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精选12篇）

刑事诉讼证据 篇1

一、我国电子证据规则的制定与发展

(一) 电子证据规则的制定

由于信息化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正逐渐增加, 视频、音频、短信、邮件等电子证据已经广泛勇于司法实践中。不少国家还专门制订了规范电子数据运用的法律或规则。但是, 目前在电子证据应用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2012年2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 首次对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审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 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中又将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一种,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电子数据具备显著区别于其他证据的显著特征, 同时它又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的类型, 并具有广泛的外延与发展潜力, 把它纳入哪种传统证据形式都不合适。

(二) 电子证据规则的发展

电子证据就是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数据文件。电子数据文件是基于电子技术生成的,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等载体的内容, 其可与载体分离, 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电子证据的形式必须要借助于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电子证据的发展存在着开放性这一明显特征, 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二条规定, 电子证据应包括却不限于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作为基础的程序文件、数据库、字处理文件等, 同时包括网络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 如短信、博客、微博、电子资金划拨、电子邮件、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等内容。

二、根据《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分析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

(一) 电子证据取证的挑战

我国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总的可以概括为电子证据取证及证明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由于电子证据本身的虚拟性, 使得取证困难、案发现场难以确定, 这就需要有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更多复合型人才的配合才能完成。美国人韦尼玛和法默早在1999年, 就率先提出了关于电子证据取证的基本过程模型:1.对现场安全进行保护与隔离;2.记录现场;3.系统性地寻找证据;4.提取和打包相关证据;5.建立并完善证据保管链。基于这一模式, 我国形成了自己电子证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与实务模式, 即将电子证据取证分为四个环节———准备阶段、收集保全阶段、检验分析阶段和提交阶段。就目前我国电子证据取证的现状来看, 取证主体主要是网络警察和电子技术专家, 基于职权, 网络警察应该具备相应的调查取证权, 而基于委托, 电子技术专家也有资格承担调查取证过程中相应的技术性、网络性的职能, 但若以技术证明思维模式为主导, 就会使得电子证据的专业取证人员在取证时欠缺法定证明的思维模式, 同时现场指挥人员和真正的取证人员往往会存在职能搭配上的脱节, 致使技术人员只是按照指挥办事, 欠缺法律层面上的长远考虑。计算机现场勘验, 电子证据的固定与封存和电子证据的检查都成为电子证据取证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 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挑战

电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挑战要从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去考量。作为证据的一种自然属性, 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相当依赖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电子证据证明力却存在着天然的弱化, 在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结合的案件中, 往往倾向于传统证据, 在电子证据作为主要依据的案件中, 法官在对待电子证据往往更加小心谨慎, 通常是电子证据能够高于证明标准才会将电子证据认定为证据。电子证据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及其他介质中, 是否遭到过篡改、处理或损毁, 存储所依赖的程序、软件和网络环境是否可靠以及存储记录制作者的身份等, 所有这些都涉及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问题, 在实际运用中, 就会存在非常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三、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中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介质优先原则, 义务提供原则, 技术鉴定原则, 私权保护原则。从此四个方面可以全面的概括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规则方面缺憾的补救措施, 既实现了电子证据的合法合理地有效运用, 又从保护人权方面出发从各方面协调了电子证据规则的适用, 同时也为司法领域的电子证据规则的运用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建议。在介质优先原则中, 提出了对介质的科学界定和划分, 对存储介质的收集、审查等工作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建议。义务提供原则为方便证据的取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使第三方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从而避免对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为高效率的司法提供了可能。技术鉴定原则从技术层面加强了对电子证据保护, 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提高, 这就满足了电子证据最本质最核心的要求。私权保护原则, 是尊重人权的表现,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不断在立法中渗透对人权的保护不仅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 同时也更有利于司法领域对的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审查。

(一) 确定原件拟制规定

从技术角度讲, 早在《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中, 就已经对原件拟制进行了规定, 明确指出对提取的电子证据必须均要进行封存, 同时制作相应的镜像文件作为备份, 通过对检查镜像文件来确定电子证据, 用镜像文件可以确保能将整个数据载体进行复制, 避免出现因技术意外而影响电子证据的使用。而从法律上讲, 镜像文件在技术和内容上是对原件无差别的复制, 且其提取过程合法合理, 完全可以具备与其原件享有同等的地位。

(二) 明确规定电子证据取证主体的范围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电子信息技术的考察。2.法律知识考察, 特别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专业知识的考察。同时, 建立职业资格的认证体制, 将电子信息技术与法律形成交叉学科, 从根源上输送电子证据司法运用的核心人才。

(三) 取证对象的隐私保护

限制侦查机关的取证对象, 即“证据取得之禁止”,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 在进行电子证据取证的过程中, 涉及他人的隐私应当予以保护, 但他人的犯罪事实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的, 也不应当作为正当的电子证据加以适用。

四、电子证据规则的未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电子证据的发展也应与时俱进, 甚至走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前端。我国对电子证据规则是从新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才得以确立下来的,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利用网络进行战争的年代里, 电子证据的发展必须有待于从理论、实践、技术层面进行全面的提升。中国有一个红客联盟组织, 又叫H.U.C, 成立于2000年底, 其成员曾达8万人, 成为世界排名第5黑客组织, 该组织主要是对境外黑客的攻击进行反击, 至今为外界所知的大型反击战有6次:第一次, 1998年5月反击印尼网络。第二次, 1999年5月反击美国网络。第三次, 1999年8月反击台湾网络。第四次, 2000年1-2月反击日本网络。第五次, 2001年反击日本网络。第六次, 2001年4月-5月反击美国网络。笔者认为, 这些黑客的存在是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必要保证。伴随着电子商务热潮的不断发展与动荡不安的世界政局因素, 使得那些诈取金钱和政治暴乱、军事摧毁为目的的犯罪发生频率大幅提升, 犯罪主体由原来的个人犯罪逐渐呈现出集团化、组织化和国家化, 犯罪的危害性愈发提升, 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对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现和侦破, 就非常需要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有计划的配备专门设备, 不断提高侦查技术人员的计算机操作及应用水平。在这方面发展速度最快的当属美国, 美国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军队, 预算就有350亿美元, 它控制了很多关键的技术和资源。当今世界, 共有13根掌管全球根服务器, 其中主根服务器1台在美国, 而剩下的里面有9台也在美国, 剩下的3台均在美国的盟友手中, 也间接受到了美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软件, 还有它进行的一些后门的加密系统等等, 还有光缆、海底光缆, 都是受到控制的。由于网络这一虚拟匿名空间给犯罪追捕所带来的障碍, 且网络的大规模普及大大降低了罪犯网络犯罪的时间与成本, 同时网络犯罪记录在罪犯犯案后轻易消除, 这就大大增加了计算机犯罪侦查的难度, 使得如何准确快捷的获取电子证据, 将网络罪犯绳之以法就成为了目前直至未来犯罪侦查的主要难点所在。

参考文献

[1]樊崇义, 李思远.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J].证据科学, 2015, 23 (5) .

[2]周宝峰.证据法之基本问题[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11.

[3]程权, 梦传香.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25 (6) .

[4]马云雪.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运用[J].中州大学学报, 2012 (5) :26.

[5]何家弘, 刘品新著.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380.

[6]林钰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08.

刑事诉讼证据 篇2

摘要：证据乃诉讼的灵魂，一国证据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该国诉讼制度的文明和理性程度。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证明规则，它是指对于国家侦察人员非法获得的证据给予排除的证据制度，包括违反正当程序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制度、毒树之果等。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分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借鉴意义

①一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产于美国，其确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距今约百年时间。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的根据是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但《权利法案》在1791年通过之后的一百年间，人们并没有把法案中规定的人权以及违反这些权利收集证据的现象与证据的可采性联系起来，更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到《权利法案》通过百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根据《权利法案》的有关条款以判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中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法取得的言词就是指违反这条规定而取得的被告人陈述。

不得自证其罪是英美法系对抗诉讼中当事人的重要权利，被诉人的犯罪承认、供述都有可能是在侦查人员违背本人意思的强制下取得的，例如强迫、引诱、威胁等非法手段都会致非法言词证据的产生。

非自愿自白排除规则是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其宗旨在于保证自白的自愿性。根据这条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保障自白自愿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米兰达规则，开创了对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时必须明确给出米兰达警告的先例。这判一例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非法证据 ①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排除规则的范围；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情况构成“非自愿”，即要在完全了解自己的个人权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陈述才是“自愿的”。

2、对“毒树之果”证据的排除

所消“毒树之果”，是指由任何非法行为或非法证据间接取得的证据。“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的确立，标志着美国非法证据制度规则达到了顶峰。按照这一规则，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获得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中采纳，因为他们都是“有毒的树结出来的果实”，只要树有毒，则果也一定有毒，就都不能食用。这是一种严格形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美围联邦最高法院布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也注意到该理论对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以下情形可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有违法搜查、逮捕或扣押的行为在先，但如果警察机关能够证明其后所得的证据与上述行为无关，而是经过其他独立的来源收集的，则该证据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善意例外，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要求禁止使用警察善意地信赖表面有效而随后被认定为有缺陷的搜查证发现的证据；必然发现的例外，该例外主要针对的是武器或尸体等证据，它是指虽然警察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证据，但如果能够证明通过旧途径的合法行为，该证据也必然能够发现，则该证据可以彼排除而为法庭采纳。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征

第一、通过宪法予以保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效力层次最高，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在宪法中，提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性，能够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彻底的贯彻实施。

第二、扩大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扩大虽然会导致一些罪犯因证据排除而无法被追究，但却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加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的人身权利，规范了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取证方法。

第三、在证据排除时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例外情形的规定既在一定程度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据行为，也为一些特殊情况、紧急情况留有回旋的余地，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贯彻实施更具灵活性。

第四、建立“毒树之果”理论。该理论的建立使侦查人员在侦查的起始阶段就开始注重程序的合法化。

二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一）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概况

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

同时 “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或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仅限于言词证据,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

首先，立法不明确。对于非法证据的种类，《解释》和《规则》确立的只是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对由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毒树之果”是否予以采信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案件实体真实发展的需要，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非法取证的手段，也规定得不够全面，只限于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几种法 ②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②定形式，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手段未作规定。对以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法庭是否可以采信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其次，缺乏可操作性。《解释》和《规则》尽管确定了“非法证据”的性质和范围，并规定了排除的后果，但是这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具有宣言和口号的特征，很难发挥其法律规范所应有的功能。因为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相关的申请、听证、上诉和申诉等程序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有关的程序性保障规则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最后，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持。一项规则的引进需要诸多制度予以支撑，营造其顺利成活的良好环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在我国顺利推行，有赖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审前程序的重构，有赖于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法律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假以时日。

③三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立法机制，明确程序法定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着一种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突出现象。即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机关制定了法律，另一方面又允许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一些涉及司法机关自身职权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大事项直接作出规定，从而造成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现象的出现。程序法定原则有利于塑成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配套原则。

(二)设立庭前证据审查制度。

由预审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法证据，避免对庭审法官产生不良影响。

(三)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是相当低的，法院一般只能采用书面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书面审形式，与现代法治通过采用直接言词原则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进而作出正确判决的要求是极相称的，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不仅如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导致的不能对言辞证据进行当面质证，也间接地影响了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③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五)完善对非法取证主体的惩戒制度。

将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相联系，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法律仅仅针对非法取证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还有很多非法取证段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对这些也应该有相应配套的惩戒制度，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

四

结语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目的并不在于排除不真实的证据，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袭，如果对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仍然予以认定，无疑是鼓励执法者违法，那么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就会荡然无存，程序公正也难以实现，最终，难以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公权力被滥用的历史悲剧将会重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将被亵渎。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汲取历史的养料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参考文献：

【1】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2】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3】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结果证据；过程证据；审查模式

一、过程证据概念和特征

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是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在取得结果证据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1]主要表现形式有：笔录证据（诸如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等）；情况说明材料（主要是办案人员对自己办案经过的一种说明）；录音录像材料（主要是对某些特殊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所同步制作的审讯视频）；侦查人员的证言（并非每一刑事案件均会涉及，一般是被告人或法院对侦查人员的取证过程产生质疑时方才传召侦查人员给出证言）。

过程证据主要有以下特征。其一，过程证据的提供者是办案人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办案人员是在履行侦查职责的过程中提供的过程证据，而不是作为诸如案件证人等角色提供的证人证言等结果证据。其二，过程证据的产生时间是在案件发生之后，侦查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过程证据其实是结果证据的取得过程中由办案人员制作的。侦查行为一定滞后于犯罪行为，故而过程证据一定产生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其三，过程证据的表现形式仅限于笔录证据、视听资料、情况说明、侦查人员关于案件侦查过程的证言几种形式。

可以说过程证据是记录结果证据的证据，比如一般在勘验笔录的记载中会详细记载时间、地点、勘验结果等。这其中所涉及到的勘验结果就对案件的定案具有实质性意义。

二、过程证据的审查模式

在过程证据的审查过程中，一般有两种模式：纯粹的形式审查模式和实质审查模式。前者是指对于诸如勘验笔录等过程证据，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仅仅出示、宣读，并不传讯制作过程证据的侦查人员等责任人员上庭。这主要是基于过程证据的产生是经由国家公权力认可的办案人员之手，法院对其提供的证据的信任程度更高。即使被告人对过程证据存疑，一般也仅仅要求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材料作为补充证据。对于过程证据的审查局限在形式审查上。这种审查模式简单易行，节省司法资源，但不易于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产生制约，容易导致侦查人员为了取得期望结果而提供不可靠的材料，甚至伪造材料。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就有侦查人员擅自代替被告人在笔录上签字的情形发生。

另一种审查模式是实质审查模式。法院将过程证据置于审判过程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最重要的是实质审查时，对于控辩双方产生争议的过程证据，法院会要求直接制作过程证据的侦查人员进入法庭讲述取得证据的过程，根据侦查人员证词形成内心确信。且此证词会对案件的最终定案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质审查模式尤其对于程序争议的事实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质审查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相比于形式审查要高昂的多，更占据司法资源。

三、过程证据审查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过程证据的审查在很多情况下一般仅仅停留在形式审查上，但是这种停留往往会带来很大弊端。其一，会丧失过程证据的存在意义。过程证据的存在就是对侦查过程的完整、真实记录，同时对结果证据的来源、真实起到证明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程序正义的巨大支撑。可是如果停留在形式审查上，过程证据的记录就未必真实。其二，会降低对法官自由裁量的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基础是其采用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可是如果过程证据本身存在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必然伴隨相应的问题。近年来一个个刑事错案无一不是因为过程证据存在问题，而法官轻信了过程证据。其三，会降低对侦查人员侦查行为的约束。过程证据的提供者和制作者均为侦查人员，如果停留在形式审查上，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就成为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侦查行为了，因为侦查行为的背后没有法院的约束，所以才会出现侦查人员假冒被告人签字的悲剧。

基于上述原因，过程证据的审查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审查上，就现阶段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而言应当是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模式最为合理。[2]一方面，控辩审三方都没有异议的过程证据可以仅仅做形式审查。另一方面，对于控辩双方产生争议的过程证据，法院应当启动实质审查。比如对录音录像资料争议，法院应当将原始资料当庭播放，并由双方质证，法院审理，必要时可以传召制作过程证据的侦查人员上庭出具证言。

四、结语

过程证据本身虽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不能直接对案件定案产生作用，但是对于定案量刑，尤其是证明程序合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过程证据若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须有良好的审查模式，现阶段采取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模式才能够有效使用过程证据，约束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J].法商研究，2015，01：81-91.

[2]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J].中国检察官，2015，05：75.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篇4

关键词：刑事证据,证据开示,配套制度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证据开示 (Discovery) , 又称为证据展示、证据先悉、证据交换等。证据开示指控辩双方主要在法庭审理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程序, 相互向对方公开自己一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以提高庭审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 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 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严格来讲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开示制度, 只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做了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有关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 实质上是阅卷的规定。这种阅卷方面的规定对于案件中的证据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还很不完善, 存在诸多缺陷。

二、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是对抗式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 对于防止控辩双方掌握证据信息不对等导致的对抗力量不均衡, 使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 实现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但还远远不够。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这就为律师在案件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提供了依据, 被认为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但是, 律师在侦察阶段的权利仅限于“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律师惩戒的规定, 使律师在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风险极大, 这就使得辩护方很难获得案件侦察阶段的证据材料。第二,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然而, 对于辩护方来说, 仅仅查阅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作用有限。第三, 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以及第41条的规定, 辩护人、被告人有权申请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察、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关系很难界定, 在诉讼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具双重职能, 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很难对人民检察院行使完整、有效的命令, 由此可见, 我国司法体系的上述矛盾和困境迫使我们制定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整个司法体制的有效运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一) 范围

控辩双方在证据开示范围上应体现出非对等性, 控方是全面的证据开示, 对于控方而言, 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收集到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 都属证据开示范围, 既包括拟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 也包括不准备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 这种开示方法有法律上的依据, 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也应注意收集无罪证据, 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的阅卷权, 也为这种证据开示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 辩方对无罪证据的态度, 无疑也是在提示控方要重视对无罪证据的审查, 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 加强人权保障。例外情况是, 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 对诉讼中某些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对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明显损害的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不予以开示。而辩方则是单方面有选择的开示, 只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 控方不能要求辩方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 因为证明责任在控方, 辩方无须自证其罪, 也就是说控方证据开示的范围要大于辩方。

(二) 证据开示的方式

刑事证据开示有两种方式, 一为直接开示, 二为间接开示。依笔者之见, 证据开示应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开示方式。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审判阶段, 应实行间接开示为主, 直接开示为辅的开示方式。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控辩双方在此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材料, 原则上应当通过法院进行间接开示即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供对方查阅、摘抄、复制或者在法官主持下进行开示。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则上应通过法院进行开示, 是因为此时法院已经介入诉讼, 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活动应当让第三方法院知晓, 法院作为审判者也有权了解双方的开示活动。但是, 在此阶段, 也不绝对排斥控辩双方采取直接开示的方式, 但控辩双方直接开示后应当及时将开示情况书面告知法院。

(三) 司法保障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程序的有效性, 需要确立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制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 借鉴国外的做法, 可以考虑对违反开示程序采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要求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向对方作庭下开示;第二, 决定延期审理;第三, 禁止违反义务的诉讼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第四, 违反开示的诉讼一方造成诉讼拖延的, 可以令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刘计划著:《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法学家》, 2005年1期。

[2]马乐明:《浅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 , 2009年02期。

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篇5

时间：2012-08-200作者：杨维立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款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上述条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从字面意义上看,列举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为“列举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举未完”。有观点认为:在本条本款中,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仅包括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证据,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中列举的其他证据种类。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在理论和实务界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此处虽然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证据,但仍未列举穷尽。另外,修改后刑诉法多处使用了列举后加“等”字的模式。这些“等”字只能理解为“列举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讲,倘若立法本意为“列举后煞尾”,这个“等”字就没意义,应当删除。

事实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至少,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如果统一由司法机关重新制作,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机关的负担,而且实际上因为时过境迁,重新收集此类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当然,并非任何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制作笔录后才能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所作的特别规定,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完全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如,有的证人作证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证能力、死亡等,无法再找其当面核实。侦查机关应对行政机关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注意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类证据经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严格审查,再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也应该作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规则和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义务。对照来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要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等、提供证据的人或证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有利害关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篇6

关键词：证据开示；缺陷完善

19世纪，英国进行了司法改革，证据开示制度正是在这次改革中逐渐开始形成，其在刑事诉讼当中主要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控辩双方将各自掌握和控制的诉讼证据及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资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效率，是在现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模式中，证据开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1]它要求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就将证据向对方出示，在审理前给对方留一个缓冲期，方便对方对证据进行充分的审视和认知，进一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以保证在庭审中有的放矢，促进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法律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完整的对这一制度做出规定，但并非说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无据可循，从个别法条规定中不难找到证据开示制度的影子。如《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人的阅卷权、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以及及时告知证据的义务的规定，都是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

除《刑事诉讼法》外，《民事诉讼法》中亦有对“证据交换”的程序、时间、启动、当事人反驳、次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证据交换”也即“证据开示”，二者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有了证据开示制度的雏形，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证据开示制度是有一定法律基础的。但是，从这些规定中不难发现，我国法律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仍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缺陷

（一）原则性规定较多，对具体的操作方式的规定不够细致

可以说，我国对证据开示仅是零散性的规定，对具体的开示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如主体、时间、地点、范围等，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制度”。

（二）双向开示规定不明确

控辩双方都负有向对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而当前法律中规定较多的是控方向辩方的开示义务，对辩护方的开示义务仅规定了辩护人对有关犯罪嫌疑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在犯罪现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的告知义务，对其他证据的开示义务没有规定，双方开示义务不对等。[2]在案件审理前控方无法把握辩方掌握的证据，客观上增加了辩方证据突袭的风险，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开和公正。

（三）缺乏义务违反的制约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方不全面履行其开示义务或违反开示义务的情况，违反开示义务后应该如何制裁，法律在这一方面并未做详细规定，导致在实践中证据开示往往难以顺利、有效的进行，影响诉讼效率。

三、对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确定双向开示原则

要达到控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必须确立双向开示的原则。控辩双方在审前相互开示证据，有利于双方对案情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帮助其在庭审中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诉讼拖延，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双方在对抗式诉讼中实现控辩平衡，保障程序公正。

（二）明确开示主体

在公诉案件中，开示主体应是检察院和辩护律师。自诉案件中，因自诉人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难以在理性、信任的基础上同辩护方交流证据，因此本文认为开示主体不应包括自诉人。

辩方则是辩护律师，为避免证据开示后串供等妨害诉讼的行为，开示主体不应包括其他辩护人。而辩护律师因接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并且有专门的执业纪律对其行为进行，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情形。

（三）明确开示范围

刑事诉讼中的核心焦点即为被告人的定罪及量刑，因此本文认为证据开示也应围绕定罪、量刑两个方面进行，对于控方的开示范围，除有罪、罪重的证据外，还应包括无罪、罪轻的证据，即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而对辩护方的开示范围，应本着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态度，只需开示需要在庭审出示的、对其有利的证据即可。

（四）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

对于开示时间，不宜限制过死，控辩双方应在公安机关向检察院移送起诉意见书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这一阶段，具体开示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样规定既为辩护方收集证据留出了时间，也促使公诉机关在开示中全面审查证据，把握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公诉意见。同时因为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因此不应当在法院进行，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大量的证据材料都掌握在控方手中，因此证据开示应在检察院进行，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程序的公正性。

（五）证据开示的司法保障

（1）强制开示。控辩双方不履行或违反开示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开示证据。

（2）不予采纳。在庭审中，如果控方出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未经开示，从而使辩护方丧失了对证据反驳的有效时机，法庭可以依职权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辩护方也可向法院申請。

（3）经济赔偿。因一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导致延期审理，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另一方就其损失请求法院责令违反义务方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

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建立控辩双方互负开示义务的双向证据开示程序已经成为重要趋势。通过以上论述，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仅有相关法律规定作支撑，在民事诉讼中也有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同时也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要求，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亚玲.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J].人民检察.2009，（8）：49.

[2]许菁.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构建路径之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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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7

一、2012年修法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及问题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美国一案中宣告:“违法搜查扣押之证据, 联邦法院应予排除。”[2]一般而言,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即指在刑事诉讼中, 对侦控与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3]

(一) 1979年、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及问题

1979年、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 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1979年、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却严重缺乏可操作性, 司法实践性不强, 其原因在于并未对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如何排除做出明确规定。

(二) 1998年、1999年两高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问题

1998年9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修正) 》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两高”司法解释的以上规定, 对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 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或精神, 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 仅限于言词证据, 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4]表现为:

1. 仅对非法证据中的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否排除、如何排除并未涉及。

2. 仅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后果。即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对以非法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未做说明。

3. 明确了禁止采用的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手段。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属于非法收集言词证据的方法。

(三) 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问题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 其中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定义、非法言词证据的查证主体、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法律后果等都进行了详细地补充规定, 也首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规则做了明确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得以确立,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却美中不足, 具体表现为:

1. 该规定的属于司法解释范畴, 效力层次较低, 在司法应用中权威性不高, 亟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的立法层面上加以确立。

2. 对于出现的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后的对违法司法人员如何追责、惩戒未作提及。由于对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责任追查机制未做严格规定, 在实践中即使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被排除, 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相关司法人员得不到任何惩戒, 使非法证据难以从源头上杜绝。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刑事诉讼法全文, 并于2013年1月1日生效。此次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完善。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在于:

(一) 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认为, 过去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执行得不好, 就是因为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法学专家吕忠梅说, 通过合法证据倒逼合法取证, 有助于变现实中存在的“口供至上”为“物证为王”。“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不仅仅是司法机关内部工作机制的改革, 也不仅仅是审问方式的变化, 而是国家对公民人权的承诺。”

(二) 初步建立了违法取证主体责任追究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文明确了于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查证属实的, 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 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较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 该条文增加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短短13个字, 却是对违法取证主体责任追究制度的一个极大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修正) 》第265条对以非法方法违法取证的处理做了“三步走”的程序规定, 但却忽略了对于违法取证的责任追究设计。“三步走”的程序如下: (1)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2) 必要时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3) 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第一, 在立法层面上, 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完善;第二, 在实践层面上, 是对取证规范化的制度制约;第三, 在人权保护层面上, 对违法取证构成犯罪的人员进行法律追究, 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人权的制度保障。

三、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断完善, 既要考虑我国“重打击, 轻保护”的诉讼传统, 又要兼顾我国法治环境相对落后, 司法资源十分有限的国情, 同时还要强调实现法律公平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 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诚然, 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应当提供被告人有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 然而这些证据是由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的, 这也意味着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具有直接的证明责任。因此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 制度设计中应增加“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时, 应当将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材料一并移送至检察机关。”的法律规定。该制度设计一是能确保检察机关在对案件审查起诉时能够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同步审查。二是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取证工作合法性的监督适当提前, 而非在法庭审理阶段发现问题再监督、倒查。在制度上增加“侦查机关在将案件移送起诉时一并移送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明材料”规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有效的保证制约侦查机关合法取证, 另一方面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同时也能最大程度的防止因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二) 加大对非法取证人员的处罚力度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 虽然增加了对非法取证人员的追责制度, 但是依然显得较为宽泛, 不够细化。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 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增设一些严重的违法取证但是又不触犯刑法的司法工作人员一些处罚措施。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 可以责令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情节比较严重的, 应给予相应的党纪、行政处分;行为构成犯罪的, 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 注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解释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文中“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予排除。但何为”暴力”、“威胁”、“非法方法”?立法没有明确界定, 使之难以与侦查人员所采取的侦查策略相区分,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难以对证据是否合法给出一致的意见。这必然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四) 适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刑事诉讼过程中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规则在西方被誉为“人类通向文明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牌。”[6]沉默权制度的本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权, 也是排除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重要配套制度, 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权利, 如自我辩解和辩护的权利, 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自己作无罪、罪轻辩护的权利等。我国尚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的传统做法一贯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 因此我们应依据国情, 吸收其他国家 (地区) 对沉默权的规定和限制中的合理因素, 逐步确立限制性的沉默权。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 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当循序进。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尝试实证研究方法、综合考虑我国国情, 具体深入现实社会来研究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配套措施在我国的构建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罗尔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考量与理论基础[J].理论与改革, 2007, 5.

[2]邓思清.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 3.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12.

[4]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6, 4:63.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 1961:154.

刑事诉讼证据 篇8

在刑事案件当中, 比较有歧义、判断难度高和接触最多的就是言词证据, 因为言词证据的技术含量低、获取较为简单、办案成本不高所以非常受办案人员的青睐, 但是又因为言词证据的准确性较低、稳定相差等特点又是它的弊端, 如果没有相应的言词证据运用规则就会给司法机构带来判错案的结果, 所以我们国家应该致力于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言辞证据运用规则, 让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证。

二、言词证据的特点和含义

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在对言词证据的理解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某些人士认为言词证据是在刑事诉讼当中由办案工作人员根据流程给当事人收集和让当事人描述案发的记忆, 通过语言的描述得出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某些人士认为可以把证据分成两种, 一种是言词证据, 另一种是实物证据, 只要是当事人使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案件事实就是言词证据; 而我认为不要局限于实物或者是语言, 通过各种媒介以及载体表达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语音表达就能认为是言词证据, 例如无法出庭的证人录音, 证人的书信, 证人的视频等等。

刑事诉讼当中言词证据就目前来看其实包罗了五种类型, 他们分别是: 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以及被告人的辩解, 这些都属于言词证据, 提供言词证据的人都是直接感受过案件发生的人, 并且他们的描述必须满足事物的客观事实, 言词证据有信息量大并且形象完整的特点, 并且相对来说更好收集, 能够从动态证明案件的事实, 也就是可以证明事件的发生过程也能证明发生事件原因和结果, 但是言词证据非常的具有主观性, 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主观原因的影响, 这就给言词证据带来了不稳定和易变性。刑事诉讼中的言词证据指的是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 言词证据是陈述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描述与发生案件有关的事实,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言词证据是属于人证, 但是我国又对人证没有一个非常明确地界定, 非常的模糊, 所以说按照目前言词证据的发展, 言词证据不属于人证。

三、影响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形成原因

( 一) 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形成

前面已经说到, 言词证据是直接感受到案件事实的人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 通过各种载体所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所以说言词证据的形成是从与案件有关的描述着先是通过客观的印象再结合自己的主观感情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语言性证据, 为什么说是先从客观印象再到主观感情, 因为我们人类是先通过自身的感知, 例如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等等具有感知能力的器官来感受外界的信息然后传输到自己的大脑当中, 然后通过大脑形成自己的主观感情, 稍加整理后最后通过语言描述、笔录形式、录音形式等形成言词证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影响, 因为毕竟是通过人的描述形成的, 不同人的感觉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非常的敏感, 有些人鼻子非常灵, 有些人的视力不好可能会看错, 有些人听力不好等等问题都会影响主观感情的形成, 最终导致言词证据的形成不够准确, 甚至可能影响司法人员的追查案件方向。

( 二) 时间间隔影响言词证据的形成

在言词证据形成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过程是通过案件相关者的主观感情经过整理用语言描述出来这个过程, 但是由于这当中有时间的存在, 时间可以让大脑记不清某些事情, 并且大脑在不断地与外界接触当中, 当发生的事情太多大脑的遗忘机制就会开启, 如果是感兴趣的东西印象就会更加有印象一点, 如果是不感兴趣的大脑就有可能开启遗忘机制, 所以说案件发生时间和司法人员传讯问话时间越短言词证据中有用的证据的就越多, 案件发生时间和司法人员传讯问话时间越长言词证据中有用的证据的就越少,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 时间间隔的长短会影响言词证据的有效性, 虽然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可能有一点印象, 但是又不能完全记起来, 描述情景时会非常的模糊, 这可能会给办案的人员带去误导, 使得办案的方向有偏差, 多做一些无用功。

( 三) 感知主体对感知兴趣的深浅

前面已经说到了感知主体对感知兴趣的问题, 假设案件当事人对案件中某个点非常的感兴趣, 并且自己本身就有涉猎, 那么当案件发生的时候恰好他又是案件的目击者, 那么他就可能会对案件当中的那个点描述的非常清楚, 甚至可能会加上自己对那个点的认识, 这有可能可以帮助办案人员办案也有可能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困扰, 因为他可能描述的不是事实可能是主观臆测, 但是如果他没有对案件当中的任何一个点感兴趣, 只是单纯的把自己看到的、闻到的或者听到的等等描述出来, 反而描述的更清楚, 不会给办案人员带去困惑, 所以说案件感知主体对案件的兴趣深浅也会影响到办案人员的办案方向。

( 四) 感知主体的表达能力

每个人的表达能力是不同的, 有的人可能因为紧张就会显得语言非常的混乱, 没有一个表达的主体, 有些情景可能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 有的人可能可以非常清晰的描述和表达案发当时的场景, 但是说出来的话语可能会词不达意, 也就是说明明是想表达的不是这个, 但是说出的话却又往这方面描述, 还有的人表达的非常清楚, 但是毕竟是语言性的东西,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或许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却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几种现象的出现就会给案件的描述带去误解, 也有可能会使得案件进入一个死胡同, 所以说语言的表达会影响到言词证据的形成, 那么案件有关当事人就应该利用简短的、没有歧义的词语或者是语句去描述。

( 五) 言词证据描述主体和案件的关系

证据形成的过程当中,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描述主体是否与发生的案件有关联或者是与案件的嫌疑人有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描述的案发情景的可信度是会降低的, 他们可能会隐瞒案件的事实或者是篡改部分事实, 或者是和嫌疑人有仇会故意在描述的时候对部分事实夸大的描述, 这样容易引导办案人员的办案方向。

四、言词证据中的运用规则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法律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但是这个历程非常的曲折, 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要改革, 目前来说存在的问题有:诉讼的机制不够严密不够细致, 没有一个规范的机制流程;控诉缓慢、辩论失衡以及审判迟缓问题非常的严重, 整体的素质不高; 法律氛围气氛不够, 裁判的权威没有很好的建立, 法律秩序混乱等问题。

五、完善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

( 一) 完善证人作证规则

目前来说证人作证是现阶段法院审判当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过程, 有些人不愿意上法庭作证, 这就给证人作证原则带来阻碍, 证人不愿意上法庭或者是不敢上法庭作证导致控辩两方经常出现宣读证人证言和笔录的现象, 所以应当完善证人作证原则, 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除开满足不出庭的条件之外的证人, 证人满足条件可以不出庭作证的除了要提供书面材料外还应该提供视频或者听力材料, 这样才可以改变证人不愿意上庭作证的状况, 并且证人上庭作证必须进行宣誓或者是保证证词的真实性, 要接受法庭律师的质问。

( 二) 完善举证时效规则

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办案的时间是有明确规定的, 因为这和嫌疑人与被告人的自由权等人身权益相关, 对司法机构的办案效率也有很大的关联, 当证人当庭作证但是证词和原先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应该把证词作废, 沦为无效; 在案件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之后出现了新的证人如果证人的证言没有根据是孤证, 那么证人证据无效; 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辩解不会因为证言是否属实而导致处罚加重。

( 三) 完善认证规则

认证指的是言词证据经过了法庭的举证和质证之后对证据进行确认或者是否认, 这就是认证, 认证分为法庭认证和法庭外的认证, 在构建我们国家的认证规则的时候, 认证的形式必须要合法, 不能触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证据的内容必须是符合逻辑不会互相矛盾, 证据是否采用应该在法庭上当场采用或者是在判决的时候采用, 没有经过认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案件定案的依据, 而且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论述或者是辩解是不参与认证的。

( 四) 增设不能违法取证制度

违法取证受到我们国家某些居民的指责, 取证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证据制度的敌人, 收取证据的绊脚石, 违法取证的过程中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或者是偷偷录音之类的,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证人给出的证据进行确定是否违法, 增设了违法取证制度就可以保证某些工作人员为了不会为了办案而违法取证。

( 五) 增设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制度

关于沉默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沉默权会使得某些侦查员会太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或者是会利用别的方法进行逼供, 但是这也有利于我们国家依法治国道路的前进, 并且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的匮乏制约着沉默权的发展。

六、总结

刑事讼诉当中的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非常的多, 本文就不一一介绍, 本文主要说的是和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关系比较密切的规则, 这也是现在刑事诉讼当中比较常用的运用规则, 像还有一些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等等是我们在现实中比较少用的规则, 随着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刑事诉讼法也在不断的修订和完善当中, 我们国家正在努力的向国际法律的标准靠近当中, 但是依然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我们国家的国情以及社会体制决定着我们国家法律的制定, 我们坚定不移的朝着依法治国、有法可依的方针和政策前进。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当中, 一直以来我国都提倡依法治国, 法律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健全并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刑事证据规则, 它对司法机构的证据能力和证明能力有指导作用, 刑事诉讼中的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以司法证明活动没有完全完善, 所以法律当中会规定在会出现错误的地方可以浪费证据, 也就是说这些证据用不上, 本文就刑事诉讼法中的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进行讨论和探讨。

关键词：刑事诉讼,言词证据,运用规则

参考文献

[1]李蕴.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言词证据规则问题[D].山东大学, 2008.

[2]李春刚.刑事诉讼言词证据若干问题研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D].吉林大学, 2004.

[3]任福生.浅析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运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2, 10:19-22.

[4]葛淑红.浅析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法制与经济, 2014, 07:30-32.

刑事诉讼证据 篇9

关键词：刑事技术,现场勘查,勘查笔录,现场照相,鉴定文书,证据意识

一、引言

我国《刑诉法》的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勘验、检查笔录是证据。”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在案件的现场勘查、物证检验过程中, 就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在现场勘查中及在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物证检验检验鉴定过程中, 如何发现、提取、固定证据、检验证据, 如何在制作证据材料中准确记录、固定证据, 诉讼中如何使用证据等, 均将贯穿于整个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 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而现场勘查正是这根链条的基础、物证检验鉴定是关键。现场勘查、现场材料、物证检验的证据性是否完整、系统势必决定后期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工作。笔者结合基层实际现场勘验检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于诉讼证据环节的应用, 对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及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 希望与大家共同研究进步。

二、现场照相环节

现场照相是运用拍照方法, 对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始方位、现场地点、中心现场情况和犯罪活动遗留痕迹物证的地点, 按照现场勘验检验规则的规定和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相关要求, 真实、完整的照相记录下来的一种现场勘查工作。案件的现场勘查材料中一套完整的现场照片可以全面客观、真实直观地反映出罪犯在作案后的现场情况, 这种如实记录的直观性是现场笔录等其他材料难以取代的。所以现场照相一直是刑事诉讼中必要的证据之一。刑事现场照相内容主要包括:反映犯罪时间、空间及各自特点的拍摄 (地貌) ;反映犯罪活动的现场情况及完成犯罪事实的客观条件和产生的结果的拍摄 (现场) ;反映形成犯罪现场的主体的各种迹象的拍摄 (物证) 。现场勘查人员在一开始到达案件现场, 就必须具备严格的证据意识, 要带着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性原则开展现场勘查的拍照工作, 因为照片是第一时间反映案件现场的原始性, 是案件复原中最具证明力价值的, 具有收集快速、简单的优点, 可以防止证据的遗失。

(一) 刑事现场照相的现状

刑事现场照相是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中真实反映、证实犯罪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 一直以来, 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过程中的第一步便是通过照相固定案发现场, 然后才是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现场分析等环节。在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和尸体检验等环节也是要把拍照放在第一步。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某重程度上, 与其他技术手段相比, 刑事现场照相却没有得到最广泛的重视。然而,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由于案件多, 刑事技术人员短缺, 造成了很多时候是现场勘查工作中的拍照工作是比较低层次, 没有专业拍照人员, 现场照相时很多痕迹检验员来兼顾, 现场拍照中很多是随意性、简单化, 更说不上证据意识。然而真正到了要通过照片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漏拍、错拍, 有的甚至要补充拍摄或重新拍摄。这样不符合现场照相原始、全面、系统的要求, 造成证据的不完整、不准确、不连续。

(二) 加强现场照相的证据意识途径

1. 提高勘查人员的素质。

现场照片是现场状况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直接体现, 但现场拍照人员的的主观能动性是完成现场照片的重要保证。不同的现场拍照人员对同一个现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会完全相同, 这既取决于拍摄人员的自身专业水平, 也取决于他们的证据意识,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在加强现场照相专业的学习外, 也要不断提高证据意识。技术人员既要要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 也要注重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重要是提高对证据的理解。业务培训是提高整体勘查水平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技术工作既重视经验的积累也注重知识的更新, 应当组织技术员经常参加上级业务部门开展的刑事技术培训班的学习, 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及技术工作新思路, 对于照相机的新科技、新产品也要及时关注、学习。另一方面, 经常性浏览公安网络上一些专业网站、论坛, 从中了解各地的发案新趋势、作案新手法、犯罪新动向, 并发布一些疑难案例及倾向性系列性案件, 与广大刑事技术工作者一起探讨研究,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2. 制作现场照相预案。

证据意识产生于现场, 它的合理性、正确性来源于对现场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一名有经验的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照相前必须清楚, 按什么顺序拍为什么, 拍每张照片要体现什么?更进一步在日后的照片编排中如何标注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胸有成竹。在现场拍照开始前, 在心中制作一个预案, 具体做法为在拍摄现场照片前要了解有关案情, 搞清现场有关基本情况, 通过询问简要案件情况、案发经过, 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初判现场, 明白案件中什么是关键, 在拍照中要突出什么, 也要环顾现场四周环境、地势, 天气, 思考如何才能把现场完整记录下来等。在有了初步预案后, 就要严格带着证据意识, 按照现场勘查拍照规则和要求开展工作, 工作中拍照人员要注重在指挥员的指示下与其他勘查人员做好沟通配合。同时在拍摄过程中, 要明确照片之间的互相联系以利于后期现场照片制作。现场照相可采取多样的表现手法针对不同的现场, 采用不同的整体布局, 最大程度的将现场状况表现出来。

(三) 现场照片编排环节的证据意识新思路

现场照片是由现场的每张照片编排制作而成, 它是一个完整的证据系统, 具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每一张照片也只能反映案件现场的个别部位情况, 只是整个照片证据体系的一小点组成部分, 它本身如果没有融合在现场照片证据体系, 那它就是孤立的, 无证明力, 几乎无效。所以, 现场照片的编排是要把每一张照片客观的、合理的编排成为一个整体, 让每一张照片都活生生的体现现场情况, 如同一篇漫画故事书, 有章有节, 有启有承, 这样一套现场照相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证据。

实际工作中, 现场照片的编排仍然是取决也现场拍照人员的拍照思路和顺序。还有很多时候是由于后期照片的冲洗、编排、张贴、描述、装订等费事、费力, 造成技术人员在现场不愿意多拍照片, 这就使得基础照片少, 那编排中只能是有啥贴啥, 合理编排、挑拣照片就变成难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影像技术和器材在刑事侦察和办案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现场照片编排规则, 把实际工作中的制作经验、技巧, 结合证据要求, 利用数码科技和信息化软件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证据意识换一种新思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以数码照片为基础, 以Corel DRAW图像制作软件为平台, 以具备长纸连续彩色打印功能的打印机为依托, 将现场照片在长纸上连续制作、打印, 方法简便易行, 应用以来受到检察院、法院机关的好评。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1. 硬件配置:

使用专用DELLE多媒体图象处理平台, 内存1GB, 256MB专用显卡, 配置高保障处理图象信息量大, 速度快, 打印机:使用支持连续打印的EPSON1290彩色喷墨打印机。

2. 照片编排:

根据制做现场照片材料的需要, 我们分别建立了现场照片模板、尸检照片模板、鉴定书照片模板等, 使用标尺将照片位置固定, 照片说明位置固定, 制做现场材料时, 把模板调出, 将经过PHOTOSHOP等图象处理软件处理过的数码照片直接输入编排即可。以盗窃保险柜案件为例, 首先, 打开图像处理软件, 打开全部现场照片, 首先利用“图像”、调整命令中的色阶、颜色调整、亮度对比度等命令对照片进行色调调整, 使照片的色调保持一致, 保存照片。打开Corel DRAW图象制作软件, 将所有的现场照片导入, 通过鼠标拖拉, 在平台上随意选择编排照片, 顺序固定后, 将照片拖入模板标尺固定的位置中, 按比例调整照片大小后, 填写文字说明, 利用标线功能对照片进行标划。编排后用EPSON-1290喷墨打印机打印即可。该方法的编排制作现场照片, 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 现场照片编排更加规范、合理。

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的制作环节

现场勘验检查作为诉讼法七大证据, 在诉讼过程中尤为重要, 然而在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中, 往往存在,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格式不规范, 时间冲突、对现场及物证叙述不准确, 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不吻合, 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环节相冲突等弊端, 以致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要求重新勘查等问题。

(一) 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常见问题

1. 时间问题。

笔录中较多出现的时间问题, 有案发时间、案件接报时间、勘查起止时间、笔录制作时间, 这些时间有先后顺序, 一定要准确、合理记录, 不能因为笔误等情况造成时间顺序不一致。勘查勘验检查时间与人员冲突, 此种情况多发生于一个时间段出现的现场中, 勘查人员同时对多个现场同时勘查, 导致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据失实。

2.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物证客的问题。

现场勘查中的痕迹物证位置、状态、提取方式、数量等均要准确描写在正文中, 在痕迹物证提取登记表中也要准确、如实填写, 物证的问题往往是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检验鉴定文书一定要逐一准确对应, 不能出现误差。实际工作中, 由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编排、物证送检、检验等均不是现场笔录制作人、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准确、客观、统一协调的开展现场勘查工作, 在后期的记录、登记以及技术员之间相互沟通方面有欠缺时, 就会体现出很多的关键问题, 如:重要物证与检验鉴定书之间的冲突, 由于缺少部门沟通, 往往笔录上体现出的物证, 没有检验鉴定的支持, 对后期物证认定工作产生难度;现场物证没有体现在现场照片中等不可逆转恢复的问题, 造成证据缺失。

3. 勘验见证人的选择, 在勘验检查过程中, 邀请勘查见

证人工作一直未得到重视, 因此在笔录中体现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往往对现场勘查过程没有了解, 对日后见证人出庭作证工作埋下隐患。

四、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

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是一个物证得到关键证明犯罪的核心环节。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包括:物证包装、移交、保管;物证委托送检、受理;物证检验过程、样本制作、检验记录、检验结论、检验复核;物证检验文书制作、发放, 程序审批, 检验人员资质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规进行。实际工作中, 我们只是注重了物证的检验鉴定结果, 而往往忽视了检验程序和检验人员合法性。近年来, 随着公安机关刑事及时实验室ISO认可, 在“人、机、料、法、环”规范要求外, 每年公安部均进行全国刑事技术实验室的能力验证测试工作。相信不断的加强规范管理和技术员的法律学习, 在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将会更加是一个完整、客观、紧密的证据体系。

综上所述, 在新的法制形势下, 我们要不断提高刑事技术工作的证据意识, 最大限度准确的增加现场的信息量, 环环相扣, 为刑事诉讼工作提供强大的证据链接。

参考文献

刑事诉讼证据 篇10

证据法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 其中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证据规则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的证据法学中, 证据规则一般是指英美法系中对证据的关联性、可采性、非法证据的排除、举证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定。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证据立法, 部分刑事证据规则仅分散于《刑事诉讼法》、《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 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 仅是在以下方面有所涉及: 第一, 收集或提供证据主体方面的; 可采性规则; 第二, 取证程序方面的证据规则; 第三, 证据表现形式方面的可采性规则; 第四, 庭审程序方面的证据可采性规则; 第五, 补强证据规则; 第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辛普森案及其所体现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作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件, 可谓是在现在司法界甚至当时的社会各界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 在当时这个案件的发生, 在笔者看来, 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考验, 无论审判结果如何都将计入美国司法制度的史册, 成为世界各国司法界津津乐道的现实教材, 最终这个案件的伊藤主审法官以及陪审团谨慎的做出了最后的审判决定———辛普森无罪。这个案子的最终审判结果引发了全国的热议, 这件案情的详细经过笔者认为在这里已不必赘述, 可以说此案的案情经过和最终结果留下的影响一样, 永远值得法律人回味。

此案中, 辛普森的血手套、血袜、以及白色小车上和住宅门前的血迹, 无一都使人们确信凶手正是辛普森, 而这些证据也同时是检方有力的控诉证据。但是在排除内心确信与合理怀疑的前提下, 由于这些证据取得存在无数的漏洞, 比如在案发后, 警方派出的人员在进入辛普森豪宅后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 以福尔曼为首的警官擅自搜查其住宅, 后发现以上血迹证据。且当日审讯时, 警方抽取了辛普森的血样, 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 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螯合剂 ( EDTA) ,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的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 反而携带血样回到了32 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瓦纳特那天手持血样在血迹遍地的凶杀现场遛达了三个小时之后, 才将血样交给正在现场取样勘查的刑事检验员丹尼斯·冯。而后的庭审中又发现袜子手套等血迹证据中检验出含有高浓度的螯合剂 ( EDTA) 。这些都使得检方的证据变得矛盾无力, 最后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搜集到了本案福尔曼警官的歧视黑人言论, 至此, 由于检方的证据破绽百出和福尔曼警官作伪证, 辛普森无罪获释已成为可以预料的结局。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 刑事案采用的定罪标准是“超越合理怀疑”。具体而言, 在法庭审判时, 检方若要指控被告有罪, 一定要提出确凿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毫无疑问, 任何证据都会存在某种疑点, 但陪审团只有在确信证据已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标准时, 才能判决被告有罪。也就是说, 由于刑事案人命关天, 所以陪审团在裁决无罪时不一定非要确信被告清白无辜, 只要检方证据破绽较多, 没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 尽管有很多迹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 但陪审团仍然可以判决被告无罪。说美国司法制度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宁可漏网一千, 不可冤枉一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通过辛普森一案, 可以看到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假如美国司法制度的目的是寻求案情真相, 那么犯罪嫌犯压根儿就不应该拥有沉默权。实际上整个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核心是注重保障公民权利和遵循正当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曾指出: “权利法案的绝大部分条款都与程序有关, 这绝非毫无意义。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 是我们赖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证。”

三、杜培武案与张高平叔侄案中共同点分析

回到中国, 曾经发生的杜培武冤案与张高平叔侄案都可以说是中国的典型式冤案代表, 因为其发生必会伴有的司法实践漏洞便是———刑讯逼供 ( 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司法工作人员 ( 含纪检、监察等) 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乃至精神刑等残酷的方式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 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刑事司法审讯方法) 。但是这种明显违法方式下获得的所谓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证据, 却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立法不完善, 其监管制度存在许多漏洞, 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 刑讯逼供的现象屡有出现, 导致许多冤案的发生, 很多这其中的一些人, 由于自身毅力坚持能等到真正的嫌犯被抓获而得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是很大部分人, 却要痛苦的在监狱里度过一生或者还没等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便被处以了死刑, 但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审讯的过程的不透明, 中国现有司法实践对于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的有罪推论等等, 使这些冤案不可避免的发生, 公民的权利也因而处于危险的境地。

可见, 虽然在理论方面我国法制要求是对人权的保障, 杜绝刑讯逼供, 要求遵循非法程序排除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等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但是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 司法过程中对程序的不重视, 监管力度的薄弱, 都是普遍存在的状态。造成一种我国与美国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实践最终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四、中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实践漏洞发生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刑讯逼供与有罪推定存在的原因呢?

笔者认为对于刑讯逼供问题, 首先是历史原因, 古来有之的刑讯或许早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司法实践的理念之中。第二,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嫌犯有从实招供的义务却不享有沉默权, 沉默权的确实可说是刑讯逼供泛滥的法律温床。第三, 司法实践中, 律师无法参与到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从而嫌犯的人权想得到保障监管是非常困难的。第四, 我国现阶段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也是很不明确, 界定模糊的, 很容易导致侦查人员规避法律采取其它折磨手段从而达到刑讯获取口供的目的。第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必要的实施排除规则的程序保障规则, 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最后, 现实条件, 比如侦查技术手段等等, 也是致使这些漏洞发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有罪推定的问题, 则是由于我国对无罪推定的确认仍然是有所保留的, 《刑事诉讼法》也残留了一些有罪推定的痕迹。第一, 其中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 提出建议的, 可以延期审理。检察机关和法院有时可以利用这条规定“疑罪从挂”。第二, 法规还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身份之日起计算。这意味着只要犯罪嫌疑人身份为查清就可以对他实行无期限羁押, 表现出明显的有罪推定倾向。第三, 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样, 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相反却是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因此很难说我国已经完全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立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仍带有一定的渐进性和保守性。

五、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完善

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我国加紧立法的推动, 真正确立以无罪推定为基础的证据裁制原则,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程序性规则等等一定摒弃要过于重实体, 轻程序的落后理念, 真正落实人权保障这一理念, 使其能够深入执法人心中。

参考文献

[1]赵子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缺陷与完善[D].东北师范大学, 2011.

刑事诉讼证据 篇11

关键词：演绎推理，非演绎推理，证据

Abstract： The logi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premise and the conclusion in different ways， the reasoning is divided into deductive reasoning and non-deductive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provided the inevitable implication conclusions； non-deductive reasoning， without necessarily implies conclusions.

Keywords： deductive reasoning， non-deductive reasoning，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D925.2

在刑事诉讼中经常用到非演绎推理，如回溯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这些推理由于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具有必然的逻辑推出关系，因而所得结论是或然为真的，不是必然为真的，所以把它们归类为非演绎推理。非演绎推理中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归纳推理中的完全归纳推理。由于这种推理在前提中考察了该类对象的全部对象，无一遗漏，所以它的结论是从前提必然推导出来的，就前提和结论相联系的性质而言，它已属于演绎推理。例如，美国人所说的“零年因素”。有人发现自1840年起至1960年止，凡在尾数为零的那一年当选的美国总统，没有活着离开白宫的：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为总统后不幸病亡；1920年沃伦·哈丁当选为总统后不幸病亡；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1900年威廉·金利当选、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均被刺杀。所以美国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零年因素。这是个完全归纳推理，因为考察了1840年——1960年间在尾数为零的年份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人的全部对象，所以其结论是必然为真的。

在刑事诉讼中经常用到的非演绎推理，其实是一种“有缺陷的推理”。所谓“有缺陷的推理”，指的是或者推理所依据的前提没有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或者不正确地把“直觉”结合在一起，即推理形式错误。这类推理主要是指在演绎推理中属于无效的推理形式，有：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前件式、肯定后件式，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否定后件式，选言推理肯定否定式等。在逻辑学上，将推理形式划分为有效推理形式、无效推理形式。有效推理形式是指当且仅当对一个推理形式中的任一变项做任何代入，都不会出现前提真实而结论错误这种情形，这个推理形式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有效推理形式中，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就必然正确。无效推理形式是指前提真实，结论却不必然正确，但不是说结论必然错，结论有时也可为真，由于它的结论不是必然地由前提推出，所以结论与前提之间的联系是或然性的。完全相信这种推理的结果会导致“想当然、主观臆断”的错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认识这种推理的结论、怎样使用这种推理，不在于可否运用这种“有缺陷的推理”，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这种推理的逻辑性质，能否正确看待所得结论的可靠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在运用证据的过程中，既离不开演绎推理，又难免要用到结论或然可靠的非演绎推理，因为犯罪现象特别复杂，我们运用逻辑推理所依据的前提有时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有时还依靠经验的积累，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将所获得的事实连接成推理时，很难完全符合正确推理形式的要求。因此要求法律工作者要正确看待所运用的推理的逻辑性质，即演绎推理结论必然为真、完全可靠，非演绎推理结论或然为真、不完全可靠，它的推理过程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方向。

例如，下面这个案例，某年盛夏某村妇女邓正英因为其丈夫外出打工，带着年仅一岁女儿独自居住。某日清晨，母女二人被害，在邓正英手指甲里发现血迹，床头发现一枚血指纹，经查两处血迹和邓正英本人血型不符，血指纹也与邓正英本人指纹不符。侦查人员推定作案人应是本村青壮年男性村民，熟悉邓正英家中情况，并且身上有抓痕。经查其公公杨某某身上有抓痕，但不能合理解释伤痕来历。进一步侦查发现杨某某血型和两处血迹血型相符，其指纹也和床头血指纹相符，于是杨某某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杨某某不懂法，在侦查人员让其坦白从宽时，竟误以为坦白从宽就是承认自己杀人了，承认了就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承认自己因为邓正英生了女孩断了杨家香火，而杀害了儿媳、孙女，把侦查工作引入歧途。杨某某被羁押一年后，后经一村民反映在案发第二天早晨，看见本村村民周某不顾天气炎热身穿长裤、未领到期工钱外出长期未归。侦查人员根据这一线索，作出如下推理：

如果凶手身上有抓痕，则他一定会尽量掩盖并设法逃避侦查，

今有周某不顾天气炎热身穿长裤且不领到期工钱外出，

所以，他的身上有可能有抓痕。

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的身上一定有抓痕，

周某身上有可能有抓痕，

所以，周某有可能是凶手。

这里的两个推理用的都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后件式，它的结论是或然为真的。后来侦查人员在村民举报下，将逃往深圳、逍遥法外一年的周某抓获，周某果然是强奸不从、杀人灭口的凶犯。在这个案子中，侦查人员开始也是使用了这种“有缺陷的推理”得出杨某某为凶犯，虽然当时对杨某某宣称“因儿媳生了女孩断了杨家香火，才将她杀死”曾有怀疑，因为杨某某既然如此才杀死儿媳却没有必要将其孙女一起杀死，况且案发前他们相处得很和睦，但由于杨某某本人糊涂认罪，致使侦查工作误入歧途。后来也是凭借这种“有缺陷的推理”找到了真凶周某。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对于这种“有缺陷的推理”及非演绎推理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要看到它的推理结论是或然为真的逻辑性质，可为侦查工作提供线索，在使用时要谨慎，要结合其他证据经过全面考察。逻辑本身并不能代替对证据的搜集，逻辑推理也不能代替证据的最终证明。

浅析刑事证据规则 篇12

一、“三大证据规则”的内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三大证据规则”与理论上通常所指的刑事证据规则有所不同。以下就从他们各自的内涵进行分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包含两层含义: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意义重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 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公平对抗的国家公诉权的必然要求。它的确立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使其拥有与国家公诉权相抗衡的能力, 并最终实现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价值理念;第二, 它的确立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 并最终成为拥有独立实体利益目标的诉讼主体。[1]

我国第一次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从表面上看具有宣誓性质和象征意义, 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并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

(二) “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规定的“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就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去收集审查已经客观存在的,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既不能用主观臆断思想去收集证据, 更不能将主观臆断的事实当成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全面地收集证据, 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无罪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罪轻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证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材料。[2]即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时, 对于能够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都应收集和审查。总之, 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 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 又要坚持全面性原则, 只有运用综合收集审查证据的方法, 才能真正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才能进一步确定案件的性质, 进而达到正确处理案件法律效果。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时,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非法的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非法的实物证据是指收集的实物证据 (物证、书证等) 不符合法定程序,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且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一大亮点和突破, 是依法进行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的一项重要的程序保障措施。

二、“三大证据规则”的相互关系

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方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一大法宝, 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司法工作人员出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一项保障性措施。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的基本保障。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是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规范追诉机关侦查行为的必然要求, 是司法工作收集、审查证据的最后一道关卡, 是坚持证据合法性的一项程序制裁措施。三大证据规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共同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过分依赖口供来定罪量刑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定会改变刑事诉讼中“口供为王”的状况, 杜绝刑讯逼供, 排除非法证据。所以, 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中, 包含了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意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必然要求, 它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并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公正的法治环境中得到真正确立。[4]对于非法途径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是刑事诉讼回归结果公正与程序理性的当然选择, 也是实质上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必然需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充和延续。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中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出台与确立也就成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的内在要求, 既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那么必然要求其在收集审查证据时不得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是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前提条件, 只要先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不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进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这样才能使司法工作人员真正坚持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则。由此, 两者互为补充, 相互统一。

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两大规则内在的必然要求, 二者缺一不可, 互为补充。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是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前提, 缺少了前者, 后者就无法实现。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的内在要求, 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就必须坚决依法排除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全面正确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必须强化证据意识, 熟悉法律规定, 自觉运用于办案全过程;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收集审查证据的能力;必须始终重视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把排除非法证据落实到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

三、“三大证据规则”对我国检察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两点纷呈, 为检察工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同时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大证据规则”的确立, 对检察机关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 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检察机关如何提高证据收集、审查能力, 非法证据鉴别、排除能力等面临重大挑战。

(一) 有效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近十年来, 我国出现了多起在全国范围内具体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从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再到河南的赵作海案, 导致这些错案时有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为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 原因不在于刑诉法缺乏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 而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缺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能够存在有其滋生的土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在这一诉讼环节起到一个很好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发生的效果。

(二) 转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理念

新刑诉法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八条详细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要求。这体现了新刑诉法注重证据制度, 强化案件质量的理念, 同时通过规定不得强迫他人自证其罪打破了传统自侦工作单单依赖口供的局面, 这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挑战。即侦查人员面临着对自身办案程序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在办案过程中, 不能强迫他人自证其罪, 这对目前的惯有的询问模式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 目前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绝大部分依靠的证据来自口供, 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又是来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这一规定的出台, 导致检察机关在今后的侦查工作中重心转向其他证据的搜集和整理上。

(三) 革新检察机关工作格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 必须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紧扣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这一关键环节, 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到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各个程序之中, 而不能把排除非法证据只限于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 决定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 检察机关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兼有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大责任。[5]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环节应当严格依法收集证据, 恪守相关法律规定, 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批捕环节必须严把证据关, 不得将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的依据;在审查起诉环节必须严格依法审查案件材料, 对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的认定依据;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一审二审庭审阶段、审判监督程序阶段等等, 只要发现有非法证据的存在, 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排除, 并采取有力措施对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做出相关处理。[6]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总之, 只有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坚持“三大证据规则”的有机统一与贯彻实施, 确保每一起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 才能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参见刘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含义新攻略》, 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第19-21页.

②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③参见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3/20/content_952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1日.

④参见王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解析》, 载《民主与法制》, 2008年第10期:第88-89页.

⑤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