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排除（共12篇）
证据排除 篇1
一、非法证据排除相关问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该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该予以排除。 (1)
那么根据条文, 对于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是必然被排除的, 而实物证据只要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也是可以采信的。法律并没有把非法取证的主体限定于控方, 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既然如此,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辩方也是这一条规定的义务主体, 如果辩方违法取证也应该按照54条规定予以排除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 这关乎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质权益, 关系到我们的司法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二、限于排除控方证据之法理分析
我们都知道刑事证据法当中证据的最基本的三个属性: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显然, 对于言词证据, 只要不合法, 一定予以排除, 因为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只有本人知道或者说即使是本人没有说谎也不能确定就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一个人所感知的事情是主观上的, 而主观所反映的必然会产生偏差, 不可能完完全全还原现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言词证据是靠不住的, 所以对待言词证据, 只要违法, 是毫无疑问地需要排除的, 那么对于辩方而言同样适用。
据此, 本文中主要讨论的是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对于控方取得的违法实物证据, 如果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 并且经过质证后认定是真实的, 那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这其实是对实物证据违法取得的一个调和, 并没有完全排除, 而是给予其一个修正的机会。那么, 对于辩方而言又是如何呢, 如果辩方违法取得了一件或几件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实物证据, 那么是否应该予以排除呢。在司法实践中, 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习惯性的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辩方证据。在法庭举证质证环节中, 控方通常会因为证据来源不明或者证据不具有合法性, 质疑辩方证据, 并且要求法庭排除该证据。这就导致了辩方律师经常会会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 往往会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甚至法庭也经常会比较倾向于支持控方的质疑。控方证据和辩方证据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当中, 通常对其没有做出明确区分, 也可以说并没有明确涉及到辩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所以,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中, 辩方证据将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辩方违法证据是否应该被排除。目前, 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不断完善的前提下, 对于辩方违法证据能力的认可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在这里, 笔者的观点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适用于辩方证据, 对待辩方证据, 只需要具备关联性和真实性即可。具体理由分为以下三点:
(一) 贯彻保障人权的原则
我们知道新刑事诉讼法当中写进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而之所以重点强调保障人权, 是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潮流, 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到位, 甚至与国家潮流相背离, 改革开放之前根本没有法治可言,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五年的时间里, 政府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的时候更是提出了“严打”的政策, 公检法联合办案, 置人权于不顾, 从抓人到审判到执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最快的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 刑事诉讼程序完全成了走过场。现在, 中国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牺牲了太多, 包括对人权的保障, 从某种程度上看来, 我们以牺牲人的价值来换取了经济上的飞跃, 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改变, 那将来的中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不仅如此, 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抨击, 这当然不是对方的有意挑衅, 在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里, 我们的国土上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多荒唐的案件,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孙志刚事件, 躲猫猫事件等层出不穷的严重侵犯我国公民人权的案件与事件。中国司法界应该真正贯彻落实立法所确立的原则以及严格依法办案, 同时本着保障人权的理念去对待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以, 合法性不是辩方证据所要求的, 我们不能因为辩方证据缺乏合法性就明目张胆地去冤枉一个无辜的民族。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宪法权利
美国首先采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直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宪法权利救济手段, 如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宪法权利救济措施, 其正确的适用对象的规则只能是宪法性侵权, 而不是强迫公民私人之间的侵权救济手段。 (2) 根据宪法理论, 宪法属于公法的范畴, 宪法义务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政府机构, 但绝对不能是公民个人或私人机构。尽管宪法也规定各种权利的公民隐私权和其他私人领域, 但宪法义务对象仍然是公共权力。换句话说, 私人公民只可能违反普通法, 但不违反宪法, 因此并不构成宪法侵权。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可能构成侵犯宪法权利的主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宪法权利的一种救济手段, 当然只有针对政府的非法收集证据行为, 并可能不适用于私人非法证据, 后者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制裁和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的合法性并非平等适用控辩双方。
(三) 控方拥有强大的取证能力, 必须要求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
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三者缺一不可, 特别是必须具备合法性, 属于控方的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 是职权主义的主体, 而刑事诉讼法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限制国家司法机关权力而制定的;同时, 在取证能力方面, 控诉方的力量是远远强于辩方的, 控诉方同辩护方在取证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无法比拟, 因此在合法性的要求上, 自然应该有所区分。在刑事诉讼中, 公诉方和辩方不可能处在一个客观平等的地位, 前者的力量过于强大。基于此, 有必要让控方承担更多的义务, 立法者应当在要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量, 保障辩护方的各项权利, 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应当适用于辩方。而且在司法实践中, 辩方取证困难非常大, 基本上都是控方收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 即使收集到无罪证据, 也会藏匿起来。那么对于辩方而言,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往往很难保证其合法性。为了保证实质平等, 我们对待辩方证据则不应该像对待控方证据一样严苛。
三、结语
控方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在于维护法治、捍卫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 对于控方非法证据应当严格限制, 即使这种排除规则具有放纵犯罪的可能性。而对于辩方非法证据, 不应该过于限制。这两者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一种是国家机构来承担, 另一种则是由无辜的公民个人来承担, 很显然应当区别对待。笔者认为辩方证据只要能够真实地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应该适用于辩方证据。绝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非法证据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在确定的事实下积极保障被追诉者的权益是刑事诉讼法乃至证据法本身的价值所在。
摘要：根据我国2012新刑事诉讼法, 法律新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其实之前已经出台了两部证据规则, 而这一次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规定, 对于程序正义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进步是有的, 但是还不够完善, 笔者认为关于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应该只限于控方提供的证据, 而如果是辩方提供的证据, 即便是非法取证, 只要经过法庭核实, 具备真实性, 法庭就应该予以采信。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在于维护法治、捍卫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不是助长冤假错案的发生。
关键词：行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辩方证据
参考文献
[1]高咏.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评析[J].证据科学, 2011 (1) :32.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01-103.
证据排除 篇2
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超越自身权限范围获得的证据材料。它包括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和程序违法且实体虚假的证据。后者在证据能力上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仅指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
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在立法和理论界素有不同主张“全盘否定说”、“真实肯定说”、“线索转化说”、“区别证据种类说”等等。源于英美普通法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就是“否定说”在立法和判例上的……
论非法证据排除法则 篇3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程序违法
一、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争议及其限制
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在司法和学术界存在着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依据犯罪控制模式理论和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围绕着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所体现的诉讼价值展开着激烈的争论。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因其过于强调一方面诉讼价值，结果往往顾此失彼。鉴于此，各国都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在证据制度上也对非法证据排除法则规定了一些限制和例外。如，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两个例外—“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前者系指非法取得的证据，如果最终或者必然会以合法手段取得，该证据可采用。后者是指警察所依据的搜查证虽有缺陷，但搜查是合法的、善意的，所获的证据也可采用。在英国，1979年以后，对非法搜查、扣押的物证，只要与待证事实有关，原则上不予排除，除非警察的违法行为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1984年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更是规定，在具有适当理由怀疑某人携有盗窃物品、犯罪凶器或作案工具时，警察有权进行拦截搜查。
二、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之构想
（一）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意义
（1）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在刑事诉讼制度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干涉和侵犯。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制度价值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要求。
（2）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是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的制度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都没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对用刑讯逼供、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当排除，但对上述三种证据同属言词证据的其他证据和非法取得的物证，以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效力都没有作出规定。因此，需要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进一步的规定。
（3）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推动侦查工作的正确进行。设立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可以使公安司法人员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促使他们在收集证据时更多地注意程序的合法性，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尤其是提高收集、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同时可以使司法机关注意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成为优良的执法人员。
（二）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和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可以说，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不仅有宪法的根据，而且是宪法的要求。
（2）刑事诉讼法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而无罪推定就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的否定。刑事诉讼法同时也对严禁非法收集證据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3）刑事诉讼理论依据。在我国刑诉法学界，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的主张已成为通说，并在证据理论中占统治地位。虽然也有人否认证据具有合法性的特征，认为证据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在司法人员收集它之前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无论合法收集或者非法收集都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因此，只要证据属实，不论收集的手段是否合法，都具有证据能力。但持这种观点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刑事证据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证据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证据的收集却是一个掺杂主观的过程，非法取证，很可能使证据失真。因此，在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进行审查而作为使用之前，任何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不具有刑事证据的性质。证据具有合法性特征是不能否定的，收集证据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非法收集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予以排除。
（三）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构想
（1）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法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有关案件事实的提问。可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同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法则。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属于实物证据的视听资料，一般通过搜查、扣押或录像等方式收集。美国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是不限制违法行为的性质的程度的，只要有违法搜查、扣押行为，由此而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根据我国的法制状况，笔者认为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对非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必要的限制。
（3）关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效力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发现并收集的其他证据。笔者认为，对于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衍生的其他证据应予以排除，以示对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对于由非法的实物证据衍生的其他证据，其效力取决于违法收集实物证据的效力，而判断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则应由前文所述的违法取证的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决定。
参考文献：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篇4
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采用违背法律规定的方式获得的证据, 如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对于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 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 否定说。此观点认为, 凡是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方式获得的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均不能采用。即使证据是真实准确的, 也不能超越法律, 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二, 肯定说。此观点认为, 区分非法取证本身行为与用此方法得到的证据。如果非法取证的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按犯罪处理, 如果取得的证据经核实合法有效, 可以以此作为定罪的根据。
第三, 折中说。此观点认为, 对于证据可以做区别对待。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得的口供不能采用, 因为口供具有不稳定性, 屈打成招不具有可信力。而物证则可以采用, 因为物证具有客观性, 不因取证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 一) 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
非法证据排除有利于监督司法机关, 防止公权力滥用。但是, 实践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情况较少。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毫不知情。在侦察起诉甚至是审判阶段, 司法机关在没有主动行使告知义务的情况下, 对于文化水平较低, 初次犯罪等人, 面临刑讯逼供也无所适从。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道可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但因为顾虑不敢提出申请。在任何一个阶段提起申请, 都存在风险, 普通人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法律知识并不了解, 甚至有提起申请会加重自己刑罚的想法。3、当面对侦查审讯人员较为隐蔽的刑讯逼供, 无法采证成为提起申请的障碍。例如不留痕迹的暴力、威胁等方法。4、侦查人员多数不愿出庭作证, 出于自身利益甚至是司法机关利益的考虑, 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询问或作证的情况并不常见。5、侦查审讯过程的录音录像并不完整或者不清晰, 使非法取证行为的顾忌降低等。
(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1. 法官是否有资格提起排除非法证据?
中国更加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制度, 法官的角色更为积极主动, 更加倾向于职权探知型的司法裁判者。在中国, 认定案件事实与相关证据的责任由法官一力承担。另外中国的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实际情况, 决定了法官现实的角色。在当代中国的司法体制背景下, 仅仅依靠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身觉悟, 律师等辩护人的正义感与职业操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微弱力量, 来完全发现并且拿出证据指出其中的问题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 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能够更好的运行, 体现出其在司法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必要价值, 赋予法官主动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
2. 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提出审查违法取证?
在庭审期间, 如果被告人拿出证据, 例如录音录像中明确记录了刑讯逼供的过程; 有证人证言; 身体有多处伤痕, 可经鉴定等, 法院需对证据进行核实, 进而审查非法取证行为。但是, 录音录像不清晰, 有中断; 被告人能清楚的描绘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及其细节, 但身体无明显的痕迹时, 此时是否启动违法证据审查程序, 就需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利,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由法官的自由心证来作为衡量标准。因此, 法官心中必然需要有一定的标准, 综合考虑被告人被讯问的地点、时间、方式, 录音录像记录的情况, 司法人员的解释以及证人证言等来判断此时是否需要启动审查程序。因为审查程序关系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威严与公正形象, 因此必须要谨慎。
三、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 一) 侦查阶段的建议
首先, 侦查人员在讯问之前必须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不能先入为主认定其是罪犯。其次, 建立完善录音录像制度, 并且建立强制性规定, 不得提前审讯或者在其他隐秘的地点审讯。另外, 应有健全的对非法取证的主体行为的惩戒制度。不能因为是司法工作人员, 就徇私舞弊, 从轻处罚, 放纵非法取证的行为。
( 二) 审查起诉阶段的建议
检察院行使监督检查的职能, 在审查起诉阶段, 应该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收集的案件材料, 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 充分听取其他相关人的意见, 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提请违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如果存在疑点, 要求侦查机关给以合理的解释或者重新侦查。
( 三) 审判阶段的建议
法官应当全面听取被告人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意见, 对于证据前后的逻辑性及合理性要着重审查, 如果发现证据前后矛盾, 要及时提出异议, 让侦查机关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证据影响定罪量刑, 法官应该发挥主动性, 询问是否存在刑讯逼供, 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保证司法程序的秩序与公正。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制约司法机关的权力。但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较多的障碍。分析与完善此规则, 有利于实现司法程序正义, 维护司法公正。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证据的中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5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1、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三、国外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
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程序中，都确认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该规则是人类对于刑事诉讼规律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
（1）在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可采性方面：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能视为定案依据。一般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肇始于美国。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1914年的weeks v.v.s案，1961年mappov.ohio 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自动排除原则。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a规定了对违反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的原则。日本宪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均规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
（2）在物证的可采性方面：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等不同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
人权的需要，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对待非法取得的物证态度上和价值取向上不尽一致。美国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基于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排除规则，并于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进入8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适用设立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两个例外情形，缩小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英国对非法搜查、扣押的物证，只要与待证事实相关，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即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对于重大犯罪，前者应当让步。日本是介于两大法系之间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其对待非法取得的物证立场虽然受美国法影响，采取排除的态度，但又有所保留，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对这类证据材料的排除设定较为苛刻的限制，只有当“重大违法”时才予以排除。
（3）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即如果是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那以该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理论”。对此，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及“稀释”两个例外。前者是指虽有非法所得的最初的证据，但衍生证据是从另外的“独立来源”获得的；后者是指原始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而稀释，毒树与毒果的因果关系相当于已排除最初污染的程度。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均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对通过明确禁止作为证据采用的事实而获得的其他事实能否采用，学者众说纷纭。多数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然而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利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认为应禁止利用，但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一般仍持日本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四、我国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
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诱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已明文禁止。但存在的不足也很明显。一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明确；二是对非法取得的物证是否可以采证，则语焉不详，实质上默认了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采用；三是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采证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而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较为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由于法律虽然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这就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五、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英美，是其历史与民族传统、政治与法律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借鉴他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成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发展水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1）对非法获得的口供，可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即只要使用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取得，须一律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2）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要坚持有限制的排除原则，应否排除要综合非法取证行为所涉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权衡排除与采纳该证据的利与弊及各自分量，从而最终决定是否应予排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排除非法证据，可有一些例外情形，如：（1）排除非法证据会危及国家安全与统一或重大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2）因取证时疏忽，缺少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字、盖章）等，或因特殊情况下未履行某种法律手续而不涉及公民人身权利或对公民人身权利侵害显著轻微，而将其排除不利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3）非法证据材料为无罪证据的，等。
排除非法证据 死缓改判无罪 篇6
妙龄女子陈尸出租屋，前男友被控故意杀人
2009年1月15日，20岁出头的女子张某某，被发现陈尸广州天河新塘西约新村某出租屋。发现尸体的，是她的前男友陈灼昊和同学杨帆。
陈灼昊与死者张某某都来自广东湛江雷州，2005年的一次聚会后，两人成为情侣并同居。2008年11月张某某提出分手，并搬到邻栋的出租屋居住。随后，张某某有了新男朋友，但仍与陈灼昊保持来往。
2009年年初，两人的同学兼老乡杨帆来到广州，暂住陈灼昊家中。2009年1月13日傍晚，3人在陈灼昊的住处吃过晚饭，张某某逗留至22时许提出离开，陈灼昊遂将张某某送回其住处。
两天后的1月15日，远在雷州的张父联系不上女儿，便请求陈灼昊帮忙寻找。当杨帆陪同陈灼昊进入张某某住处并发现其尸体后，杨帆随即报警。
经法医鉴定，张某某因口鼻部被捂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并且体内检验出有安定成分。经勘查案发现场发现，出租屋内锁功能完好，未见撬压痕迹，阳台也完好封闭，侦查机关在现场房门上提取到一枚陈灼昊的手印。
2009年2月24日，公安机关在陈灼昊家中搜查出死者张某某的手机、挂包等私人物品，将陈灼昊传唤归案。同年12月14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广州中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陈灼昊犯故意杀人罪。
公诉机关指控称：陈灼昊在张某某的出租屋内与其发生争执。陈灼昊用手捂住张某某的口鼻并将其按倒在床上，致张某某死亡后逃离现场。
陈灼昊归案后，曾作出有罪供述。他称，当晚送张某某回家后，两人发生争执，自己便用手捂住张某某的口鼻并将其按倒在床上致其窒息死亡，之后将其尸体摆放好盖上被子。
一审重审均判死缓，坚称没有杀人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经审理，于2012年1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陈灼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505299.5元。
陈灼昊不服，否认杀人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重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陈灼昊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34172.5元。
陈灼昊仍然不服，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在侦查阶段，他遭到刑讯逼供才作有罪供述，多份审讯笔录是侦查人员写好了以后让他签名的，侦查人员在搜查其住所时没有搜查证，搜查所获得的多项物证并非来自自己住处，身体状况跟踪记录上的个人签名，不是自己所签。陈灼昊再次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向广东高院提出上诉。
省高院二审排除非法证据，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在广东高院二审庭审中，陈灼昊和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针对“无证搜查”问题，参与陈灼昊住处搜查的证人肖某谦在庭上称，他记不清搜查时有没有出示搜查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不出示。
经过检辩双方交叉询问，辩方提出，肖某谦的证词不能解释搜查证日期与被搜查人署名日期不一致的原因，其搜查行为属于无证搜查。
针对陈灼昊所作的两份有罪供述文字高度雷同的问题，记录人员林某出庭作证称，两份笔录仅是中间一段有雷同，“我肯定是他怎么答，我就怎么记的。我是就同一事情问同一个人，有类似情况我认为合情合理。”
广东高院在二审过程中发现，部分证据的取得存有疑点，与被告人上诉所称相吻合，而侦查人员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11项非法证据被排除，包括6项物证、2项书证、2项被告人有罪供述和1项视听资料。最终，合议庭决定对嫌疑人宣告无罪。
案件经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案存在非法搜查、指事问供、伪造书证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审法院所采信的证据，已经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无法得出陈灼昊杀害被害人张某某的唯一的、排他性的结论。
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上诉人陈灼昊无罪。
法官详解改判无罪的原因
审理此案的广东高院刑一庭法官吴海涛，向记者介绍了改判无罪的原因。
两次讯问笔录的供述仅差3字。吴海涛介绍，对本案有直接证明作用的，是陈灼昊的4次有罪供述。但第一次有罪供述，是陈灼昊在看守所审讯室被侦查人员审讯而作，因审讯行为不合法不予采信。
其中有证明作用的两次讯问笔录，词语却高度雷同。尤其是记录伤害张某某的供述，字数近千，二者仅相差3个字，两处笔误也一字不差，显示出讯问方式违反相关的程序规定，存在明显的指事问供迹象。
对此，负责记录的侦查人员在二审庭审作证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我们决定支持辩方提出的相关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认定该二次审讯形成的审讯笔录无证据能力，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物证为非法搜查所得。吴海涛告诉记者，本案一审定罪的另一关键客观证据，是陈灼昊住处搜查到的死者张某某私人物品。然而，搜查证获得批准的日期，与被搜查人陈灼昊署名的日期竟然相差了近8个月，侦查人员却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合议庭认定该次搜查属于无证搜查。合议庭同时依法认定，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多项物证属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吴海涛介绍，合议庭在审理中还发现，原判采信的两次有罪供述，并未能提供相关的审讯录像。仅有的一次审讯录像，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空白的，既无审讯笔录记录，也无录像记录。陈灼昊在重审庭审时提出，就在录像前，侦查人员对其进行了威胁、恐吓。
证人证言前后不一，作证后失联。吴海涛法官说，关键证人杨帆，是死者张某某、被告人陈灼昊的好朋友。其作出的5份口供，多次出现反复，其中关键部分的证言前后不一致。而且杨帆在作证后，便无踪迹可寻。
经法院推敲所采信的证言中，证明陈灼昊回家的时间是2009年1月14日零时后，但由于鉴定机构未能作出张某某死亡时间的鉴定意见，无法得知张某某是否在14日零时前已经死亡。因此，无法判断陈灼昊与张某某死亡之间的关联性。
此外，在“新收押人员一周身体状况跟踪检查记录”上，经笔迹鉴定，发现7处有关“陈灼昊”的签名，并非陈灼昊本人签署。
法官：审判机关要把好证据关，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
这是广东高院2015年第二次直接将死缓改判为无罪。与前例因定罪证据不足，疑罪从无改判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不同，“陈灼昊故意杀人案”的改判，是多项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该案排除的证据种类之多、排除力度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
终审判决书对此有如下表述，“证据必须经过两个层面的审查。第一个层面是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即证据是否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本身是否合法，这是最基本的审查。第二个层面是对证明力的审查，即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大小。只有通过了第一层面的审查，证据才能接受第二层面的审查，才有可能被审判机关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广东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林秀雄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出现的冤错案件，审判机关没有把好证据关，是其中主要原因。采纳的证据，必须经过两个层面的审查，不能反过来，先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然后才判断其证据能力。
林秀雄说：“我们以这样的标准对陈灼昊案件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该案的多项物证不具备证据能力，尽管证明力较强，仍坚决将其排除，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刑事司法实践中往往是侦查机关‘抓人破案’，这是一种以侦查为中心的办案机制，必将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被摒弃，逐步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做到靠‘证据定案’。”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7
1 西方非法证据规则的起源和发展基础
1.1 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最常见的证据规则之一。非法证据排除, 是针对侦查机关违法取得的证据, 宣布其没有作为认定被告有罪的证据能力, 从而侦查机关不能享受违法得来的结果[1]。而其中所谓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者其他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 具体包括:一是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 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等;二是以非法搜查手段获得的物证, 指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取得的物证;三是“毒树之果”, 即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为毒树, 由该证据所衍生的其他证据, 即使是合法取得的, 仍是有毒性的毒果, 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法律依据来自于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规定, 即公民个人的财物、文件、住所不受非法搜查、扣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对证据的可采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国学者郑旭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书中指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律实施官员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
1.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基础
非法证据规则在西方国家得到运用, 有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首先, 人权思想及自然权利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其思想观念中, 对于国家权力来说, 个人权利是本源, 个人本位思想在其国家诞生之初就已深深印于公民心中。其次, 西方国家特有的三权分立制度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有利的发展土壤。在法院行使司法权中, 国会或总统均无权干涉, 但监督其职权的行使, 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最后, 英美法系特有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推行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处于居中而且被动的地位, 决定了审理法官对证据的超然态度, 这是非法证据得以排除的保证;, 法官处于高度独立的地位, 不受任何机关或者个人的干扰。同时控辩双方以较高的热情参与诉讼活动, 同时也以最认真、最严谨的态度对待庭审中任何一个证据的审查, 这也最大限度抑制非法证据的出现。[3]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运用
2.1 我国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是禁止非法取证的必然要求, 我国已相继加入一些国际性的公约, 包括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我国将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特别是通过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的口供排除在法院法院判决的事实基础在外是有充分的理论基础的。[4]
遏制刑讯逼供的屡屡发生。法院, 本应该是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是, 我国法院却出现要求每年达到多少结案率或者调解率的怪异现象, 所以, 法院在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时, 为了保证结案率, 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或者极端的措施。
是符合当代社会关于人权和法治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政治方面,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人权和法治观念, 人人平等, 依法治国, 从而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
2.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现实困难
社会因素。我国民众人权观念的缺乏, 民众的思想依旧未得到完全解放, 始终有部分人的思想被束缚。由于人权观念的缺乏, 导致在很多事情即使在诉讼中都不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都不敢要求保证证据合法来源。同时,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社会形势相对还比较严峻, 由此, 国家客观上强化了打击犯罪, 则直接弱化了人权倾向的保障。[5]
政治因素。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他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其领导和监督下实施自己的职权。我国法律虽然也明确规定,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其职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是, 并未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其进行干预,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对其进行干预。而在实际操作中, 因为我国司法机关财政的不独立, 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或者影响。法官不能在完全中立的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决。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中, 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 谁举证”。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中, 需要原告进行一定的举证似乎有较大困难。
证据是否排除由何方承担证明责任。对于证据是否排除这一事实, 它虽然不是罪责成立的事实, 但也存在着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采取无罪推定原则, 证明被告罪责的责任在控方, 被告自身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明责任。虽然证据是否排除这一事实不同于案件的实体罪责, 但是, 根据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以及保护弱势被告的考虑, 应把证明证据不排除的责任分配给控方。[6]
3 关于本土化的建议
司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司法文明进步, 我国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法律文化、政治法律体制、犯罪形势等方面都存在着障碍, 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优势和价值又决定了我国应该引入该项制度。那如何更好地实现该项制度的本土化, 便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 应该绝对排除。言词证据泛指通过人的语言表达表现出来的证据, 言词证据既具有证明力体现的自然属性, 其表现形式又反映强烈的社会属性, 基于此, 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 应采取严格的排除规则。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 往往包含对人权的极大程度破坏, 若使用此类非法言词证据与文明司法严重背离。[7]
其次, 在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适用非法实物证据。尽管非法实物证据的采用也伴随着对人权的破坏, 有违法治精神, 但这种破坏往往不给公民的自由、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造成伤害;而且物证背身收集程序的违法一般不会改变其固有的性质和形态, 不会导致证据内容的失实, 造成对证据价值的破坏。
最后, 针对“毒树之果”即非法衍生的证据应承认其效力。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由于 (1) 我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 刑侦水平较低, 人员素质薄弱, 难以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 (2)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于实体; (3) 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 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 为适应现代社会法制化的要求和人权观念的需求, 我国也应该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在实践运用中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以保障民众权利的维护和促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狼胜.刑事辩护与非法证据排除[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
[2]赵喜臣.证据法学[M].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十五章, 2003, (10) .
[3]陈卫东, 刘昂.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C].
[4]毕玉谦.证据法要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27章, 2003, (8) .
[5]中顾法律网.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N].
[6]樊崇义, 冯举.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J].
证据排除 篇8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首先提出于1914年美国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 维克斯案奠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随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毒树之果”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 面对犯罪率的日益上升, 公众呼吁控制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美国国会在1984年通过了《犯罪综合控制法》, 赋予警方较大的权力, 使其在搜查、扣押和逮捕时受到的限制较小, 相应地, 美国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而又极为有利于被告的“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的规则也有变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判例以“最终必将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理由来规避这一规则的采用[1]。
概括来说,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强制排除模式, 即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意大利、美国等。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 即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英国。两种模式各具特色, 互有利弊。强制排除模式对于排除范围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相比较而言, 裁量排除模式灵活性更强,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 从而避免了由于“一刀切”产生放纵犯罪的危险, 更有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2]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基础分析
从法律价值角度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有二, 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
首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终极目标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自然法学家看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和现有法律, 人权是在先权利, 当国家权力可能侵害到人权时, 有必要对国家机关行为予以限制和制约。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所指出, “查明事实真相也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也必须适用正当的程序”[3]。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是现代刑事司法目的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障人权观念的转变和进步。
其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理念。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终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是在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有效控制犯罪之间建立的平衡。
3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设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产物, 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中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笔者认为, 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应充分考虑规则的价值取向, 从自身国情出发,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建立一套与国际化相融合的本土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问题。对于以不合法程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辨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应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各国司法实践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态度迥然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未做任何规定。虽然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同样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应当看到, 实物证据的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且考虑到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 不能对非法实物证据与非法言词证据一视同仁。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物证, 可以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由法官根据法定例外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确定是否排除。
“毒树之果”排除问题。“毒树”, 是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毒树之果”, 是指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而获得的其他合法证据。其实“毒树之果”的可采性问题, 同样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也有不同的观点, 在美国对“毒树之果”采取绝对排除原则。在英国, 则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果取证程序和方法是轻微违法, 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 法官可以酌情决定能否采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排除, 因为该类证据虽然是根据违法证据所得, 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要素。此外, 在司法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是以“毒树之果”而获得重大案件线索, 或者作为定案依据。
4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设计
要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预期价值功能的最大化, 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呼应的程序性配套诉讼机制,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非法证据的审查问题。过去, 我国刑事诉讼中, 对于非法证据的审查确认, 与其他证据材料一起, 一律进入庭审, 由审理法官一并裁断。这种情况下, 虽然名义上排除非法证据, 但由于受非法证据潜在的心理影响, 容易使审理法官产生偏见, 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因此, 可以将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提前, 放在审前准备程序当中。在法院立案庭设置非法证据审查法官, 负责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从而避免非法证据对审判法官的潜在影响, 防止出现“先入为主”的后果。
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适用时, 谁来证明证据的非法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法庭上, 经常有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此时, 公诉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证据存在违法性问题被排除, 因而对于证据的核实不可能尽力尽责。被告人由于人身受到限制, 而辩护人在行使调查权时又常常无法排除阻碍, 也无力证实证据非法, 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因此, 鉴于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强势地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价值取向, 可以让公诉人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的责任就由公诉方承担, 而且公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问题。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法官错误认定非法证据的问题, 或是将合法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或是将非法证据认定为合法证据予以采纳。无论何种情形, 都是对权利或权力的侵害, 有必要通过正当诉讼程序进行补救。笔者认为, 可以将非法证据错误认定问题纳入上诉或抗诉的范畴, 使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与我国审判体制相结合, 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参考文献
[1]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2]孙维萍.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借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64-67.
浅析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篇9
一、我国有关非法证据的立法状况及不足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是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 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非法证据规则又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它是从反面进行规定的证据采纳规则, 是对证据合法性规则的补充, 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所谓“非法证据”, 即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提取的证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七种种类。刑诉法第43条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该规定, 我们无法得知以上述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被采用。所以严格地说, 该规定并没有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61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第265条的规定。最高检的《规则》比最高法的《解释》规定得更加详细, 即《解释》将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 而《规则》虽然也认为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但是规定可以由侦查或检察人员重新取证, 也就是说已经遭受非法方法侵犯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有义务协助侦查或检察机关重新履行作证的义务, 他们的重复性的言词证据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先前受到侦查人员的引诱, 交代了一些问题, 其所交代的问题在客观上可能是真实的, 只不过交代的前提是因为存在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 随后, 在排除了第一次交代后, 其他的侦查人员就同一问题让该犯罪嫌疑人再作交代, 他 (她) 交代了, 这一次因为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发生, 交代被视为合法有效, 成为案件的证据。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 采纳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交代有多少合理性, 这种作法至少已经违背了程序公正的精神。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中, 许多诉讼规则都是在互相冲突的不同价值间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进行取舍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也是如此。
刑事诉讼中的违法取证行为直接侵害了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由宪法允诺予以保护的权利。由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涉讼人, 都有可能成为现行司法活动中违法行为的受害人, 因而违法取证行为对社会公众全体都构成了潜在的危害, 特别是侵害或可能侵害公民权利的机关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 侵害能力远远优于任何公民个人, 因而必须以严格的诉讼规则对诉讼的行为加以限制。
1.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 即惩罚犯罪的同时, 要保障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根据“有权力者必然滥用权力”的逻辑, 公民的基本权利极易受到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的威胁, 故现代人权保障理念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尊重公民基本人权, 保证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以张扬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价值。而非法取证正是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非法扣押、非法搜查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住宅权利, 非法窃听则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根据人权保障理念, 对这些证据都应进行否定性的评价, 即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这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已达成普遍性的共识, 并相应地制定了一些条约来保障相关权利。
2.非法证据的排除体现了现代诉讼理念——程序公正的要求
追求程序正当, 实现程序正义有几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 是平等性的要求。要实现程序正义, 就要求作为当事人的国家和个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平等地位。国家建立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进行追诉的本意, 是为了建立由国家公权力独占刑事司法的公正、平等的司法救济, 排除个人间的以强凌弱, 以大欺小, 实现社会正义。同理, 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同样要求排除国家权力的专横, 国家对个人的以强凌弱, 以大欺小, 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也应予以排除。尽管国家与个人在刑事诉讼中攻防力量上不可能平等, 但应通过制度设置保持权利平衡, 尽可能地实现平等。特别是在当今当事人主义得到普遍推崇的制度语境中, 国家与个人应该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法律面前, 强大的国家和弱小的个人应该相提并论。”如果国家利用强力非法获取证据就破坏了这种平等。
其次, 是抑制非法侦查的要求。各国实际上都否定违法侦查行为, 并采取了一些诸如惩罚违法侦查人员, 对侦查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然而, 在所有这些措施中, 只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能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正如美国法官卡多佐所说:“如果警察犯错误, 罪犯就将获得自由。”这样就有效地削弱了执法机关非法取证的动机。而从非法证据规则确立后, 警察机关和检控机关的反应来看, 出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畏惧, 他们被迫在工作领域中发展起更多的专业技能, 也更注重对专业技能的培训, 以免触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3.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维护司法纯洁的保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司法廉洁性的需要。司法机关使用或采信非法证据会损害司法纯洁, 破坏司法信用。因为采信非法证据不仅是默认并且助长了政府违法侦查和违法收集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审判机关被视为违法行为的共犯, 这使人们对伸张正义的审判机关的权威产生怀疑, 同时对司法机关的形象也造成严重损害。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使用违法收集的证据是司法机关背叛了公民的信赖。”因为采信非法证据, 意味着法院也在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作为侦查机关制衡者的法院就是与侦查机关同流合污。因此, 对非法收集的证据也应予以排除也是维护司法纯洁性的需要。
三、适宜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符合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的需要, 体现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
1.对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必须一律排除, 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 原因很多, 其实, 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明文规定使这些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效力归于零。如果我们不在这一点上建立强制性的刚性规定, 一方面, 不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职务行为;另一方面, 也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形象。目前, 最高检《规则》强调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取先排除再重新取证的方法, 即二次取证, 虽然在一定程序上有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 但是这无疑会削弱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因为现代诉讼理念要求司法活动必须呈直线箭头方向, 不可逆转, 重复采证显然不当。我们应当改变对所谓绝对的客观真实无止尽追求的观念, 事实证明, 要想在诉讼中达到客观真实无疑的程度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2.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一般情况下否定其证据能力, 应当排除, 特殊条件下可以采用
笔者认为, 对待非法实物证据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一方面, 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物证据的取得同言词证据一样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另一方面, 也应看到实物证据的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言词证据受主观意志影响较大, 具有易变性, 所以对两者不能一视同仁。从根本而言, 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行为必须在法律上被否定。其实, 刑事诉讼法第43条作为一种禁止性规定已经表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包括实物证据) 是违法的。但由于该规定比较笼统和模糊, 在实际运用中引起不了人们对非法实物证据的关注, 我们谈的较多的只是如何制止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日本的刑事改革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参考。日本的有关判例指出:“无视令状主义精神这种重大违法, 作为证据是允许的, 但是从抑制将来违法侦查的角度看认为不当时, 可以否定该证据的证据能力。”这些判例表明, 日本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了相对排除的做法, 认为如果非法取得的证据违反宪法就绝对排除, 对于其他的情况, 应当从司法的廉洁性和抑制违法侦查的观点权衡各种因素之后, 才能决定是否排除。权衡的要素包括:违反程序的程度、状况、是否存在故意、是否经常违反程序、违反程序与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的重要性、案件的严重性。日本的司法实践比较好地移植了英美国家的先例。我们不可能采用美国式的排除规则模式, 也不应该抱残守缺, 拒绝先进理念。
笔者认为, 未来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宣示, 一切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 包括实物证据都是不合法的证据, 应当排除, 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 对某些非法的实物证据不予排除, 具体例外情况如下: (1) 违法行为轻微, 影响不大, 如果排除该证据对全案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利益衡平的原则保留该证据。 (2) 虽然有违法取证行为, 但是该实物证据的取得与违法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或者联系不紧密, 通过其他合法行为亦可取得此证据, 该证据保留。
摘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仅有的相关几个法条零碎地体现了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诉讼精神, 由于立法上的滞后性, 导致了相应的司法适应混乱。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是程序公正的体现, 是维护司法纯洁的保证。因此, 对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必须一律排除, 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一般情况下否定其证据能力, 特殊条件下可以采用。
关键词：非法证据,程序公正,实物证据
参考文献
[1]陈卫东, 严军兴.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 1996.202.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60.
[3]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比较法研究, 1999, (2) :268.
证据排除 篇10
(一) 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所界定的是获得的证据资料违反了法律准则, 其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概念范畴。①
那么, 何谓非法证据呢?目前,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概念和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但是在理论研究中, 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有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②它包括证据内容、证据表现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等因素不合法的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 也就是“非法取得的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 非法取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司法人员, 其取证行为是国家行为, 代表公权力, 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为了避免这种“绝对权力”滥用以致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这种行为。而非国家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不是国家行为, 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故难以普遍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构成巨大威胁,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但可比照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因此本文所称非法证据仅指狭义的非法证据。
各国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有所不同, 但是都对禁止、非法取得证据的方式有所规定。既然证据取得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 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理应无可采性。可问题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不一定不合理, 不一定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的歪曲, 相反可能对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如果某一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没有证明价值而被排除当然不会引起争议。但如果其有一定证明力, 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有意义, 是否也应该被排除?能否成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基础?如何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 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③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项诉讼规则都有其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产生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本文认为, 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重要内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理论基础, 即人权保障理论、权力限制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
1.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之一。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④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到的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隐私权利等极易被侵犯, 因此人权保障主要在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在刑事诉讼中, 公民个人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面前明显处于弱势, 其基本权利受司法人员威胁甚至被侵犯的现象极易发生。非法获得的证据, 往往就是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如果非法证据被采用, 则意味着对非法行为有纵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就是旨在通过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的评价, 拒绝其证明价值, 以此杜绝非法取证行为, 体现人权保障理念。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向社会澄清犯罪事实的真相是刑法追求的重要目标, 为了这一目标, 国家司法机关自然主动使用强制手段侦查犯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 不计代价, 因为这些强制手段的实施或多或少会干涉到相对人的权利。因此, 刑事诉讼法在保证顺利实现追诉功能的同时, 还必须为公民个人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排除非法证据, 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观念, 符合刑事诉讼追求目标。
2.权力限制理论
对权力的限制是与保障人权紧密相联的, 因为权力是保障权利必不可少的强制力量, 但要切实保障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
孟德斯鸠指出:“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 一直到需要有界限的地方才肯休止。”⑤由此可见, 权力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东西, 而一旦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其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的威胁可想而知。为了防止权力滥用, 有必要对权力进行限制。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在有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规则的阻碍, 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⑥
限制权力, 防止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体现在证据的取得方式上严格限定拥有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 如果其权力有侵害个人权利的倾向, 便应排除该权力取得的证据, 并使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各国基本都制订了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司法人员的取证程序, 防止其滥用和扩张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如英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 美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和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都采取了较为果断的排除规则, 直接否认了违法所取得证据的证明力, 从程序上予以了排除。排除规则的适用, 是从司法途径上防止掌握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非法取证, 阻止权力扩张, 保障个人权利。
3.程序正义理论
刑事诉讼不仅要求追求实体的正义, 而且还要注重程序自身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⑦评价诉讼程序是否正义, 主要是看其能否保障相对人受到应有的待遇。
国家追诉、审判与惩罚犯罪是执行法律的行为, 必须依法进行, 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遵守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依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规范, 而且所有的法定程序必须公平、合理。而当今世界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体现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尊重。
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诉讼结果实现, 更要通过诉讼过程来实现, 两者缺一不可。非法取证, 一是程序违法, 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证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一个根据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取得的证据做出的裁判结果, 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 公众也会对此产生怀疑。因此程序的正义能够约束和规范国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 实现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公正。
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国外立法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英美法系国家
1.英国
(1)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含义是:在刑事案件中, 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自白 (即承认有罪的陈述) , 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 不论其原因是什么, 均不具有可采性。⑧
在英国, 被告人自白是指被告人对其被指控的罪行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和承认, 法庭在对被告人审判前被警察讯问阶段所作的供述进行审查时, 认为它符合法定条件具有可采性, 就可以将它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因此, 英国证据法特别强调被告人自白的可采性, 而“保证供述可采性的关键在于确保被告人自由, 自愿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警察采用强制或者压迫的手段, 供述的自愿性就会大受影响, 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⑨。
1984年英国颁布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 (2) 规定: (a) 由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或者 (b) 该供述做出是那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使所有供述都不可信任的语言和行为的结果, 那么, 法庭应当不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除非控诉一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 (尽管它可能是真实可靠的) 没有采取上述手段取得, 这种证据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可见, 英国把对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作为诉讼公正的保障, 防止其对诉讼公正产生不利影响。
(2) 非法实物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实物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 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材料。在普通法上, 取得证据的方法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可承认性。在对待实物证据上, 英国实行的是一般规则, 由此只要实物证据与案件相关, 便具有可采性,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实物证据即使是非法取得的也被认为是可靠的, 在庭审时, 将其作为证据提出, 并不会使被告人受到不公平的审判。
但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 同时也给法官在对于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这一问题上保留了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刑事审判的初审法官认为证据的不利作用超过了它提供证据的价值, 依照可采性规则, 会导致对被告人不公平的结果, 那么法官有不采纳这种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2.美国
(1) 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美国的许多原则、规则等都源于英国, 其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也不例外。美国的自白规则是在对英国自白规则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美国, 排除非任意性自白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其宪法修正案中。美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 都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可见, 被追诉人不得被迫供认有罪, 缺乏任意性的供述不得采纳为证明。
1966年, 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基础上确立了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明确:①未告知被拘禁的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与法律帮助之前, 不可对其讯问;②嫌疑人表示沉默时, 讯问应当停止;③嫌疑人有意聘请律师帮助, 在律师来前, 讯问应当中止;④如果律师不在场的情形下继续讯问, 必须保证嫌疑人明知理智地放弃了上述权利及将承担的后果。
虽然此后, 米兰达规则在适用上受到了一些限制, 如“公共安全”例外, 但岂今为至, 其还是美国法院排除自白最常用的规则。
(2)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对于非法物证的做法与英国的截然不同。在美国, 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 采用较为彻底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最初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该修正案明确规定个人的财物、文件、住所不受非法搜查、扣押, 但在修正案之后, 非法搜查、扣押的和行为仍然不少, 受害人只能通过提起侵权诉讼获得损害赔偿。1885年, 最高法院在伯亚德诉美国 (Boyad V.U.S) 案中曾一度确立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04年的亚当斯案 (Adams V. New York) 中, 曾一度废除这一规则, 但在1914年的威科斯诉美国 (Weeks V.U.S) 一案中, 则最终确认了这一规则。⑩
但是, 为了惩罚犯罪, 提高司法效率, 美国之后也确立排除规则的若干例外, 主要有“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前者指即使不采取非法手段, 非法取得的证据最终或必然能够以合法手段取得。后者指警察进行搜查、扣押时, 如果是以“客观合理的可相信的”搜查证为依据的, 即使最终发现搜查证不合法, 取得的证据仍可采用, 因为此时警察的搜查行为是善意的。○11
(二) 大陆法系国家
1.关于口供的排除问题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诉讼的首要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 传统上实行自由心证, 赋予了法官较大的权力, 证据能否采用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因此,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不实行口供排除规则。尽管如此, 其在法律上也严厉禁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被追诉人的口供, 同时随着国际人权浪潮的冲击, 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逐渐重视对非法口供的排除。进而保护人权, 通过立法来抑制警方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 (一) 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 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 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范围内实施强制, 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 禁止以法律规定的利益相许诺; (二) 有损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 禁止使用; (三) 第一、第二款的禁止规则, 不顾及被指控人承诺, 必须适用。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陈述, 即使被指控人同意, 也不允许使用。○12在法国, 立法也对刑讯逼供和其他手段取得的口供持否定态度。
2.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与排除非法口供有所不同, 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
在德国, 对违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原则上采用权衡利益原则。在证据法方面“证据禁用”的做法, 这种证据禁用并非仅限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的证据, 而是基于各种利益比较采取的。○13因此, 在德国违法取得的证据, 在利益权衡下也不一定被排除。
法国在排除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做法与德国比较接近, 也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人员应严格按法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证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非法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在对待非法获取口供的法律效力上, 虽然各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法律意识都各不相同, 但均对其持否定态度。可以说, 非法获取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证据规则。
由于世界各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实践的增多以及国际范围内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 联合国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来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为各国提供处理这一问题应遵守的规则。1975年12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或处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该《宣言》第12条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 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之后, 联合国大会在1984年12月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 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在随后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进一步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上述的规定, 都表明了联合国对非法取证的谴责和否定, 同时也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 《宣言》和《公约》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言词证据, 而没有涵盖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世界各国在实物证据的排除方面也没有公认的准则。但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权衡下, 对于非法方式获取的物证, 大多数国家都在从将惩罚犯罪作为取证重点向重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转变。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 立法现状
1.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根据上述规定, 可以推知我国宪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 但对非法证据及其排除问题没有规定。
2.刑事诉讼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但实践中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排除问题。
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 根据新法的规定: (1) 非法言词证据是绝对排除的, 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应当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2)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都应当依法排除, 并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3)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4) 法庭经过审理中认为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5) 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6) 确认或不能排除为非法证据的, 有关证据应予排除。
修改后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其虽对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在立法层面已经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3.司法解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严禁非法取证, 另一方面长期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导致实践中非法取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 201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司法解除就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 新刑诉法在立法时吸收了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并以立法形式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内容。
(二) 执法现状
如前所述, 尽管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由于长期没有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违反法定程序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基本可以采用, 进而导致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对于公安机关非法搜查、扣押的现状人们也早已熟视无睹。
更让人痛心的是, 在法律明令禁止非法收集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排除言词证据的情况下, 非法口供依然在我国大量使用未被排除, 其造成的冤假错案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三) 导致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运用现状的原因
1.立法上缺陷
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事实上, 通过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甚至口供在司法实践中都被采用, 因此更加使得侦查人员喊着打击犯罪的口号肆无忌惮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可以说, 这已经成为整个侦查队伍的职业通病, 而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制约, 即使个别人具备守法观念, 其结果也会是相同的。
2.相关配套体系的缺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完美, 还需要相关配套体系的确立。在我国由于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全程录音或录像制度等相关配套体系的不完善, 导致侦查人员以刑讯逼真供、暴力等方法收集口供的事件时有发生。
3.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法律严禁用非法方式搜查、扣押证据, 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自然享有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权, 但在实践中监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检查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负有追诉犯罪的职能, 因而两者在工作中具有牵连性, 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中立、公正的立场, 极有可能袒护不法的侦查行为。同时,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从理论上讲, 律师介入会对违法侦查行为起一定作用, 但在实践中, 侦察机关往往会以种种借口限制律师的介入, 致使律师很少能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 更不用说监督侦查行为了。
4.认识上的误解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原则, 同时也是构筑“客观真实”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14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强调和重视客观真实, 因而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常常借此无所顾忌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其可靠性而非合法性, 只要物证是可靠的, 法院便会采纳。而如果排除某个重要的非法证据导致罪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时, 人们就会认为正义未得到伸张, 公平没能得到实现。因此, 对于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人们通常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四)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强化人权保障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
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多大程度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一国价值权衡的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一国的刑事诉讼目的、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相关, 其确立标志该国的司法文明程度以及该国对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正当程序重视。
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由于受传统“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以及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等原因, 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前所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基于人权保障理论、权力制约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而产生。因此,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仅可以限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把非法证据在程序上予以排除, 进而保障人权。
2.有利于维护法律规范的完整性
在法理学上, 法律规范是由适用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三要素才会对其调整的法律关系有制约作用。但是,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不少禁止性的规范并不完全具备法律规范的三要素, 缺乏法律制裁后果, 使其适用大打折扣。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同样如此, 如不规定非法取证的法律后果, 其结果必然会使程序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同时也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可见, 维护法律效力, 必须要让违法者承担法律后果。
3.有利于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何收集证据, 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定都有所不同, 但是有一点经验是相同的, 那就是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获得的陈述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虽然采用非法方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但是其直接危害性有时并不及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逼取的口供。事实上, 我国许多类似于“佘祥林杀妻案”这样的冤错案都源于刑讯逼供。其实, 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来说, 他总是企图逃避或减轻罪责, 因此, 即使是刑讯逼供, 其陈述也会带有虚假成份。而对于无辜者来说, 在正常情况下, 通常会如实陈述, 但如果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 极易迫使其为了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做出虚假陈述。无论是何种情况都会导致冤假错案。因此, 必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确保言词证据的自愿性和实物证据的程序合法性, 从而保证定性和处理的准确性。
4.有利于提高办案能力和诉讼效率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设立相应的法律后果, 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还可以使违法取证人员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样, 办案人员就不得不依法取证, 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办案能力。
同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可以在诉讼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 否认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 从而使司法人员依法办案, 依法实施诉讼行为, 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诉讼效率也能得以提高。
5.有利于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长期以来,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司法部门当中普遍存在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忽视诉讼法的价值, 司法人员的程序法制观念淡薄, 严重影响着执法水平和效率, 同时也是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 程序的重要性和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表明: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 公正的程序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也有助于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有助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实体公正。因此, 排除非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 有利于督促司法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依法办案, 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摘要：目前, 在我国的证据法规范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 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冤假错案频发。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和实践, 同时了解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有的放矢地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 证据学论坛 (第二卷) [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2]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 (第四卷) [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3]汪海燕, 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4]俞静尧, 柯冬英, 陈琛.诉讼证据案例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5]肖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公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初探 篇11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公诉环节；运用
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工作模式，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行使公诉权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与此同时，第54条亦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上述三款看似十分简单的规定，其中却饱含着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和证明压力。
一、善于发现、积极核实非法证据及其疑点
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因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大多数都是由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并经过公诉机关依法审查，公诉机关有能力也应当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因此，作为公诉机关的办案人，应当强化证据意识，切实肩负起审查证据的职责，对于非法证据要坚决予以排除，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公诉部门必须实质性地增强证据合法性审查和甄别意识，严格按照审查发现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依职权通过书面审查、讯问被告人等各种可能的方式，发现证据存在的非法性信息及表现，并作出非法程度的基本判断。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因此，新《刑诉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了律师的会见程序、阅卷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详细地规定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这些规定的确立，必将会给公诉机关的日后出庭工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作为公诉机关的办案人，应当严格依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证据开示义务，并认真听取案件各方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针对其提出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线索或者材料，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力争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前，维护公诉机关的庭审公信力。
二、出庭公诉中，做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应对
公诉人在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将直接影响案件庭审的效果，甚至决定案件的胜败。在庭审前，公诉人应当认真仔细审阅案件的全部事实证据，一旦发现有非法的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应主动通过合适的程序予以排除，谨防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排除申请。精心准备庭审预案，充分设计答辩尤其要特别注意案件中出现的细节问题和相关知识，机动灵活回应，这样才能在庭审中做到知己知彼，沉着应战。
审查起诉过程中收到非法证据线索或审查发现有非法证据可能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汇报意见，得到采纳后由检察长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程序，搜集相关证据来证明是否有非法证据，经过调查认为确有非法证据，提请检委会决定，如果检委会研究确定是非法证据的，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的依据。排除非法证据不是排除案件，案件应继续审查。在法庭审理中的程序是：①启动程序。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和线索，避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随意性。②公诉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举证。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说明。③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④法庭处理。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要严格审慎地审查判断证据。要注意审查判断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刑事诉讼法对各种证据应具备的手续做了明确规定，如对于勘验笔录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制作并由勘验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等。手续不全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判断，能够确认证据是否被伪造、变造或篡改，从而确定证据的真伪。要注重审查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可以反映诉讼过程的全貌，因而通过审查法律文书一般能够发现证明主体搜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如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有无搜查证，进行勘验是否邀请见证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两人以上进行，扣押邮件、电报是否经过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等。
三、掌握排除非法证据的有效方法
根据法律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方法有讯问笔录、原始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讯问时在场的其它人员或者证人、讯问人员。在我国当前尚缺乏讯问期间辩护人在场制度的情形下，侦查机关使用同步录音录像是极为必要的。而对于较容易出现翻供现象的案件中，公诉人员应当积极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对其出庭作证做好充分的准备。除此之外，充分运用批捕、起诉阶段所作言辞证据复核材料也是有效地排除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公诉人员必须在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才能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针对是否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关键是要看是否侵犯了被讯（询）问人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违法的瑕疵言词证据统统称之为非法言词证据而加以排除。如，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上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询问被害人、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词；没有经被害人、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词；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针对物证、书证，哪些是应当直接予以排除，哪些是可以补强后采用，关键是看物证、书证的来源以及收集过程是否存在疑问。对于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形式上的瑕疵，经过侦查机关办案人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当然可以采用，反之则应当予以排除。比如，据以定案的物证、书证均应当是原物。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此外，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亦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想 篇12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构想
刑事诉讼过程中, 证据是否合法以及是否采信, 是案件审判的基础。如何界定证据不合法以及应否不予采信, 以及如何裁判不予采信, 对刑事案件审判的结果是否正确至关重要。
近年来媒体相继揭露的昆明杜培武杀人案、湖北钟祥投毒案、佘祥林杀妻案、沈阳刘涌案等令人啼笑皆非又触目惊心的案例, 清楚地表明当今中国确立和完善刑事诉讼中具有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紧要性。否则, 多少犯罪嫌疑人将因非法证据无法排除而发生冤屈, 多少辩护律师因非法证据无力排除而抱憾终身, 多少审判法官将因非法证据无从排除而左右为难。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 造成无法、无力、无从有效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致使不断揭露的冤假错案令人沮丧。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 尤其是将人权纳入宪法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可操作性的弊端日益彰显。本文想通过对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 分析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与不足, 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对非法证据内涵的界定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非法”的概念指违反公约中禁止酷刑的规定以及“载有或可能载有适用范围较广的规定的任何国际文书或国家法律”。也就是说, 就酷刑而言, 公约的缔约国不得违反公约的规定和缔约国所承认的其他国际文书和缔约国本国的法律。
中国对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性的定义,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对“非法”二字指违反何种规定作出解释。所以, “非法”二字可以理解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还应当包括在取证过程中违反宪法中保障公民权利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的“非法取证”范围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取证的概念包括以违反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取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中“非法取证”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口供。
由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 对非法证据的定义就有所不同。笔者认为, “非法证据”应该被界定为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 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故此笔者认为, 狭义说对非法证据的涵义界定较为合理。而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并将其作为定案证据的规范。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其缺陷
我国已经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8年6月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陈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1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从以上规定看, 我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由于法律本身的规定不够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的重视, 没有成为一种制度, 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所以在实践中, 非法取证现象在中国屡禁不止, 成为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顽疾, 这种缺陷表现在:
1、法律规范不够完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却对如何处理非法取得的证据没有规定。公安部的规定也是如此。对如何处理非法证据却由司法解释来完成, 在司法解释中, 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明确排除, 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 该《解释》并未规定加以排除, 也就意味着具有证据效力。
2、没有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的实施程序, 排除规则不易操作。
如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听审程序以及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等配套的规定,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难以在实践中操作。
3、排除规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第48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等等, 均说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主要以“发现事实”为宗旨, 追求真相为精神。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想
当代主要法治国家在法治思想、立法、司法上呈现融合的趋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有的在成文法中明确规定, 有的通过判例予以明确。排除规则的立法也呈现出愈加严格的需要。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禁止酷刑合约》和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排除非法证据, 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体现与国际接轨, 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 笔者认为应该构建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制作、审查采信的各个环节予以规范、监督和制约的相关制度, 从而真正做到对非法证据不要取得、不能取得、不敢取得, 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落实和完善。
1、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的重大问题, 因此, 必须建立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更为严格的证据制度, 但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继出台了证据制度, 而唯独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还缺少可操作的规范, 无疑是一个缺憾。为避免冤假错案的继续发生, 使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完整构建和实际运用, 必须要尽快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 从而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过《刑事诉讼证据法》的制定, 使刑事诉讼证据有法可依。明确规定刑事诉讼证据的提取、制作、审查、采信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 使其具有操作性的规范。规定证据来源合法性应当由出证方举证, 目的是明确当相对方就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 出证方应当证明足以排除了非法取证的行为。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向辩护律师展示全部证据和双方交换证据, 目的是避免控方藏匿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 形成无据辩护局面, 最后导致错判。规定证人和鉴定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证和未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无效或证明力弱化, 目的是确保控辩双方能够通过真正质证, 以期采信的言词和鉴定结论能够符合客观事实。规定合议庭应当当庭逐件裁定宣布采信证据的状况, 便于法庭辩论和提起上诉或抗诉。规定非法证据不予采信, 非法证据经查证属实, 不能采信, 确保非法证据在庭审中不予采信, 丧失其证明功能, 使非法证据在庭审阶段最后得以排除。
2、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取证的监督制度
司法工作人员取证不受监督和约束, 是产生非法证据的主要原因, 因此必须确立取证的监督制度, 确保司法工作人员取证客观、全面、合法。为此可以尝试, 确立羁押与侦查分离制度, 建议羁押权由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行使, 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必须受到监督, 防止侦查机关既管人又管侦查, 导致非法证据产生。确立沉默权制度, 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能自证其罪的权利, 从根本上避免侦查人员为追求口供而采取刑讯逼供产生非法证据。确立律师在场和全程录音或录像制度, 尽快出台对犯罪嫌疑人侦查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的规定, 制定提取证据和提审犯罪嫌疑人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和便于日后法庭上控方证明口供的合法性, 从而杜绝非法证据。
3、建立和完善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惩戒制度
非法证据屡禁不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提取非法证据的司法工作人员未能有效地得到相应的处罚。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但对于其他非法证据的取得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尚无明确规定。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对刑事非法证据惩戒制度, 明确如果提取、制作非法证据,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取得证据的行为和采信非法证据行为予以惩戒, 特别是对那些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取得证据、采信非法证据发生冤假错案的, 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而使司法工作人员不敢取得非法证据, 不能采信非法证据。
4、倡导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诉讼理念制度
非法证据的大量存在, 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和诉讼理念有极大关系。因此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必须倡导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诉讼理念制度, 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中增强彻底转变诉讼理念, 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阶段, 侦查人员必须提高侦查技术和侦查水平, 增强合法取证能力, 做到全面、客观地收集关于案件的有罪、无罪、罪重、罪轻证据, 防止先入为主地作有罪推定, 提取、制作非法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 必须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对非法证据加以排除。在审判阶段, 法官必须切实保持中立, 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质证意见的基础上, 对非法证据坚决予以剔除, 不加采信。要使司法工作人员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 明确如果取得证据不合法, 将作为毒树之果在庭审中予以排除, 从而真正树立不要非法证据的刑事诉讼理念, 宁可漏放, 也不可冤枉犯罪嫌疑人。
总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是科学的、富有人性的。但它对规则运作的司法环境要求也很高, 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 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制度, 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桂勇《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1、张桂勇《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2]、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2、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3]、王育平《刑事非法证据及证明能力评析》,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3、王育平《刑事非法证据及证明能力评析》,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牟军《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4、牟军《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
[5]、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胡志坚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实证研究》中国证据法网2005年2月3日中国证据立法问题。6、胡志坚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实证研究》中国证据法网2005年2月3日中国证据立法问题。
[7]、王斐弘著《建构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 (总第142期) 。7、王斐弘著《建构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 (总第1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