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证据

技术性证据（精选12篇）

技术性证据 篇1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 提高痕迹检验技术已经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 我国将提高痕迹检验技术作为重要的研究发展项目。经过近几年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我国在提高痕迹检验技术上取得了显著地成绩。

一、我国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的路径研究现状

痕迹检验技术是刑事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用专门的技术方法, 对与犯罪事件有关的人或物留下的痕迹进行的勘验和鉴定, 例如对枪弹痕迹、手印、脚印、牙印、车辆痕迹、工具痕迹、整体分离痕迹以及其他特殊痕迹的检验。通过发现、提取和保全各种痕迹, 对痕迹形成的机制进行研究, 从而分析犯罪事件。可以说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可靠地证据, 帮助公安机关及时锁定犯罪嫌疑人,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也与时俱进, 并逐渐呈现出五大发展特色: 自动化、标准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微观领域不断深入、无损检验。目前我国提出了科学拟定刑事技术发展战略和规划, 在促进痕迹检验技术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不能否认,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路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一) 痕迹检验技术发展后劲不足

当下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比如技术研发资金匮乏, 技术培训力度不够等等, 都严重的影响了痕迹检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资金是技术研究进行的物质保障, 但是目前我国痕迹检验技术发展滞后的很大原因就是研发资金不足。同时技术培训体系的不健全也不利于相关科技人员开阔思维、创新技术。

( 二) 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比较低

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 采用先进的痕迹检验技术固然可以提高证据质量, 但是侦查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不容忽视。然而据调查研究发现, 我国的侦查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侦查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侦查技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尤其是侦查工作中的基本常识急需普及, 比如案发现场中许多有价值的证据被遗漏或人为地损毁, 这严重的影响了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目前我国侦查人员的内部结构严重失衡, 高素质的侦查人员严重匮乏, 使得痕迹检验技术和相关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 这已经成为阻碍刑事案件侦查工作顺利进展的关键因素。

三、我国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路径研究的发展方向

( 一) 提高对痕迹检验技术的重视程度

我国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理念, 与时俱进, 采用先进的痕迹检验技术, 并提高对其重视程度。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鼓励技术创新;此外重视技术培训体系的建立健全, 召开技术研讨会, 为学术思想和创新技术理念搭建交流的平台。

( 二) 进一步完善痕迹检验的技术标准

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痕迹技术检验标准, 并不断地发展创新。首先公安机关不仅要不断地完善痕迹检验工作的技术标准, 还应该建立健全痕迹检验工作体系。同时积极调整与侦查工作不符合的标准或条例, 从而进一步提高证据质量和刑事诉讼案件的侦查效率。

( 三) 应提高侦查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全面提升侦查人员的专业素质及工作水平。首先公安机关应该加强对工作人员侦查技巧的培训, 普及基本的工作常识; 其次, 国家应该注重高素质侦查人员的培养, 进一步优化工作人员的内部结构; 此外我国还应该提高侦查工作人员的聘入门槛, 从而进一步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质量。

四、总结

综上所述,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在痕迹检验技术领域也取得了显著地成就。近几年, 痕迹检验技术在我国的使用范围不断的扩大, 有力的提高了证据的质量, 保证了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不能否认, 我国痕迹检验技术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检验标准、检验流程等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提高证据质量上取得了显著地成就, 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 不能否认, 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针对痕迹检验技术进行详细的分析, 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旨在促进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水平的提高,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痕迹检验,证据质量,路径研究,发展措施

参考文献

[1]赵铁锋.简议如何运用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J].法制博览, 2012 (9) .

[2]旦增格桑.论如何运用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4 (32) .

[3]段明宇, 王国栋, 高海峰.浅谈在刑事侦查中如何提高痕迹检验技术的应用[J].楚天法治, 2015 (1) .

技术性证据 篇2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及高唐法院《技术性证据调查的管理规定》（试行），为规范我院技术性证据调查工作，针对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技术性证据调查适用于现场勘察、测量、实验、检验、验证等，主要是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或技术设备对某些证据的客观特征进行查明，可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证据固定，或封存、提取有关书证、物证、检材等。

第三条本院技术室负责本院技术性证据调查工作，并对本院司法技术工作开展情况向上级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报告。

司法技术人员依据所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必要时可聘请有关技术方面的专家参与调查。

第二章 收案

第四条技术性证据一般是指当事人无法提供、不便提供或不适合由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专门性证据。

第五条当事人来法院起诉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而向我院递交证据保全申请书，经审查该证据涉及有关专业技术方面内容并且符合证据保全条件的，由立案庭移交本院技术室。

第六条在刑事、民商和行政诉讼及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对技术性证据申请调查或审判人员依职权决定调查某项技术性证据时，由审判人员移交技术室办理。

法院工作中遇到其他有关技术证据内容的，司法技术人员应利用所掌握的技术设备的专业知识积极配合。

第七条司法技术证据中心的内勤人员负责技术性证据调查案件的收案登记，并按以下程序办理登记工作：

（一）、移交单位的委托要求是否明确，转交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全；

（二）、符合技术性证据调查要求的，签字接收，并报司法技术证据中心负责人审查确认受理案件；

（三）、受案当天将案件编制卷宗，并将案卷宗材料交主办人。

第八条主办人负责接收卷宗、保管卷宗资料，按照审判、执行人员移交技术性证据调查的要求，制订办案计划。

第三章 调查取证

第九条对于司法技术人员掌握该方面知识和技能的案件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的案件，由主办人及协办人2日内决定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有必要通知当事人到场或需要当事人配合的，应及时通知当事人。

第十条较为复杂的技术性证据，司法技术人员根据证据的性质和特点，2日内联系确定相关专家，有必要通知当事人到场或

需要当事人配合的，应提前通知当事人，告知其配合并监督技术性证据的调查工作。

专家可以是一人或多名，两名以上专家参与调查的，可以为不同专业机构的组成人员。

第十一条调查有关证据是法院依职权采取的调查活动，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积极配合，对单位或个人拒不配合的可依法采取强制调查措施。

已通知到场的当事人拒不按时到场的，不影响调查工作的进行，由调查人员将该情况记入笔录。

第十二条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的，调查人员应听从专家的指导意见，并在其协助下完成调查工作。

第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就该证据的客观情况进行现场询问，司法技术人员或聘请的专家应予解答。

第十三条证据调查应制作调查笔录，聘请专家参与的，应由专家签字认可，到场的当事人均应签字确认。

第四章 结案

第十四条技术性证据调查完成后，均应制作书面工作报告。第十五条工作报告内容应如实记载调查时间、地点、调查人、参加人、在场人和工作进展情况，并由专业技术人员签名，一并附上调查取得的证据。

第十六条工作报告应由主办人署名，经技术室负责人签发后加盖司法技术印章，报告完成后即将工作报告及有关资料交内勤，由内勤移送业务庭。

第十七条主办人结案后即应按要求整理卷宗内容并装订成册，交内勤按档案规定统一办理归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审判、执行人员移交技术室调查的其他证据，按本实施细则办理。

第十九条办理技术性证据调查案件遵守诉讼法律中有关回避、时限、期间、送达等各项规定。

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使用问题 篇3

内容摘要：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并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材料作为证据使用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应对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转化、移送、出示等问题进行探讨，寻求可行解决路径。

关键词：技术侦查 证据 示证 程序保障

一、技术侦查材料证据使用的历史沿革

我国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使用，经历了一个从部门立法到加入国际公约，再到刑事立法的相对漫长过程。

1989年，为了严厉打击职务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极少数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谨慎地通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1995年《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这一措施。2000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两部公约均允许缔约国在法律规定条件下采取控制下交付、电子监控、特工行动等，但对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使用没有相应规定。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的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专门增设技术侦查一节，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立法明确，并规定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至此，技术侦查材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证据资格在我国正式确立。

二、技术侦查材料证据使用的现实困境

虽然技术侦查材料在立法上获得了证据资格，但其在现实中的使用困境，并未由于立法的推进而顺其自然的解决。诸多之前长期困扰司法实务的难题，以及伴随此次立法出现的新的问题与情况，仍然严重阻碍着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使用从制度到现实之路。

（一）转化的困境

绝大多数技术侦查材料在技术措施、参与人员、材料内容等一处或多处涉密，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存在困难。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使用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浙江省公、检、法三家出台的《重大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则规定，通过技术侦查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转化”为其他合法形式的证据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保护措施”是何种形式，“转化”又需通过怎样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目前在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法规层面均是空白。

（二）移送的困境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目前主要由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技术侦查的部门执行，收集的材料也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存放。但是对于具体的存放却一直没有规定，规范的空缺导致现实操作中的混乱。当前，对于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材料，公安机关往往出于措施保密或保障特情人员人身安全的原因，并以材料涉密又没有对外移送的相关规定为理由拒绝移送。一般采取侦查机关统一保管，办案机关上门阅看这一方式解决问题。

（三）出示的困境

对于作为定案根据的技术侦查材料而言，如何进行法庭出示、辨认和质证程序是面临的又一大困境。原貌出示显然会向被告人及社会公众暴露技术侦查方法和相关人员身份等敏感信息，不符合对技术侦查材料的保密性要求。而通过采取“保护措施”等方式出示，则又将使得材料的来源、收集程序、收集人等内容无法在法庭上予以展示。辩方将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合理的怀疑”，控方仅能统一以内容保密作为答辩理由应对，难保审判者内心确信的实现。

（四）庭外核实的困境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必要时对于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进行核实。且不说目前关于庭外核实的启动条件、具体程序等规则缺失，操作缺乏指引。该核实方式虽在法律层面得到确立，但在理论界仍颇有争议。近乎秘密的审查方式，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对案件证据的知情权与辩护权。如何保证在庭外核实情况下，辩方仍能了解证据基本内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质证意见；庭外核实定案的案件，被告人如何进行权利救济，均是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三、技术侦查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选择路径

（一）证据转化：信息隐匿与形态改变

技术侦查材料转化的目的是为了隐藏保密信息，防止敏感信息和相关技术手段的泄露。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可采的转化方式主要有信息隐匿与形态改变两类。

信息隐匿即在不改变材料原始面貌的情况下，将需要保密的信息予以隐藏，这是对原有证据的一种屏蔽处理。如将证人证言中特情人员的姓名、身份信息等以字母、数字等符号代替，而对证言的其他内容不做改动。该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转化过程简单，对材料的实质内容几无影响，较好的保持了证据原貌。但缺陷是，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仍有可能根据证据内容推测出被隐匿的信息。在另一些情况下，隐匿的信息可能为定案的关键信息，一旦被处理，则材料的证据作用将无法实现。同时，信息隐匿可能会导致证据来源、取证主体等证据要素的不清晰，判断证据合法性往往需要在案外通过其他方式另行核实。

形态改变即通过技术或人为方法，完全改变技术侦查材料的原始状态，使之蕴含的保密内容和手段无法通过证据本身被发觉，该种方式近似于将技术侦查材料这一原始证据改变为另一种办案机关提供的新的传来证据。如将监听录音归纳、整理为书面的文字证明材料，将通过通讯基站实现的定位改变为地图上的行动轨迹。该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完全隐藏了相关技术手段等内容，较好的实现了保密原则。但缺陷是改变了证据原有的形态，过程复杂耗时。且在此过程中，有的依靠技术方法，有的依靠办案人员的人为归纳和概况，无法避免的会产生前后证据内容的偏差。

司法实践中，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材料，形态改变的方式由于更好的保障了保密性，故而可能更为容易被侦查机关所接受，实际也确实更多的被采用。但从必要的保密原则角度出发，这不是应当被首先考虑和广泛采取的。形态改变相比信息隐匿而言，损坏的可能不仅仅是证据的客观性和诉讼程序的便宜性，甚至可能威胁到审判的独立地位。负责证据形态改变的工作人员，可能通过主观意志改变证据内容，最终影响裁判结果。故而，在证据转化中，如果相关材料可以通过信息隐匿的方式实现必要的保密原则，则应当首先适用。当隐匿方式无法实现保密目的的情况下，才进行形态改变。同时，应当由专门的技术人员通过规范的技术方法进行形态改变，制作过程应当予以书面记录，最低限度的剥离主观因素，保障证据客观性。

（二）证据移送：移送审查与留存待查

关于技术侦查材料的移送，当前侦查、审判机关在“移”与“不移”之间意见对立，分歧较大。

移送审查即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材料与其他证据材料一并或单独随案移送给办案机关接受审查。在此过程中，相关材料如已经通过转化，不违反保密原则，则可以与其他证据共同装订、查阅。如未经转化又需保密，则必须通过保密卷的形式单独装订，经过审批、登记等手段，限制查阅。该种方式有利于案件各方对材料开展较为深入的审查，也使得材料作为证据当庭出示成为可能，故为审判机关所倡导，也为辩护方所欢迎。

留存待查即技术侦查材料统一由侦查机关保管，不随案移送，办案机关需通过一定的审批手续，才可前往查阅。辩护人被排除在查阅范围之外。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便对于办案机关，侦查机关仍然会对查阅材料提出诸多限制，复制、摘抄往往不被允许，查阅范围也受到具体限定。目前绝大多数侦查机关坚持这种方式，但从客观角度来看，留存待查的模式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程序公正、提高办案效率等多方面均有负面影响。

选择留存待查的弊端显而易见。如材料要作为证据使用，则应当随案移送接受审查。侦查机关之所以坚持材料留存，还在于对移送后保密原则的落实心存顾虑。如能在移送前较好的完成对材料的转化工作，使之不具有涉密内容，或依规制作保密卷，并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辅之以后续在证据出示、辨认、质证等诉讼活动中的进一步保护，则技术侦查材料的必要保密原则已能充分实现，留存待查也将不再具有合理性。而对于未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材料，仍可以统一存放在侦查机关，供办案机关查阅参考，用于核实案件线索和证据来源，增强内心确信，防范案件冤错。

（三）证据出示：当庭出示与庭外核实

技术侦查材料的出示与否，笔者在此讨论的前提是已作为证据使用，随案移送办案部门审查的有关材料，对于留存待查的部分，盖不具有当庭出示的可能。

当庭出示即技术侦查材料与其他证据材料一并在庭审中通过举证予以出示，并接受被告人的辨认和辩护人的质证。当庭出示亦可细分为两种——常规模式和技术处理模式。[1]常规模式将技术侦查所收集的人证或物证以其原始面貌在庭上公开展示，审查判断与常规证据的调查核实方式一致，辩方的知情权和质证权等被充分保障。技术处理模式将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在示证时进行屏蔽或模糊化处理，但对证据材料审查核实的地点仍在法庭之上。

庭外核实即通过保护措施后，仍不能满足技术侦查材料保密原则的必要要求，或不足以使法官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产生内心确信，作出最终判断。从而需要将技术侦查所获得的材料隔离于法庭之外，由审判人员对该类证据材料获取的方法、过程以及具体内容等情况进行审查核实。

技术侦查材料如果能够当庭出示固然理想，但也需看到我国的司法实际：常规模式不适用于绝大多数技术侦查材料，而技术处理模式又处于起步阶段，不论在制度建设、经验积累还是在保护措施的实际实施上，我国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广泛、成熟的运用。庭外核实虽然有其程序弊端，但既被立法允许，则仍应当大胆使用。在笔者看来，当庭出示与庭外核实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对立，将两者结合运用或是一条更能够解决当前困境的可行途径。对于运用技术侦查的案件，检方应当在起诉时告知法院，法院可以通过召开庭前会议的方式，使得辩方能够在庭外了解证据具体内容，控辩双方初步交换意见，解决证据能力等程序问题。在开庭过程中，控方仍需对相关材料当庭出示，但可简化举证方式，仅例举证据名称等基本内容。[2]辩方进行简单、概括性的质证，详细意见可以书面形式提交。在庭后，法庭如仍有疑问，可根据需要对材料再次进行庭外核实，包括向侦查人员了解取证情况，核对原始材料，查阅审批文件等。相关的核实情况当告知控辩双方，并听取意见。

（四）程序保障：检察监督与辩护参与

在技术侦查本身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其材料的核实和运用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性。引入多方监督和参与是保障案件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的可靠途径。

基于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定位和诉讼参与者的便宜条件，检察监督在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检察机关除应当对技术侦查活动本身开展监督之外，对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使用也负有监督职责。包括对材料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审查核实，对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过程中相关程序规定的履行，以及材料运用、审查、核实各方对保密原则的遵守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非法证据，应当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或补救，防止危害扩大化。切实保障案件质量和公民基本权力不受侵害。

技术侦查材料，被告人了解有限、社会监督缺失。辩护人作为被告人一方的代言者，应当给予其充分参与案件的机会。首先，对于采取技术侦查的案件，应当将相关情况告知辩护人。其次，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材料，应当保障辩护人的基本阅看权，并给予其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最后，对于庭外核实的证据和情况，应当告知辩护人并听取其意见，不能因庭外核实或其他原因而将材料与辩护人隔离，沦为“秘密审查”。

注释：

[1]董坤：《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技术性证据 篇4

1 痕迹检验技术的内容以及重要意义

1.1 痕迹检验技术的基本内涵。

所谓的痕迹检验技术就是在刑侦工作的过程中, 为了提高证据的质量, 采用痕迹检验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对犯罪过程中遗留的各种痕迹进行收集和检验, 通过检验结果可以看到犯罪的变化规律, 进而推测出犯罪嫌疑人以及犯罪现场的基本情况。这种证据火区的方式主要经过了几个步骤, 其中主要包括发现、显现、提取以及分析和鉴定犯罪痕迹等等。通过这些步骤可以对犯罪行为进行正式, 在审判或者是起诉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线索。也是刑事工作中较为常见的方式。

具体来说, 主要是针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痕迹来进行检测, 主要包括手印、脚印以及工具的痕迹和车辆等等。通过对这些痕迹进行分析将犯罪案情和实际的情况进行还原, 找到犯罪痕迹和犯罪事实之间的联系。可信性和权威性相对较强。

1.2 痕迹检验在刑事侦查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 痕迹检验结构可以作为刑事证据, 通常情况下, 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痕迹检测的方式来对犯罪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定, 在此过程中, 可以将痕迹作为直接的犯罪证据, 不再需要其他的物证。因此,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所遗留的工具或者是衣物等进行检测。所以, 在实际的工作中, 需要对痕迹检验技术加强重视, 同时保证证据的确凿性。

第二, 痕迹检验技术有助于公安机关锁定犯人。刑侦人员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各种痕迹包括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纹、衣物、毛发等等都能够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特征进行证实, 因此, 可以帮助公安机关缩小搜查的范围。另外, 这些证据可以体现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 比如其年龄、职业或者是心理状态等等。因此, 相关的刑侦人员需要对犯罪现场的痕迹进行有效地检测。

第三, 痕迹检验技术决定了证据的质量。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据进行了细致地要求, 只有那些没有任何疑点的证据才能供法庭使用。也就是说, 只有没有任何疑问的证据才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是无罪还是确实有罪, 所以说, 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书面证据之外, 还需要采用痕迹检验的技术来对证据进行验证。例如, 侦查人员可以根据在犯罪现场找到的指纹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以及某一人物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对案件的破获奠定见坚实的基础。

2 现阶段痕迹检验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一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证据的质量,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 还会或多或少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证据的高效性。

2.1 痕迹检验技术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我国制定了规范痕迹检验工作的相关技术标准, 但是这些技术标准距离刑事侦查工作的实际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许多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技术参数设置不合理、技术路径设置不完善等等。痕迹检验技术标准是指导侦查人员开展刑事技术侦查工作的指南, 从目前情况来看, 痕迹检验技术标准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2.2 侦查人员的专业素质仍有待提高。

当前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刑事诉讼程序效率较低的问题, 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证据质量普遍不高。补充侦查环节较多。许多侦查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不高, 侦查技巧和侦查意识不足, 案发现场中许多有价值的证据被遗漏或人为地损毁, 从而给案件整体侦查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和影响。还有一些侦查人员不能熟练掌握痕迹检验技术和使用相关设备, 在痕迹收集过程中造成了证据损毁。

3 如何有效运用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

笔者认为,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为了更加有效地运用痕迹检验技术提高证据质量, 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3.1 尽快完善痕迹检验工作技术标准。

今后一个阶段, 公安机关应当抓紧完善现有的痕迹检验工作技术标准。对于现行规定中一些不符合刑事侦查工作需要或不科学准确的内容要及时进行订正、修订和完善。痕迹检验工作技术标准制定完成后, 将极大地有助于制定刑事诉讼程序中物证的认定规定。

3.2 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专业素质。

一方面, 公安机关要加大工作力度, 对从事一线侦查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业务指导和培训, 结合案例和侦查工作实践, 将一些痕迹检验领域中的新方法、新理论传授给侦查人员, 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还应当抓紧时间充实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进入公安队伍, 从整体上提升公安机关痕迹侦查工作水平。

3.3 完善痕迹与证据之间的衔接渠道。

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 进一步提高犯罪现场侦查痕迹转化为证据的效率。一方面对于侦查人员利用痕迹检验技术于犯罪现场提取的, 可能成为证据的痕迹要进行妥善保存和维护, 另一方面要组织专业人员对犯罪现场提取的各类痕迹进行科学地分析辨识, 结合案情和前期侦查的各类信息, 综合分析评定各种痕迹的利用价值, 从而为痕迹转化为证据提供科学依据。

3.4 其他措施。

另外,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他们在现场刑侦搜索理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提出了“四方关联理论”、“要素关联理论”等一些富有实践意义的方法论, 并藉此建立了完备的搜索方法体系。法规制定方面, 我们应尽快完善《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等规定, 使得规章制度整齐划一。

4 结论

综上所述, 痕迹检验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刑侦工作中证据的质量, 所以在刑侦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本文中提到的改进这些问题的措施可以供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借鉴和参考。在以后的刑侦工作中, 将这一技术进行完善, 可以有效的提高证据的质量, 促进我国刑侦事业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均良.痕迹检验[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7, 6.

证据定义与法定证据种类研究 篇5

众所周知，不管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所有诉讼活动，都是紧紧围绕证据展开的。证据的发现、提取、鉴别、审查、采信等，贯穿了各种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轴心。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意义上去考察，证据都是法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最近笔者越过初学时对经典无条件遵从的障碍，联系多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疑惑，重新解读各诉讼法典中与证据有关的章节和各诉讼法学教程中关于证据的论述，发现我们对证据的认识并不充分。这主要表现在证据概念的传统定义不确切，从而导致各诉讼法条文对证据的分类也不够科学。所以笔者认为，证据概念应重新定义，法定证据种类应适当调整。现就有关问题论述如下：

一、证据概念的传统定义及其缺陷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证据的种类，未对证据概念下定义。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则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很显然，这是当前关于证据概念的最权威的定义，而且，自1980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乍一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无可非议，仔细分析却很不确切。

其一、理论上逻辑荒谬。这里不妨用归谬法加以验证。假定这个定义正确，查《现代汉语词典》，事实：“事情的真实情况。”不难理解，定义中的“案件真实情况”就是案件事实。而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也只能是案件事实(与案件无关的事实不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定义实际上告诉我们，一切诉讼活动的核心就是用案件事实去证明案件事实。既然案件事实是需要证明的，那么用它自己去证明它自己，岂不永远也证明不了么?结论的荒谬自然推翻了原定义正确的假定。

其二、实践中不可实现。传统定义的简化结构“证据是事实”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什么是事实?事实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是特定时空状态下的人和物及其相互关系，不能离开特定的时空状态而存在。事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不能把构成事实的某些元素分离出来当作事实本身。事实又是一个过程，只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单一方向发展，具有一往无回的特点。在诉讼实践中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既往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它搬到法庭上去当证据使用。

其三、本质上是犯了定义不相称的错误。形式逻辑知识告诉我们，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对概念下定义，而对概念下定义就是把一个概念(被定义概念)放在另一个概念(定义概念)之中，然后找出两个概念的种差。这里的关键是定义概念必须能够准确概括被定义概念的`全部外延，科学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定义必须相称的原则。证据概念传统定义的不足就在于下定义时所选择的定义概念――“事实”不恰当。证据，无论物证、书证还是其他证据，都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总表现为一定形状、大小、色彩的物。而事实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对特定时空状态下人和物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抽象，没有形状、大小、色彩之分，虽然事中必有物，但事毕竟不是物，二者性质绝然不同。因而事实不能概括证据概念的外延，不能揭示证据的本质属性，传统定义犯了定义不相称的错误。

二、用广义信息概念定义证据

1、信息概念的逐步推广。汉语词典中对信息一词的一般解释为：音信，消息。这应该是信息一词的原始本义。1948年，美国申农发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被人们称为信息论(狭义信息论)，它是关于信息的形态、传输、处理和储存的理论。狭义信息论中的信息是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这里，信息概念又成为电信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

狭义信息论对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被人们广泛应用到不同领域，取得了神奇的效果。特别是信息论和系统论、控制论互相渗透融合，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产生了空前的飞跃。人们发现原先看来是完全不同的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信网络传递数据，神经系统实现功能，生物肌体对生存条件的适应，双亲性状的遗传，

电子证据在我国的证据能力刍议 篇6

关键词：电子证据 证据能力 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从广义上讲，电子证据是指储存在计算机及网络中的以电子、数字、磁、光学、电磁等形式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信息，包括电子数据、电子记录和电子记录的系统。以这种形式界定“电子证据”含义的国外法律规范有：1998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增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美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爱尔兰《电子商务法》等。［１］狭义上，电子证据仅指局限于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各种电子数据、记录及记录系统。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和欧盟的《欧洲电子商务提案》均为此种做法。电子证据主要是以电信号代码（如0或1的组合）形式存储于磁盘、光盘、CD-ROM等介质上的数据和信息。电子证据载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子证据具有高度精确性、复合性、易复制性和易改变破坏性等突出特点。

易于复制和改变破坏的特点使电子证据真实性和安全性受到影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5年第18届会议上，在审查了秘书处关于计算机记录的法律价值的报告的基础上，建议各国政府：审查涉及使用电子计算机记录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规则，以便消除其对其使用所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确保这些规则符合技术的发展，并为法院提供适当的方法来评价这些记录中的数据的可靠性。能否将其在诉讼中作为真实证据使用，就是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

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证据的可采性，是指某证据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符合有关的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可以在法庭审理中为证明案件事实而得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各国固有的法律传统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对于证据可采性的法律规定形成了以下三种做法：第一是“自由裁量”式，即证据是否可采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此种模式；第二种是“法定证据规则”式，即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中，对证据的可采性规定了若干的证据规则，一旦违反某种证据规则，除非例外，证据将被排除，丧失可采性；第三种是“证据清单”式，在法律条文中对于证据表现形式予以法定，我国立法即属于此类。

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中，对证据的可采性规定了若干证据规则。其中，《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Evidence Rule）和《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是影响电子证据能否成为真实证据而得以使用的关键。

我国对证据种类采用的是“证据清单”式（列举式），在法律条文中对于证据形式予以法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7种证据形式中并没有将电子证据列入。但学术界倾向于将电子证据纳入我国现有的证据体系中或新增证据种类，以解决电子证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能力问题。学者们认为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证据的一般特征，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可采性。

第一客观性，即民事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人们主观臆想或者随意捏造出来的事物。

电子证据的客观性是许多反对者质疑其证据能力的首要考虑。的确，电子证据的易改变破坏性会影响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稳定”不等于“不真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证据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其它方面的缺陷而将其绝对的排除在外。［２］对于电子证据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严格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采信制度来弥补，对其证据资格严加限制。

第二关联性，又称相关性，即民事证据必须同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客观的联系。

学术界对电子证据的关联性争议不大，一般都认可其关联性。在一些电子商务纠纷案件中，电子证据往往成为唯一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

第三可采性，即民事证据可以在法庭审理中为证明案件事实得以作为证据使用。

有关证据规则对可采性的限制，在我国并不突出。但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最佳证据规则也有所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注释：

［１］韩波：《论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的立法价值》，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５期。

技术性证据 篇7

关键词：刑事技术,现场勘查,勘查笔录,现场照相,鉴定文书,证据意识

一、引言

我国《刑诉法》的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勘验、检查笔录是证据。”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在案件的现场勘查、物证检验过程中, 就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在现场勘查中及在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物证检验检验鉴定过程中, 如何发现、提取、固定证据、检验证据, 如何在制作证据材料中准确记录、固定证据, 诉讼中如何使用证据等, 均将贯穿于整个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 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而现场勘查正是这根链条的基础、物证检验鉴定是关键。现场勘查、现场材料、物证检验的证据性是否完整、系统势必决定后期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工作。笔者结合基层实际现场勘验检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于诉讼证据环节的应用, 对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及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 希望与大家共同研究进步。

二、现场照相环节

现场照相是运用拍照方法, 对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始方位、现场地点、中心现场情况和犯罪活动遗留痕迹物证的地点, 按照现场勘验检验规则的规定和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相关要求, 真实、完整的照相记录下来的一种现场勘查工作。案件的现场勘查材料中一套完整的现场照片可以全面客观、真实直观地反映出罪犯在作案后的现场情况, 这种如实记录的直观性是现场笔录等其他材料难以取代的。所以现场照相一直是刑事诉讼中必要的证据之一。刑事现场照相内容主要包括:反映犯罪时间、空间及各自特点的拍摄 (地貌) ;反映犯罪活动的现场情况及完成犯罪事实的客观条件和产生的结果的拍摄 (现场) ;反映形成犯罪现场的主体的各种迹象的拍摄 (物证) 。现场勘查人员在一开始到达案件现场, 就必须具备严格的证据意识, 要带着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性原则开展现场勘查的拍照工作, 因为照片是第一时间反映案件现场的原始性, 是案件复原中最具证明力价值的, 具有收集快速、简单的优点, 可以防止证据的遗失。

(一) 刑事现场照相的现状

刑事现场照相是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中真实反映、证实犯罪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 一直以来, 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过程中的第一步便是通过照相固定案发现场, 然后才是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现场分析等环节。在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和尸体检验等环节也是要把拍照放在第一步。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某重程度上, 与其他技术手段相比, 刑事现场照相却没有得到最广泛的重视。然而,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由于案件多, 刑事技术人员短缺, 造成了很多时候是现场勘查工作中的拍照工作是比较低层次, 没有专业拍照人员, 现场照相时很多痕迹检验员来兼顾, 现场拍照中很多是随意性、简单化, 更说不上证据意识。然而真正到了要通过照片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漏拍、错拍, 有的甚至要补充拍摄或重新拍摄。这样不符合现场照相原始、全面、系统的要求, 造成证据的不完整、不准确、不连续。

(二) 加强现场照相的证据意识途径

1. 提高勘查人员的素质。

现场照片是现场状况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直接体现, 但现场拍照人员的的主观能动性是完成现场照片的重要保证。不同的现场拍照人员对同一个现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会完全相同, 这既取决于拍摄人员的自身专业水平, 也取决于他们的证据意识,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在加强现场照相专业的学习外, 也要不断提高证据意识。技术人员既要要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 也要注重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重要是提高对证据的理解。业务培训是提高整体勘查水平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技术工作既重视经验的积累也注重知识的更新, 应当组织技术员经常参加上级业务部门开展的刑事技术培训班的学习, 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及技术工作新思路, 对于照相机的新科技、新产品也要及时关注、学习。另一方面, 经常性浏览公安网络上一些专业网站、论坛, 从中了解各地的发案新趋势、作案新手法、犯罪新动向, 并发布一些疑难案例及倾向性系列性案件, 与广大刑事技术工作者一起探讨研究,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2. 制作现场照相预案。

证据意识产生于现场, 它的合理性、正确性来源于对现场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一名有经验的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照相前必须清楚, 按什么顺序拍为什么, 拍每张照片要体现什么?更进一步在日后的照片编排中如何标注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胸有成竹。在现场拍照开始前, 在心中制作一个预案, 具体做法为在拍摄现场照片前要了解有关案情, 搞清现场有关基本情况, 通过询问简要案件情况、案发经过, 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初判现场, 明白案件中什么是关键, 在拍照中要突出什么, 也要环顾现场四周环境、地势, 天气, 思考如何才能把现场完整记录下来等。在有了初步预案后, 就要严格带着证据意识, 按照现场勘查拍照规则和要求开展工作, 工作中拍照人员要注重在指挥员的指示下与其他勘查人员做好沟通配合。同时在拍摄过程中, 要明确照片之间的互相联系以利于后期现场照片制作。现场照相可采取多样的表现手法针对不同的现场, 采用不同的整体布局, 最大程度的将现场状况表现出来。

(三) 现场照片编排环节的证据意识新思路

现场照片是由现场的每张照片编排制作而成, 它是一个完整的证据系统, 具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每一张照片也只能反映案件现场的个别部位情况, 只是整个照片证据体系的一小点组成部分, 它本身如果没有融合在现场照片证据体系, 那它就是孤立的, 无证明力, 几乎无效。所以, 现场照片的编排是要把每一张照片客观的、合理的编排成为一个整体, 让每一张照片都活生生的体现现场情况, 如同一篇漫画故事书, 有章有节, 有启有承, 这样一套现场照相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证据。

实际工作中, 现场照片的编排仍然是取决也现场拍照人员的拍照思路和顺序。还有很多时候是由于后期照片的冲洗、编排、张贴、描述、装订等费事、费力, 造成技术人员在现场不愿意多拍照片, 这就使得基础照片少, 那编排中只能是有啥贴啥, 合理编排、挑拣照片就变成难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影像技术和器材在刑事侦察和办案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现场照片编排规则, 把实际工作中的制作经验、技巧, 结合证据要求, 利用数码科技和信息化软件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证据意识换一种新思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以数码照片为基础, 以Corel DRAW图像制作软件为平台, 以具备长纸连续彩色打印功能的打印机为依托, 将现场照片在长纸上连续制作、打印, 方法简便易行, 应用以来受到检察院、法院机关的好评。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1. 硬件配置:

使用专用DELLE多媒体图象处理平台, 内存1GB, 256MB专用显卡, 配置高保障处理图象信息量大, 速度快, 打印机:使用支持连续打印的EPSON1290彩色喷墨打印机。

2. 照片编排:

根据制做现场照片材料的需要, 我们分别建立了现场照片模板、尸检照片模板、鉴定书照片模板等, 使用标尺将照片位置固定, 照片说明位置固定, 制做现场材料时, 把模板调出, 将经过PHOTOSHOP等图象处理软件处理过的数码照片直接输入编排即可。以盗窃保险柜案件为例, 首先, 打开图像处理软件, 打开全部现场照片, 首先利用“图像”、调整命令中的色阶、颜色调整、亮度对比度等命令对照片进行色调调整, 使照片的色调保持一致, 保存照片。打开Corel DRAW图象制作软件, 将所有的现场照片导入, 通过鼠标拖拉, 在平台上随意选择编排照片, 顺序固定后, 将照片拖入模板标尺固定的位置中, 按比例调整照片大小后, 填写文字说明, 利用标线功能对照片进行标划。编排后用EPSON-1290喷墨打印机打印即可。该方法的编排制作现场照片, 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 现场照片编排更加规范、合理。

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的制作环节

现场勘验检查作为诉讼法七大证据, 在诉讼过程中尤为重要, 然而在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中, 往往存在,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格式不规范, 时间冲突、对现场及物证叙述不准确, 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不吻合, 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环节相冲突等弊端, 以致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要求重新勘查等问题。

(一) 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常见问题

1. 时间问题。

笔录中较多出现的时间问题, 有案发时间、案件接报时间、勘查起止时间、笔录制作时间, 这些时间有先后顺序, 一定要准确、合理记录, 不能因为笔误等情况造成时间顺序不一致。勘查勘验检查时间与人员冲突, 此种情况多发生于一个时间段出现的现场中, 勘查人员同时对多个现场同时勘查, 导致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据失实。

2.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物证客的问题。

现场勘查中的痕迹物证位置、状态、提取方式、数量等均要准确描写在正文中, 在痕迹物证提取登记表中也要准确、如实填写, 物证的问题往往是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检验鉴定文书一定要逐一准确对应, 不能出现误差。实际工作中, 由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编排、物证送检、检验等均不是现场笔录制作人、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准确、客观、统一协调的开展现场勘查工作, 在后期的记录、登记以及技术员之间相互沟通方面有欠缺时, 就会体现出很多的关键问题, 如:重要物证与检验鉴定书之间的冲突, 由于缺少部门沟通, 往往笔录上体现出的物证, 没有检验鉴定的支持, 对后期物证认定工作产生难度;现场物证没有体现在现场照片中等不可逆转恢复的问题, 造成证据缺失。

3. 勘验见证人的选择, 在勘验检查过程中, 邀请勘查见

证人工作一直未得到重视, 因此在笔录中体现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往往对现场勘查过程没有了解, 对日后见证人出庭作证工作埋下隐患。

四、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

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是一个物证得到关键证明犯罪的核心环节。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包括:物证包装、移交、保管;物证委托送检、受理;物证检验过程、样本制作、检验记录、检验结论、检验复核;物证检验文书制作、发放, 程序审批, 检验人员资质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规进行。实际工作中, 我们只是注重了物证的检验鉴定结果, 而往往忽视了检验程序和检验人员合法性。近年来, 随着公安机关刑事及时实验室ISO认可, 在“人、机、料、法、环”规范要求外, 每年公安部均进行全国刑事技术实验室的能力验证测试工作。相信不断的加强规范管理和技术员的法律学习, 在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将会更加是一个完整、客观、紧密的证据体系。

综上所述, 在新的法制形势下, 我们要不断提高刑事技术工作的证据意识, 最大限度准确的增加现场的信息量, 环环相扣, 为刑事诉讼工作提供强大的证据链接。

参考文献

技术性证据 篇8

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主要履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两大职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指针对法律法规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检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的行政活动。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要求：一要为民。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首先是为人民服务的，对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当事人行使处罚权，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是对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本质要求。二要求真。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以检测结果为依据，对照相关质量标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必须保证执法过程的客观性，以事实为依据，才能符合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求真的要求。三要合法。“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作为行政部门执法的活动，行使行政执法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约束，不可滥用。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据的特征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部门用来证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并应受相关行政处罚的一切客观事实，就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的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其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一是客观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所需查明的事实，在其发生过程中常常会留下痕迹，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客观现实的反应。二是关联性。证据同案件事实必须有联系，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只是如实的反映这种相关性，来确定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中的作用，从而证明案件真相。三是法律性，也称为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只能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和认定，包括其收集方法和存在形式也必须合法。

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做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应做到案件质量有保证，行政处罚有依据，“法治质监”有进步，而这些都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作支撑，证据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证据的三大属性正好符合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三大要求，两者形成有效对接。执法人员查处案件，正是通过合法客观收集证据，鉴别真实性，才对案件事实做出结论和行政处罚，这也正满足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为民、求真、合法”的要求，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1. 证据是案件质量的重要保证

如何体现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为民本色?就是要保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案件质量，将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不法分子予以惩罚，对诚信生产经营的行政相对人予以适时监管。如何保证案件质量呢?就是要用证据说话，因为证据是案件事实的反映，证据合法有效，其反映出来的事实也随之清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主要从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违法主观意图等方面入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在职权范围内合理使用，这是保证执法案件质量的重要环节。

2. 证据是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中对违法者做出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要有事实依据，不可随意处罚，否则行政处罚行为本身就违法了。事实依据从何而来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案件时，借助认识案件事实真相，只有客观全面地收集到案件证据，才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作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对违法者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

3.证据是“法治质监”的必然要求

实施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制化，实现“法治质监”，是解决当前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各种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推动“法治质监”的重要突破口就是尊重事实，注重证据。只有客观合法地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之后，才能依据事实判断违法行为，再作出行政处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法定目的很强，必须在合法的动机下循着法定处罚要件去取证然后裁决，证据是整个执法过程的核心环节。

守护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

证据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在守护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生命线，其中人员素质、证据的收集、审查质量是重中之重。

1.收集证据合法高效

收集证据是证据进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过程的第一步，对于整个案件的走向极为重要。要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查明案件事实，质量技术监督机关需要采取合法的方法和手段，发现、提取、保管证据。首先，收集证据应有计划性，必要时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真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其次，收集证据需抓住时机。执法人员应迅速反应，抓紧机会在案发第一时间现场收集证据。最后，收集证据要依法进行。只有依照法律程序收集的证据才合法有效。只有计划周密、行动迅速、程序合法才能收集到充分有效的证据，才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审查证据全面严格

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的证据都应经过认真鉴别，经查证属实的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对依法收集到的证据分析、判断，鉴别真伪，研究其关联性、证明力的活动，就是证据审查。首先，要对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即证据中是否加入了人为的主观想像、假设、推理、臆断;证据的取证主体、程序、形式、来源等是否合法;证据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其次，对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联系进行审查。对证据的审查不可孤立进行，应综合考察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看其之间是否协调一致。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技术性强，技术性的证据证明更加需要链条完整清晰，一环扣一环，在与案件事实关联时，证据链条不得有任何缺少，否则便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只有对证据“三性”和证据链进行严格全面的审查，才能弄清案情，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正确运用行政处罚。

3. 执法素质快速提高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衡量工作成绩的尺度，具体到行政执法中就是合法收集证据，合理运用证据，使行政相对人心服口服，使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保障，这需要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快速提高以适应新要求。首先，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每个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都应加强法治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强化公平公正和执法为民的理念，并以此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确保质量技术监督案件的质量。其次，加强学习，拓展知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技术性较强，执法人员需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业务素养。一方面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在培训中加大法律学习的力度，尤其是证据业务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证据意识和办案能力。执法过程中保持头脑冷静，文明执法，全程说理，依照证据规则充分收集法律认可的证据，使案件证据互相印证，确保案件查处的公正性。

技术性证据 篇9

一、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现状

(一) 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法律规定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152条仅仅两个条文就概括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相关内容, 其中150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 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主要是规定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范围。第152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 必要的时候, 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首先, 从这些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只要合乎法律规定就可以作为法定证据, 即赋予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证据的法律地位, 享有同其他证据相同的法律地位;其次, 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情形技术侦查所获材料作证据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 同其他证据一样可以直接在法庭中出示, 或以原物的方式出示, 或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出庭, 也可以同其他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或质证, 以及法官也可以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并充分保障辩护方的质证和知情权, 以达到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更好的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 (2) 通过转化的模式进行技术处理, 讲技术侦查所获取的材料在法庭上按上述方式出示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可以按法律规定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侦查方法等模式出示; (3) 根据法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仍不足以保障相关权利或者法官对该证据的真实可靠性无法依法做出判决时, 可以采取庭外核实质证的方式, 如相关录音录像或技术侦查过程等。

(二) 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改变以往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知识作为线索使用的情形, 提高了当前侦查的效率, 同时也减少了因侦查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在审判中的不稳定性给公诉机关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是由于其在我国规定的较晚, 实践经验不足, 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不确定

尽管目前较多的学者比较倾向技术侦查措施包含以下几种:电话监听、电子监控、侦听、跟踪定位、秘密拍照、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2]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中没有明确规定, 导致采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也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种类不明确的情形会使技术侦查人员在技术侦查程序中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当然很多学者对此的观点是持赞同的, 他们认为一些技术侦查措施尤其是一些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技术侦查措施很难在法条中加以明确规定, 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变化, 这样会导致之前的法律规定因科技的发展而废止。总之, 这样的法律条文肯定会因滞后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也存在问题。因为法的制定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但不能因此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不做规定。同时对于实物证据的法庭审查对于其取证的方法手段以及过程都是审查的重点内容, 但就是因为规定的不明确再加上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情形不同又有着不同的审查模式, 很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单独操作, 甚至不同种类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都采取单一的法庭审查, 使其他的审查方式形同虚设, 最终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全面保障。

2. 庭外证据调查中被告人的相关权利难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的“…必要的时候, 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该款规定并没有细化庭外调查核实的必要条件是哪些必要条件;同时该条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由什么机关来决定庭外核实。至于审查核时除法官还有哪些人员可以参与也无明确规定, 这样模糊的规定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庭有时为了节约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而不通知控辩双方到场, 变成法庭单方的秘密审核, 使得那些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被告人相关辩护权、质询权都难以完整实现, 最终审判的公正难以保证。

3.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救济程序缺乏

现有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规定中, 至始至终没有对技术侦查的证据获取过程明确规定。从技术侦查的审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的监督程序、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程序的制裁均无相关规定, 以及违法技术侦查取证后的证据怎么处理, 对于违法人员怎么处理也没有规定, 这样就使得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法律效力难以确定。

以上种种关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法律上的缺失, 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因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而使相关人员全力难以保障, 使技术侦查措施失去其本来的作用。

二、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规定的域外考察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以技术手段为依托, 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 随着西方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犯罪也日趋科技化, 许多西方国家将电子技术运用于技术侦查中, 出现了窃听器、电脑监视器、跟踪仪等方式侦查,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也出现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尽管不同国家对采用技术侦查所获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与各国的刑事政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和法治发达程度等因素有关, 但对不同国家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使用的法律规定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使用的规律, 并以此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在使用中的相关法律规定, 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体系。总的看来, 采用职权主义模式的大陆法系侧重于打击犯罪, 英美法系对抗模式更侧重于人权保障, 注重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但两者在技术侦查措施的态度上却出奇的一致:“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如若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 那么必须采用奉为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3]两大法系均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实施主体、受案范围、批准程序和非法证据的排除等。

首先, 多数国家的立法均赋予了技术侦查所获资料证据的资格。德国规定通过封闭询问或采取传讯证人、宣读警察新闻纪录或宣读秘密侦查或秘密协助人的书面陈述等作为替代手段;法国将电讯截留作单独的证据种类;[4]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将技术侦查所获视同资料纳入书证的范畴, 并采取情报证人制度, 即不要求披露身份秘密作证, 对披露的内容不得泄露。

其次, 在使用原则上各国均采用专门机关的审批令状制。美国主要是从限定侦查机关的权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采用司法令状, 即由法院对技术侦查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批准。德国也基本上由法院来进行审查;而英国采用行政令状, 当然为了防止行政令状的滥用, 英国设有负责议会报告监控委员会办公室。

最后, 在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救济措施上各国均进行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 (1) 通知。即及时通知有关当事人; (2) 保密或封存。这使有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秘密性和高侵犯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3) 销毁。《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不再需要的技术侦查材料, 应当不延迟地将它销毁。”同时, 德国对未依法定程序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所获材料证据并不完全排除, 一般由法院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采取个案分析的模式, 由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符合下列情形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才予以排除: (1) 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2) 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 (3) 证据的排除不能与根据“真实”事实处理案件之一最高利益相冲突。[5]并且违法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除了在本案中不使用外, 其他案件也不得使用。在法国, 理论上也基本承认非法证据排除。美国对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采取的是违宪性的证据排除模式。同德国一样, 美国对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采取并未直接排除, 而是赋予法官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进行个案权衡的权利。英国的规定和美国规定大致一样, 只是在排除方式上采取法官裁量排除方式。

三、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的完善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借鉴域外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立足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一) 规范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使用的基本原则

1. 特定案件原则, 即技术侦查不是针对所有案件所实施的, 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

由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挑战国家公信力和司法威信力的一种侦查措施, 与其他常规侦查手段相较而言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强制力;同时,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为了尽可能的保护这些秘密不被泄露或披露甚至扩展,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在使用时必须明确其使用的范围。从现有规定看可以限制在一下案件中: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件、重大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有组织犯罪等。

2. 最后原则。

相较于一般的侦查而言, 技术侦查具有较强的隐秘性与高侵犯性特点, 其所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在诉讼中起着不可替代加上的作用, 其侦查手段和方法又不可随意暴露, 否则会为一些不法人员所利用形成反侦查能力, 而导致威胁到相关技术人员安全等不良后果。所以现有的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在使用时必须遵循最后使用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3. 必要性原则。该原则主要是指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对案件起到定罪量刑等关键作用时才可使用, 否则只是对一些细枝末节起到证明作用时不能使用, 尤其对哪些可通过一般侦查手段就可获取的证据就坚决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否则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话很容易得不偿失。

(二) 明确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

尽管技术侦查所获证据较一般证据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但以目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并不需要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单独设立证据种类, 可以直接根据实际情形纳入到现有证据种类中去。根据司法实践, 可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归纳为以下几种: (1) 将那些在技术侦查中所获的可能危及侦查人员生命安全的证据或手段以书证的方式出示, 这样可以充分保障相关技侦人员的安全; (2) 将那些必须出庭的技术侦查人员的证言作为证人证言, 可以对案件起到有效证明, 同时也可以对技术侦查人员适用相关证人保护措施; (3) 将那些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监控录像、电话通信内容归为视听资料。

(三) 确定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收集、审查程序

首先明确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也只规定了公安机关技术侦查的审批流程。本文认为可以交由法院进行审查批准。因为“法院负责司法审查比人民检察院而言更具有客观公正性和中立性”。[6]其次, 现有法院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审查有三种模式, 在这些审查中需加强被告人的辩护权, 尤其是在法庭庭外核实这一过程中应增加控辩双方的在场权, 以便被告人就其中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质询。当然, 为防止泄密可以让参加者签订一定的保密协议或进行备案等方式保守秘密。

(四) 确定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相关救济措施

首先, 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应当规定由法院对实施主体、获取程序、手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法院核实, 由法院进行监督。其次, 对于违反法律进行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采取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规定其不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并予以销毁, 以保障相应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权等。最后针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技术侦查, 有关人员可以获得向相应的侦查机关提起国家赔偿或民事求偿的权利。同时, 可以对有过错的技术侦查人员分情形分别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

摘要：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做了专门规定, 这使得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在应对当前刑事案件高智能化、高技术性的发展趋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问题的新兴性, 现有的法律规定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规定还比较笼统, 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使用便成了新的问题。本文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我国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在借鉴域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经验的同时, 提出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使用中的相关完善措施。

关键词：技术侦查,证据,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国臣.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刑事诉讼法的中国特色[EB/OL].河南法制报, 2012-5-10 (5) .http://newpaper.dahe.cn/jrab/html/2012-05/10/content_707111.htm?div=0.

[2]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277.

[3]龚杰文.论技术侦查证据使用中的问题及对策[D].湖南师范大学, 2014.13.

[4]郭华.技术侦查的诉讼化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206.

[5][德]托马斯·魏根特, 岳礼玲, 温小洁译.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95.

技术性证据 篇10

关键词：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出口技术复杂度,外贸转型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中出口贸易更是因其“爆炸式”的增长及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力而被学界誉为“出口奇迹” (Chan et al., 1999) 。但是, 在出口贸易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 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这样一种尴尬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其它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 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尤其是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 而提升出口复杂度则成为了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 (郭亦玮等, 2013) 。在上述背景下, 针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测度比较并就其演进机理、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各方面进行探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

在识别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影响因素的为数众多的文献中, 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本文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国省际的教育财政支出能否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一途径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问题牵涉到我国对外贸易和财政体制两个方面, 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 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重心, 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一方面关系到我国教育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 另一方面对我国外贸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本节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第三节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对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考察;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Romer, 1990;Lucas, 1988) , 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Romer (1990) 、Lucas (1988) 、Pradhan (1996) 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财政支持介入人力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方面, Helms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公共教育支出与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Easterly, Rebelo (1993) 利用1970-1988年间28个国家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观点。Blankenau, Simpson (2004) 指出, 虽然增加教育支出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及经济增长, 但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对其他资源积累产生挤出效应, 从而抵减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Zhone (2013) 在教育扩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中, 得出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会随着教育扩张产生无效率性。从国外研究看, 单独对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相关关系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探讨上, 且研究对象主要为发达国家, 鲜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问题。国内方面, 刘华、鄢圣鹏 (2004) 研究发现, 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 且中等教育的弹性呈现最大化。才国伟、刘剑雄 (2014) 引入收入风险及融资约束, 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表明财政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带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且该种带动作用在收入风险较大、融资约束较强的国家会有更为突出的效应。刘长生、简玉峰 (2009) 对比私人生产性和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影响效应, 发现前者作用比后者更为突出。余靖雯 (2012)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提出当前我国教育支出分权严重, 且存在一定的区际差异, 县级政府对教育支出的过度分权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改善这一状况将对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影响。从国内研究看, 有关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研究起步较晚, 但切入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性, 不足之处在于经验研究依旧较少, 且对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缺乏深入分析。

近年来, 有关人力资本和出口复杂度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国外方面, Rodrik (2006) 、Hausmann, Hwang和Rodrik (2007) 、Costinot (2009) 等学者依托要素禀赋理论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及测度研究, 指出人力资本是一国重要的基本要素禀赋, 相对充裕的资源禀赋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 同时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 从而对出口复杂度有提升作用。Santos-Paulino (2008) 选取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人力资本和国家规模等决定一国的生产效率和出口复杂度。国内方面, 姚洋、张晔 (2008) 在检验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时发现, 在内外资企业中, 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都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永进、盛丹等 (2010) 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 收集了1995-2004年HS6位码数据, 沿用Hausmann (2007) 和Xu (2007)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及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 对101个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外, 人力资本、贸易开放与FDI也是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 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结论持否定态度, 亢梅玲、王靖慧 (2014) 通过对4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并将国家分为高中低收入三组, 指出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三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不显著。从国内成果来看, 与国外累死, 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依旧在出口复杂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 但也有一定进展, 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 (2014) 研究表明,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 还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及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 考察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 但是, 对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这一机制的考察却鲜有文献涉及, 本文试图填充这一空白, 通过考察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 以期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外贸转型路径的选取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3 实证研究

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我们设定了如下式所示的计量模型:

其中, 下标i、t各表示中国31个省市地区和年份;edu表示教育财政支出, hr表示人力资本, 其交互项edu×hr为本文的核心变量, 若α1>0, 则表明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人力资本进步进而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其囊括了:产业集聚、研发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ε为误差项。

3.2 变量的构造

3.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我们采用Schott (2008) 的相对技术复杂度测算法对我国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展开测度, 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 sophit表示i省市地区在t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Vnit为i省市地区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 Vit为经济体i的出口贸易总额, Vnjt为参照经济体j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 Vjt为经济体j的出口贸易总额。在实际测度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省际出口技术结构的动态演变状况, 本文选取了美国近年 (2011年) 的出口数据作为参照, 测算所涉及的原始出口数据分别来自海关信息网和国研网。

3.2.2 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教育财政支出变量edu采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额与该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 原始数据来自历年《财政统计年鉴》;人力资本采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表示, 具体计算公式为:H=i=∑15piyi。其中5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个受教育层次, 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 pi表示各受教育层次相应的人口比例, yi表示与某一受教育层次相对应的教育年限, 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3.2.3 控制变量

省际层面的产业集聚水平 (agglo) 采用了由Haggett&Chorley (1969) 提出的区位熵法计算得到, 原始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程度 (fin) :采用存信贷相对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 即以某个年度地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之和与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研发投入强度 (rd) :采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各省市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在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度中间汇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 (Open) :采用各省市区进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占比加以衡量, 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市场化程度 (soe) 采用国有企业比重即地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1。

3.3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图示法来考察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以发现, 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正相关, 这意味着省际教育财政支出投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 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鉴于图示法仅仅提供了粗略的感知, 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还有待系统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拟合关系

我们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对估计方法进行甄别, 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故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2报告了基于逐步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我们首先观察第 (1) 列的估计结果, 在不放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为1.517, 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 这意味着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 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从表2的第 (2) - (6) 列的估计结果来看, 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 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仍然显著为正, 数值量级略有增大, 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之后, 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原因在于产业集聚有助于地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生产率进步, 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外开放度变量在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且其估计系数为正, 这意味着扩大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究其原因在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吸收外部的先进技术。至于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强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则均不显著, 这意味着上述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确。

注: () 内数值为经cluster校正后的稳健性T值, ***p<0.01, **p<0.05, *p<0.1。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 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鉴于目前我国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仍偏低的事实, 各级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就如何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本文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 改革现行的财政体系, 厘清各级政府在教育财政支出领域的事权和财权。具体而言, 匡正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重视基础建设, 轻视民生支出的弊端, 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从短期来看, 通过把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能力联系起来, 提高上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匹配性转移支付, 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 尤其是省级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对于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 有助于缓解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不足的状况;就长期而言, 进行结构性的财政体制调整, 与此同时将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事权收归更高层级政府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保全证据公证　给你的证据上把锁 篇11

【案例一】2004年3月，果农袁某从一化肥经销处购得果树专用复合肥150公斤，并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撒施到果园里。同年7月，果园里施过肥的100余棵苹果树和杏树的树干开始流油，并逐渐烂根死亡。为讨回公道，袁某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处受理后，派人到现场进行了清点拍照，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并对以后可能灭失的受害果树证据进行了取样封存，出具了保全证据公证书。袁某据此向法院提起索赔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化肥经销处赔偿袁某各项损失费6万元。

【案例二】新婚夫妇孙先生、习女士到某婚纱摄影楼拍完结婚照后，摄影楼未经孙某夫妇同意，便将他们的照片陈列在橱窗内以招徕顾客。小两口得知后，要求摄影楼停止该侵犯肖像权的行为，被对方负责人拒绝。孙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该摄影楼停止侵害，并赔偿精神损失2000元。摄影楼在得知孙某起诉后，悄悄撤下了他俩的照片，换上了一张山水照片。在法庭上，被告否认曾利用过孙某夫妇的照片。孙某最后因举证不力而败诉。

点评：官司胜败的关键在证据。案例一中，袁某通过及时申办保全证据公证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案例二中，孙某夫妇则因忽视关键证据的保全公证而导致了败诉的结果。保全证据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日后可能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依法进行事先的收存和固定，以保持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措施。日常生活中，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些证据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灭失、变形或被破坏，因而失去证明力，如病重的证人可能死亡，瓜果等物品可能腐烂、变质，书证可能被丢失和篡改等。为保持证据的证明力，法律确立了证据保全制度。这一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诉讼保全，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另一种是诉讼前的证据保全，由公证机关按照《公证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负责完成。所谓保全证据公证，是指在诉讼开始之前，公证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日后可能灭失或难以提取的证据加以验证提取，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活动。保全证据公证的对象包括：1.证人证言，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在公证员面前所做的陈述。如公民病危或要长期出国时，在公证员面前讲述其所知道的有关事实，由公证员记录并保存下来。2.书证、物证，即能够证明事实真相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3.视听资料，即能证明事实真相的照片、录音录像、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4.现场情况，如空难、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的现场情况，财产毁损的现场，交付财物的事实，房屋拆迁等。保全证据由申请人住所地或事实发生地的公证处管辖。申请人应提供下列资料：1.申请人身份证件，法人申请的应提供法人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2.需要保全的证据的有关情况；3.保全的证据与申请人在法律上有关联的材料，保全证据的目的和用途；4.该证据可能滅失或不易保存的证明。(山东 刘其让 张兆利）

技术性证据 篇12

关键词：公司治理,融资约束,技术资本配置,绩效

根据融资约束理论,企业信息不对称和税收等交易成本或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市场具有不完备性,当企业现金流有限而外部融资成本又较高时, 导致企业不能充分获取外部资金满足其投资需求, 企业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产生融资约束,较高的现金持有量可以避免投资不足现象的发生。国内外学者对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投资行为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对R&D投资,投资效率及投资—现金敏感性的影响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Fazari el al在分组的基础上考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差异［1］。Hall［2］,Himmelberg & Petersen［3］参考了Fazari el al. 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考察R&D投资与内部资金的敏感性来判断是否存在融资约束,认为R&D投资存在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了企业的R&D投资。国内学者( 冯巍; 梅丹; 连玉君等,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观点并不一致［4 － 6］。产生观点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样本选择和估计方法的差异和多数研究均依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一现象来判断融资约束的存在性。但大量研究( Pawlina & Renne- boog［7］; 连玉君［6］) 发现融资约束并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当代理问题出现时,同样会表现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代理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契约的不完备性意味着存在一系列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分布。公司治理正是讨论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一系列的概念体系。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技能、技巧和技艺, 以及其术用载体［8］。技术要转化为资本必须经过正规的所有权登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经过自身使用或出售给生产领域的其他企业这么一个严格的技术资本生产机制［9］。技术资本的配置是一个典型的企业投资行为,其配置会引发融资约束问题,但是融资约束并非导致技术资本配置不足的唯一原因, 因为代理问题的存在,公司治理也会影响技术资本的配置水平和程度。因此本文选取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探讨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检验企业技术资本配置是否存在融资约束问题,技术资本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技术资本配置时融资的顺序,为缓解企业技术资本配置不足的融资约束矛盾,完善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和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1相关研究评述和研究假设

Jensen & Mecking认为,公司股东和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当二者均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代理问题, 当代理成本较高时,股东无法制约管理者的自私行为,就会引发严重的治理问题［10］。技术资本配置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一般均会导致融资约束,因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技术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同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影响着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大小、方向和程度。技术资本的投资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企业绩效,根据衡量公司绩效的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公司的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和市场绩效衡量指标,技术资本配置本质上属于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在会计上需要计提摊销和减值,同时技术资本的配置会占用一定的资金成本,导致企业的会计绩效下降,但是技术资本的配置会导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从长期来看会导致企业的市场绩效指标的上升,提高企业的股价, 增加股东财富。技术资本本身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绩效的提高,企业绩效的提高关键取决于技术资本是否能被有效加于利用。如果技术资本被无效配置和利用,相同技术资本配置的公司产生的绩效有可能不同。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经理人偏好将多余的资金留在企业而不是分配给股东,此时,过多的技术资本配置可能代表更高的代理成本,有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绩效。因此技术资本的配置高低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是契约关系,特征在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的不完备性意味着存在一系列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分布。公司治理正是讨论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一系列的概念体系。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技术资本可能与企业绩效表现出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治理对技术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调节作用。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技术资本的存在会增强企业的绩效水平,反之,则会减弱企业的盈利水平。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技术资本存量与会计绩效负相关,与市场绩效正相关。即技术资本配置水平越高,会计绩效越低,市场绩效越高。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技术资本配置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市场绩效和会计绩效。

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en对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是资本市场上融资约束导致投资不足的有利证据。FHP以股利支付率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对美国1970—1984年间的42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对较高,即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呈正相关。Kaplan和Zingales通过仔细考察FHP的49家低股利支付公司,以公司年度报告中的声明书和财务报表、管理层对公司资金流动性的预期及公众信息为依据划分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与FHP相反的结论,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公司的投资行为受到内部现金流的影响更大［11］。建立在完美资本市场的MM理论认为, 企业仅在NPV为正时进行投资, 所需资本存量仅取决于要素资本的价格( 包含技术要素) ,与融资因素无关。MM理论是建立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完美资本市场理论,现实中市场并不完美,由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代理成本、治理等问题均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的技术资本配置效率。Myers & Majluf提出 “融资有序理论” 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时会要求较高的回报以弥补风险升水,公司出现资金需求时会首先利用内部资金,其次利用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12］。同时鉴于我国资本市场是以类似于德、日的银行体系为主导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美国相比不发达,所以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筹资时主要是向银行等债权人筹集资金。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尤为严重,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应该更加严重。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状况的好坏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成本,公司治理状况不佳的企业,在发行证券或向银行贷款时将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因而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的存在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存在融资约束,技术资本存量与内部现金流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进行外部融资时,更倾向于债权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 即技术资本存量与负债融资正相关,与股票融资负相关。

假设5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即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更依赖于内部现金流。

假设6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技术资本配置更依赖于内部现金流。

假设7公司治理水平对技术资本配置与上市公司内部现金流有影响。即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 技术资本配置对内部现金流更依赖,相反公司治理状况较高的公司,技术资本配置更依赖于外部融资。

Hall研究发现,对于成长中的公司来说,融资约束更为强烈,导致研发投资不足［13］。李延喜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投资有抑制作用,公司收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投资支出就会越小［14］。 连玉君,苏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比最优水平低了约20% — 30%［15］。葛永波利用2001 - 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等规模公司既存在基于融资约束的投资不足,也存在基于代理问题的投资过度现象［16］。Richardson认为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关系性,一定的机制能缓解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代理问题［17］。Denis&Sibilkov发现融资约束的确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改善现金的边际价值, 资本市场的融资约束会抑制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18］。

假设8融资约束程度与技术资本配置呈负相关, 公司治理对二者关系有调节作用。

假设9融资约束程度与技术资本配置呈正相关。 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会储备更多的现金持有量, 大量的现金持有量会增加管理层的控制难度,引发代理问题,从而产生投资过度,及技术资本配置偏高。

2样本、数据与模型选择

2. 1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航空产业、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卫星及应用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业五个行业。技术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证监会网站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采用手工翻阅报表整理所得。其他变量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及CS- MAR数据库。我们选取了2009—2013年连续5年的数据; 剔除期间被ST和* ST的公司,以控制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 剔除治理数据、财务数据和技术资本存量不全的公司。在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和融资约束指数时,我们得到了738家样本企业, 2009—2013年样本数分别为89家、173家、155家、 189家和132家。在公司治理视角下考察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的实证分析中,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了688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09—2013年的样本企业数量分别为84、159、148、175和122个。

2. 2变量设计

2. 2. 1融资约束指数构建的变量设计。由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能直接观察,如何构建度量指标来反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就成为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构建企业融资约束指数时,我们进行了下列相应的变量设计。

2. 2. 2公司治理指数的变量设计。国内外对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的研究经历了基础理论研究、原则与应用研究、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与治理指数研究一系列过程,评价主体从商业机构到非商业机构的转变。 本文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具体环境,从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构建了下列公司治理指标体系。

2. 2. 3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变量设计。在对企业市场绩效指标的选择上,Richard Chung et al［19］,Hall & Oriani［20］选择托宾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托宾Q值等于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之比值,是一个市场指标,除代表公司的财务绩效外,还能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不仅能反映公开的股东积极主义外,还能反映私下谈判等不公开的价值效果。本文主要是基于公司治理的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相关性研究。技术资本具有投资周期长,收益周期长,风险性大,专业性较强等特征,所以在选择企业市场绩效指标上, 本研究选用托宾Q值作为衡量指标。

我们选取技术资本存量占总资产的比例为解释变量。新会计准则颁布以来,对于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一部分资本化,一部分费用化,所以,技术资本存量比研发支出投入更好的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对产出和增长的贡献。实际上R&D活动只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突进,而不是唯一途径( 吴延兵)［21］。 根据技术资本的定义,技术资本不仅可以代表自主研发形成的资本积累,而且还包括引进的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技术资本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软件等,在报表项目无形资产项目下的明细项目来体现,运用永续盘存法对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具体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报表附注的项目注释。 其他变量设计具体见下表3。

2. 3模型设计

2. 3. 1技术资本配置与公司绩效的检验模型。本文在设计模型时,将企业绩效分为市场绩效和会计绩效,分别建立模型。技术资本配置效率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因为代理问题的存在,公司治理状况的好坏也会影响企业绩效。考虑到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控制了成长率、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及年度的影响。 本文的模型( 1) 和模型( 2) 设计如下:

模型中i,t分别表示企业i在t时期,后同。

2. 3. 2技术资本存在融资约束的检验模型。影响到企业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技术资本的配置是一个典型的投资行为。根据Fazzari el al. 的方法判断技术资本配置是否存在融资约束,就是检验技术资本配置对于内部现金流是否具有敏感性。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成长率作为控制变量。由于负债率高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使得这类企业具有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所以在模型中加入资产负债率用以控制负债杠杆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考虑到时间的影响,回归中控制了年间效应 ( YEAR) 。为了考察外部融资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进一步引入债务融资 ( DEBT) 和外部股权融 资 ( EQU) 作为自变 量得到检 验模型 ( 3) 。

2. 3. 3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模型。针对融资约束程度影响技术资本配置效率,本文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构造融资约束指数( Finance Con- straints Index) ,反映融资约束程度的度量指标。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 会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建立模型( 4) 检验融资约束程度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

3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3. 1融资约束指数的构建

3. 1. 1样本预分组及指标选取。我们选择利息保障倍数作为预分组指标,对样本观测值按利息保障倍数从大到小排序,分别选取前1 /3和后1 /3作为高融资约束组合低融资约束组。 选取财务冗余( SLACK) 、净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和股利支付率( DIV) 4个财务指标识别融资约束状态。对着四个财务指标进行高融资约束组合低融资约束组之间均值差异t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

3. 1. 2融资约束指数的构建。国内外学者在构建融资约束程度的相关指标时,一般借助于单变量指标和多变量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单变量指标主要包括利息保障倍数( Carpenter & Guariglia［22］、公司规模( Cleary［23］、股利支付率( Fazzari et al) 等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衡量指标。多变量指数主要指运用多元变量构造出融资约束指数,例如,Ma- estro et al利用排序选择( ordered logistic) 方法构造了融资约束KZ指数; Cleary运用多元判别方法构造融资约束指数ZFC; White & Wu利用广义GMM方法对Eluer投资等式进行估计,构建WW指数; 国内学者况学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及多元判别法分别构建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数,并对二种方法得出的指数—LFC和DFC指数［24］。我们借鉴Lamont et al. 构造KZ指数的思路,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选取财务冗余( SLACK ) 、 净资产收益率( ROA ) 、 资产负债率( LEV ) 和股利支付率( Div)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融资约束指数。

以二元离散变量为因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构建融资约束指数。

首先对上式( 5) 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1. 45,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利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样本数据对( 5 ) 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5所示:

从上表可以发现,KMO取值为0. 677,sig为0. 000。选择的变量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本文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7大因子构建了综合的公司治理指数CGI,其累积贡献率达76. 529% 。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7个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载荷, 将初始因子载荷除以每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的平方根,转换为每个主成分所应对的特征向量。特征值、 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如下表7所示。

对样本公司治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ZXi( i = 1,2. . 15) 。将特征向量TXi( i = 1,2. . 15) 与标准化后的公司治理变量( ZXi) 相乘,得到每个主成分的指数Fj( j = 1,2. . 7) 。将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与每个主成分的指数Fj( j = 1,2. . 7) 相乘,就得到公司治理指数CGI = F1*0. 21 + F2*0. 15 + F3*0. 11 + F4*0. 09+ F5*0. 068 + F6*0. 081 + F7*0. 084。

3. 2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实证分析

3. 2. 1描述性分析结果。通过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技术资本存量( TC) 占总资产的比重较低,平均仅占到0. 48% ,最大比例为11. 23% ,最小值为0,表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存量配置较低; 公司治理指数CGI均值为- 0. 0046,最大值为4. 11,最小值为- 1. 39,表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上市公司间公司治理水平差异较大; 融资约束指数均值为- 0. 912,最大值为24. 722,最小值为- 31. 521,表明融资约束程度一般,但是差异较大,原因可能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大多属于国有企业有关; 企业市场绩效( 托宾Q) 均值为2. 01,最大值为16. 213,最小值为0. 342; 内部现金流( CF ) 均值为- 0. 034,表明所选样本内部现金流缺乏; 外部股权融资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均值为4. 21% ,外部债权融资额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均值为6. 24% ,表明所选样本外部融资占期末总资产的比重不高,且主要来源于债权性融资。因此,初步的统计分析结果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现状吻合度较高,为进一步统计提供了初步支持。

3. 2. 2技术资本配置与公司绩效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根据上文所设计的模型( 1) ,按总样本对技术资本配置水平与企业绩效( TOBINQ ) 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的同时,将公司治理水平按均值进行分组, 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技术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列示于下表9。

注: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的值在 1. 13—1. 93 区间范围内,不存在。

根据上文所设计的模型 ( 2) ,按总样本对技术资本配置水平与企业会计绩效 ( EPS ) 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的同时,将公司治理水平按均值进行分组, 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技术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列示于下表10。

注: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的值在 1. 13 - 2. 32 区间范围内,不存在。

从上表9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全样本情况下,技术资本存量与市场绩效( 托宾Q) 之间呈现正向相关,相关系数为13. 231,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上表10的结果显示,会计绩效( EPS ) 与技术资本之间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4. 978,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技术资本配置水平越高,企业市场绩效越好,会计绩效越差。假设1得到了验证。这个结果从创新角度可以得到解释,技术资本配置越高,表明企业创新程度越大。特别针对于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 提高技术资本的配置水平,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越大, 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绩效。而技术资本配置的提高导致企业会计绩效的降低,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资本本质上属于无形资产,受到会计处理中摊销、减值和资金占用的负面影响。

按公司治理指数均值( CGI ) 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技术资本与市场绩效( 托宾Q) 进行检验的情况下,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技术资本存量配置( TC) 与市场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1. 23,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而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技术资本存量配置( TC ) 与市场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8. 1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公司治理能够促进技术资本配置对企业市场绩效的提高程度。 同理,按公司治理均值分组后,技术资本存量配置( TC ) 与企业会计绩效( EPS ) 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情况下,二者相关系数为- 5. 686,在1% 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而在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情况下,二者相关系数为- 4. 56, 也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假设2得到了部分验证。表明公司治理的好坏能够影响技术资本对市场绩效的强度,即公司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 技术资本配置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市场绩效。但是公司治理水平对技术资本与会计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其原因主要是当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较高, 技术资本配置较高时,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越看好,有助于市场绩效的提高; 但是技术资本的配置本质属于无形资产投资,无论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会计上均需要对其进行摊销、减值的计提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故公司治理对技术资本配置与会计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3. 2. 3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现金敏感性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根据上文所设计的模型( 3) ,采用分层回归法将总样本的技术资本配置水平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逐一引入股权融资( EQU) 和外部债权融资额( DEBT) ,同时控制成长性( S) 、资产负债率( LEV) 、公司规模( SIZE) 和年检效应( YEAR ) 等变量。将总样本分别按公司治理水平和融资约束程度的均值进行分组,检验不同的公司治理水平和融资约束程度下技术资本配置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技术资本配置的融资顺序。回归结果列示于下表11。

注: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的值在 1. 24 - 1. 98 区间范围内,不存在。

( 1) 从上表11的回归结果发现,在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情况下,内部现金流( CF) 与技术资本配置水平( TC ) 的相关系数为0. 023,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根据Fazzari et al. ( 1998) 判断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的原理,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存在融资约束,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具有强烈的敏感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技术资本配置水平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金流的高低。

( 2) 将样本按公司治理指数的均值进行分组回归后的结果显示,公司治理水平低组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 CF) 相关系数为0. 0253,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公司治理水平高组的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 CF ) 的相关系数为0. 0045,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7得到了验证。结果说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所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成本,公司治理状况不佳的企业,在发行证券或向银行贷款时将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因而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的存在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企业的技术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会储备更多的现金。反之, 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企业有能力从外部进行融资,融资成本较低,进而储备的现金较少。

( 3) 将样本按融资约束指数的均值进行分组回归后显示,融资约束程度高组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 CF) 的相关系数为0. 024,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组的技术资本配置与内部现金流( CF ) 的相关系数为0. 005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6通过了检验,假设5没有通过检验,结果与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en的结论相一致: 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公司的投资行为受到内部现金流的影响更大。即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其技术资本配置更依赖于内部现金流。

( 4 ) 外部融资来源方面, 外部股权融资( EQU) 与技术资本配置显著正相关,外部债权融资( DEBT ) 与技术资本配置负相关,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在进行技术资本配置时主要依赖于股权融资。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对技术资本进行配置,属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的回报,债权性融资有固定的还本付息期,而股权性融资没有固定的还本付息期。从资金来源与资产结构的匹配程度,依其风险与收益的不同,分为激进型筹资策略、保守型筹资策略和配合型筹资策略三种,对技术资本进行配置与R% D投入不同,属于确定性的长期投资, 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回报,在选择外部融资渠道时, 主要选取外部股权融资。

( 5) 公司治理水平与融资约束程度均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融资额的依赖程度。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外部股权融资额与技术资本配置的呈正相关,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而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外部股权融资额与技术资本配置负相关且不显著,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股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 同时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外部债权融资额与技术资本配置的相关系数为- 0. 01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当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时,外部债权融资额与技术资本配置的相关系数为0. 008,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表明融资约束程度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债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

3. 2. 4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根据上文所设计的模型( 4) ,运用多元回归对总样本的技术资本配置水平( TC) 与融资约束指数( FCI) 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控制成长性( S) 、资产负债率( LEV) 、公司规模( SIZE) 和年检效应( YEAR ) 等变量。然后将总样本按公司治理水平均值进行分组, 检验不同的公司治理水平下技术资本配置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列示于下表12。

注: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的值在 1. 01 - 2. 22 区间范围内,不存在

从上表12的回归结果发现,在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情况下,融资约束( FCI ) 与技术资本配置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 0023,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影响技术资本配置的高低,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技术资本配置水平越低。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那组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相关系数为- 0. 0028, 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那组,相关系数为- 0. 0007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8得到了验证,假设9没有得到验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与技术资本配置显著负相关,在公司治理水平越低的情况下,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负相关程度越高,而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融资约束程度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 FCI) 与技术资本配置水平显著负相关,不存在由于融资约束问题所导致的技术资本配置过度现象。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我国的现实背景,从理论上分析了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选取中国A股2009—2013年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基于公司治理的融资约束与技术资本配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并对检验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研究结果发现:

( 1) 技术资本配置与公司市场绩效显著正相关,与会计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治理对技术资本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资本与会计绩效关系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结果表明技术资本配置越高,企业创新程度和产品的竞争力越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越看好,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绩效。技术资本配置的提高导致企业会计绩效的降低,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资本本质上属于无形资产,受到会计处理中的摊销、减值和资金占用的负面影响。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公司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技术资本配置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市场绩效,依靠良好的公司治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配置效率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 2)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资本的配置存在融资约束,技术资本配置水平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金流的高低。公司治理水平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技术资本的配置更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金流, 主要原因是当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不佳时,企业从外部进行融资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较高,导致企业会储备更多的现金用于技术资本的配置。融资约束程度也会影响技术资本的配置的现金流敏感性,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内部现金流对技术资本配置越显著。

( 3) 在外部融资方面,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首选外部股权融资,其次是外部债权融资。 公司治理水平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股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 融资约束程度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债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

( 4) 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与技术资本配置呈显著负相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时, 技术资本配置越低,融资约束水平越低时,技术资本存量的越高。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在公司治理水平越低的情况下,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负相关程度越高,而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融资约束程度对技术资本配置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不存在由于融资约束问题导致的技术资本过度配置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