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法

刑事证据法（精选12篇）

刑事证据法 篇1

作为清末著名法学家、司法改革家, 沈家本一生在诉讼法、证据法的制定、修改方面建树颇多。1902年春, 沈家本被清王朝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 主持并负责修订法律。之后10年间, 他主持或参与了清末删改旧律、司法体制改革、翻译各国法律和起草法律草案等工作。同时, 他著书立说, 宣扬他的证据法思想。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他的刑事证据法思想主要包括禁止刑讯逼供, 证人作证、证人证言的审查与判断, 质证与自由心证原则等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禁止刑讯逼供的思想

清朝末年, 纠问式诉讼模式占主导地位, 口供乃“证据之王”,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支持, 将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 故此, 刑讯逼供十分盛行。面对这种野蛮司法之现状, 沈家本认为, 应当立即“禁止刑讯逼供”。他认为:“中西言之裁判所凭者, 曰供曰证。中法供证兼重, 有证无供, 即难论决。唐律狱囚取服辩, 今律承之。可见, 中法之重供相沿已久”。而“西法重证不重供, 有证无供, 虽死罪亦可论决”[1]28。故此, 西方各国不论法律是否俱备, 也不管刑、民案件的大小, 都不许刑讯, 而中国之法则允许刑讯。考察西方各国立法, 大都于新律没有颁布之前, 制定单行法规, 作为禁止刑讯之当先, 若“必待各法备后始去刑讯, 旷日持久, 收效何时?设将来裁判诉讼诸法同时颁布, 群情狃于习惯, 仍以去刑讯为不便, 将武健严酷之风终无禁绝之一日”[2]125。他认为, 刑讯逼供野蛮残酷, 是司法之陋习;刑讯逼供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冤案错案, 不仅不会使积压案件减少, 提高诉讼效率, 反而会降低刑事诉讼效率。因此, 必须在中国立即禁止刑讯逼供, 只有这样, 才能与西方各国“齐一法制”。

对于刑讯逼供之危害性, 沈家本指出, 长期以来, 中国民事、刑事诉讼不分, 对于民间借贷、邻里田产纠纷等诉讼也常常采用刑讯之法, 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官吏对案外人也经常采用刑讯之法, 殃及无辜。在这种情形之下, 对被告来讲, “小民遇有讼事, 无计避地方官之拷责, 冤抑莫伸, 遂铤而走险”[2]126。对审判者来说, 他们为了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审结案件, 常常不惜拷打摧残他人之肢体;甚至在一些地方, 地方官吏们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私刑、法外刑, 公然在公堂上刑讯有犯罪嫌疑之人, 动辄达到血肉横飞之程度。这种情形“既违朝廷钦恤之怀, 亦乖立宪文明之制, 影响所及, 贻累法权”[3]5。基于上述情形的存在, 1905年, 他上书清朝统治者, 主张“轻罪禁用刑讯, 笞杖改为刑罚”[4]26。要求各省、府、州、县官吏, 以后审理案件, 凡流徙以下罪行者按照新的法律执行, 不准进行刑讯逼供, 按照旧的法律应当施以笞杖的, 按照新的法律规定改为罚金, 对于欺上瞒下仍然使用刑讯之法刑讯他人者, 责令他的直接上级实名严参, 不允许徇私情。1911年初, 沈家本上专折, 请求清朝统治者“重申告诫”, 凡是犯有流放罪以下的犯人, 负责审判的官吏一律不准再使用刑讯逼供之法, 犯了依律应当判处死刑的犯人应当进行刑讯的, 也应当严格按照现行的刑律执行。从前一切法外刑、私设刑等, 必须永远废除, 所使用的各种刑具必须立即销毁。“提法使瞻徇容隐, 即由督抚随时咨部揭参, 督抚知而不问, 亦由臣部随时查明奏参。”[3]5

此外, 沈家本还大胆提出“无供亦可定案”的主张。1906年, 他主持拟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二章“刑事规则”中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词而众证明白确凿无疑, 即将被告按律定拟。”1911年初, 他再次提出:“遣流以下人犯, 果系众证确凿, 即可照例定拟, 更不必定取服输供词。”[5]14

二、关于证人作证及证人证言审查判断的思想

关于证人作证、证人证言审查判断的刑事证据法思想, 主要体现在他主持拟订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之中。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关于证人资格问题,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 下列人员不得作为证人: (1) 不能辨别是非的未成年人; (2) 有心疾者; (3) 有疯疾者。关于证人出庭问题,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 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 原被告双方都可以带证人到法庭作证, 也可以要求法庭通知证人到法庭作证, 法庭也可以根据案件审判需要通知证人到法庭作证。该条规定说明, 在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都有权提请本方证人出庭作证;法官也保留了许可和决定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关于证人作证的方式,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 证人作证“准其站立陈述, 不得逼令跪供”。该法第50条、51条规定, 法庭在听取证人证言时, 还必须分别对原被告双方的证人进行询问。同时, 还规定了证人作证之前必须向法庭宣誓, 只有宣誓后才能向法庭作证, 审判官吏应当告知原被告双方及其证人必须如实作证, 不得隐匿证据或者作伪证, 如果查证属实确有诬告或者作虚伪供述的情况, 对证人可处一千元以下的罚金。

为了保障证人能够出庭作证,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 证人收到作证通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庭作证, 证人只有在“疾病或不得已之事故不能到堂”时才可以不出庭作证, 但证人必须向法庭作出说明并要求延期。如果证人不按规定出庭作证, 又不向法庭说明情况的, 处20元以下罚金, 并改用传票传其到庭, 如果还拒不到庭, 加倍罚金并拘传之。

为了配合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的贯彻实施, 同时基于当时中国“旧制于一切诉讼费用尚无明文规定, 而吏役暗中索取, 费用往往肆意诛求, 以致人民每遇讼事, 动至荡家破产”之现状[6]7, 沈家本等人专门起草了《诉讼费用暂行章程》, 初步构建了对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通事 (翻译人) 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制度。

关于证人证言之审判判断, 沈家本认为, 采用有限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证人对自己直接感知的案件事实在审判期日以外所写的亲笔陈述以及他人所写并经本人认可的书面陈述:二是证人在审判期日就他人感知的有关案件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规则要求, 传闻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根据。对此,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 证人如没有法定理由必须出庭提供证言, 并且提供的证言必须是自己亲眼目睹的实际情况, “不得以传闻无稽之词妄行陈述”。该规定对证人证言之审查判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证人仅向法庭提供书面证言、陈述笔录而不出席法庭作证的情形。但是,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242条仍规定:“若系三品以上大员为证人者, 即由公堂遣员就询”。这表明, 沈家本认定传闻证据的标准, 考虑的仍然是证人的社会地位, 并非真正从证人证言感受的真实情形来考虑, 因此, 他所主张传闻证据规则及其影响力都是相当有限的。

三、关于质证与自由心证原则的思想

在清末法律变革过程中, 沈家本等人主张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庭审理过程中采用质证制度, 以规范各种证据之采信。1906年, 他主持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构建质证程序的证据法思想。《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57条至65条规定了证人证言、物证等不同证据形式的质证规则, 具体内容为:如果被告人坚持不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 审判法官有权命令原告的证人到庭陈述证言, 然后由被告人或者他所聘请的律师向原告的证人发问并对质;如果被告人也有证人的, 法庭允许该证人到庭陈述, 原告或者其他所聘请的律师也有权向被告人的证人发问并对质, 双方对质之后, 被告人或者其所聘请的律师还可以再次向原告证人发问并对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凡失而复得之物或相争之物, 或可为原告或被告作证据之物均须当堂核验。”[7]188在质证规则之立法方面, 沈家本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的交叉询问方式, 即对证人的询问由控辩双方主导进行, 先进行“主询问”, 之后由对方进行“反询问”, 双方还可以依次进行“再主询问”和“再反询问”, 法官通过听取控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反询问”和证人的回答来判断证人证言之真伪, 借以认定案件事实。

在判断证据的原则方面, 沈家本同样开创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法制近代化之先河。在刑事诉讼中, 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判断证据之证明力, 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沈家本认为, 如果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事先由法律明文规定, 其结果可能会导致“事实皆凭推测, 真实反为所蔽”。因此, 他在主持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单行刑事诉讼法典———《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 (1911) 时, 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 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作为判断证据采信之原则, 明确要求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事先不作任何规定, 交由审判法官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理性和良知等自由地加以判断, 并加以取舍。沈家本的这一刑事证据法思想, 吸收和借鉴了西方近代以来刑事诉讼中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原则,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罪从供定”的做法,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近代化步伐。

摘要：沈家本的刑事证据法思想内容丰富, 文章重点论述其“禁止刑讯”思想, 证人作证及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思想;质证程序与“自由心证”原则思想;他的刑事证据法思想虽然存在一定缺陷, 但它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沈家本,刑事证据法,思想内容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寄簃文存[M].卷六“序”北京:中国书店形刻本.

[2]钱智修.东方杂志[J].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73年影印本.

[3]政治官报[Z].宣统三年, 奏折类, 正月三十日第1299号:5、5.

[4]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M].卷三, “变通旧律例二”, 政学社石印本.

[5]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M].卷十一, “法典草案一”, 政学社石印本:14.

[6]政治官报[Z].宣统三年, 奏折类, 正月十八日第1182号:7.

[7]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刑事证据法 篇2

第二条刑事证据展示是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开庭审理以前，控辩双方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本规则相互交换证据信息的诉讼活动。

第三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有律师提供辩护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和辩护律师可以实行证据展示。

第四条凡涉及国家秘密、与证据有关的特情人员的情况：可能影响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暴露特殊侦查手段的证据等，其展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不予展示。

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对检察人员拒绝进行展示的证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予以证据展示。

第五条控辩双方进行证据展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关于证据展示的规定，不允许违背法律和本规则。不得利用证据展示，互相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证据展示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检察人员和辩护律师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第六条控辩双方不得利用证据展示所获取的证据信息，授意或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供翻供；不得授意或唆使证人拒证、翻证；不得实施有碍证人、鉴定人等客观公正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行为；不得泄露所知悉的案件秘密。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后拟提起公诉的，应当在提起公诉前通知律师进行证据展示。辩护律师掌握的证据，也应当同时向人民检察院展示。

第八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在证据展示期间内，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辩护律师又掌握了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不负刑事责任的新的证据以及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节的证据的，都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再次进行证据展示。

第九条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被告人才委托律师或声更换律师的，以及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的，辩护律师应当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证据展示的要求。

第十条证据展示以二次为限。第一次证据展示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前完成。第二次证据展示应当在人民法院对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前完成。

人民法院应当在证据展示完成后开庭审理案件。

第十一条证据展示的地点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置进行证据展示的专门场所，配备必要的设施，方便证据展示的顺利进行。

第十二条辩护律师接到证据展示通知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

对于辩护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办理。

第十三条辩护律师应当及时将人民检察院已公开的证据告知，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交换意见，准确了解其意思表示，客观、完整地记载其对控方证据的意见，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字认可。

第十四条公诉人在证据展示中应当展示下列证据：

(一)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

(二)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和不准备在法庭使用的全部证：据；

(三)对案件所作出的公诉意见。

第十五条辩护人在证据展示中应当展示下列证据：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

(二)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

(三)对案件所作的初步辩护提纲及辩护要点。

第十六条公诉方参与证据展示的人数一般不得少于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多名辩护人的，受委托的辩护人原则上均应参加证据展示。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没有全部参加的，参加者视为对己方有代表权的参与人。

第十七条证据展示程序由公诉人主持，证据展示开始前，公诉人应当查明各方诉讼参与人是否到齐；宣布参加展示的组成人员；宣布展示过程中应遵守的纪律。

第十八条证据展示开始后，应当按照先控方，后辩方的顺序进行。具体可根据案件情况选择下列顺序进行；

(一)控方将证据全部展示完毕后，再由辩方展示；

(二)一案中有多起事实的，依照案件事实逐一对等展示；

(三)依照证据种类分组对等展示；

(四)参加各方协商确定的其他方式展示。

第十九条证据展示按件逐一展示，每展示一件后，应征询对方意见。各方可就该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充分交换意见。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思考 篇3

关键词：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必要性；规范性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予以了肯定。然而随着这一规定的实施，虽然看到了其必要性和实用性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加以思考。笔者将以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所需注意的规范化展开讨论。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一）诉讼程序的转换

由于我国一贯实行的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二元体系的划分。《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我国实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双轨制责任追究体制。具体的办案实践中，在许多的案件仅仅呈现出冰山一角的时候，对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初次接触案件时，对案件性质的判断除了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以外，更多的是依靠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与职业直觉。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亦或是处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臨界状态。行政机关又在大的“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下，将难以定性的违法犯罪案件首先作为行政违法案件来作初步处理。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案件证据的进一步收集，一些案件最终会转为刑事案件。同时，伴随而来就是诉讼程序的转变。由此，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变得及其必要。

（二）诉讼效益的内在要求

从诉讼效益论的角度思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体现在诉讼程序中显然是节约诉讼成本的一大途径。原因在于：让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取证，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可能灭失的证据，以证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最大化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取证，降低因此而付出的程序上的诉讼成本。再者，我国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且相互认可彼此的工作。在案卷制度中尤其凸显，这一制度使得下一环节机关对上一环节机关的工作成果基本持一种信任和接受的态度，后续机关开展独立活动的可能性与工作量大为减少，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规范性

上文笔者已经就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必要性进行了简单分析，由于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行政证据的证明力标准小于刑事证据证明力标准，两种证据效力属性之不同——由低阶证据向高阶证据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规范的规范必要性问题，在此，笔者以文本中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应然规定与实践中之实然运行状况两者为视角，对条文中的规范化与实际中的规则运行进行简要探讨。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法律规范浅析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条文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规定只有刑诉法52条的规定，即行政证据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种类只有以包括物证、书证、试听资料、电子数据和与以上四类在证据性质类似的其他证据（条文中以“等”字进行慨括），共五类实物证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逻辑上而言，立法者的意图在于使种类繁多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进行转化时范围缩小为仅为实物证据，而言辞类证据则排除直接转化之可能性。

此外，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就对第五类实物证据的外延进行了延伸规定，即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规定为“等”字中的范畴；同年，公安部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亦对“等”字中的证据类型进行了扩展，即将行政执法所获取的检验报告确定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类型。

所以，据此我们认为立法者的意图清晰明确，即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是可以确定无疑直接转化为刑事诉讼进程中的证据，除此之外的言辞证据是不可以直接转化的。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适用规则分析

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立法者以条文为线将其分为实物类证据转化（《刑事诉讼法》5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6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言辞类证据转化（排除条文规定的直接转化所得的证据转化类型），而二者在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中的适用规则是不同的。

1.立法者所规定的实物类直接转化证据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到的两大价值分别为自由与效率，自由是人权之根本归属，而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即是证明效率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性。由于实物证据天生所具有的持久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即不会随着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而改变，因此，已经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实物证据无再次在刑事侦查中搜集之必要，也没有搜集的客观性（如一起行政治安案件中，行政机关到案发现场发现菜刀并搜集之后，天然就无再次搜集之刑事可能性），所以实物类证据的直接转化，一方面不会因为证据改变而损害犯罪嫌疑人之自由价值，另一方面极大的节省司法效率和司法资源，正义的实现一方面是由于保护自由之精神，另一方面是保证正义之程序得以很快进行，而不至于当事人被繁琐的二次程序所拖累。

2.言辞类证据的二次搜集之必要性

由于言辞证据是当事人口头做出，因此在证据属性上具有天然的可变性、易变性、多变性，在实践中为了自身方的利益，当事人或者第三方是极有可能做出前后不一致的供述，由于刑事诉讼整个进程的严肃性是极高于行政程序，因此，言辞类证据是存在二次搜集之必要的。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诉讼程序转换的需要和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两方面来说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与可采性。既而，在司法实践中所出现问题，尤其是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规范性，笔者从法律规范和适用规则加以阐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浅析刑事证据规则 篇4

一、“三大证据规则”的内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三大证据规则”与理论上通常所指的刑事证据规则有所不同。以下就从他们各自的内涵进行分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包含两层含义: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意义重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 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公平对抗的国家公诉权的必然要求。它的确立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使其拥有与国家公诉权相抗衡的能力, 并最终实现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价值理念;第二, 它的确立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 并最终成为拥有独立实体利益目标的诉讼主体。[1]

我国第一次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从表面上看具有宣誓性质和象征意义, 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并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

(二) “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规定的“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就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去收集审查已经客观存在的,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既不能用主观臆断思想去收集证据, 更不能将主观臆断的事实当成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全面地收集证据, 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无罪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罪轻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证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材料。[2]即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时, 对于能够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都应收集和审查。总之, 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 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 又要坚持全面性原则, 只有运用综合收集审查证据的方法, 才能真正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才能进一步确定案件的性质, 进而达到正确处理案件法律效果。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时,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非法的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非法的实物证据是指收集的实物证据 (物证、书证等) 不符合法定程序,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且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一大亮点和突破, 是依法进行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的一项重要的程序保障措施。

二、“三大证据规则”的相互关系

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方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一大法宝, 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司法工作人员出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一项保障性措施。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的基本保障。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是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规范追诉机关侦查行为的必然要求, 是司法工作收集、审查证据的最后一道关卡, 是坚持证据合法性的一项程序制裁措施。三大证据规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共同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过分依赖口供来定罪量刑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定会改变刑事诉讼中“口供为王”的状况, 杜绝刑讯逼供, 排除非法证据。所以, 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中, 包含了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意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必然要求, 它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并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公正的法治环境中得到真正确立。[4]对于非法途径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是刑事诉讼回归结果公正与程序理性的当然选择, 也是实质上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必然需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充和延续。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中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出台与确立也就成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的内在要求, 既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那么必然要求其在收集审查证据时不得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是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前提条件, 只要先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不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进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这样才能使司法工作人员真正坚持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则。由此, 两者互为补充, 相互统一。

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两大规则内在的必然要求, 二者缺一不可, 互为补充。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是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前提, 缺少了前者, 后者就无法实现。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的内在要求, 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就必须坚决依法排除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全面正确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必须强化证据意识, 熟悉法律规定, 自觉运用于办案全过程;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收集审查证据的能力;必须始终重视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把排除非法证据落实到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

三、“三大证据规则”对我国检察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两点纷呈, 为检察工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同时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大证据规则”的确立, 对检察机关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 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检察机关如何提高证据收集、审查能力, 非法证据鉴别、排除能力等面临重大挑战。

(一) 有效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近十年来, 我国出现了多起在全国范围内具体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从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再到河南的赵作海案, 导致这些错案时有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为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 原因不在于刑诉法缺乏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 而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缺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能够存在有其滋生的土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在这一诉讼环节起到一个很好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发生的效果。

(二) 转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理念

新刑诉法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八条详细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要求。这体现了新刑诉法注重证据制度, 强化案件质量的理念, 同时通过规定不得强迫他人自证其罪打破了传统自侦工作单单依赖口供的局面, 这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挑战。即侦查人员面临着对自身办案程序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在办案过程中, 不能强迫他人自证其罪, 这对目前的惯有的询问模式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 目前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绝大部分依靠的证据来自口供, 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又是来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这一规定的出台, 导致检察机关在今后的侦查工作中重心转向其他证据的搜集和整理上。

(三) 革新检察机关工作格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 必须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紧扣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这一关键环节, 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到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各个程序之中, 而不能把排除非法证据只限于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 决定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 检察机关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兼有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大责任。[5]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环节应当严格依法收集证据, 恪守相关法律规定, 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批捕环节必须严把证据关, 不得将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的依据;在审查起诉环节必须严格依法审查案件材料, 对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的认定依据;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一审二审庭审阶段、审判监督程序阶段等等, 只要发现有非法证据的存在, 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排除, 并采取有力措施对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做出相关处理。[6]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总之, 只有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坚持“三大证据规则”的有机统一与贯彻实施, 确保每一起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 才能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参见刘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含义新攻略》, 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第19-21页.

②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③参见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3/20/content_952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1日.

④参见王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解析》, 载《民主与法制》, 2008年第10期:第88-89页.

⑤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贯彻学习刑事证据新规 篇5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12月10日。汪清县公安局在六楼会议室召开县公安机关学习“两个规定”，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大会。

受县公安的邀请，汪清县人民法院指派刑庭审判员史磊，结合我省、我县刑事案件办理是实际，有针对性的讲解辅导了“两个规定”，大会由县公安局指挥长高峰主持，县公安局领导、法制处主管领导、各派出所干警，共150人参加了大会。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依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明确规定了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第33条对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作了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或者无法收集到直接证据，但如果全案间接证据符合本条所列要求，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需要格外慎重。第二，强化了对死刑案件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第36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

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也需重点审查。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突出了重点：第一是突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突出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这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规定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建议报告 篇6

在我国语境下，证据规则是指以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主的、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优化立法以及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实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与程序正义这三个方面来看，我国证据规则立法具有必要性。从规范层面来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证据规则体系。但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目前面临证据法典缺失、证据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精密化程度不高和证据规则的实施效果不佳等困境与问题。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两大法系刑事证据规则存在显著区别。第一，刑事证据规则的精细程度有异；第二，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重点有别；第三，对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视程度不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应以诉讼认识论和诉讼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深化对证据规则基础理论的认识，重点规范证据能力、兼顾证明力，推进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实现证据法价值多元化。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框架体系应当包括：第一，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按照“一般规则、排除规则加例外规则”的模式加以规定，包括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第二，规范证明力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证据补强规则；第三，规范证据运用的证据规则，包括作证特免权规则。同时，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的若干配套制度，具体包括证据裁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以及程序性制裁制度、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范围。

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7

美国著名法学家John N.Ferdico认为, 证据规则, 简言之, 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 什么样的证据得以被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被采用, 应排除在证据之外。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即指在刑事诉讼中, 对侦控与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1]

首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终极目标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自然法学家看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和现有法律, 人权是在先权利, 社会上的每个公民都是潜在涉讼主体, 都可能成为该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当国家权力可能侵害到人权时, 有必要对国家机关行为予以限制和制约。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是现代刑事司法目的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障人权观念的转变和进步, 有利于保障人权, 遏制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 维护司法的尊严。

其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证据排除规则在建立和适用过程中, 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权衡和选择:一方面是证据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 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时, 程序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合法收集证据、规范取证行为, 有力地保证了证据获取的真实性、可信性, 提高了证据的证明力, 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

二、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难

第一, 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

惩罚犯罪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 刑事诉讼本身并不应成为惩罚犯罪的活动, 而应该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 公民与政府应当平等遵守法律, 作为强大的政府公权力实施的行为,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确保社会成员不被无根据地搜查、逮捕, 保证人民的财产不受无根据的扣押, 应当适当地规范、限制国家公权。

第二, 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客观上强化了打击犯罪, 弱化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倾向

我国正处在新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凸显, 犯罪数量大幅度增加。案件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侦查部门的负担过重, 案件质量无法保证, 此时要求将侦查部门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 可能导致侦查效率的进一步低下, 也将进一步加大办案成本和办案难度。

另外, 良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建构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相匹配, 才能顺利推行,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因此,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不考虑我国司法人员的现状。也许, “方向和目标是不难确立的, 但是如何在实现这些方向和目标的过程中, 克服一系列的体制和观念方面的障碍, 却是极为艰巨的课题。”

三、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作为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日臻成熟的重要体现和法律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应当尽早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保证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利推行、得以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 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据加以明确的界定

1.以下列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 (1) 刑讯或其他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 (2) 威胁、欺骗; (3) 使人疲劳、饥渴; (4) 服用药物、催眠。2.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方法, 进行的搜查、扣押行为所获取的实物证据。3.未经合法授权而进行的监听、采样、电讯截留等行为所获取的证据。

上述三种情况无疑都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 第一种类型有的侵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 如刑讯、使人疲劳、饥渴;有的则侵害了公民的意志自由权, 如威胁、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第二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所有权;第三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结果都违背了供述的自愿性原则。这些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 如果对这些权利进行侵犯, 所进行的取证行为便失去了合宪性基础, 所获取的证据当然应当排除。

第一, 对非法言词证据要绝对排除。各国都采用了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这一规则。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 往往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第二, 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排除, 但允许一些例外。一方面必须认识到, 实物证据的取得必须与言词证据一样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应当看到, 实物证据是以其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言词证据受主观影响较大, 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在对待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时应当慎重。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即主张违法搜查、扣押行为构成严重违法时, 所获得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由法官根据公平正义、法定例外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第三, “毒树之果”排除问题。“毒树之果”, 即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而获得的其他合法证据。在美国对“毒树之果”采取绝对排除原则;在英国, 则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果取证程序和方法是轻微违法, 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 法官可以酌情决定能否采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排除, 因为该类证据虽然是根据违法证据所得, 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要素。此外, 在司法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是以“毒树之果”而获得重大案件线索, 或者作为定案依据。

(二) 设立庭前证据审查制度

建立专门的庭前程序, 由预审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 排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法证据, 避免对庭审法官产生不良影响。对于补正的证据, 应当要求公安、检察机关证明其取证程序合法, 同时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异议权。[3]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只是对死刑案件要求公安、检察机关补充证据, 要求其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 对一切案件都可以设定该规则, 这既能保证程序公正, 又能促使被告人认罪服判, 实现司法和谐。

(三) 完善询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

1.规定司法人员询问前的告知义务。在询问之前, 讯问人员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原因。2.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询问时在场的权利, 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享有在场权的时间、权力范围。3.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可以规定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中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应当对被告人的沉默发表看法。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可以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 抑制追诉权的滥用。

(四)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不出庭作证, 导致不能对言辞证据进行当面质证, 影响了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是相当低的, 法院一般只能采用书面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书面审形式, 与现代法治通过采用直接言词原则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进而做出正确判决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

(五) 完善对非法取证主体的惩戒制度

将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相联系, 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的, 从重处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取证人证言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仅仅是针对非法取证已经构成犯罪的, 实践中还有很多非法取证阶段有构成犯罪的行为, 对这些也应该有相应配套的惩戒制度, 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

(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

首先, 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官作为提出被告人有罪的积极追诉请求的一方, 以充分的事实加以论证的同时, 对于证据本身合法性的证明, 也应当属于证明积极请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被告人提出的证据非法的异议, 则属于消极 (否定) 性事实, 当然无需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从价值因素上讲, 现代刑事诉讼中, 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证明国家行为的合法性, 是追求国家理性、司法理性的必然要求, 也是追求纠纷解决的便利性、迅速性的必然要求, 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行为, 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取证行为给公民权利、自由带来的危险性比一般的行政行为更大;为了追诉犯罪, 检警机关被赋以巨大权力, 诸如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 在检控方利用这些手段进行刑事侦查过程中, 被告人一般会处于检控方的控制状态之下, 并且, 被告人通常也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和技能, 即使有辩护律师在场协助, 他也无法将控方取证 (特别是非法取证) 的全过程记录下来, 比较来讲, 控方对此的举证能力则明显较强。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局面决定了审判中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负担也就必然地主要落于控方头上。

其次, 认定证据合法的标准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控辩双方可就非法证据问题举证和辩论, 但是对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的证明要求应有所区别, 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具体而言, 怀疑某项证据为非法证据, 提请予以排除, 只需符合盖然性优势即可, 也就是说证明到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程度就行。反过来, 如果证据提供方坚持该证据不应排除, 则应承担证明责任, 且应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 (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的标准;如果该项证据的合法性证明不能达到法定高度, 或者法官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尚存疑义的, 则法庭应推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并依法予以排除。

总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已成为必然;当然我们不能去照搬国外的制度, 要建立合理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考虑我国国情,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权衡利弊, 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 发展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文章阐述了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有关刑事非法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演进, 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有关该制度的异同点, 结合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 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 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2.

[2]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3:103.

刑事证据法 篇8

关键词：刑事技术,现场勘查,勘查笔录,现场照相,鉴定文书,证据意识

一、引言

我国《刑诉法》的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勘验、检查笔录是证据。”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在案件的现场勘查、物证检验过程中, 就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在现场勘查中及在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物证检验检验鉴定过程中, 如何发现、提取、固定证据、检验证据, 如何在制作证据材料中准确记录、固定证据, 诉讼中如何使用证据等, 均将贯穿于整个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 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而现场勘查正是这根链条的基础、物证检验鉴定是关键。现场勘查、现场材料、物证检验的证据性是否完整、系统势必决定后期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工作。笔者结合基层实际现场勘验检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于诉讼证据环节的应用, 对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及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 希望与大家共同研究进步。

二、现场照相环节

现场照相是运用拍照方法, 对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始方位、现场地点、中心现场情况和犯罪活动遗留痕迹物证的地点, 按照现场勘验检验规则的规定和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相关要求, 真实、完整的照相记录下来的一种现场勘查工作。案件的现场勘查材料中一套完整的现场照片可以全面客观、真实直观地反映出罪犯在作案后的现场情况, 这种如实记录的直观性是现场笔录等其他材料难以取代的。所以现场照相一直是刑事诉讼中必要的证据之一。刑事现场照相内容主要包括:反映犯罪时间、空间及各自特点的拍摄 (地貌) ;反映犯罪活动的现场情况及完成犯罪事实的客观条件和产生的结果的拍摄 (现场) ;反映形成犯罪现场的主体的各种迹象的拍摄 (物证) 。现场勘查人员在一开始到达案件现场, 就必须具备严格的证据意识, 要带着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性原则开展现场勘查的拍照工作, 因为照片是第一时间反映案件现场的原始性, 是案件复原中最具证明力价值的, 具有收集快速、简单的优点, 可以防止证据的遗失。

(一) 刑事现场照相的现状

刑事现场照相是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中真实反映、证实犯罪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 一直以来, 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过程中的第一步便是通过照相固定案发现场, 然后才是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现场分析等环节。在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和尸体检验等环节也是要把拍照放在第一步。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某重程度上, 与其他技术手段相比, 刑事现场照相却没有得到最广泛的重视。然而,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由于案件多, 刑事技术人员短缺, 造成了很多时候是现场勘查工作中的拍照工作是比较低层次, 没有专业拍照人员, 现场照相时很多痕迹检验员来兼顾, 现场拍照中很多是随意性、简单化, 更说不上证据意识。然而真正到了要通过照片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漏拍、错拍, 有的甚至要补充拍摄或重新拍摄。这样不符合现场照相原始、全面、系统的要求, 造成证据的不完整、不准确、不连续。

(二) 加强现场照相的证据意识途径

1. 提高勘查人员的素质。

现场照片是现场状况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直接体现, 但现场拍照人员的的主观能动性是完成现场照片的重要保证。不同的现场拍照人员对同一个现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会完全相同, 这既取决于拍摄人员的自身专业水平, 也取决于他们的证据意识,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在加强现场照相专业的学习外, 也要不断提高证据意识。技术人员既要要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 也要注重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重要是提高对证据的理解。业务培训是提高整体勘查水平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技术工作既重视经验的积累也注重知识的更新, 应当组织技术员经常参加上级业务部门开展的刑事技术培训班的学习, 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及技术工作新思路, 对于照相机的新科技、新产品也要及时关注、学习。另一方面, 经常性浏览公安网络上一些专业网站、论坛, 从中了解各地的发案新趋势、作案新手法、犯罪新动向, 并发布一些疑难案例及倾向性系列性案件, 与广大刑事技术工作者一起探讨研究,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2. 制作现场照相预案。

证据意识产生于现场, 它的合理性、正确性来源于对现场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一名有经验的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照相前必须清楚, 按什么顺序拍为什么, 拍每张照片要体现什么?更进一步在日后的照片编排中如何标注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胸有成竹。在现场拍照开始前, 在心中制作一个预案, 具体做法为在拍摄现场照片前要了解有关案情, 搞清现场有关基本情况, 通过询问简要案件情况、案发经过, 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初判现场, 明白案件中什么是关键, 在拍照中要突出什么, 也要环顾现场四周环境、地势, 天气, 思考如何才能把现场完整记录下来等。在有了初步预案后, 就要严格带着证据意识, 按照现场勘查拍照规则和要求开展工作, 工作中拍照人员要注重在指挥员的指示下与其他勘查人员做好沟通配合。同时在拍摄过程中, 要明确照片之间的互相联系以利于后期现场照片制作。现场照相可采取多样的表现手法针对不同的现场, 采用不同的整体布局, 最大程度的将现场状况表现出来。

(三) 现场照片编排环节的证据意识新思路

现场照片是由现场的每张照片编排制作而成, 它是一个完整的证据系统, 具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每一张照片也只能反映案件现场的个别部位情况, 只是整个照片证据体系的一小点组成部分, 它本身如果没有融合在现场照片证据体系, 那它就是孤立的, 无证明力, 几乎无效。所以, 现场照片的编排是要把每一张照片客观的、合理的编排成为一个整体, 让每一张照片都活生生的体现现场情况, 如同一篇漫画故事书, 有章有节, 有启有承, 这样一套现场照相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证据。

实际工作中, 现场照片的编排仍然是取决也现场拍照人员的拍照思路和顺序。还有很多时候是由于后期照片的冲洗、编排、张贴、描述、装订等费事、费力, 造成技术人员在现场不愿意多拍照片, 这就使得基础照片少, 那编排中只能是有啥贴啥, 合理编排、挑拣照片就变成难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影像技术和器材在刑事侦察和办案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现场照片编排规则, 把实际工作中的制作经验、技巧, 结合证据要求, 利用数码科技和信息化软件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证据意识换一种新思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以数码照片为基础, 以Corel DRAW图像制作软件为平台, 以具备长纸连续彩色打印功能的打印机为依托, 将现场照片在长纸上连续制作、打印, 方法简便易行, 应用以来受到检察院、法院机关的好评。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1. 硬件配置:

使用专用DELLE多媒体图象处理平台, 内存1GB, 256MB专用显卡, 配置高保障处理图象信息量大, 速度快, 打印机:使用支持连续打印的EPSON1290彩色喷墨打印机。

2. 照片编排:

根据制做现场照片材料的需要, 我们分别建立了现场照片模板、尸检照片模板、鉴定书照片模板等, 使用标尺将照片位置固定, 照片说明位置固定, 制做现场材料时, 把模板调出, 将经过PHOTOSHOP等图象处理软件处理过的数码照片直接输入编排即可。以盗窃保险柜案件为例, 首先, 打开图像处理软件, 打开全部现场照片, 首先利用“图像”、调整命令中的色阶、颜色调整、亮度对比度等命令对照片进行色调调整, 使照片的色调保持一致, 保存照片。打开Corel DRAW图象制作软件, 将所有的现场照片导入, 通过鼠标拖拉, 在平台上随意选择编排照片, 顺序固定后, 将照片拖入模板标尺固定的位置中, 按比例调整照片大小后, 填写文字说明, 利用标线功能对照片进行标划。编排后用EPSON-1290喷墨打印机打印即可。该方法的编排制作现场照片, 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 现场照片编排更加规范、合理。

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的制作环节

现场勘验检查作为诉讼法七大证据, 在诉讼过程中尤为重要, 然而在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中, 往往存在,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格式不规范, 时间冲突、对现场及物证叙述不准确, 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不吻合, 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环节相冲突等弊端, 以致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要求重新勘查等问题。

(一) 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常见问题

1. 时间问题。

笔录中较多出现的时间问题, 有案发时间、案件接报时间、勘查起止时间、笔录制作时间, 这些时间有先后顺序, 一定要准确、合理记录, 不能因为笔误等情况造成时间顺序不一致。勘查勘验检查时间与人员冲突, 此种情况多发生于一个时间段出现的现场中, 勘查人员同时对多个现场同时勘查, 导致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据失实。

2.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物证客的问题。

现场勘查中的痕迹物证位置、状态、提取方式、数量等均要准确描写在正文中, 在痕迹物证提取登记表中也要准确、如实填写, 物证的问题往往是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检验鉴定文书一定要逐一准确对应, 不能出现误差。实际工作中, 由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编排、物证送检、检验等均不是现场笔录制作人、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准确、客观、统一协调的开展现场勘查工作, 在后期的记录、登记以及技术员之间相互沟通方面有欠缺时, 就会体现出很多的关键问题, 如:重要物证与检验鉴定书之间的冲突, 由于缺少部门沟通, 往往笔录上体现出的物证, 没有检验鉴定的支持, 对后期物证认定工作产生难度;现场物证没有体现在现场照片中等不可逆转恢复的问题, 造成证据缺失。

3. 勘验见证人的选择, 在勘验检查过程中, 邀请勘查见

证人工作一直未得到重视, 因此在笔录中体现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往往对现场勘查过程没有了解, 对日后见证人出庭作证工作埋下隐患。

四、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

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是一个物证得到关键证明犯罪的核心环节。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包括:物证包装、移交、保管;物证委托送检、受理;物证检验过程、样本制作、检验记录、检验结论、检验复核;物证检验文书制作、发放, 程序审批, 检验人员资质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规进行。实际工作中, 我们只是注重了物证的检验鉴定结果, 而往往忽视了检验程序和检验人员合法性。近年来, 随着公安机关刑事及时实验室ISO认可, 在“人、机、料、法、环”规范要求外, 每年公安部均进行全国刑事技术实验室的能力验证测试工作。相信不断的加强规范管理和技术员的法律学习, 在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将会更加是一个完整、客观、紧密的证据体系。

综上所述, 在新的法制形势下, 我们要不断提高刑事技术工作的证据意识, 最大限度准确的增加现场的信息量, 环环相扣, 为刑事诉讼工作提供强大的证据链接。

参考文献

刑事科学中的证据研究 篇9

一、中国证据法的现状

(一) 现有的证据法

我国目前尚没有设置独立的证据法, 仅在三大诉讼法之中可以见到相关的规定。不过, 由于立法的缺乏, 其中包括在中国被称之为鉴定结论的科学证据更是少之又少。中国法官审查科学证据的内容被划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两个方面, 主要的依据是有限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此外, 再次规定了相同内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了审判人员裁定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有直接关联的审核方法;用作最终判决的证据改用何种形式表达以及保障证据的来源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保证证据的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合;适用于多种证据形式的“依法执行、全面审查”, 也是中国审核证据时奉行的唯一的核心理念。

(二) 目前司法实践的状况

中国的司法实践状况直接的体现就是科学证据的可采性的批复, 1987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够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做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 在此项规定中提到了:“依据近几年来在实际的操作实践过程中, 此项技术取得的成功经验, 并参考了卫生部上海市中心血站的意见, 对你院申请使用的亲子鉴定技术, 予以批准……”。最高检察院于1999年, 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 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来对结论进行鉴定, 但经过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之后产生的结论, 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二、法院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方式

(一) 判断科学证据时依据的主体

司法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 侦查范围以及方向的确定、证据的核实、确立犯罪嫌疑人、为刑事讼诉者提供服务, 都离不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的帮助。目前, 我国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规则》 (以下简称《鉴定规则》) 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明确规定了鉴定的主体、对象、执行时遵照的相关程序以及制作文书的方式, 保障刑事科学家技术的鉴定符合法律的规定, 也使得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最终结论真实有效。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实践过程中, 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使得刑事科学技术的鉴定缺乏公正性。笔者结合基层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实践现状, 将出现的问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解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希望可以完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相关法律, 并使其能够最终得以实践。

(二) 正确的判断科学知识

从文字的含义上进行解析, 科学证据应当是将科学知识作为重要依据, 两者是互相关联的。法官在裁定涉及到科学的案件时, 必须要裁定不同的专家所表达的观点是否合乎科学性。布莱克门大法官所说的这样说道:“各专家出示的科学证据, 法官必须予以正确的裁定……该专家务必要证实的是: (1) 科学知识; (2) 法官在裁定争议性较大的事实时, 该科学知识可以起到辅助作用, 并帮助法官做出最终的裁定”。

既是指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核, 法官务必保障该证据所依据的理论符合科学知识。法官应当如何准确评估科学证据的证明力, 是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给如今的法庭带来的不可回避的难题, 也是如今的法学领域受到的直接挑战。

法官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如何判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主要是指:法官自身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是无法准确判断科学证据的科学性的。麦考密克是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 他认为法官判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 是无法准确的进行判断的:当法官自身不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时, 被强迫的对案件中有关科学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 裁定其是否可以用于案件最终判定的依据。“法官自身不具备评估科学证据证明力的相关知识, 使现代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受到直接的影响, 既是运用自由心证原则来判断证据。”

科学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事业与过程, 科学哲学界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尚未达成共识, 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观点, 每一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三、小结

目前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院需要专家结合科学理论知识对案件中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相关建议, 主要是由于此类事件以一般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这种科学证据尚有不足之处, 笔者也对其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不具备“科学性”, 科学证据的真正作用是否能够得以发挥, 主要依据法官审查科学证据的实际能力, 而不是使得科学与法律都没有真正的效用。综上所述, 科学技术有利有弊, 我们必须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刑事诉讼过程中科学性, 全面的参与到法律当中。

参考文献

[1]宋远升.科学鉴定证据的采信[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7 (05) .

[2]张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 (06) .

浅议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 篇10

(一) 刑事证据的内涵

刑诉法明文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理解证据, 主要应当从证据能力 (证据资格) 和证明力两个方面入手。就单个证据而言, 首先要审查其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其次是审查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这是证据的证明力。

(二) 刑事证据的特征

1. 证据的客观性。

表现为证据有自己存在的客观形式, 并且这种形式能为人的认识所感知;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 不以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实物证据, 可以通过审查其是否为原件、原物或者通过鉴定来辨别真伪, 判断其客观性;对于言词证据, 主要通过审查言词证据内容是否违反客观规律来判断其客观性, 也可以通过鉴定、侦查实验、现场勘查或者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方法, 判断证据是否真实。

2. 证据的关联性。

是证据的基本属性, 是证据证明力的直接反映。实践中, 有关联的证据包括:与行为人涉嫌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3.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 以及合法方式收集、固定与保全;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举的第一个案例就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审查证据问题

(一) 审查物证、书证问题

1. 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关系问题。

物证的复印件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呢?在物证原件和复制件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如何取舍呢?书证的复印件和书证原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呢?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复制件与原件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明文规定“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主要考虑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形式出现了滥用进而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本条规定也是吸取经验教训的总结。

2. 物证、书证的鉴真问题。

物证、书证想要具有证明力, 我们熟知的就是对物证、书证进行辨认, 但依据常识和经验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 我们就需要依赖专家的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专业设备。这种对物证、书证的专业鉴别称为鉴定, 它是对物证、书证审查的最常见的方式。辨认只能确定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 而鉴定能够鉴别证据的真伪和相关性。但是我们忽视了近几起冤假错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问题, 两个证据规定也三令五申地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 即证据的源头如何、收集状况如何、提起经过如何, 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是否就是原先的那个证据?

三、如何审查判断证据

(一) 关于物证及书证的审查

一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是否是原物、原件, 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要坚持原始证据优先的原则, 在审查相关物证、书证时要求侦查机关尽量提供原物、原件, 只有在原物、原件确实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取得确有困难的, 才可以考虑使用复制品、复制件、照片或者录像等。但是当这些原物的照片、录像、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比如拍摄的不清楚, 在庭上被告人辨认得不出是不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书证有更改或更改的迹象, 并且取证单位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和方式, 包括证明从何处收集及收集程序、方式是否合法。物证、书证如果没有附有勘验、检查笔录, 搜查笔录, 提取笔录, 扣押清单, 不能证明来源的, 就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发现疑问或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 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

修正后的刑诉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把鉴定结论从神坛上拉下来, 充分认识到鉴定结论也不是铁板钉钉的。不能让鉴定人充当第二事实证人。鉴定意见的审查要注意:一是对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鉴定资质一定要认真审查。如黑龙江省的安康医院, 就没有精神病鉴定资质, 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鉴定意见入卷的同时也要附有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

(三) 关于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

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 只有根据全貌反映案发现场真实状况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与照片, 才能帮助办案人形成对案发现场的客观认识。如果出现漏洞, 就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案发现场情况, 并且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证据缺失。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要注意审查制作的程序、方法一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没有见证人的签字。

摘要：中国证据法的现状非常简陋, 虽然96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问题作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但比较笼统, 缺乏操作性, 2010年死刑案件两个规定出台做了简单的补充。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亮点是在我们国家基本确立了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 确立了证据裁判的原则, 明确了部分证据认定规则。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出许多重大修改。

关键词：刑事证据,审查判断

参考文献

刑事证据法 篇11

关键词 英美法系 证据可采性 传闻证据

一、传闻证据及证据可采性之概念分析

所谓传闻证据，普通法上的定义是：在审判或讯问时，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做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包含的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

证据的可采性是指，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法庭或者法官极有可能接受它，也就是允许其在法庭上提出的品质。

二、英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据可采性问题

英美法系国家对这种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规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一）陪审团审判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由陪审员来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英美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是为适应陪审团审判模式而设计的，为了防止陪审员先入为主或存有偏见，或者受舆论的影响，或因情感冲动以致于存在偏见，或受到被告人巧言辩解的影响，或受到被告人社会地位或经历的影响，所以，任何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在提交陪审团之前，必须经过法院的可采性审查，以避免提交的证据误导陪审团或者产生与法律相悖的后果。另外，陪审团成员是法律的外行，他们只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事实部分，而专门的法律部门有法官负责审理，如果对进入陪审团眼前的证据不加以排除，那些不具有证据资格的的证据就会影响到陪审团成员自由心证的发挥。

（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彻底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中进行的证据调查，属于当事人的职责。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是否真实，负有举证责任，陪审员或法官居于公平第三者的立场，以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作为资料，进行判断。因此，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处于竞争的状态，而有竞争就有规则，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就理所应当的充当了竞争对象的角色。证人应当由当事人自行传唤，进行询问，法官很少依职权进行传唤，从这种情况出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证人进行询问时只问那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内容，当然该证人对自己的当事人也存有好意，其陈述的内容往往也是有利于该当事人的，可能并不全面和真实。为了保障证言的可靠性，英美证据的可采性规则重视对方当事人的反询问，禁止直接询问对方并进行诱导性提问，传闻证据因无法赋予对方当事人以反对发问的机会，因此在禁止之列。

（三）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英美法国家重视人权的保障，尤其是着重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禁止强迫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证据规则规定：强迫所获得的自白，如果没有在法庭上作有罪答辩，也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因此，英美法一方面认为当事人有举证责任，规定有举证责任规则，如无罪推定等，并以推定规则来减轻其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重视证据的可采性，该证据必须足以能证明案件争议事实，并且不违反政策的要求。于是法律规定了诸如最佳证据、关联性、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以及禁止使用违法收集的证据规则等等。

三、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之分析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有深刻的法理依据，证据的口头话原则要求排除传闻证据，在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经过宣誓之后，所在法庭上做出的证言能够被交叉询问，其表情、语速等可以得到法官和陪审员的鉴定和甄别，他的举止能够得到观察，信赖度也得到检验。但是传闻证据恰恰相反，如果在庭审外做出的证人证言，证人无法得到交叉询问，这些证据很容易被伪造，伪造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在实行陪审制的国家，学者们还担心陪审团会被那些数量极大、证明力极其微小的证据所迷惑而不知所措。证人既不能得到交叉询问，他的举止言行也无法得到观察，他的可信度更是难以保证。

四、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意义重大，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就确立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庭审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双方当事人将不具备可采性的证据提到法庭上进行质证和辩论，就容易导致争议模糊以及拖延诉讼情况的发生。所以，鉴于此种情况，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或者推而广之说在整个法律规定中迫切需要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起一套能与现行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规则体系。

第一，积极立法，将立法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传闻证据，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应予以排除，不可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律对传闻证据的规定遵循的原则是最低限度，是底线要求，做到这样明确、具体，有利于司法机关掌握和操作案件，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稳定。不过，对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性放松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各国对传闻证据的排除性原则放弃了严格遵守的立场，制定了相应的例外性规定。因此，在我国建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要注意制定相应的例外性规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復杂、多变的情形。

第二，在现代司法实践中，许多国家强调司法能动并提高了对法官自由心证能力的关注，将认定排除传闻证据的权力交给法官行使，对传闻证据的认定更加具有灵活性和贴近生活性。这是因为一般的法律规则并不能解决具体的多变的案件，仅仅依靠演绎推理本身根本得不到具体的结论，要使得每个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地裁决，就需要承认对法律规则分情况加以适用，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也不例外。

第三，提高法官法学素质。我国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庭审中有较大职权，诚然，赋予法官在某些情况下排除传闻证据的权力是以法官的高法学素质为基础的。因此，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培育民众对法官人格和能力的信任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485.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法律出版社，2010：120.

刑事证据法 篇12

(一) 电子证据规则的制定

由于信息化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正逐渐增加, 视频、音频、短信、邮件等电子证据已经广泛勇于司法实践中。不少国家还专门制订了规范电子数据运用的法律或规则。但是, 目前在电子证据应用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2012年2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 首次对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审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 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中又将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一种,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电子数据具备显著区别于其他证据的显著特征, 同时它又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的类型, 并具有广泛的外延与发展潜力, 把它纳入哪种传统证据形式都不合适。

(二) 电子证据规则的发展

电子证据就是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数据文件。电子数据文件是基于电子技术生成的,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等载体的内容, 其可与载体分离, 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电子证据的形式必须要借助于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电子证据的发展存在着开放性这一明显特征, 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二条规定, 电子证据应包括却不限于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作为基础的程序文件、数据库、字处理文件等, 同时包括网络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 如短信、博客、微博、电子资金划拨、电子邮件、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等内容。

二、根据《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分析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

(一) 电子证据取证的挑战

我国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总的可以概括为电子证据取证及证明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由于电子证据本身的虚拟性, 使得取证困难、案发现场难以确定, 这就需要有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更多复合型人才的配合才能完成。美国人韦尼玛和法默早在1999年, 就率先提出了关于电子证据取证的基本过程模型:1.对现场安全进行保护与隔离;2.记录现场;3.系统性地寻找证据;4.提取和打包相关证据;5.建立并完善证据保管链。基于这一模式, 我国形成了自己电子证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与实务模式, 即将电子证据取证分为四个环节———准备阶段、收集保全阶段、检验分析阶段和提交阶段。就目前我国电子证据取证的现状来看, 取证主体主要是网络警察和电子技术专家, 基于职权, 网络警察应该具备相应的调查取证权, 而基于委托, 电子技术专家也有资格承担调查取证过程中相应的技术性、网络性的职能, 但若以技术证明思维模式为主导, 就会使得电子证据的专业取证人员在取证时欠缺法定证明的思维模式, 同时现场指挥人员和真正的取证人员往往会存在职能搭配上的脱节, 致使技术人员只是按照指挥办事, 欠缺法律层面上的长远考虑。计算机现场勘验, 电子证据的固定与封存和电子证据的检查都成为电子证据取证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 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挑战

电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挑战要从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去考量。作为证据的一种自然属性, 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相当依赖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电子证据证明力却存在着天然的弱化, 在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结合的案件中, 往往倾向于传统证据, 在电子证据作为主要依据的案件中, 法官在对待电子证据往往更加小心谨慎, 通常是电子证据能够高于证明标准才会将电子证据认定为证据。电子证据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及其他介质中, 是否遭到过篡改、处理或损毁, 存储所依赖的程序、软件和网络环境是否可靠以及存储记录制作者的身份等, 所有这些都涉及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问题, 在实际运用中, 就会存在非常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三、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中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介质优先原则, 义务提供原则, 技术鉴定原则, 私权保护原则。从此四个方面可以全面的概括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规则方面缺憾的补救措施, 既实现了电子证据的合法合理地有效运用, 又从保护人权方面出发从各方面协调了电子证据规则的适用, 同时也为司法领域的电子证据规则的运用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建议。在介质优先原则中, 提出了对介质的科学界定和划分, 对存储介质的收集、审查等工作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建议。义务提供原则为方便证据的取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使第三方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从而避免对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为高效率的司法提供了可能。技术鉴定原则从技术层面加强了对电子证据保护, 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提高, 这就满足了电子证据最本质最核心的要求。私权保护原则, 是尊重人权的表现,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不断在立法中渗透对人权的保护不仅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 同时也更有利于司法领域对的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审查。

(一) 确定原件拟制规定

从技术角度讲, 早在《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中, 就已经对原件拟制进行了规定, 明确指出对提取的电子证据必须均要进行封存, 同时制作相应的镜像文件作为备份, 通过对检查镜像文件来确定电子证据, 用镜像文件可以确保能将整个数据载体进行复制, 避免出现因技术意外而影响电子证据的使用。而从法律上讲, 镜像文件在技术和内容上是对原件无差别的复制, 且其提取过程合法合理, 完全可以具备与其原件享有同等的地位。

(二) 明确规定电子证据取证主体的范围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电子信息技术的考察。2.法律知识考察, 特别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专业知识的考察。同时, 建立职业资格的认证体制, 将电子信息技术与法律形成交叉学科, 从根源上输送电子证据司法运用的核心人才。

(三) 取证对象的隐私保护

限制侦查机关的取证对象, 即“证据取得之禁止”,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 在进行电子证据取证的过程中, 涉及他人的隐私应当予以保护, 但他人的犯罪事实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的, 也不应当作为正当的电子证据加以适用。

四、电子证据规则的未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电子证据的发展也应与时俱进, 甚至走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前端。我国对电子证据规则是从新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才得以确立下来的,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利用网络进行战争的年代里, 电子证据的发展必须有待于从理论、实践、技术层面进行全面的提升。中国有一个红客联盟组织, 又叫H.U.C, 成立于2000年底, 其成员曾达8万人, 成为世界排名第5黑客组织, 该组织主要是对境外黑客的攻击进行反击, 至今为外界所知的大型反击战有6次:第一次, 1998年5月反击印尼网络。第二次, 1999年5月反击美国网络。第三次, 1999年8月反击台湾网络。第四次, 2000年1-2月反击日本网络。第五次, 2001年反击日本网络。第六次, 2001年4月-5月反击美国网络。笔者认为, 这些黑客的存在是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必要保证。伴随着电子商务热潮的不断发展与动荡不安的世界政局因素, 使得那些诈取金钱和政治暴乱、军事摧毁为目的的犯罪发生频率大幅提升, 犯罪主体由原来的个人犯罪逐渐呈现出集团化、组织化和国家化, 犯罪的危害性愈发提升, 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对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现和侦破, 就非常需要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有计划的配备专门设备, 不断提高侦查技术人员的计算机操作及应用水平。在这方面发展速度最快的当属美国, 美国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军队, 预算就有350亿美元, 它控制了很多关键的技术和资源。当今世界, 共有13根掌管全球根服务器, 其中主根服务器1台在美国, 而剩下的里面有9台也在美国, 剩下的3台均在美国的盟友手中, 也间接受到了美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软件, 还有它进行的一些后门的加密系统等等, 还有光缆、海底光缆, 都是受到控制的。由于网络这一虚拟匿名空间给犯罪追捕所带来的障碍, 且网络的大规模普及大大降低了罪犯网络犯罪的时间与成本, 同时网络犯罪记录在罪犯犯案后轻易消除, 这就大大增加了计算机犯罪侦查的难度, 使得如何准确快捷的获取电子证据, 将网络罪犯绳之以法就成为了目前直至未来犯罪侦查的主要难点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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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宝峰.证据法之基本问题[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11.

[3]程权, 梦传香.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25 (6) .

[4]马云雪.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运用[J].中州大学学报, 2012 (5) :26.

[5]何家弘, 刘品新著.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