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管理（精选12篇）
证据管理 篇1
0 引 言
在网络使用日益平民化、普遍化的今天,犯罪方式也从传统犯罪延伸到网络领域中来,信息犯罪加速了数字取证技术的发展。目前,数字取证所面临的数据源种类和数据量,在飞速的信息技术潮流中也正逐渐趋于复杂化和庞大化。取证对象由简单的磁盘、磁带等,向手机、PDA、移动存储介质和网络等方面发展。数据量则动辄以TB计算。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取证工具层出不穷[1]。
现存取证工具,主要是对单一数据源进行独立的分析。面对日益复杂而庞大的数据源,这些取证工具很难对来自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存储介质的海量复杂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事实上,在海量的电子数据中,在不同的数据源之间,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有工具很难做到将已有数据源进行合理的存储和管理,以供日后随时可以对已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2,3]。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复杂数据源的电子证据提取、潜在的证据数据提取和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实现以下功能:可随时向系统中添加数据而不受数据存储介质的影响,系统将电子证据以镜像格式存储在镜像服务器上;镜像将以无损的方式按位镜像,并能在必要时还原镜像到指定磁盘,可以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可通过虚拟机的方式对磁盘镜像进行仿真;在镜像上传完成之后,自动在文件提取系统的任务表中添加任务;由文件提取服务进程将具有取证价值的文件提取出来,分类存储在文件服务器,并将对应的属性信息添加至数据库,为下游模块提供数据支撑。
1 总体架构和基本思想
本文所述电子镜像管理系统,主要分为如下模块:镜像提取模块、镜像还原模块、镜像和文件的存储模块、镜像及文件的挂载模块和文件提取模块(如图1所示)。
这是基于C/S架构的系统。服务器端部署在Linux系统环境下,客户端部署在Windows系统中。服务器端主要完成的功能包括:镜像的接收、存储、发送与挂载,文件的接收与挂载;客户端主要完成的功能包括:镜像的提取、上传、下载和写入,镜像信息的管理和证据文件的分类存储。
系统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将证据提取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有机的整合与管理,从而保证用户可以随时使用系统中的数据。下文对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子系统、任务管理子系统和通信子系统进行简单介绍。
1) 数据传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于本地的固有数据,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保存在本地,以方便用户随时进行全局配置;对于大容量的数据传输,通过自定义的Socket通信的方式实现;对于文件的操作通过FTP协议实现。
2) 任务管理子系统主要包括任务的可用性、持续性和可操作性。任务管理系统的可用性是指,在任务没有激活的状态下,可在新任务到来之前对其进行激活,如果在执行任务时出现特殊情况导致任务中断,可在进程被重新激活后,继续未完成的任务。持续性是指,在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系统可以查询任务列表,并将所有任务完成。可操作性是指,用户可以知道任务的进展情况,并且可以中断或者恢复正在执行的任务。为了实现上述的特性,必须为任务制定相应的数据结构,并通过数据库对其进行管理和维护。
3) 系统内部的通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Socket通信和数据库中转通信。Socket通信通过自定义的通信协议,来进行程序间的数据通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查询数据库的方式进行信息交互,这种通信实时性比较差,但是具有可用性和较强的容错性。所以在任务进度管理中,任务的管理是使用这种方式进行通信的。即使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由于特殊情况导致任务中断,也可以在重启进程后,重新检索任务进度数据,并恢复任务到最新的状态。
2 模块功能及实现方法
2.1 镜像提取
镜像提取模块,主要用于对移动存储介质进行电子数据的提取,并将提取的数据以DD镜像的格式存储在局域网的磁盘阵列中。DD格式文件是在Linux下,通过DD命令生成的备份文件,通过对目标媒介进行逐比特复制的方式制作成磁盘镜像。该格式几乎可以被所有的取证软件所读取[4]。
为了对提取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管理,还要为生成的镜像添加一些相关属性,从而对其进行管理。在镜像生成之前,首先要提取磁盘的相关信息,如磁盘序列号、镜像大小、分区数目、主文件系统、安装的操作系统、已用磁盘空间、磁盘所有者、关联对象、磁盘信息提取时间、镜像状态、镜像属性、案件、案件地点等,以及磁盘信息的HASH值。
该模块分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两部分。其中,客户端负责镜像的提取、文件的上传和相关信息的存储,而服务器端则负责接收和保存镜像文件。为了实现Windows与Linux间的通信,本系统制定了专门的协议,主要用于完成镜像文件的上传和下载。协议报的数据结构如图2所示。
1) 信息头:
协议头,用于标识这个消息的协议版本。
2) 信息编码:
信息编码用于标识用户收到的信息的种类,主要分为两大类:状态信息和控制信息。
3) 磁盘序号:
用以存储磁盘的序列号。
4) HASH值:
用来存储磁盘镜像的SHA-1值。
5) CRC校验:
校验信息的正确性。
客户端与镜像服务器建立连接后,通过数据报发送文件上传请求。镜像服务器收到请求后,首先计算已上传大小,查询本地空间大小是否符合条件;若满足,则给客户端发送准备接收指令。客户端收到该指令之后,查看已传输大小,并偏移到指定位置后,开始发送文件,并随时记录上传进度。如果收到暂停指令,则中断传输,等重新开始时从指定位置继续上传。开始上传之前,客户端将镜像属性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包括镜像文件的SHA-1值,并把镜像状态设置为正在上传,当上传完成之后,计算接收端会计算镜像文件的SHA-1值,并与开始时收到的SHA-1值对比,若相同则将镜像状态设置为上传完成状态,并向文件提取进程发送文件提取请求。
在镜像提取模块中,为了保证提取的镜像与原磁盘中数据的同一性,采用了DD镜像的镜像格式,所生成的镜像为原始物理磁盘的按比特原始拷贝,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还通过对磁盘和镜像的Hash值的比较,以确保存储过程中没有错误。另外通讯协议中也有CRC校验码字段,这也确保了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会出错。以上这些方面,保证了电子镜像与原始物理磁盘中的数据有着很好的一致性。
2.2 镜像和文件存储
对于来自复杂数据源的各种电子证据,大小动辄以TB计算,系统将镜像和文件存储在指定目录下的磁盘或者文件所有者目录下。这样就可以根据镜像文件的属性,来对文件进行管理。
存储模块分为两块:镜像文件的存储和普通文件的存储,镜像文件的存储通过自定义的文件传输协议来进行信息交互和数据传输。服务器端负责将客户端传送过来的镜像RAW数据存储为DD镜像。为了保证镜像传输的可操作性。接收程序在接收的同时,会维护一个镜像传输的进度文件。这个文件与镜像存储在相同的目录下,主要用来记录已经上传的文件大小。在上传开始之前,与客户端建立连接的时候,程序将查询本地的进度文件,并将进度发送给客户端。如果使用者选择了继续上传文件,客户端将从指定的偏移位置继续上传镜像文件,如果使用者选择了重新上传,客户端就会从头开始上传镜像数据,服务器端则会覆盖原来的镜像文件和进度文件。当镜像上传完成,则会向文件服务器发送文件提取请求。图3给出了相关的通信协议。
普通文件的存储,主要通过FTP协议实现。在镜像服务器上,安装了ftp服务器端程序,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建立连接后,将指定文件路径下的所有文件上传到镜像服务器。上传完成之后,发送文件提取请求。
2.3 镜像还原
镜像还原模块,主要功能是按照使用者要求,将指定的磁盘镜像还原到物理磁盘中去,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镜像到磁盘。当镜像小于磁盘的实际大小时,可以将镜像按比特覆盖目标磁盘。还原的同时,计算新还原的磁盘从开始到镜像大小位置的SHA-1值。还原完成之后与以保存的镜像HASH值对比,以确保镜像还原的正确性。从而保证了还原的磁盘与原始电子证据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2) 分区到磁盘。分区到磁盘的实现原理是,首先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磁盘还原指令,服务器端通过发送过来的参数,在指定镜像中,找到指定分区的起始扇区和结束扇区,然后通过镜像文件传输协议,将指定的数据发送到客户端,客户端通过更改目标磁盘的分区表,将该分区添加为磁盘的第一个分区。
3) 多分区到磁盘。实现过程与第二步类似,不同点在于这时候需要把多个分区按序添加到磁盘的分区表中。
对于分区到分区的还原,目前仅支持MBR磁盘分区的磁盘,在分区到磁盘的还原过程中,虽然修改了磁盘的MBR扇区,但是并没有破坏镜像中的数据,所以并不影响还原的数据与原始电子证据中数据的一致性。
在选择2)或者3)这两种还原方式之后,系统为了保证还原的镜像与原始电子证据具有同一性,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同时开始做数据部分的Hash值的计算,当指定分区还原完成之后,通过对比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Hash值,来确保还原的分区与电子镜像中的分区数据一致。
相关过程如图4所示。
在镜像写入模块中,Windows对物理磁盘的直接写入操作做了保护,需要解决NTFS文件系统中对写保护扇区进行写入的问题。在WinNT及以前的Windows操作系统中操作,可以直接对磁盘进行物理读写。如果在Windows Vista或者以后的Windows版本中,如果直接调用Ring3级别的系统函数对NTFS磁盘进行物理读写,则会返回“System Error 5”,即拒绝访问错误。这是因为Windows在驱动层的系统调用中,对物理磁盘的直接写操作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他们无法对系统分区的第16个分区开始,一直到磁盘分区的可用数据长度为止的位置进行写入。这并不是通过IO权限对其进行控制的,即使拥有完整性Administrators权限的账户,可以以写权限打开NTFS卷,也可以对其调用NtWriteFile函数,从而产生IRP_MJ_WRITE的IRP,但是即便正常发送了NTFS的IRP DISPATCH后,也会返回0xc0000022(STATUS_ACCESS_DENIED)[5]。
实际上NTFS在NtfsCommonWrite中对其做了处理,在接收到写指令之后,首先判断指定卷是否被LOCK,如果没有LOCK,而且IoStackLocation又没有特定的标记,是不允许写入到指定范围的。而实际上不管是在Win7下还是在Vista下,都是无法在线LOCK系统卷的。因此要想在Ring3下直接写入磁盘修改系统数据,几乎不可能。另外,对于直接写入物理磁盘和使用SCSI/ATA/IDE PassThrough指令来写入磁盘的方式,也已经在volmgr.sys中设置了判定条件,不满足要求的请求是不能直接写入磁盘的。
经过分析,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案进行处理。
1) 绕过微软的驱动层,通过自己的驱动向磁盘发送写指令。若发送的IRP指令带有SL_FORCE_DIRECT_WRITE标志位,则可以写入,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在Ring3下完成。
2) 如果要写入的扇区不位于卷内,未安装或者位于无文件系统的卷内则可以写入。
为了实现这种情况,可以先对前16个扇区进行覆盖,当覆盖完成之后,磁盘的MBR扇区被破坏,这时候,将磁盘弹出,刷新磁盘的状态,操作系统就不能识别磁盘的文件系统了。也就是说此时已经满足上面的相关条件,可以直接对磁盘进行物理写入了。写入时从后十六个扇区开始,并将前十六个扇区的内容存储起来。镜像写入结束后,再将前十六个扇区写入相应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中途操作系统识别出磁盘类型,而影响写入操作。
2.4 镜像和文件挂载
镜像和文件的挂载,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将Linux下的镜像文件挂载为Windows系统下的网络磁盘。
在Linux服务器端运行的管理系统服务器端程序提供了镜像挂载服务。当收到挂载任务时,Linux端将镜像挂载为本地磁盘。前面,已经使用DD镜像作为数据存储方式,因此,这里的镜像挂载可通过Linux自带的mount命令完成。挂载结束后,将挂载点所在的路径通过Samba服务器共享给Windows,并向客户端发送挂载完成的指令。
客户端收到挂载服务的成功信息之后,按照规则将Linux端的指定路径映射为本地网络磁盘。
至此,实现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访问Linux下的指定镜像文件。
文件的挂载与镜像的挂载类似,只是在对文件挂载时,是将指定的文件路径与挂载点的路径相关联,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是被挂载到指定的路径下一样。
图5给出了挂载消息的协议格式。
1) 镜像信息:
存储在数据库中的镜像信息。
2) 信息头:
用来表示协议的版本。
3) 信息编码:
用来指定用户所收到的消息的种类。
4) CRC校验:
用来校验信息的正确性。
2.5 文件提取
该模块主要负责对用户上传的镜像文件和文件夹进行潜在证据文件的提取和文档的分类。
在收到客户端发送的文件提取请求之后,该模块会启动并在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按照事先定义好的提取规则进行数据提取。文件提取规则是用来说明从磁盘镜像中提取哪些可能包含潜在电子证据的数据文件的规则,默认提取的文件包括:正常文件、日志文件、交换文件、电子邮件、临时文件、回收站、信息文件碎片、最近打开过的文件、安装程序信息、Internet上网记录、注册表、隐藏文件、程序源代码、删除过的文件、加密文件、安装程序文件等,不同操作系统的磁盘镜像上,这些文件的存放位置不同,需要以不同的提取方式进行提取。
提取完成后,将提取到的数据,按照分类规则存储到文件服务器上。分类规则涉及的文件主要分为用户文档和系统文档两大类。用户文档是指用户的私人文件,可以分为文本文件(txt、源代码、Office文档、PDF文档等)、图片文件、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等。系统文档主要是指系统日志文件、配置文件、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和数据文件等。
对于文本文件的分类实现算法主要分为两类。
1) 按照文件类型分类
将镜像文件挂载为磁盘之后,可以直接读取文件的属性信息,所以对文件类型的分类,主要就是对目录进行遍历的过程。遍历完成后将不同的文件类型的文件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再进行文件内容的分类。
2) 按照文件内容分类
V=tfa′·idfa′ (1)
用于将不同的类型的文本彻底分开。这样就可以根据文本内容对不同文本进行分类。其中tf′a为术语或者相关名词单词对的出现频率。idf′a为术语或者名词单词对的反文档频率。
其中N为文档内的分词或者名词单词对总数,而dfa′为指定术语或者名词单词对的数量。
其中Vo为文件中的内容生成的向量,Vm为目标文件的信息生成的向量。提取一些已知类型的文件的信息作为训练样本,这些训练样本的文件类型已知。通过将每个测试样本与已知的Vo进行以上公式的计算,得出一组Si的值。对其进行排序,然后就可以得出与m最近的oi。训练样本oi的类型已知,所以可以根据训练样本得到测试样本的类型。
提取完成后,将文件的属性信息,包括文件在原始镜像中的属性信息和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的属性信息存储到数据库中,以供下游其他模块进行使用。事实上,根据这些属性信息还可以对证据文件进行溯源,找到其在原始存储介质中的位置或者存储介质的所有者[6]。
3 系统评估
在电子镜像管理系统中,由于镜像信息是由客户端通过自定义的传输协议上传到镜像服务器上的。所以传输速度直接影响着软件的使用体验。下面是系统在不同数据缓冲区大小下对传输速度进行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其中,图6为缓冲区固定为2M的情况。图7为稳定时的传输速度。
4 结 语
需求往往领先于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计算机取证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本文提出的电子镜像管理系统通过客户端的操作可将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制作成镜像文件,并将该镜像文件上传到服务器进行保存。以此为基础,用户可随时对已经存在的镜像或者文件进行浏览、下载和还原。系统可在无需干预的情况下对存储介质中的数据进行遍历,并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提取其中有取证价值的文件存储在指定的文件服务器上。由于在存储文件和镜像的同时为其附加了相关属性,所以对于有取证价值的数据,可以溯源到源存储介质和关联对象。
限于篇幅,作为整个取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即电子证据的信息检索和数据分析功能没有在本文中加以阐述,但相关功能已经予以实现。本系统经相关一线取证人员使用后,认为可以满足一线的取证需求,能够实现关联对象的磁盘管理。相关信息经存储后,为取证信息的关联检索和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
摘要：随着信息犯罪的逐日增长,数字取证技术也日益受到重视并得以快速发展。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对来自复杂数据源的电子数据进行采集,并以镜像方式进行自动化管理。在给出系统总体架构的基础上,分别从镜像提取、镜像还原、镜像和文件的存储、镜像及文件的挂载、文件提取等功能模块进行详细描述,给出具体的设计和实现方法。最后,给出系统在不同数据缓冲区大小下镜像传输速度的试验结果。
关键词：信息犯罪,数字取证,磁盘镜像,镜像管理,文件提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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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森思.无法修改vista或Win7下的系统文件(NTFS)[OL].2009-05-04.http://hi.baidu.com/sunsee/blog/item/eb72dc1ff64d3403314e1540.ht-ml.
[6]DBA西方集团西方出版社,K阿尔-科法希.用于分类文档的系统,方法和软件[P].2005-11-23.
证据管理 篇2
（十四）——宁波中院不采信鉴定意见突显否定“以鉴代审”的司法管...编者按
说起司法鉴定，不得不提的就是“以鉴代审”问题，这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案件工程造价鉴定中经常见到，因建设工程的造价确认等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所以凡是涉及此类问题，法院常常是“交予鉴定机构处理”一言以蔽之。而“以鉴代审”混淆了审判和鉴定的界限，损害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这也已成为当前民事审判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今天本系列关于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关键证据——鉴定意见版块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将视线聚焦“以鉴代审”，朱树英律师将以一起拖欠工程款引发工程质量争议的诡谲司法鉴定入手，为你讲述在司法鉴定意见已经尘埃落定之际，在原委托代理律师知难而退，我方当事人一筹莫展之时，“东方大律师”朱树英迎难而上，最终在专家辅助人的帮助下，成功证明了原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推翻了该鉴定意见以及“以鉴代审”的不良司法倾向，从而避免了合议庭按照原鉴定报告作出对我方当事人极端不利的判决。
司法鉴定的“整体顶升迫降方案”，是缺陷整改，还是结构破坏？让我们一起在今日“树英说”中寻找答案吧！结合典型案例看施工合同履约证据及其管理
（十四）——宁波中院不采信鉴定意见突显否定“以鉴代审”的司法管控朱树英
鉴定意见是工程类案件中最重要、最关键、最复杂也是最具操作性的证据。前文中，我已先后通过四篇文章的篇幅，按照逻辑顺序详细介绍了鉴定意见的概述及其合法性原则、诉前自行委托鉴定的法律效力、诉讼程序中启动司法鉴定的实务操作，以及鉴定启动后当事人对鉴定工作的配合义务及其实务要点与注意事项。经过上述层层阐述后，鉴定机构会将形成的鉴定意见提交给双方当事人和审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旦鉴定机构形成了司法鉴定意见，经过当事人提异议和法庭询问和质证，法院一般即会采信鉴定意见并作为案件判决的主要依据，并且法院不采信鉴定意见也会变得非常困难。由于鉴定意见的这个特点，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鉴代审”的弊端。所谓“以鉴代审”，是指司法鉴定单位在鉴定过程中超越职权，鉴定意见径直认定案件事实或是非，以及对鉴定所涉事实径直做出处理的行为。在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审理中，经常发生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中不仅仅发表了专业问题的意见，同时越俎代庖替法院认定事实问题乃至法律适用问题，例如鉴定机构无视双方当事人约定自行确定计价标准进行鉴定、擅自认定涉及建设工程造价的案件事实，最后法院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进行审判，这些都是典型“以鉴代审”违法行为。而“以鉴代审”又是一个缺乏法律规定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空白地带，对鉴定机构的管控正是当前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实践的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法院对司法鉴定的管控并不是唯鉴定意见为是，针对司法鉴定意见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以及有违合法性、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四项原则，法院有权不予采信。由此，对于不利于己方又确存在错误的鉴定意见，当事人还有最后的机会说服法院不予采纳，本文作为鉴定意见的最后一篇，我要总结的是鉴定意见中最容易犯的“以鉴代审”的错误，以及当事人如何说服审案法院推翻错误的鉴定意见。
一、从宁波中院不采信“整体顶升迫降方案”看如何推翻结论错误的司法鉴定意见。2002年1月，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起诉慈溪市慈吉教育集团（以下简称“慈吉集团”），追索慈吉集团因投资建设慈吉中学A、B、C三幢宿舍楼（以下简称系争工程）而拖欠的近2000万元工程款。2002年2月，慈吉集团反诉要求浙江建工赔偿因工程质量缺陷造成的经济损失。2003年1月，一审判决慈吉集团向浙江建工支付工程欠款1133万元，慈吉集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3年8月，二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慈吉集团在案件审理中提出对工程质量缺陷进行鉴定并要求鉴定整改需要费用的申请。系争工程是否存在质量缺陷成为本案审理的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慈吉集团申请案件审理提起质量缺陷及整改费用鉴定，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国家质监中心）受宁波中院委托，对系争工程进行质量缺陷鉴定。《检验报告》显示：“系争工程存在九项质量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楼层标高与设计不符，楼层净高比设计要求低了5厘米，相当于一块标准砖的厚度。”根据国家质监中心鉴定的质量缺陷，宁波中院又按慈吉集团要求，委托系争工程的原设计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浙江设计院），根据国家质监中心的质量鉴定结论进行质量缺陷整改方案鉴定。浙江设计院之后出具了一个将已投入安全使用的建筑物水平方向解体、横向切割“腰斩”，用“1596个千斤顶”将楼层抬高5厘米，灌以钢筋网片和细石混凝土，在内外墙配以大面积钢板固定后再做粉饰，以提升标高符合设计要求的《慈吉教育集团中学宿舍楼A、B、C修复加固方案》（以下简称浙江设计院的“整体顶升迫降”整改方案）。依据该方案审价，修复加固费用总计3876万余元。而此前建设银行宁波分行受托鉴定得出系争工程的总造价仅为2480万余元，这意味着整改费用竟比整个工程造价高出1396万元。浙江建工的技术专家在收到浙江设计院鉴定方案后难以置信，原已委托的代理律师在知难而退的同时，向当事人推荐聘请我作为后续代理律师。临危受命的我，立即会同浙江建工的质量、技术部门进行核对论证，并陪同当事人一起去北京，另行委托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工程检测中心（以下简称清华检测中心）对该份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合理性和对工程结构的安全性进行专业评估。清华检测中心接受委托并出具专业评估报告。该专业评估报告认为，浙江设计院提出的“整体顶升迫降”整改方案不安全、不合理、不经济、不科学而予以全面否定。此处清华检测中心出具的专业评估报告性质上就是前文介绍过的专家辅助人。在本案中，专家辅助人的作用是辅助当事人向合议庭解释了为何原有的鉴定意见不合理，故而不能证明案情事实，不能被合议庭采信。显然，若采用浙江设计院的鉴定方案进行结构切割后再粘接，可能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仅仅为了追求满足一块标准砖的设计高度，以缺陷整改的名义下进行破坏性的分割和粘贴，甚至不惜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这无疑是背离了质量缺陷整改的本质要求和初衷。而对于建筑物已满足国家质量验收规范而不符合当事人合同约定标准的层高要求这一情况，依法可以采取适当降价的办法解决。最终，经法院开庭审理，清华大学的专业评估意见为宁波中院所采信。一审判决否决了浙江建筑设计院对质量缺陷“整体顶升迫降”的司法鉴定意见，对本案工程质量缺陷采取酌情降价100万元，原、被告各半承担的方案。慈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审法院否定司法鉴定的结论，浙江建工至此宣告胜诉。本案中，我通过专家辅助人的帮助，成功证明了原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推翻了该鉴定意见以及“以鉴代审”的不良司法倾向，从而避免了合议庭按照原鉴定报告作出对我方当事人极端不利的判决。
二、“以鉴代审”的成因以及否定“以鉴代审”的法律调控。总结我多年来代理工程类案件的经验可以发现，工程类案件的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鉴定意见是十分依赖的，甚至到了但凡涉及专业性问题或当事人对合同价款有争议，就要求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造价鉴定，而不对合同约定或相关证据进行基本的审查。甚至对于一些已经约定固定价款的工程，或双方已确认的决算金额也进行鉴定，使得鉴定机构事实上代替法院行使了对于合同性质等法律问题的认定，这就是常常提到的“以鉴代审”问题。为何要避免“以鉴代审”，否定“以鉴代审”涉及部分的鉴定意见的效力，就要从“以鉴代审”的成因以及法院对此的态度转变两方面进行讲解。
（一）“以鉴代审”的成因。“以鉴代审”现象在工程类案件中尤为常见，这与工程类案件的高度专业性密不可分，具体有如下两大原因：
1、因建设工程的造价确认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所以凡是涉及此类问题，法院都交予鉴定机构处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长期处于建设工程的高峰期，毋庸置疑的是，建设工程是一项历时长、成本高、涉及范围广的复杂工程。建设工程包括了建筑工程、工业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各领域，即使是相同领域内的建设工程之间也存在着设计、材料、施工、人员、设备、自然地理方面的种种差异。在此基础上对建设工程的造价进行确认需要运用建筑技术、工程材料、施工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物理、数学、统计等学科的专业方法进行复合计算，还需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测量估算、图文比对等。因此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类案件时，面对确认工程造价的难题往往需要依赖鉴定机构来解决。这也就导致了但凡出现建设工程造价，法院统统以造价鉴定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为由交给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确定了建设工程的造价后，法院就直接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来做出判决。
2、对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及鉴定机构的作用认知有误。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以鉴代审”的一项重要原因在于法院和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司法鉴定及鉴定机构的作用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只要在建设工程案件中出现需要司法鉴定的情形，那么法院仅需要在司法鉴定结束后依据鉴定得出的结论进行判决就好，这种情况在工程造价鉴定中尤甚。但其实工程造价鉴定存在其特殊性，即建设工程造价鉴定的“从约性”原则，这是指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如果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了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计价方法，则应首先从其约定来确定建设工程造价。而当事人约定的计价标准或计价办法属于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基于此，法院在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造价鉴定前，应该对计价标准或办法予以查明确认。在建设工程司法鉴定中，鉴定机构是根据其自身的专业性对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给合议庭作为参考，法院不能当然的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直接做出裁判，鉴定意见作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类证据，理应经过当事人的有效质证和法官的综合考量予以采纳。
（二）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法院对于这一证据种类的观念发生改变。早在1991年我国颁布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之初，鉴定就作为证据的一种分类出现在总则第六章“证据”的第一条中。不过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鉴定作为证据类型的措辞都是“鉴定结论”，而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其改为了“鉴定意见”。看似一词之差改动轻微，但其背后是立法机关与法院对于鉴定这一证据种类在诉讼所处地位的看法上的改变。为何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定之后的成果的呈现，是“意见”而非“结论”？“意见”一词比“结论”更能反应鉴定意见的本意，即指鉴定人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运用专门知识对所提供的案件材料进行鉴别、分析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采用“意见”一词，更能突出鉴定意见仅仅是专家为了鉴定的问题所提出的看法、观点，而非具有必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定案结论。鉴定意见是某方面的具有相应鉴定能力的鉴定人员对部分需要进行鉴定的证据，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所提供的专业意见，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在鉴定过程中，有可能因为鉴定过程程序有瑕疵、鉴定人员选择的鉴定方式错误、鉴定的内容不符合委托内容、鉴定选取的样本不能反应鉴定对象全貌、鉴定过程中系统误差累积产生的结果偏移、鉴定人员缺乏经验、鉴定过程中对问题的裁量过于随意、乃至于收受贿赂等等问题，导致鉴定意见本身偏移了事实真相。经过质证，如果发现鉴定意见有上述的情形或者其他严重影响鉴定意见对事实的科学反应的情形，显然就不能作为最后合议庭定案的依据。综上可见，人民法院主流观点已经认识到鉴定意见只是证据而不是客观事实，其更不应影响法院对于法律问题的审理判断。于是，就有了立法方面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这样措辞上的改动。就可以看出“鉴定意见”更加贴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以及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立法理念，即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也需要经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观地审查核实过之后，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过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所谓质证，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认定为“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证、说明和辩驳，”，又在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所有的证据均需通过质证才能作为法定证据使用，鉴定意见也不例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是鉴定意见，诉讼参与方也有权对其发表自己的意见，最终由法院裁量，这才是诉讼参与方辩论权利的体现。
三、司法实践中突破“以鉴代审”窘境的法律规制。上文中我通过回顾司法鉴定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以及立法者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体现出对于鉴定意见应归于证据本身的立法精神，解释了目前法院更强调审判权的司法导向。然而“以鉴代审”的情况仍然存在，不排除是因为某些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个别法官接触建设工程案件较少，对于专业技术问题有畏难情绪，同时法院案件数量巨大，而建设工程中涉及价款等问题签证繁多，工作量又是巨大，因此存在放任鉴定机构以鉴代审的利益需求。遇到这种情况，就对当事人以及代理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更清醒地认识到“以鉴代审”相关的病节所在。
（一）鉴定意见的作用“归位”。在有限程度内，司法鉴定能够辅助合议庭对事实问题予以查明，这缘于在有效的诉讼期限内鉴定机构难以用专业知识和技术确定全部事实，且鉴定意见是由鉴定人在鉴定活动中经过主观的观察、断定得出的，所以鉴定意见不能当然的反映全部客观事实。司法实践中要解决“以鉴代审”问题，不过度依赖和使用鉴定意见，需要充分理解司法鉴定的初衷，正确认识鉴定意见的地位与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鉴定意见作为证据，需要经过当事人的有效质证。鉴定意见作为一类证据，只有经过当事人的有效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建设工程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具有相对较高的证据地位，法院也通常会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性证据，所以鉴定意见能否有效质证与当事人的利益休戚与共。而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要求当事人具有较高的诉讼意识和诉讼能力，否则鉴定意见一旦出现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后果，那么该当事人就会试图采取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式来争取对己方的有利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效率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法院组织鉴定意见的质证应有妥善的制度管理，引导当事人正确的对待司法鉴定意见，能够就鉴定人是否适格、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意见是否遵循客观事实进行质证。
2、法官应在司法鉴定程序中起主导作用。这里说的法官对司法鉴定的掌控，主要是指在程序方面的掌控。包括对司法鉴定启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鉴定机构的客观选择、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是否确有必要、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鉴定意见能否采纳等，都需要法官结合案件的事实情况予以决定。司法鉴定是借助鉴定人的专业素养对专门问题进行鉴别判断的活动，在建设工程纠纷中，法官作为建工领域的“非专业人”，要想实现合理采纳鉴定意见，正确作出研判，突破“以鉴代审”的现实困境，就需要强化法官的司法鉴定支配权，加强对鉴定程序的掌控，决不能借建设工程司法鉴定专业化程度高为由过分依赖鉴定意见。
3、鉴定并不当然决定审判，作为证人的鉴定人应出庭作证。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以鉴代审”的问题存在，造成了“鉴定决定审判”的错误认知。从法理和现实出发，鉴定都不能当然决定审判，鉴定意见不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唯一凭据，对案件的客观审查和判决均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性的考量。鉴定意见是证据中的一类，相较于其他类证据，也不具有特定的优先性，法官仍需要审查后结合其他证据来判断案件事实，避免鉴定人代替法官的尴尬局面。《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也对鉴定人的出庭义务予以明确，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鉴定人确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为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审核认定。“以鉴代审”问题反映出当前司法审判水平不高、司法鉴定管理滞后的问题，要处理这一问题需要从司法理念的树立、管理制度的改革、诉讼程序的完善等来共同解决。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就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事人必须主动帮助提醒法官应如何审核认定。我归纳了以下四种常见的鉴定错误及应对思路：第一，鉴定意见超出委托鉴定范围的，应当提请法院要求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进行更正。鉴定人拒不更正导致鉴定意见无法予以采信的情况下，还要注意提醒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判决当事人对鉴定费用的负担，并说明理由。若是我方已经预交了鉴定费用，可以要求鉴定机构返还，鉴定机构拒不返还的可以另行起诉鉴定机构。第二，鉴定人未将当事人有争议的鉴定材料提交人民法院确认即作为鉴定依据，当事人应主动要求人民法院就该部分鉴定材料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经质证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应要求鉴定人对相应鉴定意见进行更正。鉴定单位拒不更正的，应主动要求人民法院进行补充鉴定、申请专家证人审核甚至重新鉴定等。第三，鉴定人对合同或者其他协议效力进行确认，或者对当事人责任承担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鉴定的。当事人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合同效力或者当事人责任承担不应由鉴定进行认定，而应由法院审理认定。当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与鉴定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要求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进行更正。鉴定人拒绝对鉴定意见进行更正的，当事人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启动补充鉴定的程序。第四，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后拒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可以就此要求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因为许多鉴定机构实际上会让鉴定人的助理参与完成鉴定的主要工作，甚至作为鉴定人出庭作证。当事人在质证时要格外留心核对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的身份，只要不是在鉴定报告上盖注册执业章的造价师本人出庭作证，都可以不予认可。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要求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判决当事人对鉴定费用的负担，并说明理由。若是我方已经预交了鉴定费用，可以要求鉴定机构返还，鉴定机构拒不返还的可以另行起诉鉴定机构。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思考 篇3
关键词：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必要性；规范性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予以了肯定。然而随着这一规定的实施，虽然看到了其必要性和实用性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加以思考。笔者将以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所需注意的规范化展开讨论。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一）诉讼程序的转换
由于我国一贯实行的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二元体系的划分。《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我国实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双轨制责任追究体制。具体的办案实践中，在许多的案件仅仅呈现出冰山一角的时候，对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初次接触案件时，对案件性质的判断除了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以外，更多的是依靠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与职业直觉。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亦或是处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臨界状态。行政机关又在大的“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下，将难以定性的违法犯罪案件首先作为行政违法案件来作初步处理。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案件证据的进一步收集，一些案件最终会转为刑事案件。同时，伴随而来就是诉讼程序的转变。由此，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变得及其必要。
（二）诉讼效益的内在要求
从诉讼效益论的角度思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体现在诉讼程序中显然是节约诉讼成本的一大途径。原因在于：让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取证，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可能灭失的证据，以证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最大化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取证，降低因此而付出的程序上的诉讼成本。再者，我国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且相互认可彼此的工作。在案卷制度中尤其凸显，这一制度使得下一环节机关对上一环节机关的工作成果基本持一种信任和接受的态度，后续机关开展独立活动的可能性与工作量大为减少，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规范性
上文笔者已经就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必要性进行了简单分析，由于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行政证据的证明力标准小于刑事证据证明力标准，两种证据效力属性之不同——由低阶证据向高阶证据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规范的规范必要性问题，在此，笔者以文本中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应然规定与实践中之实然运行状况两者为视角，对条文中的规范化与实际中的规则运行进行简要探讨。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法律规范浅析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条文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规定只有刑诉法52条的规定，即行政证据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种类只有以包括物证、书证、试听资料、电子数据和与以上四类在证据性质类似的其他证据（条文中以“等”字进行慨括），共五类实物证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逻辑上而言，立法者的意图在于使种类繁多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进行转化时范围缩小为仅为实物证据，而言辞类证据则排除直接转化之可能性。
此外，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就对第五类实物证据的外延进行了延伸规定，即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规定为“等”字中的范畴；同年，公安部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亦对“等”字中的证据类型进行了扩展，即将行政执法所获取的检验报告确定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类型。
所以，据此我们认为立法者的意图清晰明确，即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是可以确定无疑直接转化为刑事诉讼进程中的证据，除此之外的言辞证据是不可以直接转化的。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适用规则分析
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立法者以条文为线将其分为实物类证据转化（《刑事诉讼法》5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6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言辞类证据转化（排除条文规定的直接转化所得的证据转化类型），而二者在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中的适用规则是不同的。
1.立法者所规定的实物类直接转化证据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到的两大价值分别为自由与效率，自由是人权之根本归属，而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即是证明效率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性。由于实物证据天生所具有的持久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即不会随着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而改变，因此，已经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实物证据无再次在刑事侦查中搜集之必要，也没有搜集的客观性（如一起行政治安案件中，行政机关到案发现场发现菜刀并搜集之后，天然就无再次搜集之刑事可能性），所以实物类证据的直接转化，一方面不会因为证据改变而损害犯罪嫌疑人之自由价值，另一方面极大的节省司法效率和司法资源，正义的实现一方面是由于保护自由之精神，另一方面是保证正义之程序得以很快进行，而不至于当事人被繁琐的二次程序所拖累。
2.言辞类证据的二次搜集之必要性
由于言辞证据是当事人口头做出，因此在证据属性上具有天然的可变性、易变性、多变性，在实践中为了自身方的利益，当事人或者第三方是极有可能做出前后不一致的供述，由于刑事诉讼整个进程的严肃性是极高于行政程序，因此，言辞类证据是存在二次搜集之必要的。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诉讼程序转换的需要和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两方面来说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与可采性。既而，在司法实践中所出现问题，尤其是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规范性，笔者从法律规范和适用规则加以阐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证据管理 篇4
一、医院病案的证据作用的分析
(一) 病案的内涵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明确指出, 病历指的是医护人员在开咱医疗活动过程中, 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方面, 实现对医疗行为以及病患病情的记录。从医院管理的层面来看, 病案与病历具有明显区别。病历侧重于形成的过程, 而病案实际上是病历与档案的简称, 具有极强的档案性质, 记录了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所有诊疗行为。病案的证据作用, 其实是在医院需要接受医疗鉴定, 或受到医疗诉讼时向相关部门提交的重要资料。医疗鉴定或医疗诉讼案件通过对病案的分析, 最终获得鉴定结果或医疗诉讼结果。
(二) 病案的证据属性要求
大多数从事法学专业的研究人员通常会以“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 评估证据的基本属性。在这里, “证据能力”指的是一定的事实材料, 被视为诉讼证据的法律上的资格。“证明力”则侧重于强调该资料对证实案件实施的贡献值。考虑到病案是患者在门急诊、住院、留院观察期间的所有医疗资料, 因此完全符合法定证据的特征要求。根据这一情况来看, 病案的证据属性务必要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客观性。
1. 合法性。
卫生部相关规章制度铭文规定, 要求医疗机构务必按照相应规章制度, 完成病案书写工作。在病案制作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各项操作, 客观、真实地记录医疗活动的全过程。同时, 病案内记载的医疗信息, 还需经管理人员的审查与加工,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病案资料的逻辑性、专业性。根据合法性要求, 病案的记录工作, 必须由医务人员按照规定流程与方法来完成, 同时, 病案形式应符合统一规定要求, 病案的记载内容, 还需有合法来源。
2. 关联性。
所谓的关联性要求, 其实是指, 证据与争鸣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足以证实持有对象所述言论的真实性。所以, 病案必须要真实地记录医疗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其中包括患者的健康状况、检查情况、患病情况、诊断方法、医务人员对患者病情的对应分析、所选用的治疗方法、护理方法、治疗效果、医疗费用等内容。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病案记载内容具备等待被证实的医疗行为事实的资格, 证据与待证方符合关联性验证标准, 通过病案内容, 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不过, 为进一步明确病案与待证者双方的关联性, 确保病案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始终是重要前提。
3. 客观性。
客观性指的是病案的记录并不夹带主管思想、推断或观点, 也就是说, 要从书证的角度, 要求病案记录着, 客观、真实地记录医疗全过程。如此一来, 病案的书写必须要客观、真实、准确。其实, 病案的客观性, 其实就是对病案真实性的进一步强调, 也就是说, 病案必须是绝对真实, 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的。病案信息一旦出现伪造信息, 势必会造成采证失误, 进而影响到法院部门对此次案件审判的公正性。
由此看来, 可靠性与真实性是病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 只有具备上述特点, 病案才具有证明例, 才能真正发挥出对医疗事实的证据价值。因此, 在实践过程中, 全面落实病案管理工作, 加强对病案书写以及管理的监管力度很有必要。
二、影响病案证据作用正常发挥的主要原因
(一) 病历书写不符规范
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严禁涂改、伪造、销毁病历资料, 然而实际上, 病历书写不规范的行为仍然屡见不鲜。目前临床多使用电子病历, 极易在输入过程中发生错误, 代写、代签的现象也并不案件。同时, 病案内容也存在不符规范的现象, 患者个体性特征未得以体现, 病程记录与护理记录前后矛盾现象时常发生。
(二) 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
病案只有确保内容真实、完整, 才能在必要的时候充分发挥出证据的作用。但是, 大多数医院因缺乏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 导致管理人员的工作无法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所以不规范行为十分普遍。临床科室人员随意翻阅病案, 出入人员均可随意查看, 获取病案信息;病理学检查结果尚未及时粘贴, 专科、会诊患者自己携带病案等情况时长发生。也正因如此, 常常会出现病案缺损、丢失现象, 不健全的管理制度, 根本无法为病案的安全性提供良好保障。
(三) 缺乏健全的质量监控体系
病案的形成、检查、管理与归档, 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给病案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虽然大多数医院均具有病案质量管理系统, 但是实际上, 病例中错别字多、内容不全、相关病情资料混淆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缺乏一个健全的质量监控体系, 病案质量监管力度明显不强。所以书写不规范、内容缺失、管理不当的问题未能及时察觉, 最终影响到病案证据价值的正常发挥。
三、提升病案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 规范病案的书写
规范化管理医护人员的病案书写行为, 要求医护人员如实记录诊疗过程, 字迹清晰, 不可随意涂改, 避免出现错别字。在管理人员审查病案的过程中, 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 则应标记号修改日期, 并表明修改人的姓名或工作编号, 并在更改的同时, 确保原纪录能够识别。此外, 注意加强对医护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 使医护人员充分意识到做好病案记录工作的重要意义, 提高医护人员责任感, 能够以认真、严谨的态度, 按照相关规定, 完成病案的书写。
(二) 提高病案规范化管理的监管力度
医疗结构应根据医护人员病案工作开展与管理的具体情况, 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可通过开展培训的方式, 使医护人员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操作技能。另外, 在开展培训工作时, 注意对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熏陶, 加强医护人员责任心。进一步明确各级医务人员的职责, 为病案的保密性、完整性提供可靠保障。在监督过程中, 应及时发现并纠正医护人员的不规范行为, 以确保病案证据作用的良好发挥。
(三) 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
医疗机构应对现有管理体系进行完善, 明确管理体系中各层次, 各环节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对于比较重要的病案资料, 可申请要求相关医护人员进行审核, 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病案归档则要求质量监管部门进行审核, 一旦发现病案存在问题, 则送回原科室要求修改。可设置奖惩机制, 提高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 端正医护人员工作态度, 全方位落实病案资料的管理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为充分发挥出医院病案的证据作用, 医疗机构应采取规范病案的书写、提高病案规范化管理的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等措施, 进一步提升病案资料的管理水平。以促进病案资料证据作用的正常发挥, 为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做贡献。
参考文献
[1]童欣.医院病案管理人员现存问题分析及建议[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012, 25 (09) :1486-1487.
[2]黄思婕.民营一级医院病案的规范化管理[J].中国病案, 2010, 15 (12) :9-10.
证据的造句是什么 证据怎么造句 篇5
这项指控没有证据，法庭不予采纳。
铁案如山的证据证明犯了罪。
光说是没有用的，你要拿出证据来。
你拿出证据来，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
这件事是不可置疑的，证据就摆在你的眼前，毋庸置疑是你做的。
由于他毁灭了所有的犯罪证据，使检察机关无法对他进行起诉。
如果你有证据，那就追根究底!
他销毁了所有的犯罪证据。
这是一个证明小华无罪的有力证据。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几名案犯供认了扒窃作案的犯罪事实。
你说话可不能口中雌黄，请你用证据说明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
他收买警方，企图湮灭证据，逍遥法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妇女有写作侦探小说的特殊才能。
这个罪犯刚才还气焰嚣张，现在一见到我们出示的证据，顿时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空口无凭，你要拿出证据来。
判案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能搞屈打成招那一套。
在这么多确凿的证据面前，他理屈词穷，再也无法辩解了。
主管拿着证据质问小李，让他哑口无言，承认挪用公款。
警察找到他胡作非为的证据，立刻将他移送法办。
这个罪犯刚才还气焰嚣张，现在一见到我们出示的证据，顿时村夫野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证据的解释
证明事实的根据。
晋 葛洪 《抱朴子·弭讼》：“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旧唐书·崔义玄传》：“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採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十：“﹝区上﹞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
证明;考证。
《后汉书·独行传·缪肜》：“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 肜 独证据其事，掠考苦毒。” 唐 韩愈 《柳子厚墓志铭》：“儁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证据法体系中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 篇6
关键词；电子证据；特征；现状，改进建议
一、电子证据法律体系中的引入
自电子证据这一术语被引入我国法律体系开始，学术界对于其含义莫衷一是，对于电子证据的具体的含义和定位，目前还没有进行统一地明确。电子证据从生成到现在发展了几十年，我从前人的书籍中也借鉴了许多经验，对电子证据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本人认为，电子证据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依靠先进的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生成的，并以之为载体，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所有电子证据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录音、录像、音频、视频、图片、动画和传真等。
二、電子证据的主要特征
1.表现形式具有客观性
“电子证据从生成到保存再到传导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凭借电子设备这个载体，而电子设备对证据内容进行采集的过程中是不会掺杂人的任何情感，能够保持客观事实的真实性，所以电子证据几乎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能够避免类似证言的误传、书证的误记等传统证据的一些弊端。”它不像只表现为纸质或者言语之类的传统证据一样，很容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电子证据因为凭借电子设备这一客观的载体，能够准确地保存并真实地反映有关案件的情况。因此，电子设备决定了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客观性。
2.对电子硬件设备具有较高的依赖性
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不同，没有像传统证据一样形式单一，很容易被人认识和理解，电子证据不能直接被人们感知，它产生、保存、传导的整个过程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电子硬件设备。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硬件设备作为载体，人们就没有办法获知电子证据的内容，进而也就不能有效的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因为电子证据在生成、保存、传导的过程中，需要利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将信息转变成数字信号的形式，只有凭借特定的设备识别，才能将其显现出来。因此，电子证据和传统证据相比，具有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性。”
3.电子证据本身具有易损坏性
在电子证据的进行传输的过程中，如果设备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能够直接影响其传输的质量，进而损坏电子证据，使其内容无法真实地呈现出来，失去法律效力，就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同时，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的缺点，具有不稳定性，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悄无声息地将电子证据修改、损坏、删除，在不易察觉中使得电子证据被损坏。加上网络上的内容非常繁多，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新速度也非常快，电子证据不能长时间保存，如果过了一定的时间，有关的信息就可能被破坏，无法恢复，这样就更突出了电子证据的易损坏性。
4.对高科技性的依赖性
电子证据与物证、书证以及言词证据不同，它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依靠特定的电子设备，带有很强的高科技性，不但可以表现为传统证据的文字形式，还可以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形式存在。电子证据的生成、保存和传输的整个过程都要凭借高科技的技术设备作为载体，另外对其采集和审查也需要凭借一定的技术手段，否则不能被获知、或者不能有效的证明其效力。这就决定了电子证据具有高科技性。
三、“电子”观念渗透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正如数字证据论者所言，“数字化信息中的‘数字’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意不同，无法被人们所广泛熟悉和理解。”数字概念在当今信息时代的确不是新概念，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电子”一说，皆缘于电子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新生事物”的原生状态时就出现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商务”、“电子资金”等电子用语；而“电子签名”的出现，更是把“生理特征签名”和“数字签名”涵盖其中。如果为了在明面上接触事物的本质，弃“电子”而用“数字”，那么是否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观念上的革新，任由外界怎么说，只管把上列用语更改为“数字计算机”、“数字商务”、“数字资金”。不过这也会遇到难题，那就是“电子签名”改为“数字签名”后，就会涉及到母概念和子概念同一的问题。既然电子证据更名为数字证据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众多的“电子”概念，那么能否不望文生义，进而在外形下面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呢？
四、“电子”观念上的“共识”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有关电子证据研究的文章来看，对电子证据的本质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达成一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电子证据的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如提到刑事诉讼时，往往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在证据立法前景尚不明朗时，百家争鸣的态势使得电子证据的研究范围只能是概然性的；同时信息技术发展的非预期性也不容许对其进行精确的、缺乏拓展空间的限定。观念上的共识是交流与探讨的基础，而这种观念是不能不考虑象牙塔外的情势的。
五、改进电子证据效力的建议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解决电子证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对电子证据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这对我国完善电子证据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
由于我国学术界现在对电子证据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标准，这样就增加了法官办案的难度。用规范的的表达界定电子证据的概念，明确电子证据的范围，这样不仅使法官审理案件时能够准确适用，也使当事人对电子证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使采集的证据更具有法律效力。
2.制定完整的电子证据效力认证规则
证据管理 篇7
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的规模逐年增多。由于建筑产品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 加上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监管不利等问题, 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根据“海恩法则”[1]可知, 事故发生前有未遂先兆和事故隐患, 说明事故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因此, 为了控制生产事故的发生或势态进一步恶化、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及对企业的负面的影响, 应健全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2]。
1 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虑到影响安全生产事故的因素多而复杂, 随着时间、空间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性质, 因此在确定评价指标应遵循科学性、动态性、系统性和可比性[3]原则。建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图1所示, 评价指标共分为二级, 一级指标3个, 二级指标14个。在评价中, 将安全评价等级划分为“优”、“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级, 模型评语集记为:Q={Q1, Q2, Q3, Q4, Q5}。
2 建筑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抽取某应急管理人员, 利用调查问卷法来确定各级指标权重。选取精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5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 对评价指标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行判断, 建立判断矩阵。然后运用层析分析法对其进行检验计算, 并对向量数据归一化处理得到各个指标的对应权重, 取各指标权重的平均值, 得第一层安全度评价指标权重集为:U={U1, U2, U3}={0.588, 0.322, 0.09}。
同理, 对第二层指标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得该层安全度评价指标权重集分别为:
通常选取较熟悉或较了解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情况的人员, 对某建筑企业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进行评价。仍旧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邀请20名管理人员, 对指标当前所处的安全度等级水平给予一定的打分, 分值在0~10之间。经调查统计分析得底层因素的确信度如表1所示。
利用公式依次得到指标层下的因素的基本可信度分配, 确定各层指标因素的基本概率函数值时取折扣率αij=0.90。然后进行数据合成, 最终得到准则层下各因素的基本可信度分配:
再进行综合评价, 可得建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综合可信度分配值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该建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信任度34.8% (中) >22.8 (良好) >22.1% (及格) >5.1% (优) >0.65% (不及格) , 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 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等级为中。因此该企业应急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3 评价结果分析及改进措施
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该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认识不足, 缺乏有效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同时缺乏对员工的危机教育, 而企业员工自身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也相对落后。该企业也存在应急救援装备数量不足和技术落后等问题, 加上对装备缺乏有效的维护, 一旦发生事故, 工程抢险手段原始、落后, 很难有效地发挥应有的应急救援能力。针对上述评价结果应采取的改进建议:建筑企业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法规和技术规范, 制定紧急情况安全防范措施, 生产过程中进行实行监测, 完善预警系统, 并为应急做好准备;同时加强对企业及员工自身的安全培训, 加强安全意识;并及时维修救援装备, 确保设备完好。
摘要：建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为了完善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 利用证据理论对应急管理能力进行能力评估。选取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恢复作为一级指标, 选取危险源分析、指挥协调、事故调查等作为二级指标, 通过评价分析, 发现该企业在应急管理方面存在安全意识不强、应急装备存在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证据理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参考文献
[1]赵清竹.“海恩法则”与预防车辆事故[J].交通与运输, 2007 (4) :75-76.
[2]王影.我国工业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论文, 2008 (6) :3-10.
证据管理 篇8
关键词：D-S证据理论,信息网络系统,信任管理决策,信任度评价
随着网络攻击呈现出智能化、系统化、综合化的趋势, 新的破坏和攻击方式不断涌现, 造成当前的安全系统规则膨胀, 误报率增多, 安全投入不断增加, 网络可信度逐渐降低, 信任管理决策复杂甚至无法实施, 网络系统服务的安全可信性难以保障。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进行有效评价, 可以为网络系统在各种环境下的信任服务性能提供预报, 为科学合理地信任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对于改进和加强信息网络系统信任管理决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Blaze等[1]首先提出了信任管理的概念, 并以概率作为实体可信度的度量, 以主体对客体完成任务的期望为基础, 根据肯定与否定经验计算出实体完成任务的概率, 并以此概率作为客体可信度的评价, 给出了信任管理推导规则和可信度计算方法。JØsang等[2]提出基于主观逻辑的可信度评估模型, 引入了证据空间和观念空间的概念来描述和度量信任关系, 并定义了一组主观逻辑运算符用于可信度的推导和综合计算。Beth等[3]引入了经验的概念来表述和评价可信度, 给出了由经验推荐所引出的可信度推导公式。研究可信度表示和评估方法的成果还有不少[4,5], 然而, 文献[6]指出目前这些研究成果评价标准模糊, 多样本度量缺乏融合, 没有给信任管理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本文引入德尔菲法 (Delphi) 研究确立了科学实用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 并且为了克服可信度评价问题的人为偏好、认知能力、多样本度量不一致等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提出了基于D-S证据理论的评价方法, 并用实例进行验证, 更合理有效地进行了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 为信任管理提供了较为可靠、合理的依据。
一、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 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指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文献较少, 缺乏统一规范, 存在对指标的描述片面、过于简单、不全面实用等问题。本文在确定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时, 采用的是科学实用的德尔菲 (Delphi) 法。首先, 通过对大量非技术性的无法定量分析的要素作出概率估算, 再经系统分析, 初步拟定评价指标;然后, 综合各位专家的经验与主观判断, 对各指标的重要度进行评价;最后, 发挥信息反馈和信息控制的作用, 使分散的评价意见逐次收敛到协调一致的结果上, 得出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二、D-S证据理论概述
Dempster-Shafer (D-S) 证据理论[7]能有效处理不确定和不知道的信息, 应用领域较为广泛。
定义1设U是识别框架, 如果函数→[0, 1] (2U为U的幂集) , 满足:
称m为识别框架U上的基本可信度函数称为A的基本可信度。
定义2设U是识别框架, 如果函数为U上对应于m的可信度函数, 且满足
那么称函数Bel为U上的可信度函数。
定义3表示关于U的补集, 则称由所定义的函数为似然函数。
定义4由f (A) 来衡量A的不确定性, 其定义如下:
其中分别表示A和U所含元素个数, 不难看出, 。
定义5设m1, m2, …, mq为同一辨识框U上的q个独立证据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值, 焦元分别为A1, A2, …, Aq, 则合成后的信任数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值由式 (2) 确定。在有多证据存在的情况下, D-S合成法则形式化定义为
其中, 为归一化因子, 0≤Q≤1, 若所有交集均为空集, 则出现证据不能组合, 或称证据矛盾。
三、基于证据理论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
3.1确定评价指标。
本文先抽取4个参数参与运算, 分别为:可靠性、可用性、机密性、完整性。这样确定了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V={可靠性 (V1) , 可用性 (V2) , 机密性 (V3) , 完整性 (V4) }。根据每次评价涉及到的信息网络系统的具体情况及可信度评价的具体要求, 可以相应调整评价的指标体系。
3.2建立评语集。
在应用证据理论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进行评价之前, 要建立适合的评语集, 即证据理论的辨识框。评语集划分得越细, 评价结果就越准确, 但其评价过程也随之变得复杂、繁琐、不容易掌握。结合实际, 本文把评价等级分为5级, 即评语集可定义为A={很高 (A1) , 高 (A2) , 中 (A3) , 低 (A4) , 很低 (A5) }, 则P (A) ={P (A1) , P (A2) , P (A3) , P (A4) , P (A5) }为模型评语集给出的模糊评估值, P (Ai) (i=1, 2, …5) 为对应模糊评语Ai的评估值, 取其范围在0≤P (Ai) ≤1。
3.3确定专家组
假定有k位专家参加评审, 专家集合表示为:其中Ej表示第j位专家;专家权重集合表示为μ= (μ1, μ2, …, μj) , 其中, μj表示第j位专家的权重, 且满足
假定在k位专家中, 权重最高的专家其评判结果的准确性最高, 其他专家评判不准确的相对程度除了与其自身的经验、偏好有关外, 还与其最高权威知识的相对差异有关。则专家Ej评判的相对准确度为
其中是反映专家经验、偏好的系数, 一般取
3.4构造mass函数
根据定义1构造mass函数。专家Ej对指标Vi的评价工作的mass函数为
3.5利用D-S合成规则合成。
借助D-S证据理论中的合成规则可从多角度综合多方面的证据, 用对同一问题进行信息融合的数学手段, 使得评价问题判断更理性、可靠。
将专家Ej对信息网络系统每个评价指标的mass函数分别记为, 利用 (2) 式进行合成得到专家Ej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的mass函数记为mj, 利用 (3) 式对其进行修正, 得到修正后的mass函数记为。
k位专家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进行修正后的mass函数可分别记为:。再用 (2) 式对其进行合成得:即为评价组专家对该工作做的最终评价结果。
四、例证
某组织请来4位专家E={E1, E2, E3, E4}, 将对某单位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进行评价, 为下一步信任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评语集为A={很高 (A1) , 高 (A2) , 中 (A3) , 低 (A4) , 很低 (A5) }, 评价的指标体系为V={可靠性 (V1) , 可用性 (V2) , 机密性 (V3) , 完整性 (V4) }。组织给出5位专家的权重为μ= (0.27, 0.23, 0.24, 0.26) , 并给出反映专家经验、主观偏好的系数λ=0.92。
(1) 专家E1通过对信息网络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机密性、完整性等各指标的评价以及以往的经验, 得到一组证据, 其在识别框架U上产生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函数见表2
(2) 对上述函数用 (2) 式与D-S合成公式进行合成得到专家E1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所处状态的基本分配函数m1= (0, 0.773, 0.227, 0, 0) 。
(3) 同理, 将专家E2, E3, E4对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指标的基本分配函数分别进行合成得到的可信度所处状态的基本分配函数为
(4) 根据给定的专家权重μ= (0.27, 0.23, 0.24, 0.26) 及偏好系数λ=0.92, 分别对m1, m2, m3, m4进行修正, 得到如下函数:
(5) 对上述函数进行合成, 得到mx={0.5017 (很高) , 0.3905 (高) , 0.0984 (中) , 0.0017 (低) , 0.0005 (很低) }, 可以得出该单位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以0.5017属于“很高”、以0.3905属于“高”、以0.0984属于“中”、以0.017属于“低”、以0.0005属于“很低”, 由此可得出在信任管理过程中该单位信息网络系统的可信度为“很高”。
五、结束语
信任管理决策是保障信息网络系统服务安全可信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证据理论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方法, 通过建立识别框架、确定基本可信度分配函数, 把网络系统可信度评价指标定量化, 再根据各指标的状态以及评判组专家的评价结果按D-S合成公式进行合成, 最终得到信任管理决策所要掌握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信度等级。实例证明, 该评价方法减少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得出了客观合理的系统可信度评价结果, 为信息网络系统信任管理决策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BLAZE M, FEIGENBAUM J, IOANNIDIS J, ed a1.RFC2704:The KeyNote Trust Management System Version 2[EB/OL].[2005-02-16].http://www.Cnpaf.net/class/Rfcen/200502/3756_2.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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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艳群, 张辰.基于模糊理论的信任度评估模型[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7, 28 (3) :532-534.
[5]唐文, 陈钟.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主观信任管理模型[J].软件学报, 2003, 14 (8) :140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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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段新生.证据理论与决策、人工智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证据管理 篇9
(一) 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相关文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我国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作了如下规范: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 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支出应予以费用化, 开发阶段支出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予以资本化。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成本的条件包括:从技术上来讲,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具有可行性;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无形资产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时, 应当证明其有用性;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 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计量。我国会计准则在研发支出的会计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基本一致的。然而, 研发过程的合理性、可行性判断存在内在的主观性, 研究开发项目是否符合我国及国际会计准则所限定的标准取决于管理人员的意图。因此, 从本质上说, 在研发支出会计规范上, 我国会计准则及IAS38赋予了管理层相当大的弹性。美国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采用了更严格的会计规范方法。SFASNO2 (FASB, 1974) 要求对所有的研发支出于当期进行费用化。从全球范围来看, 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允许采用有弹性的处理方法, 即当研发支出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予以资本化, 这实际上是类似于国际会计准则的作法。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已经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会计的问题, 其支持者认为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报表表明研究与开发是一项影响未来获利能力的长期性资产, 同时, 研发支出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是积极相关的 (Sougiannis, 1994) , 并且向投资者提供了价值相关的信息。 (Aboody和Lev, 1998) 。支持研发支出费用化的学者认为, 研发支出缺乏能够带来持续的、可比的经济利益的证据 (如FASB, 1974) , 一般来讲, 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的拥护者更强调盈余管理政策的可信赖性和风险性, 因此, 出于增加会计报表信息客观性的目的, 他们更“偏爱”将研发支出费用化, 这样一来, 就减少了管理层将那成功可能性低的研发项目支出资本化的可能性 (Nelson, 2003) 。随着研发支出的会计规范研究问题日益引来人们的关注,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 大多数文章都是介绍性质的, 着重于对英国、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等对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比较, 进入到实证研究的很少, 至于研究管理动机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尚属于空白。迄有关研发支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关注相关性, 很少关注可靠性, 这可能是由于研发支出被用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不大的原因。然而,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研发支出的确被用于真正的盈余管理, 简而言之, 这意味着一些公司为了达到盈利目标而缩减他们的研发投入 (Mande和File等, 2000) 。但仍然缺乏在存在“弹性”的环境下对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动机的研究。
(二) 盈余管理相关文献
盈余管理是指为了获得某些私人利益、有目的性的干预对外财务报表的披露程序。一般而言, 盈余管理产生于管理层在报告中应用人个判断来“修饰”报表, 从而达到误导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或影响基于会计业绩的契约的结果。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层通过应用多种方法进行盈余管理, 包括从特殊交易到应计制利润操纵。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包括债务契约、红利计划以及收益平滑。债务契约假设表明管理层为了避免违背债务契约而存在操纵盈余的动机, 因为这些契约主要是以会计数据或比率为依据订立。红利计划假设意味着管理层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其自身“消费最大化”。但是Healy (1985) 经研究认为, 如果企业业绩高或低于红利计划所设定的水平, 管理人员会倾向于减少盈余, 相反, 当企业稍低于红利计划水平时, 倾向于增加收益。收益平滑假设说明公司有减小业绩波动的倾向。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从各种背景证实了上述所说的动机, 其中许多研究检验了应计制利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为了与前面提到的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相符, 本文研究目标在于检验企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决定受到管理动机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先前的研究探索了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
即业绩平滑、债务契约以及约利计划动机。在本文研究中, 只关注前面两个动机。业绩平滑假设表明管理层的会计选择受到降低收益可变性的驱动, 业绩平滑的过程是通过将收益从“丰年”转换到“欠收年”以达到“修饰”年度间流动的目的, 这个过程削减了收益的峰值, 使企业的业绩波动幅度更小。根据以往的许多研究成果, 企业管理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收益平滑动因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经理人的报酬与工作的安全性有关。在企业营业不景气的年度, 经理人通过“美化”财务报表以提高其维持工作的可能性, 在营业业绩好的年度, 经理人倾向于减少报告利润, 因为“信息衰变”常使当前好的业绩表现预示着较差的未来业绩表现。二是为了降低能够被投资者认可的风险。业绩的不确定性被看作是公司整体风险的一个重要度量, 因此直接影响投资者的资本化率, 从而对公司市场价值产生不利的影响, 管理层就有利用“会计技术”平滑收益的动机。西方学者的许多关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成果认为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是最常见的盈余管理手段之一, 并且一些学者经研究发现公司为了达到收益平滑的目的而倾向于对研发支出资本化 (如Nelson, 2003) 。因此, 预测当公司水平 (研发支出资本化之前) 低于上年的水平时, 公司会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而利润水平高于上年水平时, 公司则会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费用化。于是作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动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成反向变动的关系
代理理论认为, 债权人与所有者、经理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会包括一些限制性条款, 这些限制性条款对管理者的行为有制约作用, 目的在于达到保护债权利益。许多债务契约往往是依赖于会计数据而订立。会计准则允许在一定有选择会计方法的“灵活性”, 使经理人有机会通过选择某些会计程序尤其是增加会计利润的程序避免违背债务契约, 降低“代理人成本”。即使经营失败不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所避免, 经理们仍希望应用能够增加资产和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提高其他重新谈判中的“交易定价”地位, 即提高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中的“价格”。根据债务契约假说, 负债比率更高的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更强的动机去选择能够增加利润的会计政策, 例如在本研究中将会更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这种资本化通过两种方式“软化”了债务契约的限制。首先, 如果债务契约是依据会计利润而设定, 资本化将增加利润;其次, 如果债务契约是依据总负债与总资产之间的比率而设立, 那资本化将降低这一比率。因此, 假设如下:
H2:公司的负债水平与其研发支出资本成正向变动关系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会计年度期间进行研究开发项目的所有公司都有义务披露相关信息, 并于附注中说明本期研发支出费用化的金额以及资本化的金额。因此, 研究了2007年、2008年两年中披露了研究开发信息的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都是通过手工收集而获得。由于许多公司没有特别披露研发支出或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总额, 或者是仅仅披露研发支出总和。最后, 选取符合要求的146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2007年为76家, 2008年为70家。本文研究上市公司年报来自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所选择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0。
(三)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文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如下: (1) 因变量。在每个样本中, 计算了统计检验中将被用到的变量值, 其中作为因变量的是研发支出资本化变量, 即Capitalization, 该变量是本年度内研发支出资本化总额除以公司总资产而得。 (2) 自变量。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 使用了自变量Ch ROA, 该变量表示本会计年度的资产收益率与前两个会计年度的平均资产收益率相比而言所发生的变化。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 还会陆续引入自变量ROA-2衡量年度间资产收益率的变化, 分析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结合本文的研究, 主要目的是要检验为达到盈余管理目的的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是否被利用。为检验第二个假设, 即公司负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关系, 用到自变量Leve, 该变量表示总债务除以总资产 (受影响研发支出资本化之前) 。 (3) 控制变量。为了测试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 在统计检验中还包括了与其相关的一些控制变量 (参考Aboody&Lev, 1998) 。第一个控制变量是企业的研发支出总额占当年资产总额的比例, 用变量R&Dtotal代替。预期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与资本化金额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一方面, 研发投入越高的企业, 会因为符合会计准则所设定的条件而将较大比例的支出资本化的可能性也会越高。但值得指出的是, 即使以上所提到的条件全部满足, 会计准则在该问题上的规定仍然具有灵活性, 而且, 公司所进行的大的研究项目比小的研究项目在检查其是否符合资本化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因此, 将R&Dtotal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第二个控制变量和企业的获得能力有关, 当前的获得能力被视为获取完成与开发项目所必要的经济资源的一个因素。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获利能力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盈余管理目的影响, 当目前业绩不理想时, 这可能会促使企业资本化研发支出以改进其会计业绩类似的, 当企业的获利水平较高时, 这可能会使企业倾向于费用化研发支出达到降低政治成本的目的。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表明, 当前的获利能力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水平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另外, 当前的获利能力可以被视为未来预期的获利能力的信号, 预期未来的经营获利能力能够成功的弥补其资本化的成本。预期未来获利能力越高, 研发支出满足会计准则资本化的条件的可能性越高, 即企业通过增加收益收回资本化支出的可能性越高。因此, 预期未来经营获利能力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为了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引入变量ROA作为公司获利能力的控制变量, 通过经营利润 (研发支出资本化之前) 除以公司总资产。此外, 还引入公司的规模因素来控制政治成本与媒体大众的注意力 (Watts和Zimmerman) , 于是引入公司规模的对数值作为替代变量, 即Ln Assets。为了控制资本化的重要性, 引入哑变量High-Capita, 如果研发支出资化的金额超出中位数则取1, 否则取0。而且, 通过变量Lag Capita来控制前一年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此外, 还引入MB作为控制公司将来成长性, MB可能通过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而得到。引入变量Beta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控制公司的风险, 另外依据国海证券大智慧软件对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 (4) 模型建立。本文参考了kennedy (2003) 的研究成果, 采用了Tobit回归分析。当公司没有资本化研发支出时, Capitalization取0, 当公司资本经部分或全部研发支出时取小于1的正值。统计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在 (表1) 中, 将样本公司与整体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 研究样本公司是否偏向于某些特征。可以发现样本公司与整体公司在负债率、获利能力与利润波动三方面相关不大, 但是在公司规模方面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 样本公司的规模的平均值为8.43亿元, 远高于整体公司规模的平均3.5亿元, 因为公司规模是样本公司与整体公司之间唯一不同的公司特征, 又因为在统计检验中特别控制了公司的规模, 所以, 样本的离异性可以忽略。因为将研发支出资本化作为一种盈余管理的方式, 在 (表2) 中按行业对样本进行了对比描述性分析。可以知道, 高新技术企业、电力企业、汽车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占总资产比重较大, 相比之下, 建筑业企业该比例最低, 另外, 机械制造业、汽车业企业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比例比纺织业企业更高。
(二) 方差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测资本化公司组与非资本化公司组之间的差异, 在 (表3) 中进行了参数t检验与非参数Wilcoxon检测。通过方差检验, 可以发现资本化公司组与非资产本化公司组在业绩波动、企业规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相互之间的负债率却存在差异, 资本化公司组的负债率更高。非资本化公司组的研发投入比例更高 (分别在t检测1%水平上与Wilcoxon检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这是因为资本化不是公司研发活动单纯目的, 结合 (表2) 的结论, 这表明其中涉及到一些潜在的动机。 (表4) 描述了相关关系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业绩波动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是呈反向变动关系, 尽管其显著性水平并不非常高 (P<0.1) 。然而, 资产负债率与研发投入比例之间关系不显著, 与公司规模存在轻微地负相关关系。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是净资产利润率 (ROA) (P<0.01) 。从总体上来看, 可以通过方差检验发现, 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 即资本化例与业绩波动呈反向变动关系, 与负债比率呈正向变动关系。但是, 由于在前面的Pearson相关分析中没有考虑交互影响因素, 所以研究有必要深化, 因此, 在下面的研究中, 将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注:表中资产均值及差异的单位为百万元
注:本表中公司规模没有取对数值, 单位为百万元
注:“*”括号前数值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数值表示显著性水平
(三)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5) , 可以发现:第一, ChROA是显著负相关, 意味着本年度获利水平与前两年平均获利水平的波动越大, 则企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比例越小, 即检验结果证实了H1。然而, 发现H2并没有通过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LEVE不显著, 这种结果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债务契约具有“刚性”, 所以公司没有动力为避免违背债务契约而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所设置的债务契约经常通过调节报告盈余和总资产以消除特殊会计处理所产生的影响, 这些特殊的会计处理中就包括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第二, 控制变量R&Dtotal不显著 (P<0.88) , 表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不是公司研发支出的函数, 研发支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之间这种不显著的关系意味着公司的资本化决策是独立于其研发活动的, 因此, 这也可能暗示资本化的决策与其他的公司特征有关。同时还发现ROA与Capitalization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意味着获利水平越高的公司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比例越低, 通常将ROA视为公司财务健康程度和取得完成、开发项目所需经济资源的能力的“信号”, 同时也将其作为预测未来获利能力的“信号”, 而研发支出资本化被用作高收益或低收益的制衡因素,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本化被用于收益平滑, 从侧面验证了H1。以上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降低由过高或过低获利水平所引起的政治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是盈利水平较高的公司倾向于投资于风险大的项目, 从而使研发支出没有达到资本化所需要的条件, 而盈利水平低的公司更倾向于投资于具有可预测性、风险较低的项目, 因此, 这时更可能符合资本化条件。第三, 在检验其他控制变量时, 发现公司规模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之间不存在关系以及公司的成长性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意味着被预期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公司更可能进行资本化, 这可能是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去披露“漂亮”的公司业绩, 或者是他们更有可能满足资本化的条件。此外,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 High-Capita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 Lag Capita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与公司希望在作出资本化决策时保持“一贯性”有关, 即前期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更有可能将研发支出再次资本化, 否则有可能引起业绩的波动。最后, 考虑统计诊断发现schuartz值为-767, 拟合优度R2的值为0.75, 可见回归方程拟合得较好且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第四, 在模型2中, 采用了一个替代变量Ch ROA-2来解释获利能力的变动, 该指标具体说明年度间业绩波动, 即本年业绩与上年业绩的比较。因为本年业绩无论是与前两年平均业绩水平还是与上年业绩水平相比较, 管理者或市场都能够感知企业业绩的波动, 因此, 通过模型2检验两者对研发支出资本化决策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研究发现, Ch ROA-2与Capita仍然表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同时, 其他的检验结果与模型1保持一致。虽然拟合优度R2值降至0.7, 但回归方程仍然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总之, (表5) 的结论证明了H1, 但是没有为H2提供支持, 由于在两种情况下检验结果趋于一致, 因此所得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四、结论
IASB与FASB发起的合作研究项目产生了争论, 其中就涉及到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选择。双方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并且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很少, 这不利于很好地解决当前的争议。本文通过提供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使用与盈余管理动机的相关关系的实证证据, 希望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建议。研究结果基本上证实了收益平滑假设, 但是没有实证假设中公司的负债水平与资本化决策所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为了达到平滑收益的目的而采用研发支出资本化, 在一定程度上, 收益平滑被视为一种机会主义策略, 结论支持了当前FASB的立场, 因为其不允许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具有灵活性, 而是要求将所有研发支出费用化, 另一方面, 不应该忽视收益平滑是一种有效传递“信号”的方式, 能够向市场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 并且先前的大多数研究文献都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角度出发支持了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因此, 对研发支出最好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全部费用化还是资本化仍然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问题, 这将再一次引导人们去关注传统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权衡问题。
摘要：由于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是受到盈余操纵所驱动的观点, 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公司对研究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决定是受到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为了达到盈余平滑的目的而倾向于对研发支出资本化, 但公司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去降低债务契约违约风险的假设没有获得支持。
关键词：盈余管理,支出资本化,盈余平滑,债务契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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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aly, P.M.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9]Kennedy, P.Econometrics.Prentice-Hall.2003.
证据管理 篇10
现代企业制度下,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性, 管理者趋于利用更多的信息来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 损害股东利益。Jensen and M eckling (1976) 认为, 给予管理层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薪酬激励, 能有效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 使两者利益趋于一致, 降低代理成本, 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借鉴该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 但未取得一致性结论。2010年9月28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尘埃落定, 管理层股权激励成为大股东黄光裕和CEO陈晓争论的焦点之一, 这使我们更加关注管理层薪酬的问题, 其与企业业绩相关性问题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设计的企业业绩综合评价指数, 以企业终极产权研究视角, 考察了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 以期丰富公司治理研究文献, 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治理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 假设提出
根据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体 (Jensen and M eckling, 1976) ,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契约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薪酬激励契约。激励对管理层来说是一种心理过程, 但对于股东来说则是一种策略与形式。股东对管理层的激励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 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主要是物质激励如货币薪酬, 对于精神激励的披露很少, 故难以获得公司真实的激励情况, 因此本文中所指的管理层薪酬主要指货币薪酬。根据代理理论, 当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股东会与管理层签订报酬-绩效契约, 以减少管理层由于道德风险所带来的代理成本, 使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性提高, 从而达到激励并约束管理层的目的 (张俊瑞等, 2003) 。在报酬-绩效契约下, 管理层的报酬将由企业的业绩来决定, 即业绩越高, 管理层所能得到的报酬也就越多。因此, 这种激励制度的安排, 可能有效地促使管理层为最大化自身利益, 而更加努力工作, 进而提高企业业绩。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激励与监督机制降低代理成本的两种重要机制, 两者相互替代相互补充, 共同对管理层的行为加以激励与约束, 但这种激励与监督机制因企业终极产权性质差异而产生不同效应。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 由于其没有政企不分问题, 同时大股东的目标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更趋于一致, 因此能够很好的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加上监督机制比较健全, 股东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能够很好的降低代理成本。但是, 对于终极产权为国有的上市公司, 源自股权激励等形式的货币激励相对于政治激励处于次要位置, 这种政治激励有利于将管理层目标与政府目标一致化, 所以, 管理层不会因为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而与大股东产生冲突, 反而是政府目标的忠实执行者 (夏纪军等, 2008) 。加上实际工作中所有者缺位, 所以很容易引发“内部人控制”、“59岁现象”等问题。根据经济人假设, 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 有利用种种手段增加自己的财富、掠夺股东利益的倾向, 例如“冠冕堂皇”地提出股权激励方案来为自己谋利 (周建波等, 2003) 。因此,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相对终极产权为非国有上市公司, 薪酬激励制度在国有产权企业中, 可能起到的激励效应相对较弱。据此, 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相对于非国有产权上市公司, 国有产权上市公司对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间的正相关关系有一定抑制作用。
(二) 模型构建
为对假设1和假设2的真伪性做出检验, 我们初步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目前对企业业绩衡量的指标主要可分会计利润指标和市场价值指标。会计利润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等, 优点容易观测, 但其计量易受人为地操纵并且容易使管理层更加关注财务报表中的净收益, 产生明显短期行为;市场价值指标如Tobin'q等, 能直接体现股东追求财富最大化要求, 但易受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 不能如实反映管理层努力程度, 同时由于市场中存在噪声交易者, 使得股价不能如实反映有关信息影响。鉴于此, 本文构建一个综合业绩评价指数Y, 具体包括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共12个财务指标。K M 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K M O等于0.710, Bartlett值为12318.255, 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 , 均表明这12个指标具有相关性, 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提取出前五个的主成分因子 (其贡献率分别为26.838%、17.554%、9.458%、8.568%、8.341%, 累计贡献率达到70.76%) , 并经过归一化处理, 最后加权计算得出综合业绩评价指数Y。
CS为管理层货币薪酬的自然对数, 具体包括全部管理者货币薪酬总额 (X C) 、前三位管理者的货币薪酬总额 (G G) 和前三位董事的货币薪酬总额 (D S) ;IN D为企业终极产权性质的哑变量, 若上市公司终极产权性质为国有, 则IN D=1, 反之IN D=0.;CS*IN D, 为管理层货币薪酬与企业终极产权性质的交叉项。根据本文研究假设, 若β1应显著为正, 则假设1成立;若β3显著为负, 则假设2成立。此外,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成长性、行业特征是影响企业业绩的重要因素 (李增泉, 2000;周建波、孙菊生, 2003;张俊瑞等, 2003;徐莉萍等, 2006) 。为此, 我们通过控制变量 (CO N) , 具体包括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IZE) 、资产负债率 (D EBT) 、总资产增长率 (G R O W) 、行业哑变量 (Industry) 及年份哑变量 (Y ear) 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控制, 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三) 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A股2007年~200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 剔除ST公司、PT公司、B股及H股公司、有异常值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 最后获得3092个观测样本, 2007年到2009年依次为1209个、1077个、806个。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 (CSM A R) 数据库, 并采用SPSS16.0进行处理。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下显著 (双侧检验) 。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主要变量的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表明, 就不同企业终极产权性质, X C、G G以及D S的均值均无显著差异, 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 (无论是国有产权还是非国有产权) 对管理层的激励, 均采用了相近的货币薪酬水平。但对于企业业绩, 不同终极产权性质却产生明显差异。统计结果发现, 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企业业绩明显好于国有上市公司的企业业绩, 且在1%水平下显著, 初步表明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效率更低。此外, Pearson相关性检验显示, 在没有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时, Y与X C、G G, 以及D S均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说明管理者薪酬水平越高, 企业业绩越好, 研究假设1得到初步证实;IN D与Y显著负相关, 表明国有产权性质降低了企业业绩 (限于篇幅, 未予列出) 。
(二) 多元回归分析表3为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下显著。
从模型整体来看, 三个模型的A d-R 2都较高, 均达到60%以上, F值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 说明模型各研究变量得到较好拟合。同时, D W接近2, 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性。就管理层薪酬变量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资本结构、成长性以及行业和年份因素后, 无论是全部管理者薪酬 (X C) 、前三为管理者薪酬 (G G) , 还是前三位董事薪酬 (D S) 均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 其均通过1%统计性水平, 表明管理层薪酬越高, 企业业绩越好, 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说明股东与管理层基于信息不对称签订的报酬-绩效契约, 起到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 减少代理成本, 使其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的目的;三个模型中的交互项X C*IN D、G G*IN D和D S*IN D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相对非国有产权公司, 国有产权公司对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抑制作用, 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这与国有产权上市公司所有权缺位导致的监督不足, 和国有产权性质扭曲激励制度有关。一方面, 在国有产权上市公司, 所有者缺位导致的监督不足, 使管理者有动机也有能力去获取更多的隐性收入 (或私人收入) , 而对货币薪酬的关注较弱, 激励效应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 在国有产权上市公司, 货币薪酬激励相对于政治激励可能处于次要位置, 所以, 管理层更倾向于实现政府利益, 而非是从企业业绩中所得到的利益, 这直接导致了薪酬激励制度的扭曲, 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
四、结论
管理层薪酬激励效果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07-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以企业终极产权为切入点, 通过因子分析法设计的企业业绩的综合评价指数, 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 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 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显著正相关, 而国有产权性质对这种正激励效应有显著抑制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 尤其国有产权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 《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证据管理 篇11
某村村民李某长期在外省打工，2013年春节，李某听黄某说他今年获得粮食补助款5000元，于是找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某了解粮食补助款的情况，王某在逼问下承认了贪污李某粮食补助款的事实。李某向纪委举报，纪委在办案中发现王某六年多次从发放李某粮食补助款的银行账户偷取现金，共计25000元。其中，2012年偷取4800元。案件查办中，李某因意外事故死亡。因涉嫌贪污犯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县纪委向检察机关移送如下材料：举报信，李某陈述，黄某证人证言，王某陈述，王某偷取补助款监控摄像，发放补助款银行卡，李某属粮食补助对象材料，粮食补助标准文件等纪检证据材料。
本案中王某利用协助政府办理粮食补助职务便利窃取李某2012年粮食补助款4800元，其行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之规定，属贪污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王某六年内多次贪污，数额未经处理，应累计计算，其六年共贪污25000元，该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贪污犯罪。但上述纪检证据材料，能否作为指控王某贪污犯罪的刑事证据使用？如果可以，需要如何操作？
二、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理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一条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有助于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的研究。
（一）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的理解
根据证据存在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以客观存在的物品、痕迹等实际存在物展现案件真实情况，具有不易更改、不受主观意志影响的特性。而言词证据易受主观影响，不同时间、地点、环境下人所作的陈述可能不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不宜在刑事诉讼中移送使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不应包括言词证据在内。
（二）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是一种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存疑，只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行政执法与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实物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获得的也是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只是不需再履行取证手续。因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行政证据具有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资格，行政证据能否作为刑事定案证据有赖于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认定。
（三）实物证据存在瑕疵的补正程序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的规定执行，但此类证据应按行政程序予以补正。
三、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途径
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障碍主要是纪检证据不符合证据合法性属性。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证据收集主体、程序、形式等符合法律要求，而纪检机关不是刑事侦查主体，依据纪检办案程序办案，证据形式也不同，因此纪检证据不符合刑事证据合法属性。但纪检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与案件事实关联性。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做法，对于排除纪检机关纪律检查与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衔接的障碍，疏通纪检机关移送刑事违法案件通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7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受侵害人陈述、被调查人的陈述、视听资料、现场笔录、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根据证据的分类方法，纪检证据可以按照如下路径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一）纪检机关取得的实物证据可通过移交转化为刑事证据
前文已述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纪检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把与涉案事实有关的实物、现金、账目和有关文字资料进行扣押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时，检察机关无法再对这些证据进行查封和扣押，该类证据的收集是不可重复的。因此纪检机关收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检检查笔录等实物证据，向检察机关移交后，原则上可以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案例中“举报信、王某偷取补助款监控摄像、发放补助款银行卡、李某属粮食补助对象材料、每年粮食补助标准文件等纪检证据材料”，加盖纪委公章，注明移送证据情况和证明对象，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由于纪检机关收集实物证据程序与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差别，检察机关对纪检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必须进行严格审查，但审查应偏重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如对于物证、书证主要审查：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等。
（二）纪检机关取得的言词证据需区别对待
（1）被调查人的亲笔陈述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被调查人的亲笔陈述是被调查人员在纪检机关查处违纪案件过程中，向纪检人员所作的关于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并且这种供述是以亲笔书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2）证人证言、受侵害人陈述、被调查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不能转化为刑事证据。案例中黄某证言、王某陈述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检察机关应重新收集黄某证言、王某陈述。
（3）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些例外规定。案例中，李某死亡，检察机关无法重新收集李某陈述，李某陈述成为证明李某六年的粮食补助款被王某贪污的关键证据，如果其他证据与李某陈述相互印证，应将李某陈述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4）纪检机关取得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鉴定结论可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
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是当前我国反腐体制不顺现状下的无奈选择。从长远来看，应该真正确立司法独立体制，由检察机关主导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工作，纪检机关在查处违纪案件中一旦发现涉嫌犯罪事实，就应该立即停止对案件的调查工作，移交并配合检察机关做好犯罪的调查取证。
证据管理 篇12
20世纪30年代, Berle和Means对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表明, 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所有制模式下, 股东几乎没有能力和动力掌握公司控制权。 管理者所拥有的直接决策权, 成为掌握公司控制权的主体。管理者的权力可以为自身带来一定的“在职”利益收入, 一旦失去了管理者职位, 则这种“在职”收益也将随之消散, 因此, 管理者在面临 “失职” 压力下会采取维护自身职位的行为和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的行为, 这种行为被称为管理防御行为。许多国内外学者对管理防御行为作了大量的研究, 但纵观这些研究文献, 对管理防御中管理者权力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在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大环境下, 在大多数企业国家控股以及法律对小股东保护不够而造成的内外部监督控制弱化的情况下, 我国企业中管理者拥有的权力是相对较大的。
另一方面, 自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i和Miller开创性地提出MM无关性定理以来, 资本结构理论就一直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演化, 相继形成了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 市场择时理论和管理者惰性理论等。 然而, 纵观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文献, 很少有相关研究集中考察管理者权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经典的权衡理论认为, 公司存在一个最优或目标债务水平, 这个目标债务水平是公司在对债务融资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而确定的。 债务融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影响, 首先债务融资的成本要远低于权益融资的成本, 因此, 债务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进而增加企业价值;其次债务融资的利息在税前支付, 具有节税功能;再者, 大量的研究表明, 债务具有治理效应, 能够降低公司自有现金流代理成本, 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 防止过度投资, 进而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 债务融资决策本身就存在代理问题。 由于债务融资会给企业带来财务危机或破产风险, 这种风险将危及管理者职业安全和人力资本价值。因此, 在缺乏内部和外部监督的情况下, 管理者会选择规避债务融资而选择权益融资。因此, 管理者权力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治理数据, 实证考察管理者权力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债务融资决策中存在的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源于管理者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债务水平。 Berle和Means (1932) 在其经典名著 《 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 规模经济和技术变迁导致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的融资形式也由间接融资形式为主转变为由直接融资形式为主, 这使得公司的股权分散在众多的小投资者手中, 从而不拥有或拥有很少公司股份的管理者完全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 由于公司股份分散在众多投资者手中, 持有很少股份的投资者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与此同时, 管理者对公司资源拥有足够的控制权, 但却不拥有或很少拥有所有权, 从而导致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由此也形成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者偏好于低风险以保护他们无法分散的人力资本风险 (Fama, 1980) , 并且管理者倾向于规避由于债务融资带来的经营业绩压力 (Jensen, 1986) 。 由于债务具有固定的还本付息的义务, 当公司经营业绩不好时, 可能导致企业无法按期还本付息, 进而导致企业破产清算和管理者失去管理者职位。 因此, 债务融资会给企业带来财务破产风险, 也将损害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价值。 所以,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 管理者自身不愿意进行债务融资, 而偏向于财务风险相对较小的权益融资。
Berger、Ofek和Yermack (1997) 利用美国452家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的债务水平与管理者职位巩固程度显著负相关, 尤其当管理者的任期较长、 管理者薪酬激励较弱和董事会总不存在较强的监督时, 公司的债务水平较低; 对他们采用债务水平变化进行研究时发现, 当管理者面临的职位巩固威胁消失, 或者当大股东进入董事会时, 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增加。这些结果表明, 当管理者在没有外部和内部监督时, 管理者倾向于规避债务融资。 Kin和Gillian (2007) 利用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亚洲7个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数据, 实证考察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管理者权力较强的公司具有较低的债务比率。 具体来讲, 当CEO同时兼任公司董事长、 外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弱、CEO任期较长时, 公司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因此, 管理者权力相对较强时, 管理者将倾向于规避债务融资。 但当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 公司的债务比率相对较高, 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监督管理者, 促使管理者增加债务融资。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预期, 权力较强的管理者将降低债务融资水平。 因此, 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 管理者权力与公司总的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
在分析债务治理效应时, 很多学者更为强调短期债务在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作用 (Hart, 1995;Hart and Moore, 1998;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 这些研究分析了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在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基础上, 通过模型推导出最优的短期与长期债务搭配比率。 通过拥有项目现金流的短期求索权, 债权人能够决定一个项目是否继续进行还是破产清算, 因此, 如果管理者或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短期债务的存在将使得公司控制权向债权人转移, 公司将面临破产清算, 此时, 管理者将面临职业风险。 Hart (1995) 分析了短期债务在促使公司清算, 进而阻止“管理者帝国”建造方面的治理作用。 Benmelech和Bergman (2008) 分析了自利的管理者在控制权私利和项目清算价值一定的情况下, 如何在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尽管短期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较低, 但如果由于项目失败而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 短期债务会导致公司较早地进入破产清算, 因此, 短期债务将给管理者带来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因而强势的管理者将避免短期债务融资。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 管理者权力与公司短期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公开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期间自2006年至2010年。 在样本选择过程中, 我们按照以下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 (1)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 剔除在研究期间被证监会处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即ST公司; (3) 剔除所需研究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 所有研究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 管理者权力的度量
Finkelstein (1992) 将管理者权力的来源划分为四类:结构权力 (管理者在组织中的正式职务) 、 所有权权力、 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Adams、Almeida和Ferreira (2005) 在考察CEO权力对公司业绩影响时, 借鉴Finkelstein (1992) 的结构权力, 采用三个哑变量对管理者权力进行度量: 管理者是否为公司的创立者、 管理者是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唯一的董事会成员 (唯一知情人) 、 管理者是否兼任董事长。 本文采用管理者是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唯一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者是否兼任董事长。我们预期, 当管理者为高级管理人员中唯一的董事会成员或管理者同时兼任董事长时, 其对公司决策的影响程度较大, 则管理者拥有较强的权力, 反之, 则管理者拥有较弱的权力。
(三) 实证研究模型
为了考察管理者权力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 我们构建了以下实证检验模型, 并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检验:
模型 (1) 中, DAR为资产负债率, 其值等于总负债的账面价值除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MPOWER为管理者权力, 该指标为哑变量, 如果一个公司的CEO为管理层中唯一的董事会成员时, 其值等于1, 否则取值为0;OUT- DIR为独立董事比率, 其值等于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SIZE为公司规模, 其值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EBIT为息税前利润, 其值等于息税前利润除以公司总资产;NON- DEBT为非债务税盾, 其值等于折旧与摊销除以公司总资产;TANG为资产抵押能力, 其值等于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公司总资产;INDUSTRY为行业哑变量, 以控制行业因素对债务水平的影响;YEAR为年度哑变量, 以控制宏观经济对债务水平的影响。
按照理论预期, 管理者权力变量应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 表明管理者权力越强, 公司越不愿意进行债务融资; 独立董事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表明独立董事可以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 抑制管理者权力, 进而促使管理者进行债务融资; 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这是因为公司规模越大, 多元化程度越高, 财务破产风险越小, 公司可以承担更多的债务水平, 另外, 公司规模越大, 其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 债务举借能力越强; 息税前利润或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公司节税空间越大, 公司越有动机通过增加债务达到节省税收的目的, 另一方面, 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 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小, 公司就越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债务; 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 这是因为非债务税盾越高, 抵扣利润的能力越强, 通过债务融资进行节税的空间越小, 所以非债务税盾越高, 债务融资水平越低; 资产抵押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这是因为资产抵押能力越强的公司, 其债务融资能力越强, 债权人的贷款风险越小, 因而公司可以举借更多的债务。
为了检验管理者权力对短期债务融资的影响, 我们按照现有的公司财务研究文献, 建立了以下实证检验模型:
其中, SHDEBT为短期债务比率, 其值等于短期债务除以总债务; 其他变量与模型 (1) 中的变量定义一致。
(四)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分析了主要变量的特征。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6.4%, 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金近一半来自债务融资。 短期债务比率的均值为88.1%, 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总的债务融资中绝大部分来自短期债务融资。 另外, 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 大约有41%的公司其CEO为公司董事长或为管理层中唯一的董事会成员, 独立董事比率平均为34.2%。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一) 单变量分析
为了考察管理者权力是否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产生影响, 我们按照管理者权力强弱程度将整个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 管理者权力较强组和管理者权力较弱组, 在此基础上, 检验公司总债务比率和短期债务比率在这两个样本组别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2给出了比较分析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在管理者权力较弱的组别中, 总债务比率的均值为45.8%, 而在管理者权力较强的组别中, 其均值为37.9%, 两者相差7.9%, 且这种差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 表明管理者权力较强的公司其总债务比率显著低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公司, 初步表明管理者权力与总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同样, 短期债务比率在管理者权力较弱组别中的均值为9.01%, 而在管理者权力较强组别为8.52%, 两者均值差异为4.9%, 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测试, 表明管理者权力较强的公司其短期债务比率显著小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公司, 说明管理者权力与公司短期债务显著负相关。 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1和2。
(二) 多变量回归分析
在上述单变量分析中, 我们初步验证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总债务比率和短期债务比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 这种分析忽视了其他公司特征因素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 为了控制公司治理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 我们加入了独立董事比率。 同时, 根据以往实证研究文献, 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公司特征变量对债务融资的影响。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公司规模 (SIZE) 、公司盈利能力 (EBIT) 、公司成长性 (MTB) 、非债务税盾 (NONDEBT) 以及公司资产抵押能力 (TANG) 等变量。 另外, 为了控制行业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 我们加入了行业哑变量 (IN- DUSTRY) 和年度哑变量 (YEAR) 。 我们利用2006-2010年期间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所示。 从表3第1列中的回归结果看,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管理者权力的回归系数在模型 (1) 中为-0.094, 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测试, 表明管理者权力越强, 公司总债务比率越低, 管理者权力与总债务比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的预测。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 独立董事比率与总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 表明独立董事能够促使管理者进行债务融资;公司规模与总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 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其债务融资能力越强;公司盈利能力与总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 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债务融资越小;资产抵押能力与总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 表明抵押能力越强的公司其举债能力越强。
为了检验管理者权力对短期债务融资的影响, 我们将总债务比率替换为短期债务比率,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 (2) 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所示。从表4第1列结果看, 管理者权力的回归系数为-0.040, 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测试, 表明管理者权力越强, 短期债务比率越小, 说明管理者权力与短期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这种结果进一步验证假设2的预期。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 独立董事比率与短期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盈利ÁÁÁ能力与短期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抵押能力与短期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模型 (1) 和 (2) 的实证检验分析, 我们发现, 公司管理者权力对公司的债务融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公司管理者权力越强, 公司的总体债务水平和短期债务水平越低, 表明权力较强的管理者具有规避债务融资的倾向和动机。而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上, 债务融资对公司具有价值效应, 如节税功能。因此, 管理者规避债务融资是一种管理者的自利行为。
(三) 稳健性检验
我们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作了两个稳健性检验。在模型 (1) 中, 采用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除以总资产代替前面的总债务比率, 回归结果见表3的第2列;同样, 在模型 (2) 中, 我们用短期借款除以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代替前面的短期债务比率, 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第2列。从表3中的第2列结果看, 管理者权力与总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仍然为显著负相关;而表4中第2列的结果也表明, 管理者权力与短期债务比率也仍然保持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 我们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管理者权力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Jensen (1986) 研究发现, 债务能够降低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 这是因为债务能够强迫管理者吐出自由现金流, 降低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支配, 进而降低管理者在职消费和进行有利于管理者私利的帝国建造。因此, 我们预期, 权力较强的管理者具有规避债务融资的激励动机。基于这种推测, 我们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 实证检验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 在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后, 管理者权力与总债务比率和短期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 表明强势的管理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规避债务融资, 降低公司总的债务水平和短期债务水平。因此, 债务融资本身存在代理问题。
摘要：代理理论认为, 由于较高的债务融资增加了管理者偿还债务的压力, 因此, 债务融资降低了管理者可以自由支配的公司资源, 因而, 权力较大的管理者不愿意进行债务融资。本文利用我国股票市场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 实证考察了管理者权力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 管理者权力较大的民营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债务比率, 尤其是较低的短期债务比率。因此,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权力较大的管理者具有避免债务融资尤其是短期债务融资的动机。
关键词：管理者权力,债务融资,短期债务,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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