]

(三) 间接故意说。

此观点认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应严格限定为间接故意。因为在行为人已经明确认识到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下, 选择逃离肇事现场, 致被害人于不顾, 无疑是对被害人可能造成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 即不作为的间接故意。[5]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主观罪过的分析路径

笔者个人支持过失+间接故意说, 笔者认为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包括间接故意这种主观罪过?如果包括, 那么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单独成立故意杀人罪?那么, 我们可以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论证:

(一) 第一步:承认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心理罪过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两种。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首先, 从立法上, 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通说主张, 交通肇事罪是本质上来讲, 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特殊情形的体现。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 该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二百二十五条关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规定, 该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比《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且最高可达15年的有期徒刑。通过对比不难看出, 虽然在犯罪构成要件上, 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作为一般情形, 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重合性和相似性, 但是两者在法定刑的设置上却存在很大的悬殊。其原因就在于, 在承认以上几个罪名之间相似性的同时, 应凸显交通肇事罪本身的特殊性。正是出于对伴随交通肇事所通常发生的所有情形的综合考量, 所以对于其刑罚设置已然包括了故意和过失这两种情形。另一方面, 承认罪过形式包含故意也符合司法解释之原意。最高院在《解释》中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进行了阐释, 即肇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从而导致被害人不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从解释中可以看出, 司法解释关注的重点并非出于何种主观心理罪过, 其对于肇事人的主观心理罪过并未作出任何限制。

其次, 从实际社会生活角度上来看, 逃逸者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认识是现实存在之情形。所谓“逃逸”, 必然是行为人认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而逃离肇事现场, 如果肇事者对于交通事故事实的发生全然不知, 那么便并非逃逸。“在已经造成交通事故的场合, 于社会一般通常人观念, 没有理由在意识到车辆与人发生碰撞之后仍认为并未引起严重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此时, 应区分逃逸的主观心理罪过和致人死亡的主观心理罪过:针对逃逸行为本身, 肇事者必然持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 而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 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不论是故意抑或过失, 于社会现实皆必然存在。”[6]因此说, 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下, 肇事者的主观心理罪过既包含过失也包含间接故意是符合社会现实的。

(二) 第二步

如果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状态包括间接故意, 那么便存在对于持间接故意或者过失心理状态的行为人的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从刑法理论上该如何定性的问题。

如果当事人为过失心理罪过, 那么可以通过结果加重犯的理论加以解释, 基本犯为过失, 对加重结果也是过失, 定交通肇事罪一罪即可, 这没有争议问题。如果当事人为间接故意的心理罪过, 在刑法理论上应当如何解释?

1. 我们如果采用结果加重犯的理论进行解释, 根据结果加重犯理论

对于基本犯为过失, 对加重结果所持心理状态只能时过失, 而不能高于基本犯的主观罪过。所以, 适用结果加重犯理论, 将导致与其理论相对立, 解释不通。

2. 我们如果采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理论进行解释, 根据不作为犯的理论

首先,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在实际生活中属于司法例外适用情形, 同时, 认定时也有严格的认定和适用标准, 要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要同时满足主观上为故意, 客观上存在作为义务, 同时应综合考量当时的环境因素。要认定交通肇事之后的逃逸致人死亡成立故意杀人罪, 那么不作为的逃逸行为就必须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具有相当性。要判断两者的相当性, 关键在于不作为是否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紧迫现实危险, 也就是说, 肇事者的行为是否具有对于被害人危险状态进程的完全控制, 是否提升了被害人的紧迫危险, 被害人是否处于肇事者的排他控制之下。只有两者存在这样的相当性, 才能判定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应单独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所以说, 对不作为犯的认定应当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不可一概而论。要达到和作为故意杀人相当的程度, 须考虑就救助的紧急程度、对肇事当事人的依赖程度、当时的环境状况等等。即使通过证据手段达到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认定标准, 即如果行为人完全排除了他人提供救助的可能性, 在客观上救助义务的程度增强, 其主观恶性和不作为的不法程度与故意杀人相当。那么自然之后的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 (而对于是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还是从从一重罪处断, 则是理论界其他层面应当讨论的问题, 在此不在详述。) 如果通过证据手段不能达到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标准, 则应当只定交通肇事罪。

3. 当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不能达到单独认定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情形, 可以适用情节加重犯的理论对该行为进行解释和认定

单纯的逃逸行为只能作为事后情节, 行为人在犯罪后脱逃是一种本能行为, 不能单独认定为犯罪。“就单纯的逃逸行为来讲, 其主观心态必定为故意, 但是逃逸的故意并不等同于犯罪的故意, 其逃逸行为只能认定为是罪后行为, 其心理态度并不影响和改变交通肇事罪本身的的主观罪过形式。”[7]“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 符合该种情形的, 直接按照相应法条定罪量刑, 对于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 不论是故意或是过失, 则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李晓龙, 李立众.试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J].法学, 1999 (8) :35.

[2]李洁.析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J].人民检察, 1998 (11) :20.

[3]龚培华, 肖中华.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260.

[4]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377.

[5]阮齐林.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A].新刑法的研究与适用[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302-309.

[6]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3 (4)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