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认定

证据认定（共7篇）

证据认定 篇1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从人们开始关注电子证据到如今, 电子证据还没有在法律上的明文规定, 即使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证据的类别规定上, 也仅仅是“电子数据”寥寥几字而已, 并未作出进一步细化。但是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总结出来定义电子证据的两种观点:第一, 从广义上来说, 就是以电, 数字, 磁, 光学等网络电信形式, 利用电脑或别的可以形成, 记录并存储可传递的设备, 可以证明某些事实或者案件的电子材料。据此可以把电子证据分成三种, 一是通讯设备中的电子证据;二是封闭在电脑系统中的证据材料;三是公开电脑系统的证据, 表现为互联网的证据。第二, 从狭义上来说, 电子证据就是电脑或者电脑系统在工作过程中记录的并有可能反应某些事实或者案件的材料。

电子证据的特点如下: (1) 认定难:相对传统证据, 电子证据还是一种新型的证据, 而很多从业的司法机关人员, 平时很少接触这类证据, 在工作中也不擅长发现、归纳这些证据, 特别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办案人员, 如果对“电子证据”不敏感的话, 很难从中找到犯罪的蛛丝马迹, 即便找到, 也会在认定上产生极大的困难。因此, 需要审判者具有一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 有时还需要凭借鉴定技术手段。 (2) 证据保全难:由于“电子证据”并非是实体证据, 并且并非用复印、打印的形式就能物化的, 因而极易对其进行修改。若不能即使进行实体化保存, 很容易被篡改、修饰, 而且高技术的修饰型行为很难被察觉。

二、电子证据认定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范

认定电子证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任务:第一, 断定哪种或者哪些电子材料可以被法庭所承认;第二, 如何断定电子材料的证据与事实案件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可采纳性与证明力度的认定问题。

(一) 可采纳性的认定

证据的可采纳性指的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证据的资格, 电子材料的可采纳性指的是哪些材料可以充当证据被法律所认可并能进入到诉讼程序。在这个问题上, 世界上各个国家大都根据等同功能原则认可电子材料的可采纳性。因此在法律尚未确定电子材料可采纳性准则之前, 人们需要遵守非歧准则, 就是指不管是各种的纸质证明或者是电子材料的物证形式, 对事实和案件相关的争议点拥有证明性, 并且这种证据本身真实性可靠, 法庭应当支持并采纳。

1.关联性准则

证据的自然属性包括关联性, 关联性是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本身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在法庭案件诉讼过程中, 关联性作为证据采纳的一个基本标准, 指的是对事实案件的证明有着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 在逻辑上和待证明事件之间, 证据必须具有充足的证明关系。有关联性证明关系的电子材料可以采纳, 否则不予采纳。

2.合法性准则

所谓电子证据的合法性, 是指将要被采纳的证据, 必须是符号法律规定的根据或材料。

3.真实性准则

证据的真实性指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用来证明案件的证据, 其的存在方式以及证据的内容表现形式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其中, 客观性是证据的最主要特性, 如果不具备这个特性, 证据也就不能成为证据了。证据的客观性有着三层含义, 一是证据所能证明的内容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 或者是将来的某一天会发生的事实;二是具有客观性特点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或者内容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三是证据客观性表明事实案件的认定具有可靠性。

(二) 证明力度认定

研究电子材料证明力度, 指的是电子材料自身或者是电子材料与事实案件中的其他证据一道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要证实的事物。证据证明力度的高低取决于证据本身具有的充分性与确定性。而电子材料作为证据具有它独特的特点, 往往电子证据还会有是否能证明完整的事实情况, 也就是说, 假如某份电子证据形成过后遭受到外来的增加或者删减, 甚至是损坏, 会影响它的证明力度。因此遵循传统证据的模式, 电子证据会带来很多麻烦, 电子材料的形成与电脑PC等现代设备联系紧密, 这个问题令技术专家都非常头痛。而且,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越来越快的发展, 新的技术问题会产生的很多, 即使是“法律专家”、“证据专家”的法官也肯定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此, 制定一些判断的标准和间接推定的规则, 对电子证据证明力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了。

1.充分性准则

与案件相关的电子证据, 不但要具备实质真实性的内容, 更要具备证明的充分性;不仅要可以“证明确实”, 更要“证据充分”。所谓的“证据充分”, 是指电子证据具有的证明力或价值足够证明涉及案件中待证事实。

2.可靠性准则

可靠性准则是指证据具有的实际可靠程度, 就是指实质上的真实性标准。它来说明了电子证据有可能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而并不是将其作为“非真即假”的逻辑进行简单处理。

3.完整性准则

制定考察电子材料证据证明力度的特殊指标, 联合国国际社会贸易法律法规《电子商业示范法》、印度尼西亚《1999年信息技术法》与马来西亚《电子证据规则》陆续应用了这一规范术语。从中这些法律可以看出, 完整性共有两层含义:第一, 电子证据本身具备的完整性;第二, 电子材料证据所依赖的电脑PC系统的完整性。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互联网的利用得到普及。科技纵然给人带来了便利, 但与此同时, 网络犯罪, 电信犯罪等案件发生的次数逐年增加。网络电信犯罪具有隐蔽性好, 不易侦查, 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因此, 电子证据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本文从电子证据的一般性, 论证了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认定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度认定, 并结合实际分析了电子证据认定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电子证据,电子证据可采纳性,证明力度认定

参考文献

[1]公安网.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及其研究意义[EB/OL].

[2]徐建宏.浅谈对电子证据的认识及其在公安工作中的调取[EB/OL].公安网, 2008-12-24.

[3]曹建明.在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A].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23.

证据认定 篇2

1、香港警方提供文俊林任职华美、劲锋公司聘用为独立董事任职书。为什么易振声担任三家公司董事长的问题只字不提？？

2、货运收据、汇票、任职书、华美公司函件、华美公司担保函上文俊林的签名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

哪个机构作出的鉴定，鉴定书的编号？？是否真的是文俊林签名？？

3、华美公司与地毯公司合同。

为什么受益人为易振声担任董事长的劲锋公司？

4、易振声代表普创公司、文俊林代表华美公司向地毯公司出具的保证函。保留变更数额的信用证是谁提出的？谁是幕后？

5、地毯公司按“文”的要求向劲锋公司出具收货证明、地毯公司向中行出具承兑函。

怎么证明是文俊林向地毯公司提出的要求？

6、地毯公司证明信用证项下单据均由文俊林提供给地毯公司。单据由文俊林提供，办理单据以及单据上的签名是谁？

7、文俊林向易振声出具条据证实文俊林收到3470000元港币、取消担保。文俊林当庭认可是自己所写，为什么作为三家公司董事长的易振声让文俊林写条据？文俊林仅仅是聘用的独立董事，易振声为什么不让公司直接加盖公章？

8、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款单据，劲锋公司将3470000转入华美账户。为什么要在易振声作为董事长的两家公司之间倒账？

9、地毯公司闫庚琴证言。

仅仅能证明签约及索款的过程。证据的价值？？

10、地毯公司邵育才证言。

证据的价值？？

11、地毯公司田敏证词。

可信度？？？？？

12、易振声证词。

可信度？？？？？易振声作为三家公司的董事长1995年就与地毯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多年，“其不认识地毯公司的任何人。” ？？？

13、中国银行甘肃分行证明 美元折合人民币对价。

14、海关证明，未发生来料加工业务。

15、提取笔录（文俊林家产抵偿案款）。

为什么用文俊林个人的家产抵付案款？真正获取504000美元的受益人是谁？？

16、文俊林侦查阶段供述，信用证议付后用于经营活动。

为什么不去海关查证护照？

17、事发时文俊林不在香港而是在菲律宾，有护照证明。

文俊林作为被聘用的独立董事，在华美和劲锋均无实际股份，用上述案款进行经营活动是否要征得董事长易振声的同意？

证据认定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 新证据 审查认定

[案例一]李某故意伤害申诉案。原案被告人李某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微伤而被判处管制一年。李某申诉其未实施打击原案被害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为此，提供了原案曾证实李某打人的证人姚某、白某写给他的书面证言。证言称李某并未实施击打原案被害人的行为，而是原案被害人主动撞击李某而致轻微伤的。在承办人找姚某、白某核实时，两人均承认书面证言为自己所写，但拒绝解释前后证言证实内容存在差异的原因。后经全面审查，申诉提供的证言不能与原案现有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驳回其申诉。

[案例二]杨某抢劫申诉案。原案被告人杨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杨某申诉原案认定的两次抢劫中有一次其并未参与，当时其在原籍，并提供了同村村民张某、苟某证实在第二次抢劫期间，在原籍见到杨某的书面证言。承办人依法对本案进行立案复查后，对张某、苟某进行核实，二人均承认证言为自己所写，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字。因此案案发至今有三年之久，案件承办人对此高度重视，围绕全案拟定调查提纲进行补充调查。经复查，原审认定杨某实施第二次抢劫犯罪的证据主要是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且同案犯的供述存在一定的矛盾。通过多方努力终于调取了杨某在原案第二次抢劫期间的实名制购票记录和相关住宿记录。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证实杨某未出现在第二次抢劫犯罪的案发现场。故本案属于“有新的证据证实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形，依法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

[案例三]张某申诉案。原案被告人薛某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伤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害人张某认为原审判决不当，并提供了某医科大学出具的《法医鉴定书》和某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均为颌面部损伤致下颌骨多发性骨折，左髁状突骨折，颞颌关节活动受限，颌面部损伤程度为重伤。针对此案，承办人立案复查后委托市检察院法医学鉴定中心针对案发后张某的病例和张某实际身体损伤进行鉴定，经鉴定为重伤二级且张某所受损伤与薛某故意伤害行为所致张某之外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案属于“原判决、裁定所依据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等笔录或者其他证据被改变或者否定的”情况，遂依法提出抗诉。

一、刑事申诉与新证据

刑事申诉检察作为司法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最后一道关口，对于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刑事申诉部门承担着对检察机关终结性处理决定进行内部法律监督和对法院生效刑事裁判进行外部法律监督双重职能。从上述案例可知，目前刑事申诉环节中依据新证据提起申诉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实践中，承办人面对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或者证明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存在错误情况的相关线索应当如何审查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监督纠正冤假错案、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是刑事申诉检察的重要职能；[2]另一方面，在既判力与刑事申诉检察的博弈上，如何正确审查认定刑事申诉环节中的新证据是当前刑事申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有关刑事申诉环节新证据的现行法律规制上，目前主要有“四个一”即一部法律、一个解释、一个规则、一个规定。具体见刑事申诉新证据法律规定汇总表。由表可知，不管是《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更多的是强调何为新证据以及新证据出现后的司法处理机制即重新审判的标准，但是基本没有涉及到如何对新证据审查认定。下文立足于刑事申诉环节，以《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依据，结合上文提到的案例，探讨在刑事申诉过程中如何更有效的审查认定新证据。

二、新证据的审查认定

（一）立案复查的标准界定——“可能改变”的规范解读

依据《规定》第18条、[3]19条，除几类特殊的刑事申诉案件必须立案复查外，“原处理决定、判决或裁定有错误可能”是立案复查的前置程序，而申诉人是否提出了“可能改变原处理结果的新的事实或者证据”则是对“原处理决定、判决或裁定有错误可能”的应然解读。那么“可能改变原处理结果”到底应当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可能改变是从新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讲的。在是否进入立案复查上，对新证据的证明力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毕竟立案复查程序与提起抗诉的价值、性质和任务并不相同。所以在此阶段应当坚持新证据的“盖然性”标准，即申诉所提出的新证据与原案具有关联性且新证据的指向性一旦能够动摇原处理结果所认定事实的基础，就应当立案复查。如上文提到的三个案例，申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即便在证明力上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但是他们所提供的新证据与原案具有关联性且其指向性对原处理结果所认定事实的基础有所动摇，就应该果断进入立案复查程序。

（二）全面复查的实务操作——补充调查的规范开展

立案复查后，要对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有一个全面地认识。鉴于申诉环节的特殊意义，笔者认为在分析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之前要依据《规定》第27条，[4]结合原案定案的证据和申诉人提供的证据，拟定调查提纲进行补充调查。补充调查在复查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补充调查可以对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起到证实或者证伪的作用。在补充调查过程中，首先要审查判断新证据是否符合基本的证据特征即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其次在符合前述特征的情况下着重审查新证据是否根据原案中反映出来的证据线索而收集的，即在原案材料中是否有与之相呼应的证据线索。若无呼应，就要重点审查其在申诉中出现的背景，[5]全面了解新证据出现的原因。

关于申诉人提供的新书证、物证及其他客观证据，要着重审查是否属于原始证据。若是原始证据，要弄清为何在原办案过程中没有提供；若非原始证据，要注意审查申诉人有无出于翻案的目的而涂改、伪造的痕迹。如在案例二中，承办人在调查杨某时多次询问其为何在原审中未提出曾在第二次抢劫案发期间乘坐火车一事，杨某辩称因当时被告人太多，审判员只是让其提供证据并未进行相关调查，而杨某自己的火车票已经丢失，该解释合理且也得到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证实。如案例三中，承办人重点调查了申诉人提供鉴定意见的机构的资质以及该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材料是否与原案被害人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申诉提供的证人证言，要对比审查该证人在原案中是否已提供过证词，着重审查新证词与其在原案中所提供的证词有无不同，存在哪些差异，差异的形成是否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申诉人与证人是否有串通的可能以及是否存在收买、威胁有关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如果证人在原案中没有出现过，就要查明其原来未作证而在复查中作证的原因。如案例一中，补充调查阶段，在承办人找姚某、白某核实时，两人对前后证言证实内容存在差异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在案例二中，证人张某、苟某的证言在原审中并未收集是因为申诉人杨某在原案中未提到两证人，另外两证人在杨某原籍距案发地两千多公里，从空间上较远，原办案机关并未对其调查取证。所以两人在原案中未作证有合理的理由。

综上，补充调查作为刑事申诉立案复查后的重要环节。在申诉人依据新证据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拟定调查提纲进行补充调查，这样才能使刑事申诉复查更具有方向性，更具有实践意义。

（三）复查终结的路径选择——“确有错误”的规范解读

依据上文提到的有关新证据的法律规制，复查终结后达到抗诉和再审的标准主要为“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这里的“确有错误”应当如何解读？笔者认为此处“确有错误”一定要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联接起来，两者是并列关系。即第一，通过新的证据且能够证明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不存在或者严重失实；第二，在满足第一点的情况下，影响定罪量刑。只有在两点全部符合的情况下，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所以在复查终结后的路径选择上，除终（中）止复查外，主要有不予抗诉和提出抗诉两种情况。两种情况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确有错误”的规范解读。

三、代结语：刑事申诉复查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审查

上文主要探讨了刑事申诉复查过程中对新证据的审查认定。鉴于刑事申诉复查的全面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对所发现的新证据与原判决裁定所认定的证据相结合后综合判断。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标准是证据的充分和整个证据链的协调统一。[6]只有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才能够得出确定性、唯一性的案件事实和结论，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更好地发挥刑事申诉复查的作用。

注释：

[1]参见王晋、鲜铁可：《刑事申诉检察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2期。

[2]参见宫鸣：《突出刑事申诉检察监督属性和纠错功能》，载《检察日报》2015年2月11日。

[3]《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18条规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刑事申诉，应当经部门负责人或者检察长批准后立案复查：（一）原处理决定、判决、裁定有错误可能的；（二）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三）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本院检察长交办的。”

[4]《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27条规定：“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应当拟定调查提纲进行补充调查：（一）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申诉人提供了新的事实、证据或者证据线索的；（三）有其他问题需要调查核实的。”

[5]参见朱先琼：《刑事申诉案件的证据审查与采信原则》，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

论民事电子数据的证据资格认定 篇4

电子数据, 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网络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 (1)

电子数据的概念由来已久, 尽管我国民诉法一直未将其列为独立的一种证据形式, 但电子数据早已成为了事实上的证据类型之一。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 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材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成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而在法无明文规定之前, 裁判者往往难以将这些材料视为法定证据形式。一旦这些材料不能采用,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2012年8月, 我国民诉法终于迎来了春天。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修订民诉法时, 将“电子数据”明确规定为证据类型之一。从此, 电子数据终于走上了民诉法的舞台, 电子数据在法定证据类型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电子数据具有独立的证据地位

电子数据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的民诉法中, 这与电子数据有无必要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的争论有很大的关联。2012年修订之前的民诉法规定的证据主要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七种形式。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手机短信、微信、QQ、电子邮件等高科技通讯方式已经逐步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 而这些材料一旦被搜集、整理后需要作为证据使用时, 人们就发现, 这些材料与上述七种证据形式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异。如果不将这些材料进行正确归类, 法官将很难采信当事人依据该证据材料提出的主张。鉴于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电子数据究竟属于书证、视听资料亦或是其他证据形式存有争议。笔者认为, 电子数据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 具体表现在:

(一) 电子数据不同于书证

书证, 是指以文字、图画、符号等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料。 (2) 从电子数据和书证的概念可以看出,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以手机短信为例, 短信的内容与信函等书证中记载的内容均能反映出案件的待证事实, 均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表现的, 但手机短信却有别于书证。手机短信的特点在于易删除、易修改、不易留下痕迹, 且手机短信是否真正为手机持有人或者手机所有人所发, 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强证据。因此, 手机短信很难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它仅且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但至少可以作为间接证据使用。信函则不同, 书写信函之人必定留下其本人的笔迹。即使当事人否认该笔迹非其本人所写, 司法机关也可以依法委托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从而辨别真伪, 查清事实真相。此外, 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不能轻易修改, 一旦修改, 往往会留下痕迹, 这一特征也是书证值得可信之处。因此, 书证具有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 是一种直接证据。

(二) 电子数据不同于视听资料

与书证相比, 将电子数据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这一观点, 早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纳。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往往都需要借助于诸如光盘、计算机硬盘等媒介, 都具有可视性, 都能被人们直观感受到。因此, 在法律尚未确定电子数据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之前, 将其视为视听资料的形式之一, 这样相对比较合理和公平, 至少法律对电子数据没有拒之门外, 还是留有一席之地的, 这为今后民诉法的修订和证据法的立法做好了铺垫。

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要分清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之间的界限, 不能将两者混淆和等同。视听资料, 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 以录音、录像所反映的声音、形象、电子计算机所贮存的资料、其他科技设备所提供的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3) 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 在电子数据中, 也有一些电子材料与视听资料不具有共同性, 比如, 我国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签订合同可以有书面形式, 其中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的形式。这些数据电文显然与视听资料通过连续的声像来反映内容的特征明显不同, 具有本质性区别。因此, 现行民诉法将电子数据独立为一种证据形式, 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 电子数据不同于其他证据形式

1. 电子数据不同于物证。

有的学者提出, 将电子数据归入物证的范畴, 也有的学者提出根据是否需要鉴定将电子数据分别纳入书证和物证的范畴。 (4) 笔者认为, 物证主要是依靠物体的外形、质量、规格等表面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而电子数据虽然借助于一定的媒介, 但这种媒介的选取并不影响待证事实的内容, 且无论何种媒介, 并不影响电子数据本身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因此, 这种观点显然颇为欠妥。

2. 电子数据不同于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有法定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对法院委托的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这种证据形式的存在基础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换言之, 如果没有真伪不明的事实, 那么就没有鉴定结论的存在。而电子数据无论真伪, 都属于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两者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能相互牵连。比如, 当电子数据真伪不明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法定的鉴定机构对电子数据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由此可见, 将电子数据纳入鉴定结论的范畴, 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经过法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 2012年民诉法修改之际, 立法者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并将电子数据单独列为证据之一, 这足以证明了立法者也肯定了电子数据具有独立的证据属性和特征, 电子数据在民事证据中的法律地位已经毋庸置疑。

三、电子数据的合法性认定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现代人首选的交易方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的安全漏洞, 采取截获、盗取密码、破译等非法手段和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数据电文、信息等材料。因此, 审判人员在审核电子数据时, 应当正确判断电子数据是否具有合法性。比如, 电子数据的取得是否在合法的场所、是否通过合法的设备和软件取得、该电子数据是否以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知识产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 只要电子数据系当事人非法取得, 审判人员应当将其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制止以非法手段或者通过非法途径取得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 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电子交易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公平、公正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电子数据的合法性认定, 实际上是对具备电子数据特征的待证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的确认和判定, 也是此类待证材料能否成为诉讼证据意义上的电子数据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此类待证材料不具有合法性, 那么就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中的电子数据, 即此类待证材料不具备电子数据的证据资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审判人员在查封、扣押或者调取电子数据时, 要充分考虑到电子数据的特点, 一方面要固定电子数据,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将贮存电子数据的设备一并予以固定。比如, 审判人员在调取电脑硬盘中的数据时, 必须将该电脑提存并随同电子数据一起固定和采集。物证和电子数据的结合, 这样的证据才是令人信服的, 这样的取证才是合法的。否则, 当事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 审判人员可能需要重新补强证据, 造成不必要的取证困难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认定

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又称客观性, 是指证据本身所体现的形式、思想内容具有客观上的本质属性。 (5) 电子数据与书证和物证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被修改、删除, 这就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人包括案件当事人都无法返还到案发当时和案发现场, 尽管案件当事人可以陈述案发经过, 但这其中难免夹杂了一些主观的想法和意见。为此, 审判人员总是倾心倾力地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和判断, 从而查明事实真相, 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真实性便是审判人员重点审查的内容之一。诉讼证据之所以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原因是诉讼证据的客观属性能够真实反映出客观事实, 排除了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一旦待证事实的证据被人为地伪造、变造, 它就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 就不能成为诉讼证据。

证据的不真实主要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证据的绝对不真实, 即证据本身是不真实的, 与客观事实相违背。比如, 在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中, 当事人通过技术手段对电子邮件的内容和发送时间进行了篡改, 导致证据证明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另一种情况是证据的相对不真实, 即证据本身是真实的, 但与其他证据结合后, 导致了证据反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比如, 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通过网上银行汇款5万元给乙的电子银行汇款记录和乙向甲出具的借条, 以此证明乙向其借款5万元的事实, 这份证据本身是真实的, 乙也表示认可。但乙在抗辩的同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后已经通过网上银行汇款5万元给甲的电子银行汇款记录, 证明乙已经向甲履行了归还借款的义务的事实。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 甲提交的电子银行汇款记录和借条本身是真实的, 但在乙提交了还款的记录后, 就已经推翻了甲举证的证明目的和甲试图证明的待证事实。双方当事人的证据结合在一起, 变相否定了甲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

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同样如此, 审判人员不能孤立地审查其是否真实, 还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来对其是否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作出判断。审判人员对证据既要横向比较, 也要纵向比较, 善于发现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审查证据之间各自反映出的事实是否相互矛盾、相互冲突, 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

五、电子数据的关联性认定

证据的关联性相对合法性和真实性而言, 难以进行认定, 这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证据材料的价值判断。证据的关联性, 决定了证据应当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诉讼中,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应当与法院希望查明的事实有关。比如说, 在当事人提交的电子邮件中有数份内容不同的电子合同, 而与本案有关的仅仅是其中一份。当事人希望将其他电子合同的内容来推翻与本案有关的电子合同的内容, 于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与案外人签订的电子合同。这些电子合同与本案就不具有关联性, 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当事人认为其他证据对自己的辩解有利,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而审判人员则会根据案情来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否定这份证据的关联性。当事人以其他合同来抗辩, 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

参考文献

证明力如何认定传真件证据的 篇5

传真件作为便利的沟通方式，已成为交易双方往来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在司法实务特别是民商事审判中，传真等数据电文作为证据使用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传真件的证据能力、证明力等问题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

一、传真件证据

(一)传真件的证据地位

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规定:“数据电文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储存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E-mail)、电报、电传或传真。”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该规定虽明确了数据电文可以作为合同的载体形式之一，但却未明确数据电文的证据地位。2005年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见，作为数据电文之一的传真件拥有证据资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电子签名法》仅仅是表明了传真件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或具有了法定证据的形式外衣，至于它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或者说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有多大份量，则往往是法庭争论的焦点，亦是法官认定传真件证明力的棘手之处。

(二)传真件的证据定位

要研究传真件的证明力，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真件的证据定位。一方面，不同类型的证据有不同的证明力;另一方面，证据类型不同，法官认定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确定传真件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必须首先确定其在证据类型上的归属。我国没有制定证据法，从体现于各大诉讼法中的有关证据的规定来看，证据包括:①物证，②书证，③证人证言，④当事人的陈述，⑤鉴定结论，⑥勘验笔录，⑦视听资料。其中，未涵盖数据电文(传真、电子邮件等)。我国学者大多同意从理论上将数据电文归入视听资料或书证。笔者比较赞同“书证说”。法律上将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区分开来，强调的是以声音和图像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听声音”“、视图像”，而不是单纯的“视文字”。传真件在案件中发挥证据作用时，是利用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这与书证的本质属性更为相似。此外，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视听资料的规定来看，将传真件定位为视听资料，也不利于其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作用。理由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该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才能审查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如果某一案件只有传真件证据，则即使经辨别该传真件为真实可靠，也会因为无法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从而影响本案的解决。为此，从切实利用传真件的证据价值的角度，将其视为书证，更为适宜。

(三)传真件能否成为书证原件从国外的情况看，英美法系国家都把数据电文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文书，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把数据电文视为书证或准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69条第(4)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在将传真件作为书证使用时，面临的问题是法律对书证的“原件”要求。由于传真件的生成、发送、接收和储存均是以纸张为介质的，在技术上就像是一种“远程”复印，所以传真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原件形式。因此，在电子证据领域内区分原件与复印件，要具体分析证据是否直接生成于与案件有关的行为或活动，是否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原始性关联。基于此，考虑到电子证据的特殊性，结合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笔者比较赞同“拟制原件说”———原生传真件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自然意义上的原生证据，它还包括当事人拟制的原生证据。[1]即只要传真件属于发送者意图使其具有与电子数据同等效力的复本，它不局限于信息首先固定所在的媒介物，而是对当事人而言具有法律效力的、具有最终完整性的数据。对于任何直接源于该电子数据的打印输出和其他可感知的输出物，只要其能够准确地反映该记录内容，则均可视为原生电子证据。好比，表面上看，只有照片的底片才是原件，但由该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也视为原件一样。如果是通过电子的再录制方法，或者是通过其他能复制原件的相应技术而产生的副本，则不能视为电子证据的原生证据。[2]笔者认为，就传真件而言，只有当事人第一次持有的传真件才可以认为是证据原件。如:甲乙双方就合同内容达成一致后，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合同。甲方在草拟的合同上签章后传真给乙方，乙方接收后在该传真件上签章并回传给甲方。此时，甲方持有的签章均为传真颜色的合同传真件和乙持有的双方签章(甲的签章的颜色是传真颜色，乙的签章是本色)的合同传真件，均应认定为证据原件。如果甲、乙接收对方传真合同后，有复制、更改传真合同行为时，则应作如下区分:其一，如果乙将接收的甲单方签章的传真合同另行复制多份并签章，则该多份合同(该合同上，甲的签章是传真颜色，乙的签章为本色)均为原件。但是，如果是乙将接收的甲单方签章的传真合同内容更改了，或是另行复制时未能体现收件人和发件人收发传真的时间及发件人等信息，此情况下，尽管乙在该传真合同上签章，也不能认为该传真合同是证据原件。其二，如果甲将接收的乙签章后的传真合同(双方签章均是传真颜色)另行复制多份，并且甲未对传真合同内容作任何更改，且复制件明确显示了双方收发传真的时间，则该多份合同传真件均是证据原件。

二、传真件证据的证明力

传真件如果属于书证原件，可以单独作为认定合同关系的证据。一般而言，传真件在作为证据使用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1)传真件的性质随客观事实的不同会产生变化，既可能被视为原件也可能被视为复印件;(2)传真件内容的真实性难以判断，因为采用某些技术性手段可以变造传真件的内容;(3)传真件的保存时间有限，传真件上的显示信息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一份传真件是否具有证明力或证明价值，也就是说对于法官认定案件的事实是否具有作用，关键在于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考量。

法官在对传真件的真实性进行认定的时候，必须认定传真件的真实程度以及传真件所证明的事实的真实程度。笔者认为，在传真件完整(记载收、发传真的时间、号码等)的前提下，应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1)传真件证据的生成，即要考虑传真件形成的时间、地点和制作过程。比如，该证据所依赖的系统或其相关设备在使用时，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若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则该事实是否影响传真记录的真实性。

(2)传真件证据的传送与接收，即要考虑传递、接收传真时所用的技术手段或方法是否科学、可靠，以及传递传真的“中间人”，即电信运营商等是否公正、独立，等等。(3)传真件证据的存储，即要考虑作为证据的传真件是怎样存储的。比如，存储的方法是否科学，存储的介质是否可靠，存储人是否公正、独立，存储的传真件是否被改动过，等等;(4)传真件证据的收集，即要考虑作为证据的传真件是由谁来收集的，收集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等等。另外，法庭在审查传真件证据时，还应询问当事人互发传真的过程，以确定当事人持有传真件的形式，以及是否存在商谈过程中形成的其他传真件;同时，法院应依职权调取当事人双方传真记录，以确保传真件传递过程的可靠性。

传真件证据的真实性确定之后，法官更为关注的是由当事人提交或相关人员收集的传真件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联。一般来说，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传真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审查:(1)传真件想要证明什么样的待证事实?(2)该待证事实是否该案中的实质性问题?(3)传真件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因此，法院在决定是否采纳传真件为某案的证据时，应从上述三个方

证据认定 篇6

关键词：行政诉讼；“主要证据”；“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法治

中图分类号： D915.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5001705

一、问题的缘起：一起以“主要证据不足”而被撤销的行政案件的分析证据是法律程序的灵魂，离开证据的证明作用，任何精巧的法律程序都将会变得毫无意义[1]。所以有关证据的论著颇多。但是，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视角来对行政诉讼中的“主要证据不足”进行论证的，则为鲜见。笔者以一案例作为缘起展开论述：

第三人王伟持自己的身份证、其父王增田交由儿媳保管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其父身份证复印件，到被告处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并在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和房地产买卖契约中代替其父王增田签字。被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房屋管理局）于2001年为王伟作出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原告王增田2007年知悉后，认为该登记违法且侵害了自身合法利益，遂起诉至法院。原告诉称与第三人王伟系父子关系，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一直由王伟的爱人保管。原告因索要未果，去被告处挂失，才知转移登记这回事。且原告称，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并非本人提交到被告处，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和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的签名也非本人所为。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该转移登记。但被告辩称：（一）该登记依据的法律明确，权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并提供了如下证据：1.王增田和王伟的身份证复印件；2.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3.房地产买卖契约；4.房屋所有权证（所有人王增田）。（二）原告与其子王伟于2001年办理转移登记，从提交的材料和生活常理可推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转移登记。故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王伟述称：（一）原告将诉争房屋卖给张祖满，张祖满又转卖给自己，故法院应维持登记。（二）在2001年办理转移登记时，原告同到被告处，其有事离开，我才代签，但其父应当知道转移登记的事实，且有证人李广贵在现场证实，所以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并提供了佐证：1.与张祖满签约的证明；2.张祖满、李广贵等证人证言。法院认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有事离去只能推定其放弃出让房屋，而不能推定原告知道房屋转让登记这一事实。另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且涉及不动产适用相应的除斥期间。因此，认定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最后确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撤销了该房屋所有权登记[2]38-42。

在此案件中，被告想以原告超过诉讼时效来进行程序抗辩，但没有任何举证。第三人虽举证原告到场进行过户登记，但又承认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和房地产买卖契约系由他代替原告签字。因此，被告属举证不力。但法院进行实体审查时，被告作出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真的为“主要证据不足”呢？首先，被告进行登记的形式要件都具备；其次，原告也到了现场。结合实践，被告在进行审查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没有能力和条件对作出登记行为时的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和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的签字进行真伪甄别。因此，其作出的行政登记行为属于“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可进入司法程序。但最终法院还是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因此，行政行为中，对证据的审查认定与进入司法程序中法院对证据审查认定的悖论，以及由此凸出的“主要证据不足”制度上的缺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法理分析：“主要证据不足”概念的厘清《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明确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这里只规定了“主要证据不足”情形下适用的判决类型，对何谓“主要证据不足”，如何理解和适用，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既是相对于证据链上的其他证据而言，也是相对于案件事实而言，更是相对于整个案件的诉讼结果而言的。因此，对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概念的厘清，则是司法审查和判决的前提和基础。

（一）“主要证据”的界定

若无“主要证据”这一概念的预设，“主要证据不足”便无从谈起。法院欲认定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则必先了解行政诉讼中的“主要证据”。而某个证据是否属于“主要”，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若非在与其他事项比较的关系中，我们无法断言何者 “主要”、何者 “次要”。行政诉讼中的“主要证据”与举证责任的分配，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举证责任分配完成以后，我们才清楚该方当事人所负责证明的事实——待证事实，之后我们才能判断该方当事人是否持有“主要证据”。

行政诉讼中所说的“主要证据”，是指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能够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所必备的证据。原则上，任何一个证据，要成为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都必须同时具备双重证据资格：一是证明力，也就是在经验上和逻辑上发挥证明作用的能力；二是证据能力，也就是在法律上能够为法院所接纳的资格和条件[3]。“主要证据”当然也必须具备这双重证据资格。

“主要证据充分”与“主要证据不足”是“主要证据” 的两个侧面。虽然法律中并没有“主要证据充分”的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证据确凿，……，判决维持。”法条中规定的“证据确凿”包含但不限于“主要证据充分”。

（二）“主要证据不足”的厘清

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判决前，必须先了解“主要证据不足”的概念。行政诉讼中所说的“主要证据不足”指的是，在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上，被告因欠缺证据而未能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行政违法状态。实际上，“主要证据不足”是一个否定性概念，那么，为什么法律明确规定了“主要证据不足”而没有明确规定“主要证据充足”呢？这种规定大致是出于行政法治的考量：行政法治要求行政主体在针对某一事实而实施一定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以根据法律程序规定而收集的相关证据为前提。且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行政主体的取证优势，甚至有时只有行政主体才保存着能够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这种考量蕴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收集充分的证据乃是行政主体的职责所在，收集的证据不充分则是失职的表现，“主要证据不足”也应该由行政主体来承担责任。所以，法院在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应当将这点纳入考虑，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明白为什么要规定“主要证据不足”，这也便于法院明确地界定并使用“主要证据不足”这一概念。endprint

这里仍需提出疑问，“次要证据不足”时如何进行认定？这些问题频繁地出现在审案法官面前。在证明责任分配完成之后，由于证明标准有高低之分，所以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也有不同。当事人对具体事实的证明程度能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结果。而“次要证据”有时可能左右案件的结果，极端的表现是，只有一个主要证据而没有其他任何佐证时，能否根据孤证对事实进行认定？这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4]27-32。但从理论上说，在次要证据出现瑕疵而影响到合理性甚至合法性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判决撤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制度完善和实践操作：主要证据不足认定标准的确定和适用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增强诉讼当事人对行政诉讼结果的预期，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推动行政诉讼的进程，还可以明显增强法院判决的说服力。既然“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在审判实践中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可否通过对实践中大量的案例素材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总结出“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呢？如果能找到此标准，“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就更具可操作性。但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衡量，筛选出的结果往往不同，证据问题也不例外。因此，选择一个恰当的标准对“主要证据不足”进行认定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

“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密切相关的。有的学者认为：理论上，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要求为证明需要而达到一种使法官确信的状态或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总体上介于两者之间[5]。故而在设计“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时，需要将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考虑在内。通过郁祝军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案和王增田诉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房屋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27-52。

“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即“主要证据”缺乏到何等程度时，我们方可称之为“主要证据不足”。在此主要介绍两种认定标准：

第一，形式上的认定标准。形式上的认定标准，即我们从形式上即可判断出“主要证据不足”，而无需审查证据的内容。有一种情形可以从形式上进行判断，即经过补充证据和证据排除程序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若符合这种形式上的标准，法院即可直接认定为“主要证据不足”。大多数孤证定案的情形，也可以从形式上判断。要注意的是，这个标准不能囊括“主要证据不足”的所有情形。

第二，实质上的标准。从待证事实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这个角度来审视，需要将证据的内容纳入考量。从实质上进行判断有两个标准：一是非一致性标准，即从逻辑上进行推演时，证据链是断裂的或各个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即现存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一致的证据链，以致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二是非排他性标准，即现存的证据结合起来，并非指向同一目标，案件结论不能够排除其他非法的可能性。若符合这两个标准之一的，法院即可认定为“主要证据不足”。李晓云诉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与周如倩诉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决定案，可对上述标准进行验证[6]。但欲获取更精细的、更具操作性的标准，我们仍需收集更多典型案例，并进行比较研究和经验总结。

（二）认定“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途径——证据锁链

司法是相对人的最后救济途径。对案件做出正确的判决，有很多方面的要求，其中对事实的准确证明是最起码的要求。仅仅有法律规定和概念是不足以达到这一点的。所收集的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锁链，才有可能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而证据链除去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外，还应具有一致性和排他性：一致性，即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并且能互相印证，互相衔接；排他性，即所有的证据结合起来，都指向一个目标，对案件只能作出一个唯一的正确结论且这种结论必须具有肯定性和真实性，并且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在王增田诉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房屋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件中，排他性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被告和第三人所有的证据结合起来，并非都指向一个目标，对案件并非只能作出唯一的正确结论，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使被告和第三人的证据都满足了其他四个性质，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属于“主要证据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在审判实践中将“主要证据不足”纳入到证据链中进行考虑既方便又准确。实践中，法律人常常从证据链的角度对证明标准进行论证，要么强调证据链的完整性，要么主张证据链的断裂。法官也不例外。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证据链由证据组成，但证据链并非是多个证据的简单相加。各个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证据链直接指向待证事实，所以，证据链应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在证据链的桥梁般的作用下，事实也层层推进。若证据链在某一环节上断裂，则不能实现最终的证明目的。此时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则会面临败诉的风险。将“主要证据不足”放在证据链上来检验，要比其他方法简便易行得多。

（三）“主要证据不足”的表现形式

仅仅靠主要证据不足的概念厘清和标准确定还不足以明确认定“主要证据不足”。司法实践中，还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表现形式来进行具体认定。“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7]：

1.不尊重客观事实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关系到相对人或第三人权利义务增减的事实或情节不清楚；二是根本不存在所认定的事实。这两种情况都说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即没有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客观事实这一前提。例如，环保局对排污企业进行处罚，而没有事先对河水进行抽样化验，因此不了解污水排放是否超标以及超标的程度。

2.未达到法律真实的标准

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关系到相对人或第三人权利义务的增减，若行政主体对这些事实或情节的认定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即未达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往往表现为完全没有证据、或只有部分主要证据、或只有次要证据，因而不能达到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法律真实标准。例如顾客对某餐馆的卫生状况进行投诉，卫生局举不出餐馆不达标的证据而进行处罚，就属于这一情形。endprint

3.认定的责任主体错误或证据不足

即未能认定真正的责任主体，或认定的责任主体缺少有关证据加以证明。例如，车主和使用人不统一时，未确认清楚之前，交警即对违章车辆的车主进行处罚。

4.对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认定有误

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于处罚”。例如，现有不满14岁的刘某因违反治安管理，公安机关未询问其年龄，就对其进行处罚。

5.作为定案根据的材料被依法排除

用来作为定案根据的材料是非法证据或在合法性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在进入行政诉讼阶段后，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证据被依法排除，结果导致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违反“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裁决时没有证据支持，被起诉之后才收集证据；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获取非法证据；获取证据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等。这些证据被排除后，原来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便往往会因为“主要证据不足”而被撤销，例如“钓鱼执法”。

四、结语

诉讼以证明为中心，裁判以证据为根据[8]。法院在遇到“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时，如何进行认定？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又应当怎样裁判？因此在某些行政诉讼中，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此环节必不可少，否则无法对该具体案件适用类型进行判决。掌握行政诉讼中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运用行政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对“主要证据不足”进行认定，不失为一条好路径。“主要证据不足”是排除了非法证据之后，所剩下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行政违法状态。我们还可以发现，法律明确规定有“主要证据不足”，乃是出于行政法治的考量，其价值追求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并保障相对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了解“主要证据不足”，以便了解其中的内涵，这样才能在具体审判实践中，指导我们更加准确地断案并增强判决结果的说服力：一方面可以增进当事人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司法公信力。行政法治是行政诉讼法的一个目标，如果能更好地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我们便拥有了通往该目标的阶梯。

参考文献：

[1]徐继敏.证据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探析[J]，河北法学，2010，（3）：83.

[2]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陈瑞华.关于证据法基本概念的一些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3）：61.

[5]文正邦.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一辑）[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22.

[6]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2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12-118，219-224.

[7]蔡小雪.如何确认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J].法律适用，1997，（1）：27.

证据认定 篇7

2006年1月1日19时左右，犯罪嫌疑人杨某回到其暂住的某路195号15栋105室家中，发现妻子赵某某不在家中，便怀疑其在外有不轨行为。当赵某某于19：30分左右回家后，杨某对其进行殴打，时间持续到22时许。次日凌晨2：30时许，被害人赵某某叫喊肚子痛，后被犯罪嫌疑人杨某送至医院，但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尸体检验，被害人赵某某系生前四肢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挤压综合症而死亡。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承认了其对赵殴打的事实，但又称，其在殴打赵之前发现赵的四肢已经存在被人殴打过的青紫伤处，并询问过赵原因，因赵不肯说明于是继续多次击打赵的伤处。证人冯某某、向某某、张某某等人证言可以证明听到杨、赵住处房屋内传出打架声以及女性“唉哟”的呻吟声。

[分歧意见]

对该案犯罪嫌疑人应否批准逮捕，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害人赵某某被他人殴打致死的事实是确凿的，但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杨某的加害行为和被害人赵某某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犯罪嫌疑人杨某作不批准逮捕。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杨某有殴打赵某某的事实，赵某某也因被其殴打死亡，有伤害结果。由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大，拟对犯罪嫌疑人杨某作基本构成犯罪的有条件逮捕。

[评析意见]

综合分析全案事实与证据，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体理由如下：

犯罪嫌疑人杨某到案后始终供认：2006年1月1日晚因怀疑被害人赵某某在外有不轨行为，为使赵某某说出真相而用拳头对赵实施殴打。并且在殴打赵某某之前已发现赵的四肢有多处曾被他人殴打过的青紫伤处。同时，证人冯某某、向某某、张某某等证明其听到该处房屋内传出打架声以及女性“唉哟”的呻吟声。据此，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杨某对被害人赵某某有伤害故意，并实施了伤害行为。

对于犯罪嫌疑人杨某提出的赵生前曾被他人殴打过的辩解，公安机关的尸体检验报告等鉴定结论仅能证实赵某某系生前四肢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挤压综合症而死亡，无法排除杨提出的辩解。案中多份证人证言，可以印证犯罪嫌疑人杨某殴打赵某某的事实，但不能证实杨某对赵某某的故意伤害程度，亦无法排除杨提出被害人之前已遭人伤害的辩解。在案件证据无法排除犯罪嫌疑人杨某无罪辩解的情况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要求出发，如无相反证据，不能排除杨某辩解成立，即被害人赵某某在被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殴打之前，存在已被伤害的可能。被害人赵某某系生前四肢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挤压综合症导致死亡，据此，被害人赵某某死亡原因有4种可能。一是由其他加害人的行为造成；二是由犯罪嫌疑人的加害行为造成。三是由其他加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共同作用而死亡；四是其他加害人的行为足以造成被害人死亡，犯罪嫌疑人的殴打行为加速或促进了被害人的死亡。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是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性基础或者必要条件，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假设性。案中现有的证据，证明其他加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或共同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证据都不充分，无法判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逮捕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该条件分别从证据因素、实体法因素、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因素对逮捕条件进行了规定。就证据因素而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理解应当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显然本案的证据只能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至于被害人致死的犯罪事实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杨某所为，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查清。因此，无法认定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杨某达到逮捕的标准，应决定不批准逮捕。

对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启示

该案之所以出现分歧意见，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如有人认为只要“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有人则认为只有“构成犯罪”，即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才可以逮捕。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拘留的条件是“重大嫌疑”；侦查终结、起诉和审判的条件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从证据对犯罪所能证明的程度的角度来规定条件的，因而实践中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而作为逮捕首要条件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从证据的状态的角度加以规定的，理解和把握“状态”，比理解和把握“程度”要困难得多。“有证据”弹性较大，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把握上的困难。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逮捕的首要条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并说明所谓“基本构成犯罪”，就是“八九不离十”。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逮捕后，案件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证据有待于进一步调取，被逮捕者最终是否构成犯罪有的还存在或然性，故不能保证被逮捕者全部都构成犯罪。如果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理解和把握不准，就会人为地降低或者提高逮捕条件，其结果不是影响保障人权，就是影响惩罚犯罪，有的还会造成错案。“有条件批准逮捕”正是为了处理好“基本构成犯罪”这一实际情况，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和批捕办案的工作实际提出的一项工作措施。

“有条件批准逮捕”没有背离“有证据证明犯罪”这一逮捕的基本要求，并且有六个方面的条件作为前提。如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予以逮捕的，只能是案情重大、复杂、根据侦查工作需要必须逮捕的极少数案件。“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应是有条件逮捕案件在证据上的最低标准，且要符合逮捕另外两个条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实践中“有条件逮捕”的实施还应当满足“根据已有证据综合分析，确定逮捕后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的条件。本案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杨某提供被害人赵某某可能被他人伤害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证人证言均是证人听见的传闻证据，不能达到直接证明或者形成证据链对关键事实证明的要求；而依据现有的医学鉴定技术也无法区分犯罪嫌疑人杨某故意伤害行为对被害人赵某某死亡的作用程度，案件的后续侦查工作很难深入，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证据。因此“有条件逮捕”的实施应当谨慎，如果贸然逮捕就会出现“有条件逮捕，无条件放人”的被动情况。

笔者认为，要确保“有条件批捕”案件的质量，必须要建立和健全“建议补充侦查”、“捕诉联动”、“引导取证”制度。即以捕诉联动为前提，侦监与公诉之间、上下级院之间要进行沟通协商，互通信息，认识一致。要加强对公安侦查活动的跟踪监督，公安机关要提出详细可行的侦查计划，检察机关要有补充侦查的建议引导取证；捕后经继续侦查仍不能达到审查起诉证据条件的，要建议公安机关变更逮捕强制措施或撤销逮捕决定，保证案件办理的质量。

注释

[1]损伤引起挤压综合症：机体富含肌肉的部分(大多为四肢)因长时间受挤压(例如暴力挤压)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局部循环障碍，出现肢体明显肿胀，引起缺血性坏死，急性肾功能衰竭。检案中可见于钝器打击造成大面积肌肉及深度组织损伤坏死及长时间绳索捆绑等损伤。挤压综合症一旦出现对机体损害严重，往往造成死亡。摘自：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局编：《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第90条。

[2]“有条件批捕”，是指对有严重刑事犯罪嫌疑，又不具有采取其它强制措施条件，但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尚未达到批准逮捕的标准，然而确实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和可能，公安机关愿意并已有补充侦查的具体计划与方案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提供证据材料。这一措施是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且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进一步加大打击合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有条件批捕”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对逮捕条件的放宽，而是一种例外，其核心是“有条件”。摘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余啸波副检察长在《2004年市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胡锡庆主编：《新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