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共8篇）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1
检察机关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的思考
张掖市人民检察院杜 刚
刑事审判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当前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观、客观原因，影响和制约了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笔者结合近年来我市开展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要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就要透彻的分析制约监督的原因，抓住根源，从立法和体制改进上来加强监督。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及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专门的法律监督，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以出席法庭、庭外调查、列席审判委员会、审查判决和裁定等途径，以提出抗诉、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意见、追究违法者责任等方法进行监督纠正。其法律依据是基于我国宪法第129—133条、第135条为检察机关的定位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第169条和第五章（第203—207条）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的法律规定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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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依据。
二、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现实困境分析及原因
我认为，在现实办案当中，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目前监督的途径主要是出席法庭、庭外调查、审查判决和裁定；监督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手段主要是提出抗诉、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意见。近三年来我市开展审判监督活动的情况如下：对法院量刑不当提出抗诉15件19人，改判5件5人，维持原判10件14人；提请省院抗诉或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18件20人，改判4件4人，维持原判3件4人，未结案11件12人；发检察建议58份，回复58份；发纠正违法通知书38份，采纳38份①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采纳率不到30%，而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则采纳较高，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之前，一般相互都知情或需要相互沟通。由此可以说明：就判决不正确的案件本身而言，依法抗诉效果不佳；即使是省院的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效果也不是很好，而且结案时间很长；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虽然效果较好，但对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如：实体认定或判决不当等，则很少能够以建议或通知书来进行监督。
针对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具体案件中的现实操作，我们分析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困境：一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使审判监督缺乏刚性规定。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规定具体开展监督法定条件和必要保障手段。如：—2—
抗诉条件“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的规定，究竟什么算轻判或重判，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明显不当可达到抗诉标准，这些并没有具体尺度规定。又如：对抗诉案件实行同级抗诉后交由原审下级法院审理，而使改判艰难；而对审判中不合法的行为提出的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则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其采纳与否在乎检法两院办案人的沟通和理解，使法律变成了人为的互动性操作，没有硬性的监督条款。二是现有管理制度对审判监督的现实遏制。就同一案件而言，在发回重审程序中是在同一法院改判，这就使得改变认知和改判，相对困难。如果在上级法院审理，则会出现以下情况：由于目前我国法院管理制度上下级属监督关系，但实质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判决享有的绝对否决权和对下级法院院长任命的提名权，在现实上是一种有力的领导权力，鉴于此下级法院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判决几乎是100%的征求了上级院的意见而作出，就此在上下级之间已达成一致，要改判也是难以实现。三是不同的环境对办案人员改判案件形成现实制约。对大部分抗诉案件来说，其主要症结在于对法律和证据的认识问题，基于法、检两家的部门利益不同或法官、检察官的观念和素质的不同，造成对法律和证据的采信及认定很难实现认识一致。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案件中法检双方因认识不同，造成公诉和判决结果不同，而现实的审判监督制度又规定案件的改判最终还是由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来改变，除非是案件证据发生新的—3—
变化，否则就原有证据改变认识实现改判几近于零。四是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少或列席时意见不被审委会采纳，造成审判监督的事前监督无力。虽然2010年两高就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规定，如列席程序的启动、列席的任务和基本职责、检察长可否委托副检察长列席等，实践中检、法两院的配合机制也不健全，在具体操作当中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五是目前法律规定的监督有滞后性，使庭审监督形式化。如规定在庭审活动中，发现审判程序有违法时，由公诉人在休庭后建议纠正或及时向检察长汇报。而对当庭出现的问题无法直接监督，这样在实践中使庭审监督流于形式。
三、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思考
针对以上困境的分析，笔者就如何强化刑事审判监督作了一些思考：
（一）两高应当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完善。一是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监督什么，如何监督，进行具体、详实的法律规定。二是对刑法中所有的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形，由人大常委会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做出司法解释，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三是对刑法中的量刑幅度尽可能的规范化，尽量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量刑成为法院的专项权力，但同时法院在2011年将—4—
开展量刑规范化建设，这说明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不等于任意裁量，需要有适当制约。相对应的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使刑事审判过程透明化，但同时检察机关内部也要注重对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建设，从而体现“公平正义”主题。
（三）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抗诉行为。一是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348条列举的几种提出抗诉情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化，制定比较具体刑事抗诉规则，使检察机关在具体的案件审查中能够有理、有力的进行监督。二是将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分离行使。避免法官因检察官的“运动员”兼“裁判员”身份而产生回避或不愿接受监督的心理。同时把公诉人和法律监督人员分离，也有利用公诉人既要出庭公诉又要进行法律监督职能，兼顾不暇，造成对庭审法律监督的弱化，使刑事审判监督人员，真正发挥监督职能。
（四）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权，并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处分权。监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权力相互制约。因此，检察机关首先，应当加大司法改革力度，构建垂直化领导体系，对检察权进行加强，才能用检察权来制约审判权。其次，针对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时，没有处分权是审判监督不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检察机关应当享有检查权、建议处罚权、处罚权等其他处理的—5—
权利，使检察机关有一定地硬性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从而确保审判监督的实际效果。
（五）引入中间人进行重审或建立听证制度，保障法律的准确实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关于上诉法院的设置，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上诉法院这种方式，规定抗诉或上诉案件有第三方法院进行重审。也可以在人大和政协建立专门的上诉或抗诉案件听证委员会，专门在法院审理上诉和抗诉案件时进行听证，在上诉或抗诉案件作出判决前必须由听证委员会进行表决，从而对上诉或抗诉案件中间监督，这样即加强了对上述案件的监督，也更
加公平的保障了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公正、公平。
总之，刑事审判监督的改进和完善，还需要不懈的努力，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调查研究，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真正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从而推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不断和谐化、完善化，最终确保审判监督的公正、公平、有效、合理。
联系人：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杜刚
联系电话：0936-84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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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2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主要由公诉人承担。随着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加强, 公诉人置身于控诉激烈对抗的旋涡之中。身处如此情势之中, 一个身兼二任的公诉人难以超脱出来, 适时、合法、合理地行使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职能。这在客观上弱化了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由此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刑事审判监督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 但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特别是程序性监督上, 在其监督方式、监督时间及监督的效力上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是立即提出还是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 以及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应该怎样办。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 “六院、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对程序违法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也是不分情况地规定了一个笼统的时间。但在实际工作中, 刑事诉讼千变万化, 虽有统一的司法程序, 各个案件的处理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形形色色的案件各有特点, 如果不分违法轻重, 不分对案件结果影响程度, 统一在庭审后提出, 这样在树立审判权威的同时, 也就弱化了审判监督者的权威。并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度的情况, 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可见对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有违法行为, 其最终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审判机关自己手中, 而不是以法律为标准, 更不是以法律监督机关说了算。由于上述立法缺陷, 导致司法实践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其行为自作解释, 各行其是, 相互之间缺乏说服力, 从而影响监督效果。
(二) 监督意识片面, 缺乏全面、系统监督理念
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 既包括对实体问题处理的监督, 也包括对程序问题的监督, 而在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 开展得并不全面。
1.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的“重实体, 轻程序”观念的产物。实体与程序是刑事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不可偏废。程序法的作用不仅限于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而且体现着民主和公正。
2. 片面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只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相反的情况则不监督, 这会导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仅如此, 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国家检察机关的形象。
3. 抗诉几乎成为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唯一途径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控诉职能的加强, 检察机关的精力集中于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对抗, 无暇对审判活动给予充分的注意。同时, 也存在担心监督不准, 僵化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利于达到公诉目的, 因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开展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此,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监督形式上单一化, 抗诉几乎成为唯一的监督手段, 而其他监督途径则流于形式。
二、加强公诉环节刑事审判监督能力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在公诉环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 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
当前, 制约审判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立法上不完善, 在完善立法的工作中, 应将审判监督作为一个重点, 强化监督权的效力和权威。
审判监督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程序性, 如果程序权自身的力度不够, 则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从立法上明确对审判机关庭审活动的监督, 不能拘于一个模式, 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实体性决定、判决, 一般都有其一定的渊源, 作为监督机关的代表, 没有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不宜由检察官直接向审判机关提出意见, 一般情况应在庭审后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审判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提出抗诉等其他决定。但对于程序性问题来说, 对于庭审违法行为, 如果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和正确判决, 可于庭审后提出, 以维护法庭权威。但对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和正确判决、裁定的严重违法情形, 应由公诉人当庭向合议庭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有违法依据支撑的违法事实, 合议庭应当采纳, 能够立即纠正的立即纠正, 对不能立即纠正的, 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 待问题解决后再决定开庭审理时间, 对于公诉人当庭提出的纠正违法建议, 事后应由检察机关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二) 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1. 要敢于监督
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监督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态度。要坚持原则, 摒弃感情观念, 该纠正的要敢于纠正, 该监督的要监督。一是要切实提高检察官“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切实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的职业信念教育。克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思想;二是要切实树立“办案是载体, 监督是目的”的观念, 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倾向。克服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不够, 当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意见时, 被监督的人民法院既不提出异议, 也不纠正的观念。只有敢于监督, 大胆监督, 才能开创刑事审判监督的新局面。
2. 要善于监督
公诉部门有了积极的态度后要注意实干与巧干相结合才能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做好。
(1) 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监督, 增强监督效果。一是强化程序监督。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倾向。要重点审查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有剥夺限制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行为。在审判监督工作中注意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障;二是强化对一审量刑畸重案件的抗诉。针对在刑事抗诉中存在对法院量刑畸重的案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情况, 要注意拓宽抗诉思路, 转变抗诉策略, 对量刑畸轻、畸重案件同时监督, 全面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2) 创新监督方式, 加大监督力度。一是立足用足用好现有监督手段。在监督中要从维护司法公正出发,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行为。除运用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监督手段外, 要继续坚持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机制, 通过提前介入、联席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实施有效监督, 实现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的有机结合;二是加强审判监督。进一步突出刑事抗诉的审判监督作用, 我们要借鉴抗诉工作的成功做法, 提高其他监督工作的规范性, 增强监督实效, 扩大监督工作的影响力;三是加强公诉一体化建设, 注意整合内部监督力量, 进一步完善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判决、裁定审查备案制度, 查找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 确定监督重点。
3. 加强公诉队伍的建设, 提高业务技能和监督水平
(1) 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 只有过硬的本领, 才能正确指出别人的毛病, 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如别人, 自己在办案中不注意诉讼程序, 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都不知道, 那又如何监督别人? (2) 加强公诉人员的练兵工作, 主要方法有加强业务学习, 建立“学习型”科室, 人人参加学习, 形成学习的氛围, 使每一公诉人从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从而更好地增强监督的能力;注意总结工作经验, 有计划地举行监督技巧研讨会, 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的指导和兄弟院间之间的经验交流, 互相促进, 学习提高。
摘要：目前, 中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存在审判权过于集中, 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的突出问题, 必须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以及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加强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检察机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求"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在此背景下，笔者赞同应当加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同时也认为，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程序，创新监督手段和提高监督效果，使检察监督权勿流于形式或者浪费司法资源，切实保障该制度的实施。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及其主要价值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概念和法律渊源。民事诉讼检察权来源于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法定权力之一。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提法来源于建国时的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其在1950年1月所著的《检察制度纲要》[2]一书中初步提出了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这一重要职能。1950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出版《检察制度》，首次提出“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自《宪法》始，各法律开始明确这一功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各部门法，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此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法律来源。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和程序，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监督。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在制度设计受前苏联直接影响，但又明显区别于前苏联（现俄罗斯）。其中重要区别就是俄罗斯民事检察权的权能远比我国民事检察权能内容丰富，含起诉、抗诉、上诉等，而我国仅有抗诉一个途径。且我国民事检察监督，仅能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因此，称呼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更为确切，本文采此意。
（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监督对象。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途径是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抗诉，与抗诉并行的制度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的再审制度。两者在启动条件上，曾经的《民事诉讼法》作出了不一致的规定。200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其做了统一规定。修改前的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有5项，而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在修改前的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只规定了4项，其中当事人申请的理由中多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规定，也就是说在出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再审，但不允许检察机关抗诉。再审事由和抗诉条件的不一致不仅导致和加剧检法两家之间的冲突，而且造成当事人申请再审权难以实现，产生了申诉难的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了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将抗诉条件和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条件进行了统一，一共十三类。前十二类可以归类为“审判水平”，第十三类属于“审判纪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而广义上的民事审判活动包括民事执行，因此，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象还包括第三类：民事执行。尤其是2013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民事检察监督已从单一的对裁判结果的诉后监督，步入一个全面监督新阶段：涵盖对诉讼过程、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执行活动等。”（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因此，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对象即为法院的“审判水平”和“审判纪律”和“民事执行”；
（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价值。（1）监控法官追求公平正义。罗尔斯指出，社会是人们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的结构，而正义是确保社会利益与负担、权利与义务合理配置的保障。从此意义上讲，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8在司法领域，正义显得尤为重要。学者们将正义分为普遍正义和个案正义。我国近年来更突显体现“个案正义”， 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说道：“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平等，且发生于任意生活环节中，民事案件的个案正义，更容易使公民体现到司法正义的价值。所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价值应是监控法官追求每一个个案的公平正义，切勿因审判水平或审判纪律出现故意或过失的错误而导致错案发生。在理论上，检察机关应当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监督，实现全方位监控。（2）监督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体现在每一个民事诉讼的个案中，是法官凭借自身的法律素养和实践经验，依据选择后的证据，作出的法律判断，法官的裁决，对案件具有暂时性的终极效果，但是任何权力，都必须要有约束。我国是熟人社会，“人情”体现每个生活角落，在法官审判过程中，基于“人情”的考虑，必然会影响自由裁量的尺度；法官的业务水平和法律信仰程度，都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要求每个个案中法官都能公正适用自由裁量，是极大、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必须作为一把公平的尺子，能威严地站在案件后面测量自由裁量是否合理，唯有制度能硬性约束人性。
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现实考察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际不足。虽然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具有上述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态度，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很大分歧。有“强化论”、“弱化论”、“弱化但完善”、“弱化直至取消”等观点，其中尤以2000年开始的最高法与最高检的“两院之争”为引人注目。9目前，持“弱化论”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认为该权力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干预，二是认为民事案件的结果具有多样性，检察院以抗诉的形式确认“唯一答案”，与事实会有矛盾，三是认为检察权介入民事诉讼，会破坏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四是认为会破坏“两审终审制”，五是认为会破坏民事领域当事人平等的格局，等等。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真正的先天性缺陷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以少数人监督少数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主体，始终是“机关”监督“机关”，属于少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而非普通大众监督“机关”，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民主精神不是少数人监督少数人，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监督权力，所以，依靠检察机关为主力，监督法院公正审判，必将有些“心有余力不足”。（2）监督积极性不稳定。检察机关针对民事诉讼提起抗诉，需要法定的理由，《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主要有申诉、交办、依职权提起等几种形式，在司法实践中，以当事人申请居多，抗诉机关依职权启动的少，而且随着法院审判水平逐渐提高、审判纪律逐渐严明后，当事人申请抗诉的需求会逐渐降低，检察机关主动在民事领域启动抗诉程序的几率会更小，但当事人如果对审判结果不服，认为审判结果错误或审判纪律违纪，会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积极采取维权措施，远高于检察机关的积极性。
（二）当事人更有监督意愿和监督便利。综上，在公民个人自决原则下，只有当事人自己对自己的权益最有保护的欲望，也只有当事人（含当事人专业代理律师，以下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全程参与了，有机会随时监督案情，检察机关只能是强有力的保障后盾，因此，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积极性，通过完善诉讼程序中的制度设计，使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便能充分展示证据、穷尽法律、用尽对其有利的法律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得出公正判决。因此，也即仅有当事人，能更加有积极性和高效地完成对民事诉讼的全程监督，应充分发挥和保障当事人的维权积极性与法律通道。
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强化机制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应为检察机关抗诉的前置程序。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其本身并不是对案件的审判。此程序只是法院组织再审的前置程序。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具有某种同一性，即均为要求（请求）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所以不管是因当事人申请法院提起再审程序还是检察机关抗诉引起再审程序，纠纷的最终解决权在于法院，从申诉案件解决的便利性、及时性和终局性来说，申诉人的第一选择应是向法院申请再审。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介入民事诉讼领域，代表一方当事人，向本来平等的另一当事人对簿公堂，对其平等性有一定破坏，所以，不得随意启动。为提高检查监督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应当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前置程序，避免两者同时进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亦不利于民事领域的平等自愿这一基础原则的维持。当然，审判结果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除外，此类案件，检察院可以视情况直接提起抗诉。
（二）完善抗诉结果的责任追究。检察监督权是行使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力，应当保持较高的严肃性。一旦决定抗诉，法院应当受理，法院建立抗诉结果运用制度，若抗诉后法院依法改判，应当由法院内部追究审判人员责任，如抗诉后未改判，应当向检察机关说明原因。
（三）检察监督权应有直接侦查权。对于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纪违法行为的，有权立案侦查，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移交纪检部门给予行政处理。
参考文献：
[1]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点，2014年10月。
[2] 关于该书的述评，可以参见闵钐：“《新中国第一本检察著作<检察制度纲要>述评》”，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5期。
[3] 《检察制度》，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印行1950年版。
[4] 关于这一提法的渊源及具体发展历程，可以参阅田夫：《什么事法律监督机关》一文，载于《政法论坛》第30卷第3期，2012年5月。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4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了进一步监督和支持人民检察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推动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作如下决议：
一、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自身职能定位，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任务，严格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神圣职责，不断增强监督意识，加大工作力度，突出监督重点，狠抓薄弱环节，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措施，提高监督水平，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真正做到主动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权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院在诉讼活动中法律监督的公信力。
二、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紧紧围绕商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抓住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普遍关注、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进一步加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不断研究、创新和改进监督工作方法，落实监督措施。要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统一部署，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日益增多的新形势，在加强和完善刑事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要加大依法查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办案背后的职务犯罪力度，严肃查处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枉法追诉、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职务犯罪，积极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三、全市各级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应当自觉依法接受并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事项，应当认真研究，依法办理，确有违法违纪情形的，应及时纠正。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纠正量刑畸轻畸重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审判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的刑事、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审理，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依法纠正；对建议再审的案件，应当及时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依法再审。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向检察机关提供有关信息的制度，实现监管信息互联互通共享。要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加强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活动及狱政管理工作的法律监督，强化对变相超期羁押、体罚虐待
被监管人员等问题的法律监督，规范监管场所管理。检察机关要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完善对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方式和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和规范全市检察机关对重特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制度，防止和纠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问题的发生。要落实和完善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规范列席会议的职责、范围和程序。要明确检察机关调阅民事、行政审判卷宗的办法和程序，加大检察机关对违法办案人员查处力度。要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加强沟通配合，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四、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支持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开展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加大科技装备建设投入，解决检察机关存在的编制不足、人员老化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积极支持和配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对法律监督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要互相沟通和协调，统一认识，确保依法行政。对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执法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线索，应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检察院查询未移送的可能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并要求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应当予以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要正确区分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的关系，防止越权监督。
五、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自侦案件的监督，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
要强化检务督察，完善检务公开，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全和落实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要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执法活动的监督，不断加强诉讼监督能力建设。要完善诉讼监督考评和激励机制，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做好诉讼监督工作，积极开展专项监督活动。要针对当前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薄弱的实际，加强民事和行政诉讼监督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实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监督力量。要及时总结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经验，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研究，推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创新与发展。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基层检察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培训力度，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法律监督素质。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动向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党委对检察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帮助解决检察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六、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依照《宪法》、《监督法》和《陕西省实施办法》的规定，正确把握法律赋予人大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与职责，支持和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开展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要通过听取法律监督工作专项报告、组织执法检查等方式，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对人民群众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涉及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申诉、控告、涉法涉诉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由人民检察院依法认真办理。人民检察院要将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作出的纠正违法通知、决定和抗诉书、检察建议等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5
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唯一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而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在检察机关的职责中占有很重要的的地位。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工作开展的是否顺利，影响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任务的完成。因而，完善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水平是一项相当迫切的任务。本文试就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相关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内容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实行监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方式。其次是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法律监督。它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第一是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第二是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其方式是提起抗诉。再次，是对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具体表现为对交付执行、收押、监管、释放、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二、现阶段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由于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检察机关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追究
犯罪上，而忽视了对其他机关的监督，使相当部分的内容流于形式。因为怕影响与其他机关的关系，而在相互妥协中追求某种平衡。
（一）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的监督，首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不能主动监督。对于公安机关该立而没立的案件，一般而言，是通过被害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再由检察机关作出决定。从这一点上说，如果公安人员徇私舞弊与犯罪嫌疑人一起打击报复被害人，或在利益的驱使下，被害人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对此种情况，检察机关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其次，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行为没有列入立案监督的范围。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行为进行监督，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行为也有大量违法现象存在，其危害性同样不能忽视，如这种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立案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不保障。（1）再次，对立案监督缺乏强制措施的保障，刑事诉讼法87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众所周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是条件、模式，后果，而从这一条法规中，看不出法律后果是什么。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法律条文缺乏制裁措施，往往公安机关未必把检察机关的通知认真得执行下去。
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监督，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对立案监督一样，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缺少权威性的强制措施，监督活动往往走样。《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的回复，监督落实情况，没有回复的，应当督促公安机关回复。”而实践情况往往是，既然公安机关不愿回复，你“督促”又有何用，这种不具权威性和操作性的规定在实践中自然得不到贯彻。（2）据有关媒体报道，有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甚至当着检察人员的面将送达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撕得粉碎。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相应的保障机制更加缺乏，以至于监督效能较低，并常流于形式。
（二）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的监督，依照六部委《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4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厅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样，审判监督成了事后监督，书面监督，从而使庭审活动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监督，审判人员滥用审判权侵犯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方式有限，除了提起抗诉这有效手段外，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又是那么苍白无力，监督缺乏有效保证，对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没有具体规定。
（三）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作为看守所是一个临时的羁押场所，法律上规定只关押未决犯，但现实中，对于一年以下的已决犯大都关押在看守所，这一点已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现在，这种行为存在合理与合法的矛盾，一方面，法律不允许这样做，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犯罪现象越来越多，关押场所严重不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是否对这种行为作出否定的决定。第二：对于执行机关申请减刑、假释的行为。现阶段，对于这种行为，是依靠审判监督的程序进行的，这样，单凭一分法院的裁定书，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很难得出减刑或假释是否合法，是否正确的结论。如果执行机关在提起减刑或假释的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用这种方式是难以发现的，更难以纠正。（3）
三、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中存在问题的完善方法
对于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从长期的目标而言，应当确立侦检一体化，使检察官在侦查阶段占核心地位，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使侦查机关的所有诉讼行为，特别是调查取证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领导、指挥和监督。围绕侦检一体化进行的司法改革包括：
1、区分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将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警察在业务上归检察机关节制。
2、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权，以便于其对刑事侦查的引导、监督和对犯罪行为审查、控诉。
3、侦查机关不能再独立享有立案、撤案的重大的诉讼权力，只有检察机关才享有最终的审查决定权。（4）从近期目标而言，一是在法律上明确强制性惩罚措施的规定，在法律应规定对严重刑事案件，经检察院监督以后仍不立案，或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或在侦查活动中违法但拒不改正的，应当以渎职罪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二是完善立案监督制度，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享有一定范围的刑事立案权，应把它们也纳于立案监督对象。同时也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列入立案监督的范围，这样刑事立案监督才更全面、科学和完整。三是扩大侦查监督的手段，将那些直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的重大的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等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和控制范围，原则上规定侦查机关只有经检察机关批准后方可使用，而
不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5）
对法院的审判活动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的及时性和权威性，对法院的违反程序的行为要当庭指出，如法院拒不接受建议，检察官可以主动退庭，要求延期审理向本院的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汇报，寻求解决途径，而不能任由违法的诉讼活动继续进行。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渎职侦查部门对其以枉法裁判罪进行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将自诉案件和书面审理案件纳入审判监督的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这类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避免造成监督空白。（6）再次，可以在法律上规定检察机关拥有向人大提起弹核权，如审判人员拒绝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人大提起弹核，建议撤消其审判员资格。
对于执行机关的监督，一方面，要在法律上给看守所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应当准许其关押短期的已决犯，对其权限作新的定义，同时，对驻监所检察室的人员进行优化配备，适应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对执行机关提起的减刑、假释的申请，要规定先由执行机关向检察机关提交材料，由检察机关审查以后，再向法院提交申请。如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检察意见，把材料退回执行机关。执行机关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
（1）杜昌发、邝红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思考》《检察实践》2000/
3（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赫海斌、刘晗《检察机关应加强对申请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检察实践》2000/4
（4）刘树选、王雄飞《略论我国的检察监督权》《中国检察论坛》2000/
2（5）左为民、周长军著《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篇6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xx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7
一、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检察制度的特点
(一) 英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根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英国检警分离, 成立皇家检察署, 下设42家地区检察署, 对应43家地区警察局, 负责审查警察局提交的案件, 对起诉案件提出指控,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皇家检察署的设立标志着英国对犯罪的起诉从依靠自诉转变为依靠公诉, 是英国刑事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英国检察官没有侦查权仅对部分刑事案件有起诉权, 海关、严重贪污调查办公室、税务、环境卫生等部门具有自行侦查并起诉的职权。 (1) 检察官职权较小, 管理比较松散, 也有来自各区首席检察官从律师事务所外聘的律师。 (2) 英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是从警察手中剥离起诉权, 创设专职检察职权机构的过程。
(二) 美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美国检察制度具有“三级双轨, 相互独立”的特点。美国检察机构设为联邦、州和市镇三级, 负责刑事案件起诉。由于联邦与州之间、各州之间的法律差异, 产生了不同特点的检察制度, 设立形态各异的检察署, 通过选举、任命和聘任三种方式产生检察官。助理检察官承担主要检察工作, 一般由检察官从法学院毕业生或律师中雇佣, 检察官有权独自决定起诉和进行辩诉交易。 (3) 美国检察制度因为联邦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划分和争夺而变化, 没有统一的法律可遵循。
(三) 法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法国检察机构设在法院内, 是法院的组成部分, 最高法院检察院、大审法院检察院设检察长、检察官。在违警罪法院, 对第五级违警罪的检察职能由大审法院检察官行使, 对其他违警罪的检察职能由警察局长行使。检察官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独立性, 有自由采取公务行动的可能性, 如受害人自诉不得要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所有人隶属于司法部, 检察官代表政府行使指挥侦查、裁量起诉和程序选据、支持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每个检察官以检察院的名义完成诉讼行为, 所以检察人员可以相互替代。在法国通过考试录用检察官, 由于对检察官的职业要求远高于一般公务员, 所以检察官的薪资待遇很高, 但是检察官并不享有终身任职不被罢免的权利。 (4)
(四) 德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德国的检察机构实行“审检合署”的方式, 检察院的设置由《法院组织法》规定, 在法院内设立相应级别检察院, 但相互独立, 联邦和各州检察机关之间也不具有领导关系。德国检察官实行终身制, 除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案件外, 独立行使职权, 对具体案件不接受上级检察官命令。 (5)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调查权, 负责侦查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 提起公诉和对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德国检察官有严格的考试任命制度和晋升程序, 权利义务由《公务员法》规定。德国检察制度是自上而下的国家造法过程, 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进行全面监督, 提高了检察官的政治地位和福利保障。
(五) 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我国检察制度在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与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家权力分配方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建立起来。近年来诉讼法律的修订吸收了西方检察制度中的先进经验,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我国检察制度以国家造法的形式设立, 检察权从抽象、不具体的法律监督权逐渐转变为规范的、具体的法律监督, 检察人员在组成上也完成了向专业法律职业者的转化, 彻底脱离了半军事化管理的属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监督职权配置中的问题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检察制度特点的对比, 可以看出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结构形式下, 检察制度的设立各具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支配监督地位有别于英美法系, 给予检察官很高的政治地位。我国特色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拥有至高的法律监督权, 对侦查和审判进行全面刑事诉讼监督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泛化导致诉讼监督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不合理。
(一) 法律规定笼统致权力分配集中
“诉讼法主要是从诉讼规律出发, 对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活动的具体职权及其行使程序, 以及因参与诉讼而与诉讼参与人、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等形成的诉讼法律关系作出规范, 不可能专门就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程序, 以及因开展法律监督而同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形成的监督法律关系作出规范, 后者需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设置监督程序专章予以规定。” (6) 即诉讼法规范诉讼法动, 具体规定的是诉讼原则、制度、程序, 组织法规范检察制度, 具体规定的是检察机构的设置、机构职权的行使等, 只有组织法才能将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中的定位及与其他机关关系问题具体化。两种法律在调整范围上应是交叉互补的关系, 内容应协调统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施行多年没有变化, 不是因为它近乎完美, 不用修改, 而是源于对组织法可有可无的错误解读。当前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用了大量的篇幅规定程序问题, 而对检察院职权的规定却不完整, 对监督程序的规定缺失。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监督链条是由具有追诉职能的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
(二) 权力分配集中至监督走进误区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是检察机关除法律监督外, 还有侦查、批捕、公诉等追诉职能, 所以检察机关既是追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在目前检察院组织法的框架下,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和诉讼监督职权是统一行使的。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在行使控诉职能的同时, 又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审判活动是否合法, 刑事判决、裁定是否合法, 这最终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走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误区。要破解这一难题,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必须与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在内容设计、职权配置等方面相衔接, 并对检察制度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 具体到刑事诉讼监督要从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两方面理顺关系, 为检察机关履行各项检察职能提供法律保障。
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方向
我国的检察制度变革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国家立法模式,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也必然延续这种模式, 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 符合国际检察制度发展的大方向。
(一) 对检察机关职权进行多元化定位
人民检察院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 但是法律监督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 其权力的行使却非人民检察院专有。人大、纪检、审计等部门都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权力。人民检察院实际行使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职权, 一是诉讼职权, 二是诉讼监督职权。组织法应该承认检察机关这两种职权, 并相应的对两种职权进行合理配置, 理顺检察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目前这两种职权均是由追诉部门在行使, 而这两种职权的天然不可融合性, 使这两种职权应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分别行使。通过检察院组织法的细化规定, 应对两种职权进行职能分工, 在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监督职能和手段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 对诉讼监督职权进行合理配置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 已经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重心放在了对法院执行法律的监督上, 但是诉讼监督职权的发挥却不尽如人意。对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 公诉部门都可以提出抗诉, 但对法院判决的抗诉率却持续低迷。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对审判活动, 刑事判决、裁定监督不力不能回避的原因是公诉部门在履行诉讼监督职权的同时也履行追诉职权, 当追诉职权的诉求得到满足肯定不会提起抗诉, 即使追诉职权的诉求没有全部满足, 当结果不影响对公诉工作的评判时, 出于对双方利益的权衡, 提起抗诉自然会不坚定。所以要充分发挥诉讼监督职权必然要把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分离。
(三) 对诉讼监督职权进行职能分工
依前所述, 对诉讼监督职权的合理配置已经不是检察机关现有内设机构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首先对检察机关内部重新进行职能分工, 优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优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不仅要符合诉讼监督职权权力配置的规律要求, 也要适应检察机关运作的一体化要求, 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单独设立诉讼监督部门, 行使从公诉部门分离出来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保留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职能, 这样诉讼监督职能就条理清晣, 一目了然。
(四) 赋予检察官职权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 已经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重心放在了对公安部门执行法律的监督上, 但是诉讼监督职权的发挥却不尽如人意。实践中批捕和公诉部门可以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公诉部门可以通过补充侦查自行调取证据, 因此批捕和公诉部门实际上具有对任何犯罪进行侦查的职权, 但刑讯逼供等侦查违法活动却仍然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侦查活动监督不力不能回避的原因就是批捕和公诉部门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不具有普遍性和支配性。对案件侦查的介入没有畅通的制度渠道, 检察官个人职权无法决定。补充侦查很难自行调取证据, 因为检察官个人不具有调动补充侦查取证所需物质人员等保障的权力。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官的个人职权没有规定, 在检察工作实践中, 检察官承办案件服从于上级领导和检察委员会的决定, 特别是对履职保障的物质人员等方面的调动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以发挥检察官个人的积极性。韩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察官独任制原则, 检察官对承办的案件独立调查与决定, 独自承担责任, 当与上司意见不符时, 上司只能提出参考意见, 不能更改检察官的决定。 (7) 检察院组织法在修改中, 应规定检察官的职权, 并为检察官履职提供必要的保障。
注释
11 参见李培锋:《英国检察制度的创设模式及当代特点》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22 参见冯中华:《英美检察制度与我国检察制度的价值取向比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3 参见何家弘:《美国检察制度研析》载《法学家》1994年第4期。
44 参见刘国明:《法国的检察制度》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
55 参见周理松:《法国、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借款鉴》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
66万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基本原则》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篇8
一、对刑事诉讼监督现有模式的反思
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职权，检察机关在长期的诉讼监督工作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丰富监督理论，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在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实践操作的可行性上，既有正确的理论支持，也经过大量的实践验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特有的诉讼监督制度基本模式，开辟了诉讼监督工作的新局面，切实为维护司法公正、法制统一，做出不可替代、无以比拟的重大贡献。
但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基本思想路线要求我们，积极审视和反思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和追求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的新发展，才能使我们的诉讼监督工作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的新要求、新挑战。
（一）职能混同
在刑事方面，检察权包含刑事诉讼职能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刑事诉讼职能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是适用刑法追诉标准、履行刑事诉讼法追诉程序的职能，立与不立、捕与不捕、诉与不诉，都是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的体现。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应该是对适用刑法追诉标准是否正确、履行刑诉法追诉程序是否合法的专门监督。立法本身并未非常明确地界分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我们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刑事诉讼监督法；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专篇专章专节的诉讼监督内容，而是在规定诉讼程序的各章节众多条款，同时混杂规定了诉讼监督条款；甚至在有的条款中，既规定诉讼程序，也规定诉讼监督程序。诚然，在理论上，刑事诉讼监督理应是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仅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夹杂着刑事诉讼监督的规定，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刑事诉讼法能够把所有应当监督的对象范围都列明清楚、把所有的监督程序都规定到位、把所有的监督效力都强调到点上，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时，面临诸多困难：新刑诉法仍然没有规定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程序，检察机关是否合适对其监督？检察机关自身的诉讼职能活动，是否超然于诉讼监督之外？理论上认为刑事诉讼监督应该对所有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实践中间是否做得到？
（二）主体多头
检察院内部，刑事诉讼监督权由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林检、控申等多个部门行使。有的案件，经过检察院内部多个部门、多道环节，大家都有权来监督，比如，针对职务犯罪背后存在的管理制度问题，反贪、侦查监督、公诉部门都可以发检察建议书；公安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都可以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书，这样就会出现“撞车”现象。反之，也有可能“踢皮球”。
作为检察人员，其履行诉讼监督职权，更是处在多重困难之中。一是理念冲突。严厉打击、从重从快的压力与要求，使检察人员往往首先承担的是揭露和惩罚犯罪的使命与责任，却又同时履行诉讼监督的重担，而在一定程度上，诉讼监督的谦抑性还要求检察人员不宜过多地干涉侦查、审判的国家权能的顺畅行使。二是利益矛盾。打击犯罪、指控犯罪的责任决定了检察机关与侦查行为有着天然的利益关系，却又要履行重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必然使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三是权责不明。也是基于前述的检察院内部主体多头问题，似乎每位检察人员都有责任行使诉讼监督权，又难以避免大家互相观望。另外，诉讼监督的决定与否，却是行政审批式的层级决定，每位检察官个体，当然不至于为整个检察院承担不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失职责任。
（三）行政主导
诉讼监督大多依赖于检察官办案中发现、审查，而是否决定监督，取决于部门负责人和院领导，办归办、批归批，必然会出现办案的无权决定，决定的无暇办案。有些检察院实行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制度，赋予主诉、主办检察官一定的诉讼监督决定权，但是，毕竟是对公安、法院的诉讼监督，检察院领导还是要行使审批权的。当然，在决定行使诉讼监督权的形式是行政式的审批，但是，部门负责人、院领导对事实的判断、证据的分析与运用、法律的适用，还是属于司法审查的内容。
（四）系统封闭
虽然，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工作由多个内设机构开展，所有检察人员有义务发现和移送诉讼监督案源线索，表面上看来，这是个开放的、多元的工作系统。但是，诉讼监督工作大多数还是有赖于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当办案人未发现诉讼监督案源时，旁人又如何发现得了？诉讼监督的办理环节基本上限于承办检察官、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三点一线，呈现着线性封闭的状态，除了他们，其他检察官一般不会插手其间。
（五）标准模糊
办理诉讼监督案件有无质量标准？一方面，检察系统内各部门都在探究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比如，高检院订立的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起诉（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抗诉案件质量标准等等，还有各种案件质量检查、案件质量评查、案例指导、检察业务年度考核评比等等，都有一些标准。另一方面，检察业务系统庞杂，地区差别较大，历史变革演化等情况，即使对检察业务进行横向、纵向的对照，所得出检察执法办案质量标准也有不尽科学之处。再加上检察司法的社会性、政治性等特征，光从法律层面评价案件质量不符合实际，而杂入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评价，得出的案件质量标准就可能过于复杂，从而失去质量标准的指引功能。最高检在《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系统需求报告》中作如是说明：对案件质量评查和业务工作考核评价的内容未做详细需求，拟待条件成熟时再行补充完善。总的看来，对诉讼监督案件的质量标准模糊不清，简单的量化指标也难免偏于机械。
二、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模式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要依法、充分、正确地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有必要重新梳理、调整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模式。
（一）突出诉讼监督重点对象范围
理论上认为，刑事诉讼监督有權对所有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理论认识有助于增强检察官的诉讼监督意识，但在检察工作实践中，想要通过诉讼监督工作解决刑事诉讼司法中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一谈充分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就巴不得扩张监督权力、扩大监督范围、增加监督手段、强化监督效力，每一项权力，都应有其边界，都应有其所不能之处。刑诉法已经修正，对于此前有关加强诉讼监督的立法吁求，应该说该予以立法确认的都确认了，该具体的也具体规定了，有的虽然没有以立法形式确认、没有规定具体程序，或许出于立法技术的原因，或许出于没有立法必要，应该说，立法者已经充分考虑，该做的、能做的，都做到了。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是其天职，关键在于适用法律时要把握有度、准确不偏。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监督职权中，应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要加大对诉讼中实体、程序方面的严重违法的监督，着力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二是要准确把握、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确认的基本原则，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各项监督条款，比如，当前应该重点解决“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诉讼监督中该如何的体现，认真开展妨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监督、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对羁押必要性的监督、对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监督、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排除监督等新增加的诉讼监督工作；三是要着力加强对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既要强化对公安、法院上述诉讼活动的监督，也要注意解决检察院自身的各项诉讼活动的诉讼监督问题，尤其是自我诉讼监督，更有助于提高检察诉讼监督的权威性和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二）实行诉讼监督专员督导制度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分散在各个担负诉讼任务的部门，而且，诉讼监督工作要通过办案来实现，办案是检察机关实行诉讼监督最有效的手段，是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查处犯罪中，实行诉讼监督。所以，试图把诉讼监督权从这些诉讼职能部门分离出去，希冀于专门的诉讼监督部门来行使诉讼监督权，基本上行不通。笔者认为，当前之计，可以设立诉讼监督督导专员，实行诉讼监督专员督导制度。
1．诉讼监督督导专员的角色定位。督导专员主要负责督促、指导开展诉讼监督工作。督导专员由检察委员会选任，隶属检委会领导，向检委会负责，对检委会述职。督导专员日常事务性工作依托于检委会秘书处。对于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之间三点一线办案层级封闭系统而言，督导专员是代表检委会介入该系统，专司诉讼监督督导工作的一个工作点。督导专员与侦查监督、公诉等业务部门之间，是专司诉讼监督督导工作与具体办理诉讼监督工作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但是，鉴于诉讼监督一般要依靠办案来实现，所以，督导专员应当一定程度地介入诉讼活动。
2．诉讼监督督导专员职数配备。当前，检察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检察官人手紧缺，对各项检察业务都配备督导专员，显然不切实际。以基层院位例，可以配备3至5名的专、兼职督导专员。对于诉讼监督重点部门，比如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督导专员应常驻该部门，主要职责是代表检委会督导诉讼监督工作，也应参与办理部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但承担诉讼任务并非其主要职责。对于专司刑罚执行监督的监所检察部门，可以由其负责人兼任督导专员。对于控申、反贪、反渎等诉讼监督任务较轻，以及其他可能移送诉讼监督案源线索的部门，可以设立1至2名诉讼监督督导专员，统一督导诉讼监督工作。
3．诉讼监督督导专员的履职方式。以公诉部门督导专员位例，督导专员可以采取与案件承办人一起讯（询）问、审查卷宗、共同出庭等方式，介入审查起诉工作。当然，一位督导专员不可能参加所有案件的办理、所有程序的执行、所有公诉人的职务活动，督导专员应该是有所选取地参加，比如，针对可能有诉讼监督案源的案件、针对以往较少发现和办理诉讼监督案件的公诉人等。督导专员通过参与公诉办案，当公诉人未发现诉讼监督案源时，督导专员可以通过《办理诉讼监督案件建议书》的方式，书面提醒公诉部门办理诉讼监督案件。公诉部门认为应该办理的，直接通知承办人办理。公诉部门认为存在疑义的，应组织部门会议，由部门会议组成人员、案件承办人与督导专员共同讨论。经讨论，如果督导专员对公诉部门不予办理的意见有不同看法的，应向检委会秘书处提出《督促办理诉讼监督案件报告书》，经检委会议题审查程序，直至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应该说明的是，督导专员不能直接指挥、领导公诉人或者公诉部门办理诉讼监督案件，而是提醒、督促其办理。当互相之间意见不统一时，可以就诉讼监督建议的内容进行适用法律方面的讨论、辩论，直至检委会作出决定。
（三）科学评价考核诉讼监督工作
笔者认为，设立诉讼监督督导专员、实行诉讼监督专员督导制度，对督导专员和各业务部门（包括检察官）实行双向背离评价考核，类似于鲶鱼效应的负激励措施，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办法。根据这种制度原理，仍以公诉部门及其督导专员为例，如果督导专员的书面建议数量与公诉部门最终的诉讼监督案件数量呈大幅度对应的正比例关系时，我们就可以公正地评价公诉部门自身没有做好诉讼监督工作。另一方面，当督导专员提出的诉讼监督建议文书偏少，而公诉部门无须督导却有大量的诉讼监督案件时，这个督导专员的履职情况就可能要打问号。对于整个院而言，各业务部门以及督导专员的工作业绩的历史纵比、与同类院的横比，都会呈现出清晰、明确的结论，使得领导者采取人事、评先等杠杆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