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审查

刑事证据审查（精选12篇）

刑事证据审查 篇1

一、刑事案件的证据的内涵和特征

(一) 刑事证据的内涵

刑诉法明文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理解证据, 主要应当从证据能力 (证据资格) 和证明力两个方面入手。就单个证据而言, 首先要审查其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其次是审查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这是证据的证明力。

(二) 刑事证据的特征

1. 证据的客观性。

表现为证据有自己存在的客观形式, 并且这种形式能为人的认识所感知;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 不以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实物证据, 可以通过审查其是否为原件、原物或者通过鉴定来辨别真伪, 判断其客观性;对于言词证据, 主要通过审查言词证据内容是否违反客观规律来判断其客观性, 也可以通过鉴定、侦查实验、现场勘查或者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方法, 判断证据是否真实。

2. 证据的关联性。

是证据的基本属性, 是证据证明力的直接反映。实践中, 有关联的证据包括:与行为人涉嫌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3.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 以及合法方式收集、固定与保全;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举的第一个案例就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审查证据问题

(一) 审查物证、书证问题

1. 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关系问题。

物证的复印件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呢?在物证原件和复制件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如何取舍呢?书证的复印件和书证原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呢?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复制件与原件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明文规定“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主要考虑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形式出现了滥用进而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本条规定也是吸取经验教训的总结。

2. 物证、书证的鉴真问题。

物证、书证想要具有证明力, 我们熟知的就是对物证、书证进行辨认, 但依据常识和经验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 我们就需要依赖专家的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专业设备。这种对物证、书证的专业鉴别称为鉴定, 它是对物证、书证审查的最常见的方式。辨认只能确定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 而鉴定能够鉴别证据的真伪和相关性。但是我们忽视了近几起冤假错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问题, 两个证据规定也三令五申地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 即证据的源头如何、收集状况如何、提起经过如何, 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是否就是原先的那个证据?

三、如何审查判断证据

(一) 关于物证及书证的审查

一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是否是原物、原件, 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要坚持原始证据优先的原则, 在审查相关物证、书证时要求侦查机关尽量提供原物、原件, 只有在原物、原件确实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取得确有困难的, 才可以考虑使用复制品、复制件、照片或者录像等。但是当这些原物的照片、录像、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比如拍摄的不清楚, 在庭上被告人辨认得不出是不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书证有更改或更改的迹象, 并且取证单位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和方式, 包括证明从何处收集及收集程序、方式是否合法。物证、书证如果没有附有勘验、检查笔录, 搜查笔录, 提取笔录, 扣押清单, 不能证明来源的, 就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发现疑问或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 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

修正后的刑诉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把鉴定结论从神坛上拉下来, 充分认识到鉴定结论也不是铁板钉钉的。不能让鉴定人充当第二事实证人。鉴定意见的审查要注意:一是对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鉴定资质一定要认真审查。如黑龙江省的安康医院, 就没有精神病鉴定资质, 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鉴定意见入卷的同时也要附有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

(三) 关于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

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 只有根据全貌反映案发现场真实状况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与照片, 才能帮助办案人形成对案发现场的客观认识。如果出现漏洞, 就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案发现场情况, 并且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证据缺失。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要注意审查制作的程序、方法一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没有见证人的签字。

摘要：中国证据法的现状非常简陋, 虽然96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问题作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但比较笼统, 缺乏操作性, 2010年死刑案件两个规定出台做了简单的补充。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亮点是在我们国家基本确立了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 确立了证据裁判的原则, 明确了部分证据认定规则。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出许多重大修改。

关键词：刑事证据,审查判断

参考文献

[1]刘仁东.对刑事证据立法的相关思考[J].辽宁警专学报, 2014 (01) .

刑事证据审查 篇2

2月19日下午，我院邀请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侦监科二处处长鲁建武为全体干警作《刑事证据审查判断和运用》专题报告。

在讲座上，鲁建武处长以“赵作海错案”为案例，从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事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五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的审查与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的讲解。讲座中，鲁处长特别将正当的侦查策略与违法取证的界限进行了区分，令人印象深刻。

鲁处长的整场讲座结合实际，举例生动，重点突出，对我院全体干警们掌握、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刑事错案看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篇3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审查判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通常简称为口供。从口供的形成时间来看，口供主要包括庭上口供和庭外口供。庭上口供是被告人在庭审中就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向法官作的陈述；庭外口供则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就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所作的陈述。在这137起错案中，有101起案件的被告人都在庭外作出过认罪口供，并在庭审时翻供。也就是说，有74%的错案在做出有罪判决时都依据了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出的认罪口供。

从口供的内容来看，口供主要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从错案案例来看，虚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主要是虚假攀供和虚假供述。虚假攀供主要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诬陷他人是同案犯。有5起错案存在虚假攀供的情况，其中有3起错案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诬陷他人共同作案形成虚假攀供，其余2起错案中的虚假攀供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迫编造的。

与虚假供述相比，虚假攀供的数量很少，似乎不值一提。实际上，虚假的攀供对于错判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仅有口供无法认定有罪，而实践中又存在相当一部分犯罪，案发以后只有共犯的口供而几乎无任何其它有力的证据可供相互印证的案件，因此有的办案人员就会规避法律规定，将共犯的攀供理解成证人证言，根据共犯口供的相互印证，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如果攀供是检举揭发同案犯在本案中的共同犯罪行为，则属于口供；如果攀供是检举揭发同案犯或其他人在其他案件中的犯罪行为，而且攀供者本人不是那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则属于证人证言。

除了虚假攀供之外，虚假供述更是最常见的可能造成刑事错案的因素。例如，在浙江叔侄冤案中，叔侄两人在关键作案细节上严重不吻合。在我们的错案库里，有101起案件的被告人作出了虚假的认罪口供。

虚假供述和虚假攀供都可能造成刑事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能是出于某种动机自愿进行虚假供述或攀供，也可能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非自愿地提供虚假的供述和攀供。尽管虚假口供仍然要由被追诉者本人来作出，但外部因素的作用是造成被追诉者出具虚假口供的最主要原因。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审查认定口供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时，应该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口供合法性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愿情形下作出的供述或辩解，可以采纳；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供述一般不可采纳。口供合法性规则在我国主要体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我国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相结合的证据排除规则。相应的，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也要考虑两类情况：一类是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强制排除”的口供，一类是需要“裁量排除”的口供。在判断需要“裁量排除”的口供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取证行为违法的严重程度，取证行为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严重程度，犯罪案件的性质，该份口供的证明价值，违法取证人员的主观状态，违法取证行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违法取证行为对司法环境的影响以及违法取证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综合考量上述因素，裁量是否需要排除口供。

第二，口供实质性规则。如果一份口供仅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承认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没有具体的对行为进行描述的内容，一般可以认为该份口供没有证明力。

第三，口供真实性规则。一般来讲，从单次口供内容来看，如果单次口供中对犯罪行为的描述内容得到了本案中其他证据的印证，则口供的真实性较高。如果被印证的内容越详细、越丰富，那么口供的真实性越高。所以说，“由供到证”的口供的真实性较高。

第四，口供补强规则。《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庭前供述的采信规则。《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二、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一）刑事错案中的虚假证言

虚假证言主要是指证人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与案件事实、情节不相一致的陈述。在138起错案中，有40起错案中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从虚假证言的来源来看，既有普通目击证人出具的虚假证言，也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后在羁押场所结识的同监狱友出具的虚假证言。其中狱友出具虚假证言导致的错案有4起，其余35起都是普通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导致的错案。

从错案中反映的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动因来看，一种是故意为之，另外一种则是无意为之。故意提供虚假证言，就是证人在作证时故意隐瞒真相，作出与案件事实、情节不相一致的陈述，俗称“伪证”。有24起错案中的证人是被动作了伪证，即伪证行为人并非意图陷害他人，而是在外力胁迫、利诱、欺骗、教唆之下明知证言虚假而出具伪证。有9起错案中的证人主动作了伪证，即行为人蓄意虚构证言、陷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制造、提供的伪证。无意中提供虚假证言，就是证人在感知、记忆、表述案情的过程中，因生理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形成了不真实的陈述，俗称“错证”。共有6起出现证人错证的错案，其中4起错案中的证人是成年人，有2起错案中的证人是未成年人。

从证人证言的形成规律上看，证人错证是不可避免的。但从个案中错证的形成过程上看，取证人员的不当取证行为常常出现在证人错证的场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证人错证的发生也与侦查机关的不当取证行为有关。总体上说，尽管虚假证言出自证人之口，但影响证人利益格局和情绪感受的外部因素才是造成虚假证言的主要原因。

（二）刑事错案中的虚假被害人陈述

在138起错案中，有29起错案的被害人陈述是虚假的。被害人提供虚假陈述的动因与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情况有些相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害人故意为之，故意提供的虚假陈述，俗称为“诬告”；另外一种是被害人无意为之，无意提供的虚假陈述，俗称为“错告”。在诬告型错案中，既有被害人主动诬告的，也有被迫诬告的错案。被害人不仅会诬告，而且也可能错告。错告集中表现为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错误指认。有些错告源于被害人的感知、记忆、表述能力等主观因素，有些错告源于被害人辨认犯罪嫌疑人时受到的外界干扰。

（三）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把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区分为两种独立的证据类型，而在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则将被害人陈述视为证人证言，对两者未作区分，这与诉讼制度的差异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作为证据审查者对这两类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还是应该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审查认定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时，应该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作证能力规则。一般来讲，不具有事物辨识能力或意思表达能力的人出具的证言，不可采纳；无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出具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证言，可以采纳；对证人的事物辨识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必要时可以进行鉴定。

第二，自愿陈述规则。证人证言应当自愿做出。以暴力、威胁等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不可采纳。以欺骗、诱导方式获取的证人证言，可视案件和证据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第三，传闻证据规则。证言应是证人亲身感知的内容，否则不可采纳；转述其他人陈述的证言一般不能用来证明该陈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意见证据规则。一般来说，证人证言中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部分，一般不可采纳。证人推断的部分，如果是建立在证人的合理感觉之上并且有利于清楚理解该证人陈述的，可以采纳。

第五，证言补强规则。因为某一证据的证明力比较弱，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只有在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充、加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总结经验，一般来说，下列证言可靠性较低或者可靠性不易判断，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是未成年人的；证人难以正确感知现场状况的；有明显伪证动机的；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未出庭的；证言内容缺乏内在合理性的。

三、虚假的鉴定意见

（一）刑事错案中的虚假鉴定意见

在我们收集的错案案例中，有21起错案出现了虚假的鉴定意见。其中12起故意伤害错案中出错的鉴定意见都是关于人体伤情的法医学鉴定，有4起错案出现了血型鉴定错误，有3起错案出现了痕迹鉴定错误，有1起错案出现了气味鉴定错误，还有1起错案由于检材缺陷导致了DNA鉴定错误。从导致虚假鉴定意见的原因来看，既有人为故意将鉴定意见作假的情况，也有非故意造成的鉴定意见错误，还有一些案件的鉴定意见错误原因不明。

在鉴定意见作假的错案中，故意伤害案件比较多。这大概与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未造成重伤死亡等重大后果的故意伤害案件因证据问题时常徘徊于罪与非罪之间有关。判断事件属于一般民事纠纷还是故意伤害案件的最关键证据往往是鉴定部门出具的伤情鉴定意见。一些鉴定人经不住人情请托、金钱利诱，出具了虚假的鉴定意见，间接造成了错案。河南原阳6起故意伤害错案就是鉴定人出卖虚假鉴定意见的产物。有些情况下，侦查机关也有可能成为影响鉴定人客观鉴定的干扰源。鉴定意见作假既可能是由于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活动中因违反行业纪律、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司法机关在收集、保存、移送鉴定资料中出现的违反法定程序、手段、方式的行为而间接导致的。

鉴定意见错误主要源于实质性错误、概率性错误和操作性错误。实质性错误是鉴定所依据的理论、技术方法或所作的推论不具有科学性，导致鉴定意见自始错误。概率性错误是科学鉴定的结论依概率而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操作性错误是由于鉴定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系统误差以及鉴定人操作中的随机误差而可能产生的鉴定意见的不准确。

（二）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审查认定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时，应该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鉴定意见合法性规则。审查鉴定意见合法性，一方面，应当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的合法性。首先，审查鉴定机构资质、是否接受委托、鉴定事项是否属于鉴定机构业务范围等。其次，审查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是否应该回避等。另一方面，应当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首先，审查鉴定材料的来源及其保管、送检过程是否合法等。其次，审查鉴定依据的合法性，包括适用相关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如果鉴定意见存在程序违法性，而且这种违法性会对判决造成不公正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定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并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如果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进行审查判断。

第二，鉴定意见科学性规则。主要是对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运用的技术方法以及其他包括经验知识在内的专门知识进行评价和定位。这个评价过程也需要细化规则。可以借鉴英美法系中的道伯特规则，该规则要求审查者在对鉴定意见科学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专家使用的技术是否可以重复；二是该技术是否在该领域的杂志和出版物上发表；三是该技术被科学团体接受的程度。我们关于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评判也可以借鉴道伯特规则。首先考察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是否可以进行重复检验，如果不能被重复检验，则科学性欠缺。其次，鉴定意见的技术方法应当得到该领域内部的普遍认可，一般情况下这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技术方法的科学性被认为是符合科学的。

第三，鉴定意见明确性规则。一份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鉴定意见，应当具有明确的结论性意见，不能在表述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有些鉴定意见由于检材数量、质量、技术方法等因素的限制，只能提供倾向性鉴定意见，如“不排除某某的可能”、“倾向于认定某某”、“有可能是某某”，这类鉴定意见一般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只能为判断其他证据提供参考。

第四，鉴定人释义规则。一方面，鉴定人对结论的分析论证过程应该在鉴定意见中得到充分体现，具体包括得出鉴定意见的事实依据、科学依据、依据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如果鉴定意见书中没有充分的论证，办案人员没办法审查其科学性，就应该要求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说明和解释，包括鉴定对象的提取、固定和保存过程，鉴定所适用的原理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及程序，鉴定使用仪器的可靠性，鉴定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鉴定意见的具体推理过程。

论刑事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 篇4

关键词：刑事证据,刑事诉讼,收集,审查判断

一、刑事证据及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理解

什么是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一定义, 体现了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证据观。刑事诉讼法证据是指以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必须是和案件有内在客观上的必然联系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能够证明案件真相的事实, 有存在和表现的具体形式的事实。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至于证据的种类各国不尽一致。英美证据法一般将证据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即, 口头证据、书面证据、实物证据。 (1) 有的证据法理论将司法认知也作为一种证据形式。 (2)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通常以证据方法确定证据的种类, 通常有:人的证据、物的证据、书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 物证、书证; (二) 证人证言; (三) 被害人陈述;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 鉴定结论; (六) 勘验、检查笔录; (七) 视听资料”。

收集证据或者称为取得证据的责任, 是指在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中证明的主体 (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 发现、采集、提取证据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 (3)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据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可见收集证据的责任由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承担, 其他人无权。收集证据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有询问、讯问、辨认、勘验、检查、搜查、实验、鉴定等。当然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方法, 律师在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

审查判断证据也即评定证据的真伪, 就是指司法人员对于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 找出它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找出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认定的一种活动。 (4)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辩护人双方的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这些都是法律对审查判断证据的要求。

二、收集证据

第一, 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一是收集证据主要由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此外, 在刑事诉讼中, 当事人和辩护人 (特别是律师) 也具有一定的收集证据的权力。自诉人为证明自己的的诉讼主张, 有时也有必要进行一些收集证据的活动。二是收集证据必须依照规定程序进行。我国法律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它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而且使被刑讯的人在不堪肉体折磨的情况下胡乱招供和提供假证, 搞乱了案情, 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三是收集的证据应当由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使用。在司法实践中收集到的一些证据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 因此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应用证据时要注意保护当事人及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等合法权益。

第二, 收集证据中必须做好证据保全工作。保全证据是指对已经发现的证据用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加以提取和妥善保管的活动。在收集证据的活动中, 固定和保全证据是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 应当采取符合程序规范的妥善措施和科学方法, 将一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固定下来。如接受举报时, 要求投诉举报人作书面陈述并提供相应证据;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要做好笔录 (或同时录音) ;现场检查, 要做好笔录 (或同时录像) ;封存扣留物品, 要开列单据;收集到的合同、发票等书证应注明出处并由提供人签章, 从计算机贮存信息中提取的书证, 应由当事人签章证明出处, 或由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的鉴定部门出具证明予以确认;对不能入卷的物证, 应拍照;对于在互联网上发现的证据, 须打印提取, 并注意保留网址网页, 同样应由提取人加注相关说明并签章证明等等。只有将发现的证据加以固定, 由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合法取得, 并粘贴整齐, 装订成卷, 妥为保管, 才能保证所有证据的效力。此外, 对于复印件证据, 必须注意, 一是应注明系由原件复印;二是必须保持其复印的原始状态, 不得添、描、涂、改;三是应由提供人签章并注明出处, 同时由提取该证的办案人员签名, 以便确定其证明效力。

三、审查判断证据

(一) 审查判断证据的方法

司法实践中, 由于对证据审查判断的方法性规则研究不够, 出现了如盗窃案件的证据如何审查;诈骗案件的证据如何审查;多被告多罪名交替复杂的证据如何审查;被告翻供以及其他一些疑难案件的证据如何审查等问题, 缺乏抽象理论和规则的指导。正确掌握证据审查判断的方法性规则, 它对于查明侦查机关所查实的犯罪事实是否确实、充分将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我个人认为方法性规则主要有:

第一, 特殊性方法。即根据各种单个证据的不同特点以及相关证据形成的环境条件, 进行具体分析, 以鉴别其真实可靠性。要判明单个证据的来源, 一切来历不明的物品、痕迹、道听途说的言词或者捕风捉影的议论只能在侦查中作为参考的线索, 而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审查每个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审查在证据形成过程中可能影响其真实性的一切因素。审查每个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凡与本案无关的事实或者材料均应从证据中剔除出去。

第二, 综合之法。即将案件中的所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对比, 以确实充分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结论。办案人员在审查各个证据的基础上, 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如果各要素及重要情节之间的证据不存在空缺, 不存在矛盾, 并协调一致, 结论同一,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 表明全案证据已经达到确实充分, 此时, 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结论了。

(二) 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

证据的审查判断是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的前提。只有经过审查、判断的证据才有可能用其证明某一事实。理所当然判断证据需要一定的标准, 没有判断的标准, 证据的可靠性无从谈起, 所以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就成了诉讼中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证据的审查判断的标准有两个, 即, 一是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的充分性。 (5) 也有学者认为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分为对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和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的标准。 (6) 我个人认为后者的标准更为科学, 因为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往往还不是最后可靠的证据, 还须放在整个证据体系和案件过程中去考查。

第一, 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也即定案证据必须客观真实, 具有客观性;与本案相关, 具有关联性;必须具有合法性;定案证据必须经当事人质辩, 由法庭予以认定。

法律法规规定的真实有两种, 一是客观真实, 二是法律真实, 虽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程序上要求达到法律真实就可, 但法律允许当事人反驳, 一旦当事人提出了可成立的反证, 法律的真实就不存在。从判决的需要来看, 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反驳, 而要做到这一点定案证据就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在审查判断定案证据的相关性时, 有关人员应将其与证据的真实性区分开, 认定某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之前应当分清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什么, 所谓相关性就是指证据与特定的证明对象有关。如果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是本案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规定的事实, 该证据就没有相关性。合法性主要是指通过合法手段收集的事实材料、定案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 不符合的只能是一般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定案证据。

第二, 全案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是衡量执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 其内容与证明标准一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即客观真实的标准, 此标准仅仅是执法人员对全案证据作出最终认定结论的标准, 而不是案件的某一阶段或者部分案件的标准;优势证据标准, 此标准适合于采取紧急或者临时性措施的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或者案件部分证据的初步审查判断;合理可能性标准, 该标准类似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学的“表面证据标准”和日本证据法学所说的“疏明”标准, (7) 只适用于部分案件事实的临时性认定结论。

四、收集与审查判断证据的关系

收集证据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和基础, 在诉讼过程中, 侦查是为了收集证据, 审查起诉就是向法庭提交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审判则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这两个方面是查明案件事实, 完成证明任务的前提。办案人员在查处案件时, 只有通过调查, 收集证据, 鉴别印证每个证据的真实性, 并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量之后, 才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 需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化过程。可以认为, 收集证据属于感性阶段, 审查判断证据属于理性认识阶段。案件调查初期, 办案人员掌握的只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证据, 随着调查取证的深入, 办案人员不断地运用分析、判断的方法, 梳理思路, 引导自己, 把证据收集得越来越多, 并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理, 使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反映出必然的内在联系。当锁链状的证据体系已经形成之时, 也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之日。这就是办案人员认识案件事实的理性阶段。从理论上讲, 办案人员对任何案件都要经过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这一过程又总是伴随着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任务的完成而结束。

同时, 实践证明, 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 又是密切联系, 交替进行的。对收集的证据及时进行初步的调查, 这种初步调查指导着对证据的进一步收集补充。把进一步收集补充的证据与原有的证据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又可检验原先的判断, 发展原先的判断。 (8) 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识正是在不断地收集证据, 不断地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陈光中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陈光中, 徐静村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何家弘编.电子证据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4]谭志君.证据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5]何家弘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0.

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 篇5

2003年12月12日 [2003]高检侦监发第1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军事检察院刑事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

证据问题是审查逮捕工作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为了指导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我厅制定了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现予以印发试行，并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分为通用证据参考标准和具体罪案证据参考标准两个部分。前者是办理审查逮捕所有刑事案件时均须审查的证据参考标准，后者是办理审查逮捕具体罪案时须审查的证据参考标准。在办案工作中，必须综合审查这两个方面的证据。

2、审查逮捕案件证据参考标准是指导性、参考性的，而不是硬性的要求，也不是必备的最低标准。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具体案件逮捕需要具备哪些证据，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证据参考标准中所列各项不能孤立使用，必须将各类证据有机结合起来，同时需要案件承办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法律知识、办案经验作出判断。

3、这次印发的有十种具体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今后，我们将继续选择一批常见、重点罪案，研究制定其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逐步形成审查逮捕证据体系。

4、研究制定审查逮捕案件证据参考标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勇于探索，注意总结办案中审查和运用证据的经验，为做好这项工作积极献计献策。尤其是对于这次印发的审查逮捕案件通用证据参考标准和十种具体罪案证据参考标准，试行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体例、内容有何修改意见，请及时报我厅。

5、为了取得公安机关工作上的配合，各省级检察院应主动将审查逮捕案件证据参考标准向公安机关有关部门通报。

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

一、审查逮捕通用证据参考标准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有关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程序方面。

1、诉讼程序的有关证据材料：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

（2）证明案件来源的有关证据材料。

（3）破获案件过程说明或破案报告书。

（4）拘留证、监视居住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缴纳保证金收据，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等有关法律文书。

（5）拘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报告及该代表所属的同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同意拘留的许可证明。

（6）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2、取证程序约有关证据材料：

（1）证明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的主体合法，并且为两人以上进行的证据。

（2）证明已经告知犯罪嫌疑人、证人权利、义务的证据。（3）犯罪嫌疑人、证人被讯问、询问后，在笔录上签署的意见；侦查人员的签名。

（4）证明没有刑讯逼供、诱供、诱证情况的证据。

（5）提供证据的个人或单位的签名及加盖的单位公章。

（6）搜查、起获赃物时的见证人。

（二）实体方面。

1、主体身份：

（1）自然人普通主体的身份证明：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姓 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居住地的户籍资料、居民身份证、出生证、户口迁移证明、护照或经会晤后外方出具的外籍身份证明材料等法定身份证件（原件或附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并加盖复制单位印章的复制件），或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实的其他证据（以上证据材料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只具备其中一种）。对于户籍、出生证等材料内容不实的，应提供其他证据材料。

对于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按照其自报的姓名、身份、年龄或者拍照编号审查批捕，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骨龄鉴定。对于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除处于法定责任年龄段，应当具备能够证明其年龄的身份证件等材料外，如一时难以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法定身价证件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的其他证据，根据其自报的身份或者同案人证明的身份材料审查批捕。

（2）自然人的特殊主体的身份证明：证明所在单位性质或所有制形式的证据材料、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表明犯罪嫌疑人身份、职务及职权范围或职责权限的有关证明材料。外国人犯罪的案件，应有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犯罪的案件，应注明身份，并附身份证明材料。

（3）单位主体的身份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法人设立证明、国有公司性质证明及非法人单位的身价证明、法人税务登记证明和单位代码证等。

（4）法定代表人等的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在单位的任职、职责、负责权限的证明材料。

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犯罪嫌疑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刑诉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根据《刑法》总则和分则有关条款的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3、有逮捕必要：

（1）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①犯罪嫌疑人有行政刑事处罚记录，也包括：受过刑事处罚，曾因其他案件被相对不起诉，受过劳动教养、治安处罚及共他行政处罚。

②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累犯或多次犯罪、犯罪集团或共同犯罪的主犯，流窜犯罪；属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法定从重情节；犯罪嫌疑人没有悔罪表现。

③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自杀、串供、干扰证人作证以及伪造、毁灭证据等妨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的，或者存在行凶报复、继续作案的可能，如曾以自伤、自残方法逃避侦查，持有外国护照或者可能逃避侦查；已经逃跑或逃跑后抓获的。

④属于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情节严重的。

（2）犯罪嫌疑人不具有不适合羁押的特殊情况。

①犯罪嫌疑人未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不属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和年老体弱及残障。②经济犯罪案件逮捕法人代表或其他骨干不可能严重影响企业合法的生产经营。

二、盗窃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盗窃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他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有：（1）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2）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3）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4）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电报，盗窃财物的；（5）利用计算机盗窃的；（6）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7）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盗用他人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

对提请批捕的盗窃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盗窃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收缴的被盗财物、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实物或照片、犯罪工具、被盗现场勘查报告等证明发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的证据。

2、电信账单、使用记录、犯罪工具实物或照片等证明发生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行为的证据。

3、被窃信用卡被使用的记录的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明发生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的证据。

4、缴获的被私自开拆的邮件、电报、被盗的财物实物或照片等证明发生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电报，盗窃财物的行为的证据。

5、资金往来证明、技术鉴定、被盗物品的实物、照片或所有权证书等证明发生利用计算机盗窃行为的证据。

6、物品价值不明，涉及罪与非罪的，由能够确定赃物价值的价格鉴证部门出具的物品财产估价鉴定结论或购物发票等能证明个人盗窃行为所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且不具有情节轻微情形的，或接近上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严重情节的，或证明犯罪嫌疑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等多次盗窃的证据。

7、对于盗窃公民或单位所有的银行存折的，该存折已加密、是活期或定期的证据。

8、证明盗窃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及被盗物品未追回，但供证一致的证据等。

9、证明未利用职务便利或工作便利的证据。

（二）有证据证明盗窃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犯罪的视听资料。

2、被害人对涉案赃物的辨认笔录。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5、同案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辨认笔录。

6、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犯罪遗留在犯罪现场、犯罪工具、犯罪对象上的指纹、足迹等所做的鉴定。

7、在犯罪嫌疑人身边、住处或其他相关地方发现的赃款赃物及提取笔录。

8、犯罪嫌疑人对盗窃地点的辨认笔录。

9、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2、能够印证的被害人指认。

3、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供述。

4、能够相互印证或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证人证言。

5、能够互相印证或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同案犯供述。

6、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在犯罪嫌疑人住所或其他地方发现的赃款赃物。

7、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犯罪的证据。

三、故意杀人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故意杀人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其他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有：（1）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2）使用暴力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3）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死亡的；（4）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5）聚众“打砸抢”致人死亡的；（6）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行为的；（7）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8）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9）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

对提请批捕的故意杀人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故意杀人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尸体检验鉴定报告、法医活体鉴定结论、刑事科学技术照片、现场勘查图及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明发生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的证据。

2、证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出于故意的证据。

3、证明故意杀人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二）有证据证明故意杀人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的视听资料。

2、故意杀人未遂、中止的，被害人的指认。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

5、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6、对遗留在犯罪工具、犯罪现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身、衣物上的指纹、足迹、血迹等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的鉴定。

7、犯罪嫌疑人有作案时间及故意杀人的动机、目的的证据。

8、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3、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4、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5、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6、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的证据。

四、故意伤害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故意伤害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34条的规定，非法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他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有：（1）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2）使用暴力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3）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的；（4）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5）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的；（6）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共他人实施自伤行为的；（7）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残的；（8）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严重残疾的。

对提请批捕的故意伤害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故意伤害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法医鉴定结论、医院诊断证明、刑事科学技术照片、现场勘查图及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明发生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的证据。

2、证明故意伤害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后果达到轻伤以上程度的鉴定。

3、证明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出于故意的证据。

4、证明故意伤害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二）有证据证明故意伤害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的视听资料。

2、被害人的指认。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5、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6、对遗留在犯罪工具、犯罪现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身体、衣物上的指纹、足迹、血迹等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的鉴定。

7、犯罪嫌疑人有作案时间及故意伤害的动机、目的的证据。

8、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1、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3、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4、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5、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6、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的证据。

五、强奸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强奸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36条的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其他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的有：（1）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2）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3）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4）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5）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以迷信邪说引诱、胁迫、欺骗或者其他手段，奸淫妇女、幼女的。

对提请批捕的强奸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强奸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法医鉴定，被害人报案、控告、陈述，被害人亲友检举，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明发生强奸行为的证据。

2、被害人伤情鉴定、犯罪工具实物或照片、现场勘查笔录、药物检验报告和发案背景等证明与妇女性交的行为违背其意志的证据，包括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证据。

3、证明明知被害人不满I4周岁或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经法医鉴定为程度严重）的证据。

（二）有证据证明强奸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奸犯罪的视听资料。

2、被害人的指认。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

5、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6、对遗留在犯罪工具、犯罪现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身体、衣物上的指纹、足迹、血迹、精斑等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奸犯罪的鉴定及被害人伤情鉴定。

7、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奸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奸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3、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4、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5、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6、已有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奸犯罪的其他证据。

六、抢劫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抢劫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他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有：（1）携带凶器抢夺的；（2）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3）聚众打砸抢，毁坏或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

对提请批捕的抢劫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抢劫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被劫物品实物或照片等证明发生抢劫行为的证据。

2、被害人伤情鉴定或诊断证明、伤情照片、犯罪工具实物或照片、麻醉药物化验报告等证明强行夺取公私财物时当场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证据。使用暴力强度不大，被害人无明显伤情，但供证一致足以证实有该情节的证据。

3、证明抢劫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二）有证据证明抢劫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的视听资料。

2、被害人的指认。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

5、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6、对遗留在犯罪工具、犯罪现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身体、衣物上的指纹、血迹等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的鉴定和现场勘验材料。

7、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3、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4、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5、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6、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的证据。

七、非法拘禁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非法拘禁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其他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的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

对提请批捕的非法拘禁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非法拘禁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犯罪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犯罪工具实物或照片、伤情鉴定等证明发生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的证据。

2、证明非法拘禁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解救被害人的相关证据等。

3、证明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系非法的证据。

（二）有证据证明非法拘禁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在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禁地解救出被害人的证据；

2、被害人的指认。

3、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4、证人证言。

5、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6、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非法拘禁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3、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4、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同案犯供述。

5、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被害人因非法拘禁在身体、精神方面受到损害的相关证明材料。

6、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非法拘禁犯罪的证据。

八、合同诈骗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合同诈骗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提请批捕的合同诈骗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合同诈骗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查获的合同、工商部门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有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的证据。

2、查获的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的产权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担保合同或担保条款等，证明有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行为的证据。

3、犯罪嫌疑人没有履行能力、犯罪嫌疑人部分履行合同、双方先后签订的多份合同等证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的证据。

4、双方签订的合同、犯罪嫌疑人收受被害人给付的货物、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犯罪嫌疑人逃匿等，证明有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的证据。

5、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的证据。

6、证明合同诈骗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7、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合同诈骗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如具有逃匿、躲避或者出走不归，或者以其他方法逃避承担民事责任的；以隐匿等方法占有财物的；对骗得财物进行私分、挥霍使用的；用于归还欠债或者抵偿债务的；用于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法经营活动）的；其他企图使他人丧失对财物占有的情形。

（二）有证据证明合同诈骗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被害人的指认。

2、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3、证人证言。

4、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对合同、收条或伪造票据上的签名笔迹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鉴定。

6、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3、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4、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5、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涉案合同文本。

6、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其他证据。

九、伪造货币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伪造货币罪，是指触犯《刑法》第170条的规定，仿照人民币或者外币的面额、图案、色彩、质地、式样、规格等，使用各种方法，非法制造假货币、冒充真货币的行为。其他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的有：行为人销售、伪造货币版样或者与他人事前通谋、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

对提请批捕的伪造货币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伪造货币犯罪事实。重点审查：

1、查获的伪造货币的实物或照片、收缴的犯罪工具或照片等证明发生伪造货币的行为的证据。

2、证明伪造货币的总面额达到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达到二百张（枚）以上的证据。

3、证明伪造货币犯罪事实发生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4、证明是假币的有关部门的鉴定。

（二）有证据证明伪造货币犯罪事实是否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现场查获犯罪嫌疑人实施伪造货币犯罪的证据；

2、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3、证人证言。

4、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伪造货币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伪造货币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现场查获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现场勘查笔录、收缴的假币、犯罪工具或照片等证据。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3、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4、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被雇人员供述。

5、其他己有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伪造货币犯罪的证据。

十、交通肇事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交通肇事罪，是指触犯（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他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的有：（1）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2）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钮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对提请批捕的交通肇事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交通肇事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生效的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肇事车辆检验报告等证明发生触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为的证据。

2、被害人伤情照片、伤情鉴定、尸体检验报告、损失财产照片及估价证明等证明交通肇事行为造成了如下严重后果之一的证据：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造成重伤1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情节严重的。

3、证明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证据。

4、证明交通肇事的行为出于过失的证据。

5、证明交通肇事犯罪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犯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二）有证据证明交通肇事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交通事故发生后，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2、显示犯罪嫌疑人实施交通肇事犯罪的视听资料。

3、被害人的指认。

4、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6、证人证言。

7、交通肇事后具有逃逸情节的证据材料。

8、证明犯罪嫌疑人所驾车辆为肇事车辆的技术鉴定结论及性能检测报告。

9、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交通肇事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交通肇事犯罪行为的证据己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等证据。

2、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视听资料。

3、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4、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6、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7、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交通肇事犯罪的证据。

十一、伪证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伪证罪，是指触犯《刑法》第3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关的重要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行为。

对提请批捕的伪证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伪证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犯罪嫌疑人在相关案件中担任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的证据（如相关案件的笔录材料、鉴定委托书、鉴定结论等），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等证明发生作伪证的行为的证据。

2、证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所作的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的证据。

3、证明作伪证的意图是为了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证据。

（二）有证据证明伪证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2、有关的书证。

3、指使人的证言。

4、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伪证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伪证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2、能够相互印证的有关书证。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思考 篇6

关键词：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必要性；规范性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予以了肯定。然而随着这一规定的实施，虽然看到了其必要性和实用性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加以思考。笔者将以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所需注意的规范化展开讨论。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一）诉讼程序的转换

由于我国一贯实行的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二元体系的划分。《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我国实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双轨制责任追究体制。具体的办案实践中，在许多的案件仅仅呈现出冰山一角的时候，对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初次接触案件时，对案件性质的判断除了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以外，更多的是依靠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与职业直觉。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亦或是处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臨界状态。行政机关又在大的“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下，将难以定性的违法犯罪案件首先作为行政违法案件来作初步处理。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案件证据的进一步收集，一些案件最终会转为刑事案件。同时，伴随而来就是诉讼程序的转变。由此，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变得及其必要。

（二）诉讼效益的内在要求

从诉讼效益论的角度思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体现在诉讼程序中显然是节约诉讼成本的一大途径。原因在于：让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取证，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可能灭失的证据，以证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最大化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取证，降低因此而付出的程序上的诉讼成本。再者，我国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且相互认可彼此的工作。在案卷制度中尤其凸显，这一制度使得下一环节机关对上一环节机关的工作成果基本持一种信任和接受的态度，后续机关开展独立活动的可能性与工作量大为减少，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规范性

上文笔者已经就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必要性进行了简单分析，由于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行政证据的证明力标准小于刑事证据证明力标准，两种证据效力属性之不同——由低阶证据向高阶证据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规范的规范必要性问题，在此，笔者以文本中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应然规定与实践中之实然运行状况两者为视角，对条文中的规范化与实际中的规则运行进行简要探讨。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法律规范浅析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条文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规定只有刑诉法52条的规定，即行政证据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种类只有以包括物证、书证、试听资料、电子数据和与以上四类在证据性质类似的其他证据（条文中以“等”字进行慨括），共五类实物证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逻辑上而言，立法者的意图在于使种类繁多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进行转化时范围缩小为仅为实物证据，而言辞类证据则排除直接转化之可能性。

此外，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就对第五类实物证据的外延进行了延伸规定，即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规定为“等”字中的范畴；同年，公安部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亦对“等”字中的证据类型进行了扩展，即将行政执法所获取的检验报告确定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类型。

所以，据此我们认为立法者的意图清晰明确，即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是可以确定无疑直接转化为刑事诉讼进程中的证据，除此之外的言辞证据是不可以直接转化的。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适用规则分析

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立法者以条文为线将其分为实物类证据转化（《刑事诉讼法》5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6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言辞类证据转化（排除条文规定的直接转化所得的证据转化类型），而二者在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中的适用规则是不同的。

1.立法者所规定的实物类直接转化证据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到的两大价值分别为自由与效率，自由是人权之根本归属，而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即是证明效率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性。由于实物证据天生所具有的持久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即不会随着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而改变，因此，已经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实物证据无再次在刑事侦查中搜集之必要，也没有搜集的客观性（如一起行政治安案件中，行政机关到案发现场发现菜刀并搜集之后，天然就无再次搜集之刑事可能性），所以实物类证据的直接转化，一方面不会因为证据改变而损害犯罪嫌疑人之自由价值，另一方面极大的节省司法效率和司法资源，正义的实现一方面是由于保护自由之精神，另一方面是保证正义之程序得以很快进行，而不至于当事人被繁琐的二次程序所拖累。

2.言辞类证据的二次搜集之必要性

由于言辞证据是当事人口头做出，因此在证据属性上具有天然的可变性、易变性、多变性，在实践中为了自身方的利益，当事人或者第三方是极有可能做出前后不一致的供述，由于刑事诉讼整个进程的严肃性是极高于行政程序，因此，言辞类证据是存在二次搜集之必要的。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诉讼程序转换的需要和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两方面来说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与可采性。既而，在司法实践中所出现问题，尤其是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规范性，笔者从法律规范和适用规则加以阐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论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 篇7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迄今为止, 国际上对电子证据的概念, 众说纷纭, 有“电子材料说”譹) 、“诉讼证据说”譺) 、“计算机证据说”譻) 、“网络证据说”譼) 、“电子物品说”譽) 等等, 但其实这些说法往往都只从电子证据的某一方面特点加以概括, 很少能全面地将电子证据的概念表述出来。而如果笼统地简单概括为“电子形式的证据”, 虽然全面, 但又不能与传统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形式区分开来, 而缺乏实际的意义。从广阔的视野来看, 电子证据属于科学证据的一大门类, 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物, 离开了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应用, 就谈不上电子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以将电子证据概括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证据。

二、电子证据的特点

(一) 电子证据的无形性

电子证据离不开电子设备和信息技术营造的特殊环境, 该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同于传统的物质、书证, 其无法通过肉眼识别, 需要通过特定的设备或软件才能显现出来, 且不同的信息有着不同的解读方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电子证据的无形性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一种虚无飘渺的证据, 它看似无形, 却无处不在, 让犯罪分子在无意间留下了痕迹, 使其无处遁形。

(二) 电子证据的稳定性

很多学者认为, 电子证据具有脆弱性, 容易被篡改而失去真实性, 这也是为什么电子证据审查难、采信难的原因所在。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的书证, 传统书证一旦被破坏或篡改, 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而失去了证据的价值, 电子证据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笔者也比较同意后一部分学者的观点。首先, 电子证据被改变或删除之后的痕迹, 一般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捕捉到。再者, 电子证据往往都是存在于特定的系统中, 我们平时看到的只是其一部分的表象, 即使表象被修改, 隐藏在整个程序中的内容也很难被修改完全。因此, 在当前的技术发展和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的电子证据具有稳定性。

(三) 电子证据的多元性

电子证据是寓存于一个特定载体的, 人们在获取某一电子证据, 如E-mail、word文档、QQ聊天记录等以后, 往往需要分析和提取相关记录的形成痕迹和关联证据, 如日志文件、缓存文件、休眠文件以及文件碎片等。这种分析和提取相当于对一个虚拟空间的现场进行勘验, 以重建虚拟空间的案件事实, 这也是其不同于传统证据的又一明显特征。

三、电子证据的审查内容

电子证据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 其首先要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 因此, 在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时, 也主要是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一) 电子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证据的自然属性, 是指案件事实必须具有实质性证明意义, 即证据必须在逻辑上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证据关系。譾) 通俗地说, 就是有该证据一定比没有该证据, 更有利于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由于在我国的证据体系中, 一直奉行着“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 所以, 可以将电子证据放到整个证据链条中, 去审查其对争议问题是否存在实际的意义。

(二) 电子证据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证据的社会属性, 是指证据的取证主体、取证方法和取证程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只要电子证据的生成、取得等环节不合法, 其不合法的程度足以影响证据真实性, 或者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 则可以考虑将其排除。在司法实践中, 如秘密登录、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软件生成等都可能造成电子证据的不合法。因此, 在我国尚未另行制定专门规则的情况下, 对调查人员实施的电子证据的搜查和扣押, 还是要遵循“有证搜查为主, 无证搜查为补充”的原则。

(三) 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真实性也是衡量电子证据可靠程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法律上的真实性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属实”, 但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达到法律真实的程度。具体到司法实践中, 需要审查该证据是否同所主张的内容一致, 以及对方提出关于电子证据造假的质疑是否得到确证支持。判断电子证据是否属实的方法很多, 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认、推定、不同证据印证、其他证据佐证等方式, 也可以通过鉴定和技术论证。

(四) 电子证据的完整性

除了以上三个对证据审查的关键内容外, 笔者认为, 基于电子证据的特殊性, 还应该审查它的完整性。所谓完整性, 也就是审查电子证据是否受到过不必要的添加和删改。上述也提到电子证据是存在于系统中的, 是各种电子系统运行的结果, 电子证据的完整性与其所依赖系统的完整性密不可分。判断电子证据的完整性不仅要通过鉴定等技术手段分析, 更要通过审查电子系统的运行状况、业务流程及保管情况得出结论。

四、电子证据的采信原则

在讨论完电子证据的审查内容之后,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电子证据的采信提出并加以讨论。电子证据的采信同电子证据的审查具有天然的联系,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西方国家对于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一致, 即均遵循传统的自由心证原则。然而, 我国并不存在典型的自由心证制度, 笔者认为可以构建一些电子证据的采信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 平等对待原则

这是针对人们对电子证据的不了解而提出的一项原则。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证据, 认为电子证据易篡改, 不稳定, 而往往更愿意将其作为线索来收集更多的其他证据, 但事实上, 无论是电子证据还是其他传统证据都有自身的不安全或不可靠因素, 如前所述, 电子证据事实上是相对稳定和可靠的。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 电子证据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和使用, 人们在法律事务中对其信赖感必将大大增强, 将其与传统证据平等看待, 成为认定事实的一项重要证据。

(二) 综合采信原则

在我国, 孤证不能定案, 必须由若干证据构成一个相互印证的体系, 即完整的证据体系或证据锁链。而对电子证据的采信, 需要考虑电子证据的不同性质。如果提出的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 则只需厘清该证据与所针对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电子证据是间接证据, 则需要判断作多少次连续推断才能把该证据与所针对待证事实挂上钩, 以及每一次推断所具有的或然性。如果电子证据全部是本证或反证, 则要考虑相互之间能否协调一致及印证程度;如果电子证据既有本证又有反证, 则要排除矛盾, 比较双方证据所证明事实的可信度等等。对于电子证据的采信原则, 还需随着实际的情况不断变化, 不断进行总结, 笔者在此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强调刑事案件以审判为中心的今天, 对证据的充分审查成为公诉机关在法庭上迎接挑战的重要手段, 而电子证据作为一项最新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科学证据, 在打击犯罪, 防止冤假错案方面定将发挥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应成为公诉同仁的关注重点, 希望拙笔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电子证据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

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电子技术走入千家万户, 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 在刑事案件的审查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电子证据的身影, 且很可能在今后的刑事案件中, 电子证据成为侦查、取证、定罪的一类重要证据。文章通过对电子证据概念和特点的分析, 结合司法实践, 对电子证据审查内容和采信规则上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 以期对电子证据在刑事司法上的运用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电子证据,刑事诉讼,证据审查,采信规则

参考文献

[1]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蒋平, 杨莉莉.电子证据[M].清华人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证据审查 篇8

认证, 是法官对证据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的审查认定活动。我国法官的认证活动采行自由心证主义, 但是自由心证并非无限制的心证, 法官对证据进行的审查判断及认定, “须依证据法则及其他一般之法则, 以求对某项事实之确信”。本文以刑事案件的法官认证活动为研究背景, 关注法官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规则, 以期对今后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一、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

法官在进行认证的过程中,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眼前的证据都能作为定案根据吗?也就是说, 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筛选出那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那么, 应当根据哪些标准进行筛选与判断呢?

一项证据事实是否具备证据属性, 是判断其能否进入诉讼程序的先决条件。我国证据理论界, 对于证据的属性, 也即证据的特征的界定一直存有分歧。本文以“三性说”作为判断证据属性的标准, 即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的本质特征, 强调的是证据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在, 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证据的关联性, 又称相关性, 是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反映证据特征, 我国诉讼法对证据的关联性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证据的合法性, 则是指证据从形式与来源上合乎法律规定而没有不可采取的理由的特性, (2) 而关于合法性的争议最多。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认证的过程中, 较易做出判断的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而对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的判断则较为复杂, 因此, 本文将重点就证据相关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判断规则予以阐述。

二、证据相关性的认证规则

相关性是所有现代证据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条将相关性定义为:是指使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 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 若有此证据比缺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 (3) 正如威格摩尔所言, “相关性规则是一个前提性的证据规则———这个原则禁止接受任何无相关性、逻辑上不具有证明力的东西”。一项证据事实具有客观性之属性, 但是如果它无法满足相关性的要求, 其同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美国是相关性证据规则相当发达之国度。《联邦证据规则》401条规定, 除《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或最高法院依据法定权限制定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外, 所有相关证据均具有可采性, 不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不可采。以上, 充分说明了相关性规则在刑事证据领域的重大价值。但如威格摩尔所言, 相关性规则约束的是与案件无相关性、逻辑上不具有证明力的东西, 而且, 做出此项判断并非依据法律规则, 法律并未明确提供相关性的检验标准, 人们需要借助一般经验和逻辑思维对证据事实是否同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进行判断。那么。对于审判法官, 有没有一些具体规则能够对其判断证据事实的相关性提供辅助呢?

(一) 美国做法

在美国, 法官在对判断某项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的时候, 必须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 相关证据是提供用以证明要素性 (实质性) 事实的证据。对于“要素性事实”的判断标准在于, 如果一个关于事实的主张对该争端的法律解决至关重要, 那么它就是“要素性的”。单就定罪事实而言, 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中可以推演出案件的要素性事实, 如果某项证据性事实的提出是为了证明存在要素性事实, 那么该项证据事实便符合了相关性判断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 相关证据必须使一个要素性事实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 即“如果一个理性人知道了已提出的证据, 他是否能够相信要素性事实的真实性在可能性上存在差别”。 (4) 而进行是否增加或减弱可能性的判断, 所依据的并非预设的法律规则, 而是审判者的一般经验和逻辑能力。所以, 在相关性问题上, 法官的逻辑能力与常识经验对于合理判断至关重要。

(二) 国内做法

在我国, 由于在法律中并未对相关性予以规定, 因此, 关于判断证据事实是否具有相关性的判断还是需要借助学理上的探讨。综合学界主流观点 (5) , 法官在对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行审查判断时, 可以遵循以下规则:

1. 提出的证据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

这种客观联系具有广泛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的特点。联系的广泛性, 是指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可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证据事实可能同案件事实具有直接联系, 也可能具有间接联系。具体的联系的性质要看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距离的远近。有些证据事实和其他证据事实的存在有关联, 这些证据事实最后极有可能成为案件的间接证据。联系的多样性是指法官在审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时不要固守于特定的联系类型, 要积极寻找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其他形式的联系, 如空间上的联系、时间上的联系等。而联系的复杂性是指法官在认证时, 证据事实可能证明某一案件事实的存在, 也可能否定某一待证事实的存在, 不能因为某一证据事实和其他事实证明的内容相左, 就直接对其相关性予以否定;证据事实也可能距离案件事实较远, 这种距离指的是逻辑上的距离, 但这项证据事实可能同其他证据事实存在联系, 此时, 同样不能简单地否定此类证据事实的相关性。

2. 提交的证据必须能据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情况

此点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相关性规则的第二点要求相似, 均要求证据材料对于待证事实应有增加或减弱其存在可能性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为具有相关性的证据材料所固有。法官在审查证据材料是否具有相关性时, 此项规则有两项考量标准:其一, 待证案件事实应当具有需证性, 即案件事实应当是需要被证明的事实, 而非不需证明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 有些事实无需证明即可被法官予以认定, 例如已被司法认知的事实。此类事实就不具有需证性。某项证据材料即便与特定案件事实相关, 但该项案件事实属于不证自明之事实, 那么该项证据便不具有相关性。其二, 证据材料对于待证事实应当具有能证性。能证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 简单地说, 就是这项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 能够对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产生影响。此时, 我们说该项证据具有能证性。

除了满足上述两项规则的证据以外, 还有一类事实值得一提。在美国法中, 将此类事实称为背景证据。这些背景证据和案件的要素性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法官往往会采纳这些证据, 因为这些证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理解某些案件事实。如果将这类事实排除于法庭之外, 可能会对法官理解案情中的某些部分造成影响。例如故意杀人案中, 公安机关收集的被告人行凶现场的地形图、被告人对作案工具抛弃地进行指认的照片都属于背景证据, 其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判断案情。因而, 尽管这些图片、照片和案件的待证事实没有什么联系, 但在法庭审理中, 我们对此类证据一般予以认可。

三、证据合法性的认证规则

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被称为证据能力。在英美法系, 相关性和可采性是相关事实能够成为证据的必要条件, 不具有相关性和可采性的证据材料都会被排除。如果一项证据事实具有相关性, 但不具有可采性, 那么该项证据事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此处的“可采性”即为证据能力问题, 是指一定的资料能够成为证明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证据的法律上的资格。证据能力很少在法律上作出积极规定, 一般是消极地就无证据能力或能力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 (6) 威格摩尔将证据能够采纳和不能采纳的理由, 分为两类:一类涉及立证资格, 包括:排除法则、优先法则、分析法则、预防法则以及定量法则;另一类是出于其他政策或特殊利益, 宁愿牺牲有用的证据, 也要维护该政策或利益, 包括绝对排除法则和附条件排除法则。 (7) 这两类规则均有助于法官进行证据合法性的认证活动, 本文将二者相结合, 建议法官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认证时, 至少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认证活动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规则。一般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从其狭义概念上出发, 即取证手段的非法, 譬如采取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非法方式获取的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对待非法证据, 应当区分三种情形:

1. 非法言词证据采取绝对排除的态度

法官在进行认证时务必注意:首先, 如果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出相关证据线索主张审前供述是采取非法方式取得, 法官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相关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其次, 面对可能是非法言词证据的被告人审前供述, 在控诉方无法证明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时, 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 法官应当按照有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最后,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 应当秉持控诉方负有证明其获取证据手段合法的证明责任, 辩护方负有的仅是立证责任, 而控方对取证手段合法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8)

2. 非法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 但具有法定情形时可以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是指取得方式违法而获取的实物证据。我国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采取的是较为中庸的做法, 即不要求全部排除, 也不要求一律不与排除, 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法官对非法实物证据进行认证, 至少需要考虑:其一, 该项实物证据是否存在取得程序明显违法之情形, 并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二, 明显违法之情形可能会影响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其三, 未能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其他合理解释。如果非法实物证据具备上述要件, 那么就属于应当予以排除之情形。

3.“毒树之果”分情况考虑

毒树之果, 是指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为线索, 进一步取得的其他证据。例如在对被告人刑讯逼供后, 被告人对作案工具的埋藏地点予以供述, 侦查人员在被告人所言的地点找到了作案工具, 并且证实该工具确实是作案工具。此时, 以刑讯逼供之方式获取的被告人口供即为“毒树”, 而根据被告人口供找到的作案工具即为“毒果”。对于“毒树”, 如果其是言词证据, 我们适用绝对排除。而“毒树”所生之“毒果”是否予以排除的问题, 各国做法不同。美国采取了“原则排除加例外”的模式, 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均采取否定态度。我国学者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主张应当区分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情况, 对于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 法庭可以采纳;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需要结合非法言词证据才能证明的, 该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如果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也可采纳为证据。 (9)

(二) 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庭古老而又重要的一项规则, 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总命题, 即当陈述是由人们在法庭外作出时, 在提出这些陈述以证明这些陈述所宣称的事项时, 这些陈述不具有可采性。 (10) 考察传闻证据规则的发展轨迹, 却不得不承认其似乎在走“下坡路”———传闻证据排除逐渐变成例外, 而采纳传闻证据的情形却日益增多。在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802条对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予以规定, 但同时还附带了29项例外以及8项豁免。对于传闻证据规则的批评日益增多, 有人主张传闻证据规则过于繁琐, 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也有人主张传闻证据规则已经日益空洞化, 排除逐渐成为例外, 采纳反而成为原则。○11针对这些反对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观点, 本文认为, 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 传闻证据的排除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 但是从我国庭审的实际情况考虑, 法官在进行传闻证据的认证时应当把握:

第一, 传闻证据的界定:一是陈述人以他人的陈述为内容所作的陈述。○12二是法庭以外制作的书面证人证言或证言笔录。其强调陈述人应当在庭审中当庭陈述证言, 而非在庭审外的书面证言笔录。在庭审中心主义之下, 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占据主导地位, 法庭上需要接受质证的是作出书面证言的证人, 而非硬梆梆的证言笔录。因此, 如果一项证据属于上述两种情形之一, 便可归类于传闻证据。当然, 还要注意法律规定不属于传闻证据的情形。

第二, 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避免证言危险 (传闻危险) 之考虑。证言危险中, 一类是叙述性危险, 另一类是诚实性危险。如果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在英美法庭, 需要其经过宣誓作证之环节, “宣誓的重要性在于, 一方面, 作为一种正式的或宗教的仪式, 它能激发讲出实情的特殊义务感;另一方面, 它能使证人产生作伪证要受到刑事惩罚的危机感”。○13此外, 交叉询问机制同样有助于识别真伪证言。

第三,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内, 对于陈述人以他人的陈述为内容所作的陈述, 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 一般应予排除;对于法庭以外制作的书面证言或笔录, 目前一般不予排除。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但实践中的常态目前难以确认, 此时, 如果一概要求排除证人在法庭以外的地方所作的陈述, 将会对司法实践造成剧烈影响。因此, 对待此类传闻证据, 应当吸收传闻证据的合理内核, 即以贯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为导向, 坚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 也不应对此类证言笔录一概适用排除规则, 可以结合案件其他证据事实确认该项笔录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对于另外一类传闻证据, 即由陈述人转述他人的陈述所做的证言, 此类证据在无法查知第三人是否有过类似陈述的情况下应当予以排除。

(三) 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威格摩尔所言之“优先法则”的典型表现, 即根据经验之累积, 某种证据常常比其他证据更为可信, 如可使用, 应当先于其他证据而采纳。最佳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理论中非常古老的一项证据规则, 起初只适用于文字材料, 但现在已经被推广使用于书写文件、录制品或影像资料。其基本含义是:当书写文件、录制品或影像资料被提供用以证明其内容时, 应当采行原件优先的原则, 因为原件的可靠性极有可能大于复制件。其另一层意义在于, 审判者在判断证据时, 对于文件、录音、录像、电子证据等证据类型, 应当注意审查其是否是原件, 此类证据奉行原件优先规则, 如果不能对未能出示原件的理由进行合理解释, 并且无法对复制件的可靠性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那么该项证据就属于不可采之证据, 法官应对其做出否定的认证结论。在我国, 严格来讲, 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出台前, 并未确立明确的最佳证据规则。但是在规定出台后, 对于物证、书证以及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内容部分, 明确了原件优先原则, 并对采纳复制件的例外情况进行了严格限制。《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6条规定, 对物证、书证进行审查时, 要着重审查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 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等。第8条规定,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 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复制品。后者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 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书证也采取了类似的条件限制。关于视听资料, 《规定》中虽然法官对视听资料是否是原件进行审查, 但并未规定如果视听资料不是原件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 我国立法将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对象限于物证和书证, 在其他证据类型中, 原件是应当考虑的因素, 但是并不构成其不具可采性的理由。因此, 现阶段, 我国的法官在刑事认证过程中, 对于物证和书证这两类证据材料应当着重审查其是否为原物、原件, 适用最佳证据规则。

(四) 意见证据规则

意见证据规则, 是指证人在向司法机关作证时只能陈述其所知道的案件本身, 而不能对案件进行评价。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最初并未规定意见证据规则, 但是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2条第三款, 其规定了“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这是我国首次明确证人证言的意见证据规则。确立意见证据规则的根本原因在于, 避免证人把自身感知事实以外的东西带入法庭, 猜测性、推断性、评论性的证言大多情况下是属于证人自身感知范围以外的事实, 当然, 也存在证人针对案件情况而做出上述证言的场合。因此, 一般对于前者我们采取的是排除的态度, 而后者则一般认为具有可采性。证人做出的证言的内容是事实还是意见是判断证据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那么, 问题即在于如何区分“事实”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 事实与意见之间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如果让审判法官在一开始就区分事实和意见, 恐怕没有任何两个法官经过独立的判断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14正如塞叶所言, “在某种意义上, 所有关于事实问题的证言都是意见证据;也就是, 由现象和心中的印象所形成的结论”。实际上, 两者界限不清的原因即在于两者只是程度上的划分不同, 几乎所有证言都含有“意见”, 证人站在法庭上就其所看到的事实作证时, 谁也不能否认, 他向法庭所表述的内容是他个人对待案件事实的一种“意见”表达。既然如此, 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区分事实和意见了呢?还需要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来排除证人的猜测性、推断性、评论性证言吗?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事实和意见的界限难以区分, 但可以肯定的是, 确立这项规则, 有助于帮助法官筛选出证言中那些明显的带有夸张成分、猜测性成分的“意见”, 而对于法官认证活动来讲, 能够区分出这些明显的不可采的“意见”证据, 对于形成客观、公正的裁判结果就是有利之事。因而, 法官在对证据能力进行判断时, 对待证人证言, 一定要注意其中是否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见性证据”, 如果存在, 那么该项证据不可采。

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审查规则 篇9

一、对证据实体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

证据实体内容, 是证据形式所反映的案件客观事实的具体内容。在实际工作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能仅以孤证定案

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时应实事求是, 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 不能有任何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相互印证的孤证案, 应实事求是, 不能予以认定构成犯罪。最常见的是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它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的供述, 证据充分确实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 充分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实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直接证据, 并可以提供新的情况和线索, 查找到其他犯罪分子。实事求是的辩解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情, 避免冤、假、错案, 同时正确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态度, 酌情适用刑罚。办案人员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然后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审查判断。

(三) 对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辞证据应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对比论证

言词证据是所有案件中使用最多、最广的证据, 对其审查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核证。对言辞证据的关联性及客观真实性审查, 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种问题:1.取证是否及时。如对于一些涉及人员较多的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案件, 由于人员流动性大, 人的记忆规律的限制, 不及时提取在场证人证言则会致使事后无法弥补或证明效力减弱;被害人陈述材料在勘验笔录制作几个月后, 也致证据效力减弱, 应及时提取, 不能及时提取的应说明情况。2.询问、讯问是否过于简单化、不够详细。笔录数量多但质量低, 多份笔录内容、描述方式均高度一致, 不注重深入案件情况的挖掘;一些案件的关键事实没有记录清楚, 都会影响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3.证人、被害人、同案人在进行辨认前有否对辨认人作询问材料或所作材料是否详细, 被害人、证人、同案人所作的辨认材料与其在笔录中所述情况是否一致。言辞证据既受被害人、证人对客观事物感受的影响, 又与被害人、证人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表述密切相关。只有经过查证、判明确实属实, 与和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其他证据吻合一致, 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 联系所有证据进行核证

对收集到的全部证据, 要认真分析单份证据本身以及某些证据之间不同的矛盾, 看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并排除矛盾, 鉴别证据的真伪, 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作出正确判断。在办案中逐步淡化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性, 大胆运用间接证据分析案件, 注意“零口供”证据间的联结点。

二、对证据程序的合法性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定罪处刑的根据。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的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主要指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程序审查, 必须审查其是否在完备的法律手续下搜集的, 对需专门的科学技术鉴定方能确认其效力的物证、书证进行采信前, 应对鉴定人或鉴定机关是否有鉴定资格进行审查, 对言辞证据、物证搜集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等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现有规范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搜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实践中, 可遵循以下几种情况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具体运用:

(一) 绝对排除

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言词证据、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 既侵犯了被刑讯者的人权, 违反了正当程序, 造成人民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怀疑等负面效应。同时, 由于其虚假性大, 容易造成冤案、错案。所以, 对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 不留任何余地。对“毒树之果”——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收集的物证, 其效力应否排除的问题, 司法界与理论界均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种物证应予采用, 因为物证具有客观性, 其不会因为司法人员的逼供行为而丧失其证据的基本属性。

(二) 通过补充侦查进行合理转化、补救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载体形式及材料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特定方式方法。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7种法定证据形式以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材料, 对于由不合法主体所提供的证据, 理论上都应予以排除。但如果证据的内容属实, 可以采取补救措施, 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其表现形式合法化后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些证据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 而应以其为线索, 通过合理运用补充侦查的手段, 由法定人员重新取证, 以确定事实真伪。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大量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但只要经过司法人员对有关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取证, 就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 不予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 排除使用是原则, 是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严格遵守和对法律权威、案件当事人人格权的绝对尊重。但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 笔者认为, 应以社会利益为重, 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于实体真实。当一些用非法手段、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对打击严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排除这些证据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或是给人民群众心理造成不安时, 我们应充分进行“价值权衡”, 宁可牺牲部分程序正义, 肯定其效力, 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飒.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审查[J].检察实践, 2004, (4) .

[2]湛英杰.论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3]邝秀荣, 刘清晔.审查起诉中勿忘审查证据合法性.中国检察院, 2006, (8) .

[4]唐伟源, 张宏杰.谈审查起诉中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河北法学, 2009, (2) .

浅析刑事证据规则 篇10

一、“三大证据规则”的内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三大证据规则”与理论上通常所指的刑事证据规则有所不同。以下就从他们各自的内涵进行分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包含两层含义: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意义重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 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公平对抗的国家公诉权的必然要求。它的确立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使其拥有与国家公诉权相抗衡的能力, 并最终实现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价值理念;第二, 它的确立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 并最终成为拥有独立实体利益目标的诉讼主体。[1]

我国第一次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从表面上看具有宣誓性质和象征意义, 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并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

(二) “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规定的“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就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去收集审查已经客观存在的,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既不能用主观臆断思想去收集证据, 更不能将主观臆断的事实当成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全面地收集证据, 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无罪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罪轻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证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材料。[2]即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时, 对于能够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都应收集和审查。总之, 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 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 又要坚持全面性原则, 只有运用综合收集审查证据的方法, 才能真正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才能进一步确定案件的性质, 进而达到正确处理案件法律效果。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时,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非法的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非法的实物证据是指收集的实物证据 (物证、书证等) 不符合法定程序,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且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一大亮点和突破, 是依法进行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的一项重要的程序保障措施。

二、“三大证据规则”的相互关系

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方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一大法宝, 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司法工作人员出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一项保障性措施。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的基本保障。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是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规范追诉机关侦查行为的必然要求, 是司法工作收集、审查证据的最后一道关卡, 是坚持证据合法性的一项程序制裁措施。三大证据规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共同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过分依赖口供来定罪量刑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定会改变刑事诉讼中“口供为王”的状况, 杜绝刑讯逼供, 排除非法证据。所以, 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中, 包含了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意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必然要求, 它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并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公正的法治环境中得到真正确立。[4]对于非法途径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是刑事诉讼回归结果公正与程序理性的当然选择, 也是实质上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必然需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充和延续。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中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出台与确立也就成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的内在要求, 既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那么必然要求其在收集审查证据时不得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是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前提条件, 只要先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不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进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这样才能使司法工作人员真正坚持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则。由此, 两者互为补充, 相互统一。

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两大规则内在的必然要求, 二者缺一不可, 互为补充。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是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前提, 缺少了前者, 后者就无法实现。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的内在要求, 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就必须坚决依法排除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全面正确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必须强化证据意识, 熟悉法律规定, 自觉运用于办案全过程;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收集审查证据的能力;必须始终重视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把排除非法证据落实到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

三、“三大证据规则”对我国检察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两点纷呈, 为检察工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同时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大证据规则”的确立, 对检察机关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 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检察机关如何提高证据收集、审查能力, 非法证据鉴别、排除能力等面临重大挑战。

(一) 有效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近十年来, 我国出现了多起在全国范围内具体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从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再到河南的赵作海案, 导致这些错案时有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为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 原因不在于刑诉法缺乏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 而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缺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能够存在有其滋生的土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在这一诉讼环节起到一个很好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发生的效果。

(二) 转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理念

新刑诉法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八条详细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要求。这体现了新刑诉法注重证据制度, 强化案件质量的理念, 同时通过规定不得强迫他人自证其罪打破了传统自侦工作单单依赖口供的局面, 这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挑战。即侦查人员面临着对自身办案程序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在办案过程中, 不能强迫他人自证其罪, 这对目前的惯有的询问模式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 目前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绝大部分依靠的证据来自口供, 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又是来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这一规定的出台, 导致检察机关在今后的侦查工作中重心转向其他证据的搜集和整理上。

(三) 革新检察机关工作格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 必须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紧扣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这一关键环节, 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到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各个程序之中, 而不能把排除非法证据只限于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 决定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 检察机关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兼有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大责任。[5]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环节应当严格依法收集证据, 恪守相关法律规定, 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批捕环节必须严把证据关, 不得将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的依据;在审查起诉环节必须严格依法审查案件材料, 对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的认定依据;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一审二审庭审阶段、审判监督程序阶段等等, 只要发现有非法证据的存在, 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排除, 并采取有力措施对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做出相关处理。[6]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总之, 只有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坚持“三大证据规则”的有机统一与贯彻实施, 确保每一起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 才能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参见刘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含义新攻略》, 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第19-21页.

②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③参见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3/20/content_952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1日.

④参见王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解析》, 载《民主与法制》, 2008年第10期:第88-89页.

⑤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 篇11

摘 要 本文根据电子证据的内涵以及电子证据的特征，并对电子证据的属性进行了定位，论述了从哪些方面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关键词 电子证据 审查判断 真实性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电子证据”指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它既包括反映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电子信息正文本身，又包括反映电子信息生成、存储、传递、修改、 增删等过程的电子记录，还包括电子信息所处的硬件和软件环境。

二、电子证据的属性

对电子证据的属性，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大致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将电子证据定位为书证，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为代表，该《规则》在“调取、扣押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一节中将电子邮件的扣押与邮件、电报的扣押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第192条）；第二种是将电子证据定位为视听资料，以《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代表。该《意见》第3条第1款规定“视听资料是指以图像和声音形式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包括与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实施反侦查行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第三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电子证据定位为物证，以“两高”2004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代表。该《解释》第9条规定：“《刑法》第367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淫秽物品’，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电子信息和声讯台语音信息。”

三、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

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指诉讼中的相关的主体主要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代理人对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真伪，确定其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诉讼活动。

1．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

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判断不外乎是对证据“三性”，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也不例外。

（1）在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首先应当确定的应是关联性问题，即审查当事人或检察机关提交到法庭的电子信息是否与案件有实质联系。如果经审查，认为有实质联系则再审查其客观性和可采性，没有则直接予以排除而不必再考虑客观性和可采性问题。关联性的审查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所提出的电子信息可以证明什么事实？其二，该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诉问题有无实质性意义？

（2）客观性是证据的本质特征，只有客观真实的电子信息才能成为证据。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形的证据形式，并且如果要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被运用，更具有执行力，我们要特别注意其特殊性。

所以笔者认为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从该电子证据所依赖的高科技物质介质方面来研究认定。例如电子证据的生成，即要考虑作为证据的数据电文是怎样形成的：如数据电文是在正常业务中按常规程序自动生成还是人工录入的，自动生成数据电文的程序是否可靠，有没有非法干扰；由人工录入数据电文时，录入者是否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采用可靠的操作方法合法录入。

第二，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方面来考虑，尤其是该电子证据是否是原件或者该电子证据有无原件与之对应。因为电子证据有易破坏性且难以恢复或者破坏后难以察觉的特性，因此对于电子证据自身的真实性检查特别重要。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仅凭审查某一个证据无法达到确认案件事实的目的。任何一个证据都无法借助自身来证明其真实、可靠性，只有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判断，才能确认其真伪。

第三，从电子证据的收集方面审查。要考虑作为证据的数据电文的收集手段方法是否恰当，收集过程是否会破坏信息的完整性。另外也要考虑是由谁来收集的，收集者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如果收集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那么其收集的电子证据的可靠性要低；是否是经公证机关获得的电子证据，经公证机关获得的电子证据的可靠性较高。

（3）合法性是获得证据资格的关键。对于合法性我们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认证，其一，证据是否为法定人员收集、提取。在刑事诉讼中必须由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以及侦查人员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无罪、犯罪轻重的证据。其二，电子证据的收集、提取和保存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在收集证据时要参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收集提取证据的证据的规定；并且在收集证据时应该排除非法证据，也即那些通过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

2．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所谓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不同的诉讼证据制度，对证据证明力的确定方式也不同。但综观世界证据立法，证据的证明力，基本上均取决于该证据是属于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两大因素，电子证据也不倒外。因此，要确定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关键就在于在法律上应当将定电子证据是属于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作为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立霞.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2).

刑事证据审查 篇12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首先提出于1914年美国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 维克斯案奠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随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毒树之果”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 面对犯罪率的日益上升, 公众呼吁控制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美国国会在1984年通过了《犯罪综合控制法》, 赋予警方较大的权力, 使其在搜查、扣押和逮捕时受到的限制较小, 相应地, 美国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而又极为有利于被告的“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的规则也有变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判例以“最终必将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理由来规避这一规则的采用[1]。

概括来说,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强制排除模式, 即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意大利、美国等。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 即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英国。两种模式各具特色, 互有利弊。强制排除模式对于排除范围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相比较而言, 裁量排除模式灵活性更强,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 从而避免了由于“一刀切”产生放纵犯罪的危险, 更有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2]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基础分析

从法律价值角度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有二, 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

首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终极目标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自然法学家看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和现有法律, 人权是在先权利, 当国家权力可能侵害到人权时, 有必要对国家机关行为予以限制和制约。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所指出, “查明事实真相也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也必须适用正当的程序”[3]。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是现代刑事司法目的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障人权观念的转变和进步。

其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理念。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终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是在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有效控制犯罪之间建立的平衡。

3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设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产物, 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中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笔者认为, 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应充分考虑规则的价值取向, 从自身国情出发,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建立一套与国际化相融合的本土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问题。对于以不合法程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辨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应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各国司法实践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态度迥然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未做任何规定。虽然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同样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应当看到, 实物证据的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且考虑到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 不能对非法实物证据与非法言词证据一视同仁。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物证, 可以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由法官根据法定例外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确定是否排除。

“毒树之果”排除问题。“毒树”, 是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毒树之果”, 是指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而获得的其他合法证据。其实“毒树之果”的可采性问题, 同样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也有不同的观点, 在美国对“毒树之果”采取绝对排除原则。在英国, 则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果取证程序和方法是轻微违法, 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 法官可以酌情决定能否采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排除, 因为该类证据虽然是根据违法证据所得, 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要素。此外, 在司法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是以“毒树之果”而获得重大案件线索, 或者作为定案依据。

4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设计

要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预期价值功能的最大化, 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呼应的程序性配套诉讼机制,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非法证据的审查问题。过去, 我国刑事诉讼中, 对于非法证据的审查确认, 与其他证据材料一起, 一律进入庭审, 由审理法官一并裁断。这种情况下, 虽然名义上排除非法证据, 但由于受非法证据潜在的心理影响, 容易使审理法官产生偏见, 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因此, 可以将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提前, 放在审前准备程序当中。在法院立案庭设置非法证据审查法官, 负责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从而避免非法证据对审判法官的潜在影响, 防止出现“先入为主”的后果。

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适用时, 谁来证明证据的非法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法庭上, 经常有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此时, 公诉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证据存在违法性问题被排除, 因而对于证据的核实不可能尽力尽责。被告人由于人身受到限制, 而辩护人在行使调查权时又常常无法排除阻碍, 也无力证实证据非法, 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因此, 鉴于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强势地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价值取向, 可以让公诉人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的责任就由公诉方承担, 而且公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问题。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法官错误认定非法证据的问题, 或是将合法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或是将非法证据认定为合法证据予以采纳。无论何种情形, 都是对权利或权力的侵害, 有必要通过正当诉讼程序进行补救。笔者认为, 可以将非法证据错误认定问题纳入上诉或抗诉的范畴, 使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与我国审判体制相结合, 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参考文献

[1]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2]孙维萍.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借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