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共12篇）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篇1

对于企业应如何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笔者认为, 应从健全制度、全员参与、强化监督、绩效考核4个方面展开工作。图为某企业安全培训后的安全考核。 (图片由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最基本的一项制度, 对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对于企业应如何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笔者认为, 应从健全制度、全员参与、强化监督、绩效考核4个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企业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时, 必须根据“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以及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明确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安全生产所应负的责任。简单来说, 就是要把安全生产责任明确到每个人。企业、部门、班组都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具体细化, 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 全员参与。企业应通过逐级签订岗位安全承诺书和安全生产责任状, 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虽然常说“安全第一”, 但在一些企业、一些班组, 安全生产工作仍未引起全体员工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的老员工, 虽然工作经验丰富, 但对一些安全培训、考核往往存在抵触情绪, 总觉得用处不大, 认为他们工作了几十年, 并没出什么安全事故。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安全生产工作需要全员参与, 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管理层有管理层的责任, 一线员工有一线员工的责任,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只有保证每个岗位都安全了, 才能谈及整个班组、整个部门乃至整个企业的安全。

第三, 强化同级、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 共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安全生产工作中, 有些员工的安全意识比较低, 时而有意无意地违章作业, 例如, 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安全操作规程、没有看到违章操作的危害性而违章作业;因为经验主义或者争时间抢进度而忘记安全操作规程;因为精神疲倦或者工作之外的烦心事导致注意力分散而顾不上安全操作规程等。这时, 就需要强化同级、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 共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当然, 相互监督并不是目的, 只是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的一种手段。

第四, 推行安全生产责任绩效考核制度。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最终要分解落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企业应通过推行安全生产责任绩效考核制度, 实行岗位安全绩效与个人工资挂钩, 每月、每季、每年严格考核, 奖罚分明, 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篇2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的申诉，以及司法机关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在受理范围和处理上的分工。

审判监督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性和救济性的案件审理制度，对于修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有些审判监督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或不完整不合理，理论界对审判监督制度的争议颇多，实践上也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和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审判监督制度的纠错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及其弊病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即提起再审的途径）主要包括两种：

（一）司法机关的救济手段。《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这里仅就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是否合理进行探讨。法院具有提起再审的主体资格明显干预了民法原理中公民的权利，不告不理是公民处分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虽然法院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错误判决，但如果当事人由于考虑外在的原因而放弃了再审请求权而法院非要干预，则法院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另外，由于并非是当事人的本意提起再审，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许多困难，当事人也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不愿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都找不到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内部的案件抽查发现判决，裁定的错误而决定再审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绝大多数再审案件的发生情况是因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提起的，法院本身提起再审的情况实际上难以发生，因此，民事诉讼法将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主要途径。因为当事人是与判决结果关系最密切的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应符合以下条件：（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以上五条即包括程序上的再审事由，也包括实体上的再审事由，程序法的实施是实体法实施的有利保证，若审判过程中程序存在错误，则对实体法的.保护就会削弱，法院的裁判就可能出现错误。故程序上的错误应当是提起再审的根本理由。而实体上的错误则不能构成再审的根本理由，若因此提起再审程序的，还必须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实体证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提起再审，但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改革，许多学者对这种举证无期限的形式提出质疑。我国采取的是随时举证原则，这虽然可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客观，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影响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增加了诉讼成本，为一些当事人缠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针对此弊端，许多学者都提出举证时限制度，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可以充分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可以完善诉讼体系。此外，许多国家也未将新证据作为可提出申诉的理由。如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理由有10种：（1）做出判决的法院组成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时。（2）依据法律不得参与裁判的审判官参与裁判时。（3）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对于代理人进行诉讼行为缺乏必要的授权时（4）参与裁判的审判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罪行时。（5）依据他人有刑事上应出发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时。（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证是出于伪造或变造时。（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时。（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根据其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时（9）对于影响判决的重要事项遗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篇3

关键词：审判中心；检查监督；制度构建

一、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解读

“以审判为中心”也称作“审判中心主义”，其核心是庭审中心主义。它是近现代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难发现，“以审判为中心”立足于将审判（尤其是第一审法庭审判）作为决定国家对于特定的个人有无刑罚权以及刑罚权范围的最重要的阶段。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均以审判为目标，服务于审判，其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因此，“以审判为中心”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实体意义上，定罪权属于法院，其他机关无权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这是践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重要原则的体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是由司法审判的最终裁判性质所决定的，强调刑事诉讼各环节都要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指控和辩护，取证、举证、质证最后都要落到审判环节的认证上来。纵观世界各国的基本诉讼模式，无论是对抗制还是纠问制，审判环节都处于整个诉讼环节中最核心的位置。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符合诉讼规律，体现对法院定罪权的尊重。其次，在程序意义上，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强化程序公正优先观念，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相比较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法院在诉讼构造中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强化审判环节的中心地位，并由法院来决定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更符合人权保障的程序性机制。同时，对抗制的诉讼过程可以强化法院在定罪量刑中的主导地位，对冤假错案具有纠错机制。再次，“以审判为中心”解决的是庭审的形式化、虚置化问题，强调以庭审（审理程序）为中心、庭审实质化。在这个意义上，庭审要求诉讼各方能够围绕定罪和量刑问题，充分提出证据、发表意见、开展辩论，充分发挥举证、质证、认证各环节的作用，真正使各方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裁决形成于法庭。同时，在法庭审理中，更加强调程序公正、人权保障、直接言词、证据裁判、法庭辩论，通过规范、公开的庭审，确保审判公正，树立司法公信。最后，一审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最常用的诉讼程序，它对公正审理俺家和作出裁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一审程序直接影响后续程序审理案件的质量。因此，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应当重视一审程序在防范冤家错案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性价值，让案件在最开始的程序中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公正裁判。

二、构建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适应的的检察诉讼制度

（一）否定“侦查中心主义”，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有学者认为，在打击犯罪的司法环境下，侦查环节是我国刑事诉讼环节的重心，案件的事实发现和定性在这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之后的审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都是对这一阶段的确认和延续，并未发挥每个阶段实质的作用。由此在实践中形成以侦查——起诉——审判的线性结构，起诉和审判成为侦查环节的自然延续。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权是十分强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外部司法控制，法院根本无权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虽然是法定的侦查监督机关，但法律并未赋予其参与到侦查活动中、同步指挥和监督侦查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措施。这就造成了侦查权过于强大而审判权相对弱化的司法现实。

从职权活动的分工以及各自的内在功能来看，侦查活动应当是实现控诉目的的手段，侦查活动应当是服务于公诉活动的，侦查机关是检察机关从事公诉活动的辅助机关，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我国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作用，这种监督既包括事前的监督，也包括事后的监督。以此以确保侦查取得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便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二）提高检察机关公诉质量。《决定》中明确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因此，提高检察机关的公诉质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公诉检察官可以在庭前和庭审两个阶段寻求解决途径：在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应当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工作，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排除非法侦查活动所取得的证据，以确保证据的证明力以及证据能力。在法院的主持下围绕案件焦点做好出庭准备。在审理阶段，检察官应当充分依靠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公诉职能，提高交叉讯问能力以及当庭应变能力，以应对庭审实质化导致的庭审活动的对抗性和不可预测性，真正通过扎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辩，履行好对犯罪的追诉职能。

（三）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在庭审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程序正义，但同时对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追求公正当然无可厚非，但效率也同样不可忽视。为兼顾公平与效率，必然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因此，刑事案件的审前分流以及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机制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充分地实现程序正义，检察机关应当扩大起诉裁量权，强化其审前调节职能，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平衡。

（四）构建良性互动的律检关系。强化以庭审为中心，控辩双方在庭审活动中的对抗将至为关键，律师作为庭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律师通过参与一系列诉前活动对案件有充分的了解，在法庭上通过举证、质证活动，充分发表辩护意见，使得庭审中控辩双方在严格的证据规则下对案件事实加以确定，可以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在实践中，部分检察人员只注重与侦查人员的配合，确保追诉职能的实现，而将辩护律师等同为“为坏人说话”，将其对立起来，忽视了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实现律师与检察机关的良性互动，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律师阅卷接待保障机制、工作联络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要案协作机制等。

三、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适应的检察监督制度

当然，有学者担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会导致法院的裁判权过大而弱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产生矛盾冲突，它依然是在宪法所确定的法院与检察院的职权分工的框架下运行，同时符合诉讼法确定的职权配置，不否定检察机关在法院行使审判权时享有监督权能。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实现对三大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同时辅之以其他外部监督方式，不允许法外开恩，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由此可见，加强检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仍然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

（一） 树立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的监督理念。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人员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以及“重配合、轻监督”的执法理念，这些执法观念与人权保障的要求极不适应。强化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意识是当前“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以审判为中心不仅仅要求在审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更要求在各个诉讼阶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全面实现程序正当下的人权保障。如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侦查活动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庭审活动则难以发挥认定证据、查明事实的作用，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将会受到质疑。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应当履行好它的双重职能，不仅自身应当严格依法办案，而且要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加大对违法取证行为监督纠正的力度。审判活动严格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证明案件事实必须依赖于充足有效的证据，要请确保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据力就必须依靠合法有序的调查取证手段，非依法定程序获得的非法证据和虚假证据都应当严格予以排除，用严密的证据链条锁定犯罪事实。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来源侦查人员在有罪推定思想下的违法取证行为，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选择性收集证据等侦查行为屡见不鲜。因此，依法监督纠正违法取证行为成为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的重点。侦查阶段作为最有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的环节，侦查活动中出现的不合法的调查取证行为应当及时发现和纠正处理，对于不符合法定来源和程序的非法证据严格予以排除，为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防范冤假错案发生的第一道关口。

（三）加大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力度。以审判为中心强调了审判环节在整个形式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庭审真正成为实现定罪和量刑的关键环节。从法院自身来讲，要扩大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法官独立自主审理案件。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应当加大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力度和广度。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合议庭组成是否合法、法庭审理是否依法进行，审判结果是否公开公正，还应当强化对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对事实认定及法律判断的依据和标准、量刑标准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与表象》，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刊。

[2] 蒋石平：《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4] 徐峰：《论刑事审判中心主义》，《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篇4

一、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和司法实践

为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监督, 通过引入有组织性的外部监督力量, 解决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长期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问题和批评,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首次在检察系统内部提出了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 并相继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方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 (试行) 》等规范性文件。据统计, 全国已有80%以上的各级检察院都实施了该制度, 总共选任人民监督员两万多名, 其中90%以上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法律工作经历的人员;此外, 工人、农民、少数民族、企业职工等各界人士约占10%,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公信力[2]。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以来, 取得了积极成效, 人民监督员的数量、监督案件数量上都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 体现了宪法的权威, 具有权力监督、制约和人权保障价值。

从笔者所在院近年来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司法实践上看, 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在检察机关办理职务案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笔者所在院今年来提请的16件/17人自侦案件的拟不起诉决定, 均通过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表决。在人民监督员选任上一般要求符合以下几项条件: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年满二十三周岁;4.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5.身体健康、有履职时间;6.在本工作或有固定居所;7.受过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

司法实践中, 对人民监督员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法理上的缺失, 认为人民监督员介入检察活动, 实际上是干涉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检察权, 不利于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宪法和法律职权, 而且人民监督员并没有获得得法律上的授权, 对检察活动的监督缺少法律依据;2.在人民监督员的遴选上, 一般由检察机关自身负责对人民监督员的考察、聘用、管理、发放补助等, 出现“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的感觉, 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3.人民监督员自身法律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对相关案件的法律规定、证据把握能力有待加强;4.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程序、范围、职权、救济方式缺乏制度性安排;5.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冲突,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各级人大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享有对检察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的监督权,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权之间存在制度冲突。

二、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从我国人大监督的现状上看, 当前我国人大监督权还没有得以充分行使, 监督的作用和效果也不太明显, 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大代表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监督不力是其主要特征, 具体表现为:监督主动性不高, 震慑力弱, 权威性不够等[3]。导致上述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人大监督权的空泛性, 缺乏实质性内容和程序架构。在人大监督的框架内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切实加强人大对检察机关履行监督权, 体现民主原则;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司法实践中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诸多诟病。

具体而言,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1.人民监督员应在同级人大代表中择优遴选;2.在人大成立人民监督员委员会, 具体负责对人民监督员的遴选、管理、监督;3.制定相应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性文件, 从监督程序、监督范围、权力等方面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4.扩大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不仅仅局限于自侦案件中, 将其他不起诉、另案处理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一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畴;5.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直接对同级人大常委会负责, 并作为审查检察机关年度工作报告的重要参考。

(一) 在法理上,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宪法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的表现

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是我国宪法的两项最基本的原则。根据《宪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这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重要原则。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产生正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重要方式, 实际上为实现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和实践的保障。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基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职权的活动而产生的, 保证检察法治的完备。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 通过在人大内部遴选人民监督员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在人大监督的框架下, 其监督权不仅符合民主性的要求, 也体现了《宪法》原则, 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实质内容, 解决了检察权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缺陷

将人民监督员的遴选、管理、监督置于人大监督的制度之下, 并直接对同级人大负责, 不仅能够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独立性、权威性, 也能够从实质上解决检察权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缺陷。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广安模式”、“岳池经验”, 其核心的制度安排就在于为人民监督员的管理和履职提供了外部性的制度规定:人民监督员由人大选举、管理, 并对人大负责。“由人大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 比由检察院选任和管理更符合监督逻辑, 更具有合理性和权威性”[4]。这些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身的生命力, 受到了社会群众和人民监督员的欢迎和好评, 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内司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

同时, 在人大监督框架下进一步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其他不起诉、另案处理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纳入人大监督的体制内, 使检察权的行驶真正受到人大的监督和制约,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重要表现。

(三)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反映了司法民主化和程序正当化的要求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检察机关在法律地位上从属于代表和反映民意的各级人大, 检察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体现了“司法民主化”的本质要求;同时, 程序的正当化也要求检察机关在依法行驶其职权时遵循宪法原则, 在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和法律权利进行限制和处理时获得有效的救济, 体现司法公开性原则, 通过建立在人大监督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根本上体现了司法民主化和程序正当化的原则。

(四)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措施

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我国宪法精神, 有利于从根本上体现人大监督权的实质内容, 保证检察权受到来自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就目前而言, 可以先在部分地区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 对人民监督员的条件、产生办法、监督程序、监督范围、监督效力等进行规范, 进一步把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监督活动等置于检察机关之外, 以期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外部化。在时机成熟时, 将该制度明确写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并适时地制定相关的《人民监督员法》等配套性的制度措施, 真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三、结语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建立中国特色的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可以从本质上解决和改变现有部分制度安排的缺陷, 不仅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的人民民主属性, 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监督和促进司法公正, 从而具有重大的法治价值和意义。

摘要：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 在办理职务犯罪“三类案件”、“五种情形”[1]的实际中, 从加强对检察机关监督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司法实践和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诸多的制度性的不足, 本文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司法实践出发, 结合人大监督权的相关理论, 探索在我国建立在人大监督框架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制度,人大监督

参考文献

[1]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具体规定.

[2]莫纪宏.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2.

[3]张建红.关于增强人大监督权的思考.人大研究, 2006, (4) .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篇5

《国土资源部关于坚持和完善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意见》国土资发〔2011〕63号已于近日印发。我局明确按照《意见》要求，积极发挥招拍挂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中的作用，完善商品住房用地预申请制度、土地交易平台、土地出让合同，积极探索招拍挂出让方式创新，保持地价平稳合理调整。《意见》明确，市、县在向社会公布住房用地出让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拟出让地块、地段的规划和土地使用条件，完善商品住房用地出让预申请制度。在公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划拨用地时，一并向社会公示申请用地单位，接受社会监督。

《意见》肯定了“限房价、竞地价”、“限地价、竞房价”、“商品住房用地中配建保障性住房”和“土地利用综合条件最佳”等四种招拍挂创新做法，我局按照丹棱实际，选择恰当的土地出让方式和政策，落实政府促进土地合理布局、节约集约利用，有效合理调整房价地价，保障民生，稳定市场预期的目标。

《意见》要求，完善土地交易平台，积极推行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网上挂牌出让方式。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网上发布出让公告信息，明确土地开发利用、竞买人资格和违约处罚等条件，组织网上报价竞价并确定竞得人。

我国需加强财政监督制度 篇6

财政监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政范畴，在监督公权运作中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客观存在和制度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与作用。

西方财政监督：分权制衡

由于财政监督的专业性、边缘性、社会性、综合性，财政监督在不同国家制度设计不完全相同。“分权制衡”国家财政监督通常以立法机关外部监督和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并重方式设计制度。其中，立法机构的财政监督既是“分权制衡”国家立法制约行政、议会监督政府的核心内容，也是共和制政体的关键所在，还是政府预算制度产生的根源，更是“分权制衡”国家监督政府、监督财政文化氛围的根本。同时，“分权制衡”国家也在财政部门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专职财政监督体系，实时、全程监管政府及部门财政资金的收、支、存业务动态。这些国家的专职财政监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专职财政监督是高级别的、重要的国家经济监督

即专职财政监督以相对的专业和监管优势，并列于议会监督、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如荷兰、巴西专职财政监督与议会监督相结合；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希腊等专职财政监督与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相结合，且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都各自向部门、地方派驻人员，并列执行监管业务。法国专职财政监督则与议会预算审查监督、审计法院事后监督相并列。

专职财政监督是相对独立和高于同级部门的专管或专员监督

如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由总统任命的财政总监，直接对总统和国会负责监督财政政策执行和检查中的重大财税违法乱纪；同时联邦政府所有用款部门都配备一名由总统任命的财政总监对总统和财政部负责，部门每项支出必须经财政总监签字才能拨款。法国在财政经济部设直属财政部长管理的财政监察总署，称为财政部长“别动队”，主要负责根据部长指示对涉及国家财政收支及其他有关事项的专项监督。

专职财政监督普遍实行不同程度的派驻或派出制

派驻或派出制和专管或专员制都是垂直监管方式，但派驻或派出制与上级专管或专员制相对应，是向下级政府或单位派驻或派出的机构及人员。

可见，一般的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兼顾融合财政监督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特征。但囿于信息不对称或社会性、新闻性偏好差异，我国媒体和学界相对关注财政监督中监督政府、监督财政的内容，而相对忽略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及其在政府监督、财政监督中开展的业务工作。由此形成一种对国外财政监督重新闻及社会效应，而略具体业务制度的认识偏差。

我国财政监督：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作用突出

未实行“分权制衡”体制

我国并未实行“分权制衡”体制，立法监督主要是人大对政府及部门例行的程序性监督，社会监督是媒体、民众和社会机构参与的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管理的补充性国家监督，由于受实际业务的参与限制，这两类监督的实效并不突出。

财政监督在改革中渐进稳步发展

根植于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在改革中渐进稳步发展，自1979年国务院要求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和恢复财政监察工作后，1995年财政部在各省设立财政监察专员办，1998年取消年度全国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地方财政监督工作陆续展开。目前，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基本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监督机制已深入相应的领导及决策事项，如自2000年起四川省级财政就实行财政监督专员进入厅党组参与相关项目决策及会议的制度等。一个中央地方纵横交织、深入决策与业务的专职财政监督体制，基本形成并正在逐渐趋于健全完善。

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作用十分突出

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以及政府纪检监察机关为核心的国家监督体制下，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如金融监管、证券监管、工商监管、财政监督等作用十分突出重要。特别是财政监督作为政府及国有经济的监督，是国家监督体制中重要、核心的经济行政监督。近年我国重大反腐事实表明，财政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结构中，既是业务密度大，又是监督密度较高、监督需求较大的行政监督；财政监督涉及的事或人通常具有多种轰动效应，是国家监督体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和监督前沿。

监督环节的关键性和监督内容的核心性

与审计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的外部性、查账式、诉讼式、程序式特征相比，专职财政监督从政府资金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内在于政府行政业务及管理流程，具有资金管理这一关键环节的内生性、参与式、全程式、全覆盖监督特征。

专职财政监督以政府资金分配和再分配为内容，反映、制约、监督全部政府行政活动，紧紧扣住资金这一核心要素，从资金分配直接督促政府行政的法制规范目标实现。这或许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并列为国家重要经济监督的基本原因。

建议：加强专职财政监督，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

参照国际惯例，提升专职财政监督地位，加强专职财政监督队伍建设

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国际惯例相比，我国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差距十分巨大。我国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既是财政监督的专业性本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财政监督社会性本质决定的必要措施。因为我国的高度集权体制转变自1980年代政府权利分化开始，到2000年代已进入政府权利规范约束时期。只有加强财政监督才能适应新公共管理所要求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政府绩效评价及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

健全完善适应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工作制度

建立监管业务融合的专职财政监督方式，在财政业务及管理流程基础上设置或增加专职财政监督业务，如预算编制的预算初审监督，收入的及时性监督，库款安全性监督，支出拨款与支付、支出合规性与绩效性监督，会计核算及账务监督等。建立财政业务及管理流程节点监督，如财政业务受理前的监督审查等。建立参与业务监督，如专职财政监督参与预算编制、执行、变更、追加和相关管理及会议，以及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招投标及绩效评价等。

健全完善适应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体系

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是财政资金跨级使用的产物。上级财政资金经财政转移支付由下级财政及其他政府部门使用是通常的，实行相应的派驻派出专职财政监督是普遍的。我国地域辽阔，各类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中央对地方各级、地方上级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大、种类多、管理难度大，健全完善相应各级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加强分级财政体制下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跨级财政项目及资金的监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提高外部财政监督效率

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外部财政监督实施前提，我国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效率不高，原因正在此。政府行政信息公开透明，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许多只能逐渐解决，无法一蹴而就。

（作者单位：西南财政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相关链接：财政监督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这为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审判监督制度论文 篇7

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 全村347户888人, 是个远近闻名的产粮村和富裕村。2000年以来, 后陈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出租黄沙沙场和修建金丽温高速公路得到的土地补偿款。随着城市的扩展, 特别是后陈村被纳入武义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后, 该村先后有1100多亩农地被征用, 村集体土地征用款高达1900多万元。村集体财产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增强了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性, 引起了村民对村级事务的高度关切;另一方面村民对村务、财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诉求空前高涨, 对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 管好用好经营好村集体财产, 逐渐成为后陈村村民普遍关注的村务 (财务) 大事和自觉行动。然而, 后陈村长期以来形成的村务 (财务) 管理不透明, 村级财务不公开、重大决策不民主未能很好地解决, 村干部违法乱纪事件频频发生;同时, 村民的“民主监督”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 而上级政府的监管又鞭长莫及。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 后陈村两任村支书“前腐后继”相继落马。面对后陈村日益严重的治理危机, 白洋街道党工委采用“空降干部”的办法, 于2004年1月6日派遣后陈村籍的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回村兼任党支部书记, 负责治理后陈村的乱象。随后, 县委、县府又选择了处于治理危机的后陈村作为实施村级民主监督创新的试点村。2004年4月至6月, 县委办、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农业局、民政局、白洋街道相关人员认真梳理了后陈村各项管理制度, 草拟出《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个讨论稿, 广泛征求村民及社会各界意见。6月16日, 后陈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 制定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6月18日, 在以胡文法为组长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 经过村民代表民主选举, 后陈村产生了全国首个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由3名监督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同日,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至此, 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性内容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式诞生, 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成功的制度创新的范例。

这项制度创新, 解决了农村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的问题, 解决了村两委干部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探索出了一条保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的新途径。基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杰出贡献,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10月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07年6月, 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又授予武义“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奖”。2009年底, 浙江省3万余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基层农村“全覆盖”的同时, 浙江省政府进行了省级层面的制度建设;2010 年7月, 浙江省颁布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试行) 》, 2011 年1月出台《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 2011年3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1]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和运行绩效

1.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

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为例,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标志性内容是“一个机构、两项制度”。

一个机构即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它是在原有村级组织基础上增设的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相比, 其创新在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 组长通常由村支委兼任, 而后陈村的监委会, 是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一个独立组织。

两项制度即是《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主要对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管理、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管理、集体建设工程投资管理、财务管理、村干部报酬管理、村计划生育管理、村民房管理、村户口变动管理、非经济合作社人员待遇、溪滩沙石管理、村公墓管理、外来人口管理、低保对象确定、救济款发放管理、印章和会议记录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管理制度明确划分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三者在村务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是对村级民主监督作出的制度安排, 尤其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 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监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 监委会候选人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监委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 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 它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第二,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 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情况进行监督;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对村财务公示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 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 提请村党支部, 报上级党委、政府后, 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以书面形式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 如果村委会7日内没有正当理由不作出听证决定或解释, 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第三,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义务主要有: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 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村民, 广泛听取意见, 履行监督职责。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 有效促进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农村的落实。其制度创新主要在于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2]众所周知, 一个有效运作的制度往往是一系列具有有机联系的制度元素联结起来的闭合系统, 它具体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以及救济制度。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以及通过建立《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 使得村务管理中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相互配套, 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第一, 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治理结构。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 突破了过去村“两委”制, 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议事机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创新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 让村民能真正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中。第二, 创新和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 保障村民依法行使对村级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村监会”与村委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村监会”主动介入、全程参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利用质询、述职等方式对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议决事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拒不执行、以权谋私等不正当行为, 进行劝诫, 并向村党组织报告或向街道办事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情节严重的可提出罢免动议。“村监会”的这种监督就使原来村委会的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转变, 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 由单纯的财务监督向村务监督转变, 垂直监督向水平监督转变。[3]

2.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绩效

从2004年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到目前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全覆盖”, 经过六、七年的运行, 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绩效。

(1)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沟通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有利于村务管理的良好运作和村庄秩序的重建。据统计, 自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施后, 后陈村连续6年保持“零上访、零投诉、零违纪、零违规收入”的纪录。浙江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农村干部的信访举报呈整体下降趋势, 2009年同比下降6.71%, 2010年又下降了15.5%。

(2) 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以及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一系列财务管理配套制度, 使集体资产的运作有章可循, 有制可依, 严格杜绝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六年来, 村务监督委员会先后对4000余张金额共计2400万余元的财务发票进行了审核和公开, 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42笔, 拒付不合理开支3.8万元, 为全村增收节支480多万元。

(3) 改善和融洽了干群关系。

过去因为基层监督缺位乏力, 有的地方民主选举后,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成为摆设, 村民自治往往成为“村官”自治。监委会建立后, 使权力有了制衡, 推动了村干部的领导方法向民主的、法制的、服务的方式转变, 消除了村民对村务活动的各种猜疑和不信任, 村民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增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 融洽了干群关系。后陈村村委主任陈忠武说:“以前村干部怕干事, 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 有了监委会, 村里一切事都在监督下进行, 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干事放心了, 听到的赞扬也多了, 一些过去上访告状的村民如今还主动提出要为村干部加工资, 心里感到很温暖”。[4]

(4) 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畅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每一个村民都获得了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管理工作的话语权, 他们的需要和意见可以直接通过监委会反映到村两委干部手中, 再反馈到本人。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村民直接有序的政治参与, 为村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使得村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具体的落实, 从而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5) 为全国农村建立新型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提供了样本和示范效应。

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成功实践, 为全国各地的村级民主探索和国家立法提供了借鉴。继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 重庆市武隆县首次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河北省承德市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汪家庄镇成立。[5]尤为重要的是, 2010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 负责村民主理财, 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三、几点启示

1.群众的创新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实践已经证明, 对民主政治中的新生事物, 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参与要求。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 正是村民群众由于民主意识的加强、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担忧和参与村级财务运作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 村民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2.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农村创新制度成功运行的关键

在我国基层农村, 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 制度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政权力量导向有助于村民自治, 农村的自治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安排, 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并推行的, 政府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主要动力。

3.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要在实践中为参与各方所接受并推行开来, 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共赢的博弈结局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产生共赢博弈结局的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后陈村的制度设计者力图通过保证村务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 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村干部“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村社会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社民, 徐首红, 颜新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浙江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纪实[J].中国监察, 2011, (08) .

(2) 邱荣根.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武义县试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案例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6.

(3) 张桃荣.议事监督委员会:村民自治决策与监督新机制——成都市龙泉驿区若干乡镇的调查”[J].党政干部学刊, 2009, (08) .

(4) 谢云挺.监委会:浙江农村出现“第三架马车”[J].记者观察, 2005, (04) .

党内监督制度重在执行 篇8

从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现状看, 许多科学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与党内监督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相比, 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更为突出。党内监督制度在执行环节存在着不自觉、不优化、不规范现象, 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客体主观上的不自觉。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体主要是指处于监督地位的人或组织, 主要是回答谁来执行监督制度的问题。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客体是指监督对象, 主要回答如何保证被监督对象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体主观上的不自觉主要是党员监督意识的淡漠, 具体表现为“不愿监督”、“不懂监督”、“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四个方面。一是少数党员、干部对党员监督权利缺乏深层次认识, 对党内监督采取漠然态度, 即“不愿监督”;二是执行主体对党内监督本质和党内监督规律缺乏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以致“不懂监督”;三是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章党纪特别是党内监督法规制度的学习不深入、对党内监督的方针、任务、内容与方式缺乏了解, 导致在实践中不懂得监督什么, 如何监督,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等, 即“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等。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客体主观上的不自觉就是指部分特别是党的地方和基层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客体, 面对相关科学监督制度设计安排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相关制度进行取舍和变通, 集中表现为在执行制度上采取实用态度, 即按照各自的“算盘”, 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 反之就变味。这方面以部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甚。少数领导干部自恃大权在握, 把党内监督制度当摆设, 在局部形成了“上级顾不上执行、同级不愿执行、下级不敢执行”的尴尬局面。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运行环境不优化。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需要良好的运行环境。这里主要从监督制度的执行体制和执行意识两个方面来阐述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运行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体制方面, 主要是通过对党代会、全委会及常委会三者关系以及纪检委和党委会的关系来加以剖析其中问题。党章规定, 第一,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 都选举产生。”也就是说,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力是由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党员授予的。第二, 每一级领导机关中的全委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党委会由全委会产生等等, 这也是后者对前者的层层授予。第三, 就地方党委内部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来讲, 全委会选举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也就是说, 书记和副书记与其他常委一样是由全委会授权的, 并不是委员的权力由书记授予的, 所以, 党的代表大会与全委会、常委会之间是权力授受、领导和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机制应该是:党代会监督党委会, 党委会监督常委会, 其中, 党代会在同级党委组织中拥有最高监督权。但是, 这种执行权的委托和受托关系或者说授受关系在一些地方的实际运行中颠倒而形成一种“倒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这就导致越往上层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效果越递减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意识和制度执行力、公信力密切相关, 后者是通过监督主体的制度执行意识这一重要途径体现出来。制定和执行制度的是人, 人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完善和执行。因此, 注重党内监督制定和执行的同时, 还必须注意提高党员的监督制度执行意识, 从而使制度的“硬件”到“软件”两个方面都能得到保障。在执行制度中,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者往往具有如下心理因素:一是认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怕把人际关系搞僵, 影响班子团结;二是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三是害怕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四是担心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 因为现实生活中, 严格执行制度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评价;五是认为个别人违反制度是小事, 不会对事业造成大的影响, 因而不能从小处着眼, 防微杜渐, 习惯于下不为例, 迁就思想较重等等, 从而导致制度难以执行下去。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程序上的不规范。现实中很多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程序处于无序状态。造成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规范的程序性制度规定是保障制度得到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在制度制定上存在的注重实体性、忽视程序性, 注重原则性、忽视操作性等诸多问题, 是导致制度无法执行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 党内监督制度总体上还没有一套独立的、完整的操作性比较强的专门执行程序。多数监督制度没有配套的执行程序, 即使在过去已经实行的一些制度中有一些程序性规定, 也多散见于实体性制度之中, 不系统、不具体、可操作性较差是其共有特征。另一方面就是制度执行程序的配套性制度差, 没有执行程序的保障措施, 导致执行制度不到位的问题十分突出。再就是部分监督制度的执行不够到位的问题。有些监督制度执行时侧重于静态监督和事后监督, 而事前、事中的动态性预防和警示相对较为薄弱。如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 大多属于离任审计, 对领导干部主动进行任前、任期内审计做得不够。离任审计中, 由于先离任、后审计的运作程序及审计结果与干部管理使用的各个环节结合不够紧密, 从而造成审计查证难、处理难, 离任者与接任者的责任难以区分。

二、党内监督制度有效执行是党的先进性和团结统一的象征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环节的重要性, 不仅体现在不断推进党内监督制度化的进程中, 更要体现“从严治党”的一贯要求上, 还要表现在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那样, “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 不管谁违反, 都要受到纪律处分, 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 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当前要严格执行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对有章不循的要严肃地批评, 限期纠正, 情节严重的要执行纪律。”

1.激活监督主体, 构筑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保障体系。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保障制度体系应包括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制度、制度执行的考核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追究制度等, 这些都是保障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追究制度。所谓领导干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就是根据管人与管事相结合的原则, 明确上级对下级执行制度的监督责任, 明确党政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执行制度的监督责任, 并制定责任追究办法, 对发现下级存在的问题不制止、不采取措施、也不举报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对疏于管理致使下级发生严重错误并导致重大损失的, 上级领导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受到相应的处分。凡是监督制度, 都须制定监督执行责任的相关规定, 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专职监督机关和人员的监督责任追究制度, 对监督不力, 监督不公, 监督失察的责任者予以惩处, 从而杜绝有制度无人执行的现象。任何一项制度, 如果没有对不执行者的相应的处罚, 这一制度很难得到有效的遵守。因此, 一定要建立执行这些制度的保障制度, 要具体规定对各种不执行情况的相应的处罚标准, 对于严重对抗制度执行的领导, 要给予撤职处分;对于严重对抗制度执行的单位, 须追究其领导的责任。从责任追究的具体运作方面, 针对各层次主、客体应负的责任规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的实质性内容, 以此增强党内监督的强制性和党内监督制度的刚性。譬如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1997年旧条例的基础上, 从指导思想、执行程序、适用对象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对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期限、方式和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等事项, 以及对不按规定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行为如何追究责任均做出了具体规定。制度执行工作的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明确了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分工、考核方式、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 确保各项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有关各方可据此制定关于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所规定的十项监督制度的责任追究和党纪处理实施细则, 明确界定对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将如何予以追究, 对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不自觉接受监督的视情节做出严肃处理。此外,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制的建立还应和对各级党组织执行制度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结合起来。严格责任考核, 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制度执行中的偏差, 促进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2.严格规范程序, 创设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运作机制。针对执行制度中存在的主观上的不自觉和客观上的不规范问题, 研究制度的执行程序, 以严格的执行程序和系统、规范的制度为保证, 依法实施党内监督, 十分必要。加快程序立法建设步伐。要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等程序性规定那样, 使十项监督制度在程序上有章可循, 变党内监督为刚性监督。如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执行程序。各级纪委及监察机关分别对同级党委和政府该项制度贯彻的监督应贯穿于该制度运行的全过程, 纪委及监察机关监督不是对具体决策内容正确与否作评判, 而是对决策的程度做出评判。包括:一是决策之前议题的确定。主要监督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确定议题是否为重大问题和应列为重大问题是否被确定为重大问题, 提交集体讨论。二是会议的议题是否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到与会者, 以防止临时动议, 使与会者不能充分酝酿, 准备意见。三是会议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表达每个成员的真实意见。四是对会议决定的实施, 分工是否明确, 贯彻是否得力。如果纪委和监察机关对同级党委、政府决策程序有异议, 可以提议改正之, 如果同级党委、政府不接受建议和意见, 纪委和监察机关有权对同级党委、政府所作的决策予以否决并报上级纪委批准。同时建立对纪委监察机关监督责任的追惩制, 追究其失察行为的责任。还有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笔者建议, 可因地制宜制定《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暂行办法》一类名称的配套制度执行程序, 明确和细化如理想信念动摇、能力不强、工作业绩差、健康原因等不胜任现职的若干标准, 制定组织考察考核、广泛征求意见、提出调整方案、做出调整决定、个别谈话等严格的执行程序, 对不胜任者采取改任、病休、降职、辞职、免职等措施, 拓宽党员领导干部“能者上、庸者下”的渠道, 以保证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刚性。

3.发扬党内民主, 营造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内监督体制的优化。关于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监督体制, 一个基点就是加大各级纪委权力, 提高其地位, 使其有权监督党内任何人以保证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首先, 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纪委向同级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与同级党委具有平等地位, 或是设想由党代会产生党委员、执委会、纪委会并各司其职, 即党委会负责决策, 执委会负责执行, 纪委负责监督, 共同向代表大会负责, 做到职责明确、职能分立, 地位平等, 相互制约, 提高纪委地位, 使其能更好行使执行监督制度的权力。其次, 纪委系统实行垂直领导或特派制, 不受同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的人事权、财务权由上级纪委负责, 提高地方纪委的地位, 同时实行纪委干部异地任职和定期交流制度, 以有利于加强对同级党委及领导干部执行制度的监督。最后, 适当扩大纪委的职权, 建立健全各级纪委对党内监督制度相关执行部门的质询、评价、否决机制, 把纪委的职能延伸到对党内事务, 尤其是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监督上来。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中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各类监督主体监督职责的明确规定, 同时也是全面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重要切入点。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要求对党内权力关系进行调整。《党内监督条例》中对党内监督主体设定时, 突出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作用, 就是这种调整的重要体现。按照党的传统组织体系, 选出常委的委员会对常委的监督是有限的。现在《党内监督条例》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如何执行监督制度都做出明确规定。如此强调委员会的作用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只有调整权力结构, 平衡权力关系, 各种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监督才能真正有效。《党内监督条例》还强调了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 除了具有普通党员的监督责任和权利外, 还可以按照规定, 以党代表的身份行使监督权, 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4.拓宽监督渠道, 强化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内外互动功能。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促进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党外制度体系, 是保障党内监督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 党外监督制度按其地位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机关监督制度, 它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等;另一类是社会监督制度, 它包括民主党派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公民个人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制定和执行党内监督制度过程中, 既要就党内监督制度本身做工作, 又要进一步把党内监督制度与党外监督制度相结合, 形成制度合力。在制定和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同时, 加强和改善党外监督制度, 也可以促进党员监督制度的制定, 进而提高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水平。建立健全促进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党外制度体系, 其理想的监督制度体系应是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制度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制度执行体系。这样强有力的监督制度体系的构建, 有利于保证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此外, 还有近些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实践中所建立的如执法执纪联席会议制度、干部审计制度和协同办案制度等都是符合监督制度执行规律的成功探索。这些制度有利于规范各监督主体之间关系, 整合监督资源, 发挥整体效能, 从而充分发挥纪检机关的监督执纪功能。基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制度执行中的监督作用, 建议建立以纪委牵头、各监督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总之, 要加强党内监督, 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 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 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形成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坚强合力。

综上所述,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是党内监督制度建立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党内监督制度的制定是基础, 那么其执行就是关键,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监督”理念的确立, 比起“人治性”的监督方式和途径, 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但是, 离开这些科学制度的有效执行, “制度监督”的口号毫无意义。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 制度不执行, 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 可见制度的执行是制度建设的核心环节。在保障党内监督制度制定的科学性的同时, 必须强调严格执行制度这个关键性问题。在制度制定阶段要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充分发挥制度本身应有的效用自然是制度执行阶段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显示出“制度监督”的威力和绩效。

摘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 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党内监督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约束力, 关键在于其应用和执行。在制定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制度, 是实现党内监督的目的、增强党内监督制度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必然要求, 更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井筒工程监督述职制度分析 篇9

1 现场监督人员完井述职模式的建立

1.1 监督述职工作的背景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分公司 (以下简称华北油田) 井筒工程监督由技术监督检验处归口管理。此前, 由油田公司工程监督部对口管理。为激励现场监督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促进工作水平的提高, 从2007年开展监督人员完井述职工作, 在保质量、促安全、增效益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2007年被评为股份公司勘探与生产“工程监督管理先进单位”。经过6年的摸索完善, 目前, 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完井口井述职和阶段性述职。

1.2 监督述职工作的内容

施工完井后, 现场监督人员在述职工作中要讲清楚施工井的施工目的、主要工序及完井情况。

1) 开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如队伍人员资质情况, 三项设计到位情况, 井场布置情况, 井控设备是否符合设计及井控细则要求情况, 材料准备与设计相符情况, 以及环境保护、资料记录、辅助设施是否达到标准和规范要求, 在施工现场开据的问题整改通知单及落实整改等情况[1,2,3]。

2) 施工过程中监督工作情况, 如监督补充设计、变更设计到位情况;各工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情况;重点工序旁站监督检查情况;资料录取情况;生产指令接收、落实及执行情况;现场发现问题, 提出整改要求以及落实情况;下井工具、材料、入井液使用前的检查确认情况;对于存在的疑问向有关部门落实情况;提出建议采纳情况及效果;施工过程中的井控工作及井控设备现场检查、保养情况;防喷演习情况;干部值班制度及安全检查落实情况等。

1.3 施工质量、井控安全总体评价

对完井后要做施工质量及井控安全的总体评价工作, 包括总体施工工程质量情况、井控安全情况、时效评价等。

1.4 问题总结及建议

总结监督本井存在哪些问题, 应在今后如何去克服及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在施工过程中监督人员作为监督参谋提出的建议、对监督工作的建议等, 在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

1.5 阶段性述职

监督人员述职内容要说清楚施工井基本情况、施工过程中重点难点、在监督现场表现、监督效果等。2009年首次开展段性集中述职, 促进监督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 经验共享, 取长补短, 进一步提升监督人员的综合能力。2013年11月18日至25日, 技术监督检验处钻井、地质、试油各监督站分别组织了二连分公司井筒监督集中述职报告会, 其中, 钻井9名, 地质6名, 试油3名监督人员进行集体述职。对监督人员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严格按照工序和重点环节进行日常监督, 严格施工期间HSE工作以及对监督人员在施工现场认真工作给予肯定, 并在施工中遇到的监督难点及落实油气显示、卡准完钻层位和取心层位等方面进行了经验分享。

2 现场监督述职的实施意义

2.1 监督述职工作的必要性

2007年4月, 华北油田公司工程监督部创新性地开展了监督人员口井完井述职制度, 尤其是新聘用的监督人员, 必须做到口井述职工作, 以充分反映监督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派驻的现场监督人员在完成一口井的监督任务后, 由部门主管领导和专业科室管理人员听取监督人员述职在现场履行职责情况, 对监督人员在处理建设方、施工方、监督方关系的能力进行评估, 总结在现场中值得借鉴的监督经验, 对现场监督人员提出的建议和指令以及施工方的执行和配合情况进行全面了解[4,5]。

派驻施工现场的监督人员在完井述职后得到了管理人员的认可, 并且把好的监督经验与优秀监督事例进行总结宣传。为充分反映监督的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 尤其是新聘用的监督人员, 必须做到口井述职。

2.2 监督述职实例举证

地质驻井监督在楚70x井完井述职中讲到, 在井深3 710~3 726m岩屑中的页岩含量明显增多, 2010年5月21日, 监督人员把此井的相关资料与邻井楚6井、楚47井认真对比, 认为本井沙一下层位的特殊岩性段地层提前。立即向相关部门汇报了井上地层对比意见, 并提出钻进至井深3 780~3785m停钻的建议, 当时已近晚上24:00, 录井要等到第二天上午来人落实才能确定, 井队只得先进行短起下钻通井作业。当晚24:00左右, 井队干部找到监督人员说等的时间太长, 要求按设计井深 (3 950m) 边钻进边等汇报, 录井现场人员也认为没打到设计层位, 可以继续钻进。监督人员给他们耐心地说明了对比依据和理由, 并明确表示目前情况下坚决不能多打, 必须等甲方指令。第二天上午录井公司专家到现场经落实地层岩性后, 完全同意监督人员的对比意见。后通过电测曲线证实了监督人员的对比方案是正确的。从而避免了一次打超设计层位、损失勘探进尺的录井施工事故, 为甲方挽回了100多米的钻井成本, 尽到了一名地质监督的职责。

3 实施效果

经过6年的探索与不断完善, 在监督领域取得明显效果, 监督重点明确, 监督日志规范。通过述职使监督管理人员及时了解、掌握监督在现场的工作情况, 发现和挖掘他们的技术特长, 对存在的不足及时提出, 促进了他们的进步与提高。根据监督的述职情况, 对现场监督人员是否有效履行职责有了准确的判断, 为监督人员进行动态考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管理人员全面了解到各个监督人员的长处与不足, 从而针对性地选派监督人员, 发挥其技术特长提供了依据。同时, 也为监督人员的评优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完善工程监督人员的数据库。现场监督人员的完井述职工作有利于调动监督人员的积极性, 实现监督经验的宣传与共享, 充分发挥了现场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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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云涛, 王光太, 周楠.推行精细管理全面提升, 监督工作执行力[J].石油工业技术监督, 2010, 26 (12) :18-21.

[3]李健, 于津文, 杨军.现场工程监督管理与考核的实践[J].石油工业技术监督, 2009, 25 (2) :29-30.

[4]郑新权, 高志强, 罗东坤.石油工程项目监督管理[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6.

浅议我国审判独立制度 篇10

关键词：审判独立,法官独立,司法公正

任何问题研究的展开都离不开概念, 明确概念是研究的前提。本文先从概念入手,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 分析我国审判独立制度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和改革路径。

一、我国审判独立制度的理解

审判独立, 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严格依照法律, 独立地审判案件, 不受任何干涉。法院、法官审判案件的依据是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 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胁、限制、诱导和干涉。

关于审判独立的内容, 学者们各持己见。但总体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 外部独立。是指具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系统相对于法院系统之外的权力、影响的独立。第二, 内部独立。是指不同级别法院之间, 审判组织与法官之间, 法官相互之间的独立。

二、我国审判独立制度现状

现行宪法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明确规定了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其后, 党的多次会议都强调要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这说明, 我党和国家重视审判独立, 但在实践中, 审判独立制度仍有诸多不足。

( 一) 审判权受地方影响深厚

在我国, 审判权受地方人大、政府、政法委等部门的影响特别突出。像在赵作海案中, 就是政法委的不当干涉审判权, 导致最终的刑事冤假错案产生。审判权受地方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地方人大对法院的工作监督变异。依照法律规定, 地方人大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有监督权。但在实践中, 这种监督沦为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干涉, 甚至沦为某个或者某些人大代表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干涉。就有不少地方人大代表以人大监督为名行干涉审判之事。

第二, 地方政府将同级法院视为其下属部门或者机构。有些地方政府, 错误地把人民法院看成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这是因为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外在表现让他们不得不导致误解。人民法院的诸多人事任免、调任等都要经地方组织部门同意, 地方组织部门必然请示地方党委领导, 因此, 同是地方政府领导的地方党委领导决定了法院的人事任免。其次, 人民法院的经费受地方政府控制。

( 二) 审判独立受司法系统内部影响

除了受外部因素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之外, 在司法系统内部, 干涉审判独立的情形也并不新鲜。

第一, 审判权受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不当制约。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同时也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公诉机关。按照庭审审判模式的设计, 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院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为提起诉讼。表面上看, 控辩似乎是对等的, 或者说这种表面的对等只停留在庭审模式上。在庭审外, 检察院常滥用抗诉权、审判监督权影响法院判决。

第二, 上下级法院之间指导关系行政化。我国采用的是二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根据法律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正是这种指导, 逐渐行政化, 演化成为类领导关系。例如, 请示汇报制度。下级人民法院为了减少发回重审、改判的案件数, 无论案件是否复杂、疑难, 均以种种名义向上级法院请示。独立的法院应有独立之审判权, 不受干涉。当然, 这与我国法院系统不科学的案件考核机制有重大关系, 我国现存的对法院、法官考核机制中将案件发回重审率、改判率作为重要的评优、评先条件, 下级法院受功利驱使, 自然偏爱请示汇报。

三、我国审判独立制度重构

我国宪法和法律都确立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但由于受体制、机构设置等各方面因素影响, 我国法院审判权未能真正实现独立。加大对司法体制的改革, 重新构建法院的角色, 对于实现法院审判权独立具有重要作用。

( 一) 明确法院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

1. 厘清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8条也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院又是行使国家公诉权的起诉机关。检察院对法院有监督权, 这又如何保证庭审控辩平等呢? 要给天平的一端一个小石头, 却又要天平保持平衡, 这个天平能做到吗? 因此, 笔者建议, 法院仅受人大和上级法院监督, 取消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

2. 严格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方式

根据我国宪法127条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根据法律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是指导、监督关系。这种指导、监督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具体体现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进行个案或者某类型案件的请示、汇报, 这种请示和汇报制度不仅欠缺严谨, 而且在法律程序之外。这导致“两审终审制”实际上被架空。这种法律之外的法律, 应停止。

( 二) 法院的内部工作机制的重置

在法院, 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案件, 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不仅有法院外部的干涉, 也有法院内部机制的合法干涉。

1. 取消院长、庭长案件审批制

庭审结束后, 独任庭和合议庭形成裁判文书, 再交由庭长审批或者签发, 遇到庭长意见与独任庭、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 裁判文书交由分管院长或者院长签发。倘若庭长、院长是业务娴熟、司法理念进步, 个人道德素质高的, 这有利于案件的把关, 避免造成刑事错案。庭长、院长的属于行政职务, 其主要工作应该是传达文件精神、分案等行政事务;而且庭长也应该办案, 增强业务知识。

2.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法院审理案件中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审判委员会对于把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具有重要作用。司法实践中, 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不仅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还有一些本法院内部规定的必须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独任法官、合议庭必须执行。审判委员会也成为了阻挡独任庭、合议庭正常审判的巨大障碍。

因此, 审判委员会应该吸纳具有十年以上办案经验、且具有良好声望、业务能力强而又个人素质高的资深法官组成。且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只能作为合议庭的参考, 至于是否采纳由独任庭、合议庭自行决定。

总之,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在人民大众对司法公正需求的助推下, 在社会民主、权利得以弘扬的新时代, 对满目苍夷, 漏洞百出的司法系统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审判独立要彻底, 改革势必进行, 并且要深刻。仅以此文, 希望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一点点参考。

参考文献

[1]王佳.追寻正义-法治视野下的刑事错案[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2]王仲云.法官独立审判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 2003.5.

[3]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司法改革研究述评[J].中外法学, 2000 (2) .

[4]李剑文.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之法官独立问题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02.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关于建立企业监督制度的探讨 篇11

【关键词】监督；意义；种类

企业监督制度是现代企业运用监督这一管理手段来检查、监督企业活动，从而使企业各项制度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建立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的不少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一些上规范的大型企业，往往采取企业的组织形式，开拓创新，扩大投资项目。随着横向经济联合向紧密型、资产融合型发展，以及为适应外向型经济而崛起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已经并将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建立企业的监督制度，就可有力地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2、有利于防止企业制度的滥用。特别是股份制企业，是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而形成的现代化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制度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企业人员滥用企业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是严重的。例如，由于现代公司法对公司设立采取准则主义，使得一些本来不具备公司条件的个体企业，家庭企业也纷纷以公司形式出现。为此，企业建立监督制度和采取监督措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企业制度被滥用的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批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具备公司条件，亟待通过企业监督制度的完善来加以防止。

3、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对企业的监督，可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考察，帮助企业发现问题，并及时妥善加以解决。

二、建立企业监督制度的种类

建立企业监督制度的目的，就是运用监督这一管理手段来检查、监督企业一切活动，从而使企业制度正确地运行。为此，企业的监督标准可作出不同的分类，按企业监督发生的时间顺序，可建立事先监督，日常监督和事后监督，按企业组织关系，可建立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按企业监督机关性质，可建立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目前我国企业主要监督制度，以行政监督为主，包括财务监督，银行监督，市场监督，审计监督等。

三、对不同种类的监督制度的思考

1、企业为什么要接受银行监督

这要从银行本身的性质和职能来分析。社会主义银行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经济组织，是企业，又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作为经济组织的属性，是银行内在的、固有的性质；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属性，对银行来说则是外在的、附加的。与银行的这种双重属性相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银行的职能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属于企业经营方面的职能，既组织存款、吸收储蓄和发放贷款；组织转帐结算；办理现金出纳；买卖金银外汇；办理国际结算与信贷；代理国家金库；等等。二是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即贯彻国家信贷、货币发行、非现金结算、金融、外汇等政策，执行国家信贷、现金、非现金结算、金融市场、外汇等管理。所有企业都要在银行开立帐户，信贷收支，现金收付和非现金转帐结算都要通过银行帐户进行，银行在执行其职能时，通过对企业的存款和贷款，进行着实际的日常管理，客观上就是一种监督。同时，企业作为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也会与国家产生一定矛盾。银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将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和行政手段来监督企业遵守局部服从整体和集中统一的原则，以促使企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企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银行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也要考虑资金的增殖、贷放的风险等因素，关心资金的去向和被运用的过程。对企业的活动加以监督，不纯属于行政管理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已经成为银行经营的重要内容。那么，银行应如何对企业实施监督。

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就是通过存款、贷款和转帐结算等业务，对信贷资金活动进行监督。具体地说，就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以及有关的经济、财政和金融制度，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日常的信贷管理、现金管理、结算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监督。银行对企业实施的信贷监督可分为两个过程：首先是贷款前的监督，即事前监督，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生产计划、商品流转计划和财务计划，正确确定对企业的贷款计划和贷款指标，然后在信贷指标范围内正确掌握贷款的发放。其次，是贷款后的监督，亦即事后监督。其主要目的是检查贷款的用途及其经济效益，能否按期归还，还要检查贷款的物资保证情况，检查物资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对不符合贷款对象的物资，应从物资保证中剔除；如果物资保证不足，就要查明原因，采取措施，甚至收回这部分没有物资保证的贷款。银行对企业的现金管理方面监督主要是：規定现金的使用范围；核定单位库存现金的限额；规定单位现金送存银行的期限；控制坐支现金以及用计划和限额来监督工资基金。在非现金结算方面的监督内容主要应在办理结算中，促进和监督购、销双方严格执行合同；按金额起点、凭证有效期和扣款顺序办理结算手续；监督执行结算纪律。对企业外汇管理方面的监督，包括：对企业的一切外汇收支，实行计划管理，按规定的使用范围使用企业的外汇留成；对外汇贷款，除商业信用性质的资金外，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等。

2、企业接受市场监督的意义和具体内容

企业实行市场监督，有利于企业了解市场动态，有利于协调产销之间的关系，保证正当交易，取缔非法活动，维护商品流通的正常秩序。市场监督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种：

（1）监督企业登记，领取营业执照。（2）监督企业商品的应按物价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该属于哪一级定价和管理的商品，就应由一级负责，不属企业定价和管理的价格，不得自行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由国家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将越来越少，企业自行确定价格的权限越来越大，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督重点将放在阻止行业性、地区性的垄断价格上。（3）监督企业商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按国家规定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4）监督企业的经济合同。内容包括经济合同签订时的监督、合同的鉴证、合同履行的监督、合同变更和解除的监督、合同纠纷的处理和非法合同的监督与处理。

3、企业内部审计监督

企业内部审计，主要是通过审计，审出问题，提出建议，强化管理，增加效益，防止风险。重点是财务审计。它不仅仅满足于传统财务审计的查错纠弊，要转变为紧紧围绕企业的工作重心、重大决策、发展目标，内部控制和领导关心等事关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管理事项，揭问题，作评价，提建议，促整改，确保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并要明确内部审计的服务目标，通过审计提供有关经营活动的分析、建议、咨询意见和信息，协助企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既要审深审透，也要帮促到位。把重点放在问题产生原因，可能造成的影响、改进的可能性和措施上，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议，并通过后续审计来推动具体问题整改落实。

审计方式上要从事后向事前，事中审计转变。事后审计是在损失形成和代价付出基础之上进行的，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缺陷性。因此审计服务的主动性和超前性必须增强，通过事前审计来建立内容控制的“防火墙”，通过事中审计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

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刍议 篇12

行政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行政活动所进行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法律监督权作为检察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诉讼监督,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与诉讼相关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来实现法律监督权,如刑事审判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等。而对行政权的监督在检察机关的整体业务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从行政权的特点来看,需要进行行政检察监督。行政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其具有授权性、强制性、自由裁量性及易膨胀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行政权力容易出现滥用和腐败,而且一经出现将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行政检察监督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

(一)现状及存在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检察监督并无具体明确的规定,仅有的相关规定也是零散的分布在三大诉讼法之中,因此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范围、制度等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与缺失,严重的影响了我国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发展。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因此,从现行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而达到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其具有间接性和事后性。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大多是通过对行政诉讼监督来进行的,这就导致了行政检察监督具有事后性、单一性、间接性等特点,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二)原因分析

1. 立法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时立法分散,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散见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缺乏可操作性。

2. 制度缺失

我国并未形成完善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范围、程序等问题均没有统一的规范性要求,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各有不同。

3. 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角色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中都存在着重刑事、轻行政的司法理念,再加上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行政诉讼监督,严重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发展。同时由于检察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在某些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也不乏存在。

三、国外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比较分析

(一)英美法系

英国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主要是通过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来制约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根据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权提起此类行政诉讼的主体为总检察长以及得到总检察长授权的个人和地方组织。①

美国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既可以通过以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参加诉讼活动的方式来实现,又可以通过由检察机关介入到公民的平等权利受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诉讼中的方式来实现。与英国相比,其行政检察监督范围较为宽泛,其联邦总检察长同样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还设置了特别检察官,以提高行政诉讼活动的有效性。

(二)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

在法国,检察官负责转交所有行政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有争议的文件,这就使得检察官有条件可以了解到几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内情,并参与到其中,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程序和实体进行审查,提出并陈述自己的意见。②

在德国,通过公益代表人制度来实现行政检察监督。公益代表人可以代表州或州政府参加在高级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内的普通或指定案件,以维护公共利益。

(三)比较分析

通过分析研究,不难发现虽然英美法系国家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其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相比较或狭窄或宽泛,主体或单一或多样,各具特色。但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都认可并切实存在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并且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这就说明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构建行政检察监督的制度几点构想

(一)完善行政检察监督相关立法

由于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同时立法分散,使得行政检察监督的定位不明确,学界及实践中均对行政检察监督存在一定的争议,也使得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活动缺乏明确而有效的法律依据。因此,在立法层面对行政检察监督予以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层面对行政检察监督做出界定,明确何为行政检察监督。其次,应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内容、范围、方式等做出明确的制度设计,指导如何实现行政检察监督。最后,还应对与行政检察监督相关的配套机制加以完善,保障行政检察监督的有效运行。

(二)强化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职能

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与长期以来在检察机关中存在的重刑事、轻行政的司法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行政诉讼监督,严重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发展。因此,行政检察监督最首要的是完善相关立法,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培养出专业的行政检察监督人才,以保证严格依法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可以借鉴国外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中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方法,西为中用。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等。

另外由于现行检察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在某些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不乏存在。针对此问题,我国正在进行的检察体制改革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后,我国的各级检察机关将实现垂直管理,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地方行政对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干预,更有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公平、独立、合法、高效。

(三)构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

行政检察监督是必要的,同时应该是有限的,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不然就会使得行政检察监督职权容易出现滥用,影响行政机关正常的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范围、方式等进行。1.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③

(1)法定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依法行使各项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此,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更应如此。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检察权也是公权力的一种,其行使亦应遵循法定性的监督原则,严格依法进行行政检察监督,不可越权、滥权。

(2)有效性原则。我国现有的制度中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虽然这些监督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监督方式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起到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因此,在实施行政监督的时候应考虑最有效的方式,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应遵循私力救济优先,这样既能防止行政检察监督被滥用,又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量。

(3)有限性原则。从权力分工制约的角度来看,行政权与检察权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平等权力之间的监督。行政权虽易被滥用,但其效率性、能动性是国家权力中最强的。行政检察监督应遵循有限性的原则,不能影响正常的行政权的行使,只有在符合法定的范围和条件时才能进行。

2.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争议,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就是行政诉讼监督,此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简单的等同于行政诉讼监督。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应包括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两部分。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既包括对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又包括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其中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上述三种观点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由小而大的,相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等同于行政诉讼监督,这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比较符合,但在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其不足之处,在理论上也否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性。第三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扩大到包含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在内,抽象行政行为有其特殊性,对其的监督更应该由立法部门及人大部门来进行监督。而第二种观点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来看是最为切实可行的。笔者同样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应包括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两部分。对行政诉讼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与行政诉讼相关活动所进行的监督。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特定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其中可以包括对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也可以包括对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缺乏必要行政相对人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等。

3.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1)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最为常用的一种监督方式,其具有灵活、方便、高效的特点。当然,这种方式因不具有强制性只适用于针对违法程度较轻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情形。④同时也可以考虑将检察建议作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2)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刚性要强于检察建议,当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制发了该文书时,行政机关应按纠正违法通知书中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告知检察机关。⑤这种方式更容易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其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确已违法的情形。

(3)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但又缺乏必要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提起诉讼的时候,由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提请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审判的活动。由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进行对抗,更有利于行政公益诉讼双方的平等。同时,检察机关因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专业性,能够更有效的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当然,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加以严格地限制。

(4)行政抗诉权。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因此,从现行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而达到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其具有间接性和事后性,但依然是行政检察监督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一方面,在新的相关立法尚未制定完善之前,其已属法定的监督方式,另一方面行政抗诉在实践中也开展的较为广泛,有着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行政抗诉权,应考虑赋予检察机关对相应行政诉讼案件的阅卷权以及调查权,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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