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监督权

刑事审判监督权（共12篇）

刑事审判监督权 篇1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的阶段划分, 刑事诉讼可以分为立案程序、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以及执行程序。相应的,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可以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而在刑事诉讼的阶段划分中, 审判程序无疑是整个程序的中心环节。其直接涉及到当事人利益的最终分配, 尤其决定着被告人的最后命运, 以致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总体评价。由此,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也就成为整个法律监督体系的核心。司法实践中, 目前中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仍未形成体系。且由于审判权过于集中, 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这也使得审判监督的作用更为突出。作为具体履行该项监督职能的公诉部门要不折不扣地行使好其职责并不容易。故笔者试图通过对审判监督的现状进行分析, 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公诉环节刑事审判监督能力的措施, 结合工作实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主要由公诉人承担。随着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加强, 公诉人置身于控诉激烈对抗的旋涡之中。身处如此情势之中, 一个身兼二任的公诉人难以超脱出来, 适时、合法、合理地行使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职能。这在客观上弱化了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由此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刑事审判监督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 但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特别是程序性监督上, 在其监督方式、监督时间及监督的效力上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是立即提出还是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 以及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应该怎样办。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 “六院、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对程序违法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也是不分情况地规定了一个笼统的时间。但在实际工作中, 刑事诉讼千变万化, 虽有统一的司法程序, 各个案件的处理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形形色色的案件各有特点, 如果不分违法轻重, 不分对案件结果影响程度, 统一在庭审后提出, 这样在树立审判权威的同时, 也就弱化了审判监督者的权威。并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度的情况, 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可见对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有违法行为, 其最终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审判机关自己手中, 而不是以法律为标准, 更不是以法律监督机关说了算。由于上述立法缺陷, 导致司法实践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其行为自作解释, 各行其是, 相互之间缺乏说服力, 从而影响监督效果。

(二) 监督意识片面, 缺乏全面、系统监督理念

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 既包括对实体问题处理的监督, 也包括对程序问题的监督, 而在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 开展得并不全面。

1.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的“重实体, 轻程序”观念的产物。实体与程序是刑事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不可偏废。程序法的作用不仅限于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而且体现着民主和公正。

2. 片面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只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相反的情况则不监督, 这会导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仅如此, 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国家检察机关的形象。

3. 抗诉几乎成为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唯一途径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控诉职能的加强, 检察机关的精力集中于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对抗, 无暇对审判活动给予充分的注意。同时, 也存在担心监督不准, 僵化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利于达到公诉目的, 因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开展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此,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监督形式上单一化, 抗诉几乎成为唯一的监督手段, 而其他监督途径则流于形式。

二、加强公诉环节刑事审判监督能力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在公诉环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 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

当前, 制约审判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立法上不完善, 在完善立法的工作中, 应将审判监督作为一个重点, 强化监督权的效力和权威。

审判监督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程序性, 如果程序权自身的力度不够, 则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从立法上明确对审判机关庭审活动的监督, 不能拘于一个模式, 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实体性决定、判决, 一般都有其一定的渊源, 作为监督机关的代表, 没有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不宜由检察官直接向审判机关提出意见, 一般情况应在庭审后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审判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提出抗诉等其他决定。但对于程序性问题来说, 对于庭审违法行为, 如果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和正确判决, 可于庭审后提出, 以维护法庭权威。但对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和正确判决、裁定的严重违法情形, 应由公诉人当庭向合议庭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有违法依据支撑的违法事实, 合议庭应当采纳, 能够立即纠正的立即纠正, 对不能立即纠正的, 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 待问题解决后再决定开庭审理时间, 对于公诉人当庭提出的纠正违法建议, 事后应由检察机关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二) 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1. 要敢于监督

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监督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态度。要坚持原则, 摒弃感情观念, 该纠正的要敢于纠正, 该监督的要监督。一是要切实提高检察官“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切实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的职业信念教育。克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思想;二是要切实树立“办案是载体, 监督是目的”的观念, 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倾向。克服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不够, 当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意见时, 被监督的人民法院既不提出异议, 也不纠正的观念。只有敢于监督, 大胆监督, 才能开创刑事审判监督的新局面。

2. 要善于监督

公诉部门有了积极的态度后要注意实干与巧干相结合才能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做好。

(1) 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监督, 增强监督效果。一是强化程序监督。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倾向。要重点审查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有剥夺限制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行为。在审判监督工作中注意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障;二是强化对一审量刑畸重案件的抗诉。针对在刑事抗诉中存在对法院量刑畸重的案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情况, 要注意拓宽抗诉思路, 转变抗诉策略, 对量刑畸轻、畸重案件同时监督, 全面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2) 创新监督方式, 加大监督力度。一是立足用足用好现有监督手段。在监督中要从维护司法公正出发,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行为。除运用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监督手段外, 要继续坚持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机制, 通过提前介入、联席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实施有效监督, 实现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的有机结合;二是加强审判监督。进一步突出刑事抗诉的审判监督作用, 我们要借鉴抗诉工作的成功做法, 提高其他监督工作的规范性, 增强监督实效, 扩大监督工作的影响力;三是加强公诉一体化建设, 注意整合内部监督力量, 进一步完善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判决、裁定审查备案制度, 查找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 确定监督重点。

3. 加强公诉队伍的建设, 提高业务技能和监督水平

(1) 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 只有过硬的本领, 才能正确指出别人的毛病, 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如别人, 自己在办案中不注意诉讼程序, 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都不知道, 那又如何监督别人? (2) 加强公诉人员的练兵工作, 主要方法有加强业务学习, 建立“学习型”科室, 人人参加学习, 形成学习的氛围, 使每一公诉人从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从而更好地增强监督的能力;注意总结工作经验, 有计划地举行监督技巧研讨会, 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的指导和兄弟院间之间的经验交流, 互相促进, 学习提高。

摘要：目前, 中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存在审判权过于集中, 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的突出问题, 必须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以及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实体,公诉

刑事审判监督权 篇2

一、检察卷

１．起诉书

２．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机关新认定、补充或否定公安机关原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

３．向法院移送赃款、赃物的清单

４．共同犯罪案件中，检察院对同案犯已作免予起诉和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文书。

二、检察内卷

（一）审查批捕：

１．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

２．阅卷笔录（包括综合汇报提纲和主要证据摘录）

３．参加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记录

４．讯问被告人提纲

５．提押证或传讯通知书

６．讯问被告人笔录

７．调查提纲和询问证人提纲

８．询问通知书

９．询问证人笔录

１０．调查提纲和调查笔录

１１．审查逮捕人犯表

１２．科（处）及检察委员会研究案件记录

１３．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提纲及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材料

１４．提请逮捕人犯建议书

１５．对有关案件问题向上级检察院的请示和上级检察院的批复

１６．批准逮捕决定书

１７．送达回证

１８．公安机关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

１９．下级检察院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

２０．上级检察院批准或不批准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书

２１．批捕案件改变处理的说明、撤销逮捕决定书

２２．上级检察院对备查案件审查后提出的意见及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

２３．公安机关撤回提请批准逮捕书

２４．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及公安机关的答复

２５．检察建议书及有关单位的处理情况

２６．报有关上级内部审批的涉外及其他人犯的材料

２７．审查批捕工作中形成的其他材料。

审查批捕中决定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先按以上１～１５排列后，再按以下顺序继续排列：１．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２．公安机关提请复议意见书

３．检察委员会研究复议案件记录

４．复议决定书

５．公安机关提请上级检察院复核意见书

６．上级检察院答复公安机关的复核决定书

７．案件复议中形成的其他材料。

（二）审查起诉：

１．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

２．向上级检察院报送起诉案件的报送案件意见书及有关的法律文书

３．向下级交办案件通知书

４．阅卷笔录（包括综合汇报提纲及主要证据摘录）

５．参加公安机关侦查、勘验、检查的记录

６．传唤被告或询问通知书

７．提押证

８．讯问被告人提纲、讯问笔录、被告人供词

９．调查提纲和询问证人提纲及调查、询问笔录

１０．勘验、检查、鉴定的有关材料及复核记录

１１．科（处）及检察委员会研究案件记录

１２．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提纲及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材料

１３．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１４．案件审查终结报告

１５．向公安机关送达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及公安机关的答复

１６．有关案件问题向上级检察院的请示和上级检察院的批复

１７．移送起诉被告建议书及公安机关补充起诉意见书

１８．起诉书

１９．赃款、赃物和证物移送清单

２０．送达回证

２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

２２．检察院补充侦查形成的材料（送法院部分要留复印或摘抄件）

２３．撤回起诉决定书和其他改变原处理决定的材料及重新制作的法律文书２４．法院开庭通知书

２５．公诉词或公诉发言提纲

２６．辩论提纲

２７．出庭笔录

２８．向人民法院送达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及法院答复的纠正情况

２９．一审判决书或裁定书

３０．刑事判决、裁定书审查表

３１．抗诉书、提请抗诉报告书、上诉书；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书

３２．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裁定书

３３．上级检察院撤销抗诉决定书

３４．法庭执行死刑的通知

３５．死刑临场监督笔录

３６．检察建议书及有关单位的处理情况

３７．审查起诉中形成的其他材料。

审查起诉中决定免予起诉、不起诉的案件先按上面１～１６排列后再继续排列：１．免予起诉决定书或不起诉决定书

２．决定没收赃款赃物的文书和处理赃证物品的凭证

３．宣布笔录

４．送达回证

５．公安机关的提请复议意见书及被告人、被害人的申诉书

６．答复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书或通知被告人、被害人的复查决定书

７．公安机关向上级检察院提请复核意见书

８．上级检察院批复公安机关的复核决定书

９．已作免予起诉和不起诉决定后，又改变原处理决定的有关材料及新作决定的法律文书

１０．工作中形成的其他材料。

（三）二审案件（包括一审抗诉、上诉案件和上级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１．原起诉检察院的起诉书

２．一审判决书、裁定书

３．抗诉书或上诉书、提出抗诉检察院的提请抗诉报告

４．阅卷笔录（包括综合汇报提纲和主要证据材料）

５．讯问被告提纲和讯问笔录

６．提押证或传讯通知书

７．询问通知书

８．询问证人提纲和询问笔录

９．调查提纲和调查笔录

１０．案件审查终结报告或向检察委员会的案情报告

１１．科（处）及检察委员会研究案件记录

１２．撤回抗诉决定书

１３．检察院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及参加预备庭记录

１４．法院通知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通知书

１５．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通知书

１６．抗诉词稿或出席二审法庭发言稿

１７．辩论提纲

１８．出庭笔录

１９．二审判决书、裁定书

２０．向人民法院送达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及法院的答复２１．对二审刑事判决、裁定书的审查表

２２．审理二审案件中形成的其他材料

（四）上级检察院审查下级检察院报送的批捕案件备案材料：１．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书

２．下级检察院上报备案的“审查逮捕人犯表”

３．备查案件审批表

４．讨论研究案件记录

５．与下级检察院联系记录及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

（五）上级检察院审查下级检察院报送的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材料：１．公安机关要求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和简要案情２．下级检察院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书

３．上级检察院批准或不批准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书

４．公安机关要求第二次延长羁押期限的报告及决定材料。

（六）上级检察院对决定免予起诉、不起诉和不批捕案件的复核材料：１．公安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

２．承办人审查意见及重新调查的材料

３．讨论研究案件记录

４．与下级检察院联系的记录

５．复核决定书和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

（七）上级检察院审批下级检察院请示案件形成的材料：１．下级检察院的案件请示报告

２．审批中形成的材料

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篇3

一、现行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是有关监督措施的具体程序缺乏规定。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该条规定了检察长可以通过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方式来监督刑事审判活动，但是法律对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有关程序缺乏规定。这必然影响到该监督方式的实施。司法实践中检察长几乎不列席审判委员会的事实则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检察机关无法对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现行刑诉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的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和措施。而未明确规定对自诉案件的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和措施。实践中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往往把审判监督的注意力放在刑事一审判决的审查上，法院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活动成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空白地带，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实现。

三是检察机关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有效保障机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后仍由法院裁定。很多案件上级法院裁定均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对法院驳回抗诉的错误裁定往往束手无策。此外，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又缺乏强有力制约作用，法院一旦不予采纳。这些监督形式就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程序监督不力。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状况，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监督无用和监督影响团结的认识误区，甚至怕一旦得罪法院，法院对某些案件作无罪判决就会影响年终考评。因而对法院的有关案件久拖不判，宣判日期不通知，判决书延迟送达等违反程序的做法熟视无睹。

二、完善审判监督的几点思考

一是建议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订工作已经启动，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理应成为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组织专门人员到基层检察院就刑事审判监督中存在的立法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进行认真调研。向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同时，要规范检法两家的司法解释，真正做到立法上完善。

二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意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专题教育活动。以及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目的都是要求检察人员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在履行刑事审判职责时，切实做到指控与监督并重、打击与保护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意识，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三是改革组织机构，完善监督机制。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职责主要由各级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承担，公诉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致使公诉人无暇顾及审判监督工作。加之法院判决直接关系到对公诉人办案质量的评定。无力监督、不想监督和不敢监督严重制约着审判监督工作开展。可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诉讼监督职能部门。将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的侦查、审判和执行监督职能归并于这一职能部门，统一组织实施。这样就避免了办案人员之间为了搞好关系而疏于监督制约。确保监督的质量和效果。

关于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分析 篇4

要想及时准确的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当中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具备的本质属性做好把握, 这应该先要了解审判监督程序当中必须具备的基本性特征:

一是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所做出的规定, 在第十条当中:人民法院在对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实施两终审判制。从这可以看出, 如果对于案件实施两审终审的话, 这就会对终审的审理基本程序进行显示, 这样就会让整个案件走入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 而如果整个案件的执行阶段已经完结之后, 整个案件也就不复存在。可是, 不管案件是在执行的过程还是在最终的终结执行完毕, 如果在其中发现存在着错误在那些已经生效的裁定或者是判决当中, 在这时候审判机关则应该按照程序所规定的内容来提审或者是再审, 在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发生。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发生这种程序, 只有在错误的裁定和判决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这种审判监督程序, 从客观实际上来看, 这种程序只是发生较少数的案件。开始这一程序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影响。

二是审判监督程序所审理的对象为那些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从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做的规定:“当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发生效力的时间和第一审人们法院所规定的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定法定的抗诉或者是上诉期限相比已经超过时限, 并且由最高人们法院所核准的死刑判决和死刑缓期两年。而在对于审理对象进行确定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案件所显现的表现形式, 而不应该受到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进行决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该程序的审理对象为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裁定和判决任何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审理对象, 其对象为法律效力发生, 可是裁定和判决有错误。

三是法定的人员以及机关作为对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基本主体。只有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的人们法院和检察院才能够具备对于案件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提起再审的资格。对于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那么能够向法院和检察院提出相应的申诉请求的则是当事人、近亲属或者是法定代理人。而立足于其本质来时候, 这也仅仅是能够做到再审引起的来源之一, 对其本身来说, 这也不是再审的主体, 从而不能够引起相应的审判监督程序, 这也就不能够对于继续执行判决裁定进行阻止。

四是对于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上面关于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做出的规定, 这样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 当处于执行过程或者是已经执行完毕的裁定和判决, 主要出现错误发生在事实认定或者是法律适用, 提起再审可以在任何时间。

五是在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上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并没有明确划分。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 并没有区分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 而刑事诉讼法对其规定只是为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而这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能够掌握正确, 这也对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 这也能够提供方便在人民法院在法律和实施全面审查过程当中对于原来的裁判错误, 以此从而能够对于错误做到彻底纠正。这主要是因为从客观情况来看, 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面的错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 而硬生生的断开划分显然做不到, 从这可以清晰的了解到, 在我国的相关规定显得比较科学和合理。

总的来说,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序来实施救济已经生效的裁定和判决, 对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主流诉讼理论来看, 对审判监督程序所建立的最终目标, 这就必须要在程序当中积极贯彻有错必纠、不枉不纵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以便能够做到刑事诉讼法所具备的任务从而最大限度的进行实现。而为了做到对于原审生效判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应等方面所造成的错误做到积极有效的纠正, 以便能够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之下的正确, 而我国的法院和监察机关都应该做到随时能够对再审程序提起。而这个理论从客观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审判监督程序所必须遵守的主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2]原宏, 郑玉萍.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策略探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06) .

我国刑事审判程序 篇5

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再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诉状。

2.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别进行陈述。

3.讯问、发问当事人。

（1）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讯问。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

（2）发问被告人。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性发问。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

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辩护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一方就某一具体问题讯问完毕以后向被告人发问。

（3）控辩双方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特别关注：

1.审判长对于控诉和辩护双方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

2.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或者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并且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4）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被告人、被害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讯问或者发问。

4.出示、核实证据。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公诉人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的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的书面陈述、证言、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分别

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公诉人未出示的证据,未宣读的书面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

被告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在起诉一方举证提供证据后,分别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书面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审判长同意的,即传唤证人或者准许出示证据。审判长认为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的证据,可以不予准许。

（1）询问证人、鉴定人。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①未成年人;②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③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④有其他原因的。

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证人作证前,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

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

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鉴定人的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地提供鉴定意见和有意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

鉴定人说明鉴定结论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结论的保证书上签名。

向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要求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特别关注：询问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①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②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③不得威胁证人;④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鉴定人的讯问、发问或者询问。

特别关注：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

证人、鉴定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证人、鉴定人经控辩双方发问或者审判人员询问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

（2）出示、宣读证据

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公诉人应当按其开庭前向人民法院送交的证据目录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进行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等其它证据,应当当庭宣读。特别关注：公诉人要求出示开庭前送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如认为该证据确有出示的必要,可以准许出示。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作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确定的时间期满后,应当继续开庭审理。

5.调取新证据。

（1）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特别关注：

1.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2.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

（2）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合议庭对于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3）人民法院可以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检察院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4）当庭出示的证据、宣读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等，在出示、宣读后，应即将原件移交法庭。对于确实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要求出示、宣读证据的一方在休庭后

三日内移交。

解密:国际刑事审判“档案” 篇6

去年底今年初，西亚北非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反对派的行动风起云涌，当政领导人的政权或迅速瓦解，或岌岌可危。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已经被埃及警方拘押。3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呼吁将卡扎菲送上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时强调，“像那些犯罪的人一样”，卡扎菲须接受审判，并且是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5月16日，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政府八名高官发布逮捕令，包括卡扎菲本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人萨诺斯等人。国际刑事法院这次起诉卡扎菲的行动速度之快，历史罕见，首次在一场冲突还在进行过程中就开始对其展开调查。此外，西非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已经被支持瓦塔拉的部队所控制……迷乱的政治变局中，人们在关注动荡国家普通民众的安危时，也将目光投向这些政治人物的未来命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当初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

五年前，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法庭中接受审判。如今，针对卡扎菲们的审判又将会如何？

对严重的犯罪行为，最庄严的审判莫过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审判，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刑事审判进入国际领域虽然最大限度彰显了公平及正义，却也多少暴露了人类社会和主权国家在法治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无奈。而国际刑事审判的发展历程表明，实现对某一个人的国际刑事审判，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发源：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人类社会的法制史，也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历史。对坏人进行惩处，对好人进行保护，是刑事法律最原始、最自然的逻辑。然而，面对很多犯罪行为，国内的刑法却显示出种种局限和无能：首先就是发生在不在任何国家管辖之下的犯罪行为，例如公海上的海盗，给国家管辖制造了一定的混乱；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和非法干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几乎摧残和吞噬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例如实行种族屠杀或种族灭绝，通常因为领导人在任期内的特殊地位，而使其逍遥法外……作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最后一关，国际刑事审判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国际刑事审判的实践源于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英于1943年11月1日签订《莫斯科宣言》，宣称对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德国军官、人员和纳粹党员，解回其犯罪所在国审判，对于主要战犯，将按同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审判。1945年8月8日，战胜国在伦敦签订《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成立了纽伦堡军事法庭，随后对戈林等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18人有罪，两人被定为反人类罪，两人被定为战争罪，14人被定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名战犯被判有期徒刑。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启了国际社会刑事审判犯罪嫌疑人的先例。但其设立的主体是二战的战胜国，而非所有参与冲突的国际社会的成员。这是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来自战胜国，审判的过程痛快淋漓，毫无疑问，两场审判都伸张了正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受到了一些质疑。

演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后，人们似乎找回了一些处理疑难犯罪案件的信心和办法，尤其是国际审判的公开审判模式，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庭无法比拟的。国际审判不仅通过司法主持了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使全世界的人们真实地、全面地看到了正义的主持。此后的若干年，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国际刑法和人权法的发展，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创新发展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成果，通过决议，陆续特设了若干国际刑事法庭，对发生在特定地区的国际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

1991年，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武装冲突。在安理会827号决议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于1993年5月成立，设在荷兰海牙，审判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按照《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前南刑庭管辖的罪行包括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前南刑庭只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团体或国家的法律责任。自第一名被告于1995年4月被移交以来，前南刑庭共起诉了约170人，有近40人在押。被检控的嫌犯包括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前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以及波黑塞军前总司令姆拉迪奇等。该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3月在海牙监狱中的神秘去世，也使前南国际法庭的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

1994年4月到7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有80万左右的人被杀死。卢旺达政府为求民族和解，主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审理其境内的严重罪行。1994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55号决议。1995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得以正式建立，庭址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小镇。

这些特设刑事法庭采取了类似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那样的临时性法庭模式，法庭的审判任务完成之日，也就是法庭解散之时。而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不同的是，特设刑事法庭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国际审判，后者的审判形式似乎更加完善。然而，自成立以来，这两个特设法庭由于审判进展缓慢而且费用高昂，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

除了较为著名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外，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设立了其他一些特别刑事法庭，例如东帝汶、塞拉利昂、柬埔寨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等。

发展：国际刑事法院

特设刑事法庭虽然可以通过安理会决议建立，然而，作为临时性机构，仍然解决不了一些国家长期的需求。1989年，时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的罗宾逊提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当时的想法主要是用来处理非法毒品交易。这一提议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国际社会开始起草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1998年7月18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2002年，在《罗马规约》生效的当天，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成立，其主要功能转为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

成立不足10年的国际刑事法院已做了几件让全世界瞠目的事情：一是逮捕并审判了刚果（金）前副总统让·皮埃尔·本巴；二是三番两次大张旗鼓地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三是宣称将对朝鲜展开战争罪调查，以评估延坪岛炮袭和“天安舰”事件中是否存在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动作，是针对利比亚领导人和科特迪瓦前领导人。5月3日，检察官奥坎普宣布，有确凿证据证明利比亚境内有人犯下反人类罪，包括下令枪杀示威者、集体逮捕和惩罚等五项罪名，卡扎菲及其儿子都出现在被指控的名单中。由于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卡扎菲必须依赖联合国安理会来实现。而被逮捕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则很可能在科特迪瓦新总统瓦塔拉的安排下，接受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目前，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该国的一项初步调查已经展开，以搞清科特迪瓦冲突中是否有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展开起诉有三个机制：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可以要求法院进行罪行调查和起诉，而安理会的这一要求可以针对所有国家，无论其是否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二是缔约国可以提出案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三是检察长自行调查，这被称为检察官的“自动管辖权”。显然，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和巴希尔的指控主要依赖的是第一个机制。而第三个机制允许检察官可以根据个人、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资料主动提起犯罪调查，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和质疑，其中包括缺席国际刑事法院的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大常任理事国。

苏丹总统巴希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的在任总统，由于苏丹同样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国际媒体曾一度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然而，联合国安理会曾于2005年3月出台1593号决议，决定将自2002年7月1日以来达尔富尔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这也许是国际刑事法院丝毫不理会当事国感受，强行发布逮捕令的缘由。不管该逮捕令能不能执行，都已经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则形成了某种冲击。

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国际条约建立的常设性审判机构，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临时法庭。它与联合国关系虽然很密切，但又不从属联合国。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后者作为联合国的六大核心机构之一，主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海洋、条约履行等国际争端。

另一个通道：国内特别法庭

对一些敏感人物的审判，既可能通过国际刑事审判实现，也可能通过国内法庭制裁。关键看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和状况而定。例如同样涉嫌种族灭绝和屠杀等罪行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接受的就是来自国内特设法庭的审判。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的索马里海盗，更是先后由美国、荷兰、韩国、肯尼亚等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庭进行了审判。而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从目前所显示的信息来看，面临的很可能将是国内的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的审判。当然，对这些人物的审判，即使通过国内法庭进行，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并不亚于国际审判。

目前美国处理其所抓获的9.11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采取的也是国内审判这种途径，或者要求引渡这些犯罪嫌疑人到美国本土或者押至关塔那摩基地进行军事审判和处理。假如本·拉登被活捉的话，较大的可能性也会采取国内审判这种模式。但对其进行审判，会带来一系列后续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与巴基斯坦的协调关系，本·拉登的法庭辩护和爆料，审判和处罚的国际影响以及合法性问题，人权组织的干预和影响，“基地”组织的抗议和反扑等。而击毙拉登，一切正常的司法审判都将不需要。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只要主权国家有足够的审判意愿和审判能力，在国内框架下实现对国际罪行的管辖并无障碍。首先，国际罪行，不仅为国际法所禁止，同样也为各国国内法所禁止，因此，国际罪行通常可以在国内法中找到相应的处理依据。第二，国际社会对国际罪行早已建立起普遍管辖权，任何一个国家境内如有涉嫌犯罪分子，都可以进行处置。第三，国际罪行虽为国际法禁止，但其往往发生在一国国内，从犯罪取证、调查、抓捕、收监等各个角度看，国内管辖往往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与国际审判比较起来，更加便利。

国际刑事审判及其他

国际刑事审判中，法官是关键人物。不同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对法官资格的要求有所不同。如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军事法庭，法官都是由战胜国任命的，《纽伦堡宪章》与《东京宪章》中均没有对法官的资格作出具体的规定。法官的资格主要是由任命的国家自行掌握。

《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13条与《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12条都明确规定：“法官应品德高尚、公正、正直，并应具备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各分庭的整体组成应适当顾及法官在刑法、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方面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南国际刑庭中约有1/3的法官以前并不是专业法官，联合国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中汇入更多的国际政治、外交与社会经验，以防止法院的过度专业化。这两个法庭法官的产生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中进行的，采用的都是选举方式。

在国际审判历史中，前南国际刑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立上诉庭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这是对国际刑事审判制度的重大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一大进步。它避免了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只设立一审程序的尴尬。后来的《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与《罗马规约》等也都规定了上诉与复审程序。

公开审判是被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法官应该遵循和予以保障的诉讼原则。国际刑事审判十分注重这一点，只有在出于保护证人隐私的情况下，此项权利经法官批准才能得以减免。审判中所出示的所有的文件、审判纪录和法庭的所有决定，保密部分除外，都向公众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公众不但可以旁听审判的全部过程，而且法庭内还设有摄像机，并通过电视和电脑网络向全世界转播。

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探讨 篇7

案例二:2007年的一天, 被告人刘某某窥见被害人黄某某在家中洗澡, 即爬窗进入房间, 强行将被害人抱起放在床上, 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但因被害人反抗而未能得逞。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强奸罪 (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两名被告人的罪名是相同的, 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果都是基本相似的, 从法理上说, 对他们判决的刑罚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甚至案例一的被告人因在强奸过程中致被害人受轻微伤而刑罚应该更重一些) , 但事实上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 法院的判决确实经常存在着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从以上两个案例引发开来, 笔者下面想就目前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我国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表面上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而实际上法官却可在量刑幅度内随意的支配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被告人有一些从轻、减轻情节, 法官更可以在量刑幅度以外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抗诉的权利, 但往往因为抗诉条件相当苛刻而无法行使。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以上情形一般难以监督, 往往只能口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至于法官听不听, 听得进多少, 都是无法定量的, 这无形中也失去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利器。若对拥有如此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没有任何制约或监督机制, 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约束来确保公正司法, 笔者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 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关系过于密切, 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宪法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也就是说,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 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基于以上规定, 下级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遇到一些复杂疑难案件, 或者与检察院在处理上意见相左的案件, 往往向上级法院请示。而上级法院基于以上密切关系, 一般都倾向于下级法院的意见。然后下级法院将上级法院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示意给检察院, 检察院得知后一般会因为既然是上级法院的意见, 即使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放弃自己的意见, 使刑事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三) 刑事案件抗诉成功率低, 效果不明显, 极大地打击了检察院进行刑事抗诉的积极性。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 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对于如何理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相关规定。但从现今司法实践来看, 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 而抗诉成功的例子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一是检察院内部有人认为, 要和法院搞好关系, 才能顺利开展工作, 能不抗诉的尽量不抗诉;也有人认为, 抗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而成功的几率却不高, 倒不如不提算了。因此, 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想监督等问题。二是法院内部存在着“护短”的现象, 认为下级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有些问题是自家内部的“家丑”, 不可轻易外扬, 能护着就护着, 不想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四) 在庭审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程序甚至违法的情形时监督难以到位。如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搞证据偷袭, 主审法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 从而造成公诉人被动的情形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出庭公诉人不能当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公诉人不得不采取在庭后提出延期审理, 最终延长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这既降低了诉讼效率, 也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

(五) 现行法律对某些方面的审判监督规定的较为原则, 缺乏实践操作性。这体现在一些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不健全,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如法院组织法对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做的规定等等。

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也就是说,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 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呢?不外乎有以下步骤和途径:1.出席法庭。派员出席法庭是检察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2.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规定, 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3.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检察院通过受理申诉发现法院的不当判决和裁定。应该说, 以上四种途径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或由于不够全面, 或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等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还要有以下举措:

(一) 在立法上完善。1.确立三审终审制。现今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其中改判权的运用, 虽然及时纠正了许许多多的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 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 特别是对提高办案效率, 改变建国初期因滥用三审制而造成的诉累,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 二审终审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已初显端倪。如出现前文所提到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而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 确立三审终审制便可较为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当然, 我国设立的三审终审制决不能全盘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 而应是一种特别的三审终审制, 即有限度的三审终审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1条所列的轻微犯罪案件经第二审判决者, 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如却有违反法令的情况, 可提起非常上诉;如漏审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据, 可声明再审, 但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1]“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官不服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 叫‘上诉’”[2]。笔者认为, 我国的三审终审制可参照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 以三审终审为原则, 二审终审为例外。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 (主要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确有错误的可提起二审甚至三审抗诉, 进而在立法上割裂上下级法院之间密切关系, 促进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修改、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 (1) 规范庭审制度, 如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庭审时或庭审后提出。 (2) 两高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共同制定细化量刑标准的规定。如可以以两家的名义下发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以及利用电子科技开发具体的量刑软件供各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以及法院刑事审判人员使用等等, 并经常监督指导, 以减轻量刑的随意性。3.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基层检察院以抗诉权, 使其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样既减轻了上一级检察院的工作压力, 也简化了程序, 从而提高了抗诉的工作效率。4.具体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制度, 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使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 在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上完善。1.加强意识, 更新观念。检察人员要有忧患意识, 要用好审判监督这一党和人民赋予的有力武器, 要采取抗诉和非抗诉监督等多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监督。对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判决或裁定, 检察机关当然要采用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 绝不能随意放过;而对于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的裁判或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则应采用非抗诉的监督方式, 将纠正违法与检察建议相结合。诸如给法院发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等, 不能因可能效果不明显就马虎了事。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庭审中就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3]2.检察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 严厉惩处触犯刑律的审判人员。坚持把诉讼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依法严肃查处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 绝不姑息。3.检察机关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诉讼监督能力。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业务研讨、办案交流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培养和提高检察人员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和能力。

(四) 从检察机关外部联系机制上完善。1.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与联系。要充分利用人大对两院工作实行监督这一利器, 及时将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向人大汇报, 努力争取人大对检察工作特别是审判监督工作的支持;2.检察机关应主动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制定相关的工作机制。对于存在明显错判的案件或明显违法的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责任法官的违纪责任。而对于那些廉洁奉公、品行兼优、审判业绩突出的法官, 检察机关则应建议法院予以嘉奖, 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廉洁奉公、依法办案的精神;3.加大推行阳光检务力度。检察机关要将有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 使之家喻户晓, 广为人知。4.全力培养公民寻求检察机关救济的法律意识。这关系到能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和监督意识。只有在全社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法律监督意识, 审判监督理念深入民心, 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才能最终树立起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威。

摘要：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本文试从立法上、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以及外部联系机制上探讨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立法,内部机制,外部联系

参考文献

[1][2]孙大有.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10, (一) :214, 230.

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构想 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构想

刑事审判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刑事审判监督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 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狭义的刑事审判监督, 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授予的监督权限以及法定程序, 对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惩罚犯罪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制约和督促, 是保证审判机关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案, 防止权力滥用,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的保证。监督在刑事审判中有预防价值和纠错价值。就预防价值而言, 在意识形态上, 由于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存在, 强化了刑事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观念与严格执法的意识, 达到对审判中的违法、枉法裁判行为的防微杜渐的实际效果。而纠错价值既体现在审判过程中, 也体现在刑事判决作出后。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 随时就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 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判决作出后, 如发现裁判有误, 可直接提出抗诉或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因此, 刑事审判监督是进行程序救济, 纠正错误判决, 维护实体公正最为直接的方式, 也是其纠错价值的直接体现。 (1) 然而, 由于法律在“检察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双向权衡中, 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设计为一种程序性的监督。要使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既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也要继续推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制度改革, 提高检察干警的监督意识和能力, 保障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措施得以落实。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来加以完善。

(一) 完善相关立法

1.制定配套的刑事审判监督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制定有具体内容、范围、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办法, 使总体性原则与具体规定相衔接、配套, 以保障监督的效力。如明确法律监督范围, 对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上诉案件的监督作出明确规定, 并加强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监督;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将对刑事审判监督明确分为对庭审前的监督、庭审中的监督和庭审后的监督, 规定庭审中出现的违反公开审判原则, 违反回避制度, 剥夺聋哑人、未成年人等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时, 公诉人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提出休庭建议, 并在休庭期间提出纠正意见, 不能一概将提出监督意见的时间规定在庭审程序结束后。

2.增强审判监督的刚性立法。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 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 为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效力, 应当从刑事审判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入手, 在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同时, 增强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如可以规定,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 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纠正, 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关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发出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检察建议” (2) 。

3.明确审判监督的抗诉标准。为增强刑事实体监督的实效性, 应当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统一监督标准, 将抗诉程序启动的事由具体化。

4.缩小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建议通过修改刑法或作出司法解释, 对某些概括性强、伸缩性大,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加以界定的较模糊概念规范化、具体化, 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 缩小审判机关自由裁量空间。如从立法上明确适用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适用轻缓刑罚的具体情形, 尽量减少以罚代刑的现象出现;对现行刑法量刑规定中普遍存在的刑种、刑度档次多、跨度大, 又不够具体明确的情形加以细化完善, 便于检、法两家操作和监督;对刑法中所有“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形, 由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作出司法解释, 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

5.加强司法解释的统一协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加强对司法解释的指导、协调与监督, 避免司法机关理解和解释法律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 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和司法公正。

(二) 创新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制度

1.健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机制。一是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针对抗诉启动难度大、程序复杂等问题, 应建立‘基层———地市——省级’三级联动抗诉体系。” (3) 基层院所在地通常为案件发生地和侦结地, 获取证据一般较省、地市院迅速, 在发现新证据时, 基层院应及时向省、地市院报告, 并妥善做好新证据的收集、保存和固定工作。省级院应加大对地市院提请抗诉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建立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机制。加强“两院”之间多层次的沟通联系, 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 互相通报工作情况, 共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进一步协调解决办理抗诉案件调卷难等问题, 保证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2.推行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审判机关的量刑权是在不同轨道运行的两种权力, 量刑建议权的存在与行使并不构成对审判机关量刑权的侵犯。” (4) 检察官通过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 将法律规定的量刑内容公开化, 可以防止法官暗箱操作, 对法官裁量刑罚起到制约作用, 促进法院判决的公正性, 是实现审判监督的有效的途径。同时, 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把判决的结果预备式地提前公之于众, 控辩双方对刑罚上的争议问题提前展示, 能够起到沟通各方不同意见的作用, 从而减少判决后的上诉、抗诉和申诉,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因此, 检察官量刑建议权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检察官应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简要阐明理由, 将量刑监督予以前置, 避免同罪异罚, 罪责刑不相适应。

3.探索实行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指在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判确有错误, 但不属于抗诉范围或不宜以提出抗诉的方式纠正的, 以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建议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的一种监督方式。司法实践证明, 刑事再审对强化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建议将再审检察建议纳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作为人民检察院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手段, 即在刑诉法第205条第3款之后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依法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建议人民法院院长依照本条第1款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 (5) 。

4.完善审判监督纠正违法制度。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 以便了解事实真相, 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法律虽然只规定就审判活动的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抗诉, 但是并不等于说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调查。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就有原则性规定, 如该规则第39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活动, 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是纠正违法和抗诉的基础性工作, 是保持检察权的完整性、有效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的必需。由于检察机关调查诉讼违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 而不是进行责任追究, 因而除需要抗诉的案件外, 一般应在诉讼过程中开展调查。如果接到控告、投诉或者举报时, 诉讼活动已经结束, 则应分别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对于控告、举报司法人员有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行为的, 或者被控告、举报的违法行为可能导致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错误, 需要确定是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符合抗诉条件的应依法抗诉。对于司法人员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依法进行初查或者立案侦查。“但是由于违法调查机制涉及有关机关和部门接受监督的义务和配合的义务, 仅仅由地方检察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来规定显然层级过低, 且有违法之嫌, 因此应该由法律加以规定完善。” (6) 此外就是建立建议更换办案人制度。在调查中发现有关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渎职行为且不适宜继续办案的, 及时向办案单位提出更换办案人意见, 并督促落实更换措施。建议更换办案人员作为纠正违法的一种辅助手段, 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使纠正违法更为彻底。

(三) 提高检察干警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能力

1.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意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行使监督权,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义不容辞的职责。公诉人要切实增强监督意识, 更新监督理念, 做到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 监督到位, 树立刑事审判监督权威。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严格依法办案, 坚持指控犯罪和审判监督并重, 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职能;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 既加强对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 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又加强对审判活动中违法情况的监督, 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坚持协调配合与监督制约并重, 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又加强与人民法院的相互配合;既敢于依法监督, 又讲求监督的方式、方法, 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2.提高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是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一项业务。刑事审判监督在立法、机制和方法上的不断完善, 其落脚点仍然在于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精、执法能力强的检察公诉队伍付诸实施。因此, 要依法履行好刑事审判监督职责, 必须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加强公诉队伍建设, 针对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特点, 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案例研讨、业务竞赛、与律师抗辩比赛等多种形式的训练, 着力增强检察人员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能力, 发现司法不公问题的能力, 审查刑事抗诉案件的能力, 监督庭审活动的能力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同时要切实推进大规模检察教育培训, 加强专门人才队伍建设, 聘请法学专家、检察业务骨干和法官、律师授课等, 大力培养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业务专家和业务骨干,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2].杨玉俊, 胡春健“.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之完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5, (5) .

[3].向泽选“.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缺陷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报, 2006, (4) :58-62.

[4].刘方.秦弢“.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理性思考”.人民检察, 2004, (10) :50.

[5].卢乐云“.公诉工作科学发展实现之路”.中国检察官, 2009, (4) .

[6].刘骏“.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相关法律问题”.网址:http://blog.sina.com.cn/heiyaohuliujun, 2009年8月20日

[7].万春“.关于完善诉讼违法调查权的几个问题”.检察日报, 2009-1-16 (4) .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篇9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 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 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 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 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 惟齐非齐, 有伦有要”的思想。《尚书》中有:“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 刑故无小, 罪疑惟轻, 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春秋时期, 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 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此后, 秦朝崇尚严刑峻法, 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罢黔百家, 独尊儒术”, 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 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 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 则从轻而宽之。”《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 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 “以宽仁治天下, 而于刑法尤慎”, 推崇德主刑辅, 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在宋代, 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 而以宽济之”。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 治平世用轻刑”。《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 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 宽仁之诏, 相辅而行, 未尝偏废也。”清朝采取重刑主义, 但也严中有宽, 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 又必因乎其时”, “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 “宽严之用, 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 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 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 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 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 严中有宽, 以宽济严,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

陈兴良教授对宽严相济的“宽”、“严”和“济”的表述,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宽严相济之“宽”, 其确切含义应当是轻缓。刑罚的轻缓, 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 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 是罪刑均衡的应有之义, 也符合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 就应当处以较轻之刑。至于轻罪及其轻刑如何界定, 则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该重而轻, 是指所犯罪行虽较重, 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者酌定情节的, 法律上予以宽宥, 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 体现了刑法对犯罪人的感化, 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宽严相济之“严”, 是指严格和严厉。严格是指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这也就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化。严厉主要指是指判处较重刑罚, 当然是指该重而重, 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 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宽严相济,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 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和结合之意。因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犯罪应当有宽有严, 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 互相衔接, 形成良性互动, 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1]

现阶段,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种思想相互激荡, 各种社会矛盾突显, 犯罪态势也呈现更加严峻的局面,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层出不穷, 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 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对策, 转变立法、司法观念, 理性对待犯罪, 注重犯罪的整体防控,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以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这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将引起我国刑事法治的重大变革。

犯罪是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 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犯罪问题, 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刑事政策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体系:它既是对犯罪实施社会控制的方略, 同时又是“控制社会控制”的方略。刑事政策不仅仅以有效地预防或控制犯罪为目标, 同时以预防或控制犯罪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为目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出台, 正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 顺应时代潮流, 党和国家从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出发,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 参考借鉴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成分, 充分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正式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的态度, 讲究从重从快, 严惩严办, 体现了重其所重、该严则严。而对一些轻微的犯罪即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则采取宽缓的态度, 讲究从轻、减轻、教育、感化, 体现了轻其所轻、当宽则宽。对这两类不同的犯罪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根本内容即区别对待的原则, 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对犯罪严重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区分是正确适用宽和严的前提条件, 关于区别对待的意义, 贝卡利亚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 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可见区别对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预防严重犯罪的一种手段。另外, 由于各类犯罪层出不穷, 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达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获得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对宽和严的区分是必要的, 因为“越是在集中力量打击某一类危害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时候, 越应当相应放宽一些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2]官方对宽严相济的解读视野开阔, 思路辩证, 即强调了宽缓的重要性, 也突出了严打的必要性, 实现了从宽处理和严厉打击的融会贯通, 体现了严中有宽, 宽中有严, 宽严适度, 宽严审势。“宽严相济”结构科学完整, 内容合理完善, 平衡了公平与效率, 协调了秩序与自由, 即体现了公平正义, 又体现了人权保障, 实现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适应中国国情, 符合国际潮流, 彰显了科学性、人性化和时代性。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中的贯彻

前段时间有几起案件判决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如广州市中院办理的许霆盗窃案和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案, 如何在刑事审判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又不突破罪行法定的原则?笔者认为, 法官在办理每一宗刑事案件中, 都必须要有如下六方面的理念:

(一) 公平正义理念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和精神所在, 关于什么是公正, 在人类几千年的探索中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其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 我们往往会感到迷惑。”由于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内心情感、道德观念等的不同, 人们对于公正的具体内容往往会认识各异, 即使对于同一客体, 人们的公正评价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不同的人的公正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因素或称“最大公约数”。虽然我们无法给公正下一个完美的定义, 但却可以领会它的精神, “公正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认同, 其核心内容就在于伦理上的正当性、合理性。”[3]正义从实质内容而言又体现为平等、公正等具体形态。正义是法的价值标准, 法律只有合乎正义才是真正的法律, 而自由是法的价值顶端, 它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 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 因此正义还要受自由的规制, 否则就会造成自由泛滥, 侵害自由。根据王海明先生对公正的理解,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换。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 同态复仇都是公正, 而以怨报德, 以德报怨则是不公正。[4]公正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道德, 刑罚思想起源于报复, 因此, 公正是刑罚的根据, 刑法的本质是公正, 但一味追求公正会造成严刑、酷刑的滥用。因此, 现代公平的刑罚观要求罪刑均衡, 要求人道的刑罚。公平的刑罚可以缓解、化解由于犯罪造成的矛盾, 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 公平理念要求我们法官在刑事审判时, 必须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 对犯罪人的人权给予保障, 对被害人的权利给予救济, 缓和社会矛盾, 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刑事审判要体现正义的价值目标, 同时也要体现自由的价值目标。刑事审判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时不能侵害公民的人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宽有严, 既符合刑法的正义要求, 又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因而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理念。

(二) 刑法谦抑理念

“刑法的谦抑性”主要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是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但不是唯一手段, 更不是万能手段, 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刑法如两刃剑, 用之不当, 则国家与社会两受其害, 因此, 恪守刑法的谦抑性, 是刑法的品质和德性, 也是现代刑事审判法官们应有的品格。社会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法律, 尤其是刑法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强制和专政的工具, 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 政府权力受到限制, 并且又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治理, 因而就会降低对刑罚的依赖, 尤其是降低对重刑的依赖, 其刑罚轻缓化也就是必然趋势。”[5]因此遏制犯罪, 关键是消除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 采取社会救治的办法, 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 防止犯罪的发生, 从而减少犯罪。而不能过分依赖刑法对犯罪的遏制, 因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必须审慎用之, 只有在运用道德、宗教、经济、文化、行政等手段不足以制裁时, 才可以动用刑罚。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在刑事审判上, 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 就没有必要使用较重的刑罚。

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就是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刑事审判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轻微犯罪、偶发犯罪、无被害人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判处轻刑、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化措施。刑法谦抑理念是轻缓刑事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 也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 宽容地对待犯罪的理念

刑法的宽容性是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实践证明, 一味地严厉打击犯罪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发生, 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是社会运行不良的产物, 根源是社会本身, 因而要想彻底地遏制犯罪, 必须从社会本身入手, 铲除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社会的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在这种治理理念下, 追求社会的协调发展, 才能真正成为善治之道。[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发展还不平衡, 城乡、地区之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还存在贫富差距较大, 贪污腐败现象较严重, 国民素质偏低等现象。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极易诱发犯罪, 导致犯罪率上升。犯罪现象将长期存在, 如何对待犯罪, 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开放而又包容的社会, 理性宽容地看待犯罪, 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然, 宽容并不等于放纵, 宽容是有限度的, 即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发展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历史经验表明, 刑事政策越严厉, 社会和谐度就越低, 正如马克思所言, 历史和统计学都非常清楚地证明, 利用刑罚来感化和恫吓世界从来都没有成功过。[7]宽容地对待犯罪, 刑事政策就轻缓, 社会和谐度就越高, 这是因为暴力的回报只能是暴力, 残酷的行为的回报也只能是残酷的行为, 不会有其他的回报。[8]宽容地对待犯罪, 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非监禁化, 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 保持犯罪人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

(四) 人权保障理念

以人为本,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传统的刑法理念中, 刑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片面强调刑法的惩罚功能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能, 忽视了人权保障、自由保障的机能, 导致重刑主义倾向。现代刑法理念认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其一。当今我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刑法惩罚犯罪所追求的直接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而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刑事审判应当以维护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为目标, 加强人权保障机能,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十分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现在, 刑法已不再仅仅是专政的工具, 而更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被犯罪侵害的法益,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 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罚的侵害, 同时也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人权是一个基本概念, 每一个人都享有人权, 即使是犯罪的人, 也享有基本的人权。因此, 我们在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审判时, 不能忽视其人权, 对其应有的合法权益应加以保护, 如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沉默权、申诉权、控告权、通信权、会见权、休息权等。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其进行惩处, 实行无罪推定, 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 保证其受到公正和合理的对待。这是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 也是当今世界人权意识发展的结果。

(五) 人道主义理念

当今世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占主导地位。所谓人道, 是人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古语有:亲亲、尊尊、长长, 男女之有别, 人道之大者也。现代人道主义人认为, 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 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 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或尊严。[9]刑事政策是一定时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反映, 当今世界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空前关注, 强调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当代的刑事政策更是引入人性化的情感要素作为其价值诉求, 以人为中心和归宿, 谋求人的解放, 关注人的发展, 主张废除酷刑, 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个别化和非监禁化, 教育和改造犯罪人, 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应彰显刑事政策的人性维度, 把人文关怀作为刑事审判的应有理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倡导文明、法治、和谐的社会, 刑事立法政策应对犯罪宽容并富于人道。因为任何人都具有其客观存在的值得肯定的个人价值, 犯罪人并非就是天生有道德缺陷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也是社会的受害者, 因为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人本身, 所以, 我们在对待犯罪时必须怀有理性和宽容之心, 给犯罪人人道和人文关怀, 以仁爱之心感化他, 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社会遗弃, 帮助其改过自新, 引导其向善。在立法上, 尽量缩小犯罪圈, 将必须犯罪化的社会失范行为限制在最小限度内, 注重利用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刑事审判上, 实行轻刑化、刑罚个别化, 因为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人, 法律只有根据个人的情况适用才能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刑罚应当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基于刑法谦抑主义的立场, 应当在刑事审判中体现人道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的刑罚观, 善待犯罪人, 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重新社会化并复归社会。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应顺应时代潮流, 对犯罪人倾注了人文关怀, 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理念。

(六) 刑法经济理念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 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 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益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是法的基价值目标之一, 法律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法节俭, 它不是指一味地裁减刑法, 而是指应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刑法经济性要求我们在刑事审判时, 要考虑刑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司法活动的高消耗性这一矛盾必然要求我们追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即以最小的刑法成本支出, 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从另一方面来说, 刑事审判的成本作为国家系统成本的一部分, 在国家对资源投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对司法资源的投入过多, 必然会减少对社会其他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的支出, 限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权益和自由, 产生一种排挤效应所以过度的刑罚而不符合刑法经济的思想。刑法经济思想要求必须摒弃重刑主义酷刑思想, 树立刑罚最后性的观念, 避免刑罚滥用, 有效地适用刑罚, 以最小的刑罚投入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为了有足够的司法资源去防止重大犯罪, 就必须对一些轻微犯罪采取宽缓的措施。对那些人身危险性不大、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的轻微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等, 能用非刑罚方法处理就不规定为犯罪能用轻刑就不用重刑, 能不监禁就不监禁, 减少诉讼环节, 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用最小的刑罚成本来达到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轻缓化是实现刑法经济的有效途径。

当今世界倡导公平、人道、法治和效率的刑罚观, 轻刑化理念、人权保障理念盛行, 基于对犯罪原因多元化的认识和刑罚功能有限性的认识, 重视犯罪预防与犯罪的综合治理, 倡导行刑社会化等恢复性司法活动。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在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 坚持区别对待, 该宽的宽, 该严的严, 宽严协调, 真正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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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监督权 篇10

“远程审判”,也被称为“网络审判”、“远程庭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其定义学界存在几种观点。笔者较赞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远程审判所作的定义,即“指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立的声音、视频图像传输通道及终端设备等,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分别在法庭及远程审理点同步完成提审被告人、接待当事人、开庭审理、开庭宣判等审理活动。”①该定义将远程审判所参与主体、审理方式、审理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良好的归纳。

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均对远程审判做出了有益探索。如2015年10月份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了《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庭审实施方案》《远程审判操作规程》《远程审判提押规程》和《远程审判技术保障规程》,对远程审判这种审判形式的适用原则、条件、工作流程、技术保障等作了具体明确规定。2015年11月份,中国首个跨省远程审判法庭———合肥法庭在沪揭牌,当日揭牌开通仪式现场,上海三中院(铁路中院)在上海的法庭、在合肥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庭以及设在看守所的法庭,通过先进的技术条件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我国远程审判的实践现状来看,在适用案件类型方面,在刑事案件的适用上占主要比重,特别是对于刑事二审案件,深刻表明这种审判方式在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刑事审判安全上具有显著优势。

二、刑事审判视角下远程审判的价值意蕴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远程审判模式,是司法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刑事审判而言有着传统审判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在传统的刑事审判中,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的,需法警按1:2的比例投入警力前往看守所押解犯人到庭,然后由法官在审判法庭当场审理。这就带来刑事案件的高成本弊端。采用网络远程审判模式,只需要将犯人提押到看守所内的远程审判法庭即可进行审判活动,这样既节约了提押犯人到庭的在途时间,减少了交通费用的支出,同时大大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成本优势凸显。

(二)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保障二审质量

《刑事诉讼法》中对二审的审理方式有着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应该一律实行开庭审理;当事人上诉的案件的审理形式要实行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式审理为例外。但一般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二审法院离被告人的羁押地点路途较远、押解途中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安全风险等问题,使得二审法院在选择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上,往往主次颠倒,直接开庭审理反被“边缘化”。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中,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确保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安全,真正使二审案件实现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审理为例外,保障二审审判的质量。

(三)有利于加快司法改革,贯彻落实司法为民

司法为民的实质,“就是要求司法过程对民众开放,保障和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②在远程刑事审判过程中,依靠网络,社会公众可以便捷地同步旁听案件审理进程或观看案件实况转播,这就为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司法活动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也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一定的法制宣传教育。刑事远程审判是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为推进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是增强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司法为民的积极举措。

三、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的发展前景与制度建构

尽管全国较多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已成功运用远程审判方式,但作为新兴发展事物,远程审判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其试行后赞誉声和质疑声不断。

(一)我国刑事远程审判发展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1. 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远程审判的方式。各地法院虽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但在适用对象、适用规则、网络平台的使用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所以缺乏合法性依据是远程审判适用过程中最大的诟病。

但探究《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可以看出该法律条文中隐含着对于便利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审判方式的肯定与赞同。笔者认为,远程审判虽未被我国立法明确其合法性,但作为司法为民、便民的司法改革新举措,是符合诉讼法理念的。同时,司法实践和立法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③,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远程审判形式运用的日益成熟化,将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提性依据和参考。

2. 是否违反诉讼法基本原则

一部分质疑者们认为,刑事远程审判有悖于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在场”原则,要求控辩双方必须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庭审判。(2)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向法庭提供证言。(3)对证据的调查和采纳必须由法官亲自进行。该原则意在保障法官全面审查证据,法官可以通过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的陈述过程的观察,探究反映其心理状态的神态、语气等,借此形成审查证据的内心确信。

笔者认为,刑事远程审判的操作模式与直接言辞的刑事基本原则并不矛盾,并且在本质上是体现这一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首先,对于“在场”原则的问题,当事人参加远程审判并没有违背“在场”原则。“在场”的概念不应仅仅指位于空间上的同一地点,远程审判的法庭包括由网络技术实现对接的两个物理场所共同组成的,远程审判点可以理解为原审判点物理空间层面的延伸。其次,远程审判中,法官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能够维护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确保审判公正进行。依靠网络技术,远程审判将本地庭与异地庭合二为一,仅仅是审判中法官与当事人接触媒介的转变,并未脱离直接言辞原则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

3. 是否弱化传统的司法公正权威

传统的审判方式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和“剧场效果”④,强调在物理空间内进行审判所蕴含的神圣、庄严、秩序等法治氛围,从而对于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形成一种精神约束。质疑者认为远程审判正是对这一传统审判模式的冲击,它切割了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物理空间层面的联系,当事人与审判人员分立于不同的空间,不利于通过法庭审判的威严震慑,达到严肃审判氛围、防止虚假陈述等不利于司法公正行为的目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最终所需要的是案件的公正裁决,审判形式当事人一个平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平台。从根本上讲,法律的神圣和权威不是从庄严肃穆的法庭现场、精心设计的庭审程序以及法官的法袍、法槌等具有符号意义的物体中获得的,而是从正义的实现中获得的。如果远程审判方式最终能够实现结果正义,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必然会赢得民众的信赖,进而确定其权威性。就目前司法审判实践来看,两地审判点法庭的规范建设并未对法庭威严造成多大损害,远程审判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具有推广发展的可能性。

4. 是否过于依赖技术因素

相较于传统的审判方式,远程审判对于技术设备和互联网网络的依赖性比较强。可能会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网络信号的不稳定性、感染网络病毒或者被黑客攻击等问题,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同时伴随着相关的安全隐患。

笔者认为,病毒、黑客等危害技术安全的因素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可以研究相应对策予以解决,不能因为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而拒绝进步。比如:通过加强法院的数字法庭硬件建设;推行法院专网建设,逐渐将专网作为远程审判的唯一渠道;提高法院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综合运用网络安全防御手段,保障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完善远程审判

要使远程审判方式在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发挥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结合当前实践现状,对远程审判进行正确定位,科学设计其适用范围、适用规则、配套保障机制等,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发挥优势。

1. 及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法律支持

首先,为了使远程审判有法可依,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程序正义的实现,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远程审判的合法性,进而针对远程审判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或政策规章予以规制和修正。

其次,统一适用范围。由于受现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相关制度缺失的制约,远程审判作为对传统审判方式的补充,仍需谨慎地控制适用。在刑事审判领域,主要适用以下几种情况:(1)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2)普通程序但事实简单或被告人认罪案件;(3)事实清楚的刑事二审案件;(4)死刑二审、复核案件。而对下述类型案件,则不适用远程审理。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重大疑难复杂案件;(3)多名证人出庭且陈述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案件;(4)诉讼参与人存在视频交流障碍的案件。

2. 构建技术保障规则,强化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技术支持

构建符合《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的远程审判系统的技术保障规则,不仅有利于保证远程审判的庭审效果,也进一步提高了远程审判系统的可靠性。比如建立完备远程审判设备的事前检验、实时验证和事后整体流程的核对制度。合议庭和技术人员在远程审判开始前,需要仔细检验好设备的适用性与操作性,一同对远程审判设备实时进行监控;远程审判进行过程中,需要随时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营,防止技术性突然错误;远程审判结束后,要及时对传输的信息进行核对。除此以外,需明确规定出技术故障的处理规则,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当由于技术原因、意外因素等造成视频中断一时难以恢复时,要确保中断前的庭审记录保存无误;达到障碍排除后,庭审仍能有序进行;庭审结束后,依靠无缝对接的技术将中断前后的庭审录音录像合二为一,保持庭审记录的完整性与连接性。

3. 提升专业人员素养,保障刑事远程审判的顺利实施

采用远程审判方式审理案件,一方面对法官的庭审驾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庭上观测整理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我国法院数字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正对我国当下司法资源现状,远程审判的展开,一方面是要求法院审判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庭审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慢慢熟悉远程审判方式,解决远程审判障碍,从而提高在远程审判下对庭审走向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各地法院特别是发达地区法院应当积极探索培养审判人员关于远程审判的专业知识,发掘一批具有远程审判专业特长、可以高效有序完成审判的专业人员,并积极引进储备一批既具有较高的计算机专业技能又具备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远程审判的开展排除障碍。

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领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远程审判解决了技术障碍,学界及司法实践也应当跟随时代步伐,适应技术发展情况,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远程审判提供理论支持。虽然围绕远程审判还有诸多操作性层面的问题亟待研究,但笔者相信,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跨省跨境纠纷众多的今天,要求纠纷解决更加经济、高效的需求也会不断推动着远程审判向前发展。

注释

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远程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2008年11月19日经审判委员会第42次会议讨论通过).

2屈新,何显兵.论司法为民与现代司法理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4).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6.

刑事审判监督权 篇11

[关键词]刑事审判；情理法；合法性

一、命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是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量刑或者宣判无罪的司法活动，是关乎于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基本权利会被剥夺或得以保障的最重要的司法活动。因而公平与正义必然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所在，诉讼公正包涵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方面，实体正义一直是我国传统上所重视的，随着西学渐著，我国也日益意识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实体与程序属于不同的范畴，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者如何得到平衡成为广大学者所争论的焦点所在。一部分学者片面强调程序价值为司法公正价值的内容，坚持以合法性为刑诉诉讼审判的唯一标准，但很显然该论断是理想主义的，人们之所以信任司法不仅因为它是代表国家来进行审判，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是能够符合公民普世的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因而刑事诉讼只有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兼顾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可以说“依法而合情合理”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才是符合我国法治进程要求的。

二、情、理、法含义之界定

由于我国是一个文明历史传承未曾中断的国家，情、理、法的内涵必然与我国古代的情理法具有内在的承接性，但更多的是在吸收西方先进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融汇我国的本土国情，对情理法作出了新的科学性的认识。情，不是指儒家意识文化中的那种仁者同情心，也不是人际关系中做个人情或者送个人情的那种人情关系，而是指人之常情，与人性的概念相似，是社会整体中一般人所均具有的基本的价值认同，是一种民心或民情，外在表现为风俗习惯、传统等。理，不是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命、天意或者伦理纲常，而是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相似的指宇宙中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正义或规律；同时理也指一种公理，是社会共同生存遵守的共同规则，在这个意义上理与情的含义有一定的交叉性。概而言之，情与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经验与行为规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要求，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价值观。我们在此所说的法，用的是狭义的法的概念，即指国家有权机关所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行为规范，仅限于文本形式的法条，而不包括广义上的自然法概念。

刑事审判中，情理法呈现出相互交融、彼此交错的立体结构。

三、对质疑理法相统一几种观点的评析

（一）“容易导致人治”说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统一无疑是给了法官巨大的恣意裁量权，可以根据各人的情感与认识来裁判，这样法律就会沦落为法官个人的情与理的奴隶，那么我们一直追求与奉行的法治就会名存实亡，我们会重新回复到封建时代的人治时代，不同的是这里是以法官意志为准的人治。笔者认为，持这部分看法的学者一是并没有明白情理法相统一中“情”与“理”的真正含义，这里的情与理，不是指狭隘的个人的情感与理性，而是指长期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并且至今还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指导社会成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经验与行为规则，即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价值观。无论说与不说这些基本是价值观念都在每一个人心中。二是这部分学者片面夸大了“情”与“理”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把“情”与“理”当成了刑事审判的全部依据，而忽视了情理法相统一中的“法”，情理法相统一为审判依据讲求一切情理的适用都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和前提下进行的，其基本要求依然是“以法律为准绳”来依法判案。

（二）“忽视程序正义”说

不少学者抨击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的统一会造成我国司法进一步地强调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来一直追求的避免盲目重实体轻程序的努力功亏一篑。他们认为只有坚持刑事审判以合法性为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建立我国的程序正义主义，就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即使全美99%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杀害了其妻子，但因为其取证的程序不合法而使辛普森无罪释放，而全美人民依然接受这一判决，这才是真正的程序正义的体现。可实际上，审理辛普森案件的法官之所以会认定取证程序不合法，正是因为负责办案和入屋搜集证据的主要警察证人福尔曼被证实有严重的歧视黑人的种族感情，并曾经公开多次使用“黑人”这一歧视性话语，最终使其证言和证据失效。其次，十二名陪审员中就有十名是黑人，与辛普森属于同一种族，谁能够证明说他们在讨论时没有潜意识或有意识地加入自己的民族情感在里面呢？难道说辛普森的谋杀罪最终的不成立仅仅是因为程序正义的结果吗？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真正使辛普森无罪的是人们的民族情感在起作用。而这里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本文所说的“情”的一种。再者美国与中国具有完全不相同的民族情感与社会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因盲目崇拜而忽视自己本土实际状况以希望“大跃进”式迈入法治发达的行列。而且情理法相统一，正是在以法律规定的前提保障了程序正义，以情与理的融入保障了实体正义，是真正能够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目标的。

（三）“违背了法律至上的法治要求”说

坚持合法性作为审判唯一标准的学者认为，坚持情与理加入到审判依据中来，会违背我国法治理念中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这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高于其他的任何社会规范，任何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法律至上，而坚持刑事审判中情理法的统一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会导致情与理凌驾于法律之上，违背了法治的要求。可以说这部分学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情理法相统一的内涵，实际上讲究情理法的统一虽然将情与理写在法字之前，但并不意味着要把情与理摆在法字的权威与地位之上，“情理法”的排序只是是依从与中国人处理事情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思考惯性的表达方式，情理法的统一要求情与理均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予以运用，并没有否定法律至上。相反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相统一，能够防止对法律的盲目崇拜而导致另一误区：当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时，就认为是法律规则不明确或者缺少法律规则，因而建议修改法律或者新增立法，当矛盾再解决不了时，就再要求立法，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往复之中，不但造成了法律的冗杂而且由于法律修正过于频繁可能使法律缺失其應有的稳定性而丧失权威。坚持情理法的统一，可以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以更好地解决矛盾，从而使法律免于陷入滥修滥补的泥潭，从而真正确立其权威。

四、坚持情理法有机统一的必要性

（一）情理法相统一是我国司法环境的必然要求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情理法断案历史与深远的本土司法文化，我们在刑事审判盘中应该顺从本土的人性与理性诉求，而不应该“以舶来的法律理性拒斥本土情感”。[1]虽然我们在当下反复地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法官在面对特定纠纷的复杂性，如果不对症下药，仅仅成为“法律贩售机”，而规则本身是没有灵魂的条文难以应对具体案件的复杂灵活的情况，法官们因此很有可能陷入尴尬和窘迫之地，他们的判决就可能为世道人心所不容。正如我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法官在审理少数民族的案件时必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民习风情，而不能简单硬搬照套法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刑法明确规定了非法持枪罪时，对待一些少数民族同胞持枪而不判处非法持枪罪的原因所在。情理之中凝结了特定社会环境下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经验与规则，是司法审判实践过程的必然应求。

（二）情理法的统一是我国刑法体制和司法体制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刑法是一部残缺的法，由于它的严酷性使得它不能肆意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于它作为法律的本身属性，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性、滞后性和笼统性。因而我国刑法在制定中为了防止现实诉讼中合法却不合情理的局面出现，特在刑法条文中制定了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紧急出口”，以根据案件具体事实来量刑，以期实现审判的情理法的统一。此外，我国刑法条文中广泛出现的“情节严重”、“情节轻微”、“严重后果”等词语，及除劫机罪外每个罪名的多刑种选择和宽泛的量刑幅度，都是刑法对刑事诉讼案件具体事实的回应。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其内容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对该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除依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均要保证一定比例的人民陪审员的参与。而人民陪审员作为非职业的司法人员懂法的几率很小，即使懂法也仅仅限于了解、知晓一些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像法官那种专业人员能够精通法律，更不论能够准确适用法律了。所以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判中除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外，之所以赋予它以法官同等的权利，就是依据他们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常人，具有社会中的常情与常理，以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情与理在司法审判中与法律的统一，以达到最佳的审判效果。

五、结语

情理法在刑事审判中法运作可以说是一个判决合法性的构建过程，它要解决判决能否被一般民众特别是当事人接受的问题，它希望能达到的是被人们所信赖与信仰的目的。正如伯尔曼教授曾经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刑事审判作为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财产、民主权利的司法活动，若背离情、理、法的统一，不能符合人们心中普遍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评判，那么它将失去人们的信仰而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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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亦欣（1989—），女，湖南邵阳人，贵州大学2011 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篇12

目前学界对缺席审判的概念有三种界定, 但本文所讨论的刑事诉讼缺席审判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期日, 辩方 (一般指被告人本人, 而不包括辩护律师) 未出席法庭的情况下, 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诉讼制度。

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 当事人参与原则是最基本的, 但是缺席审判却是在一方没有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对之进行了裁判, 显然违背了被告在场权和辩护原则的行使。似乎不利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也缺乏司法正义。但是, 司法实践中审判过程中难免会遇见被告人死亡、外逃、丧失行为能力等不能进行诉讼的情况, 如果只是单一的诉讼的中止和终止使得被害人被犯罪行为侵犯的财产无法及时返还, 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也没有受案的可能。这样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

缺席审判作为例外, 如果为了追求适当的诉讼效率并且能够满足基本的程序公正要求和最大限度的保障实体公正, 还是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和必要性的。

2 域外缺席审判制度概述

纵观各国法律, 可以发现只有个别国家不进行刑事缺席审判 (如葡萄牙) , 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特殊情况下的缺席审判制度, 基本上的理论支撑是一致的。归纳一下, 各国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均规定以对席审判为原则, 被告人、公诉机关缺席审判为例外。

(2) 轻微案件, 可以对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

(3) 为审理的顺利进行和查明案件的需要, 各国均规定了可以对被告人暂时性的缺席审判。

(4) 对案件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处理, 可以在被告人不在庭的情况下进行。

除了详细规定了缺席审判适用的范围, 具体的程序规定外, 各国为了更大程度上保障该制度不被滥用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在制度的救济上也有详细的规定。比如:①强制辩护制度:被告人不在庭时, 其辩护律师必须到庭;②告知义务:对于被告人暂时带离法庭的, 当被告人重返法庭的时候, 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不在庭期间所发生的情况, 予以告知。③异议权:有权对缺席判决提出异议。异议一经提出, 即中止执行原缺席判决, 而由原审法院再次予以审理, 如法国。

3 被告人缺席审判的悖论与协调

(1) 与程序正义的悖论。

作为现代法治基石的程序正义理念最早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正义”原则, 它有两项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求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 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由此, 可以看出程序正义要求法官给予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参与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 也就是参与原则。尤其是作为国家公权力追诉对象的被告处于相对的劣势, 使得被告人的在场权, 辩护权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 缺席审判却是在被告人没有出席庭审的情况就作出了判决, 显然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破坏了被告人参与原则。

(2) 与诉讼效率的悖论。

尽管很多国家都严格规定了被告人参与审判的原则, 但是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缺席的情形层出不穷。被告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 往往采取外逃或者其他一些极端手段来使自己逃避审判;还有因为严重的疾病等客观原因无法参加审判, 以及被告人自愿放弃庭审权利的。如果这些情形下还是恪守程序正义理念下的参与原则, 被告人不出庭就不审判的话, 不仅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 而且也会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3) 两者的协调:

被告人出席审判为原则, 缺席审判为例外。被告人是否出庭接受审判, 关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及诉讼效率的实现,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实现, 各国在设置缺席审判制度时也是尽量限制缺席审判适用的范围, 最大限度的满足被告人参与的要求, 兼顾程序正义理论的要求。仅仅把缺席审判作为特殊情况下解决纠纷的例外。正如谷口安平教授认为, 诉讼制度上确保的利害关系者的参与根据形态和程度不同, 可以有分为直接的参与、参与机会的保障和间接的参与三种。保障被告人亲自在审判期日出庭接受审判是直接参与的要求。除此还存在即使当事人实际上没有参与诉讼, 但只要被给予了参与的机会即视为达到了参与的目的。“例如缺席判决就是一种没有听取被告人的主张或辩论就作出判决的制度, 但是在给被告人送达了诉状, 保障了他有进行防御的机会这一前提下, 缺席判决就获得了正当性。”

4 我国设立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根本没有明确关于缺席审判的规定, 即使《刑事诉讼法》第161条也只是有些缺席审判的影子而已。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一审程序的规定, 讯问被告人是法庭调查的中心环节, 听取被告人辩护和最后陈述是法庭审判的必经程序, 也就要求被告人必须到达审判的现场, 出席法庭既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义务。

4.1 必要性

(1) 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据我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 近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 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而据来自公安部的资料显示, 到2005年底, 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 其中多为贪官, 涉案金额高达700亿元人民币。 怎样追回这些外逃资金, 堵住贪官的后路成为遏制贪污腐败犯罪的关键环节。鉴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根据公约第57条第三款第 (二) 项的规定, 对于公约所涵盖的其他任何犯罪的所得, 请求国欲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逃到该国的贪官携带去的巨额赃款, 请求国必须移交生效判决的文书, 这就需要请求国通过缺席审判作出生效判决。但实践中因为我国没有缺席审判制度, 使追赃很难实现。 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缺席审判制度, 可能构成我国根据公约要求返还被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腐败资产的最大障碍。”

(2) 消除不稳定的法律关系, 定纷止争。

现行法律对被告人死亡、逃跑、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部分情形并没有设置最后的解决程序, 只是简单规定中止审理或者终止审理, 但是, 已经扣押、冻结的财物及被害人的要求如何处理?附带民事诉讼也无从进行。使得案件的实体公正无法实现, 更不要说诉讼效率。只有人民法院通过缺席审判定纷止争, 兼顾诉讼公正和效率, 消除不稳定的法律关系, 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3) 惩罚犯罪目的实现的需要。

我国的刑事责任追究包括定罪和处刑两方面, 失去了刑罚的对象似乎没有了处刑的必要, 但不等于没有定罪的必要。正是因为根据缺席审判的判决才能对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进行追缴或者没收处理;没有刑罚的对象并不是说不能执行刑罚, 没有人身刑的执行对象但是财产刑依然可以执行。

4.2 可行性

(1)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追回腐败犯罪所得, 为增设缺席审判提供了契机。正如上面说述被请求国是根据请求国的生效判决, 才提供司法合作返还没收的财产, 除非被请求国放弃这项要求。如果没有设置缺席审判制度, 很难通过《公约》这项机制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犯罪财产。这就客观上要求各个缔约国建立缺席审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