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证据

生命的证据（共7篇）

生命的证据 篇1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要求

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主要履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两大职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指针对法律法规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检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的行政活动。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要求：一要为民。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首先是为人民服务的，对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当事人行使处罚权，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是对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本质要求。二要求真。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以检测结果为依据，对照相关质量标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必须保证执法过程的客观性，以事实为依据，才能符合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求真的要求。三要合法。“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作为行政部门执法的活动，行使行政执法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约束，不可滥用。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据的特征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部门用来证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并应受相关行政处罚的一切客观事实，就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的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其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一是客观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所需查明的事实，在其发生过程中常常会留下痕迹，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客观现实的反应。二是关联性。证据同案件事实必须有联系，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只是如实的反映这种相关性，来确定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中的作用，从而证明案件真相。三是法律性，也称为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只能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和认定，包括其收集方法和存在形式也必须合法。

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做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应做到案件质量有保证，行政处罚有依据，“法治质监”有进步，而这些都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作支撑，证据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证据的三大属性正好符合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三大要求，两者形成有效对接。执法人员查处案件，正是通过合法客观收集证据，鉴别真实性，才对案件事实做出结论和行政处罚，这也正满足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为民、求真、合法”的要求，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1. 证据是案件质量的重要保证

如何体现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为民本色?就是要保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案件质量，将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不法分子予以惩罚，对诚信生产经营的行政相对人予以适时监管。如何保证案件质量呢?就是要用证据说话，因为证据是案件事实的反映，证据合法有效，其反映出来的事实也随之清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主要从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违法主观意图等方面入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在职权范围内合理使用，这是保证执法案件质量的重要环节。

2. 证据是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对违法者做出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要有事实依据，不可随意处罚，否则行政处罚行为本身就违法了。事实依据从何而来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案件时，借助认识案件事实真相，只有客观全面地收集到案件证据，才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作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对违法者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

3.证据是“法治质监”的必然要求

实施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制化，实现“法治质监”，是解决当前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各种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推动“法治质监”的重要突破口就是尊重事实，注重证据。只有客观合法地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之后，才能依据事实判断违法行为，再作出行政处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法定目的很强，必须在合法的动机下循着法定处罚要件去取证然后裁决，证据是整个执法过程的核心环节。

守护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在守护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其中人员素质、证据的收集、审查质量是重中之重。

1.收集证据合法高效

收集证据是证据进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过程的第一步，对于整个案件的走向极为重要。要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查明案件事实，质量技术监督机关需要采取合法的方法和手段，发现、提取、保管证据。首先，收集证据应有计划性，必要时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真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其次，收集证据需抓住时机。执法人员应迅速反应，抓紧机会在案发第一时间现场收集证据。最后，收集证据要依法进行。只有依照法律程序收集的证据才合法有效。只有计划周密、行动迅速、程序合法才能收集到充分有效的证据，才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审查证据全面严格

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的证据都应经过认真鉴别，经查证属实的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对依法收集到的证据分析、判断，鉴别真伪，研究其关联性、证明力的活动，就是证据审查。首先，要对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即证据中是否加入了人为的主观想像、假设、推理、臆断;证据的取证主体、程序、形式、来源等是否合法;证据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其次，对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联系进行审查。对证据的审查不可孤立进行，应综合考察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看其之间是否协调一致。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技术性强，技术性的证据证明更加需要链条完整清晰，一环扣一环，在与案件事实关联时，证据链条不得有任何缺少，否则便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只有对证据“三性”和证据链进行严格全面的审查，才能弄清案情，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正确运用行政处罚。

3. 执法素质快速提高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衡量工作成绩的尺度，具体到行政执法中就是合法收集证据，合理运用证据，使行政相对人心服口服，使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保障，这需要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快速提高以适应新要求。首先，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每个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都应加强法治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强化公平公正和执法为民的理念，并以此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确保质量技术监督案件的质量。其次，加强学习，拓展知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技术性较强，执法人员需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业务素养。一方面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在培训中加大法律学习的力度，尤其是证据业务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证据意识和办案能力。执法过程中保持头脑冷静，文明执法，全程说理，依照证据规则充分收集法律认可的证据，使案件证据互相印证，确保案件查处的公正性。

综上所述，证据固有的特性满足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要求，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代替证据在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法治质监”的大环境下，证据成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核心，称其为“生命线”尤为恰当。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关键是要守护好这条生命线，取铁证，办铁案，执法与服务相结合，为质量技术监督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完成历史赋予质量技术监督人的新使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火星曾有过生命的新证据 篇2

耗资25亿美元的好奇号，在登陆火星后不久便发现了一条古河道——那里曾有水流动的证据。随后，好奇号使用地质学工具来发掘更进一步的证据。它的机器臂在泥岩基石上钻出2.5英寸的井眼。机器人将取出的岩石粉末送入火星样品分析仪，使样品加热再汽化，供仪器分析。同时，化学和矿物学装置向石粉照射X射线。射线的散射提示出晶体结构，因此有可能鉴别出火星上的矿物质。

发现的物质有：碳、氢、氧、氮、硫和磷，这些都是生命的关键成分。还有诸如二氧化硫和硫化氢之类的化学物质，它们为微生物体提供了能量。

加州技术研究所火星科学实验室项目科学家约翰·格罗钦格说：“把所有发现串在一起，形成一个线索，我们发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环境。”不过，火星车在火气中并未发现甲烷的踪迹，这使人们猜想，仍有产生甲烷的微生物栖息在火星上。

通过对大气中其他气体的采样，好奇号还发现了火星上的生命最终消亡的一个原因。与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发现的原物质（保存于太阳及气状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中的记录）相比，火星大气中具有更重的同位素——诸如碳和氧之类基本元素的更重的形态。这种拉曲的比率表明，火星上较轻的同位素已逃逸至大气中，剩下的是不成比例的较重同位素。

好奇号的火星之旅也为载人飞向火星的任务搜集了宝贵的资料，需要更好的防护措施，以保障宇航员的安全。携带好奇号火星车的太空船发现，用当代的推进和防护技术装备的火星宇航员每隔5-6天将遭受剂量相当于全身CT扫描的辐射，在长达1年的往返行程结束时，接收的辐射总量达到662毫西弗。这个数字超出了安全指数，只需这个量的3%，就足以引发终身致癌风险。

NASA正在测试新型轻巧耐用的防护材料，比如用氢填充纳米管制成的材料。与较大的原子不同，氢原子被宇宙射线击中时，它不会分解为射向宇航员的附加粒子辐射。

生命的证据 篇3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是围绕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而展开的，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的生存环境各有差异，企业资源配置的特点也各有不同。无形资产是企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提升生产效率、获取竞争优势、增加企业价值的关键力量，其投入是否也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把研究对象聚焦于矿产采掘业上市公司，以企业生命周期为研究视角，探讨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行为。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已有的无形资产文献更多的是揭示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能否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例如，Lev和Sougiannis (1996)以美国1975～1991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研发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及其资本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研发费用的确认和无形资产的摊销能够提升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1];Aboody和Lev (1998)认为软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关系，因为该成本的资本化提升了股票回报率和股票价格，增加了企业价值[2];Goodwin和Ahmed (2006)以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变更为研究背景，对比分析了无形资产确认前后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发现无形资产的确认对提升价值相关性具有促进作用[3];Dahmash, Durand和Watson (2009)发现商誉的确认也能提升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4];王化成，卢闯和李春玲(2005)[5]、刘彬和韩传模(2009)[6]分别以我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验证了无形资产投入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邵红霞和方军雄(2006)细化了无形资产种类，认为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对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影响不同[7]。

企业生命周期问题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Teixeira和Santos (2005)研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发现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偿债能力各有不同[8]。我国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也有阶段性的成果。陈霞(2007)认为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财务特征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更要结合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来研究[9];杨忠，张骁和陈扬等(2007)理论分析了企业成长的驱动因素在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验证了上述过程[10];姚梅芳和张丽琨(2006)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特点，认为高新技术类企业的融资应当结合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具体实施不同的融资策略，解决融资难题[11]。综上所述，企业生命周期和无形资产的研究如火如荼，但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无形资产投入的文献很少。

成长期阶段的企业是处于生命力旺盛、蒸蒸日上阶段的企业，产品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增加较快，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与企业较高的无形资产投入额度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知识经济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在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能力上，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取得长足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往往较高。成熟期企业的销售增长水平和盈利变化程度都要小于成长期企业，它是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下的企业。成熟期企业的关注焦点是保持目前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水平，因为该阶段的企业有着较为固定的客户和市场认同率，此时的无形资产投入力度趋于平缓或降低。当然成熟期企业也会采取多元化经营，但是往往是通过并购和重组来实现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的投入，无形资产投入比重相对较低。因此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比例要高于成熟期企业的投入比例。衰退期的企业面临着市场占有率下降、消费群体萎缩、销售收入减少和盈利能力下滑的局面，企业的经营规模有缩小的压力和趋势，因此企业无暇关注无形资产投入的增加，更多的是减少投资、对企业进行瘦身和整改。因此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要低于成长期企业的投入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高于成熟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

假设2：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高于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鉴于企业生命周期在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矿产采掘业属于能源类行业与国民经济更为相关，本文以矿产采掘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98～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CSMAR研究数据库。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数据的样本公司，并兼顾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等跨期间指标的计算，共获取172个有效年度样本。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反映企业无形资产投入(IA)，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度量(邵红霞和方军雄，2006[7];王化成，卢闯和李春玲，2005[5])。

2. 自变量。

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 本文借鉴Teix eira和Santos (2005) [8]、张俊瑞和李彬 (2009) [12]的研究, 运用销售收入增长率、资本支出率、总资产增长率、管理费用收入比和上市年数来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 其中资本支出率是固定资产变动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管理费用收入比是管理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对上述五个变量, 分别运用三分位法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在销售收入增长率、资本支出率、总资产增长率变量中, 对高、中、低三组分别赋值为2、1和0;在管理费用收入比和上市年数变量中, 对高、中、低三组分别赋值为0、1和2。根据每个样本年度的五个变量赋值结果, 进行赋值加总。按照成长期 (0～2分) 、成熟期 (3～7分) 和衰退期 (8～10分) 的标准, 确定每个样本年度所属的生命周期阶段。最终获得成长期 (GRO) 、成熟期 (MAT) 和衰退期 (DEC) 的样本年度分别为27个、120个和25个 (见表1) 。

3. 控制变量。

利润增长率(PGR)反映企业收益的增长情况，增长越高，企业无形资产的投入比例越高。资产报酬率(ROA)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盈利状况越好，企业无形资产的投入较多(刘彬和韩传模，2009[6])。资产负债率(DTA)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较弱时，企业将减少无形资产的投入;为了控制公司规模对企业无形资产投入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总资产对数(LnA)表示公司规模。

（三）研究模型

为检验假设是否成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运用模型(1)进行验证，以成长期为研究基组，为避免虚拟变量设置陷阱，在模型中没有成长期变量。

在模型(1)中，符号β和μi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和误差项，i表示公司，t表示会计年度，研究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均值分别为0.079、0.048和0.061。经过均值t检验表明，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的投入水平(均值之差为0.031, t=3.113，在1%的水平下显著)，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显著高于衰退期企业的投入水平(均值之差为0.018, t=2.208，在5%的水平下显著)。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Spearman检验中，变量IA与变量GRO、变量MAT和变量DEC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44、-0.141和-0.035，说明针对假设1和假设2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在Pearson检验中，变量IA与变量GRO、变量MAT和变量DEC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44、-0.141和-0.036，也说明针对假设1和假设2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值得说明的是，成长期(GRO)与成熟期(MAT)在Spearman检验中的相关系数为-0.656 (Person检验中的相关系数为-0.655), GRO和MAT属于高度相关。由于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将成长期变量省略，所以上述两个变量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模型中，避免了共线性问题。为了防止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是2.013(远小于10)，而对应的容忍度是0.497(远大于0.100)，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左下部分是Spearman检验, 右上部分是Person检验;*, **, ***分别表示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变量MAT的回归系数为-0.028，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成熟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小于成长期投入水平，假设1得到验证;变量DEC的回归系数为-0.027，说明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小于成长期投入水平，假设2得到验证。

注:*, **, ***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测试

为了检验结论的可靠性，避免变量度量的不同而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运用无形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表示企业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变量MAT的回归系数为-0.221;变量DEC的回归系数为-0.153，表明假设1和假设2仍然得到验证，说明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注:*, **, ***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运用权益报酬率(ROE)替代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盈利水平，流动比率(CR)替代资产负债率(DTA)来表示偿债能力，销售收入对数(LnS)替代资产对数(LnA)来度量公司规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变量MAT的回归系数为-0.031;变量DEC的回归系数为-0.032，假设1和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实证分析结果稳健性较高。

注:*, **, ***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和启示

在新世纪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矿产采掘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矿产采掘类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投入情况，在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的基础上，发现企业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受到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得出了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投入水平的结论。

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无形资产的投入，其投入水平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力量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企业是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无形资产的投入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在鼓励和支持矿产采掘类企业加大无形资产投入，增加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果时，也要考虑企业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针对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制订有效的激励措施，进一步提升无形资产的投入效果。

参考文献

[1]Lev B, Sougiannis T.The capitalization, amortization, and value-relevance of R&D[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6, 21 (1) :107-138.

[2]Aboody D, Lev B.The Value-R elevance of Intangibles:The Case of Software Capitaliz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R esearch, 1998, 36 (Supplement) :161-191.

[3]Goodwin J, Ahmed K.Longitudinal value relevance of earnings and intangible assets:Evidence from Australian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2006, 15 (1) :72-91.

[4]Dahmash FN, Durand R B, Watson J.The value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of reported goodwill and identifiable intangible assets[J].The British Accounting R eview, 2009, 41 (2) :120-137.

[5]王化成, 卢闯, 李春玲.企业无形资产与未来业绩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05, (10) :120-124.

[6]刘彬, 韩传模.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J].会计之友 (中旬刊) , 2009, (2) :77-79.

[7]邵红霞, 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无形资产明细分类信息的再检验[J].会计研究, 2006, (12) :25-32.

[8]Teixeira G, Santos MJCd.Do Firms Have Financing Preferences along their Life Cycle.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Portuguesa, 2005.

[9]陈霞.企业如何做到投资适度——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分析[J].会计之友 (上旬刊) , 2007, (7) :77-79.

[10]杨忠, 张骁, 陈扬等.“天生全球化”企业持续成长驱动力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差异性跨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 2007, (6) :122-136.

[11]姚梅芳, 张丽琨.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周期的融资方式优先序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1) :142-148.

生命的证据 篇4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公安机关对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在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现场进行初步勘查, 该初查活动是否具备合法性?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初查是否合法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 一) 理论学界的观点

理论学界认为公安机关的初步勘查不是法定的侦查活动, 其认为初查活动是立案前的一般性调查, 是公安机关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的一种审查活动。[1]其认为诉讼活动中, 程序的开始是立案, 立案是每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案件的起始步骤。当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确定犯罪事实存在, 经立案之后才能对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及审判。且他们认为立案前的初查活动不但包括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一般性调查而且还包括对特殊案件进行现场勘查、尸检等专门性调查, 但所有的初查活动目的是为立案提供材料,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属于立案前审查工作的范畴, 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侦查。

( 二) 公安一线部门的观点

公安机关一线部门认为初查是合法的侦查活动。其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规都对现场勘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 勘验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 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2]另外, 公安机关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该规定对犯罪现场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3]

上述法律法规皆在说明初查活动是合法的, 无论立案前的初查还是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侦查措施, 都是依法的并且是合法的。

二、欧美国家对初查行为在法律上的规定

欧美国家法律规定的立案程序和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上对立案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他们国家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就是警察机构侦查活动的开始。在英国, 警察接到民众报案后就可以对所报案件进行侦查。[4]在美国, 在案件的被害人、案件的知情人或者获悉犯罪情况的警官向主管官员控告某个犯罪行为的实施后, 就对该刑事犯罪开始侦查。[4]当然也有的国家要求在案件侦查之前, 办理立案侦查的相关手续, 但是并没有把立案程序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比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警察机构接到有关犯罪的控告或者由其主动获取犯罪信息的时候, 应当立即在专门的登记本上登记, 之后开始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5]

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案件侦查的条件, 而不是立案的条件。因此, 从英美法系等国家的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初查是侦查活动的一部分, 是合法的。

三、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分析

我们不禁要问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需要结合我国公安实践来进行认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对知情人、被害人等进行调查访问或者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发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发生了犯罪事实, 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下,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应当迅速的作出立案决定。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为立案提供材料支持, 而且是证明是否发生犯罪。初查收集到的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提供了方向, 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一项侦查活动。因此, 理论学界把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定性成是公安机关在立案前所进行的一般性的调查, 是一项简单的审查活动, 不是合法的侦查行为。这是片面的, 是不合理的。在整个诉讼活动中, 初查行为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 也具有诉讼活动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公安实践,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应当赋予法律效力, 关键是初查活动中依法获得的证据当具有证据能力。

四、通过不同方面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我国对证据的审查必须严格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审查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 主要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不同方面进行, 其中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是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6]笔者将根据审查的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 一) 初查证据具有客观性

证据被采纳的基本条件是所审查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 客观性包含两个要素: 内容和形式。内容的客观性要求证据材料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 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猜测或者编造出来的“真实”; 形式的客观性要求所提供的证据能以某种形式被人们感知, 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被审查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 不具有客观性的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初查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后对涉嫌案件的现场或者人员进行初步勘查检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犯罪现场提取到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 例如作案工具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等。初查证据从内容上来说是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的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 从形式上来说是具体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物证, 能被人们所感知。如上所述, 客观性的两个要素都能在初查证据中体现, 因此初查证据具备客观性。

( 二) 初查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

案件的审判必须建立在合法的证据链之上, 这就要求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应当具有关联性。这就要求证据不但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 而且证据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是对案件立案, 而初查活动是为立案服务的,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展开调查, 在初查中收集到的证据能够证明犯罪现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某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在刑法上具有因果关系、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 初查所收集的证据拥有实质上的证明意义,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也以此来对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进行立案。在立案后,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时候, 是在原有的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和收集证据, 而侦查活动是建立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活动基础之上, 初查证据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且能证明犯罪事实, 所以初查证据具有关联性。

( 三) 初查证据具有合法性

证据合法是证据被采纳最主要的标准, 证据合法的前提是证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合法的内容包括主体合法、形式合法和程序合法。根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则, 要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 不过有一些证据通过转化使之合法后也可以被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有明确规定, 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6]当然在诉讼活动中, 也有些证据可以通过转化使其合法, 如补签姓名、依法重新取证等方式, 经查实, 若该证据具备合法性则予以采纳。[6]在案件的起诉和审判阶段中, 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受到争议的关键就是初查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 反对者否定初查证据证据能力是因为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而认为初查证据没有证据能力。

笔者认为, 法无禁止即合法,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但也没有明确的否定初查制度。从公安实践来看, 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笔者认为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初查活动中依法收集的证据也是合法的, 经查属实的初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

五、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总结

任何案件的办理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司法证明的过程。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警察取证的重要环节, 都会对刑事案件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依法在涉嫌犯罪现场获得的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 当具备证据能力。

六、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思考

初查证据在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受到争议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其合法, 所以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明确规定初查的程序、方式。并将可适用的范围扩大为所有因案件材料无法判断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理由如下:

( 一) 根据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初查是侦查的组成部分, 不是立案的组成部分, 初查是侦查的基础, 具有刑事诉讼性质, 初查活动及初查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另外, 我们发现初查这一活动并不是我国独创的, 所以有必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初查程序及方式是合法的。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的说明中, 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这就要求广大司法工作者, 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去执法, 尽可能的减少错案, 冤案发生。而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 初查结果的错误都会导致错案, 包括错误立案和错误不立案, 不管出现哪种错案, 带来的后果都非常严重。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立案, 会导致与案件没有关系的人被刑事拘留或者逮捕, 严重的甚至被错误起诉和判决。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该立案缺没有立案, 则放纵了犯罪, 使得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处罚。[6]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使公安机关判明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准确立案, 而且还为后续的侦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初查活动为公安机关提高办案的准确性以及防止错案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法定初查程序和方式, 以便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更加符合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

摘要：公安机关在对涉嫌犯罪案件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初步调查,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步调查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通过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及初查证据的法律性质分析, 初查是为案件立案提供证据支持, 它与立案后的侦查, 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项侦查活动。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后, 应具有证据能力。

关键词：涉嫌犯罪现场,初查,初查证据,证据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宗辉, 王均平.侦查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2.

[2]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犯罪现场勘查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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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欣.中外刑事侦查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生命的证据 篇5

毋庸置疑, 证据制度是任何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 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完善必然逃离不了对证据制度的从新审视与完善。诉讼追求公平公正, 追求客观真实, 追求将案件的事实大白于天下, 而与案件事实紧密相连的恰恰是证据, 它会直接影响所需要证明的案件的事实真实与否, 也会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任何判决, 任何诉讼请求的成立都必须以证据为支撑。由此可见, 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的架构中处于相当重的位置。本次刑讼法对证据问题相关规定的修改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下面本文将仅从修改后的证据定义和证据种类为切入点, 谈谈本次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定问题的几点个人之见。

一、证据定义:从“事实”说迈向“材料”说

关于证据问题的定义, 在中外法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事实说”、“根据说”、“材料说”与“统一说”等等。我国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名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到1996年, 我国第一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该法第42条继续沿用了“证据”的这一规定。因此, 可以说, 在我国长期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事实说”, 也就是“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这一证据定义。然而, 这一学说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届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究其原因, 主要有:一、该规定的条文表述存在形式逻辑的错误。在以前的刑诉法条文中, 先是将证据界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而后又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难免有点自相矛盾, 也就是说, 证据已经是案件的真实事实了, 没有必要再去查证属实。二、在“事实说”语境下, 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证据就是证明的事实”这一错误理解, 进而把证据与事实等同起来。我们知道, 事实一词往往指向真实性、客观性, 其具有典型的价值取向, 而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本身是没有真假等价值取向的, 这样一来, 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 显然会违背该词原来的意思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并且, 这也容易造成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界限的混乱。如果说,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那么证据本身就是真实的事实;案件的真实情况是案件事实, 也是真实的事实。这种所谓的“真实的事实”究竟是一个事实还是两个不同的事实的问题让人难以捉摸, 易于混淆。

新通过的《刑讼法》在第48条将证据的定义修正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从而将我国的证据定义从“事实说”转为“材料说”, 这一修改有何进步呢?首先, 其在用语上更加科学、规范, 将“案件真实情况”修改为“案件事实”, 不仅避免了以前条文刑式逻辑的错误, 使之与后面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相连接, 相呼应, 从而增强了法律条文的系统性, 协调性, 而且, 删除“真实”二字避免了我们先入为主, 对证据不鉴别, 不审查, 从而片面的去认定证据效力与证明力, 表明了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遵循一个从待定到确定的过程。其次, 将“证明”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表明了我们在搜集证据材料时具有相对性, 选择性, 甄别性的特点, 如果说以前证据关于“证明一切案件的事实”强调的是证据的相关性、真实性, 也就是证据的证明力的话, 那么“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同时强调了证据的合法性, 也就是证据能力的问题。最后, “材料”说为日后丰富证据种类和形式打下了伏笔, 从而使得证据这一涵义更为丰富, 如新的规定中增加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

二、证据种类的增加与完善

(一) 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与“鉴定意见”仅两字之差, 但两者所表达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结论, 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从推理的前提推论出来的判断或是对人或事物所下的最后的论断。也就是说, 结论一般都带有终局性、最后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将结论理解为一种终级的、不可变更的, 或者是盖棺定论的东西。而意见则是指对事情的一定看法或想法, 不具备强烈的终局性、权威性特点。可见, 二者区别显而易见。在我国以前的证据法规定中, 作为证据法定形式之一的鉴定结论一直与鉴定意见相等同, 而且这在我国的证据学理论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然而, 这一说法, 却导致了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上的偏差。首先, 人们往往会在字面上将“鉴定结论”误解为是“最终定论”或是“正确结论”, 从而忽略了其主观性、意见性的特点。其次, 鉴定结论, 是鉴定人运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方法或者专业知识、技能对案件中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检测、鉴别提出的一种判断性意见, 基于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导致很多法官在判案时将鉴定结论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当然, 我们不排除鉴定结论这种判断性意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在弥补法官在涉及专门性问题上存在的判断能力不足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鉴定结论本身也只是相关专业人员依赖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所做出的一种判断性意见, 其具有主观性, 意见性, 并且这种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以及权威性还受到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客观环境等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将鉴定结论盲目的视为准确无误的定案根据, 更不能简单的作为定案的结局性结论。因此, 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无疑会更为贴切, 更为准确。

(二) 增加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

虽然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才新增加了辨认笔录和侦查实验笔录这两种证:

据法定形式, 但它们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已有涉及, 只不过其被归到了其他证据种类当中, 可以说此次规定也算是给了其一个正式的名分。

辨认笔录, 是指记载依法进行辨认诉讼活动过程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在以前的刑事诉讼法中, 没有辨认笔录这一规定,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把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形成的辨认笔录归类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中, 并运用辨认笔录的证据材料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侦查实验笔录, 是对侦查实验准备, 侦查实验时空条件、侦查实验模拟实施过程以及侦查实验结果等情况记载形成的证据材料。侦查实验笔录源于侦查实验。此次将侦查实验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材料形式予以规定, 可以说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证据理论体系, 更是顺应了打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时代要求。

(三) 增加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指以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信息系统及其传输、储存介质为载体, 运用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物理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数据信息资料, 包括艺术字、字母、文字、图形、符号、音频等形式记录信息内容的资料。电子数据是伴随着电子科学技术发展而呈现的一种新型信息载体, 具有易变性、再生成性和储存稳定性等特性。

同辨认笔录一样, 电子数据这一法律术语在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出现, 然而它们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有所涉及。过去, 我们往往将侦查、起诉、审判环节获取的电子数据转化或者归类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来证明案件事实。我国2004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中规定:“数据电文不得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见,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证据材料在实践中已有很长时间。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材料形式加以确定, 符合我国刑事证据种类发展的客观现实, 对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相关证据规则并未建立

(一) 重证据形式, 轻证据规则

此次刑讼法对证据种类的修改除了将鉴定结论修正为鉴定意见, 新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以及电子数据外, 与以前的刑诉法一样, 继续采用了封闭式列举的方式对证据的法定形式予以了规定。究其原因, 是因为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表达的是证据的法定形式, 证据会因此而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以此来排除那些不能作为证据的材料。也就是说, 在法律上, 当事人收集提供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 不具备法定形式的证据是不被承认, 不能纳入诉讼轨道的。也许有人会好奇了, 在我们的新刑诉法未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这些早已存在, 但却未被规定为证据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增加到证据法定形式之前, 它们是不是都是无效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前文所述, 它们被转化归类到其他的证据形式, 同样被当作证据使用。至此,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想象, 以后要是再碰到类似的新的证据形式时, 我们还将继续转化归类并加以使用吗?由此可见, 我们关于证据的这种封闭式的列举方式或许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其实, 对比其他国家关于证据的法定形式的规定,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事证据的规定, 基本没有如同我国这样对证据的法定形式做封闭式列举的。究其原因在于, 在他们看来, 确定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 关键的并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的要求, 而在于是否符合证据的“可采性”要求。从原则上来说, “凡是可以在诉讼中向法庭提出, 供法官和陪审员据以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所犯何罪和罪行轻重的证据, 都是可采证据”。证据的可采性涉及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等诸多因素, 通过规定证据形式并不能予以完全解决, 对此, 需要依靠系统的证据规则予以确定。因此, 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成为英美证据法的核心问题。而我国, 从过去到现在可以说都一直很重视证据的法定形式, 而对于与证据的核心“可采性”相关的证据规则却关注甚少。到目前为止, 我国只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确立了不同的规则。可以说, 我国对证据规则的重视度不够, 相关证据规则也并未建立。

(二) 改变证据封闭式列举形式, 着手建立证据相关规则

如上文所说, 证据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只要符合这一本质属性, 某种材料即使不在法律规定的法定证据形式的范围之内, 也不影响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因此, 我们对证据形式的规定虽然可以追求可能详尽, 但更为合理的方式, 或许是改变目前封闭式列举方式, 改为以证据定义为基础, 对证据形式做开放式规定。而且基于证据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而证据的“可采性”依赖于一系列的证据规则, 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对不同的证据所使用的具体规则的详细规定, 确立不同的证据形式使用不同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就适用不同的规则, 相应的, 每一种证据形式都应有其相匹配的收集、鉴别、质证等规则, 遗憾的是我国刑诉法对此却并未规定。

四、结语

总的来说,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做了很多积极的努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予以肯定, 比如其对证据定义的修正, 对证据种类的增加与完善等等, 都顺应了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立法趋势。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法来说, 就证据形式问题而言, 重要的不是对证据形式做无一遗漏的列举, 而是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设置相应的证据规则。这应该是我国刑事证据法今后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做了大幅修改, 内容涉及证据定义的修正、增加证据种类、细化证明标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一系列的规定。可以说本次刑诉法关于证据问题的诸多新规定, 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以修改后的证据定义和证据种类为视角, 对我国证据规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个简要的评析。

关键词：证据制度,证据定义,种类,证据规则

参考文献

[1]沈志先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何家弘, 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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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昭武.论我国刑事证据定义、种类和形式的新变化[J].法治研究, 2012, (5) .

生命的证据 篇6

该企业原董事长严某以为单位办事为由, 在上述期间分14次从该企业出纳杜某手里用14张白条 (有支出证明单但无任何附件) 领取现金926700.00元, 财务处理为借“管理费用”, 贷“现金”;2003年至2005年期间, 该企业出纳杜某因“2002账”内资金周转不灵, 将该企业置于账外且由自己保管的995100.00元KTV和桑拿部收入分4次调入账内周转使用, 财务处理为借“现金”, 贷“其他应付款”KTV和桑拿部。2005年8月, 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对该企业进行审计时发现上述问题。该企业为掩盖上述问题, 董事长严某等人经与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人员协商, 在会计师事务所额外获取4万元审计费以及不散“2002账”会计凭证财务资料的前提下, 会计师事务所同意并指派事务所人员肖某、李某伙同该企业财务部经理邓某、会计蔡某、出纳杜某等人对上述财务处理作了突击变更。通过将董事长严某用14张白条 (有支出证明单但无任何附件) 领走现金且已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列支核销的926700.00元换成14张同期同金额的借支单 (此借条领款人改由严某的司机黄某经手) , 并据以将此项会计分录由原来的借记“管理费用”和贷记“现金”调整为借记“其他应收款——严某”和贷记“现金”;将置于账外且由出纳杜某保管的KTV和桑拿部收入分4次调入账内周转使用的995100.00元换作董事长严某同期同金额的4张还款收条 (该收条由该企业出纳杜某出具, 杜某证实并未受到严某的还款) 并将此项会计分录由原来的借记“现金”, 贷记“其它应付款——KTV和桑拿部”调整为借记“现金”, 贷记“其它应收款——严某”。通过以上变更, 仍有68400.00元的差额不能将“其它应收款——严某”的账目调平, 因此邓某等人同时又将严某已在“管理费用”中列支核销的31747.50元;27220.00元;30932.55元由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调入“其它应收款——严某”的借方;将21412.00元由贷记“现金”调入“其它应收款——严某”的贷方 (该笔调整后的财务处理性质为报账冲减其借款) , 并记收88.05元的现金, 据此减记“其它应收款——严某”经账目调整后仍然存在的尾欠款。

通过将以上财务账目进行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严某”账户的借方和贷方发生额均为1016600.05元, 即余额为零。而前述的该企业账目中存在的隐瞒收入995100.00元和虚假列支926700.00元的问题, 自然而然的就从账目中消失了。

针对上述案情, 侦查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提出了鉴定申请, 要求确定:1、严某从该企业“2002账”中以白条形式支出的现金数额;2、该企业“2002账”中对上述资金的账务处理造成的财务后果。并提交了下列检材: (1) 该企业经某会计师事务所人员肖某、李某伙同该企业财务部经理邓某、会计蔡某、出纳杜某等人调整以后的相关财务会计资料证据。 (2) 与严某还款有关的40万元资金来源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 (账外收入暂借给另外账目使用后转入“02账”周转使用的款项) (3) 犯罪嫌疑人严某对其白条虚假列支报账以及上述相关案情的供述。 (4) 某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及具体参与改账人员肖某、李某对上述案情的证言以及账目调整前后相关财务账目处理的情况说明。 (5) 该企业财务部经理、会计蔡某、出纳杜某、严某的司机黄某等人对上述案情的证言以及账目调整前后相关财务账目处理的情况说明。

通过审查检材, 鉴定机构发现送检的相关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均为调整以后的财务会计资料, 从账目中抽出的严某原14张领取现金926700.00元的白条 (支出证明单) 已被上述有关人员销毁, 而改账前作为“其它应付款——KTV和桑拿部记”账的995100.00元的会计记录也不存在了, 这里仅有与之相关的40万元资金来源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证明有未入“2002账”的账外收入存在。

仅有上述财务会计资料证据是否能够满足鉴定要求, 鉴定机构能否以上述财务会计资料证据为基本证据, 将侦查机关同时提供的能相互印证且与客观财务事实相吻合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相关证人的证言作为“参考证据”使用, 从而受理该案并作出客观科学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员作了充分的研究论证, 最后确定受理委托, 并针对委托要求作出了鉴定结论。该结论在审理严某职务侵占案中被法庭采信。

该案的焦点就是本案中的“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参考证据”在司法会计鉴定中的使用问题。

针对上述论点,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证据的含义和把握使用证据。

首先, 我们要理解何为证据

在各类诉讼活动中, 诉讼的核心是证据。所谓证据, 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从内容方面看, 证据是一定的事实, 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从形式方面看, 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证据的基本特征具有客观性, 即证据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联性, 即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内在的联系;法律性, 即证据应当是具有法定形式, 依法收集, 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事实。

有了对上述证据的含义和特征的理解, 在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中, 我们是否可以给司法会计鉴定证据下定义: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指在司法会计鉴定中, 司法会计鉴定人依法以进行鉴别、分析, 据以作出鉴定结论的事实根据。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一特征反映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属性,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事实的客观反映, 它是司法会计鉴定的基础, 也是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 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只有通过客观真实的财务会计资料进行鉴别、分析, 才能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否则, 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就会因鉴定证据的不可靠, 不客观而出现错误, 因此,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作为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 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第二,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司法会计鉴定过程中使用的证据材料。这一特征反映了司法会计证据的基本范畴。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反映与案件有关的财务会计事实, 必然或有一部分或大部分, 甚至全部被用作证据, 但只有在司法会计鉴定中被使用的证据材料, 才能称为司法会计鉴定证据。也就是说,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既包括诉讼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证据, 如与案件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 也包括其他诉讼活动中没有使用的, 与司法会计鉴定有关的其他材料, 如与鉴定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等。

第三,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司法会计鉴定人员进行鉴别、分析和作出鉴定结论的客观依据。这一特征反映了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基本用途。从证明案件事实的角度讲, 司法会计鉴定实际上就是司法会计鉴定人员根据一些客观情况来鉴别判定另一些客观情况的过程。其中, 被用来作为鉴定依据的客观情况就是司法会计鉴定证据。需要理解的是, 只有与鉴定事项有关, 可以由司法会计鉴定人引以进行鉴别、分析, 据此作出鉴定结论的证据材料, 才能作为司法会计鉴定证据。

其二, 要正确把握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基本要求

在司法会计鉴定中, 司法会计鉴定人对鉴定证据的采用必须符合以下两点基本要求:

第一,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必须是经诉讼机关依法定程序收集或审查形成的鉴定材料。这是对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来源的基本要求。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是一种客观存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必须是由办理案件的诉讼机关依法收集的。当然, 在许多情形中, 司法机关需要司法会计鉴定人协助进行某些证据的收集工作, 司法会计鉴定人所实施的这类证据的收集活动, 是依法在案件承办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

第二,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必须是由送检机关确认了其可靠性的鉴定材料。这一点至关重要, 必须牢牢把握。司法会计鉴定的最终任务是作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由司法会计鉴定人根据其对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检验、研究和分析结果所作出的。显然,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本身是否可靠, 直接关系到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我国法律有关规定和司法会计假定理论, 鉴定材料的可靠性应由送检机关负责。所以,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必须是由送检机关确认了其可靠性的鉴定材料。但是, 对司法会计鉴定证据提出了这一要求, 并非意味着司法会计鉴定人在司法会计鉴定中无需考证证据的可靠性, 恰恰相反, 司法会计鉴定人在鉴定中必须随时注意考察鉴定材料的可靠性, 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可靠性。

其三, 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划分为“基本证据”和“参考证据”

所谓基本证据, 是指在司法会计鉴定中, 能够采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对其内容进行检验分析, 并能够作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基本依据的司法会计鉴定证据。从证据形式上讲, 基本证据主要包括:1.载有鉴定事项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2.鉴定事项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3.能够说明上述证据内容的客观情况的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其基本的特征为:第一, 具有可鉴别性, 司法会计鉴定的技术特点及鉴定范围, 决定了能够利用司法会计技术进行检验分析的对象, 只能是按照财务会计规程 (或司法会计技术规程) 产生的书面材料, 而基本证据材料本身, 则正是财务会计技术 (或司法会计技术) 的运用结果。因此, 基本证据大都可利用司法会计技术方法对其内容进行相应的鉴别分析。第二, 具有稳定性, 除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外, 基本证据的内容都是在案发前就以文字形式固定着的, 其内容在诉讼中或诉讼后都不会发生变化,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第三, 可靠性, 除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外, 基本证据都是在财务会计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是在诉讼开始以前即以特定的物质形式所固定。这就决定了基本证据在其被收集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易被加入人为的因素, 因而其可靠性较强。上述基本证据的三个特点, 明显高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他的存在是司法会计鉴定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依据。

所谓参考证据, 是指在司法会计鉴定中, 能够说明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内容, 并对检验鉴别分析和制作鉴定结论有参考意义, 但不能作为鉴定结论基本依据的司法会计鉴定证据。从证据形式讲, 参考证据主要是指当事人的叙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以及除基本证据以外的书证等。参考证据虽不完全具备基本证据的特点, 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司法会计鉴定中的作用。首先, 在司法会计鉴定中, 鉴定人根据参考证据可以考察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制作人的业务水平即资料的制作背景等, 进而可以考察基本证据的可靠性;其次, 司法会计鉴定人可以借助于参考证据来考察基本证据的完备性, 以便发现基本证据的不足, 及时要求补充基本证据或科学地使用现有的基本证据来解决鉴定问题;再次, 司法会计鉴定人在某些情形中还可以借助于参考证据来合理地确定财务会计资料的检验范围。

有了对上述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含义、特征、要求、类别的分析和理解, 我们是否可将送检的检材一作为该案的基本证据使用, 证明该企业“2002账”改账后的财务事实客观存在;将检材二、三、四、五作为该案的参考证据使用, 从不同角度印证该企业“2002账”对有关财务账目作了虚假记录, 并就具体会计事项作如下简要鉴定分析。

(一) 审核检验改动后该企业“2002账”中“其它应收款——严某”明细账情况反映, 其使用期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 期初余额为0元, 账簿使用期间借方发生额共17笔, 金额为1016600.05元, 贷方发生额共6笔, 金额为1016600.05元, 期末余额为0元, 账目结平。

(二) 审核检验该企业“2002账”中“其它应收款——严某”相关原始凭证反映的财务事实:1.经审核其借方发生额相关原始凭证发现: (1) 从2001年1月31日至2002年6月25日有14笔金额共计926700.00元的借款借据均为黄某签字领取现金。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及该企业财务处理程序规定, 此项会计业务应作借记“其它应收款——黄某”贷记“现金”的财务处理记账, 而本案将其作借记“其它应收款——严某”贷记“现金”的财务处理记账, 显然是错误; (1) (2) 2003年1月25日至4月25日有三笔金额共计89900.05元, 系严某报销的相关费用, 且报账手续完备, 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及该企业财务处理程序规定, 此项会计业务应作借记“管理费用”贷记“现金”的财务处理, 本案将其作借记“其他应收款——严某”贷记“现金”的财务处理, 显然是错误。 (2) 2.经审核其贷方发生额相关原始凭证发现: (1) 2001年8月8日有1笔金额为21412.00元, 系严某报销的相关费用且报账手续完备, 本案将其作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其他应收款——严某”的财务处理, 其财务处理性质为报账冲减其借款, 而此前该账户借方发生额相关借款凭证均为黄某出具, 据此可以反映严某并未借款, 而上述财务处理的一般规则和该企业财务处理程序规定, 该项财务处理内容应该是先有相关人员借款业务记“其它应收款——×××”的借方, 而后才有上述财务处理业务性质发生, 显而易见此项会计业务涉嫌作了虚假的会计记录。 (2) 2003年2月25日至2005年3月28日有4笔金额共计995100.00元的出纳杜某出具的反映严某还款的白条收款凭证, 本案将其作了借记“现金”贷记“其它应收款——严某”的财务处理, 道理同上, 应是先有借款业务, 才会有还款业务在相关账户核销。因而此项会计业务同样涉嫌作了虚假会计记录。 (3) 2005年3月31日“其它应收款——严某”账户贷方发生额88.05元, 显然是为平账而作的财务处理。

针对上述审核检验发现的问题, 结合本案送检检材二及检材三、四、五从不同角度对本案案情的客观反映, 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经综合分析、鉴别确定:1.该企业改动后“2002账”中“其它应收款——严某”, 科目借方14笔发生额共计926700.00元, 为改账前已列入“管理费用”核销的严某白条支出数额。2.从“02账”改账后账面反映来看, 该企业将严某白条支出926700.00元改作“其他应收款——严某”的账务处理, 并以该企业原在“其它应付款——KTV和桑拿部”挂账的账外收入995100.00作为严某的还款冲减“其它应收款——严某”的债务将账冲平, 一是核销了该企业的债权, 二是减少了该企业的收益, 在“资产负债表”中表现为净资产的减少, 侵害了所有者 (该企业) 的权益。

通过对上述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分析、理解以及本案中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将“言词证据”作为“参考证据”在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中的合理运用, 且该鉴定结论被法庭采信的情况, 不难得出结论:“言词证据”符合有关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可以针对不同情况, 在司法会计鉴定实践活动中作为“参考证据”慎重正确使用。

生命的证据 篇7

(一) 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所界定的是获得的证据资料违反了法律准则, 其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概念范畴。①

那么, 何谓非法证据呢?目前,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概念和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但是在理论研究中, 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有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②它包括证据内容、证据表现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等因素不合法的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 也就是“非法取得的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 非法取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司法人员, 其取证行为是国家行为, 代表公权力, 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为了避免这种“绝对权力”滥用以致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这种行为。而非国家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不是国家行为, 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故难以普遍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构成巨大威胁,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但可比照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因此本文所称非法证据仅指狭义的非法证据。

各国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有所不同, 但是都对禁止、非法取得证据的方式有所规定。既然证据取得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 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理应无可采性。可问题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不一定不合理, 不一定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的歪曲, 相反可能对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如果某一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没有证明价值而被排除当然不会引起争议。但如果其有一定证明力, 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有意义, 是否也应该被排除?能否成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基础?如何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 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③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项诉讼规则都有其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产生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本文认为, 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重要内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理论基础, 即人权保障理论、权力限制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

1.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之一。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④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到的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隐私权利等极易被侵犯, 因此人权保障主要在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在刑事诉讼中, 公民个人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面前明显处于弱势, 其基本权利受司法人员威胁甚至被侵犯的现象极易发生。非法获得的证据, 往往就是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如果非法证据被采用, 则意味着对非法行为有纵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就是旨在通过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的评价, 拒绝其证明价值, 以此杜绝非法取证行为, 体现人权保障理念。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向社会澄清犯罪事实的真相是刑法追求的重要目标, 为了这一目标, 国家司法机关自然主动使用强制手段侦查犯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 不计代价, 因为这些强制手段的实施或多或少会干涉到相对人的权利。因此, 刑事诉讼法在保证顺利实现追诉功能的同时, 还必须为公民个人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排除非法证据, 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观念, 符合刑事诉讼追求目标。

2.权力限制理论

对权力的限制是与保障人权紧密相联的, 因为权力是保障权利必不可少的强制力量, 但要切实保障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

孟德斯鸠指出:“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 一直到需要有界限的地方才肯休止。”⑤由此可见, 权力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东西, 而一旦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其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的威胁可想而知。为了防止权力滥用, 有必要对权力进行限制。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在有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规则的阻碍, 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⑥

限制权力, 防止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体现在证据的取得方式上严格限定拥有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 如果其权力有侵害个人权利的倾向, 便应排除该权力取得的证据, 并使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各国基本都制订了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司法人员的取证程序, 防止其滥用和扩张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如英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 美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和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都采取了较为果断的排除规则, 直接否认了违法所取得证据的证明力, 从程序上予以了排除。排除规则的适用, 是从司法途径上防止掌握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非法取证, 阻止权力扩张, 保障个人权利。

3.程序正义理论

刑事诉讼不仅要求追求实体的正义, 而且还要注重程序自身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⑦评价诉讼程序是否正义, 主要是看其能否保障相对人受到应有的待遇。

国家追诉、审判与惩罚犯罪是执行法律的行为, 必须依法进行, 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遵守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依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规范, 而且所有的法定程序必须公平、合理。而当今世界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体现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尊重。

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诉讼结果实现, 更要通过诉讼过程来实现, 两者缺一不可。非法取证, 一是程序违法, 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证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一个根据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取得的证据做出的裁判结果, 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 公众也会对此产生怀疑。因此程序的正义能够约束和规范国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 实现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公正。

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国外立法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英美法系国家

1.英国

(1)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含义是:在刑事案件中, 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自白 (即承认有罪的陈述) , 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 不论其原因是什么, 均不具有可采性。⑧

在英国, 被告人自白是指被告人对其被指控的罪行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和承认, 法庭在对被告人审判前被警察讯问阶段所作的供述进行审查时, 认为它符合法定条件具有可采性, 就可以将它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因此, 英国证据法特别强调被告人自白的可采性, 而“保证供述可采性的关键在于确保被告人自由, 自愿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警察采用强制或者压迫的手段, 供述的自愿性就会大受影响, 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⑨。

1984年英国颁布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 (2) 规定: (a) 由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或者 (b) 该供述做出是那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使所有供述都不可信任的语言和行为的结果, 那么, 法庭应当不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除非控诉一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 (尽管它可能是真实可靠的) 没有采取上述手段取得, 这种证据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可见, 英国把对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作为诉讼公正的保障, 防止其对诉讼公正产生不利影响。

(2) 非法实物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实物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 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材料。在普通法上, 取得证据的方法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可承认性。在对待实物证据上, 英国实行的是一般规则, 由此只要实物证据与案件相关, 便具有可采性,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实物证据即使是非法取得的也被认为是可靠的, 在庭审时, 将其作为证据提出, 并不会使被告人受到不公平的审判。

但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 同时也给法官在对于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这一问题上保留了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刑事审判的初审法官认为证据的不利作用超过了它提供证据的价值, 依照可采性规则, 会导致对被告人不公平的结果, 那么法官有不采纳这种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2.美国

(1) 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美国的许多原则、规则等都源于英国, 其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也不例外。美国的自白规则是在对英国自白规则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美国, 排除非任意性自白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其宪法修正案中。美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 都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可见, 被追诉人不得被迫供认有罪, 缺乏任意性的供述不得采纳为证明。

1966年, 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基础上确立了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明确:①未告知被拘禁的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与法律帮助之前, 不可对其讯问;②嫌疑人表示沉默时, 讯问应当停止;③嫌疑人有意聘请律师帮助, 在律师来前, 讯问应当中止;④如果律师不在场的情形下继续讯问, 必须保证嫌疑人明知理智地放弃了上述权利及将承担的后果。

虽然此后, 米兰达规则在适用上受到了一些限制, 如“公共安全”例外, 但岂今为至, 其还是美国法院排除自白最常用的规则。

(2)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对于非法物证的做法与英国的截然不同。在美国, 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 采用较为彻底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最初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该修正案明确规定个人的财物、文件、住所不受非法搜查、扣押, 但在修正案之后, 非法搜查、扣押的和行为仍然不少, 受害人只能通过提起侵权诉讼获得损害赔偿。1885年, 最高法院在伯亚德诉美国 (Boyad V.U.S) 案中曾一度确立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04年的亚当斯案 (Adams V. New York) 中, 曾一度废除这一规则, 但在1914年的威科斯诉美国 (Weeks V.U.S) 一案中, 则最终确认了这一规则。⑩

但是, 为了惩罚犯罪, 提高司法效率, 美国之后也确立排除规则的若干例外, 主要有“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前者指即使不采取非法手段, 非法取得的证据最终或必然能够以合法手段取得。后者指警察进行搜查、扣押时, 如果是以“客观合理的可相信的”搜查证为依据的, 即使最终发现搜查证不合法, 取得的证据仍可采用, 因为此时警察的搜查行为是善意的。○11

(二) 大陆法系国家

1.关于口供的排除问题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诉讼的首要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 传统上实行自由心证, 赋予了法官较大的权力, 证据能否采用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因此,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不实行口供排除规则。尽管如此, 其在法律上也严厉禁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被追诉人的口供, 同时随着国际人权浪潮的冲击, 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逐渐重视对非法口供的排除。进而保护人权, 通过立法来抑制警方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 (一) 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 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 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范围内实施强制, 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 禁止以法律规定的利益相许诺; (二) 有损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 禁止使用; (三) 第一、第二款的禁止规则, 不顾及被指控人承诺, 必须适用。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陈述, 即使被指控人同意, 也不允许使用。○12在法国, 立法也对刑讯逼供和其他手段取得的口供持否定态度。

2.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与排除非法口供有所不同, 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

在德国, 对违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原则上采用权衡利益原则。在证据法方面“证据禁用”的做法, 这种证据禁用并非仅限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的证据, 而是基于各种利益比较采取的。○13因此, 在德国违法取得的证据, 在利益权衡下也不一定被排除。

法国在排除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做法与德国比较接近, 也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人员应严格按法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证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非法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在对待非法获取口供的法律效力上, 虽然各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法律意识都各不相同, 但均对其持否定态度。可以说, 非法获取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证据规则。

由于世界各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实践的增多以及国际范围内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 联合国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来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为各国提供处理这一问题应遵守的规则。1975年12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或处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该《宣言》第12条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 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之后, 联合国大会在1984年12月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 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在随后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进一步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上述的规定, 都表明了联合国对非法取证的谴责和否定, 同时也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 《宣言》和《公约》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言词证据, 而没有涵盖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世界各国在实物证据的排除方面也没有公认的准则。但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权衡下, 对于非法方式获取的物证, 大多数国家都在从将惩罚犯罪作为取证重点向重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转变。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 立法现状

1.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根据上述规定, 可以推知我国宪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 但对非法证据及其排除问题没有规定。

2.刑事诉讼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但实践中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排除问题。

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 根据新法的规定: (1) 非法言词证据是绝对排除的, 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应当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2)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都应当依法排除, 并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3)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4) 法庭经过审理中认为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5) 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6) 确认或不能排除为非法证据的, 有关证据应予排除。

修改后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其虽对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在立法层面已经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3.司法解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严禁非法取证, 另一方面长期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导致实践中非法取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 201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司法解除就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 新刑诉法在立法时吸收了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并以立法形式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内容。

(二) 执法现状

如前所述, 尽管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由于长期没有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违反法定程序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基本可以采用, 进而导致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对于公安机关非法搜查、扣押的现状人们也早已熟视无睹。

更让人痛心的是, 在法律明令禁止非法收集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排除言词证据的情况下, 非法口供依然在我国大量使用未被排除, 其造成的冤假错案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三) 导致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运用现状的原因

1.立法上缺陷

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事实上, 通过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甚至口供在司法实践中都被采用, 因此更加使得侦查人员喊着打击犯罪的口号肆无忌惮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可以说, 这已经成为整个侦查队伍的职业通病, 而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制约, 即使个别人具备守法观念, 其结果也会是相同的。

2.相关配套体系的缺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完美, 还需要相关配套体系的确立。在我国由于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全程录音或录像制度等相关配套体系的不完善, 导致侦查人员以刑讯逼真供、暴力等方法收集口供的事件时有发生。

3.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法律严禁用非法方式搜查、扣押证据, 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自然享有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权, 但在实践中监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检查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负有追诉犯罪的职能, 因而两者在工作中具有牵连性, 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中立、公正的立场, 极有可能袒护不法的侦查行为。同时,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从理论上讲, 律师介入会对违法侦查行为起一定作用, 但在实践中, 侦察机关往往会以种种借口限制律师的介入, 致使律师很少能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 更不用说监督侦查行为了。

4.认识上的误解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原则, 同时也是构筑“客观真实”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14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强调和重视客观真实, 因而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常常借此无所顾忌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其可靠性而非合法性, 只要物证是可靠的, 法院便会采纳。而如果排除某个重要的非法证据导致罪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时, 人们就会认为正义未得到伸张, 公平没能得到实现。因此, 对于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人们通常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四)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强化人权保障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

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多大程度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一国价值权衡的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一国的刑事诉讼目的、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相关, 其确立标志该国的司法文明程度以及该国对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正当程序重视。

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由于受传统“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以及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等原因, 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前所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基于人权保障理论、权力制约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而产生。因此,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仅可以限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把非法证据在程序上予以排除, 进而保障人权。

2.有利于维护法律规范的完整性

在法理学上, 法律规范是由适用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三要素才会对其调整的法律关系有制约作用。但是,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不少禁止性的规范并不完全具备法律规范的三要素, 缺乏法律制裁后果, 使其适用大打折扣。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同样如此, 如不规定非法取证的法律后果, 其结果必然会使程序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同时也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可见, 维护法律效力, 必须要让违法者承担法律后果。

3.有利于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何收集证据, 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定都有所不同, 但是有一点经验是相同的, 那就是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获得的陈述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虽然采用非法方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但是其直接危害性有时并不及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逼取的口供。事实上, 我国许多类似于“佘祥林杀妻案”这样的冤错案都源于刑讯逼供。其实, 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来说, 他总是企图逃避或减轻罪责, 因此, 即使是刑讯逼供, 其陈述也会带有虚假成份。而对于无辜者来说, 在正常情况下, 通常会如实陈述, 但如果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 极易迫使其为了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做出虚假陈述。无论是何种情况都会导致冤假错案。因此, 必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确保言词证据的自愿性和实物证据的程序合法性, 从而保证定性和处理的准确性。

4.有利于提高办案能力和诉讼效率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设立相应的法律后果, 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还可以使违法取证人员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样, 办案人员就不得不依法取证, 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办案能力。

同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可以在诉讼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 否认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 从而使司法人员依法办案, 依法实施诉讼行为, 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诉讼效率也能得以提高。

5.有利于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长期以来,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司法部门当中普遍存在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忽视诉讼法的价值, 司法人员的程序法制观念淡薄, 严重影响着执法水平和效率, 同时也是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 程序的重要性和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表明: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 公正的程序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也有助于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有助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实体公正。因此, 排除非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 有利于督促司法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依法办案, 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摘要：目前, 在我国的证据法规范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 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冤假错案频发。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和实践, 同时了解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有的放矢地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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