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共6篇）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篇1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我国《刑诉法》中明文规定了证据的七种类型，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证据种类之一。然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正确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克服翻供现象，对于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刑事案件的不同诉讼阶段的诉讼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推翻原来的供述重新作出供述的行为。它不仅对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极为不利，而且对准确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也有不良影响，极有可能导致案件无法进行，违背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根本目的。下面，笔者就翻供的类刑、原因、特点及对策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一、翻供的类型及原因

翻供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种：

(1)推翻原来真实的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代之以虚伪的无罪或罪轻的供述。由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比较特殊，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的供述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受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的影响，为了逃避和企图减轻刑罚，他们往往采取翻供的办法。

(2)推翻原来虚假的有罪或罪重供述，代之以另外一种无罪或罪轻的供述。这种无罪或罪轻的供述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原来的供述是揽罪的谎供或是夸大犯罪事实的谎供，是为翻供的准备，把不属于自己的犯罪承揽下来，到起诉或审判阶段再提出不是自己作案的有力证据，从而把真供假供一齐推翻，达到逃避打击的目的。第二，原来的供述是为包庇他人而作的虚假供述，由于增强法律意识或其它因素影响后又将原来供述推翻。第三，原来的供述是由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或受到其它方面威胁等取得的，犯罪嫌疑人推翻原来虚假的有罪或罪重供述，代之以无罪或罪轻的真实供述。

翻供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犯罪嫌疑人本身的原因以外，侦查人员在进行侦查活动时由于疏忽大意或不谨慎留下漏洞，对伪证、包庇行为打击不力，个别政治素质不高的律师的“法律服务”以及法律本身不健全、不完善使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都为犯罪嫌疑人翻供创造了条件。

二、翻供的特点

把实践中形形色色的翻供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翻供多发生在审查批捕、起诉及审判阶段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由于侦查人员采用各种的侦查措施和手段，面对突如其来的.审讯，其心理防线极易崩溃，不得不作有罪供述。但随着案件诉讼程序的进行，犯罪嫌疑人往往认为新的办案人员对案情不甚了解，有机可乘，再加上紧张的侦查阶段过后，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开始冷静下来，通过监所内被关押的人相互交流和惯犯传授，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本能和反讯问经验的积累，他们必然会总结以往受讯问的“经验教训”，进行有目的、有预谋的翻供。而无罪或罪轻的犯罪嫌疑人为澄清事实，不使自己被错捕、错判，也迫切地推翻自己原来供述。面临着承受刑事追究这一法律后果，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畏罪惧怕心理，借故拖延，侥幸过关，故意搅混心理以及代人受过嫁祸于人、绝望对抗心理的影响，犯罪嫌疑人容易在这三个诉讼阶段翻供。

(二)翻供多发于久拖不决，反复退查的案件中

案件久拖不决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情”、“权”干扰，有的是因为检察机关内部对罪与非罪，罪轻与轻重认识不统一，对法律政策的理解不一致，使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时间做出有针对性、有目的的翻供计划。而且由于时过境迁，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某些证据无法补齐，也为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创造了条件。

(三)强制措施不适当的变更，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的翻供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在侦查阶段一般为羁押性的，如拘留、逮捕。此时，犯罪嫌疑人与外界联系割断，不易翻供。而一旦受到“情”、“权”干扰或其它方面因素，对犯罪嫌疑人不适当地变更了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就使犯罪嫌疑人与外界取得联系，极易串供或受他人谋划指使。为趋利避害、逃避法律惩处，一旦时机成熟，便进行无罪式翻供。

(四)个别律师介入案件，为犯罪嫌疑人翻供提供“法律服务”

个别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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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篇2

一、对证据实体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

证据实体内容, 是证据形式所反映的案件客观事实的具体内容。在实际工作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能仅以孤证定案

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时应实事求是, 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 不能有任何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相互印证的孤证案, 应实事求是, 不能予以认定构成犯罪。最常见的是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它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的供述, 证据充分确实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 充分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实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直接证据, 并可以提供新的情况和线索, 查找到其他犯罪分子。实事求是的辩解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情, 避免冤、假、错案, 同时正确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态度, 酌情适用刑罚。办案人员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然后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审查判断。

(三) 对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辞证据应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对比论证

言词证据是所有案件中使用最多、最广的证据, 对其审查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核证。对言辞证据的关联性及客观真实性审查, 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种问题:1.取证是否及时。如对于一些涉及人员较多的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案件, 由于人员流动性大, 人的记忆规律的限制, 不及时提取在场证人证言则会致使事后无法弥补或证明效力减弱;被害人陈述材料在勘验笔录制作几个月后, 也致证据效力减弱, 应及时提取, 不能及时提取的应说明情况。2.询问、讯问是否过于简单化、不够详细。笔录数量多但质量低, 多份笔录内容、描述方式均高度一致, 不注重深入案件情况的挖掘;一些案件的关键事实没有记录清楚, 都会影响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3.证人、被害人、同案人在进行辨认前有否对辨认人作询问材料或所作材料是否详细, 被害人、证人、同案人所作的辨认材料与其在笔录中所述情况是否一致。言辞证据既受被害人、证人对客观事物感受的影响, 又与被害人、证人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表述密切相关。只有经过查证、判明确实属实, 与和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其他证据吻合一致, 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 联系所有证据进行核证

对收集到的全部证据, 要认真分析单份证据本身以及某些证据之间不同的矛盾, 看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并排除矛盾, 鉴别证据的真伪, 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作出正确判断。在办案中逐步淡化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性, 大胆运用间接证据分析案件, 注意“零口供”证据间的联结点。

二、对证据程序的合法性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定罪处刑的根据。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的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主要指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程序审查, 必须审查其是否在完备的法律手续下搜集的, 对需专门的科学技术鉴定方能确认其效力的物证、书证进行采信前, 应对鉴定人或鉴定机关是否有鉴定资格进行审查, 对言辞证据、物证搜集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等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现有规范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搜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实践中, 可遵循以下几种情况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具体运用:

(一) 绝对排除

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言词证据、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 既侵犯了被刑讯者的人权, 违反了正当程序, 造成人民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怀疑等负面效应。同时, 由于其虚假性大, 容易造成冤案、错案。所以, 对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 不留任何余地。对“毒树之果”——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收集的物证, 其效力应否排除的问题, 司法界与理论界均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种物证应予采用, 因为物证具有客观性, 其不会因为司法人员的逼供行为而丧失其证据的基本属性。

(二) 通过补充侦查进行合理转化、补救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载体形式及材料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特定方式方法。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7种法定证据形式以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材料, 对于由不合法主体所提供的证据, 理论上都应予以排除。但如果证据的内容属实, 可以采取补救措施, 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其表现形式合法化后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些证据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 而应以其为线索, 通过合理运用补充侦查的手段, 由法定人员重新取证, 以确定事实真伪。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大量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但只要经过司法人员对有关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取证, 就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 不予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 排除使用是原则, 是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严格遵守和对法律权威、案件当事人人格权的绝对尊重。但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 笔者认为, 应以社会利益为重, 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于实体真实。当一些用非法手段、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对打击严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排除这些证据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或是给人民群众心理造成不安时, 我们应充分进行“价值权衡”, 宁可牺牲部分程序正义, 肯定其效力, 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飒.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审查[J].检察实践, 2004, (4) .

[2]湛英杰.论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3]邝秀荣, 刘清晔.审查起诉中勿忘审查证据合法性.中国检察院, 2006, (8) .

[4]唐伟源, 张宏杰.谈审查起诉中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河北法学, 2009, (2) .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篇3

关键词：审查起诉 证据 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审查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需要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监督，决定是否起诉的诉讼活动。这一阶段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能否最终得到有罪判决的关健。现笔者根据几年的实践经验，就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审查起诉阶段审查判断证据的一般方法

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以下方法进行：

（一）甄别法

甄别即审查鉴别的意思。甄别法是指对收集的证据，逐一进行单个审查和鉴别。运用甄别法审查判断证据，要求依据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和常识去辨别证据的真伪和是否具有证明力。

（二）比较法

它是指对案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可比性的证据进行比较或对照，从中发现和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差异之点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比较认为相符或一致，没有矛盾，就是确实可靠的；反之，均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查证。

（三）印证法

它是指将若干证据分别证明的若干事实结合起来进行验证，以考察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呼应、反映一致的方法。按事物互相联系的辩证原理，案件发生后，证据和一定的案件事实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样，为判明一定证据的真伪及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就可以把该证据与其他有关的证据结合起来，考察它们之间能否相互证实。

（四）辩认法

它是指对某一事物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组织曾与该事物接触过的有关人员加以指认与确定的活动，它是审查起诉阶段审查判断证据的有效方法。

（五）存疑证据模拟实验法

它是为了审查判断某一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或情况下能否发生，而依法将该现象发生的过程加以重演或再现的一种活动和方法。如我们在办理被告人刘某某盗窃案时，刘某某为掩盖其同伙，供述称所盗赃物是其个人转移走的。我们通过审查认为其供述有诈，遂建议侦查人员进行侦查实验，让被告人把运赃过程再按案发当时情况试验一遍，结果被告人费尽力气也未能将赃物转移走。在此情况下，被告人不得不供述出了其同案犯。

（六）反证法

它是指用否定某一证据的办法来肯定与之恰好相反的证据为真实的一种方法。使用反证法进行审查判断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用以证明相反判断为虚假的证据，必须是经查证属实的判断，否则，相反判断的虚假性就不能证实。

2.相反判断必须与待证判断构成矛盾，形成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就不能通过反证，确认或推论待证判断的真实性。

3.反证法因是从反面证明，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只能用来确认案件中的局部事实。

（七）排除法

是指把待证判断同其他可能提出的诸判断放在一起，通过证明其他判断的错误来确认或推论待证判断正确性的方法。使用排除法要注意必须穷尽所有可能提出判断，如果不能穷尽所有可能提出的判断，排除法就不会奏效。

二、对七种法定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物证、书证的审查判断

在对物证进行审查判断时，必须注意查清下列问题：

1.物证是否客观真实。首先要查清物证是否伪造，在实际案件中犯罪分子经常使用伪造物证的方法来掩盖罪行，企图逃避惩罚。其次，要查清物证是否因自然原因或其他原因而发生变形失真。

2.物证是否确实与案件事实有内在的联系。如果误把同案件没有联系的物品或痕迹当成物证，就可能导致办错案件。

3.要查清物证是原物还是复制品。如果不是原物就应尽量取得最具有证明力的原物。

4.要查清物证的来源。查清物证的来源对于查清物证是不是客观真实的，同案件事实是否有联系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审查书证同样要查明是否客观、真实，同案件有无联系，是原件还是抄本，以及书证的来源等。

（二）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

审查证人证言时，要注意审查以下情况：

1.证人的生理、心理状况。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包括感受、记忆、唤起记忆并表述三个环节，而这三个环节的生理、心理状况对于证言真实可靠性都具有重要影响。所以在审查判断证人证言时，就必须注意审查证人的感官能力是否正常，有无疾病、缺陷，是否近视、色盲等；证人的记忆能力是否正常；有无可能影响记忆准确性的生理疾病等；证人的表达能力是否正常。

2.证人感受案件事实的方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一般地说，直接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比间接听他人讲述案件事实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更可靠。因此，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证人是通过听他人讲述的方式感受案件事实的，就应通过该证人找到向他讲述案件原来事实的人，然后将两者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进行对照、审查。

3.证人感受案件事实时的客观环境。证人感受案件事实的客观环境，如距离的远近，光线的明暗，是否存在着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对于证人感受案件事实的能力都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许多客观情况都可能造成证人感受的不准确，甚至造成错觉。因此，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必须结合调查分析证人感受案件事实时的周围环境的各种情况。

4.某些社会因素。证人同犯罪嫌疑人有某种亲密或不和的甚至敌对的关系，这可能造成证人有意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提供都分不真实，甚至完全不真实的证言；证人受到同犯罪嫌疑人有亲密关系或敌对关系的其他人的威胁、利诱，也可能造成证人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者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不真实的证言；证人在司法人员使用刑讯，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手段的情况下提供证言的，这种证言就不能采信。上述这些社会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证人证言不真实的结果。因此，在审查判断证人证言时上述因素都应加以考虑。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上述情况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全面审查。同时，还要注意审查证言本身是否存在矛盾或不合情理的地方，以及证言同案件其他证据是否互相吻合，如果存在矛盾或疑点就必须进一步调查核实。

（三）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由于被害人所处于的特殊地位，被害人陈述也有可能部分不真实或者完全不真实。在审查起诉阶段应主要审查：

1.被害人为了陷害他人或者出于其他原因，编造事实上不存在的犯罪行为。

2.被害人在人身受到犯罪行为的威胁或侵害时由于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而产生的某些错觉，从而造成陈述失实。

3.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出于对犯罪的痛恨，在其陈述中可能夸大犯罪的严重程度，渲染某些证明犯罪嫌疑人罪重的情节或者避而不谈某些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的情节，从而造成其陈述的片面性。

4.有些被害人特别是强奸等性犯罪的受害妇女，由于害羞或其他原因，也可能提供不真实的情况，从而造成其掩盖了真正的犯罪行为。

由于实际存在着上述可能造成被害人陈述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因素，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必须慎重，不能偏听偏信。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要着重了解他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以及他感受案件事实的主观、客观条件。同时，又要仔细分析，研究被害人陈述本身是否存在矛盾、疑点或不合情理的地方，还必须把被害人陈述同案内其他证据互相比较，以确定被害人陈述是否同其他证据一致。如有矛盾，就要进一步调查了解，解决矛盾，以证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真实。

（四）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判断。

由于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处于将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对象，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惩罚或者对抗审判等，心理因素就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更可能具有虚假性。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作为重点来审查判断。

1.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如何取得的，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2.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要具体分析供述和辩解之间有无矛盾，供述、辩解本身前后有无矛盾，此次供述、辩解同另一次供述、辩解之间有无矛盾，是一直供认不讳，还是时供时翻。在审查共同犯罪案件时，还要分析各个共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一致，如有矛盾，就要具体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

3.还必须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同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对照、分析。

只有通过反复查证、核对，具有充分根据确认犯罪嫌疑人口供是真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应审查下列情况：

1.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真实；

2.鉴定时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进行分析鉴定的技术设备条件是否完善；

3.鉴定人是否了解为保证鉴定的正确所必须了解的案件情况；

4.鉴定人的技术、知识水平是否能胜任该项鉴定工作；

5.鉴定人同犯罪嫌疑人有无利害关系，鉴定人有无受到同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关系或敌对关系的人的威胁、利诱而作虚假鉴定的可能性。

审查判断鉴定结论，应把鉴定结论同案件内其他证据加以比较、印证，如鉴定结论同其他证据发生矛盾，在必要和可能时，应重新鉴定。

（六）勘验、检查笔录的审查判断

在审查判断勘验、检查笔录时，要注意审查以下问题：

1.笔录中记载的现场和物品情况有无可能伪造，人的身体特征、生理状况或伤害情况有无可能伪装。

2.笔录中记载的内容是否全面、准确，有无遗漏，笔录的记载同有关现场、物品、痕迹、尸体、人身特征的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3.勘验、检查笔录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如是否有权进行勘验、检查，有无见证人在场，勘验、检查人员和鉴证人员是否在笔录上签名、盖章等。

4.勘验、检查笔录同案件其他证据是否一致，如有矛盾，就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查证分析。

（七）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

审查判断视听资料，要查明：

1.视听资料的制作，形成过程。要审查制作者的个人情况，具体制作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播放时的设备、技术、性能等等。

2.辨别视听资料的真伪，有无伪造、篡改的情况。

论民事起诉证据 篇4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在诉讼机制中占有独立的地位，但它却不是一项自给自足的制度。证据制度除了要受其自身的运作规则制约外，还要受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事诉讼的构造、原则、基本审判制度和审判机制运行状况的影响。1997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内部立审分离制度，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起诉受理阶段的有关事实问题提出证明要求，从而产生了“起诉证据”这一证据法学上的新课题。因此，对“起诉证据”的基本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起诉证据的源起和含义

起诉证据开始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泛指起诉人在起诉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诉讼证据。但起诉证据长期以来并没有被我国的诉讼立法作为一个专门法律术语使用，更没有被立法文件系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暂行规定》是“起诉证据”最早的.文件性依据。该规定在确立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起诉享有条件性审查权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发现原告或者自诉人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及时通知其补充证据”。从表面上看，此规定是对起诉人在起诉阶段提出的证明要求，其实质则是对起诉证据的一种规范，隐含了对起诉证据相对于审理中其他证据的独立性的认可。就司法文件规定和一般使用而言，起诉证据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起诉证据是当事人起诉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此强调了证据提出的诉讼阶段和时间，表明起诉证据是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之前起诉人所提交的证据。

(二)起诉证据是指当事人为获得积极起诉后果而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这层含义侧重于举证的目的性，这里积极起诉后果构成了举证的直接目的。但要说明的是，积极的起诉后果有程序后果和实体后果之别，前者意味着起诉人的起诉被人民法院依法接受或受理，后者则是指实体期待权益的实现。起诉证据提交的目的显然首先体现为起诉的有效性和被法院立案受理。

(三)起诉证据是用来证明起诉人是否具有起诉权和受诉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证据。这是起诉证据区别于其他阶段诉讼证据的个性所在。正是由于证明对象上的特殊性，才使起诉证据具有独立意义。

显然，以上三层含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起诉证据的内涵，但若仅从任何一点去对起诉证据进行概念界说，则又会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对起诉证据的界定，要在对以上三方面含义予以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即对起诉证据的界定既要明确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也要对证明目的和举证的时间予以反映。这样才能使起诉证据的界说科学、准确、全面。据此笔者认为，起诉证据是指起诉人在起诉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能够证明其享有起诉权和受诉法院享有管辖权的证据材料。

就一般意义而言，起诉证据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范畴，但由于其在证明对象、举证阶段等方面的特殊性，又使之区别于审判中的证据。第一，提交证据的时间不同。起诉证据只能在起诉时法院尚未受理之前提出，也就是说起诉证据只能在审查立案阶段提出。而审理中的其他证据，既可以在起诉时提交，也可以在立案后审理期间提交。第二，证明对象不同。起诉证据的证明对象只能是以起诉权和管辖权为核心的程序事实，而审理中的证据，既可以是程序事实，也可以是实体上的事实。并且这此事实主要是以获得胜诉权和公正审判为基点的。第三，证明主体不同。起诉证据原则上只能由起诉人提交，起诉人是唯一的证明主体，而审理中的证据既可以由作为原告的原起诉人提交，也可以由被告方提交，还可以由人民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依法调取。

据以上分析，笔者有理由认为，在传统的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分类的基础上，还应有第四种分类标准，即证据的提证时间和证明对象的差异。[1]这样则可将民诉证据再划分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篇5

侦查机关现已查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疑单位GSKCI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了完成GSK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导“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并组织各部门在虚高药价条件下，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

据侦查机关介绍，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GSKCI药品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他国家的7倍。通过贿赂销售，GSKCI的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逐年攀升，从2009年的39亿余元，增长至2012年的69亿余元。在此期间，马克锐等犯罪嫌疑人组织其财务部门，采取在GSK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公司结算。其巨额贿赂成本及违法所得，实际上都通过虚高的药价转嫁给中国的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承担。

侦查表明，为了刺激增加销售额，GSKCI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在这种畸形的考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下属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大肆进行贿赂活动。马克锐等公司高管人员组织各部门，在各种公开场合和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中，极力回避和掩护贿赂销售行为，努力维护行贿费用的资金输出渠道。

侦查机关查明，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其中，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

侦查机关查明，为抢占市场份额，GSKCI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GSKCI先后实施所谓“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问题 篇6

(一)犯罪手段狡猾、行为诡秘、收集证据困难,证据种类单薄。

在这类案件中,除了购买毒品者外很少有其他证人证言。获取的书证种类单一,通讯资料往往是比较重要的间接证据。且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当事人主动举报的情况。(二)犯罪嫌疑人多持抗拒心理,拒供、翻供情况多(三)获取物证难

贩卖毒品案件的物证包括毒品、毒资、作案工具等。作为载体的毒品,是贩毒案件的核心,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因其性质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取证。贩毒人员通常采用零星贩卖的方式,即使当场缴获,数量一般也很少,不能反映其全部的罪行,在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毒品交易时,一些贩毒人员甚至还会当场弃置或销毁毒品。且毒品又是直接损耗的消费品,一旦落入吸毒者手中,很快就会被吸食或注射,导致这一物证的缺失。(四)诱惑侦查多,往往“特情”的证言证据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

在实践中,我院原则上要求公安机关对特情引诱时要求进行录音录像。

二、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审查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承办人对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辨别真伪,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一)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审查

犯罪嫌疑人是最了解案件情况也是可能受到刑罚处罚的人,所以其口供常常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其自以为贩毒案件流动性大,涉及的人也多,侦查机关不易查到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在审查犯罪嫌疑人口供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初次口供审查判断。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初期,由于惊魂未定,做贼心虚,初次同公安人员接触时形成的材料,一般具有较高的真实性,通常情况下,贩毒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这一时间多数容易说出真实情况。对这些口供的审查,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有无诱、逼、套、指供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完整性,可信性和真实性的程度如何,内容有无矛盾;对于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供词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翻供的审查判断。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原供的推翻,有的是部分或全部推翻。对于翻供,不能一律视为坏事,推翻虚假的供述对案件的真实情况的确定反而有好处。因此,供认后推翻不等于没有口供,而是哪种口供真实可信的问题,对于翻供的审查应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原供的动机和条件;翻供的原因是什么,原供在取得时是否有违法情况,还要注意查明翻供时机和阶段,是否受他人的教唆以及翻供的内容是否符合情理和逻辑,有无其他证据印证。通过审查,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翻供是否有理。

3、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审查。贩毒案件有的是共同犯罪,由于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的罪责轻重不同,处理结果不同,同案犯有可能互相推卸罪责,特别是可能会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或者自首,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以保全自已的性命,从而做出虚假的供述。审查时应注意:(1)同案人之间有无事前、事后串供,有无攻守同盟。一般情况下,口供之间如出现反常的一致性,则表明同案人之间有过串供或订有攻守同盟,对一人包揽全部罪行,其他同案人否认犯罪的,要善于从口供中发现矛盾,找出破绽,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使其作出真实的供述。(2)对于同案人口供作定案的基本证据,要注意查明同案人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逼供、诱供、指供情况,对未经查证属实的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不能作为判断另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是否确定的标准。(3)对未查获毒品物证的案件,不能仅凭同案(二)对数量证据的审查

根据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准确认定毒品交易的数量,对于打击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1、对于现场抓获的贩卖毒品交易的数量,包括已交易的毒品量以及贩卖人随身携带的毒品量。在现场抓获的毒贩,其主观上不仅有贩卖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对于已交易的、正准备交易的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中。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为了自己吸食而随身携带的,可不认定贩毒,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超过10克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但实践中,往往犯罪嫌疑人以其携带的毒品是为了自己吸食,很难认定其是以贩卖为目的。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

2、对于以贩养吸的犯罪嫌疑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0年4月4日)。但实践中,如何认定是以贩养吸认识不一,证据也不好规定。在现有案件质量压力的情况下,一般都没有认定。这对打击毒品类案件很不力。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是为了自己吸食。如:刘某系吸毒人员,现场贩卖海洛因时被抓获,当场收缴海洛因3克,之后在其家中收缴海洛因11克,郑某说是为自己近期吸食留用的。经查,剩下的11克海洛因确为自己吸食而留用,在被抓前已有数人购买而被他拒绝。检察院以贩卖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郑某依法提起公诉。

3、对犯罪嫌疑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只查明其贩卖了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犯罪嫌疑人吸食的,应当按已查明的销售数额确定起贩毒的数量。

4、犯罪嫌疑人有比较稳定的交易习惯的,按照其一贯交易每包的重量和包数来认定。有的贩毒人通常将大包分成差不多固定数量的毒品,如每小包0.1克或者0.2克,然后在转手卖出去。贩毒人均能供述购买的毒品的数量一致,可按包数来确定。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人口供定案,必须查清毒品的来源、去向。

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应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四)“特情”手段获取的证据审查

“特情”是公安机关设下的提供线索的耳目,很多贩毒案都源于此类线索。在审查“特情”证言时,首先,要注意“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及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这与“特情”报告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多数情况下,“特情”发现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告,是出于正常的工作目的,但个别“特情”为了立功或取得公安机关的信赖,有的甚至为了获得奖金、报酬不惜夸大事实,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设圈套引诱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情”的证言不一致,应按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实认定。其次,审查“特情”有无诱人犯罪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应足够重视审查有无被诱骗的情况,如犯罪嫌疑人与“特情”说法有矛盾,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又无法排除矛盾,在量刑时要酌情考虑。对“特情”为破获“大案”让犯罪嫌疑人再次搞来毒品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处刑时要从轻处罚。(2009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

此外,对诱惑侦查以外的“特情”,还要注意审查“特情”证言取得方式是否正当、合法,“特情”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其身份公安机关有无材料说明以及报告内容是否以证言笔录的形式反映等。(五)对录音资料的审查

由于犯罪嫌疑人越来越狡猾,零口供案件越来越多。特别是新刑诉法修改以来,我院要求原则上,对所有的诱惑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在引诱侦查时必须录音录像。其目的是证实犯罪嫌疑人确实有贩卖的故意,以杜绝其代购、代买等各种辩解的可能性。在审查该录音资料时,除了一般法定程序的审查意外,一定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有的公安承办人往往只注重特情的通话,而忽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在办理陈某贩毒一案时,就是由于仔细审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发现犯罪嫌疑人确实是代为购买,没有牟利,最后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处理。

三、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运用

(一)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证据运用

主观方面是人的内在心理的活动过程,很难用外在的标准去衡量。往往犯罪嫌疑人也拒不承认自己“明知”,也不承认有“贩卖的目的”。明知,包括其知道、认识到、意识到或者怀疑到“可能”是毒品,更不要求确切的知道是哪种毒品。有的嫌疑人虽声称不知道是毒品,但根据其社会经历、认识能力、毒品的藏入方法、交易价格、联络方式、被查获时言行表现、同伙的证言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得出应当明知是毒品 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的《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如下情形是否推定明知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①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③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笔者认为,对“明知”的认定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判断:

1、根据行为人本身的状况去判断。如行为人的精神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社会经历、认识能力、职业特性。综合分析行为人是否“应知”,是否是其认识范围可及的,能够认识到的,应该认识到的。

2、根据行为人对毒品的处理和使用方法去判断。如行为人对“毒品”有吸食、注射的行为;通过联络方式明确告知他人的行为等。

3、根据行为人知识和经验对特定的环境和条件认识。另外,行为人被查获时的神情、动作、行为等也有助于分析是否明知或者应知。行为人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采用隐蔽的手段,或者经过伪装、逃避检查、神情紧张,东张西望,一发现有动静就掉头就跑,扔掉“毒品”等。

(二)对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案件的证据应用

1、购毒人陈述详尽真实,多次供述一致,又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的,可以定案。购毒人的证言相对客观,比较真实可信,若能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类证人的证据要求是直接证据,而不是从其他人听到的事实或者是转述的事实,必须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共同吸食毒品的现场证人,能亲眼指认出犯罪嫌疑人。这种证人证言有相当的证明力,与购毒人陈述结合起来,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2、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有多名购毒人员的供述一致,均能指认从某犯罪嫌疑人手中购买毒品的事实,详细交代购买毒品的地点、时间、过程和情节的,某些细节供述一致,排除了非法证据,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吸贩经历,以及“粉友”提供的事实情况来分析。从每一起毒品交易来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从一个整体来讲,犯罪嫌疑人有一贯的、长期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并且经其他购毒人员指认的,认定其有罪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如果多名购毒人员的陈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则不能定案。

3、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只要购毒人客观真实的供述交易过程、联系方法,有抓获人员亲自目睹交易过程的,可以认定定案。如有的案件是在公安机关诱惑侦查的情况下人赃俱获。搜查到了毒资和毒品,提取了通讯记录,只要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即使犯罪嫌疑人拒供也应当定罪处罚。

4、有多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多数犯罪嫌疑人做了供述,有少数犯罪嫌疑人始终不作供述,而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间有主要情节吻合,是比较有力的证实,是可以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