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模式

起诉模式（精选7篇）

起诉模式 篇1

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 但一直到现在, 仍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给个人、国家或者公益带来应有的实惠。反而对我国消费者公共利益的保护显得软弱无力。笔者认为, 消费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提起主体资格问题, 故本文拟从现有消费公益诉讼模式入手, 结合我国自身本土诉讼的特点, 提出起诉模式的选择。但究竟能否形成燎原之势, 尚需司法实践检验、考量。

一、消费公益诉讼概念及必要

所谓消费公益诉讼, 是指“由于商品生产者、服务经营者的不法或不合理经营行为, 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侵害或者存在侵害威胁之时, 国家机关、相关的消费者团体组织或者消费者个人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1]然为何建立消费公益诉讼,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 消费纠纷往往具有公益属性, 此乃消费公益诉讼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消费者作为一种整体利益越来越凸现出来;再者消费纠纷往往是侵害了多方面的权益, 具有大型化, 政治化, 社会化等特点, 夹杂着各种社会关系。经营者的一项违法行为, 往往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而且也对商业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危害, 此时需要维护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或部分群体利益, 而是作为整体的消费公益。因此消费者纠纷具有公益属性。

其次, 消费公益诉讼的功能来看。首先赋予了对于诉讼标的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的起诉资格, 是对传统民事诉讼的重大修正;其次, 与传统民事诉讼相比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也不局限于私益的维护, 至少包含 (甚至纯粹是) 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最后, 从结果来看, 民事公益诉讼也不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 即“治病”之功效, 同时兼有行为调整和公共政策形成功能, 即有面向未来之意, 亦即新时代下的“育人”之效。

二、目前消费公益诉讼提起模式分类

首先, 一元化消费公益诉讼模式, 即只有国家有权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一般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代为起诉。如《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于法律规定之情形, 检察院代表社会”,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 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 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 进行诉讼。”[2]

其次, 多元化消费公益诉讼模式, 除上文国家诉讼之外, 还有: (一) 消费者团体诉讼, 以消费者协会为代表, 该诉讼权利是“通过立法规定一定领域中具有法人资格的某些团体享有当事人资格, 这种诉讼模式不是多数人诉讼、不是群体诉讼, 但其具备消费公益诉讼的实质并起到群体诉讼发挥的作用。”[3]例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利保护法》规定, 对于损害范围不确定的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国家和地方的消费者社会团体有权提起诉讼。[4] (二) 公民个人之诉, 即任何公民均有在消费公益遭受损害或面临此等危险的时候, 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三) 行政机关之讼, 如我国就是由工商局代表消费公益, 对市场主体进行诉讼。

三、本土诉讼特点及对应消费公益诉讼模式选择

首先, 我国本土诉讼特点决定着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模式选择。第一, 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目前城乡差距明显, 农村消费者依赖消费者协会进行维权或者诉讼可能性极小;同时也因为农村消费者群体权利意思淡薄, 其个体大多时候也是以忍气吞声方式结束, 此时国家诉讼就显得比较重要, 即检察机关以其专业职能引导消费公益诉讼;第二, 传统个人本位之下, 尚未形成社会团体之力量, 即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仍是个“传说”。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发展仍不成熟, 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独立性, 因此独立分担政府管理社会职能及公共服务职能的力量尚未形成。因此笔者以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 不能完全依靠此等消费者团体, 当然应该赋予其此项职能, 以求其日后成熟;第三, 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参与社会管理意思不足。我们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从目前来看, 大多数人仅局限于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 而对于社会公共事业参与热情度不高, 因此在此种情况之下, 也难以企求某个个体为了消费公益, 在没有利益回报情况之下, 堪受诉讼之苦, 言外之意, 笔者认为消费公益诉讼本身作为公益事业, 那容易出现经济学上的“公共悲剧”。

最后,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以为多元化起诉模式更适合于我国目前时间需要。司法诉讼作为消费者维权的最后一道保险, 如果限制起诉主体资格过窄, 意味着众多消费者权益及消费公益难以保障, 这很明显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要求。相反创设各种新型纠纷调节机制, 进而允许产生争议的当事人选择适合其解决纠纷的机制也是疏通社会内部压力的重要途径。从消费公益诉讼设置的初衷来看, 其目的是想要完善诉讼制度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法律赋予越多主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 消费公益的维护者就越多, 权利的维护越有可能实现。[5]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 以往被界定为私人权属范畴的消费者利益也面临新的挑战, 正是基于, 任何社会上的个体都是潜在的消费者, 同时也由于生产规模化, 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的形成, 当消费者个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 其作为整体的消费公益也遭受侵害或面临侵害危险。因此, 本文结合我国本土对消费公益诉讼起诉模式进行探索, 以求对消费公益制度完善尽借鉴之力。

关键词：消费公益诉讼,起诉模式,本土选择

参考文献

[1]娄鸿瑾, 蒋淑娟.消费公益诉讼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8 (3) :128.

[2]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M].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85.

[3]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118.

[4]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利保护法[J].陈汉章译.外国法译评, 1993 (1) .

[5]陈涛.消费公益诉讼模式的本土资源适应性分析[J].商业时代, 2012 (22) :114.

起诉模式 篇2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矫正帮教

2013年1月1日,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 其中正式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具体程序、救济途径等作出了规定, 但较为抽象模糊。为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10月16日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但就检察机关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监督考察制度设计而言, 仍存在着主体责任划分不明晰、实践操作性欠缺等问题。为此, 笔者力图将社会生态系统相关原理引入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架构, 结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对比论证, 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提出初步设想。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之契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其中对罪错青少年如何进行矫治挽救、有效预防其重新犯罪、引导其重新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教育机关、罪错青少年家庭及全社会之合力才能完成。

作为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始终处于系统之中, 并与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子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 要将服务对象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认知和考察, 认为个人的心理、行为是其作为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于整个社会而言, 是由一个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成的全面生态系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工作方法同样秉持系统的相互联系性, 一方面对服务对象自身及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 另一方面对其有联系的各个系统进行整体的、有步骤的、有重点的调配、干预, 改善、提升服务对象与各种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促进其所处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个人的发展进步。

其实, 青少年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观原因即为自身所处的微观系统发生异化, 而客观原因所指向的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则是与青少年个体微观系统密切相连的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的作用力、影响力存在缺失或发生偏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有其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深层次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制定有针对性地帮教措施等方面有着独特而有效的契合点和切入点, 因此在检察环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 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导有其合理和创新之处。

二、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构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的设想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部分省市检察机关在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尝试。例如上海市、江苏省常州市、无锡市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特别创建管护基地, 被专家学者称为“三大模式”。据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由于外来涉罪人员通常无固定居所, 无固定生活来源, 无合适担保人, 即使犯罪情节较轻, 一般都实行构罪即捕, 造成涉罪外来人员羁押率明显高于常州本地人。[1]上述三个省市的做法有相通之处, 包括在热心公益事业、有管护场地和管护条件的民营、私营企业设立“管护基地”, 由其作为辅助单位对附条件不起诉人等进行监督考察, 入驻人员被称为“学员”, 聘请优秀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担任辅导员, 安排企业优秀员工向学员传授劳动生产技能。

如上文所述,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治问题上有其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契合点、切入点, 因此笔者建议, 应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导, 通过多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切实提升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帮教效果, 真正体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所在。

(一) 监督考察对象———微观系统

1.接受评估———为帮教提供参考

在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开展帮教之前, 评估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监督帮教对象, 检察机关要调动各方面力量, 全面收集其成长经历、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生理心理情况、犯罪的原因及动机、未来发展趋势等信息。在研究、分析、整合上述信息的基础上, 得出一个多面向的结论, 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帮教计划, 与考察辅助人员形成共识后, 在监督考察期限内以其为纲领, 共同实施。

2.履行义务———为罪错付出代价

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而言, 其首先应当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人, 其犯罪行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且已经符合起诉条件。因此, 使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为自己的罪错付出代价、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受到痛苦、为被害人遭受到的伤害感到愧疚应为必须任务。所以, 在其所处的微观系统内, 必须承受痛苦和压力, 履行检察机关规定的各项义务。如遵守法律法规, 服从监督;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不得进入特定场所, 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从事特定的活动等等。

3.内在改变———为成长奠定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 惩戒不是最终目的, 教育、感化、挽救并最终引导未成年犯自愿悔罪、成长发展才是司法机关的最高追求。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引导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完成一定时间、一定数量的社区义务活动等。从内因这一最重要的改变因素出发, 实现其自身的转变与成长。

(二) 帮教辅助人员———中观系统

1.家庭系统———以亲情引导回归家庭

家庭在青少年成长发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未成人嫌疑人来讲, 不可能脱离家庭系统开展监督帮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 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 督促其严格遵守考察期间的各项规定, 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为更好地发挥监护人的监督作用, 检察机关可以结合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向监护人发出《管教意见书》。监护人要从思想、生活、学习等多方面与未成年人深入沟通。检察机关及考察辅助人员也要为家庭系统内的家庭成员提供一些必要的辅导和服务。

2.学校系统———以师生情、友情引导回归学业

发挥学校系统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积极影响作用, 一方面, 加强法律和法制教育, 通过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固化, 将社会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传授给罪错在校生, 使其内化为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另一方面, 以教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感召, 通过学业辅导、心理调试、调动参与班级活动、公益活动等方式, 召回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内心对正常学业生活的向往及对未来自身发展的信心。同时, 发挥以同学关系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积极作用, 由所在班级同学或学生干部带动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参加一些学校社团活动, 如义工服务队、广播站、运动队等, 使其充分感受到来自身边同辈人的认可和支持, 重获自我认同感。

(三) 监督考察人员———宏观系统

1.考察主体———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是附条件不起诉当然的考察主体。在整个监督考察过程中, 检察机关处于主导地位, 定期向帮教辅助人员 (未成年嫌疑人监护人、学校老师和社会工作者等) 了解情况, 并对帮教事项进行具体指导。作为考察主体,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要定期走访, 听取意见建议, 并制作笔录附卷, 向犯罪嫌疑人发出《劝诫书》, 要求其严格遵守规定, 定期汇报情况。

2.具体管理———以司法行政人员为主导

笔者认为, 可以由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所、社区矫正办公室) 等辅助检察机关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帮教工作, 更为妥当。同时, 可以将嫌疑人居住地所在社区 (居委会)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作为二级考察辅助单位, 协助做好日常的考察、监督, 集合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帮助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取得较好的表现。

3.整合资源———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力

近年来, 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其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认可。在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监督考察中, 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对于一些社会闲散及外来务工的罪错未成年人, 由于其帮教考察难度较大, 可以借鉴我国上海市、无锡市、常州市的经验, 在区域内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拥有与帮教工作相适应的人员与经济能力的企业和单位设立“管护基地”, 由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管护基地”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为主开展监督帮教, 协助检察机关做好具体的帮教、矫正工作。

(四) 帮教考察结果

在设定的考察期限届满后, 由帮教辅助人员和考察监督人员 (含监护人、学校、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等) 等结合未成年嫌疑人的现实表现作出总结评价, 并将相关资料报送至检察机关, 考验期届满, 办案人员应当综合考察情况、考察辅助单位意见、家长意见, 制作《考察报告》, 并以此为根据, 提出最终处理意见, 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 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 报请检察长决定。

参考文献

环境噪声污染可起诉 篇3

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建筑施工单位昼夜施工，噪音和粉尘都很严重，给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损害，据有关部门检测，噪音高达80分贝以上。请问，我们该怎么办?

读者：王国立

王国立读者：

我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以及《民法通则》，对此类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建筑施工单位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如果发生纠纷，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方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或者处理。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你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就可以向环保部门检举、控告，也可以直接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中德起诉裁量权比较研究 篇4

研究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起诉裁量权制度, 并加以比较, 可以扩大视野、开阔思路, 对于探讨我国起诉裁量权制度的改革, 完善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 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德国作为中国起诉裁量权的比较研究对象, 是考虑到中、德两国虽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着差异, 但是在法律制度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两国都适用成文法, 主要的法律都表现为法典形式。两国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也有许多类似之处, 如法庭审判由职业法官和非职业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共同认定事实和量刑, 庭审方式为审问式或近似审问式。而如果追溯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史, 就可以看到, 在清朝末年, 德国的法律制度由当时的法律修订者从日本引入中国, 并且构筑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当然,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两国公诉机关及其功能上的区别, 因为起诉裁量权只有其规定的具体制度符合起诉裁量权本身的特有属性, 与其本国追求的诉讼目的和价值真正一致, 与其本国既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要求完全相符, 起诉裁量权才是完善的。如按照德国人的观念,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 原则上是警察被置于公诉人的领导之下, 而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 虽然被名义上归入司法系统, 但是它与法院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平行的, 法官只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检察官和警察做出的技术性决定处于控制地位。而在中国, 警察与检察官、法官之间的关系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二、德国的起诉裁量权

德国刑事诉讼法于1877年生效时, 立法者的出发点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起诉法定原则。这就意味着警察和检察官有义务起诉被任何人发现的所有犯罪。按照当时立法者的想法, 检察院须对所有发现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 在警察的协助下确定犯罪, 然后对他提起诉讼。而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犯罪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本人情况则并不是很重要。任何犯罪行为都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得到惩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从法律上确定了起诉法定原则, 并沿用至今。当时,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条文如下:

(1) 提起公诉权专属检察院行使;

(2)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 检察院负有对所有的可以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的义务。

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 德国检察官开始在涉及少年刑事的司法案件中适用不起诉。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德国的刑事犯罪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于犯罪日趋复杂化, 犯罪数量成倍增长, 犯罪种类不断增多, 尤其是经济犯罪、跨国犯罪、集团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大量涌现, 而司法资源却相对有限, 司法投入严重不足, 特别是司法人员增长缓慢, 几十年来, 法官、检察官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使得提高诉讼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 从六十年代开始, 随着美国兴起的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理念的引入, 纯粹的起诉法定主义逐渐被起诉裁量所突破, 改而采取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便宜原则相结合的做法。

德国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主要以不起诉 (包括轻罪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两种) 方式实现, 适用不起诉的范围十分广泛并具有罚款等实体性权力, 还把很多原先只有法官拥有的某些权限赋予了检察官。起诉裁量原则的法律基础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154条e和第376条。按照该法规定, 检察官在以下几种情形可以不提出指控:

1、轻罪案件。只要行为人责任轻微, 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 就可以不提起公诉。即使已经提起公诉, 也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停止程序。

2、在某些案件中通过设立某些条件或作出某种指令使公共利益在起诉程序中得到满足, 即附条件的暂时不予起诉。

3、某些案件中, 起诉中公共利益低于其他利益。如出于政治原因不追诉、以行动自责时不予起诉、实施胁迫、勒索罪之被害人不予起诉 (第153条d、e、第154条c略) 。

4、在被害人自己能够提出指控的诉讼程序中 (第376条, 自诉程序) 。其中, 按第153条a的规定, 对违警罪, 即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的, 允许检察官独立为不起诉处分。其他轻罪的不起诉一般要求由检察官和法官共同作出。

概括而言, 德国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有两项法定的限制, 即罪行的轻重和公共利益的大小。前一种限制是, 检察官只能对轻罪而不能对重罪裁量不起诉。只不过, 在司法实践中起诉便宜原则得到了广泛运用, 适用轻罪不起诉已经超出了“轻罪”的条件限制, 而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后一种限制是,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检察官可以对特定的案件裁量不起诉。这种裁量并不取决于罪行的轻重, 而是取决于公共利益的大小。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的以及社会大众共同的利益, 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为防止检察官对公共利益把握不准以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滥用裁量权, 德国法律对在何种案件中应当考虑何种公共利益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中国的起诉裁量权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提起公诉采取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便宜原则相结合, 并以起诉法定原则为主的方针。也就是说, 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凡是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人民检察院原则上应当提起公诉。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的少数案件范围内, 人民检察院才拥有自由裁量权, 自行决定起诉或不起诉。而《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不起诉”与“存疑不起诉”, 因为对于检察官而言没有裁量余地, 故不能作为起诉裁量权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程序如下: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等) 对案件侦查终结后, 确认符合起诉条件的, 就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起诉。检察机关审查以后, 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据统计, 在全国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中, 根据起诉便宜原则酌定不起诉, 约占全部案件的3%左右, 而提起公诉的约占93%, 4%为其他情节的不起诉。 (表1)

从表1中的数据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直观的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的工作更多表现为向法院输入案件, 而不是调节案件的流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裁量运作的控制过于严格, 束缚了酌定不起诉在检察院的应用, 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资源紧缺的时代, 效率这一价值更受青睐。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都是对此表示极大的赞同。

然而, 在此必须指出德国刑事司法制度在结构上的特殊性。考虑到德国公诉机关的地位和发展仍在形式上指导和监督着刑事侦查, 而警察则被置于公诉机关之代理人的辅助地位。这样, 只要警察进入到刑事侦查, 他们就必须受到公诉机关的监督, 必须受到法定起诉原则的约束, 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所有的刑事案件最终都必须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不仅独占性地拥有起诉的权力, 而且独占性地拥有做出不起诉和所有终结程序之决定的权力。

在我国, 轻微的犯罪被从包括犯罪和轻微违法这一概念中分立出来, 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调整和处理, 这就使得在刑法和刑事起诉以及法院判决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以行政违法行为的方式存在的犯罪种类。“行政处罚”和“劳动教养”的执行机构被授予在没有有效的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形式的处罚, 其中包括剥夺自由以及严重地限制自由。而且, 中国公安机关有撤销案件的权力, 这导致在案件到达检察院之前已经过一次过滤。而德国的警察机关自己没有权力终止案件, 因此其起诉机关不得不过滤掉大量的案件, 这一事实是由其制度自身造成的。

如果将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有关资料所显示的在中国由警察用行政处罚程序处理的案件加到公诉案件当中并与图1加以比较, 我们将发现这个结构在中国与德国是十分相似的。基本上, 中国的制度是由不同于德国的机构来运作的, 但是在结果方面却是相同的 (从进入刑事法院的案件的角度而言) 。 (图1)

四、起诉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 我们对起诉裁量权的运行状况不应过分悲观。而面对国内赋予检察院更多的起诉裁量权的呼声, 我们务必要冷静对待。如果我们寻求一个简单化的程序, 则对检察官所做出的决定的有效控制机制必须建立。否则, 忽视正当诉讼程序的保障以及失去司法控制将带来很大危险, 因而必须予以慎重考虑。

在笔者看来, 现实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起诉裁量权的规制问题。即我们现行起诉裁量权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规定了三种事后的制约途径:

一是被害人的自我救济。《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 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7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是被不起诉人的自我救济。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人民检察院做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 可以向做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诉。

三是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公安机关对于自己移送起诉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 如果认为有错误时, 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复议和复核。

不可否认, 上述立法所规定的不起诉制约途径, 对于防止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由于上述规定不尽完善, 因而实际运作中效果不大。除了公诉转自诉制度外, 其余几种制约方式均是检察机关自身系统的监督, 信服力不是很大。而公诉转自诉制度, 不仅破坏了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独立性, 而且由于此类案件要求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负担举证责任, 行使起来也收效很小。

德国与中国对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方法和途径不同。在中国, 主要是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和制约, 而德国主要是司法 (法院) 的制约。笔者认为, 制约形式原则上应该更倾向于事后制约以及外部制约。德国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决定之前需要先征得法官同意, 这种制约方式并不是十分适当, 其不利于检察官充分行使裁量权, 破坏了起诉裁量的完整性, 打击了检察官的积极性,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 对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更应该是一种事后的被动性制约。而采用外部制约是因为其相较于内部制约而言更具有信服力, 可以保证起诉裁量权的顺利行使。

对于外部制约, 一般会想到被害人的自我救济和司法部门的监督。但是对于前者, 其弊端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而在司法监督方面, 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德国, 检察院与法院处于相互平行的位置, 外部的司法监督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在中国, 检察院在设立之初就被置于法院的监督者地位, 这使得法院很难反过来在起诉裁量权上对检察院形成有效的制约。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酌定不起诉的听证制度和公开审查制度。酌定不起诉听证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拟做出不起诉的案件, 应告知侦查机关、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其中一方要求听证的, 应在规定的期限内 (如检察机关告知听证权利后的三日内) 向检察机关提出。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外, 听证应当在案件承办人员或起诉部门负责人的主持下公开举行。在这里, 酌定不起诉的听证制度还是一种事前监督。但是, 由于听证程序只是给各方一个陈述己方观点的机会, 并通过多方的参与对检察机关形成一种来自外部的有效制约, 起诉与否的最后裁量权始终是掌握在检察院的手中, 这样一来并不会破坏起诉裁量权的完整性。

公开审查制度是对存在较大争议并且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准备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进行公开审查的制度。其面向社会公开, 允许公民旁听。这其实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一种方式, 但是由于它具有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性, 其最后做出的决定更有信服力。但是应当注意严格限制公开审查制度的对象, 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查,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应公开审查。

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篇5

当今世界上实行暂缓起诉的典型国家是日本和德国。从其司法实践的成果来看, 暂缓起诉制度的运行是十分有效的。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暂缓起诉这项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 为防止该项制度的滥用, 还需要进行一段时期的探索。

一、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

(一) 适用主体。

对于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 学术界持两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限制在未成年人的范围内;另一种主张则认为, 暂缓起诉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不仅只局限于未成年人, 而应扩大为不需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 这一部分人都可以适用暂缓起诉制度。

从德国、日本、美国等国暂缓起诉制度的设计可见, 很少有国家在适用暂缓起诉时单独将犯罪嫌疑人年龄作为考虑因素, 但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立法现状以及社会大众的心理接受程度, 暂缓起诉的对象应限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面对日益上升的青少年犯罪案件, 我们不应该遵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古训, 而应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 给未成年人一个改过的机会, 使他们将来顺利走入社会。

(二) 犯罪情节。

如前所述, 暂缓起诉只适用于轻罪, 对重罪一般不予使用。使用暂缓起诉的案件范围应限于: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其他更轻的刑罚的;2.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较轻, 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的;3.犯罪嫌疑人平时表现良好, 未受过刑事处罚的;4.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同意使用暂缓起诉的。根据我国当今国情, 对依法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 原则上不适用暂缓起诉制度, 确实有特殊情况的, 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三) 主观条件。

主观条件是指适用暂缓起诉必须要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希望能尽快终结该次诉讼, 或者认为自己并没有构成犯罪, 抑或自己的行为虽然已构成犯罪, 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时, 他们是不会同意检查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决定的。因此, 是否采取暂缓起诉必须尊重犯罪嫌疑人本人的同意。

二、暂缓起诉的适用程序

为防止暂缓起诉制度的滥用, 而产生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等负面影响, 暂缓起诉的程序应该更科学、更严密。

(一) 审查批准。

通过公诉部门的审查, 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但又符合实施暂缓起诉的条件, 可以向相关部门报请检察长, 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

(二) 执行、监督和最后处理。

暂缓起诉获得批准后, 应由公诉部门以检察院的名义制作“暂缓起诉决定书”, 一式多份, 除检查机关存档外, 应送公安机关、被告人、被害人、被告人所在单位各一份。如果是在押的还应送看守所一份。

执行期间, 检查机关公诉部门派员每季度考察一次, 认为符合不诉条件的, 即做出不诉决定书。

考察期满后, 认为被告人确已悔过自新、表现良好的, 应做出不起诉决定书;如未吸取教训, 有违法行为或较重违规行为的, 不符合不诉条件的应及时做出起诉决定。

三、暂缓起诉的救济方式

为防止“暂缓起诉”权力被滥用, 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 进行有效的救济。

当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决定时,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要求进行司法审查。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此救济途径的选择权。

被暂缓起诉人如果不服决定, 可以向原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 对复议不服的, 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 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复核意见通知原检察院和申请人。

四、暂缓起诉的法律效力

附条件不起诉之浅析 篇6

关键词：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探索, 德国, 我国的澳门、台湾地区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已有先例。它们一般都规定暂时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被指控人所犯罪行是相对较轻的, 如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第253条规定,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履行特定义务, 经负责审理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 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或中止诉讼程序, 同时还对考察期、考察的效力、救济机制等做出了规定。

附条件不起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起诉情况, 附条件不起诉, 又称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缓起诉, 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 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 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作为一项改变我国法律应如何对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处罚的司法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举措大有值得商榷之必要。

首先, 附条件不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仅限3种类型: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所以说附条件不起诉超越了法律权限, 于法无据;其次, 附条件不起诉与缓刑制度相冲突。法律规定了宣告缓刑制度, 为犯罪人作出了宽严相济的法律规定, 而附条件不起诉在法院审判前, 检察院已对犯罪进行提前审查, 且将应判刑罚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 导致缓刑适用制度形同虚设;第三, 我国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有着严密的法律规定, 其适用违背了有序的司法程序链条和司法实务中的职能分工和分权制衡原则。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因自身缺陷受到许多学者质疑, 探讨附条件的有关问题, 是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一种探索, 这种探索的结果对于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 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来说, 实行该制度对实现司法公正, 轻罪轻罚, 减轻法官案件处理强度, 以及特殊案件的处理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 附条件不起诉可以促使被不起诉人真正悔改, 重返社会;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 以降低司法成本, 提高惩戒效率, 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能合理有效地配置司法资源。所以说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有其现实意义。

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根据上述对于对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在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所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加害行为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行为后的表现等, 考虑这些因素, 在我国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应满足一下条件:

1.适用对象。我国一般将有期徒刑三年作为重罪与轻罪法定刑的分界线,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2.适用条件。首先, 必须是已经构成犯罪的轻微犯罪, 附条件不起诉是以犯罪嫌疑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狠, 罪行较轻, 且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为前提的;其次, 必须经法官同意, 检察院作出此类不起诉, 必须事先征得法官的同意;再次, 因为被害人极其亲属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所以还必须经被害人或其亲属等人的同意。在附条件不起诉中, 赋予被害人事先同意权, 加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有利于有效地解决纠纷。

3.被不起诉人应当承担的义务。被不起诉人是否切实履行了特定义务应当是决定不起诉正确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被不起诉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应该是公益性的, 以弥补对社会和被害人极其亲属造成的损害: (1) 尽力补偿由于其犯罪行为而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害; (2) 为有利于公益设施支付钱款; (3) 提供其他公益性服务。如一定量的义务劳动和赡养义务等; (4) 交付一定数额钱款。

4.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程序。为了加强对暂缓起诉的监督, 确保案件的质量, 应当建立暂缓起诉的听证制度。在检察机关考虑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 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 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申请举行检察听证会的权利。

当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还应当涉及考察期、考察的效力、救济机制等。以保障其实施在达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的同时, 有利于社会, 即修补被损害的法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目前, 我国部分省、市法院已有了试行附条件不起诉的先例, 但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我认为, 附条件不起诉在我国有其发展空间, 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有很大的帮助, 增设该制度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

另一方面, 附条件不起诉对促进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不可估量, 也符合轻刑化、刑罚个别化等刑事理论发展潮流, 不过在实践中, 还是应严格把握适用的条件和对象尤其是排除适用情形, 真正实现既促进对犯罪嫌疑人教育改造, 又有利于修复被害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何璇.论我国设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法制与社会, 2007, (2) :351.

[2]杨诚, 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0-11.

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审查规则 篇7

一、对证据实体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

证据实体内容, 是证据形式所反映的案件客观事实的具体内容。在实际工作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能仅以孤证定案

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时应实事求是, 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 不能有任何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相互印证的孤证案, 应实事求是, 不能予以认定构成犯罪。最常见的是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它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的供述, 证据充分确实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 充分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实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直接证据, 并可以提供新的情况和线索, 查找到其他犯罪分子。实事求是的辩解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情, 避免冤、假、错案, 同时正确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态度, 酌情适用刑罚。办案人员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然后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审查判断。

(三) 对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辞证据应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对比论证

言词证据是所有案件中使用最多、最广的证据, 对其审查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核证。对言辞证据的关联性及客观真实性审查, 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种问题:1.取证是否及时。如对于一些涉及人员较多的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案件, 由于人员流动性大, 人的记忆规律的限制, 不及时提取在场证人证言则会致使事后无法弥补或证明效力减弱;被害人陈述材料在勘验笔录制作几个月后, 也致证据效力减弱, 应及时提取, 不能及时提取的应说明情况。2.询问、讯问是否过于简单化、不够详细。笔录数量多但质量低, 多份笔录内容、描述方式均高度一致, 不注重深入案件情况的挖掘;一些案件的关键事实没有记录清楚, 都会影响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3.证人、被害人、同案人在进行辨认前有否对辨认人作询问材料或所作材料是否详细, 被害人、证人、同案人所作的辨认材料与其在笔录中所述情况是否一致。言辞证据既受被害人、证人对客观事物感受的影响, 又与被害人、证人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表述密切相关。只有经过查证、判明确实属实, 与和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其他证据吻合一致, 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 联系所有证据进行核证

对收集到的全部证据, 要认真分析单份证据本身以及某些证据之间不同的矛盾, 看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并排除矛盾, 鉴别证据的真伪, 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作出正确判断。在办案中逐步淡化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性, 大胆运用间接证据分析案件, 注意“零口供”证据间的联结点。

二、对证据程序的合法性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定罪处刑的根据。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的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主要指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程序审查, 必须审查其是否在完备的法律手续下搜集的, 对需专门的科学技术鉴定方能确认其效力的物证、书证进行采信前, 应对鉴定人或鉴定机关是否有鉴定资格进行审查, 对言辞证据、物证搜集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等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现有规范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搜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实践中, 可遵循以下几种情况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具体运用:

(一) 绝对排除

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言词证据、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 既侵犯了被刑讯者的人权, 违反了正当程序, 造成人民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怀疑等负面效应。同时, 由于其虚假性大, 容易造成冤案、错案。所以, 对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 不留任何余地。对“毒树之果”——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收集的物证, 其效力应否排除的问题, 司法界与理论界均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种物证应予采用, 因为物证具有客观性, 其不会因为司法人员的逼供行为而丧失其证据的基本属性。

(二) 通过补充侦查进行合理转化、补救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载体形式及材料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特定方式方法。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7种法定证据形式以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材料, 对于由不合法主体所提供的证据, 理论上都应予以排除。但如果证据的内容属实, 可以采取补救措施, 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其表现形式合法化后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些证据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 而应以其为线索, 通过合理运用补充侦查的手段, 由法定人员重新取证, 以确定事实真伪。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大量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但只要经过司法人员对有关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取证, 就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 不予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 排除使用是原则, 是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严格遵守和对法律权威、案件当事人人格权的绝对尊重。但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 笔者认为, 应以社会利益为重, 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于实体真实。当一些用非法手段、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对打击严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排除这些证据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或是给人民群众心理造成不安时, 我们应充分进行“价值权衡”, 宁可牺牲部分程序正义, 肯定其效力, 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飒.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审查[J].检察实践, 200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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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邝秀荣, 刘清晔.审查起诉中勿忘审查证据合法性.中国检察院, 2006, (8) .

[4]唐伟源, 张宏杰.谈审查起诉中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河北法学, 200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