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精选12篇）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1

一、非法取证诉讼监督之现状分析

(一) 问题引出:检察监督面临困境之研析

第一, 平衡性监督[1]。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三者处于平衡、并列的主体关系, 实践中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赋予侦查机关独立运作权, 检察机关从侦查程序开启到终结都无实质性介入, 侦查监督很大程度上处于虚置状态。第二, 法律适用瓶颈。当前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比较模糊,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条件过于抽象, 审判实践中在判断证据合法与否时缺乏明确的标准, 缺少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第三, 立体监督机制缺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非法取证行为已经发生、非法证据业已形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已经造成严重侵害的基础上, 多数非法取证行为不能及时纠正, 缺乏有效的源头预防和事后惩处机制。

(二) 原因剖析:监督效力制约因素之考量

第一, 监督理念。刑事诉讼活动中, 注重实体真实的监督理念在司法工作人员中占主导, “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理念根深蒂固, 人权保障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重视不够。第二, 监督手段。实践中过分依赖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事后约束机制来规范侦查取证行为, 重视结果监督、缺乏动态监督。通过审查侦查机关移送书面材料的方式单一、滞后, 难以迅速、准确捕捉到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第三, 制裁机制。侦查人员对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拒不纠正的, 也无需为此承担制裁性法律后果;非法取证的行为主体只有在其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 方能追究实体性法律责任, 制裁机制存在缺陷, 监督效力不足。

二、非法取证诉讼监督之制度构建

(一) 源头控制:事前预防性机制

1、规范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制。

将检察机关角色定位为“参预、参谋、指导”, 前移诉讼监督端口, 明确提前介入范围和程序, 对证据收集、固定和完善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 引导侦查取证行为, 及时纠正非法取证行为, 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产生。

2、建立律师讯问在场制度。

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多、侦查信息扩散等原因, 普通刑事案件侦查适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难度较大。实行律师讯问到场制度, 使被讯问人处于律师视线内, 以玻璃将律师与被讯问人隔开, [2]在场律师一旦发现侦查人员有侵犯被讯问人人身权利的行为, 可要求立即停止讯问, 有效遏制非法取证。

3、强化驻所检察监督。

看守所长期处于公安机关管控下易滋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监所检察监督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将看守所移交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同时实现驻所检察室与羁押场所监控对接, 动态监管监区、提审、会见等情况, 能够防范侦查人员为完成侦查任务、在看守所内实施不受监督制约的非法取证行为。

(二) 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线索发现机制。

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方法和程序是否合法、证据间是否存在矛盾、同步录音录像及侦查人员取证的书面说明材料、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渠道获取线索;公诉部门受理审查起诉后, 控申、监所部门将涉案信息统一移交公诉部门审查, 拓宽审查部门线索发现渠道。

2、启动程序。

审查逮捕和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可依职权对证据材料合法性和合程序性进行审查;犯罪嫌疑人或其委托律师可向检察机关提出证据非法或违反法律程序申请, 当事人和群众亦可向检察机关控告举报。受理申请后, 检察人员通过听取侦查人员说明、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意见后作出决定。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启动调查程序, 对尚可弥补实物证据提出纠正意见, 对不存在非法获取证据的, 将调查结果告知相关申请人。

3、听证排除程序。

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对排除决定存在异议的, 提交相关证据和作出说明, 申请启动听证排除程序。检察机关收到申请的, 成立由检委会专职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组成独立听证庭, 审查当事人提交案卷材料, 公开举证、质证和辩论。听证庭结合听证过程作出初步决定, 制成案卷笔录交由审查环节承办人员审核, 最终决定是否排除争议证据。

(三) 实体性制裁:惩罚和救济的双重功能

其一, 引入职务犯罪初核模式。联合各业务部门成立线索审查评估小组, 共同分析评估控申、监所及审查等部门发现线索, 全面审查成案价值。对可能涉嫌犯罪的, 移送本院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经初查不构成犯罪、但构成非法取证的, 移送案件审查部门依法予以排除。其二, 国家赔偿与民事诉讼双轨救济模式。非法取证行为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 被侵犯公民可根据国家赔偿法申请国家赔偿。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被侵犯公民可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未提起公诉的, 探索尝试赋予被侵犯公民针对程序违法者本人提出民事侵权诉讼的权利。建立被害人补偿基金, [3]将违法者支付罚金用于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实现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罚和被害人救济双重效用。

三、非法取证诉讼监督之探索与反思

(一) 实践之初步探索:以永安检察院为例

1、源头预防之探索。

探索在森林公安分局设立检察联络点, 建立执法档案, 通过调阅讯问、询问等监控录像, 查阅扣押、发还物品清单等措施, 加强动态监督。针对涉黑、邪教组织及重大集团犯罪等八类社会影响较大刑事案件, 提前介入了解案情, 对证据取证情况提出修改或指导意见。同时, 以检察建议形式督促市公安局在看守所审讯室、会见室全面安装同步录音录像系统, 使侦查环节讯问情况位于检察机关监督视野下。

2、程序制裁之规制。

对疑难复杂、举证难度大、证据种类多等七种情形案件推行庭前证据开示, 对证据合法性等问题在庭前会议交换意见, 对异议证据庭前展开调查, 排除非法证据。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前,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提出证据合法性异议等事先制作出庭预案, 研究庭审发问步骤、证言采信规则及相关人员出庭配套保障措施。建立双向约谈制度, 及时了解未决犯监管活动中是否存在取证不当等情形, 对侦查行为及证据合法性存在异议并提出申请的, 举行听证会逐一评议。

3、实体制裁之实践。

改变以往证据审查流于形式观念, 加强对鉴定意见等证据合法、合理性审查, 培养证据审查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能力。如该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林友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 发现鉴定意见与同类案件鉴定计算过程、方法、依据不同。调查核实发现鉴定人员收受贿赂后将实际占地面积27亩鉴定为21亩, 及时移送该职务犯罪线索, 促成立案查处职务犯罪窝案5件5人。

(二) 立足实践之理性反思

笔者所在的永安检察院相应地从源头预防、程序制裁、实体制裁方面进行综合探索, 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当前探究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模式提供了标本参考。然而,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监督困境并未根本破解, 其实际操作性和总体效果不如预期。当前多数检察机关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压力, 单纯依靠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等事前监督手段, 无法做到对侦查机关进行个案监督。检察机关往往优先选择采取与侦查机关协商解决的惯性思维模式, 存在“不想排除、不会排除、排除不了”等种种问题。检察人员证据排除能力和手段尚存一定局限性, 一定程度上放任了部分非法证据进入司法程序, 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 影响监督效用的发挥。总体而言, 全国各地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仍然较少, 对非法取证主体加以实体惩处的更是屈指可数。

毋庸讳言, 加强对侦查活动的诉讼监督, 源头上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有利于实现尊重和保障人员这一目标。当前各地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开展了系列探索, 但监督举措仍需细化, 实际操作中仍存有不少困难。期冀对于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制度框架的分析研究及基于此展开的系列实证探索, 有益于推动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各个环节的法律适用。

摘要：当前司法实务中, 非法取证发生率远高于发现率, 违法“黑数”过高、违法成本过低, 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本文拟以实践中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及其法律适用存在问题与障碍为切入点, 探索构建非法取证“事前制度预防-非法证据排除-事后核实惩戒”等三方面诉讼监督的完整逻辑框架, 以期对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指导司法实务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制度构建,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1]薛培, 何成.机遇与挑战:中国侦查监督制度之嬗变与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研究文本[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6) :70

[2]刘忠.被识别的几率:非法取证程序性制裁的构成性前提[J].中外法学, 2011 (2) :295

[3]陈虎.程序性制裁之局限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J].当代法学, 2010 (2) :97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2

关键词: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 [1]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的立案通知不予执行，检察机关该如何继续行使检察监督权(注：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置之不理的情况经常发生，这里举一例为证：被告人阮某于某日晚利用看麦场的机会，以暴力手段将前去麦场取农具的同村女青年林某强奸。林某被害后当即到乡政府告发。但乡政府个别干部却认为两家同住一村，原来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强奸的因素，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人，如女方不同意，进行反抗，男方也不能达到目的，遂以通奸作结论，责成被告人作出检讨而了结此案。被害人及其父母不服，向县公安局告发。公安局则认为乡政府已作处理而不予受理。被害人又告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按照案件立案管辖的规定又转到公安局，并建议公安局对此案及时查处。公安局派人前往调查，经讯问被告人，被告人不承认;故未立案。尔后，被害人又告到检察院，检察院经详细询问被害人并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认为，被害人告发情态自然;乡政府调查时见到被害人衣服撕破，手皮擦破以及裤子上附有精斑等;两家无矛盾，被害人与被告人平日来往不多，不存在诬陷的可能。因此认为，乡政府的原处理是错误的。据此，检察院再次通知公安机关，要求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认为已经调查过，拒绝受理。该案例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 1 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 [2]因而未能对刑事立案开展有力的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立案的性质

刑事立案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 [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立法规定来看，还是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立案都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

从我国立法的规定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加强对刑事侦查的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立案这一环节的检察监督，可以实现对立案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的完整性。

二、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 2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考察国外一些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可以发现，尽管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与控制仍然是十分有力的。

在意大利，检察院的首项职能就是主导刑事侦查，警察必须接受检察官的指令，由检察官决定刑事侦查的进程，整个刑事立案的控制权在检察官手中。在法国，检察官兼具有司法警察的所有职权，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一切侦查活动，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就一切犯罪提供报告及移送案件，并可受理告发与告诉。法国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刑事立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案件的立案都要受到检察官的监督，而且检察官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美国，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可他们也有权参与侦查工作。有些检察机关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有些检察机构则经常从当地警察局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特别是当警察人员因受不公正之利害关系牵制不能

公正进行侦查工作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亲自主持开展侦查工作。由此说明英美国家刑事立案侦查的权力也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掌握的。

在日本，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一种诉讼构造。一般认为，侦查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受到了检察官的制约。日本检察官对警察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罢免不服从指挥的警察;二是决定自行侦查。司法警察在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需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对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指示、指挥权。[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司法警察在接受告诉或告发时，应当迅速将与之有关的文书及物证送交检察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自行侦查;检察官为了保证公诉的提起，有权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一般性指示及一般性指挥。为确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优势地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了警察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指示、指挥行为的惩戒。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性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时，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长或地方检察厅长，对于警察署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对于警察署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他有惩戒或罢免权限的机关分别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

可见，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还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抑或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主义，虽然各国检察监督模式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但检察官对包括刑事立案在内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检察监督的强化发展，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程序规律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诉讼程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地运作。为了规制公安机关对刑事立案权力的行使，应该用诉讼程序理论来说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 4

诉讼程序理论中，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与检察机关关系，在西方国家采用“侦检一体理论”，(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侦检关系模式只有一种即侦检一体化模式，大陆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紧密型，英美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松散型。(编者注))我国强调“侦检分工制约理论”，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是我国构建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具有检察监督的制约权，而这种制约权应该既包括对“作为”行为的制约权，又包括对“不作为”行为的制约权。权力也是职责和责任，不依法行使权力是一种失职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作为”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审查批准、审查起诉等环节进行检察监督，而对于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那么“侦检分工理论”也是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现象的检察监督是全面落实“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不采用“侦检一体理论”，但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5]并将立案和侦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察监督，使“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三、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实施情况来看，如果不辅之以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改革，诉讼程序的公正必然难以实现。根据司法实践及他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就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程序，提出二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指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不按照指令办理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在公安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立案指令办理时，保留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选择权力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从“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上看，自行立案侦查是有效制约、打击犯罪的监督手段。当一个人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件事情应付了事，而立案侦查是需要积极去做才能有成效的，与其让公安机关消极立案侦查还不如改变立案侦查的主管机关更有效果。另一方面，从“侦检一体理论”和“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相互借鉴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在坚持“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同时，适当借鉴“侦检一体理论”的某些精神，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常做法，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刑事案件行使立案撤销权，可以使刑事立案工作更加规范化，建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确实不应当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本文原载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注释:

【参考文献】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3

关键词：立案监督；完善立法；健全监督机制

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立案监督权。但这一立法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内容非常简短，规定也是非常的原则和笼统，对于司法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立案监督现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的解决司法实践中立案监督方面存在的一些难题。由于法律规定的笼统性和原则性，还有立案监督工作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影响了立案监督的效果。

一、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被监督的主体不全面。刑诉法所规定的立案监督对象，只有公安机关一个。针对立法上对立案监督对象确定的这种不足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六十三条中进行了补充，将检察院自侦部门也纳入立案监督对象的范畴，从而扩大了立案监督的对象范围，推动了立案监督制度的发展。

二是立案监督内容的局限性。刑事立案监督的价值目标是什么？一般认为其有直接目标和总体目标两个。直接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侦查主体依照法律规范行使立案权，使刑事犯罪得到及时的追究，使没有实施犯罪的人免受追究。

三是没有规定立案监督可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刑诉法中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却对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享有哪些权力没有明给予说明和授予。

四是立案监督的被动性。虽然诉讼法规定了“立案程序”，但却并未规定对“立案程序”的监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程序监督的重要性是要大于实体监督的。

五是侦查机关和监督机关过于强调配合的关系，从而影响了立案监督权的执行落实。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包括法院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六是立案信息交流不畅。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七是立案监督保障措施缺失。监督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因而缺乏强制力保障的监督只能是徒具虚名的监督，实际效果不想而知。

八是监督意识不够强。很多检察干警都认为立案监督工作不是重点，不值得投入大气力去开展，甚至有一些检察干警认为立案监督就是找侦查机关的麻烦。

九是行政机制存在问题按照宪法中对我国行政体制的规划和设计，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和各级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产生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

十是立案监督线索来源匮乏。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线索主要来源是接受投诉和自行发现两种途径。

二、解决我国立案监督工作中上述十个方面问题的途径

（1）扩充立案监督对象，将具有立案权的部门全部纳入监督范围。从依法治国的要求来讲，“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应该有监督制约的机制；将所有权力置于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的监督。”从法理上来讲，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国家法律贯彻实施到的地方，检察机关监督的触角就应该伸到那里，对所有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而实施监督。

（2）扩大立案监督的范围。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看似将立案的不同情形全部纳入了监督的范畴，但在司法实践中，立案监督所遇到的实际情况却远远不止于此，既有法律方面没有涵盖到的，也有措施方面不力的，等等。因此在法律的层面上应该对立案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力求将立案的全部活动纳入监督范围，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加强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限。缺乏保障性措施的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执行，这已经是普遍的共识。虽然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的监督权，但对此项监督权在司法实践中行使遇到阻力时的保障性措施却未作任何规定。在此笔者建议根据情节轻重，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下权力来保障立案监督的有力开展。

（4）建立专门的立案监督机构。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案监督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已经暴露出其种种弊端。因此笔者建议，在一些经济发达、司法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的成立专门立案监督机构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待经验成熟后，再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5）建立、拓宽案件线索的来源渠道。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大多数当事人并不知道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责，其他线索来源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因而信息渠道严重不畅成为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来源保障机制，笔者通过在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思索，建议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建立拓宽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保障机制。

（6）建立完善积极主动监督机制，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笔者通过在检察机关多年的思考和探索，认为积极主动的立案监督机制，应该在建立专门的立案监督机构、拓宽案件线索来源、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绩效考核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肩负立案监督职责检察干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系列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共同作用下，相信立案监督必将会从被动的“结果监督”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过程监督”。

（7）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完整的依法治国体系的简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对两法衔接工作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笔者建议结合“两法衔接”的有利机遇，积极探索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执法办案配合机制，通过有效的配合和资源共享，发现立案监督线索，加大立案监督力度，从而在更为深的层次和更为广泛的面上掌握立案监督的相关信息，杜绝“该立不立”或“不该立而立”的立案乱象发生，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4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思考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民事诉讼法》把“民事审判”修改为“民事诉讼”。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加强了民事诉讼监督, 包括法院从立案、审理、判决 (包括调解) 、执行的全过程, 充分体现出检察监督重要性。新《民事诉讼法》为检察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但笔者认为,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 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必要性

1. 对民事诉讼行使监督权是法制建设需要

日常生活中, 大量民事权益争议、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有可能通过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 按“民诉法”规定进行审理。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独立审判原则”, 然而独立审判并不是不需要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 人民法院也不例外。这种监督既有审判委员会对本院民事活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内部监督, 还应有来自外部的监督和制约, 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 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监督体制中具有特殊作用, 是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法替代的。

2.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依据

《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是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怎样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及186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 有利于保障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的行使, 有利于法院和检察院互相制约, 互相配合, 确保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 也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的职能看, 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可以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也可以是诉讼主体,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职能, 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二、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的现状

1. 民事案件抗诉权行使在主体上受到限制

我国民诉法规定, 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外, 其余同级检察院不能对同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直接提出抗诉, 只能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履行抗诉职责。这容易让人理解为检察机关抗诉地位低于同级审判机关。这样不但提高了抗诉的诉讼成本, 也很难保证抗诉的工作效率。同时, 民事诉讼对抗诉的民事案件, 究竟由哪一级法院进行审理也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 上级法院通常裁定将案件交给做出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 这种做法给检察机关监督带来困难。

2. 检察机关在抗诉权行使上范围不明确

民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虽有抗诉职能, 但没有起诉和参与诉讼的职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明确把抗诉对象指向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定、判决, 并将抗诉原因定为原裁定、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四种情形。不难看出, 这条划定的抗诉、监督的范围仅指民事诉讼中的所有裁定、判决, 还是民事诉讼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再者对裁定或判决的抗诉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条裁定, 还是这10条裁定中的个别裁定?笔者认为, 法律对抗诉的范围规定太模糊, 不好执行。从我国司法现状分析, 作为检察机关抗诉的监督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及所有判决或裁定。

目前, 有的检察机关不但对一、二审有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也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宣布破产程序中的裁定提出抗诉。有的法院对驳回起诉, 先予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但法院认为, 检察机关抗诉仅限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做出的裁定, 且只能是事后监督,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 先予执行的裁定及破产程序中的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 规定对先予执行, 诉前保全, 管辖权异议等非终局性裁定的抗诉进行了针对性限制。对执行程序中, 破产程序中有关裁定提出抗诉,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大大削弱了检察院对抗诉权的行使。笔者认为, 应从立法上清楚赋予检察机关具体的可操作的破产程序, 执行程序中的监督权, 从而确保人民检察院监督无盲区, 民事案件不论哪个环节都能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3. 人民检察院参予公益诉讼制度缺失

公益诉讼是通过法律授权机构或组织, 对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某种违法行为, 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的一种诉讼形式。当一个民事行为侵犯到了公共利益、社会利益, 造成巨大损失, 因它不是直接侵害到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利益, 往往无人享有该诉权, 这种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如果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这种权力, 检察机关就可以以原告身份行使诉权, 参与诉讼, 从而使公共和社会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法院不能积极主动行使审判权, 必须有人启动诉讼程序。但现实生活中损害公共和社会利益案件不少, 但形成诉讼的却很少。笔者认为, 应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 可提起诉讼并行使监督权, 以维护公共利益。

4.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生效裁判错误缺乏了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 我国“民诉法”实行的不告不理, 在民事审判的一、二审程序中, 检察机关并不介入, 检察机关无法知道人民法院审理及判决情况;第二, 一些当事人对法律缺乏了解, 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只管刑事案件, 并非涉及民事案件, 并不知道对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 可向检察机关申诉, 让检察机关了解案情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5.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重视不够

检察机关往往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刑事案件上, 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参予, 也可不参予。发现错案线索后, 干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推诿搪塞, 使得一些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 法律得不到正确实施, 削弱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

三、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职权行使不力的原因

1. 民事监督立法滞后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监督的相关规定过于抽象, 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例如,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规定了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可提出检察建议。所谓的审判既包括法院从立案到裁判的全过程, 也涵盖一、二审程序和再审全部审判程序。与生效的裁判再提出检察建议的结果监督比较, 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过程的监督, 针对的是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出现的违法行为。问题是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监督范围有多大, 规定尚不明确。

2. 对因抗诉检察人员出庭规定过于笼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人民法院再审时, 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检察人员出庭需要享有的权力及应尽的义务,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 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民事抗诉再审案件, 只能代表检察院行使监督权, 不能参与诉讼活动, 不能参加法庭调查及辨论。如果派员出庭, 在法庭上起不到监督作用。

3. 监督机制不健全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很多纠纷和矛盾都纳入诉讼中。随之出现的是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现象。尽管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具有宪法依据, 但宪法也规定了法院有独立行使审判的权力, 因此在独立审判与行使监督之间可能产生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求在立法上健全人民检察院监督体系, 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 从而从根源上遏制司法腐败, 避免你抗你的, 我判我的, 使检察机关束手无策。

四、完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建议

1. 完善立法明确监督权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 但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立法内容少, 过于原则化, 没有规定具体措施, 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多年来, 法律监督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这与我国立法过于分散, 法律体系不完整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 立法机关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监督法》, 对法律监督主体、途径、内容、程序加以细化,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与之相关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也要加以修改和完善, 增强检察监督的保障措施, 给检察机关对不接受监督造成后果, 带来严重社会影响的人和事的处置权, 维权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 通过检察监督促进我国法制化建设, 体现我国法律的公平公正。

2. 改变现有体制, 加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

目前检察机关仍属于地方财政, 地方人事管理。由于人权、财权不独立, 给检察机关监督权带来了一定约束。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实行, 一是在省级以下检察机关进行垂直领导。使检察机关摆脱对地方政府人事、财政的依赖,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制约。独立执法更有利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二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人事分类管理制度。依照《检察官法》要求对检察人员进行人员分类管理, 建立起检察官专业化分工, 以保障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

首先, 培养专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关键。要严把进人关, 通过严格考试、考核、选拔、淘汰等机制, 实现检察队伍专业化, 使检察队伍拥有大批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秉公执法的专业人才;其次是转变工作作风, 把监督职能当成一项重要工作, 转变作风、转变观念, 抓好检察队伍的工作作风整顿。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业务、制度建设, 使检察人员不但政治素质高, 而且业务能力过硬。通过专业化分工, 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法律监督工作中去。

研究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是, 明确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性质, 使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权, 以便审判机关认真对等监督活动, 从而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1]汤维建.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N].检察日报, 2008-11-03 (3) .

[2]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程序正义的提升[J].中国司法, 2006 (1) .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5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给力诉讼监督 篇6

在市委政法委的领导和市人大常委会的部署下，白山市各政法机关密切协作，依据 “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率先制定出台了《关于贯彻＜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共分十个部分，就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受理和调查渎职行为的责任、权限、方式，调查后的处理、各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实施意见》的下发，对进一步加强白山市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完善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措施，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贯彻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从范围、程序到手段、效力，都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为促进《实施意见》的落实，增强其执行力，推动诉讼监督工作迈出新步伐，2011年11月29日，由白山市委政法委主办、白山市人民检察院和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共同承办组织召开了全市政法机关加强诉讼法律监督工作（临江）现场会。白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霍云成、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宿军、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东巍、白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书华及全市两级公、检、法、司、安等政法机关的一把手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推广了临江市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大力加强诉讼监督工作的经验，全面解读了《实施意见》。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国家安全局分别就如何贯彻落实《实施意见》进行了会议发言。各部门均表示将牢固树立“忠诚、公正、为民、廉洁”理念，加强学习，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将文件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依法履职，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以协作促监督，推动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开创白山和谐政法新局面。

会上，白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霍云成强调指出：全市政法干警要深刻认识当前政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明确在新形势下加强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性，要以贯彻落实《实施意见》为契机，促进公正廉洁执法，要不断总结典型经验，不断开拓创新，抓住重点，培植亮点，全面推动政法工作的顺利进行，要加强督促检查，及时了解掌握各地贯彻落实的实际情况，及时了解掌握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使基层和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改革的成效。

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宿军指出：这是白山市政法系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具体举措，是白山市专门召开的就法律监督工作一次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内容最丰富、措施最具体的会议，相信在白山市委的领导下，白山市的政法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谐政法的良好局面、各政法机关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作者单位：白山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7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特点

目前国际上对刑事诉论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方面的条款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将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执行的时候, 警察与检察官相互不隶属, 两者各司其职, 这种立法和执行途径的优点为:它的法律条款拟定简洁而直接, 其警察或检察官是否违规办案有很明确的界定;然而其缺点为侦查和起诉两种职能不能有效的配合, 在完成监督职能的时候会产生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种模式是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 检察官可根据自己完成职能的需要立刻展开侦查、根据侦查的结果决定是否起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的模式以后者为主, 这种模式能够迅速的展开侦查活动, 有效的完成自身的职能。然而, 这种模式的立法和执行的途径, 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等将难以保证。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问题

(一) 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从理论上审判机构、执法机构、监督机构互不构成从属地位, 它们各有职权, 也彼此制约, 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却出现立法初衷和执行途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检察机关要完成侦查职能, 它需要执法机关的配合, 这监督和执法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交叉性, 那么有可能检察机关将无法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

(二) 监督的介入时效和产生结果问题

目前, 我国监督机关监督的方式为:出现需要监督的案件→立案监督→逮捕嫌疑人→侦查案件→纠正监督。这套监督的模式不能在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纠错, 而只能在错误发生后纠正, 它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严重滞后,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三) 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分离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用诉讼的方式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完成职能, 然而其诉讼之后的结果检察机关却无法干预;同时, 如果诉讼以后, 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相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法律处分, 或者没有纠正法律过失, 检察机关依然无法干预。检察机关只有监督权却无制裁权,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沦为一纸空谈。

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优化

(一) 强化监督职能的法律体系

基于我国目前使用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检察模式的特点, 它的检察职能会与公安机关的执法职能造成重叠, 这既易造成法律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又容易产生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交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采取强化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的方式解决。例如现行的法律要强调当监督机关行使监督职能时, 公安机关要以哪种方式配合检察机关的行动。只有用标准的法律条款强调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 才能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顺利贯彻。

(二) 强调提前介入的监督环节

我国的新刑诉法强调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 而在此前提下, 如果不能从法律的角度交给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力, 那么检察机关检察的监督力度将被削弱。为了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不会成为一种事后纠错的力量, 而成为一种监督威慑的力量, 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需给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限。比如法律需允许检察机关在向公关机关提交逮捕理由的前提下, 允许检察机关立即逮捕嫌疑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 允许检察机构提前开展侦查、监视活动等, 其收集的证据需为合法证据;在讯问嫌疑犯的过程中, 允许检察机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步录音录像, 以免嫌疑犯事后翻供。

(三) 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

过去, 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以诉讼的方式完成监督的职能, 然而这种单一的监督方法却显得非常被动, 仅依靠单一的监督方式无法满足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的需求。为了使检察机关能提高监督的力度, 现行法律需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比如目前检察机关具有评估法律审判与法律执行的权限, 对于未通过评估的法律审判和法律执行, 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审判机关或执行机关纠错, 这一评估功能需继续完善加强;因为法律审判机构或执行机构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 有时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 如果没有检察机构的干预, 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性, 所以,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应继续延伸, 使监督职能能真正的维护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应强调在某种条件下, 检察机关拥有制裁权, 若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一味分离,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将无法实现。

四、总结

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由权力交叉问题介入时效问题、制裁权力缺乏的问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没有真正的强化, 只有解决以上的问题, 才能使我国的立法初衷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

摘要：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却因为种种原因, 它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本文针对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参考文献

[1]程书兵.&lt;刑事诉讼法&gt;修改对公安刑事执法的影响分析[J].公安研究, 2012 (07) .

[2]魏化鹏, 刘昌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检察机关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研讨会述要[J].人民检察, 2012 (09) .

[3]富轶琦.关于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监督方式的初探[J].中国检察官, 2012 (03) .

[4]甄贞.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改革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13 (01) .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篇8

一、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检察制度的特点

(一) 英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根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英国检警分离, 成立皇家检察署, 下设42家地区检察署, 对应43家地区警察局, 负责审查警察局提交的案件, 对起诉案件提出指控,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皇家检察署的设立标志着英国对犯罪的起诉从依靠自诉转变为依靠公诉, 是英国刑事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英国检察官没有侦查权仅对部分刑事案件有起诉权, 海关、严重贪污调查办公室、税务、环境卫生等部门具有自行侦查并起诉的职权。 (1) 检察官职权较小, 管理比较松散, 也有来自各区首席检察官从律师事务所外聘的律师。 (2) 英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是从警察手中剥离起诉权, 创设专职检察职权机构的过程。

(二) 美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美国检察制度具有“三级双轨, 相互独立”的特点。美国检察机构设为联邦、州和市镇三级, 负责刑事案件起诉。由于联邦与州之间、各州之间的法律差异, 产生了不同特点的检察制度, 设立形态各异的检察署, 通过选举、任命和聘任三种方式产生检察官。助理检察官承担主要检察工作, 一般由检察官从法学院毕业生或律师中雇佣, 检察官有权独自决定起诉和进行辩诉交易。 (3) 美国检察制度因为联邦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划分和争夺而变化, 没有统一的法律可遵循。

(三) 法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法国检察机构设在法院内, 是法院的组成部分, 最高法院检察院、大审法院检察院设检察长、检察官。在违警罪法院, 对第五级违警罪的检察职能由大审法院检察官行使, 对其他违警罪的检察职能由警察局长行使。检察官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独立性, 有自由采取公务行动的可能性, 如受害人自诉不得要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所有人隶属于司法部, 检察官代表政府行使指挥侦查、裁量起诉和程序选据、支持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每个检察官以检察院的名义完成诉讼行为, 所以检察人员可以相互替代。在法国通过考试录用检察官, 由于对检察官的职业要求远高于一般公务员, 所以检察官的薪资待遇很高, 但是检察官并不享有终身任职不被罢免的权利。 (4)

(四) 德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德国的检察机构实行“审检合署”的方式, 检察院的设置由《法院组织法》规定, 在法院内设立相应级别检察院, 但相互独立, 联邦和各州检察机关之间也不具有领导关系。德国检察官实行终身制, 除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案件外, 独立行使职权, 对具体案件不接受上级检察官命令。 (5)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调查权, 负责侦查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 提起公诉和对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德国检察官有严格的考试任命制度和晋升程序, 权利义务由《公务员法》规定。德国检察制度是自上而下的国家造法过程, 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进行全面监督, 提高了检察官的政治地位和福利保障。

(五) 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我国检察制度在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与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家权力分配方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建立起来。近年来诉讼法律的修订吸收了西方检察制度中的先进经验,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我国检察制度以国家造法的形式设立, 检察权从抽象、不具体的法律监督权逐渐转变为规范的、具体的法律监督, 检察人员在组成上也完成了向专业法律职业者的转化, 彻底脱离了半军事化管理的属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监督职权配置中的问题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检察制度特点的对比, 可以看出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结构形式下, 检察制度的设立各具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支配监督地位有别于英美法系, 给予检察官很高的政治地位。我国特色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拥有至高的法律监督权, 对侦查和审判进行全面刑事诉讼监督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泛化导致诉讼监督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不合理。

(一) 法律规定笼统致权力分配集中

“诉讼法主要是从诉讼规律出发, 对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活动的具体职权及其行使程序, 以及因参与诉讼而与诉讼参与人、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等形成的诉讼法律关系作出规范, 不可能专门就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程序, 以及因开展法律监督而同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形成的监督法律关系作出规范, 后者需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设置监督程序专章予以规定。” (6) 即诉讼法规范诉讼法动, 具体规定的是诉讼原则、制度、程序, 组织法规范检察制度, 具体规定的是检察机构的设置、机构职权的行使等, 只有组织法才能将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中的定位及与其他机关关系问题具体化。两种法律在调整范围上应是交叉互补的关系, 内容应协调统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施行多年没有变化, 不是因为它近乎完美, 不用修改, 而是源于对组织法可有可无的错误解读。当前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用了大量的篇幅规定程序问题, 而对检察院职权的规定却不完整, 对监督程序的规定缺失。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监督链条是由具有追诉职能的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

(二) 权力分配集中至监督走进误区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是检察机关除法律监督外, 还有侦查、批捕、公诉等追诉职能, 所以检察机关既是追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在目前检察院组织法的框架下,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和诉讼监督职权是统一行使的。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在行使控诉职能的同时, 又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审判活动是否合法, 刑事判决、裁定是否合法, 这最终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走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误区。要破解这一难题,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必须与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在内容设计、职权配置等方面相衔接, 并对检察制度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 具体到刑事诉讼监督要从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两方面理顺关系, 为检察机关履行各项检察职能提供法律保障。

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方向

我国的检察制度变革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国家立法模式,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也必然延续这种模式, 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 符合国际检察制度发展的大方向。

(一) 对检察机关职权进行多元化定位

人民检察院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 但是法律监督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 其权力的行使却非人民检察院专有。人大、纪检、审计等部门都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权力。人民检察院实际行使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职权, 一是诉讼职权, 二是诉讼监督职权。组织法应该承认检察机关这两种职权, 并相应的对两种职权进行合理配置, 理顺检察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目前这两种职权均是由追诉部门在行使, 而这两种职权的天然不可融合性, 使这两种职权应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分别行使。通过检察院组织法的细化规定, 应对两种职权进行职能分工, 在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监督职能和手段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 对诉讼监督职权进行合理配置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 已经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重心放在了对法院执行法律的监督上, 但是诉讼监督职权的发挥却不尽如人意。对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 公诉部门都可以提出抗诉, 但对法院判决的抗诉率却持续低迷。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对审判活动, 刑事判决、裁定监督不力不能回避的原因是公诉部门在履行诉讼监督职权的同时也履行追诉职权, 当追诉职权的诉求得到满足肯定不会提起抗诉, 即使追诉职权的诉求没有全部满足, 当结果不影响对公诉工作的评判时, 出于对双方利益的权衡, 提起抗诉自然会不坚定。所以要充分发挥诉讼监督职权必然要把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分离。

(三) 对诉讼监督职权进行职能分工

依前所述, 对诉讼监督职权的合理配置已经不是检察机关现有内设机构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首先对检察机关内部重新进行职能分工, 优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优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不仅要符合诉讼监督职权权力配置的规律要求, 也要适应检察机关运作的一体化要求, 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单独设立诉讼监督部门, 行使从公诉部门分离出来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保留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职能, 这样诉讼监督职能就条理清晣, 一目了然。

(四) 赋予检察官职权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 已经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重心放在了对公安部门执行法律的监督上, 但是诉讼监督职权的发挥却不尽如人意。实践中批捕和公诉部门可以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公诉部门可以通过补充侦查自行调取证据, 因此批捕和公诉部门实际上具有对任何犯罪进行侦查的职权, 但刑讯逼供等侦查违法活动却仍然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侦查活动监督不力不能回避的原因就是批捕和公诉部门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不具有普遍性和支配性。对案件侦查的介入没有畅通的制度渠道, 检察官个人职权无法决定。补充侦查很难自行调取证据, 因为检察官个人不具有调动补充侦查取证所需物质人员等保障的权力。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官的个人职权没有规定, 在检察工作实践中, 检察官承办案件服从于上级领导和检察委员会的决定, 特别是对履职保障的物质人员等方面的调动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以发挥检察官个人的积极性。韩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察官独任制原则, 检察官对承办的案件独立调查与决定, 独自承担责任, 当与上司意见不符时, 上司只能提出参考意见, 不能更改检察官的决定。 (7) 检察院组织法在修改中, 应规定检察官的职权, 并为检察官履职提供必要的保障。

注释

11 参见李培锋:《英国检察制度的创设模式及当代特点》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22 参见冯中华:《英美检察制度与我国检察制度的价值取向比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3 参见何家弘:《美国检察制度研析》载《法学家》1994年第4期。

44 参见刘国明:《法国的检察制度》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

55 参见周理松:《法国、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借款鉴》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

66万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基本原则》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

刑事执行监督机制研究 篇9

一、健全刑事执行检察介入机制

介入机制也称为刑事执行监督的启动程序, 就是引起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开始的一个阶段程序。在设定介入机制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刑事执行优先的原则。检察权介入以不妨碍刑事执行的顺利进行为首要原则。二是兼顾检察监督效率的原则。建立科学的介入机制可以有效的提升监督效率, 防止过早参与或者过晚介入而错失监督发现问题和最佳时机。三是被动即时启动的原则。在相关机关、人员要求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工作展开监督时, 检察监督工作就应该即时开始, 而不以检察机关的启动为监督启动动因。

健全刑事执行检察介入机制需要立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实际作出理性的选择:

( 一) 基于诉讼监督权的定位,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贯穿整个执行程序。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 因此, 对于刑罚执行监督原则上的介入始点是刑罚执行开始, 结束于刑罚执行完毕, 这也符合派驻检察为主的检察方法的设立初衷。

( 二) 基于刑事执行的广泛性,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覆盖所有刑罚种类。刑事执行检察的范围已覆盖整个执行程序。除了传统的对徒刑执行监督以外, 对财产刑、资格刑执行的监督也相应的纳入了监督的范围。

( 三) 基于诉讼监督的实效性, 刑事执行监督应实现同步监督和事后监督并重。要按照监督对象的不同采取以同步监督为主事后监督为辅的监督方式, 具体设计是: 生命刑必须要适当拓宽监督范围, 逐步从同步监督向事前监督延伸。协助加强对可能判处死刑人员管控工作, 强化对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审查力度, 逐步健全完善终止执行机制; 对于监禁刑、资格刑和社区矫正的监督检察要坚持同步监督的改革方向。

二、完善刑事执行检察发现机制

刑事执行检察环节的定位是包含侦查、公诉、审判和法律监督等环节在内的司法系统自身纠错的最后战线。现行的检察发现机制还受制于一定的外在因素, 主要包括: 一是人的因素。刑事执行检察队伍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老龄化”和“年轻化”并存, 人员“固化”与“流失”并存。二是制度因素。目前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制度规定存在过于原则化的弊病, 程序、方式、步骤、种类以及其他的基本因素缺乏固定的法律形式, 且过于分散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规范也不利于操作和运行。三是配套措施因素。要实现检察监督发现机制的作用还需要一些更加细致的辅助权力的支持, 这些起支持作用的权力是检察监督权的分解的子权力。四是信息渠道因素。信息单向的且具有被动性, 给我们开展刑事执行监督和发现刑罚执行中的相关问题带来了一定难度。

要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发现机制的作用, 就需要找到全面提升发现监督能力的合理路径:

( 一) 以规范化和高效化为目标打造新型刑事执行检察队伍。合理安排轮岗交流人员, 充分保障派驻检察队伍新老结合、双向流动。促进业务培训和定期轮岗交流相结合。按照人员流动情况适时安排以提升司法规范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培训计划, 确保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开展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 二) 建立相对覆盖全面、协调一致、体系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首先, 要开展一次自下而上的法律调研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刑检人员的能动性, 把存在冲突和矛盾的规范性文件“挑拣”出来。其次, 充分发挥上级院的理论优势, 系统性的开展刑事执行检察领域的法律整理工作, 及时整理规范存在重叠、矛盾之处和监督空白, 自上而下的推进整个刑事执行检察规范化进程。

( 三) 完善以监督权力为核心的刑事执行检察权力体系。要充分赋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参与执行事项审议、决策的程序权力, 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违法行为的调查权, 充分发挥调查取证、参与执行、询问当事人、听证和互联网等先进有效地获取手段作用, 努力丰富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配套权力。

( 四) 形成内外双网齐头并进的信息网络平台。要继续发挥近年来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两网一线”建设的优势, 真正实现同步监督; 建立发达的刑事执行信息高速路网。尽快突破技术性壁垒和网络安全屏障;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积极拓展信息渠道。积极筹建以社会监督力量为主题的自媒体平台, 安排专门人员接收信息互动和反馈, 激发社会公众更加关注刑事执行监督工作, 努力扩展信息来源渠道。

三、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纠正机制

基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各项基础性纠正措施, 宜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和丰富其内涵和外延。

( 一) 强化以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为核心的检察纠正机制的效力。明确刑事执行检察的法律后果, 在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或检察建议后, 有关单位必须在法定时间内予以改正, 并将改进措施反馈给检察机关, 对被监督单位拒不改正造成相应后果的, 检察机关有权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并适当加重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 二) 增加对刑罚变更裁定的抗诉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刑罚变更执行裁定没有抗诉权, 大大削弱了刑罚执行监督的力度。因此, 赋予检察机关有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并必然启动再审程序, 检察机关驻监所检察室接到减刑、假释的裁定书或暂于监外执行决定后, 在法定期限内比照一般刑事案件享有抗诉权。

( 三) 提升检察纠正机制规范化程度。进一步规范检察监督工作, 明确刑事执行检察纠正工作的方式内容与要求。一是在文书样式上强化规范性。事实部分、说理部分、建议部分都要基本符合高检院的统一规定, 做到针对性强, 具有可操作性, 便于被建议单位进行整改和落实。二是建立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机制。一方面监督检察建议是否真正落实并可起到督促落实的效果, 另一方面及时发现检察建议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整改。三是探索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制度。指定预防部门统一管理, 严格开展文稿审核和编号工作, 保障相关检察纠正行为的规范开展。

四、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

有权有责、责权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所有权力设置的一项重要原则。近期,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 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一旦确认发生冤假错案, 将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意见》的发布对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也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构建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监督权行使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其基本品格, 基于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而产生的各种责任也自然的继承了这种因素。二是细化监督流程和职责。比如在监狱的日常监督工作中, 检察人员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 只有明晰监督职责确定履职程序才能据此确定是否存在追责的情形。

强化自身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发展之基。我们要履行好检察职责, 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势在必行。要充分明确刑罚执行监督者的义务, 追究随意错误地提出监督纠正意见的法律责任。建立层次分明的责任体系。对于检察人员在检察监督中故意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行为, 要通过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追究检察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对于检察人员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均应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摘要：刑事执行检察是保证刑罚正确执行和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检察职能之一,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赋予了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更多新增职能。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用, 摒弃以往监督介入相对滞后、检察发现手段有限、纠正违法效果不佳、自我监督不力的诸多问题, 有必要在制度机制上探究刑事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合理途径, 实现对刑事执行活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

关键词：刑事执行,同步监督,纠正违法,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利荣.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1) .

[2]袁其国.论监所检察“三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工作理念[J].人民检察, 2012 (5) .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初探 篇10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检察机关对立案主体以及立案监督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它是根据对刑事立案监督的深度进展情况对刑事立案监督进行的分类, 根据该标准, 刑事立案监督可以分为对立案阶段的监督和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延伸监督。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普遍不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缺失。因此, 探讨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 对提升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定位的困惑

有些学者认为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延伸是对侦查监督权的侵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是紧密衔接的过程,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所起的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功能完全可以在侦查监督过程中得以实现,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定位的困惑妨碍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构, 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的积极性。

(二) 立法的缺陷

在立法上首次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该规则第37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范。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2000) 高检捕法第1号文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 (以下简称《解答》) 第15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和不当撤案行为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但由于《解答》的规定有些笼统, 且《解答》仅为指导性规范的属性, 公安机关对此多不予认可。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规定的立法缺失, 使得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也举步维艰。

(三) 知情权缺失

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工作的开展, 同其他诉讼监督工作一样, 都需要有一定的线索、材料来源, 并通过这些线索或材料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达到监督目的。 (1) 对于经监督后立案的案件, 侦查机关处于保密的原因并不会主动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知晓侦查机关是否存在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又撤案的情形, 那么也就无法对侦查机关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或无正当理由撤案行为进行监督,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缺乏知情权, 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四) 监督途径缺失

法律监督需要一定的实现途径,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也不例外。《刑事诉讼规则》第376条规定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规定具体的监督途径;《解答》第15条、17条虽然规定了跟踪、督促、介入侦查、纠正违法等各种监督途径, 但因该《解答》非为法律规范, 不能成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 树立延伸监督意识

当前, 不少干警认为对于立案监督案件, 发出通知立案书后立案监督程序已经终结, 至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后如何处理立案监督案件则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问题, 不再是立案监督的范围。还有干警认为侦查机关立案后, 对其监督则属于侦查活动监督的范畴, 立案监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事实上, 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与侦查活动监督关系的误读, 也是凸显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的匮乏。因此, 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到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服思想上的障碍, 树立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

(二) 明确延伸监督定位

对于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定位的困惑, 笔者认为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是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适度延伸, 它是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是否积极作为或有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 属于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深度进展情况的跟踪监督, 它与侦查监督可能会存在着部分交叉, 但其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 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侦查监督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完善延伸监督立法

1. 确立延伸监督机制

由于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机制规定的缺失,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侦查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撤案的情形, 检察机关缺乏进行监督的明确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难免会畏首畏尾, 底气不足。因此, 要改变此种情形, 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权。

2. 实行立案监督案件承办人跟踪机制

检察机关应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严格实行承办人跟踪监督机制, 进行延伸监督, 即对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情况进行监督, 适时走访侦查机关, 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提出追查在逃犯罪嫌疑人以及收集、补充、完善证据的建议,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工作, 把保证通知的执行视为立案监督工作的重要一环, 密切注意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及审判结果, 防止侦查机关在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或不当撤案行为。

3. 建立重、大、复杂立案监督案件的介入侦查机制

适时介入侦查, 即在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侦查阶段, 检察机关派员及时介入, 出席现场勘查;或者在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前参与案件的讨论, 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介入侦查的理论基础在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行使的结合, 检察机关从保障案件质量、顺利提起公诉的需要出发, 充分发挥引导侦查的作用, 同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2) 介入侦查机制所起的引导侦查作用, 可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起到引导督促的作用, 因此可以将介入侦查机制引入到立案监督案件中。对于立案监督的严重犯罪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监督立案后长期没有进展的重大案件, 侦监部门可以派员介入侦查, 了解侦查情况或参见案件讨论, 并提出工作意见,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采取侦查措施, 积极履行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职能。

4. 赋予检察机关知情权、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

如前文所述, 检察机关缺乏知情权是我国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运行不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后侦查情况的知情权, 增加侦查机关在立案后侦查活动的透明度, 可以从制度上将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日常监督视野, 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发现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和违法行为, 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从事后监督走向同步监督, 从被动监督走向主动监督, 从个案监督走向常规监督, 也有利于确保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

贯彻知情权, 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掌握侦查情况,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指刑事案件在立案后, 侦查机关又撤销案件的, 侦查机关应当向检察机关及时备案并说明撤案理由, 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机关的撤案理由后, 再做出是否同意侦查机关撤案的决定。如果确属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同意撤销案件, 如果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 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纠正。撤案备案审查制度可以有效的防止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滥用, 又可以防止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撤销监督立案的案件, 确保立案监督决定得以执行。需要强调的是, 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活动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 并不是要完全剥夺和取代侦查机关的立案权, 是为了实现同步监督和有效制衡。

(四) 赋予检察机关延伸监督追责权

监督效果的取得,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督措施的刚性和强制力。而在目前刑事立案措施一般是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理由、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立案侦查书等, 但没有规定立案主体不接受监督的强制手段和处罚措施, 立案监督一遇到公安机关拒不执行的情况就显得苍白无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软权力。 (3) 因此, 必须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措施的刚性和约束力, 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程度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追责权。

1. 停止办案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在经监督立案后有怠于侦查或不当撤案的行为时, 可以提出口头纠正违法建议或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拒不改正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侦查机关停止该案侦查人员的办案权, 改由其他人员继续承办该案。

2. 行政处罚与行政纪律处分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除纠正违法行为外, 对需要给予违法人员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向纪检部门或侦查机关提出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建议, 纪检部门或侦查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对受行政处分的违法人员, 还应适用《人民警察法》有关降低警衔、取消警衔的决定。

3. 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发现或认为侦查人员涉嫌受贿、徇私舞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等职务犯罪行为的, 应当直接立案侦查, 依法予以严惩。

摘要：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定位困惑、立法缺陷、知情权和监督途径缺失等问题。应当从延伸监督意识的树立、法律规范的完善等多个层面着手, 建立并逐步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关键词：立案监督,延伸监督

参考文献

①张建设, 王亮斋, 王瑞.撤销案件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华慧网.

②伦朝平等.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 2007-12, (1) :71.

关于诉讼监督问题的措施 篇11

关键词：诉讼监督；必要性；内容；措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推向新的高度，为法治世界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战略部署，对诉讼监督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院应该在党政策的指导下，对诉讼监督制度、方法以及操作流程进行有效的改革，以便突出诉讼监督地位，发挥检察院对执法、司法部门的监督职能，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处于更加和谐的程度。站在执法、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诉讼监督的理论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诉讼监督的内容

诉讼监督指的是人民检察院对执法、司法部门展开的诉讼监督，对其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进行及时指正，减少执法、司法越权用法，影响国家机关的影响和工作作风。诉讼监督可以分为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其中，刑事和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院开展诉讼监督的关注类型。如果在诉讼监督的过程中发现执法错误，将启动纠正程序，终止执法、司法部门的行动，进行全面检查。

诉讼监督还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①国家性。地方检察院、高级检察院都代表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属性。虽然不同级别的检察院归属不同级别机关管理，但从根本上看，其代表国家意志，为国家服务。②中立性。检察院的检察对象是执法、司法部门。这些部门都是国家机关，代替国家机器处理国家事务。然而，检察院只以违法行为或错误为依据，展开诉讼监督工作，并没有其他标准，不受到任何部门的管理和约束，因此诉讼监督具有较强的中立性。③救济性。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功能只有在出现执法、司法错误后才能使用，并不能预防错误的发生，无法让执法部门不出现错误行为。因此，诉讼监督具有救济性。④程序性。检察院检察出执法、司法错误并不能直接进行纠正管理，而是启动纠正程序，按照纠正程序的要求开展侦查、审判、刑罚等多种活动。这样减低了检察院乱用职权的可能性，形成了相互制约。

二、诉讼监督存在的必要性

诉讼监督是否需要坚持存在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诉讼监督的重要性入手分析，强调其存在的必要性。接下来进行详细地分析：

（一）诉讼监督可以解决部分诉讼问题

在某些诉讼案件中，错误的执法、司法做法仅会损害到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不会对个人利益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会站出来进行干预；还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容易出现执法错误，给整个执法建设带来负面影响。通过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制度可以快速查出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维护国家或者集体利益，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增加群众对法治的认同感，扩大法治影响。

（二）执法、司法、检察三机关之间的权力平衡

执法和司法是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从长远看，执法、司法和检察機关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更有利于法治世界的建设。当某一方出现问题时，可以采用积极的办法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检察院通过诉讼监督制度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管理，但并没有直接参与的权力，并不会影响其行使职权。我国采用的社会主义特色监督体制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法治需求，缺一不可。

二、加强诉讼监督的措施

（一）拓宽知情渠道，完善诉讼监督程序

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才可以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在上文的讨论中，诉讼监督理论作用很大，但由于实际操作的局限性，并没有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此，检察院应拓宽知情渠道，加大对诉讼过程的了解，发现更多的诉讼问题，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知情渠道的增加就会增加检察院的工作内容，因此，还需要对诉讼监督的程序进行细化，避免由于监督不当而出现新的矛盾。

（二）重点排查，仔细分析

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工作应该抓住工作重点，做到覆盖范围广、重点突出、检查到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法律制度和条文对部分情况已经失效。采用诉讼监督的方法对这些漏洞进行及时检察，对习惯性的错误、钻空子的行为进行纠正处理。除此之外，还应将诉讼案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从影响范围大、涉及面广的诉讼案件调查，确保大型诉讼案件审查过程的合法性。

（三）监督与防治相结合，探索诉讼监督新思路

诉讼监督的缺点在于只有出现错误后才可以启动纠正程序。对于没有发现问题的案件是不能进行纠正处理的。为了更好的规范诉讼过程，减少错误应增加诉讼监督新思路，添加防治内容，减少错误的出现。比如：执法、司法部门对自身工作细节进行制度化规范，添加防范标语，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形成良好的执法氛围。

三、结语

诉讼监督的发展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诉讼监督的深入改革产生了积极意义。但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应认识到诉讼监督对刑事、民事诉讼案件的重要意义，不断更新自身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将诉讼监督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樊崇义，白俊华.《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的完善》.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23期.

[2]万春.《刑诉法再修改对侦查监督的影响与挑战》.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之思考 篇12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主要由公诉人承担。随着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加强, 公诉人置身于控诉激烈对抗的旋涡之中。身处如此情势之中, 一个身兼二任的公诉人难以超脱出来, 适时、合法、合理地行使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职能。这在客观上弱化了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由此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刑事审判监督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 但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特别是程序性监督上, 在其监督方式、监督时间及监督的效力上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是立即提出还是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 以及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应该怎样办。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 “六院、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对程序违法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也是不分情况地规定了一个笼统的时间。但在实际工作中, 刑事诉讼千变万化, 虽有统一的司法程序, 各个案件的处理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形形色色的案件各有特点, 如果不分违法轻重, 不分对案件结果影响程度, 统一在庭审后提出, 这样在树立审判权威的同时, 也就弱化了审判监督者的权威。并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度的情况, 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可见对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有违法行为, 其最终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审判机关自己手中, 而不是以法律为标准, 更不是以法律监督机关说了算。由于上述立法缺陷, 导致司法实践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其行为自作解释, 各行其是, 相互之间缺乏说服力, 从而影响监督效果。

(二) 监督意识片面, 缺乏全面、系统监督理念

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 既包括对实体问题处理的监督, 也包括对程序问题的监督, 而在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 开展得并不全面。

1.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的“重实体, 轻程序”观念的产物。实体与程序是刑事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不可偏废。程序法的作用不仅限于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而且体现着民主和公正。

2. 片面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只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相反的情况则不监督, 这会导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仅如此, 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国家检察机关的形象。

3. 抗诉几乎成为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唯一途径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控诉职能的加强, 检察机关的精力集中于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对抗, 无暇对审判活动给予充分的注意。同时, 也存在担心监督不准, 僵化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利于达到公诉目的, 因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开展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此,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监督形式上单一化, 抗诉几乎成为唯一的监督手段, 而其他监督途径则流于形式。

二、加强公诉环节刑事审判监督能力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在公诉环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 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

当前, 制约审判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立法上不完善, 在完善立法的工作中, 应将审判监督作为一个重点, 强化监督权的效力和权威。

审判监督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程序性, 如果程序权自身的力度不够, 则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从立法上明确对审判机关庭审活动的监督, 不能拘于一个模式, 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实体性决定、判决, 一般都有其一定的渊源, 作为监督机关的代表, 没有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不宜由检察官直接向审判机关提出意见, 一般情况应在庭审后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审判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提出抗诉等其他决定。但对于程序性问题来说, 对于庭审违法行为, 如果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和正确判决, 可于庭审后提出, 以维护法庭权威。但对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和正确判决、裁定的严重违法情形, 应由公诉人当庭向合议庭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有违法依据支撑的违法事实, 合议庭应当采纳, 能够立即纠正的立即纠正, 对不能立即纠正的, 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 待问题解决后再决定开庭审理时间, 对于公诉人当庭提出的纠正违法建议, 事后应由检察机关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二) 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1. 要敢于监督

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监督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态度。要坚持原则, 摒弃感情观念, 该纠正的要敢于纠正, 该监督的要监督。一是要切实提高检察官“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切实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的职业信念教育。克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思想;二是要切实树立“办案是载体, 监督是目的”的观念, 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倾向。克服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不够, 当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意见时, 被监督的人民法院既不提出异议, 也不纠正的观念。只有敢于监督, 大胆监督, 才能开创刑事审判监督的新局面。

2. 要善于监督

公诉部门有了积极的态度后要注意实干与巧干相结合才能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做好。

(1) 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监督, 增强监督效果。一是强化程序监督。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倾向。要重点审查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有剥夺限制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行为。在审判监督工作中注意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障;二是强化对一审量刑畸重案件的抗诉。针对在刑事抗诉中存在对法院量刑畸重的案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情况, 要注意拓宽抗诉思路, 转变抗诉策略, 对量刑畸轻、畸重案件同时监督, 全面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2) 创新监督方式, 加大监督力度。一是立足用足用好现有监督手段。在监督中要从维护司法公正出发,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行为。除运用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监督手段外, 要继续坚持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机制, 通过提前介入、联席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实施有效监督, 实现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的有机结合;二是加强审判监督。进一步突出刑事抗诉的审判监督作用, 我们要借鉴抗诉工作的成功做法, 提高其他监督工作的规范性, 增强监督实效, 扩大监督工作的影响力;三是加强公诉一体化建设, 注意整合内部监督力量, 进一步完善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判决、裁定审查备案制度, 查找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 确定监督重点。

3. 加强公诉队伍的建设, 提高业务技能和监督水平

(1) 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 只有过硬的本领, 才能正确指出别人的毛病, 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如别人, 自己在办案中不注意诉讼程序, 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都不知道, 那又如何监督别人? (2) 加强公诉人员的练兵工作, 主要方法有加强业务学习, 建立“学习型”科室, 人人参加学习, 形成学习的氛围, 使每一公诉人从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从而更好地增强监督的能力;注意总结工作经验, 有计划地举行监督技巧研讨会, 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的指导和兄弟院间之间的经验交流, 互相促进, 学习提高。

摘要：目前, 中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存在审判权过于集中, 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的突出问题, 必须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以及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