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制度（共12篇）
侦查监督制度 篇1
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活动的制度, 是检察机关为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 对侦查机关的重大案件在受理报捕前, 依法派员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进行指导和监督的工作机制。本文主要针对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制度的优越性、制度构建、介入时间、范围、方式等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优越性
实践中,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选择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活动, 是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正在被加以推广采用, 表现出了及时有效地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缩短诉讼时间等优越性。
二、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
(一) 适时介入侦查的范围
侦查监督部门只对重大案件予以适时介入, 为了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必要对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加以限定。本文提出以下几类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可适时介入侦查。
1.重大涉嫌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案、团伙和涉黑等对社会有严重影响的暴力性的案件;
2.涉及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特别强烈的或者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影响恶劣的案件;在本院管辖范围内有影响的案件;
3.案件的性质不明确、争议较大的疑难刑事案件或新型案件;
4.上级部门直接交办的刑事案件;
5.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有必要适时介入的其他的重大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对上述刑事案件的适时介入可以基于以下理由:上述类型犯罪基本涵盖危害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能对这些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巨大的案件在合适时点对侦查活动加以指导, 可以督促侦查机关尽早组织有力的侦查力量开展侦查活动, 并提高侦破案件效率和诉讼效率。
(二) 适时介入侦查的时间
按《刑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究竟何为“适时”?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 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侦查的最好时机是在犯罪嫌疑人被确定之时, 这个时点可以认为是“适时”。侦查监督部门如此时介入案件的侦查, 协助找准侦查方向, 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准确的对证据加以收集和固定, 可以有效的防止关键证据因办案效率低而灭失。
(三) 适时介入侦查的方式
1.适时介入的启动
适时介入的启动, 即检察院如何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两种方式:
一是侦查机关申请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侦查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取证据比较因难时, 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要求检察机关的人员提前对取证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 案件侦查机关依据检察机关的建议, 再针对案件侦查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侦查措施, 以达到收集并固定好证据的目的。
二是检察院依职权介入侦查。就是检察机关在知晓发生重大案件后, 除非案件确实涉及国家机密, 经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讨论后, 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 但案件侦查机关却没有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检察院可以依据法律赋予其的侦查监督权, 主动要求介入到案件的侦查活动中去帮助、敦促案件侦查人员, 以便提高侦办案件的效率。但检察院选择合适时点介入案件和侦查活动, 特别是依据批捕部门的侦查监督职权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的, 必须要把握好介入案件的尺度。
2.适时介入侦查后的具体工作方式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何正确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和以何种方式监督侦查行为, 可以参照最高检的《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操作规程》的规定, 但毕竟批捕的阶段与公诉的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来看, 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适时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方式:
(1) 协助案件侦查机关确定侦查思路, 对案件侦查的方案提出建议;
(2) 列席案发现场的勘验、搜查、检查和扣押活动;
(3) 提前查阅侦查卷宗,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4) 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和相关证人的询问;
(5) 参加侦查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从批捕的角度把握对相关的证据并提出要求意见;
(6) 对法律条款选择适用时存在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另外, 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小组或者指定比较有经验的检察官提前参与案件侦查活动。
摘要：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是检察机关积极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提高侦查质量和诉讼效率的现实需要, 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做法。但是, 作为一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运作的制度, 其在现阶段发展尚不完善, 仍缺乏统一的规则, 从制度化构建的角度出发, 可以从适时介入的范围、时间、方式等方面着手对其予以完善
关键词：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制度,制度构建,范围,时间,方式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叶青, 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社, 2003.
[4]林维生.捕诉引导侦查之必要性研究[J].今日南国, 2010.
[5]李益明, 金涛.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侦查监督制度 篇2
作者：郑锦春
来源：检察日报规范，名词意义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如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动词意义是使合乎标准，即按照既定标准的要求进行操作，使某一行为或活动达到规定的标准，如规范管理、规范执行。规范化，是指根据某种事物的发展需要，合理地制定组织规程和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流程，以形成统一、规范和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对比可知，规范化是对规范一词名词和动词意义的双重涵盖。侦查监督工作的规范化亦可以从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来阐释。
一、名词属性的规范化要求明确执法规范化的目标，并为之创造基础性条件。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出路。名词属性的规范化相对来说属于静态、长期、宏观的，并且具有指导性、约束性、稳定性的特点，它要求明确目标并为之创造基础性条件。侦查监督工作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执法主体配备到位和制度建设完备规范。
从执法主体的层面说，无论是审查逮捕权，还是立案监督权和侦查活动监督权，都应由有检察官身份的主体来行使。当前侦查监督部门面临案多人少、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的巨大挑战。在内蒙古，有近40%的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只有2至3人，即便如此，其中一部分人还不具备检察官身份。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曹建明检察长强调，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关，也是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第一关，在防范冤假错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检察官断档问题使得符合条件的侦查监督人员严重不足，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既需要当地党委、政府在机构、编制方面的支持，也需各级院党组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将具有一定办案经验的检察官调配到防范冤假错案的第一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是侦查监督规范化建设目标得以实现的另一基础性条件，只有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恣意执法。随着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侦查监督部门承担起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更多的新任务。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工
作机制跟进不及时，影响了侦查监督工作的整体效果。因此，构建一套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符合法律规定的工作机制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内蒙古检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对以往工作制度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要求及工作实际，已完成包括《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规定》在内的五项工作制度，正在酝酿建立报捕案件提交全部证据清单和录音录像资料制度、社会危险性证明机制、审查逮捕环节证据审查机制等九项工作制度。
二、动词属性的规范化要求提高执行力，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队伍建设。执法规范化要求目标精细化、制度精细化、管理精细化。这些精细化的要求对队伍的素质建设，特别是队伍的执行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此要坚持两手抓，一抓思想教育，强化责任心;二抓岗位练兵，强化办案能力。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先进的执法理念，才能引领和规范执法行为。但实践中，由于受到很多干扰，并非每一起案件都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执法理念。一方面，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基于朴素的刑罚报应观念，希望批捕以惩罚犯罪嫌疑人，一旦犯罪嫌疑人不被批捕，就认为检察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甚至是偏袒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由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日益发展，使得侦查监督工作被动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一些敏感案件中，捕与不捕受到网民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在这样的压力下，作出任何决定都需要秉持法治思维，即必须恪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坚决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牢牢守住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有了正确的理念导向，如何提升侦查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就成为实现执法规范化建设目标的关键。内蒙古检察机关以“内强素质”为目标，注重在实际效果和练兵质量上下功夫，不断创新练兵形式，以培训促练兵、以竞赛促练兵、以实战促练兵。在业务竞赛中，不仅注重“赛尖子”，更注重“赛全员”，体现了基层赛、赛基层的特点，达到了以赛促训的效果。去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共举办侦查监督业务专项培训班两个，培训盟市及基层院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290人，覆盖面达到了53.2%。
三、双重属性有效结合，开辟侦查监督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制度是前提，执行力是关键，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侦查监督工作健康发展的保障。内
蒙古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修改后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贯彻实施，将其作为引领各项侦查监督工作的指南，同时依托六项制度，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一是实行办案指标通报制度，做到执法办案心中有数;二是坚持案件复查制度，发现问题全面整改;三是实行重点案件随时剖析制度，注重规范化的“时效”与“实效”;四是建立重点办案指标研判制度，强化目标制定与制度落实的针对性;五是坚持备案审查制度，强化个案业务指导;六是建立捕前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促进执法办案的规范。
为进一步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内蒙古检察机关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了“科学发展抽样评估”工作。此次抽样评估，以发现问题为主，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区检察工作的规范运行、科学发展。按照自治区院的统一部署，侦查监督部门认真制定了抽样评估实施细则，检查项目达154项。通过细致入微、不留死角的检查评估，发现并梳理了以往执法活动中的很多共性问题以及个案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将这些问题通报全区检察系统，以点带面，使没有被抽到的地区也能够对照查摆，为下一步彻底解决类似问题、促进规范执法树立了靶子、奠定了基础。根据抽样评估反映出的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将制定《内蒙古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工作规范化手册》，指导全区侦查监督工作规范开展。
如何完善侦查监督机制 篇3
１．侦查监督的概念和范围
1.1侦查监督的概念
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处于刑事诉讼程序起始的重要环节，它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果，所以对侦查权的监督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关于侦查监督的概念，笔者认为，侦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审查以及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
1.2侦查监督的范围
侦查监督包括审查批捕、对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监督等三项内容。因为立案是对侦查权的发动和侦查程序的开启，它与侦查过程紧密相联，而且实践中确实存在刑事立案的违法操作现象。对刑事立案进行监督，不仅是程序上的必然，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另外，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提请批捕的案件进行审查，不但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而且是进行侦查监督的有效载体和途径，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2.我国现行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2.1刑事诉讼环节规定的不足
2.1.1对侦查监督的内容、范围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可以进行监督，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监督的阶段范围、具体内容都没有明确，导致进行监督时缺乏可操作性，继而出现监督的程度、宽严把握不一，监督的方式不规范、难以统一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以下問题：（1）监督与不监督的随意性。由于法律对侦查监督的情形规定得不明确，只有一些大的框架，导致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比较模糊，不知道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2）监督方式的随意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侦查活动监督的方法有口头通知纠正和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情节的轻重。但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重又未作规定，所以在侦查监督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3）监督期限的不确定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和期限作了较简单的规定，但对侦查活动监督却未作出任何期限上的规定。以上情况的存在，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和及时性。只有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侦查监督的具体操作规程和具体内容，才能为侦查监督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保障，才能保证侦查监督的顺利实施，达到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2.1.2法律规定公检两家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但公检两家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监督的职能具有逆向性和交错性（如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具有决定逮捕的权力，同时又赋予了公安机关可以变更逮捕决定的权力），这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导致侦查权力在某些方面的失控，使侦查监督工作步履维艰。如批准逮捕权虽然在检察机关，而对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可以在不征得检察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只是事后告知），检察机关发现情况后，即使对公安机关的行为采取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监督。
2.2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2.1监督方式滞后、被动，难以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目前，实践中侦查监督的做法主要表现为事后监督的形式，即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出现了违法情况后，才予以口头或书面的监督，而且监督的渠道主要是从侦查机关报送的案件材料中发现线索，但侦查中的违法情况一般很少反映在案件材料中，即使有所反映，待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时，有的也是时过境迁，监督难以达到实效。
2.2.2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知情权不够
鉴于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很少也很难针对侦查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督，知情渠道不畅通是侦查监督不力的一大障碍。
3.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监督的机制的思考
3.1完善刑事诉讼环节的立法
要切实履行好刑事侦查监督职能，首先要解决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完善问题。一是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的法律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监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第87条、第137条。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1条至390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应当监督的情形没有法律依据或者监督达不到效果的被动局面，所以，笔者建议增加侦查监督的程序性保障规定。完善法律监督体系，通过立法尽快补充完善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侦查监督的程序性保障规定。监督措施的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法律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具体操作程序，也没有规定具体的义务和职责。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没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不及时纠正的处罚程序和责任，缺乏执行力，导致实践中个别公安机关置若罔闻，久拖不决，使侦查监督流于形式，得不到纠正违法的效果。
3.2与公安机关建立“互相配合、引导侦查”机制
论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篇4
侦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逮捕犯罪嫌疑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基本程序, 也是审查逮捕、起诉、审判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侦查监督即是对上述侦查活动的程序和实体进行约束和制约, 在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侦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侦査监督部门根据内部职能的划分, 通过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等方式对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开展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项职责、八大任务, 以审查逮捕为主体, 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共同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 在严厉打击严重违法犯罪的同时, 更加着力于保障人权和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树立法治权威和执法公信力。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实践现状
根据上述定义, 我国现行的侦查监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审查批捕、立案侦查活动监督以及侦查活动监督。因此接下来笔者就从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 审查批捕
审查逮捕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权, 是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的有效途径之一。检察机关通过正确行使审查逮捕权来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 确保法律得以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法规, 对开展审查逮捕工作的主体、程序、结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化和规定。审查逮捕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
在审查上, 包括实体审查和程序审查, 在审查结果上分为批准逮捕和不批准逮捕。即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构罪即捕”现象, 相比较而言,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使用率较低, 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分析和审查案件的证据, 重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把握, 以此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因此, 往往没有这么多精力再来审查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 特别是必要性条件。过于注重审查犯罪证据及犯罪事实, 侦查监督人员很少考虑逮捕的必要性, 普遍存在“以捕代侦”的心理。
(二) 立案监督
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査机关在是否依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的诉讼活动。关于立案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条等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或者公民或者单位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 可能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 公安机关都要按照职权范围对此进行调查核实, 然后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立案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和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
然而在现实中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 其中监督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占据大多数。而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如一些公安机关迫于内部立案数和破案率等考核指标的压力而乱立案, 或者在某些上访等群体性事件中, 明知其不构成犯罪, 但受某些因素的干扰进行立案调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此平息社会舆论压力或者缓解社会矛盾, 或者以立案为名借机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滥用立案权以权谋私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监督成案后, 因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难以对侦查机关开展的后续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极大地影响了立案监督的法律效果。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发现了立案监督线索, 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公安机关确实存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 在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在审查后一般都会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予以立案。但是立案后, 限于侦查技术或者人力物力及责任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部分民警往往会将监督立案的案件摆在一边, 时间久后就会慢慢出现立而不侦或者久侦不破的现象。
(三) 侦查活动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 (2012年修订版) 第98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答复检察机关。
侦查活动监督主要内容包括纠正违法侦查活动和纠正违法适用强制措施。所谓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是指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査活动或者审查逮捕过程中, 对公安机关开展的讯问、扣押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所谓纠正违法适用强制措施, 是指检察机关在工作中, 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所釆取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赵某某、佘某某案件中无不表明了我国侦查活动监督的必要性, 刑讯逼供、拷问现象大量存在。纠正违法侦查活动的监督制度刚性不足, 手段较弱, 难以保证纠违工作取得预期成效。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过于原则, 侦查活动违法的性质认定比较困难, 单靠书面审查核实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侦查活动违法的发生。
三、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不足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在运行中, 还存在较多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论是侦查主体的侦查人员, 还是侦查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人员都受传统实体正义的影响, 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因而会有刑讯逼供, 在立案、逮捕中过分强调实体证据结果的收集齐全充分, 而忽视制度应有的功能。
(二) 在硬件上, 缺乏必要的技术监督手段。如在监督来源、方式、手段上拘泥于传统的方式, 在办案压力大的情况下难以奏效, 形成实质监督。
(三) 在监督实效上, 缺乏有效的可操作化机制以及必要的监督惩戒机制, 无法体现监督机关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四、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侦査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既承担着对公安机关等侦查主体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的职责, 又承担着对各侦查主体在侦査活动过程中开展的刑事立案、侦査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的职责, 既注重实现实体上的公平正义, 又注重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以达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促进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因此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主要从宏观上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以促进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发展。
(一) 深入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 让看得见的正义观念通过多种途径深入到侦查人员以及监督人员的日常办案中。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通过制度性的约束办案人员行为的典范, 当然其在具体制度细节完善上需要不断加强。程序正义理念的生深入, 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才会切实得到维护, 监督制度才能朝着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 建立完善的监督手段和工作制度。如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 加强与公安机关办案信息共享平台, 及时掌握侦查机关的办案流程以及进展信息, 以节省效率, 确保监督落实到位;建立和完善方便群众申诉举报等收集线索的平台, 拓宽监督渠道等。
(三) 建立侦查监督的惩戒机制, 以保证侦查监督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对于立而不侦、久侦不破、侦而不结、立案后违法撤案等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应建立相应的时限约束机制, 并与侦查人员的工作绩效密切链接, 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 以督促侦查人员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正视监督的作用与权威性。
摘要：正义不仅要实现, 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侦查监督作为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侦查活动中制约侦查权, 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体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上发挥着突出作用。本文以我国特色的侦查监督权为基础,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提出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以期我国侦查监督权在实践和理论中得到更大突破。
关键词：侦查,监督制度,检察机关
参考文献
[1]杨振江.侦査监督工作三十年回顾与展望[J].人民检察, 2008 (23) .
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篇5
------------------
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它和立案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执行监督一起共同构成刑事诉讼与法律监督的有机整体。近年来，侦查监督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中均遇到亟需澄清和解决的问题，对此进行积极的探讨，有助于推动该项工作的开展。笔者试结合工作实践浅析现行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并提出重构侦查监督机制的若干设想。
一、侦查监督机制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刑事诉讼的机关。这为检察机关承担法律监督之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权的行使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
1、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获得信息、开展监督。
2、人民检察院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从中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3、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情况的通知、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通知，发现违法情况，履行监督职能。
4、通过诉讼参与人对有关人员的控告获得线索。
5、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拘留、逮捕适用中的羁押行为和期限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6、侦查监督的手段主要是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从以上监督方式来看，目前侦查监督方式还是粗线条的、不全面的。侦查监督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面临许多困难，侦查监督机制存在如下不足：
1、侦查活动封闭性过强，缺乏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
监督权是以知情权为前提的，没有知情权、监督权就没有保障。由于立法规定不完善、侦查活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缺乏全面介入，难以及时获得侦查监督的线索，无法有效行使监督权。目前的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制度，实践中只对个别重大、复杂的案件检察机关才派员参加，而且不够规范，没有一套完整的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往往是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检察机关才提前介入。检察机关自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提前介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早熟悉案情，为快捕快诉作准备。有时介入过程中提出取证意见，客观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以后的公诉职能。应该看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对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其次才是引导侦查，尽快熟悉案情，为依法快捕快诉作准备。除了上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重大刑事案件，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未能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2、侦查权行使的自由度过大，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完善
侦查是对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中强制性措施，它既包括法定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也包括诸如搜查、扣押、冻结、通缉等侦查措施。由于侦查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必须享有采取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的权力，但上述强制措施大多涉及公民的各种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和程序保障措施，侦查权的运作就可能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刑事强制性侦查措施不仅仅是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手段问题，而且还是涉及人
权保障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侦查权行使的自由度大，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的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本上由侦查机关掌握，缺乏一个外在的有力监控者，以至于受权力本性的驱动，极易在打击犯罪正当名目的遮蔽下，导致刑事强制性措施的滥用。
3、撤案活动监督不到位
侦查阶段撤案是对已经立案侦查的案件予以撤消，不再继续侦查，意味着对该案件的侦查终结。撤案和立案一样是侦查机关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诉讼行为，立法赋于检察机关对立案活动的监督，规定了立案监督制度，对撤案活动却没有规定撤案监督制度，不能不说是现行刑诉法的一大缺陷。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有时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立案后消极侦查或是立案后又撤案，检察机关对此却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还有的公安机关违法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先以刑事案件立案，待得到民事补偿或赔偿后又予以撤案，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上述情况，因为撤案监督制度的缺陷，检察机关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
4、检察机关监督保障手段不足，没有监督权威
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人民检察院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相关法律在具体监督制度的设计上还不适应检察机关的性质要求，目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手段主要是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但公安机关如果不纠正，或者纠正后不将情况通知检察院，怎么办？却没有下文。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只对检察机关提出了监督的要求，但对被监督的侦查机关没有最终的处理权或处理建议权，从而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处于法律要求多、提供手段少的状态，监督工作受到直接影响。缺少实体性处分权力作为保障，导致监督者的监督要靠被监督者的觉悟来实现。如果被监督者不改正错误，除少数违法者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无其他处分权力。真正在司法实践中要实施法律监督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实施监督，就意味着对被监督者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而引起被监督者的反感与不快，甚至导致过激的言行。监督者没有实体性处分权或处分建议权，难以树立监督权威。
5、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目前对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理论和实务界颇有微词。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有检察机关对其实施侦查监督，而检察机关的侦查行为由谁监督？虽然现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本院反贪部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侦查的案件实施监督。由于目前监督和侦查部门隶属于同一检察机关，监督部门和侦查部门荣辱与共，人员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往往是沟通代替监督，家丑不会外扬，使监督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流于形式，无法起到监督的效果。
二、重塑侦查监督机制的具体设想
基于侦查监督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性，强化侦查监督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当前侦查监督工作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必须对侦查监督机制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加强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和论证。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在充分听取侦查、检察机关和理论界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重构侦查监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总体思路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完善司法审查、理顺检警关系。
1、完善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制度
侦查监督应当是对侦查活动从立案开始到侦查活动结束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但是，由于法律所规定的监督方式的滞后性、被动性、有限性和监督措施的软弱性，检察机关的诉
讼监督不能贯穿侦查活动的始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目前的提前介入制度不够完善，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提前介入的时间、提前介入检察人员的具体职权等方面还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应在立法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具体设想是，提前介入案件范围是：一是重特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二是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三是立案监督的案件；四是侦查机关要求或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案件。提前介入的时间应该是从立案开始。提前介入检察人员的职权是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有权查阅所有案卷、文书，有权参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讨论，对侦查活动发表意见。但需明确的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不能干预公安机关的正常侦查，不代替公安机关对案件的直接侦查。检察人员的职责主要是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实施监督。
2、建立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为了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必须建立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但与国外不同，我国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检察院而不是法院。这主要因为：第一，司法审查权是诉讼监督权，而不是审判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诉讼监督是其主要职责之一。第二，如果由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就使法官在审判前陷于与审判结果的利害关系之中，在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案件中，法院为避免承担责任，必然要尽可能地宣告被告人有罪。由法官来行使司法审查权，将形成法官预断，不利于法官公正、中立地审判。第三，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已在履行司法审查职能，如审查批准逮捕，实践效果较好，起到了监督侦查权，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检察机关的司法审查权，把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纳入检察机关司法审查的范围，具体做法是：
（1）保留现行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制度；
（2）侦查机关采取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原则上应当事先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签发批准书。对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即采取上述侦查措施的，应当在采取措施的法定期限内报告同级检察机关，由其进行审查，以加强事后审查。侦查机关变更上述强制措施，也应事先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3）对于搜查、扣押、冻结等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以事后审查为主，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法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有权作出撤销或同意继续采取上述措施的决定。
3、建立撤案监督制度
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侦查机关撤案后要在法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撤案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意见。经审查，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撤销撤案决定。侦查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撤销撤案决定，继续侦查。检察机关通过对撤案活动的监督，保证撤案活动的公正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4、完善侦查监督保障权
应通过立法，完善侦查监督的保障性规定，增强侦查监督条款的可操作性。
第一，明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效力，立法上应明确侦查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立即纠正违法行为，并将纠正情况于规定时间内报检察机关。
第二，要赋予检察机关强制处分权。（1）对于侦查机关消极侦查的案件应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直接立案侦查，不是要代替侦查机关的调查权，也不会妨碍侦查机关的侦查权，检察机关仅对侦查机关消极侦查的案件行使个案侦查权。（2）对超期羁押案件羁押时间已经接近被羁押人可能判处的刑罚期的，检察机关有权作出释放在押人员的决定。对丧失诉讼能力的犯罪嫌疑入，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强制医疗或释放的决定。
第三，增设追责条款。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的单位及个人有建议处分权。对于侦查人员多次违法的或违法造成严重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在提出纠正意见的同
时，可以附加处分意见。
5、完善自侦案件监督机制
造成自侦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同级检察机关侦查、批捕、起诉的内部制约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流于形式，监督缺少刚性。因此，对于自侦案件的侦查，除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实施监督外，应当主要由上级检察机关实施监督。具体做法是：
（1）下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如果认为符合逮捕条件，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
（2）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建立上级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制度。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应该是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结束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有权提前介入下级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提前介入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以下几类案件：一是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二是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三是下级检察机关要求或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案件。需要明确的是，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人员的职责主要是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能干预下级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正常侦查，不代替下级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直接侦查。
（3）下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如要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冻结等刑事性强制侦查措施，要在采取上述措施法定期限内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审查。
（4）建立高效率的复议、复核机制。在自侦案件中，当事人如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冻结等刑事性强制侦查措施决定，可在法定期间内向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须另行指派侦查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迅速处理，并向当事人书面告知复议结果。当事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
（5）下级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自侦案件，如移送本院审查起诉，须将全部案件材料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审查。
侦查监督部门捕前介入探析 篇6
[关键词]捕前介入；基础；内容；价值；问题
检察介入侦查的做法，始于上世纪80年代，目的为配合当时的严打工作，正式提出是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提出侦查监督工作总方向就是“全面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200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①全国正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检察介入侦查的检察权力应用的探索。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探索检察介入侦查的方式之一，即为捕前介入。
一、捕前介入的基础
（一）捕前介入的法理基础
捕前介入是侦查监督部门运用检察权力的方式，合法性的来源是捕前介入得以运行的根本。捕前介入作为检察介入侦查的一种践行方式，其法理基础来源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警检关系模式，即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的守护者，独立的司法机关，赋予检察机关平行的监督权力从而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干预和影响，②这样的权力制衡即避免了权力的过于集中，又通过相互制约来保证行为的合法化。检察介入侦查是在新形势下针对警检关系模式的一种改革和探索，其目的是为最大程度的发挥我国法律规定的警检关系的优势提供渠道和方向，尽可能地释放警检关系原则所带来的司法高效。而捕前介入是检察介入侦查在侦查监督部门的一种警检关系的改革，是将警检关系原则规则化、抽象具体化的方式，是侦查监督部门履行职能的一种改革方式。所以捕前介入是一种依赖于我国警检关系模式基础上的检察介入侦查的实际执行制度。
（二）捕前介入的法律基础
如前所述，捕前介入作为一种制度上的探索，如果说宏观上法理的支持是该制度运行的根本，而微观上具体的法律规定则是它具体运行的依据。关于侦查监督部门捕前介入的具体法律依据主要有：我国《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刑事诉讼法》第8条、第66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上述具体法律的规定，尽管具有一定的原则性，但都是在我国目前警检模式下为实现警检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而规定的原则性的框架制度。捕前介入就是在这个框架内的改革，所以框架内的法律规定自然也是捕前介入实行的具体法律依据。
二、捕前介入的价值与内容
（一）捕前介入的价值
1.捕前介入是对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价值的践行
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的任务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加入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切实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③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和隐蔽性，侦查权的行使通常以限制和干预公民权利为条件，侦查权的强势地位容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④捕前介入的实行即能合理地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实现有罪的追诉，也能够实现侦查活动的动态监督和提前监督，最大程度避免和减少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侦查行为，促进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从而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2.捕前介入是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措施
首先，捕前介入可以促进公安机关加快办案速度，帮助侦查机关人员确立或者调整侦查方向、侦查思路。加强侦查机关取证的针对性，打破公安机关“闭门取证”的做法，⑤其次，捕前介入也有利于侦查监督部门及时熟悉、了解案情，掌握证据获取程度，从而缩短本部门的办案时间，也为后续公诉部门的工作夯实证据基础，最大程度上优化司法资源的使用。再次，捕前介入有利于加强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人员的联系和交流，从而增进协作和配合，统一证据认定标准，减少因证据标准不统一而带来的分歧，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⑥
（二）捕前介入的任务
1.引导侦查
除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以外，一般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是由侦查机关来行使的，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是侦查行为的主要目的。在我国，侦查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之后便是检察机关的衔接，这种流线型的诉讼程序，容易导致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证据认定上的脱节。通过捕前介入引导侦查，可以高效实现侦查机关证据获取的针对性、规范性以及及时性，为检察机关追诉犯罪打下夯实的基础，也为统一对法律的认识、提高诉讼效率提供了条件。
2.侦查监督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在积极与侦查机关配合，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以外，《宪法》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捕前介入是侦查监督部门是履行自身职能的一种方式，在引导侦查，促进配合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捕前介入的实行改变了侦查监督部门通过事后案件办理来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的传统方式，而是通过主动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而进行实时监督，将监督关口提前，将监督行为贯穿于侦查活动之中，实现动态监督。
3.促进行刑衔接的发展
行刑衔接机制指的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查处的案件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在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当中建立的衔接体制。⑦行刑衔接是通过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配合，突出解决涉嫌犯罪案件的移交问题，压缩和打击“以罚代刑”的适用空间，做到“有罪必究”。捕前介入为行刑衔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捕前介入工作的开展，侦监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提前介入的优势，全面了解行政机关移送到侦查机关的案件线索，对案件移送标准以及侦查活动发表意见，监督侦查机关对案件的立案情况，避免案件“只移不管，不了了之”的情况发生。
4.社会综合治理
检察机关作为社会管理机构之一，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是题中之义。侦监部门通过捕前介入可以提前了解案情，在此基础上，对涉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等管理中存在的漏洞的发现时间也将提前，从而将社会治理参与的时间提前，将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拓宽，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效果。
三、捕前介入应注意的问题
（一）捕前介入与警检关系的处理
捕前介入是对警检关系的一种探索改革，其贯彻实行以及效果的凸显依赖于警检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司法的独特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具有追诉犯罪和法律监督两项客观的法律义务，⑧检察机关在不遗余力地配合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同时，也要坚决履行法律監督职责。警检关系的良性互动既可以促进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合作，为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能减少司法资源内耗，也可以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有利的空间。捕前介入作为检察机关职能履行的一种改革尝试，刑事案件是否需要提前介入，介入到何种程度，怎样的介入，⑨都是需要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互配合，需要对警检关系良性互动的依赖。捕前介入对于侦监部门而言，是对审查逮捕工作以及侦查监督工作的延伸和拓展，也是打击犯罪的需要，对于侦查机关而言，是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侦查针对性，促进执法行为规范的契机，因此双方应该认识到此项工作是达到互赢互利目的，双方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才能最终实现捕前介入的有效实施，促进司法资源优化使用，达到警检关系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捕前介入中引导侦查和法律监督任务之间的平衡
虽然“检察引导侦查所建立的机制、所做的工作，包括建立的联系制度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且可以容易的发现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行使侦查监督”，⑩但检察引导侦查也是检察机关对追诉犯罪权利向侦查的延伸，目的就是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提高诉讼效率。捕前介入作为一种需要与侦查机关配合执行的制度，必然会对检察机关的权力运作以及侦查机关的权力运作产生影响。任何一项公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都有追求不受约束地运行的本能，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1}对于引导侦查而言，检察机关容易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为了实现与侦查机关配合共同打击犯罪，将自己的定位偏离于法律监督者的客观，成为帮助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角色，忽视对被追诉者人权的保护，产生监督弱化的可能性。所以在捕前介入的实行中，检察机关应该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履行法律职能，做到引导合理、监督到位，实现捕前介入制度的均衡发展，避免使法律监督流于形式，避免因只强调“引导侦查，打击犯罪”而忽视对人权的保护。
（三）捕前介入与检察机关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
捕前介入虽说是检察机关就警检关系所做的改革措施，但检察机关也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所以捕前介入的实行在成功实现“引导侦查、法律监督”等任务以外，也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虽然侦监部门可以利用对案情的提前了解，通过行刑衔接以及检察建议等方法对发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但由于在捕前介入阶段，案件并没有最终的结论。所以对问题以及整改措施的提出就没有了确实的依据。在捕前介入阶段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要注意积极收集相关问题的信息，为案件进入下个阶段提供信息资料的支持，同时侦监部门对于参与社会治理的措施也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充分利用侦查机关以及所涉及到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功能，拓展侦监部门在捕前介入阶段参与社会管理的新举措，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实现社会管理职能。
[注释]
①方晗：“检察引导侦查之模式选择探讨”，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月第2期。
②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7卷第3期。
③樊崇义：《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5页。
④陈云龙，彭志刚：“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极其实现机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9期。
⑤毕赛男、杨强：“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⑥孙艳：“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探索与思考”，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6期。
⑦顾中华：“浅谈当前审查逮捕阶段中的检警关系”，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2月第2期。
⑧黄理文，李淑丽：“关于提前介入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4期。
⑨董邦俊，操宏均，秦新承：“检查引导侦查之应然方向”，载《法学》2010年第4期。
⑩陈泽宪在检查阴道侦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诉讼法律网http：//www.procedurallaw.com.cn/xsdt_1_5_3.htm.2008—12—16。
{11}秦炯天，蔡永彤：“‘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展望”，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月第3期
[参考文献]
[1]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社，2003年版
[2]李益明，金涛.检查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9卷第4期
[3]林维生.捕诉引导侦查之必要性研究[J].今日南国，2010，（8）.
[4]杜春江，刘相义.检察机关介入引导侦查对策[J].人民检察2009，（14）.
[5]鞠晓曦.试论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监督权[J].法制与经济2009，（5）.
侦查监督制度 篇7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是与任意性侦查措施相对的, 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受法律移植思潮的影响,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均出现了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 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强制措施和其他带有人身或财产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但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表述的“探索对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来看, 二者是并列关系。 (1) 我们根据强制性侦查措施所限制的公民权利的性质可以将强制性侦查措施划分为对人的强制性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前者指《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9条、第61条的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 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者主要指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文章所称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指的是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主动性、无预警性及强制性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其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及侵犯性, 如不对其采取制约措施, 可能会对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尊严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实体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完全的行政化运作模式进行的。丹宁勋爵曾经指出, “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得当, 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 而如果它被人滥用, 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2) 因此, 我国必须完善和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 有效地控制侦查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 防止权力的泛化和滥用, 保障公民个人合法权利。
二、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中有关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四、五、六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四、五、六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章四、五、六、七节和其他司法解释中, 缺乏系统的规定, 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 程序启动具有低标准性、单方性
缺乏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且决定权和执行权赋予同一主体,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程序缺乏权力制约。搜查、扣押的启动理由为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或有需要, 是否与案件有关也由侦查人员自己认定。 (3) 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侦查机关有控制犯罪的动机, 不管该行为是否具备相当理由, 侦查机关就可以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二) 执行程序规定的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理, 侦查措施的执行程序规定的越细密, 执行的恣意性就越少, 程序正义的精神也就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我国没有对搜查时间进行规定。搜查时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搜查必须在搜查证签发后的一定时间内进行;二是指搜查的具体时间。侦查实践中, 何时进行搜查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根据案情的判断。其次是搜查、扣押的范围过大。搜查证没有指定搜查的空间和物品范围, 在填写搜查证上的搜查范围时, 往往填写的是:“×××的住宅及有关地方”, 在该范围内发现的任何物品, 只要是认为与案件有关, 就可以扣押。再次是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标的物的保管缺乏有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实践中扣押物的保管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基层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 一般都由承办人扣押并保管, 承办人手中究竟有多少扣押财物无法知晓, 存在承办人丢失或挪用赃款财物的现象。二是扣押物的保管流向不明确。公安机关各部门一般均享有一定的扣押权限, 但对扣押物却没有一个归口管理部门。三是对扣押物缺乏统一的保管场所。 (4)
(三) 终结程序缺乏确定性和保障性
我国对搜查证的使用次数并未作出限制, 实践中常有持同一搜查证多次反复搜查的情形。另外,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了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的退还或者发还。但“是否与案件无关”一般由侦查机关来判断, 实践当中缺乏规范做法, 法律也没有对与案件有关物品如何返还作出规定, 侦查机关对扣押物尤其是赃款赃物非法使用情况非常突出, 有些地方甚至在法院终审判决被追诉人无罪的情况下, 仍然以赃款赃物为名继续扣留当事人财物拒绝返还。
(四)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犯罪嫌疑人认为公安机关的搜查、扣押行为有错误, 除法定情形外只能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对侦查机关决定不服或者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答复的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然而由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自己否定自己,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进行赔偿的各种侵犯人身权利的情形中, 没有违法搜查这一项。另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 (5)
三、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法律监督的缺失
(一) 监督范围和标准不明确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 其监督的范围必然包括对各种侦查活动的监督, 但是除逮捕外, 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 检察机关对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具体的法条依据。由于刑诉法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具体程序规定的过粗, 缺乏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无章可循, 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 监督机制滞后以及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侦查机关享有对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 无需经过其他机关的批准, 必然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 即便是对逮捕的监督, 由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书面审查, 即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报送的提请逮捕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违法的情况, 这就使得这种审查只是流于形式。 (6) 这反映了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检察机关难以主动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
(三) 监督手段乏力, 没有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
即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 (试行) 》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主体地位, 其中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受理的投诉审查完毕, 认为侦查措施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 要求侦查机关说明采取侦查措施的情况和理由。侦查机关发现侦查措施存在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检察院, 但是对于侦查机关不配合的制裁措施并未作出规定。
摘要：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权利,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搜查、查封、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做出系统性规定, 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现行有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尚存在监督内容和标准不明确、监督机制滞后和监督方式被动、监督手段乏力、自侦案件监督缺失等问题。我国应当明确侦查监督的价值取向, 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控制体系。
关键词：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权,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
注释
1 谢财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应予规范》, http://10.11.0.23/iweb-qwjs/view.jsp?DMKID=655&ZLMBH=3&BH=65389。
2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 杨百揆, 刘庸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9页。
3 (4) (5) 朱吉龙:《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保障》, 载《公安研究》, 2009年第4期 (总第174期) 。
侦查监督价值定位之我见 篇8
一、侦查监督的性质与价值定位
侦查监督是具有裁判性质的权力, 具有司法权的属性。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也截然不同于侦查。
1. 侦查监督是司法性的权力, 其中审查逮捕权与审查起诉权是最具代表性的裁判权。
在侦查监督权中控诉职能只是一小部分, 与监督职能共同组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此条规定, 确立了中国对涉嫌犯罪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原则, 是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拥有批准逮捕权, 正是履行侦查监督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 标志着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 一旦审查认为侦查活动不合法, 就有权对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作出相应决定, 如通知立案、纠正违法、不予批捕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检察机关拥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评判的权力。一旦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有权将违法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 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是比较大的, 应当运用得当。
2. 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 截然不同于侦查的价值定位。
刑事侦查是以追究犯罪为根本目的, 由法律规定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组成, 侦查机关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强化侦查权, 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 必然会保持侦查的专权性与强制性。在侦查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侵犯人权, 特别是在中国, 侦查处于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以审前的高羁押率和高有罪供述率为基本特征, 背后隐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侵犯, 而律师在侦查环节的介入程度十分有限, 侦查体现出高度封闭的特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侦查体制之外的监督机关, 对侦查活动开展必要的监督, 如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以保障侦查的有序规范, 保障侦查阶段的动态平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由此而生。可以说, 侦查监督是抑制错案、防止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诉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
3. 对于强制侦查开展有效控制以加强人权保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国外, 法律对于刑事侦查都有一整套完备的监督规定。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1994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规定, “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 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 必须有法官授权, 并且可受司法审查。”因此, 对于强制侦查加以司法控制已成为国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些国家对于警察采取逮捕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 实行由预审法官进行司法审查, 颁发令状等做法进行制约。如法国规定, 由检察官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 检察官对辖区的司法警察作出评价, 评语在对当事人作出晋级决定时, 都在考虑之列;日本规定, 司法警察职员在认为有侦查犯罪必要时可以根据审判官签发的命令实施搜查, 也可以请求审判官签发查封命令[1]。各国对于审前羁押措施的采用确立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 同时国外的律师力量十分强大, 可以给予犯罪嫌疑人有效的帮助。而目前中国律师尚无法有效与侦查机关相抗衡, 国内也不存在治安法院和预审法官对于刑事侦查开展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制度, 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关依法对侦查工作开展监督控制, 中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对于有效控制侦查加强人民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现状
在中国现行的侦查体制中, 侦查机关享有除逮捕权、延长羁押权之外的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 这些强制方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侦查机关享有几乎全部把握侦查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刑事侦查领域中角色模糊, 其制约控制作用有限。具体表现为:
1. 纠正错案的机制不健全, 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发生。
监督的目的在于提示督促、防止差错, 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保持执法的规范, 依法保障人权。但现实中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杜培武等案件, 都是当所谓的“被害人”意外归来或者当真正的凶手落网后, 才发现是错案, 进入纠错程序。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纠错程序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在刑事侦查中, 重大的涉及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强制措
施, 如拘留、搜查、查封、扣押, 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2], 侦查手段几乎不受节制。现实中, 拘留大量采用, 几乎成为前置手段, 并且普遍用足37天的最长期限。拘留后基本转为逮捕, 逮捕大量运用, 目的在于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羁押时间过长, 一个罪名最长的审前羁押时间可达六个月, 还不包括发现新罪名和新的犯罪事实的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集中关押, 侦查机关忽视办案期间, 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始终存在。
3. 对侦查活动形不成有效制约, 监督方式单一, 效果不理想。
由于立法的原因, 在立案监督中, 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后,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消极查处的情况, 无法应对。在侦查监督中, 针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是否纠正, 也缺乏后续手段。审查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批准, 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延长了羁押期限, 使得监督流于形式。至于侦查中可能存在的法外侦查手段, 如变相刑讯逼供、引供诱供、非法取证, 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虽然有诸多的监督手段, 但多集中于案卷审查, 且属事后监督, 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侦查。
三、侦查监督改革的价值定位———禁绝刑讯, 节制侦查, 保障人权
检察改革分为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侦查监督改革作为涉及到检察机关体制之外的改革,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侦查监督改革必须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共同价值, 依照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既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改进, 也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
1. 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支持。
对于涉及当事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 设立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 防止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 是侦查行为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内, 不存在治安法院与预审法官, 而是由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而且, 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的设置与国外的治安法院行使逮捕羁押权在理论上是一致的[3], 就是要对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制约。因此对于侦查中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严厉强制措施, 如拘留、延长拘留、逮捕、搜查、查封、扣押等, 统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制约, 是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实行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由侦查机关根据侦查需要提出申请, 附必要的案情报告,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书面审查, 签发批准书, 由侦查机关执行。
2. 完善更加权威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 给予侦查权以强有力的监督控制。
正如法律监督要深入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去一样, 侦查监督也必须深入到侦查的各个环节。首先, 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立案是侦查的起始程序, 一旦立案, 随之而来的强制措施就获得了程序上的支持。因此,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开展延长拘留期限的监督。刑诉法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人, 经批准, 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37日。而实践中侦查机关滥用这一规定的现象十分普遍。刑诉法应当规定对于延长拘留期限的案件, 应当报请检察机关批准。再次, 禁绝侦查环节的刑讯逼供。建立更换办案人制度, 构建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对于刑讯逼供涉嫌犯罪的, 由检察机关渎检部门进行立案侦查;涉嫌违纪的, 要求侦查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作出行政处理, 并更换案件承办人。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适时调取音像资料。最后, 加强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监督。严格审批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完善监督程序。对于发现新罪名与新的犯罪事实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 也应报检察机关批准。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8:104-140.
[2]瞿伟.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G]//孙谦, 张智辉.检察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侦查监督制度 篇9
侦查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部分, 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职能。侦查监督的目的, 是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和司法正义的实现, 就这一机制的设置来讲, 它是抑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制衡性配置。 (1) 它主要包括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侦查活动监督三项内容, 贯穿了从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 在国家刑事诉讼中是追诉犯罪的中心环节, 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活动的监督, 可以有效地保障国家法律在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得到正确统一实施, 以实现社会正义, 解决刑事矛盾, 调和利益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侦查监督作为一种法律监督权, 具有法律监督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对象特定性等特点。 (3) 侦查监督的职能行使直接体现着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 同时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法制形象。
我国立法上对侦查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 中的以下几个法条:《刑事诉讼法》第87条对立案监督做了规定, 第59条对审查逮捕做了规定, 第76条对侦查活动监督做了规定, 但是, 立法上并未规定这种通知的补救措施, 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也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法律措施。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 我国对侦查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过于原则化, 立法上的这种缺陷使得侦查监督在实践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侦查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现阶段我国的侦查监督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因素, 也有司法实践中的困局, 主要表现为监督不力, 不具体、不深入、不全面, 监督方式滞后和单一, 很多时候监督流于形式, 监督的价值得不到实现。
(一) 监督意识淡薄
实践中, 很多被监督者片面地认为侦查监督就是找碴挑毛病、故意添麻烦, 把侦查监督工作和本职工作对立起来, 这不仅搞僵了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 也不利于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因此, 增强监督者本身的主动监督意识和被监督者自愿接受监督的意识, 有助于解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矛盾的工作机制。
(二) 侦查监督方式滞后和单一
侦查监督的目的在于预防和纠正侦查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生, 而我国现行侦查监督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现行的侦查监督制度确立的侦查监督大体上属于事后监督, 并且主要依赖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事后审查不能有效防止侦查人员造假, 也不会出现侦查机关自己装订的案卷反映自己的违法侦查行为这种情况。事实上, 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卷宗中反映的, 再加上从事侦查监督工作的人员少、工作任务繁重, 实践中通过阅读案卷这种方式进行侦查监督的成效很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对于像这些无需检察机关批准的侦查措施的随意使用, 侦查监督更是无法有效控制, 甚至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以缺乏立法依据为由拒绝接受监督, 以致侦查活动大量地游离于侦查监督的视野之外。 (4)
(三)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享有侦查权, 但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是否予以监督以及如何监督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内设部门的侦查活动也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但这种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内部监督。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主体来看, 其缺乏根本的强制力, 造成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侦查活动监督和约束不力。虽然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由内部不同机构承办, 相互监督制约, 但由于同属于一个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 如果内部不同机构在相互监督中对案件处理有不同意见, 最终还是上报检察长决定, 与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无论何种监督制度, 只要把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合为一体, 一切监督都将化为乌有。” (5) 因而, 检察机关内部机构作为监督主体具有先天性的刚性不足。
(四) 侦查监督效力不强
1. 立案监督的软弱性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拥有监督权, 但对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应当立案的通知后拒不接受建议, 或者表面上勉强接受建议却消极侦查, 以及对于立案部门已立案后又撤销的案件, 检察机关能否依监督程序进行处理, 法律并没有规定配套措施。 (6) 假如公安机关既不说明理由也不立案, 经检察机关多次监督仍不立案的, 检察机关仍然没有法定的手段保证监督效果的实现。
2. 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疲软
目前, 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主要是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由于缺少实体性处分权力作为保障, 导致监督者的监督要靠被监督者的觉悟来实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违法侦查行为的意见和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情况通知检察机关, 而未进一步规定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不执行决定的法律后果。 (7) 如果公安机关拖延纠正、拒不纠正, 或者纠正后不将情况通知检察院, 检察院也束手无策, 没有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和惩罚权, 所谓“侦查监督”必然是缺乏刚性的, 仅靠现有的那些“软措施”并不能收到良好的监督效果, 难以保证侦查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反而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 立法上没有确定不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检察机关的种种监督权力, 都只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不当或不法行为可以如何, 而没有规定若侦查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的意见行事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或者检察机关有权采取何种强制性的措施予以制裁或制约。
三、完善侦查监督工作的建议
(一) 加强监督意识, 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素质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程序, 侦查活动的公开性远远不及起诉与审判, 缺乏制约的侦查权极易被滥用。侦查监督可以使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 从而保证侦查活动严格按照法定轨道进行, 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加强侦查监督意识, 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督促其严格依法办事, 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
(二) 完善与侦查活动同步的监督
目前的提前介入制度不够完善, 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提前介入的时间、提前介入检察人员的具体职权等方面还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 应在立法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具体设想是, 提前介入案件范围是:一是重特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二是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三是立案监督的案件;四是侦查机关要求或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案件。提前介入的时间应该是从立案开始。提前介入检察人员的职权是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有权查阅所有案卷、文书, 有权参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对侦查活动发表意见。 (8)
(三) 建立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机制
对于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 目前虽然可以通过采取内部评估考核制度、强化纪检监察制度等措施来弥补现行制度的缺陷, 但长远来看, 必须改变自侦案件没有其他机关监督的状况。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纵向监督应是首选。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 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这为上级检察机关监督下级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提供了组织和法律保障。 (9)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从立案到起诉都应由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部门实行同步监督。
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监督可以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这一改革方案具体设想是通过《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 确立下级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工作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自侦部门立案进入侦查后, 应立即将有关立案材料移送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部门。上级检察院的监督部门可以随时介入侦查工作, 从而形成监督部门对侦查部门侦查活动同步监督, 及时发现并纠正下级侦查部门的违法活动。 (10)
(四) 明确侦查监督中的制裁手段, 增强侦查监督效力
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 不仅要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更重要的是能及时通过法律强制力纠正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 以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一直是侦查监督中的薄弱环节, 对纠正侦查中的违法, 我们应该完善纠错的立法, 制订详细的法规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法并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首先, 应当明确侦查人员拒绝接受检察机关的司法建议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 必须落实对违法工作人员的制裁手段。对屡次违法、不接受监督、妨碍案件正常办理的, 检察机关有权以意见书的形势更换办案人员。对违法情节较重、尚未构成犯罪的, 或者对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无不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 检察机关可向侦查机关发出处分建议。
参考文献
①陈兴良:《建立科学的检警关系》, 载《检察日报》2002年7月15日。
②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法律监督》, 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期。
③张兆奇:《侦查监督若干理论问题探究》, 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11月 (中) 。
④童建明、万春:《中国检察体制改革纲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第175页。
⑤钟海让:《法律监督论》, 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第1页。
⑥王智:《论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必要及其措施》, 载《今日南国》2009年3月。
⑦王学成:《论侦查监督》, 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⑧樊亚:《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制度》, 载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
⑨黄洪彬、肖祥勇:《论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监督》, 载《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
侦查监督制度 篇10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的各种强制方法。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按照强制程度从轻到重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 而公安机关依法享有侦查权, 为了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清案件事实, 自然有权适用强制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具有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因为刑事案件的侦破主要压力集中在侦查阶段, 因而实际上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侦查机关手中, 尤其是负责主要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手中。刑事诉讼具有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强制措施如果适用不当或错误, 势必会侵犯个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人权, 从保障人权出发, 必须对强制措施进行必要、合理的限制,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侦查监督, 以确保它的准确适用。但是, 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批和监督的规定不够系统和完善, 在五种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强制措施的规定不明确, 导致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变更和撤销缺乏必要的监督, 出现滥用强制措施、侵犯人权的现象。本文拟从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出发, 分析监督的主体、方式和途径等, 并分析当前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实施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制度概述
1.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必要性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否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此在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如果适用不当, 势必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因此, 在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进行法律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不断进步, 刑事诉讼越来越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进行, 惩罚犯罪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背后蕴涵的即是人权保障思想。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授权的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 对公民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手段, 本质上讲它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制约, 这就必然涉及到权力行使与权利维护等一系列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 如果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人权保障就无从谈起。因此, 法律必须赋予公民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法律监督机关提出控告、申诉的权利。
在我国, 强制措施与侦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特别值得关注。当前, 侦查阶段的人权问题备受世人关注, 而且侦查阶段侵犯人权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侦查活动是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 与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 而且享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基于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 依法有权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 这几种强制措施都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我国的刑事侦查模式总体上趋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审问式侦查。由于中国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影响颇深, 重权力轻权利、重义务轻权利,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这种传统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具体表现有: (1) 在司法实践中, 不少侦查人员在观念中, 过于重视案件的侦破, 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认为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 在国家侦查权范围, 公民的权利尤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理应服从于国家的侦查权。在我国, 不少侦查人员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看作是侦查阶段与之平等对抗的主体, 没有将其是看作是享有独立人格的人, 而是将其视为侦查权力行使指向的对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拥有与公安机关抗衡的权利与力量, 无法与公安机关平等对抗。 (2) 公安机关作为强制措施的决定者, 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为了案件的顺利侦破, 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 难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加以保障, 也没有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途径。 (3) 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 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 也不受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有效审查和制约。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安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但是公安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它又是一柄“双刃剑”, 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 否则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常由公安机关自行批准 (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 不受司法审查, 不仅事先无须批准, 事后也不接受审查和监督, 这就赋予了公安机关过大的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 必将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而也不能最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界限的诱惑。”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以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依据法治原则进行控制, 依法限权, 实行法律监督。
2. 监督的主体
在我国, 强制措施诉讼监督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责。……”, 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权……”。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承担着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由检察机关承担对强制措施诉讼监督的职责, 既符合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也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任何制度都必须有一定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并且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等相适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法院是侦查监督的主体, 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也就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尽管逮捕行为有的需要经过司法审查, 而有的则由警察、检察官甚至普通民众直接决定和实施, 但是审前羁押却毫无例外地需要经过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 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如在美国, 逮捕一般必须由治安法官或者其他司法官员以发布逮捕令的形式加以授权, 警察则根据逮捕令去执行。
我国的国体、宪政体制以及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 权力制约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约”, 而采取的是“分工制约”和“监督制约”。具体到强制措施权力制约方面, “分工制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将某一种强制措施的决定权、执行权、变更权、撤销权分开, 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这体现在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享有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权力, 但执行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还享有变更和撤销逮捕的权力, 如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安可以将逮捕予以变更或解除: (1) 患有严重疾病的; (2) 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的。还如公安其在执行逮捕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不符合逮捕的条件或有其他法定情形, 可以变更或撤销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 检察机关享有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 当然也包括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法律监督, 以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公权力的正确适用, 有力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3. 监督的方式、途径
法律监督的实质在于察看督促, 核心在于发现、阻遏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 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根据情况的不同, 监督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事前监督是指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之前, 通过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审批程序进行的监督。事中监督是指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进行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在错误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后, 对该损害进行的监督。这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权主要包含在侦查监督权能中, 根据法律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开展侦查监督的途径是体现在其行使侦查监督职权过程。主要有:一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审查批捕职能时进行监督,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犯罪情况。随着刑事诉讼流程, 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会自动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为其开展监督提供路径, 审查逮捕因而也成为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要对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逮捕的三个条件, 必要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通过审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等方式复核证据,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中的违法情况, 如错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
二是通过对公安机关提请延长羁押期限进行审批,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 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等进行审查, 依法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决定, 在审查的同时也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进行了监督。
以上二种情况对被提请案件是否批准逮捕或是否延长羁押期限来说是一种事前监督, 但对公安机关之前采取的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情况来说就是一种事后监督。
三是当批准或决定适用强制措施后要跟踪监督, 发现适用条件发生变化、有错误或适用不当应当及时进行法律监督, 并予以纠正, 及时进行变更、撤销或解除, 这样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 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事中监督。
在这三种监督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更为重要, 也更有利于保护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当然事后监督对以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也有指导和警戒作用, 这就要设立国家赔偿等救济机制, 如果错误羁押, 要进行国家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由于操作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开展的还很不够。而违法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后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的, 更容易被发现、揭露、证实, 因此纠正性监督往往被视为检察机关法律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三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法律监督, 应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将该项监督贯穿于公安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全过程。当然, 为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
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 监督权力属性不明晰, 侦查监督缺乏刚性, 无权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就决定了其势必要承担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实施监督的职能。但监督应当是单向性的国家法律行为, 要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真正发挥督促和保障被监督对象正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效用, 不仅要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设定具体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掌握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真实情况, 还要规定具体能够操作的程序和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如果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 侦查监督权就形同虚设。
西方法治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检察官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但却赋予检察官对警察侦查活动有指挥权或引导权。比如, 法官检察官有权指挥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 刑事司法警察接到犯罪报案或即将发生犯罪的报告后, 必须立即向检察官报告, 刑事司法警察必须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和调动。检察官有权要求刑事司法警察提供犯罪案件的情况或者直接移送案件。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建立侦检一体化的侦查机制, 但是警察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 也要向检察官征求侦查方向或者证据等方面的意见, 而且警察对检察官提出的建议一般都予以接受。
虽然我国现行侦查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侦查监督权的同时, 却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规定,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安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可以和检察机关分庭抗礼, 法律关系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就使得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不是必然要接受, 更不是必须要遵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设计为这样一种平衡关系, 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的手段软弱乏力。因此, 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检警之间的法律定位, 完善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 变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为检察制约公安机关的原则。
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缺乏刚性。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时, 一般向公安机关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无论是口头纠正意见还是《纠正违法通知书》都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 在实践中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 检察机关通常也无可奈何。因为法律既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根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行为, 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2. 监督方式、途径狭窄
我国的侦查监督机制仅是原则性地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在理论上, 检察机关能够对公安机关侦查中适用的所有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但实施监督权需要具体的程序和措施进行保障。一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发现适用不当的情况, 没有确立其他途径, 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 就无从入手, 或者监督变得有名无实。而且, 检察机关进行的都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报送的材料,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的违法情况。二是公安机关在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的无法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变更, 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日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 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公安机关纠正。”而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比较随意, 甚至对批捕在逃人员抓捕归案后又变更强制措施, 而且在变更后很多案件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也就无法对变更情况实施不督。这种情况, 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继续监督, 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也就没有办法。致使检察机关在面对自成体系、拥有更为强大行政资源和背景的公安机关, 因为缺乏有效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的途径从而使这一侦查监督大打折扣。
3. 监督时间滞后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 在强制措施的适用方面, 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对逮捕进行同步审查和授权, 对其他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则进行事后监督, 具有严重滞后性。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公安机关负责人内部自行决定, 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强制侦查权力不受制约, 这必然导致在实践中被滥用, 从而侵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 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时, 发现违法情况或对其他强制措施在事后发现了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并进行了监督, 也没有了实际意义, 因为违法的后果已经造成。要保障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发挥督促、规范执法的作用, 就应该进行同步监督,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
4. 对具体强制措施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1) 拘传
①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只规定了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②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主要是事后的监督, 对强制措施也不例外,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但对这种提前介入的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一般都会选择在案件基本侦查完毕, 行将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起诉时, 事实上, 也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这就决定了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侦查行为, 检察机关只能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2)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 违反法定条件适用取保候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条件规定得不够明确, 担保措施不力, 致使在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率低。即使适用, 随意性也比较大, 比如:一是违法收取、没收保证金、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监管不力, 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后就没收保证金, 以取保候审结案。二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没收、退还不够规范, 特别是还存在克扣保证金的情况。 (2) 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规定, 监视居住的场所为“住所”、“居所”, 被监视居住的人没有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然而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 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 派人进行看守, 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地方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 有的还收取高额费用, 这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3) 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变相延长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应当说,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都是我国独立的强制措施, 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不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在其无法找到保证人或者交不出保证金时, 对其适用监视居住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实践中, 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却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期限届满仍然证据不足时, 将取保候审变更成监视居住, 为进行侦查争取时间, 变相延长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 (4) 只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既不报捕也不移送审查起诉, 实际放任不管的案件。
②因法律规定等原因, 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督不力。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 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 否则侦查监督部门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案件无从得知, 信息渠道不畅, 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公安机关违法没收保证金、以变相拘禁的方式执行监视居住、连续使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措施等行为监督不够。
(3) 拘留
①公安机关适用拘留中存在的问题
①拘留程序不合法。在犯罪事实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时, 而且公安机关内部对破案率的考核, 办案单位有时就用不破案就不立案的方式提高办案率, 先将犯罪嫌疑人拘留, 如果案子破了就立案, 否则就不立案。还存在其他一些拘留手续不完备的现象, 如有的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还有的在家属的通知书上没有签字等。②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因害怕犯罪嫌疑人逃跑, 再加上侦查机关侦查技术落后, 一些案件一经立案就刑事拘留, 利用刑事拘留时间进行侦查。另外, 有时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尽快赔偿被害人损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如交通肇事案中, 如果肇事司机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置若罔闻, 有的公安机关就对肇事司机采取拘留措施以促使其赔偿。③随意拘留和延长拘留期限比较随意。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及延长拘留的期限只需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内部审批, 无需其他机关的审查, 导致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及延长拘留期限随意, 特别是有些案情简单不符合条件的也延长至30日。如闫某某、王某盗窃一案, 该二人在某县一小区盗窃一辆价值7000元的旧面包车, 二人对此供认不讳, 公安机关却以结伙作案为由, 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①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的途径狭窄, 只能在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时予以监督, 而对未报捕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取拘留措施无法获取信息, 也就无法进行监督, 当然更不可能发现其中的违法情况。②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 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公安机关随意拘留和随意延长拘留期限致使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而检察机关对此却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如山东省某县公安机关提请的逮捕的案件绝大部分都采取了拘留措施, 且拘留期限延长现象严重 (见表) 。对此, 该县侦查监督部门曾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 以抑制这种滥用强制措施现象的发生, 但效果不好。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存在缺陷密不可分。我《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准 (逮捕) 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 即只要是共同犯罪, 不管案情如何, 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 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最多也只能从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的角度, 建议公安机关缩短拘留期限。
(4) 重报捕前的监督, 轻逮捕后的监督。
近几年, 侦查监督部门加大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力度, 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 而对逮捕以后, 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 这一方面是因为, 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 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 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 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逮捕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 也就无法监督。
三、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 肩负维护法律尊严的重任, 依法履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应当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转变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 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 重新摆正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关系, 严格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 增强监督实效, 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 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同时, 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 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时, 必须牢牢把握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 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全面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 不断增强监督意识, 加大监督力度, 既要敢于监督, 又要善于监督, 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督水平, 努力取得较好的监督效果, 督促公安机关依法适用强制措施。二要依法监督, 规范监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运用查处职务犯罪、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等手段进行监督, 及时纠正其中的违法情况, 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三是注重监督的质量与效果。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要保证监督质量, 提高监督效率, 追求最佳的监督效果, 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监督制约与协调配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促进司法公正, 树立检察监督的权威。
要改变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问题, 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和完善侦查监督职能, 建构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 将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贯穿适用、变更、解除的始终, 从而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同时, 也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1. 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 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 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 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 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 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 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条件成熟时, 再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 使检察机关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有法可依、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保障措施, 以确保侦查监督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
(2) 增强刚性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相当的法律强制效力。如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同时, 还应赋予检察机关调阅案卷权, 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 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在立法上除规定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外, 还要明确规定不接受侦查监督的法律责任, 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 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目前, 法律监督除对已构成职务犯罪的依法追究外, 对一般违法行为甚至是严重违法行为, 仅仅是停留在提出纠正意见这一层面上, 而纠正不改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 应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 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 拒不执行的, 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从而尽快提高法律监督效果, 切实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 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工作机制
要以法律为依据, 把握好法律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认真总结和探索执法监督的经验和途径。针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要立足于检察职能和工作实际, 认真分析原因, 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可通过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与引导, 帮助公安机关明确证据搜集重点, 监督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立法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以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为主, 以事后监督为辅的侦查监督机制。
(1) 事前监督
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即通过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 检察机关不批准, 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比如: (1) 将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为了便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及延长至7日, 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 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 其无权自主决定, 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检察机关不批准的, 公安机关不得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 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 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批准。这样就可以把检察机关对这些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从事后监督转变为实施事前监督。
(2) 事中监督
①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 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可以提前介入, 以监督该类案件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随意适用强制措施, 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乏力。因此,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 可以在公安机关的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 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 以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审阅材料、参加讨论发现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
②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 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可以借鉴监狱体制, 使拘留、逮捕羁押机构即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 进行中立, 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 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 并赋予看守所拘留初审权, 对不符合拘留条件的, 有权拒绝执行, 同时将初审结果向检察机关报告, 进一步增强刑事拘留检察监督力度。
③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 拓宽监督渠道
应当完善法律规定、进行实践探索,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 将案件进展、适用强制措施情况, 以及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后未报捕、起诉而转行政处罚或直接撤销的案件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还要应根据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信息, 定期定期地对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进行全面检查, 公安机关应该予以配合。具体如下:a.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 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先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 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无证逮捕”。从各国的立法看, 拘留时限都是很短的, 有的只有几个小时, 有的可以36小时, 最长不超过6天。而在我国拘留时限最长可达30天, 且不限案情, 无须通过任何机关批准, 这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也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所以应赋予检察机关备案审查的监督权。建议公安机关应当一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 报送同级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要及时进行审查,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拘留措施不当的, 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纠正。b.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为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的监督, 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建议推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司法解释, 应规定公安机关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没收保证金的规定时间内, 向检察机关通报, 检察机关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前规定时间内发现适用这二种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或发现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违法的, 应监督公安机关对案件依法做出处理。并规定, 公安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连续适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二种强制措施。c。检察机关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建立与公安机关及本院公诉等业务部门的联系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 了解情况, 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 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指定专人负责, 保持工作衔接, 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 发现问题,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4) 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 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将有关情况报送所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将这些情况同公安机关报送的情况进行对比, 以更全面的监督公安机关, 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 事后监督
①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合理的申诉救济途径。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 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 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 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 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
②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违法拘留等,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涉嫌犯罪的, 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树立检察监督权威。
3. 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
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检察人员的执法水平, 提高监督能力。一是要提高政治素质。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增强监督意识, 树立有作为有地位的思想, 坚持法律至上, 唯法是从, 严格执法, 努力提高监督质量和效果。二是要提高业务素质。当前, 基层检察院相当一部分检察官没有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 法律理论素质普遍不高, 要经过多途径、多形式的学习培训, 不断提高检察官的法学水平和业务技能, 不断提高检察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 确保能准确理解、领会立法意图, 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诉讼监督人才, 以做到准确监督。这是加强法律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同时, 领导要重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工作。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该项监督列入重要议程, 切实加强领导, 不断研究监督的新思路, 探索监督的新举措, 开拓监督的新渠道, 努力开创该项监督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建良著:刑事强制措施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李忠诚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3]赵云昌:完善检察机关对适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监督体系.中国检察论坛, 2007年第10期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5]蒋伟亮张先昌著: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社, 2007年版
[6]黄立:论对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学术界, 2005年第5期
[7]张智辉著: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年版
[8]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监督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监督；必要性
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使得侦查人员能够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侦破案件，提高了侦查人员对案件的侦破效率。侦查机关在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加以约束，这就要求检察院要对技术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防止侦查人员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
一、技术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法律监督概述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述
1.技术侦查措施的涵义
技术侦查，是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技术侦查的部门实施的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该法律手段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基本的、重要的手段且与案件紧紧相连，对案件的破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实施技术侦查的必要性
高科技犯罪已成为人们经常谈及到的一个问题，一些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智能型、多样型犯罪不断涌现出来。转变传统的侦查观念，应当赋予侦查机关相应的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侦破案件，提高科技含量，开动大脑，运用智慧提高破案效率，提升自身的侦查水平，以应对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手段，将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中，提高办案效率。
（二）技术侦查监督概述
1.技术侦查案件监督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证明，在技术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检察机关应对该证据认真核对，对非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因此，人民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时，必须严格把关，公正司法以便及时发现、制止并纠正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充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性。
二、我国现行技术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一）对技术侦查监督机制立法上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检解释等相关法律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有权进行监督。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对技术侦查监督所包含的范围、使用手段、采取何种监督方式等具体法律规定，继而出现监督的内容涵盖不具体，宽严程度把握不一，监督的手段不规范等情况导致对技术侦查监督工作缺乏可操作性。加强在立法上弥补技术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以防止侦查人员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保证刑事案件及时有效加以侦破。
（二）检察机关自身陷入双重困境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这是由其宪法地位决定的，因此检察机关要对公安机关技术侦查的案件实行法律监督。同时检察机关还肩负着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因此其自身还要对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进行法律监督，这便形成了自侦自监的局面。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实施的内部法律监督主要通过公诉部门和批捕部门来完成，但是法律并未具体规定公诉部门和批捕部分介入技术侦查的时间。因此，对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法律监督，相关部门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并且公诉部门以及批捕部门拿到的材料也往往不能完全反映技术侦查活动过程中的真实情况。
三、对完善技术侦查监督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相互配合予以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相关侦查监督部门应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对技术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法律监督，按照法律规定主要由检察机关中具有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开展监督，检察机关中的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监督。检察机关要认真做好检察工作，各部门之间还要建立一定的信息联络、交换、反馈制度。
（二）擴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
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手续、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及获取材料的用途限制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具体内容对技术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我国立法机关在现有法律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要不断补充、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四、结论
关于技术侦查以及对技术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日趋完备，检察机关也积累了丰富的对技术侦查活动的监督经验，这项工作的不断完善也深入受到广大侦查机关、侦查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检察机关机构改造的深入，这项工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会的安全团结局面和经济建设将不断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向红.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思考[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2]何家弘.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J].法学杂志，2004
[3]马跃.美、日有关诱惑侦查的法理及论争之概观[J].法学，1998（11）
[4]韩德明.适度公开侦查原则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4）
[5]王利平.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使用中的相关问题探析[J].法制博览.2016（15）
[6]张跃兵.技术侦查的基本含义及其适用[J].净月学刊.2013（06）
[7]于山.论技术侦查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实现机制[J].经济视角（上）.2013（07）
[8]胡铭.技术侦查：模糊授权抑或严格规制——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为中心[J].清华法学.2013（06）
[9]雷华东.在职务犯罪查办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思考[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08）
作者简介：
侦查监督制度 篇12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特点
目前国际上对刑事诉论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方面的条款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将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执行的时候, 警察与检察官相互不隶属, 两者各司其职, 这种立法和执行途径的优点为:它的法律条款拟定简洁而直接, 其警察或检察官是否违规办案有很明确的界定;然而其缺点为侦查和起诉两种职能不能有效的配合, 在完成监督职能的时候会产生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种模式是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 检察官可根据自己完成职能的需要立刻展开侦查、根据侦查的结果决定是否起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的模式以后者为主, 这种模式能够迅速的展开侦查活动, 有效的完成自身的职能。然而, 这种模式的立法和执行的途径, 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等将难以保证。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问题
(一) 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从理论上审判机构、执法机构、监督机构互不构成从属地位, 它们各有职权, 也彼此制约, 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却出现立法初衷和执行途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检察机关要完成侦查职能, 它需要执法机关的配合, 这监督和执法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交叉性, 那么有可能检察机关将无法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
(二) 监督的介入时效和产生结果问题
目前, 我国监督机关监督的方式为:出现需要监督的案件→立案监督→逮捕嫌疑人→侦查案件→纠正监督。这套监督的模式不能在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纠错, 而只能在错误发生后纠正, 它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严重滞后,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三) 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分离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用诉讼的方式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完成职能, 然而其诉讼之后的结果检察机关却无法干预;同时, 如果诉讼以后, 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相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法律处分, 或者没有纠正法律过失, 检察机关依然无法干预。检察机关只有监督权却无制裁权,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沦为一纸空谈。
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优化
(一) 强化监督职能的法律体系
基于我国目前使用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检察模式的特点, 它的检察职能会与公安机关的执法职能造成重叠, 这既易造成法律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又容易产生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交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采取强化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的方式解决。例如现行的法律要强调当监督机关行使监督职能时, 公安机关要以哪种方式配合检察机关的行动。只有用标准的法律条款强调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 才能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顺利贯彻。
(二) 强调提前介入的监督环节
我国的新刑诉法强调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 而在此前提下, 如果不能从法律的角度交给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力, 那么检察机关检察的监督力度将被削弱。为了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不会成为一种事后纠错的力量, 而成为一种监督威慑的力量, 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需给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限。比如法律需允许检察机关在向公关机关提交逮捕理由的前提下, 允许检察机关立即逮捕嫌疑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 允许检察机构提前开展侦查、监视活动等, 其收集的证据需为合法证据;在讯问嫌疑犯的过程中, 允许检察机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步录音录像, 以免嫌疑犯事后翻供。
(三) 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
过去, 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以诉讼的方式完成监督的职能, 然而这种单一的监督方法却显得非常被动, 仅依靠单一的监督方式无法满足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的需求。为了使检察机关能提高监督的力度, 现行法律需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比如目前检察机关具有评估法律审判与法律执行的权限, 对于未通过评估的法律审判和法律执行, 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审判机关或执行机关纠错, 这一评估功能需继续完善加强;因为法律审判机构或执行机构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 有时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 如果没有检察机构的干预, 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性, 所以,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应继续延伸, 使监督职能能真正的维护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应强调在某种条件下, 检察机关拥有制裁权, 若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一味分离,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将无法实现。
四、总结
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由权力交叉问题介入时效问题、制裁权力缺乏的问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没有真正的强化, 只有解决以上的问题, 才能使我国的立法初衷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
摘要：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却因为种种原因, 它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本文针对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参考文献
[1]程书兵.<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安刑事执法的影响分析[J].公安研究, 2012 (07) .
[2]魏化鹏, 刘昌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检察机关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研讨会述要[J].人民检察, 2012 (09) .
[3]富轶琦.关于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监督方式的初探[J].中国检察官, 2012 (03) .
[4]甄贞.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改革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13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