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侦查工作

公安侦查工作（精选10篇）

公安侦查工作 篇1

一、新修刑讼法对证据制度作出的修改与完善

(一)对证据定义、种类和运用的规定更加科学、完善

一是在证据定义上,用“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来取代“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材料说取代事实说,区分了“证据”和“定案根据”的含义,逻辑更为清晰,使证据回归了其“承载事实的载体”的本来面目。二是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在“勘验、检查笔录”后增加规定了“辨认和侦查实验笔录”,并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规定为同一种证据类型,此外,还对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收集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表述更加客观准确,证据种类体系更加完备。三是顺应法治进步和实际需要,规定了公安人员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形,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

(二)首次从立法层面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地位由司法解释上升到了刑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确提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立法的形式宣告了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

(三)规定了更加严格、明确的证明标准

在原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明确阐释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内涵,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二、新修刑诉法证据制度修改完善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工作的新挑战

一是证据定义的完善,明确了证据有真有假、需要查证属实,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认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证据种类的增加,在丰富了查明犯罪事实的手段的同时,也要求公安机关进步提高辨认和侦查实验笔录的质量、提升技术侦查的能力、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证据转化的衔接工作。三是公安人员出庭作证、证人保护等制度的建立,对办案人员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重了公安机关对取证合法的证明义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从根本上转变依赖口供破案的模式。五是“证据确实充分”要件具体化,为侦查取证提供了更加清晰、更加严格的有罪证明标准。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积极应对、着力破解。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驱动力。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是继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坚实一步,而“人权保障”的理念在立法中主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体现出来,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在此理应做出表率,将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理念贯彻到执法实践的每一个环节。

(二)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变,注重侦查取证工作

应当推动侦查模式由“由供到证”向“供证结合”转变。从必要性看,随着刑诉法的修改,特别是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构建和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出的严格规定,“由供到证”的弊端更加突出。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或翻供的可能性增大,如果无法获取口供或者犯罪嫌疑人、证人翻供,案件很可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口供又可能导致刑讯逼供,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从可行性上看,新修刑诉法将“电子数据”列入了证据种类,并规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可以转化使用,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收集的材料也可作为证据使用,其立法目的事实上就是为了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作出平衡,拓宽公安机关获取证据的途径和手段,引导侦查模式向“供证结合”转变。要推动这个转变,就必须加强和规范侦查取证工作。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优化人才结构,着力引进和培养适应信息化、高科技条件下刑事侦查工作的优秀人才。其次,要解决“物”的问题,根据需要尽快配置信息、技术侦查装备,为侦查模式转变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第三,要解决“用”的问题,用好技术装备,用好法律政策,把信息采集、技术侦查等工作与传统侦查手段共同运用,特别要在资源共享、打破壁垒上下工夫,推动刑警、治安、交警、特警等多警联动,刑侦、网安、图侦等同步上案,形成强大的侦查合力。

(三)强化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办案人员素质能力

应当紧紧围绕刑诉法规定开展更具针对性、实用性的培训,促进办案人员素质能力全面提升。根据新修刑诉法的要求,在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的基础上,特别要提高三种能力。首先,要提高对侦查获取的证据进行审查、判别的能力,尽量将非法证据、虚假证据排除在侦查阶段,使侦查获得的证据链条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严格标准。其次,要提高出席法庭的能力,让办案人员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诉讼民主观念和控辩平等意识,通过出庭演练等活动尽快适应出庭作证等庭审模式。第三,要提高保护证人的能力。细化对证人保护的措施,让证人能够放心作证。

(四)确保新修刑诉法证据制度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要完善内部规范和监督机制。比如,应当就辨认笔录和侦查实验笔录的制作进行严格规范,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所得证据的转化机制,完善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探索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其次,要完善科学考评机制,摆脱“命案必破”等旧理念的束缚,改变片面强调侦破率、逮捕率等做法,探索建立更加符合司法规律和办案实际,有利于引导侦查人员依法履职、有利于防范和纠正错案的科学考评机制。第三,要完善外部协作机制,积极参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遵循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等原则,推动建立同法院、检察、司法等部门的监督配合机制,共同为新修刑诉法的全面正确实施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兴洲,李丹,李蓉.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之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9

[2]郎胜,王尚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72

公安侦查工作 篇2

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08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证，应当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盖章；扣押要有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场并签名盖章。公安机关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缺少见证人的见证及签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场及签名，主要原因还是对程序法不重视所致。另外，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并制作指认笔录。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指认形成的，指认笔录在证明犯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个别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最终影响了证据效力，不能及时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造成了该证据无效。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

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

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3、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诉方而言，要明确退补案件的程序条件、事实条件、证据条件，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尽可能详细细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对于侦查方而言，要认真对待诉方的退回补充侦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的证明力度及证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证据的排除，尽量做到一次退查补齐。

附件案例： 1、2007年7月6日早4时许，王栋在自家院中，因嫂子王秀英用王栋家厕所，与其嫂争吵，并将其嫂殴打。王秀英喊来丈夫王罡，双方互骂后散开。当日中午11时许，王罡去王栋的房间，二人发生厮打，王栋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斧击打王罡头部，致王罡颅骨粉碎性骨折，严重脑挫伤死亡。

承办人通过审查卷宗，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但书面证据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王栋性情暴躁、易激动，说话不着边际，常因为琐事打人。后承办人又到了看守所对其进行讯问，发现王栋疑心很重，并称自己聪明，精神没毛病，这都反映其精神不正常，加之本案中王栋杀人的动机不明确，王栋有可能存在精神问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对其做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鉴定结论为：犯罪嫌疑人王栋案发时精神分裂，无刑事责任能力。后我院建议公安撤回起诉。通过承办人的认真审查，防止了一起错案发生。

此案卷宗中已经反映出王某的行为异于常人，而公安机关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二次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2、被告人刘士明怀疑本村村民李志海与其妻刘桂英通奸。李志海知道后，经常在晚间往刘士明家房前屋后撇石头。1997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12时许，李志海到柳河县驼腰岭镇三合村刘士明家院门外往院里撇石子，刘士明从屋门口捡起斧头，悄悄靠近李志海并将斧头撇向李志海，致使李志海倒地死亡。刘士明见人被打死，当晚与妻子刘桂英一起将李志海的尸体抛至三合村砖厂前面的苞米地里。案发后，刘士明和妻子刘桂英逃匿。2008年5月31日刘士明在山东省烟台市被抓获。1997年9月19日发现尸体，经勘验：尸体已经腐败成白骨，尸体右额骨有粉碎性骨折。

案件移送后，经承办人审查，发现卷宗内没有可以证明被害人身份的相关证据、没有嫌疑人对现场的指认，现场勘查过程中仅对部分物证及痕迹进行提取。经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被害人李某的骨组织与被害人女儿的DNA分型比对，不符合遗传关系。此证据的补充，更无法对此案进行认定。后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公安机关将被害人的骨组织与其母亲的DNA分型进行比对，符合了单亲遗传关系，证明了被害人身份，最终对此案提起公诉。

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探析 篇3

关键词：公安侦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引言：沉默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体现了公民的人权、人格在审讯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对于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研究应将其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司法程序的发展紧密相连，以确保沉默权的确立不会脱离实际、不会照搬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从而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的发展。当然，在法律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是有必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但必须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实践相结合，以降低沉默权确立的风险。

一、沉默权的定义和理解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审讯过程中可以对不利于自己的询问保持沉默的行为，且不会因为此种行为受到追责。从公安侦查的角度理解就是公安在审讯的过程中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深层的剖析沉默权，第一，沉默权对犯罪嫌疑人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执法人员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做不利于自身的证言，面对执法者的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言。第二，沉默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正当的对抗执法的权利，这种对抗只局限于言语的对抗，执法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仍然有限制其自由、控制其不当行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不会因为沉默而被追究责任，同样，也不可能因为沉默而逃脱法律对其所犯罪行的惩处。第三，在公安审讯过程中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所享受的权利，在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主动放弃这项权利，由此可见沉默权是对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无罪”身份的肯定，是反对自我归罪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综上所述，沉默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使犯罪嫌疑人的自我保护有了法律依据，在侦查询问中犯罪嫌疑人可以用沉默权正当的保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一方面，沉默权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改变了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卑微身份，使其所处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另一方面，沉默权是对强权主义的挑战，体现了强权主义的落幕，使“平等”在法律及执法过程中有了更好的体现，使得“民主”得到了更好的发扬。

二、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困境与必要性

（一）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困境。沉默权的确立历来备受争议，一方面，它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更充分的人权，使执法程序与公安侦查实践的统一，体现的法律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在当前情况下确立沉默权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第一，沉默权使犯罪嫌疑人“不想说”有了合法依据，他的语言对抗受法律保护，这就使得陈述证据取证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审讯权，也使一些非常残忍、狡猾的犯罪者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对一些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犯罪的审讯中，他们的犯罪行为具有很强的预谋性、组织性，对于如何应对公安侦查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培训，针对这部分人沉默权就有可能为其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庇护”。此外，恐怖犯罪、智能型犯罪等等在国际社会上的泛滥，也使沉默权的行使对公安的审讯、取证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沉默权的确立很可能成为组织犯罪者、重大犯罪者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被这些智能型的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逃避侦查、逃避起诉的一种手段。第三，沉默权的确立关系着公安部门、执法部门打击犯罪的力度，一方面，沉默权在立法不完善、不配套的现实情况下，对法律保障体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不足，对保障人权起到了积极作用，防止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对暴力执法进行了必要的约束，但同时它也为真正的犯罪者打开了一道可能逃脱法律制裁的大门，增加了通过法律手段惩处犯罪的风险。

（二）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必要性。首先，沉默权是公安侦查中发生各类冲突时的一种救济手段，有效的缓解了审讯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对于司法公正、廉明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沉默权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理性的对抗条件，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审讯中的境遇，降低了执法者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侵犯；另一方面，沉默权对控制审讯中的暴力手段、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效果，约束了执法者在参与犯罪嫌疑人审讯过程中的各种行为，使其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找的了更好的平衡点，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其次，随着公民人权意识的增强，公民对于民主、平等的自觉性不断的提高，即使在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时刻，他们也能清晰认知到自己的自身价值和自己所享受到了人权平等等，因此，沉默权的确立也是犯罪嫌疑人追求人格平等、人权平等的一种体现。再次，沉默权有利于法律程序机制的完善，确保了法律程序的正确性。一方面，沉默权的确立是消除刑讯逼供的必要手段，减少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野蛮执法行为，是转变“口供”为主的办案观念的核心思想，例如公安侦查中的“零口供”就体现了公安机关办案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沉默权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的无罪身份，是现代法律对人权的诠释和说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由此可以推断沉默权的确立是社会发展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随着现代公安侦查中取证科技含量提高，其审讯取证形势多样，且手段高明，即使在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其沉默权的基础上，执法部门一样能取得正确的、可靠的犯罪证据，给犯罪嫌疑人一个公正惩处，而沉默权的确立却能赋予犯罪嫌疑人平等的人权和公平，打击了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的抨击言论，提高了我国的刑事执法水平，使我国的“依法治国”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三、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可行性分析

（一）“依法治国”的发展和成熟。“刑讯逼供”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并不少见，一些执法者取得“口供”的残忍手段直到今天会被翻出来感叹一番，可见“口供”在我国刑事审讯中的重要地位。纵观我国法治的发展历程，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例，建国初期，我国立法、执法面对这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加之战乱带给整个社会的动荡，“依法治国”的理想很难赋予实践，这一阶段我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人治时期。随着国家对立法的重视，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渐的完善，人治阶段慢慢的结束，我们迎来了法制社会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法律观念对我国的司法程序、执法模式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的法律体系就陷入了不完善、不断完善的循环中，始终在进步，始终有缺陷。从这一时期起，我国对于立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法律体系的构建逐渐的完善，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的理想，这就使沉默权的确立有了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深化，公安机关执法者素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执法者的文化修养得到了提升，与建国初期相比简直是一个“大反转”，当代公安人员的技术能力、审讯方式等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作为支持，且能与实践紧密结合，高素质增强了公安侦查的效率，也使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认定其罪行的手段逐渐的被“轻视”。另一方面，执法者的品质修养得到了提升，在其执法过程中除了对事实依据的重视，同样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人格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使其在审讯过程中能够自我约束，防止了一些过激行为的发生。再次，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更深的领悟，当其成为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对于人权的诉求更加强烈，这就催生了沉默权的确立，同时，沉默权的确立也发扬了新社会“以人文本”的理念，是我国社会注意法制建设的必要内容。

（二）公安侦查手段的进步和侦查技术的发展。“电子眼”、“电子狗”是当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商品，在现代城市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摄像头、监控等，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被记录，这也为公安侦查提供了方便。在当代公安侦查过程中，各种侦查、取证手段不胜其数，执法部门可以利用高科技、先进的技术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这就降低了“口供”在定罪中的地位，也使犯罪审批有了新的途径，且更加可靠、更有保障。例如DNA技术、指纹技术、声谱技术等，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提取犯罪嫌疑人的DAN、指纹、声音等进行技术鉴定，从而获得需要的证据。随着公安机关对刑事证据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各种犯罪数据库的建立，公安侦查手段更为高明和先进，这就为“零口供”定罪提供了保障条件，也使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证据中的作用受到影响，进而获取“口供”的必要性大大缩减，因此，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公安侦查环境已经形成，有条件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三）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国际上，沉默权最早是在英、美国家得到确立，它起源于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都无义务控告自己。”，这句格言充分的揭示了沉默权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犯罪嫌疑人无义务向执法者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言，执法者也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提出控诉。英、美之后，德、法也先后确立的沉默权，随之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通过法律确立了沉默权。一部分人认为，沉默权是司法文明提升的表现，使犯罪嫌疑人权利状况得到了改善，体现了人权的公平。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沉默权对执法者的审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特别是针对一些重大案件、恐怖组织的审讯中，其高超的反侦查能力往往会使审讯陷入僵局，给重大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困境，从而增大了法制惩罚犯罪的风险。在黑社会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沉默权作出了相应的改革，以满足执法者对高智能犯罪、组织犯罪的审讯需求。我国立法要与国际接轨，确立沉默权就势在必行，沉默权的确立不但能够使我国向国际私法程序靠近，也是我国长期以来“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缺陷得到弥补，提高了我国司法与香港、澳门等地刑事诉讼制度的协调性，也是我国司法与国际司法接轨的需要，因此，从国际形势看，我国沉默权的确立条件已经成熟，只是在确立中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实践。

从沉默权出现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看，沉默权的确立有利也有弊，我国在公安侦查中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时机已经成熟，但还会面临一定的执法风险，因此，对于如何制定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仍需研究和探讨，以确保我国“依法治国”的稳定性和刑事执法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赵承波，沉默权确立的必要性及建立模式[J]，价值工程，2014（33）：324-325

公安侦查工作 篇4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的各种强制方法。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按照强制程度从轻到重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 而公安机关依法享有侦查权, 为了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清案件事实, 自然有权适用强制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具有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因为刑事案件的侦破主要压力集中在侦查阶段, 因而实际上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侦查机关手中, 尤其是负责主要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手中。刑事诉讼具有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强制措施如果适用不当或错误, 势必会侵犯个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人权, 从保障人权出发, 必须对强制措施进行必要、合理的限制,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侦查监督, 以确保它的准确适用。但是, 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批和监督的规定不够系统和完善, 在五种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强制措施的规定不明确, 导致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变更和撤销缺乏必要的监督, 出现滥用强制措施、侵犯人权的现象。本文拟从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出发, 分析监督的主体、方式和途径等, 并分析当前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实施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制度概述

1.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必要性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否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此在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如果适用不当, 势必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因此, 在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进行法律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不断进步, 刑事诉讼越来越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进行, 惩罚犯罪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背后蕴涵的即是人权保障思想。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授权的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 对公民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手段, 本质上讲它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制约, 这就必然涉及到权力行使与权利维护等一系列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 如果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人权保障就无从谈起。因此, 法律必须赋予公民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法律监督机关提出控告、申诉的权利。

在我国, 强制措施与侦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特别值得关注。当前, 侦查阶段的人权问题备受世人关注, 而且侦查阶段侵犯人权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侦查活动是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 与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 而且享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基于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 依法有权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 这几种强制措施都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我国的刑事侦查模式总体上趋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审问式侦查。由于中国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影响颇深, 重权力轻权利、重义务轻权利,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这种传统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具体表现有: (1) 在司法实践中, 不少侦查人员在观念中, 过于重视案件的侦破, 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认为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 在国家侦查权范围, 公民的权利尤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理应服从于国家的侦查权。在我国, 不少侦查人员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看作是侦查阶段与之平等对抗的主体, 没有将其是看作是享有独立人格的人, 而是将其视为侦查权力行使指向的对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拥有与公安机关抗衡的权利与力量, 无法与公安机关平等对抗。 (2) 公安机关作为强制措施的决定者, 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为了案件的顺利侦破, 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 难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加以保障, 也没有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途径。 (3) 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 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 也不受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有效审查和制约。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安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但是公安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它又是一柄“双刃剑”, 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 否则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常由公安机关自行批准 (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 不受司法审查, 不仅事先无须批准, 事后也不接受审查和监督, 这就赋予了公安机关过大的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 必将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而也不能最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界限的诱惑。”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以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依据法治原则进行控制, 依法限权, 实行法律监督。

2. 监督的主体

在我国, 强制措施诉讼监督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责。……”, 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权……”。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承担着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由检察机关承担对强制措施诉讼监督的职责, 既符合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也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任何制度都必须有一定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并且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等相适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法院是侦查监督的主体, 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也就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尽管逮捕行为有的需要经过司法审查, 而有的则由警察、检察官甚至普通民众直接决定和实施, 但是审前羁押却毫无例外地需要经过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 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如在美国, 逮捕一般必须由治安法官或者其他司法官员以发布逮捕令的形式加以授权, 警察则根据逮捕令去执行。

我国的国体、宪政体制以及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 权力制约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约”, 而采取的是“分工制约”和“监督制约”。具体到强制措施权力制约方面, “分工制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将某一种强制措施的决定权、执行权、变更权、撤销权分开, 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这体现在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享有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权力, 但执行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还享有变更和撤销逮捕的权力, 如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安可以将逮捕予以变更或解除: (1) 患有严重疾病的; (2) 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的。还如公安其在执行逮捕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不符合逮捕的条件或有其他法定情形, 可以变更或撤销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 检察机关享有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 当然也包括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法律监督, 以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公权力的正确适用, 有力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3. 监督的方式、途径

法律监督的实质在于察看督促, 核心在于发现、阻遏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 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根据情况的不同, 监督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事前监督是指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之前, 通过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审批程序进行的监督。事中监督是指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进行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在错误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后, 对该损害进行的监督。这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权主要包含在侦查监督权能中, 根据法律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开展侦查监督的途径是体现在其行使侦查监督职权过程。主要有:一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审查批捕职能时进行监督,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犯罪情况。随着刑事诉讼流程, 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会自动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为其开展监督提供路径, 审查逮捕因而也成为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要对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逮捕的三个条件, 必要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通过审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等方式复核证据,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中的违法情况, 如错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

二是通过对公安机关提请延长羁押期限进行审批,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 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等进行审查, 依法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决定, 在审查的同时也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进行了监督。

以上二种情况对被提请案件是否批准逮捕或是否延长羁押期限来说是一种事前监督, 但对公安机关之前采取的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情况来说就是一种事后监督。

三是当批准或决定适用强制措施后要跟踪监督, 发现适用条件发生变化、有错误或适用不当应当及时进行法律监督, 并予以纠正, 及时进行变更、撤销或解除, 这样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 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事中监督。

在这三种监督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更为重要, 也更有利于保护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当然事后监督对以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也有指导和警戒作用, 这就要设立国家赔偿等救济机制, 如果错误羁押, 要进行国家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由于操作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开展的还很不够。而违法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后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的, 更容易被发现、揭露、证实, 因此纠正性监督往往被视为检察机关法律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三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法律监督, 应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将该项监督贯穿于公安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全过程。当然, 为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

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 监督权力属性不明晰, 侦查监督缺乏刚性, 无权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就决定了其势必要承担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实施监督的职能。但监督应当是单向性的国家法律行为, 要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真正发挥督促和保障被监督对象正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效用, 不仅要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设定具体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掌握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真实情况, 还要规定具体能够操作的程序和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如果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 侦查监督权就形同虚设。

西方法治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检察官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但却赋予检察官对警察侦查活动有指挥权或引导权。比如, 法官检察官有权指挥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 刑事司法警察接到犯罪报案或即将发生犯罪的报告后, 必须立即向检察官报告, 刑事司法警察必须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和调动。检察官有权要求刑事司法警察提供犯罪案件的情况或者直接移送案件。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建立侦检一体化的侦查机制, 但是警察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 也要向检察官征求侦查方向或者证据等方面的意见, 而且警察对检察官提出的建议一般都予以接受。

虽然我国现行侦查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侦查监督权的同时, 却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规定,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安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可以和检察机关分庭抗礼, 法律关系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就使得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不是必然要接受, 更不是必须要遵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设计为这样一种平衡关系, 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的手段软弱乏力。因此, 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检警之间的法律定位, 完善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 变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为检察制约公安机关的原则。

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缺乏刚性。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时, 一般向公安机关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无论是口头纠正意见还是《纠正违法通知书》都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 在实践中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 检察机关通常也无可奈何。因为法律既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根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行为, 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2. 监督方式、途径狭窄

我国的侦查监督机制仅是原则性地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在理论上, 检察机关能够对公安机关侦查中适用的所有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但实施监督权需要具体的程序和措施进行保障。一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发现适用不当的情况, 没有确立其他途径, 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 就无从入手, 或者监督变得有名无实。而且, 检察机关进行的都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报送的材料,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的违法情况。二是公安机关在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的无法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变更, 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日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 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公安机关纠正。”而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比较随意, 甚至对批捕在逃人员抓捕归案后又变更强制措施, 而且在变更后很多案件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也就无法对变更情况实施不督。这种情况, 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继续监督, 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也就没有办法。致使检察机关在面对自成体系、拥有更为强大行政资源和背景的公安机关, 因为缺乏有效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的途径从而使这一侦查监督大打折扣。

3. 监督时间滞后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 在强制措施的适用方面, 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对逮捕进行同步审查和授权, 对其他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则进行事后监督, 具有严重滞后性。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公安机关负责人内部自行决定, 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强制侦查权力不受制约, 这必然导致在实践中被滥用, 从而侵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 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时, 发现违法情况或对其他强制措施在事后发现了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并进行了监督, 也没有了实际意义, 因为违法的后果已经造成。要保障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发挥督促、规范执法的作用, 就应该进行同步监督,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

4. 对具体强制措施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1) 拘传

①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只规定了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②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主要是事后的监督, 对强制措施也不例外,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但对这种提前介入的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一般都会选择在案件基本侦查完毕, 行将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起诉时, 事实上, 也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这就决定了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侦查行为, 检察机关只能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2)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 违反法定条件适用取保候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条件规定得不够明确, 担保措施不力, 致使在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率低。即使适用, 随意性也比较大, 比如:一是违法收取、没收保证金、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监管不力, 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后就没收保证金, 以取保候审结案。二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没收、退还不够规范, 特别是还存在克扣保证金的情况。 (2) 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规定, 监视居住的场所为“住所”、“居所”, 被监视居住的人没有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然而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 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 派人进行看守, 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地方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 有的还收取高额费用, 这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3) 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变相延长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应当说,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都是我国独立的强制措施, 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不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在其无法找到保证人或者交不出保证金时, 对其适用监视居住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实践中, 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却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期限届满仍然证据不足时, 将取保候审变更成监视居住, 为进行侦查争取时间, 变相延长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 (4) 只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既不报捕也不移送审查起诉, 实际放任不管的案件。

②因法律规定等原因, 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督不力。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 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 否则侦查监督部门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案件无从得知, 信息渠道不畅, 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公安机关违法没收保证金、以变相拘禁的方式执行监视居住、连续使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措施等行为监督不够。

(3) 拘留

①公安机关适用拘留中存在的问题

①拘留程序不合法。在犯罪事实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时, 而且公安机关内部对破案率的考核, 办案单位有时就用不破案就不立案的方式提高办案率, 先将犯罪嫌疑人拘留, 如果案子破了就立案, 否则就不立案。还存在其他一些拘留手续不完备的现象, 如有的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还有的在家属的通知书上没有签字等。②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因害怕犯罪嫌疑人逃跑, 再加上侦查机关侦查技术落后, 一些案件一经立案就刑事拘留, 利用刑事拘留时间进行侦查。另外, 有时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尽快赔偿被害人损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如交通肇事案中, 如果肇事司机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置若罔闻, 有的公安机关就对肇事司机采取拘留措施以促使其赔偿。③随意拘留和延长拘留期限比较随意。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及延长拘留的期限只需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内部审批, 无需其他机关的审查, 导致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及延长拘留期限随意, 特别是有些案情简单不符合条件的也延长至30日。如闫某某、王某盗窃一案, 该二人在某县一小区盗窃一辆价值7000元的旧面包车, 二人对此供认不讳, 公安机关却以结伙作案为由, 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①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的途径狭窄, 只能在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时予以监督, 而对未报捕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取拘留措施无法获取信息, 也就无法进行监督, 当然更不可能发现其中的违法情况。②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 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公安机关随意拘留和随意延长拘留期限致使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而检察机关对此却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如山东省某县公安机关提请的逮捕的案件绝大部分都采取了拘留措施, 且拘留期限延长现象严重 (见表) 。对此, 该县侦查监督部门曾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 以抑制这种滥用强制措施现象的发生, 但效果不好。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存在缺陷密不可分。我《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准 (逮捕) 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 即只要是共同犯罪, 不管案情如何, 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 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最多也只能从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的角度, 建议公安机关缩短拘留期限。

(4) 重报捕前的监督, 轻逮捕后的监督。

近几年, 侦查监督部门加大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力度, 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 而对逮捕以后, 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 这一方面是因为, 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 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 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 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逮捕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 也就无法监督。

三、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 肩负维护法律尊严的重任, 依法履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应当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转变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 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 重新摆正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关系, 严格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 增强监督实效, 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 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同时, 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 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时, 必须牢牢把握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 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全面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 不断增强监督意识, 加大监督力度, 既要敢于监督, 又要善于监督, 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督水平, 努力取得较好的监督效果, 督促公安机关依法适用强制措施。二要依法监督, 规范监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运用查处职务犯罪、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等手段进行监督, 及时纠正其中的违法情况, 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三是注重监督的质量与效果。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要保证监督质量, 提高监督效率, 追求最佳的监督效果, 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监督制约与协调配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促进司法公正, 树立检察监督的权威。

要改变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问题, 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和完善侦查监督职能, 建构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 将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贯穿适用、变更、解除的始终, 从而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同时, 也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1. 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 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 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 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 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 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 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条件成熟时, 再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 使检察机关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有法可依、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保障措施, 以确保侦查监督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

(2) 增强刚性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相当的法律强制效力。如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同时, 还应赋予检察机关调阅案卷权, 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 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在立法上除规定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外, 还要明确规定不接受侦查监督的法律责任, 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 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目前, 法律监督除对已构成职务犯罪的依法追究外, 对一般违法行为甚至是严重违法行为, 仅仅是停留在提出纠正意见这一层面上, 而纠正不改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 应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 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 拒不执行的, 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从而尽快提高法律监督效果, 切实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 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工作机制

要以法律为依据, 把握好法律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认真总结和探索执法监督的经验和途径。针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要立足于检察职能和工作实际, 认真分析原因, 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可通过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与引导, 帮助公安机关明确证据搜集重点, 监督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立法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以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为主, 以事后监督为辅的侦查监督机制。

(1) 事前监督

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即通过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 检察机关不批准, 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比如: (1) 将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为了便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及延长至7日, 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 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 其无权自主决定, 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检察机关不批准的, 公安机关不得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 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 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批准。这样就可以把检察机关对这些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从事后监督转变为实施事前监督。

(2) 事中监督

①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 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可以提前介入, 以监督该类案件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随意适用强制措施, 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乏力。因此,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 可以在公安机关的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 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 以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审阅材料、参加讨论发现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

②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 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可以借鉴监狱体制, 使拘留、逮捕羁押机构即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 进行中立, 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 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 并赋予看守所拘留初审权, 对不符合拘留条件的, 有权拒绝执行, 同时将初审结果向检察机关报告, 进一步增强刑事拘留检察监督力度。

③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 拓宽监督渠道

应当完善法律规定、进行实践探索,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 将案件进展、适用强制措施情况, 以及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后未报捕、起诉而转行政处罚或直接撤销的案件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还要应根据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信息, 定期定期地对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进行全面检查, 公安机关应该予以配合。具体如下:a.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 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先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 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无证逮捕”。从各国的立法看, 拘留时限都是很短的, 有的只有几个小时, 有的可以36小时, 最长不超过6天。而在我国拘留时限最长可达30天, 且不限案情, 无须通过任何机关批准, 这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也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所以应赋予检察机关备案审查的监督权。建议公安机关应当一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 报送同级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要及时进行审查,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拘留措施不当的, 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纠正。b.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为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的监督, 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建议推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司法解释, 应规定公安机关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没收保证金的规定时间内, 向检察机关通报, 检察机关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前规定时间内发现适用这二种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或发现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违法的, 应监督公安机关对案件依法做出处理。并规定, 公安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连续适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二种强制措施。c。检察机关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建立与公安机关及本院公诉等业务部门的联系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 了解情况, 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 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指定专人负责, 保持工作衔接, 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 发现问题,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4) 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 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将有关情况报送所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将这些情况同公安机关报送的情况进行对比, 以更全面的监督公安机关, 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 事后监督

①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合理的申诉救济途径。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 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 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 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 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

②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违法拘留等,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涉嫌犯罪的, 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树立检察监督权威。

3. 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

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检察人员的执法水平, 提高监督能力。一是要提高政治素质。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增强监督意识, 树立有作为有地位的思想, 坚持法律至上, 唯法是从, 严格执法, 努力提高监督质量和效果。二是要提高业务素质。当前, 基层检察院相当一部分检察官没有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 法律理论素质普遍不高, 要经过多途径、多形式的学习培训, 不断提高检察官的法学水平和业务技能, 不断提高检察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 确保能准确理解、领会立法意图, 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诉讼监督人才, 以做到准确监督。这是加强法律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同时, 领导要重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工作。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该项监督列入重要议程, 切实加强领导, 不断研究监督的新思路, 探索监督的新举措, 开拓监督的新渠道, 努力开创该项监督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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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可诉性探讨 篇5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以下简称侦查行为）的内涵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公安侦查行为的种类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时，因扣押派生出来的查封、冻结、追缴行为，因拘传派生出来的传唤行为，因监视居住派生出来的暂扣证件行为等，也属法律规定的侦查行为。此外还应包括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采取的窃听、通讯监听、邮检等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侦查机关不仅拥有如此多的侦查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相对来说，我国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就显得很薄弱。笔者认为只有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就侦查权的性质、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性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 不具有司法属性对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传统上是将其与检察权、审判权并称为“司法权力”，与此相对应，我国《刑法》第94条将负责侦查的人员确立为“司法工作人员”。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笔者也认为将侦查权归结为司法属性不恰当，将其归结为行政属性更适宜。所谓司法，是由特定主体通过适用和宣布法律对具体的争讼进行裁决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司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被动性。众所周知，司法活动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它是由适格主体依法启动程序，司法机关不能主动进行。而对犯罪的侦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怀疑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依职权积极主动地进行的调查或采取的强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动简而言之就是司法主体居中裁判，而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直接与犯罪嫌疑人周旋、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独立性。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权的主体居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统内外任何来源的权力。侦查机关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他们在追究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是组织严密的集体，必须遵从一体化的上命下从的模式。第四，具有终结性。是指相对于行政而言，法治国家中一切因适用法律而引起的纠纷以司法为最终解决途径。侦查机关显然不具有这种终结性的权力，侦查活动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属于前期准备阶段，对于公民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裁决。而侦查行为是以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为目的的行为，其从主体、目的、结构、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从主体上说，我国实施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拥有刑事侦查权的不止是公安机关，本文仅就公安机关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因为其承担侦查任务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侦查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这一目的必然决定的在侦查中适宜作用行政权。侦查的本义就是警察利用国家权力诘问事实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为刑罚权的正确运用打好基础，侦查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权的运用。（3）从结构上说，侦查行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双方主体，即不存民主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双方以及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却与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结构没有区别：侦查的主体是警察，侦查的意图是查清犯罪事实，侦查的客观表现是实施了某些行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侦查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侦查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4）从手段上说，侦查强调效率而体现行政的风格。效率原则是贯穿于行政过程始终的，可以说，行政不讲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虽然也讲效率，但更多的却是遵循严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投入。如果在侦查中赋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将听证规定为必经程序、甚至规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会影响速度，还会导致国家机关职权的混乱。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为整个刑事程序打好基础，必须采取体现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与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纵上所述，侦查行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属性，也就是说其具备了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因基于“侦查要属于刑事司法权力”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国家立法把刑事侦查活动排除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般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审查公安机关该立案的有无立案、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起诉的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及审查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等等。对于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者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都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对侦查行为规定的公安内部存在的制约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监听，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发布令状。律师参与侦查活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侦查权的行使起到了监督作用。在这里笔者不想强调，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太窄，且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监督不力，也不想强调公安机关的内部制约效果不甚令人满意，而是想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监督”和“内部制约”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总体是一致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窃听等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也很多都是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发生的。这显然表明，只靠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或者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对律师来说，他们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只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故律师对侦查机构权力的制约更是极其微弱。因此笔者认为由不负有侦查职责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侦查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真正实现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实践来看，如不赋予侦查行为可诉性，很可能失掉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普遍约束，使整个社会面对失控的警察权力而束手无策。也许有人认为，即使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也没必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因为如果侦查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可以要求国家赔偿。但是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先行的原则，赔偿程序复杂、冗长，加之对赔偿义务机关的信任不够，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救济渠道。况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诉讼就没有“权利”，一切行政“权力”都应接受司法监督。因此，只有将侦查活动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才能使受害人权益真正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如此，公安机关不会以其违法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为由而逃避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司法实践中也不会因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争论不休。当然也许又有人认为这样会存在法院干涉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之嫌，影响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法院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起诉后，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侦查行为可不要求停止。法院通过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审理后，确认侦查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即判决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如确认侦查行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等，法院要么依法判决撤销该行为、要么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还可判决公安机关作出相应赔偿。这样既保护了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侦查活动，维护了警察权威。纵观西方各国，均建立了“司法授权”机制。即负责侦查的警察尽管有权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但对那些涉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财产、隐私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要向法官提出申请，须取得法官的审查和授权，由法官依法发布许可令状方采取。同时还规定被侦查人对羁押这种最严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可随时提请法院进行事后的司法救济。可见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行为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因此我国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此种监督方式，在我国对侦查行为监督初期采取，符合我国的国情。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法官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同时建立“司法授权”机制也未偿不可，这对侦查行为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合理、更全面。

转变工作思路提高侦查手段 篇6

一、适应修改后刑诉法的新要求，积极转变工作思路，提高侦查手段，切实做好初查工作

初查对案件成立与否起着决定作用，反贪案件的成功办理离不开扎实的初查。今年以来，我院反贪局侦查办案人员不断强化初查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案件查办过程中不急于立案或者接触犯罪嫌疑人，而是制定周密计划，进行全面的初查，获取外围全面证据，在信息、资料掌握上占据主动，全面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财产状况、工作情况、家庭关系、社会活动等个人背景资料及社会关系网等，同时掌握大量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在第一时间对关键证据等进行搜集，并加以固定，尽可能将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物化为犯罪证据。待其他外围证据基本到位后再接触犯罪嫌疑人，有效利用掌握的信息选取口供突破点，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征及日常活动情况确定正面突破时机，从而提高“12小时”的突破成功率。该院还探索建立了完备的初查程序，从案件来源、举报人等初查内容进行把关，规范初查的主体、对象和措施、审批程序，使初查有法可依，规范进行。

二、以证据为侦查核心，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坚持客观、全面的收集证据

办案人员改变了以往将传唤、审讯作为办案突破点，以口供作为取证依据的落后观念，建立以证促供，以证定罪的执法观念，实现了“三个转变”，即在证据的标准上由客观证据标准向法定证据标准转变，在证据证明的要求上从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在侦查理念上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

三、改进讯问策略和讯问方式，注重口供的采集工作，强化口供的证明效果

办案人员在实践中探索优化了讯问方式，将常规的“硬审讯”方式向“软审讯”方式转化，在讯问中善用心理暗示技巧，从法理情多方位出发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利害得失。作为言辞证据，口供始终紧扣犯罪构成，做到表述准确全面，对涉及案件关键事实的口供，讯问清楚切实记录，对存在疑问的内容及时查证。笔录中还通过适当保留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语言特点，尽可能使用其供述的原话，再现每个犯罪行为特有的细节来确保口供的真实、准确。另外，进一步规范并严格落实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立案侦查的全部案件、每次讯问都全程录音录像，堵死嫌疑人任意翻供的路子。

四、侦查工作外围初查取证工作大幅增加，反贪工作强度、难度明显加大

今年以来我院反贪局干警配合市纪委办案累计达5个多月，平均加班时间4个月以上，外出调查取证50余人次，询问相关人员达160余次。侦查过程中，外围初查取证工作大幅增加，反贪工作强度、难度明显加大。经过反贪干警的努力工作，立案侦查的行受贿案件大幅增加。以往反貪局侦办的行受贿案件人数能占到全年立案侦查人数的50%左右，今年行受贿案件占全年立案侦查案件人数的95%，且口供等相关证据稳定、有效，办案质量大幅提升。

今年上半年，我们与市纪委配合在侦查西安市交警支队车管所的窝案中，采用全局侦查一体化的策略，提高侦查效率和方式，查处了一批行受贿案件。特别是查处原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处驾管科科长、车管处副处长倪小昌受贿案中，倪小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1300 余万元，为他人提供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该案的取证量大，前后询问了130余人次；时间跨度长，案件的初查和办理经历了近6各月之久。在反贪局两个侦查科的密切配合下，成功突破案件。该案件的侦办彰显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五、着重提高运用侦查装备获取分析信息，侦查信息平台整合梳理信息的能力，侦查科技含量明显提高

反贪局以侦查信息化作为创品牌主体内容，加强现代化侦查装备运用，自行建立侦查信息平台，整合线索、人员、车辆、房屋、银行等信息，通过交叉链接、模糊查询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案件信息的查询分析速度。今年5月份，本院反贪局接到案件线索，反映陕西省老年学学会出纳谭某采用假冒省老年学会秘书长张某签名的方法，侵吞公款51万余元，其行为涉嫌贪污罪。接到线索后，反贪局迅速组织力量，由侦查一科进行查办。在全科干警们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充分运用侦查装备获取分析信息，进而与案件的侦查紧密结合，经过4个昼夜紧张、缜密的调查取证，案件的各项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该案上报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后，市院侦监处依法批准对谭某进行逮捕。该案成功的快速侦办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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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侦查工作 篇7

一、刑事犯罪形势与特点

考察近几年的公安部门打击犯罪情况的统计、最高检发布犯罪嫌疑人数量统计以及最高法刑事案件受理案件情况, 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刑事犯罪情况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 犯罪案件总量变化不大, 总体趋于平缓

2009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一审案件情况统计表显示:收案总计768507件, 前三位的为侵犯财产犯罪案件302157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180677件、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犯罪案件134380件, 还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5240件。2011年的统计显示:收案总计845714件, 前三位的是, 侵犯财产罪案件314219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188147件,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171840件,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34577件。其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由2009年25240件, 上升至34577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 2011年1月至11月, 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37736人, 提起公诉1069280人, 分别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0.26%和5.7%。可见, 全国整体犯罪形势稳定, 刑事案件总量变化不大。这表明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 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国家逐步实施的社会保障和救济政策也逐步显现成效, 潜在犯罪人和犯罪诱因会有所减少, 犯罪的绝对数量会降低。所以, 总体的治安形势较好。

(二) 不同犯罪类型特点不同

随着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暴力犯罪下降, 而新型的犯罪类型不断增多, 并呈现出新特点。

1. 传统暴力犯罪下降。

传统杀人、盗窃、抢劫类犯罪下降。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1) 显示2010年大盗窃案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同比下降7.49%。根据全国公安机关的统计, 2012年, 全国发生的持枪、爆炸犯罪案件与2011年同比分别下降42%和27%, 处在历史的最低点。这与2009公安部开展严厉打击, 依法从严惩处涉枪涉爆犯罪的活动有关。而拐卖儿童犯罪有所下降。公安部统计自2009年4月9日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截至2011年3月14日, 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2946起, 拐卖儿童案件7867起, 打掉4535个拐卖犯罪团伙, 解救被拐卖儿童13284人、妇女23085人。按照公安部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集中警力、多策并举, 拐卖犯罪得到一定遏制。

2. 财产犯罪上升。2011年法院受理侵犯财产罪案件314219件, 比2009年增加近1.2万多件。

3. 经济犯罪增幅大。

首先, 涉银行卡犯罪、涉发票犯罪、网络诈骗、食品药品犯罪非法集资、非法传销、非法证券、内幕交易等比较突出。特别自2007年以来, 非法集资活动猖獗, 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非法集资类案件每年以约2000起、集资额度约200亿的规模快速增长。2011年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尤为突出。根据公安部统计, 2011年, 全国非法集资案件共立案1600余起, 涉案金额达200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 2012年1—10月共批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53558人, 同比上升59.4%。可见, 经济犯罪中非法集资犯罪和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犯罪依然突出, 网络诈骗问题、食品药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随着经济发展, 涉及商业贿赂犯罪增多趋势。2011公安部统计近5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6500余起, 涉案总金额11亿多元, 惩处商业贿赂犯罪人员5000余人, 有力震慑了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在一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如医药行业存在的一些“潜规则”, 手段比较隐秘, 犯罪手法翻新, 要进一步加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力量投入。

其次,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上升, 并多样化。公安部统计, 2006年至2010年, 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9284起, 比前5年增长60%。其中涉及到网上侵权的案件达到了183起, 涉案价值近5亿元, 超过了案值总数的10%。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不断完善以及公安部门的“亮剑”行动, 取得了对网络侵权以及盗版、利用网络进行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的效果。而另一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涉及民生领域。随着如假冒伪劣食品、假药品、假农资, 包括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据了解, “亮剑”行动开展以来截至2010年已经破获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案件1300多起, 其中破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11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48名。这些类犯罪直接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危害国家战略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 要继续重点打击。

最后,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事犯罪不容忽视。由于自然环境变化, 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 一些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犯罪增多趋势。2011年全国森林公安局长座谈会上指出, 2011年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办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事、行政案件23.12万起, 比2010年上升了16.5%, 创造历史新高。全年森林公安机关共打击处理涉林违法犯罪人员34.49万人次, 收缴木材50.19万立方米, 野生动物89.83万头 (只) , 涉案金额40.1亿元。

4. 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 全国禁毒执法部门保持主动进攻和严打高压态势,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整治行动, 全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8.9万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0.1万名, 缴获海洛因5.3吨、鸦片1吨、冰毒9.9吨、氯胺酮4.9吨、大麻3.2吨, 查获易制毒化学品869吨, 整顿、取缔涉毒娱乐场所3800多家, 成功破获一大批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大案, 抓获境内外毒枭和重要毒贩40多名。同时, 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秩序, 加强对网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管理, 打掉网上贩毒团伙46个。可见, 我国禁毒斗争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面临境外毒品渗透加剧、国内制贩毒活动较为活跃、新发现吸毒人数持续增加、非列管化学品流失问题比较突出的挑战和压力, 禁毒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5. 有组织犯罪出现新特点。

体现黑社会性质犯罪上, 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1) 统计, 2010年1—6月, 各级法院新收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同比上升22.94%。其主要呈现“公司化”特点, 即借助于公司的形式与架构, 掩盖非法活动, 以公司的身份从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等非法经营活动, 以获取暴利。

(三) 犯罪手段、方法、形式多样化

1. 利用互联网犯罪。

互联网犯罪类型增多,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钓鱼”诈骗、电信诈骗、股票诈骗、电子币集资诈骗、快速洗钱、网络走私、网络诽谤、组织卖淫、网络色情、网络传销等犯罪案件增多, 其中分红式网络诈骗呈爆发趋势。

2. 犯罪跨区域化性、跨境化。

根据公安部统计, 2011年, 全国非法集资案件共立案1600余起, 涉案金额达200亿元。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连破亿元以上大案。非法集资案件涉及全国29个省区市, 涉及全国超过80%的地市州盟;担保公司、房地产中介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非法集资案件增多。一些民间担保公司出现了“挤兑潮”现象。非法集资类案件, 具有跨省性特点。

而电信诈骗案件往往跨境作案。犯罪分子往往将主机设到国外, 再通过网络VOIP电话从这些地区将诈骗电话打到美国和日本。

拐卖犯罪活动案件、互联网犯罪案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都同样具有跨区域化甚至跨国化特点。

3. 犯罪形式“合法化”, 主要体现在涉黑犯罪。

借助于公司的形式与架构聚敛财富、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活动, 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 即涉黑犯罪继续呈现“公司化”特点。即同时, 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2) 显示:犯罪组织有松散化趋势, 组织者、领导者“幕后化”、“隐蔽化”, 一般成员“临时化”、“市场化”;使用“软暴力”手段威胁和恐吓被害人趋势明显;腐蚀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从事高利贷、暴力追债、“地下出警”等黑恶势力突出。

二、新犯罪形势下的侦查创新

犯罪趋势的新变化, 是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也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为犯罪分子所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积累, 社会分化, 人民价值观的变化, 利益驱使, 导致大量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智能犯罪居高不下, 并呈现手段、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刑事侦查工作必须进行创新, 才能适用新形势下对于刑侦工作的挑战。

(一) 把握犯罪的总体趋势, 有针对性制定预防、打击犯罪策略, 提升发现和打击犯罪能力

在近几年犯罪总体量上化不大, 总体趋于平缓趋势下, 针对个别高发的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等要加大打击力度, 继续实施已经开展的富有成效的打击活动。特别是针对新的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食品、药品、农资犯罪、自然资源犯罪要联合有关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林业等部门开展专项打击活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 针对呈增加趋势的犯罪, 尤其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特别是犯罪预测工作。要总结在打进犯罪活动中的经验, 继续加强社会管理, 减少犯罪诱因。

(二) 针对犯罪类型多变, 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隐蔽化、区域化、跨境化等特点, 创新不同的刑事侦查模式、方法、手段

注重高新技术应用, 针对利用互联网犯罪, 特别是跨省、跨境作案, 要创新加大揭露犯罪的科技手段的运用, 注重电子证据的发现收集, 创新揭露犯罪的传统方法, 来有效打击网络犯罪, 维持社会秩序, 保障国家安全。对于涉黑案件的一些新的犯罪呈“公司化”发展趋势, 犯罪方式隐蔽化、等特点, 对其侦查取证愈加困难, 要提高多渠道发现犯罪, 要注意发动群众, 发现举报线索能力, 注意创新控制犯罪对策, 以掌握充足证据后一举消灭。对于商业贿赂案件增多趋势, 特别在一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如医药行业存在的一些“潜规则”, 手段比较隐秘, 犯罪手法翻新, 要创新多种侦查方式、方法。

(三) 创新刑事侦查全面预防、协作机制

要系统推进社会面各项防范工作、都要形成案件侦防协作机制。传统的单一型的暴力性犯罪下降, 而新的犯罪多元化, 涉及领域更深更广, 手段愈来愈隐蔽。传统的“拐卖儿童犯罪”犯罪组织职业化、集团化, 犯罪手段暴力化、多样化, 这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综合治理, 无论预防, 还是发现、打击犯罪, 甚至是回归社会等均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 要系统推进社会面各项防范工作。而有些类型的犯罪, 如经济犯罪, 互联网犯罪、国际犯罪, 都要形成案件侦防协作机制。联合多部门, 甚至与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国家警方形成共同打击犯罪的合力。

摘要：公安刑侦部门作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主力军, 为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 公安刑事侦查深化刑侦改革, 刑侦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新形势下, 犯罪形势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公安刑事侦查工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因此, 对于刑侦查工作来讲, 必须继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创新发展, 提升打击犯罪能力、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切实提高社会安全感。

关键词：刑事侦查,创新,犯罪形势

参考文献

[1]王国民, 李双其.侦查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M].北京:2007.

[2]宋浩波、靳高风.犯罪学.复旦大学出版社[M].上海:2009.4.

[3]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3) [R].2013-3-10.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2) [R].2012-3-11.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1) [R].2011-3-11.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0) [R].2010年3月1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安侦查工作 篇8

1 构建侦查专业双语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 是对人才培养的整体优化设计, 是决定学生培养规格的依据, 是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石, 也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课程体系决定了具体课程建设的科目和建设的标准, 因为不同的课程其课程建设的内容不同, 具体的课程建设是总体课程体系建设质量的支撑点, 没有科学合理切合实际的课程体系设计, 具体的课程建设就可能偏离方向, 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和目的。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 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侦查专业课程体系并不完全适应侦查实践需求, 而汉藏双语侦查课程体系尚未构建, 如何根据汉藏双语特色和学生实际进一步改革、优化原有的侦查专业课程体系, 构建适合侦查专业汉藏双语人才培养规格的课程新体系, 是研究侦查专业汉藏双语教学体系的基础。

1.1 打破传统专业课程设置模式, 依藏区刑侦民警能力需求确定专业课程

侦查专业汉藏双语课程体系建设不仅仅是原有专业相关课程的藏语翻译过程, 而是根据实战部门的警务需求, 确立专业核心课程是专业支撑的关键所在, 明确刑事侦查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 动态设置专业及相关的专业课程。首先, 要根据藏区民警从事的业务和岗位能力要求出发, 提高其岗位核心能力;其次, 对传统的侦查专业课程进行全面梳理, 确立适合藏区工作需求的专业的核心课程;再次, 对专业核心课程中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整合, 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保证课程内容的优化设计。课程设置可打破传统的系统模式, 注重藏区侦查人员的能力培养, 课程名称可依据实际需求而定, 教学上强调实践操作技能训练的环节, 真正做到“少而精、精讲多练、务实、操作”。

1.2 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特殊性, 使侦查专业课程设置更具双语特色

公安院校侦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原有的课程设置大体分为公共基础课、警务技能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几大类, 其中具体课程多达二三十门, 而专业课程所占比例较少, 其中, 实践训练及素质提高与拓展没有考虑到, 对藏族学生的双语教学也没有深入思考;2008年, 公安教育改革后, 课程体系有所改变, 大大提高了专业课时的比例, 相应增设了课内实践课时, 更加贴近实战。但侦查专业汉藏双语课程新体系没有构建起来, 只是在原有的侦查专业课程中使用了双语进行讲授, 没有突出藏区刑事侦查的特点和双语教学的特殊性。构建动态的专业课程体系, 首先, 应改变传统的侦查专业课程结构体系, 按教学平台、教学模块、教学板块和教学专题四个层次设置, 按各课程培养能力的不同, 将其分别列入四个层次之中。其次, 在课程结构体系各平台中依据藏区刑侦民警岗位核心能力来确定相关的专业基础及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中突出双语侦查学生的能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最后, 在课程内容上要结合双语学生的汉语、藏语能力水平动态地调整相关的教学内容或教学课时, 从而更加突出双语侦查的特色。

1.3 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使“专业”与“双语”有效结合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课程成功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教学内容要有先进性、科学性, 要及时反映侦查专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当前侦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更新迟缓, 基层实战中的热点问题和最新成果不能及时补充到专业教学中, 重知识的传承, 轻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虽有创新但力度不大, 还未摆脱体系化教学的模式。而侦查专业课程双语教学内容研究始终处于起步阶段, 停留在简单的对传统课程内容的翻译过程中, 不能突出双语人才的培养目标。从双语教学实践来看, 教学内容设置要从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出发, 要从双语教学对象自身语言条件出发, 充分考虑藏区公安实践的需求, 在强化侦查方法、措施、手段培训的同时, 注意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在教学中的渗透, 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改革, 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战, 使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实训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侦查双语教学面向法治、面向实战、面向现代化。

2 加快侦查专业双语教材体系建设

侦查专业双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侦查专业汉藏双语教学体系建设的关键之一, 也是双语课程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科学的侦查专业双语教材对于合理调整专业结构, 拓宽专业面, 优化课程体系, 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培养双语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前这部教材建设尚未起步, 侦查双语课程还延用着汉语侦查专业相关的教材, 如何针对双语教学对象, 结合侦查专业需求, 建设汉藏双语教学新教材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教材建设不仅要体现教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还要重视教材的逻辑性、准确性、概括性等特点, 同时还应突出侦查专业双语教学的特殊性。

2.1 教材的自学性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首选资料, 教材是否通俗易懂、内容是否能够吸引学生自学是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兴趣培养的重要环节, 特别是侦查专业双语教材在内容选取、内容编排、案例选择上要精益求精, 在注重学生知识传递过程中, 充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 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提前通过自学提出疑问, 寻找知识要点, 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同时还能通过自学知识要点提示学生对拓展知识的学习与补充。

2.2 教材的创造性

侦查专业双语教材不仅要体现公安特色, 适合公安侦查的实践, 同时还应注重双语学生特色的设计。教育部统编的公安院校通用侦查教材, 这类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 能够体现侦查的基本理论及学术动态, 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 启发学生的思维。但理论性较强, 针对性较弱, 其内容结合公安实践少, 这就削弱了该课程对侦查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应有作用。侦查专业双语教材要有公安实践支撑的鲜活的知识体系, 在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同时, 要注重方便双语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要注重激发双语学生对侦查专业学习的兴趣, 更要注重培养未来的执法者执法意识和能力。由此可见, 双语教材的创造性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3 重视师资培养, 提高公安双语教师专业水平

教师是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就不会有高质量的课程教学。实施侦查双语教学, 双语师资队伍建设举足轻重, 当前, 全国公安院校侦查专业双语教师人员短缺, 而这些有限教师的侦查实践能力较弱。很多教师都是由其他专业转行而来。而侦查专业的教学, 教师不单纯是课堂上的授课者, 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要通过精讲、辅导、指导练习与实践使学生达到职业能力的标准, 这就需要加快培养侦查专业的汉藏双语教师, 提高现有的侦查双语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3.1 树立全新的师资队伍建设观念

随着公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对公安教师队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更新双语教师队伍建设观念, 培养能教、能练、能战的双语教师专业队伍成为当务之急。首先, 要转变理论化教学的师资培养观念。打破教师以课堂书本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突出实践性教学, 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 把传授知识和业务能力的训练、基本素质的全面提高结合起来。其次, 要拓宽双语教师的知识面, 多为教师提供出国进修、参加学术交流会议的机会, 让教师最大限度获取前沿学科知识、教学方法和经验, 提高培养质量和效益。再次, 搭建有效的双语教师实践的平台, 多让教师参加实践, 使实践锻炼不流于形式, 教师真正成为基层的重要补充力量。最后, 从基层选拔优秀的双语民警充实双语教师队伍, 使这支队伍真正成为能教能战的双语教学力量。

3.2 加快公安院校汉藏双语学生的培养工作

侦查双语教师的选拔培养主要可以从优秀双语毕业生中选拔并进行师资培训, 同时也可以考虑选取法律类的双语教师送到公安院校进行专业培训, 结合基层实践锻炼, 尽快提升侦查专业双语教师队伍的质量。

3.3 现有侦查专业双语教师要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 以适应教学方法改革需要

侦查专业双语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走素质之路, 走实用之路, 走理论和实践结合之路。要有意识地在教学中以理论为基础, 以实际情况为导向, 以操作为手段, 以能解决问题为目的来组织自己的教学。在知识结构上, 应具备一定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 了解掌握侦查专业发展和公安实战部门新动态, 随时调整相关教学内容, 使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侦查实践。

4 改革教学方法, 研究侦查专业双语实践教学新模式

教学方法改革是实现侦查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重要途径。学生的活动应以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为基础, 学习的目的是有利于实践, 这是当今国际教育的新理念。侦查专业双语实践教学如何开展, 是该专业双语学生岗位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 便于知识的实践, 便于知识的掌握、便于规范执法的学习是侦查专业双语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

当前, 公安院校双语教学师资力量不足、双语学生的语言接受能力参差不齐都是制约公安专业双语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侦查专业双语教学应当从实际出发, 以提高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培养学生能力为根本原则, 以点带面, 先部分后整体地灵活地设置多种教学模式。

4.1 课堂单项教学训练模式

课堂单项教学训练模式, 就是教师对知识要点进行课堂讲授后, 立即以真实案例为基本素材, 再现实践活动情境, 使学生设身处地的积极参与, 边讲边练, 讲练结合, 共同研讨, 通过教师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 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学生对课堂知识要点的理解和掌握的一种教学模式。课堂讲授训练法能帮助双语学生透彻理解理论知识, 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交流与讨论, 促使学生对问题进行积极思考, 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智力, 同时还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反应的灵活性, 使学习始终处于自觉、能动、活跃的状态。同时, 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 及时了解学生课堂知识掌握的不足, 通过训练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 最终实现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

课堂单项教学训练要注意保证有充足的时间, 否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首先, 学生应有一定的思考讨论时间, 通过思考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次, 还应该保证课堂上有时间开展训练;最后还应有一定的时间进行总结, 避免草草收场, 达不到预期效果。

4.2 模拟实践训练模式

模拟实践训练模式, 是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教师以典型真实的案例为原型, 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开展模拟实践训练的教学活动。这种实践性教学活动, 可以弥补课堂讲授的单一性和抽象性,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独立思考和分析, 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去系统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而达到对阶段知识和课程系统知识的融会贯通。

模拟实践训练法最大限度地体现教学环境的情境性。模拟案情一般要求以典型真实案例为蓝本, 设计案发的时间、案发的地点、现场情况、侦查的情况、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及确定嫌疑人的依据。模拟接近现实, 这样能够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 并能真正感受到案件侦查的情景。同时, 该项教学法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提高技能和展现自我的舞台。

总之, 课堂单项训练法和模拟实践训练法, 在激发双语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学生思维活动及实践动手能力方面, 给学生创造了广阔空间, 不仅能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具体直观、形象生动, 而且还能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完整的操作过程, 对于双语学生而言在理性认知的同时, 增强了他们的感性认知。创设了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情境, 为学生提供了课堂主动学习的条件, 实现了真正的课堂角色互换, 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为学生兴趣学习、自信学习创造了条件, 真正实现“把课堂交给学生”, “让课堂焕发了生命的活力”。

摘要：侦查专业“双语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学现象, 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本文从公安院校侦查专业汉藏双语教学课程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双语师资队伍的培养及教学模式建设等方面, 对侦查专业汉藏双语教学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侦查专业,汉藏双语,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韩立峰.公安院校侦查教学改革途径探索[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8 (3) .

[2]韩铮.侦查教学贴近实际的思考[J].消费导刊·教育时空, 2009 (1) .

[3]宁坚刚.对我院汉藏双语教学课程建设的几点看法[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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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才果.对青海汉藏双语教学的回顾与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3) .

[6]益西邓珠.论汉藏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4) .

浅谈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及其工作 篇9

(一)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定义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是指在经济犯罪相关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为了破获案件, 侦查机关通过主动发现或被动接受、秘密侦查或公开收集的方式获取与案件有关的有利于侦查活动进展的相关信息。

(二)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特点

1.信息来源途径具有有限性

经济犯罪案件的受案来源包括被害人控告、自首、媒体披露、知情人举报等, 案件的线索主要来自与案件的参与者, 与非案件参与者的案件线索获得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尽管媒体在承担社会监督责任与报道新闻的同时也可能会挖掘出与经济犯罪相关的破案信息, 但这不是破获经济犯罪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犯罪案中, 主要依靠被害人控告、知情人举报等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因此, 经济犯罪侦查来源途径有限。

2.信息载体具有集中性

作为特殊的犯罪类型之一, 经济犯罪通过被害人控告和知情人举报的途径而获得的信息主要以口头表达、书面和实物三种表现形式出现。口头报案要求侦查员固定报案内容, 制作笔录, 即记录侦查信息;书面报案中, 报案人将书面材料寄送报案, 侦查信息本身已固定;实物报案中, 报案者提供实物例如走私物品, 实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本身已包含了侦查信息。因此,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载体的形式具有集中性, 即笔录、书面材料以及实物三种方式。

3.信息内容具有秘密性

经济犯罪之所以很难发现或侦破, 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犯罪比较隐蔽。与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比, 经济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 能力较强, 在犯罪前会对整个犯罪计划进行周密的安排, 利用当前的高新技术和手段实施犯罪, 甚至逐步实现智能化。犯罪黑数的增加证明了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由此获取的经济犯罪侦查信息要求信息内容必须具有秘密性。

4.信息内容具有专业性

与其他犯罪案件相比, 经济犯罪的犯罪动机、现象及表现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经济犯罪与各种经济行为有关, 在经济领域集中发生。绝大多数的经济犯罪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甚至高等教育, 具备丰富的法律、金融、经济、财税和会计等相关的专业知识, 且参与经济活动的经验丰富, 会充分运用经济交往中的法律和通常做法来犯罪。经济犯罪分子常常利用自己的特长和职业, 在熟悉的经济领域进行犯罪, 不少犯罪嫌疑人甚至运用了高科技手段。以相关的经济活动为主要侦查对象进行经济犯罪侦查, 决定了公安机关必须建立专业队伍进行经济犯罪的侦查。因此, 经济犯罪的信息内容具有专业性。

二、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主要是指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 将所发现的、收集整理的和经济犯罪有关的数据信息等, 在计算机的管理下, 构成内容丰富的信息库, 以帮助破案, 发挥其作用。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广泛搜集经济犯罪侦查情报信息

在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一切与经济社会相关的信息都有可能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与经济犯罪侦查信息有关联, 这就要求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搜集面要尽可能的广而大, 即无论是国内信息还是国外信息, 社情信息还是敌情信息, 真实信息还是虚假信息或是模糊信息, 都必须全面的进行搜集。在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实际搜集中, 常会出现不利于情报信息发挥作用的“三多三少”现象, 三多是指案件信息多、表面信息多、事后信息多, 三少是指社情信息少、内幕信息少、事前信息少。

(二) 完善整理加工、存储、检索和应用的工作

搜集到大量的侦查信息后, 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与加工, 以能够快、准、全的提供侦查信息。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存储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与原则进行, 确保其便于检索、便于增减、达到程序化和标准化。便于检索是侦查信息存储出发点与归宿, 便于增减有利于防止信息老化, 保证存储的信息处于一种全、新、准的状态, 以增强信息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力;程序化要求侦查信息必要按照设立的程序和步骤, 形成常规的制度以便共同遵守, 确保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标准化要求侦查信息必须符合经济犯罪侦查局及情报资料中心制定的标准, 为资源的共享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应用是侦查信息工作的核心环节, 在侦查信息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仅是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的根本目的, 还是侦查信息工作好坏的重要衡量标准。

(三) 建立现代化的经济犯罪侦查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是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功能基础上, 建立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资料库, 并能够实现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及时、快速的利用与传递, 提高破案效率与质量的现代系统。因此, 经济犯罪侦查部门要加大投入, 增强信息主导侦查的观念, 制定经济犯罪侦查相关的行业标准, 加快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之间的联网, 实现网上协作、信息共享, 最大化信息系统的功能, 提高经济犯罪的侦查效率和质量。

三、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经济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严厉打击社会经济犯罪和惩罚经济犯罪分子是当前社会的重要任务, 然而, 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 经济犯罪侦查信息与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 我国的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应当做好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 提高侦查的效率与质量, 改善日益严峻的经济犯罪形势。

摘要：本文重点介绍了经济犯罪侦查信息的定义与特点, 以及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的主要内容, 以帮助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率与质量。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信息,工作

参考文献

[1]邓宇琼.论经济犯罪在逃嫌疑人的缉捕[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1) .

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研究 篇10

一、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衔接的重要意义

当前, 团队合作与集体观念在刑侦部门应得到充分的体现, 对于打击犯罪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构成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要素, 但是其工作都是为了侦破案件,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实现这一目标, 应加强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的结合, 两个部门共同工作, 如果各自为战, 将使案件侦破的能力受到影响[2]。

案件侦破中, 刑事技术人员一般只是关注技术性的工作, 案件现场的关注并不到位, 破案的意识并不强, 只是将案件现场的痕迹以及物证等进行提取。而且这些技术人员缺乏明确的工作目的, 敷衍了事的现象比较严重, 不利于案件侦破的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刑事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目标, 具有较强的案件侦破意识, 能够在工作中抱有极大的热情, 细致严谨的对现场进行勘查, 对这种可能的信息进行收集, 对犯罪心理痕迹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3], 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 有助于促进案件的顺利告破。侦查人员一般是对案件进行调查摸底, 根据特情破案, 对现场的勘查分析以及技术应用不够重视, 破案的科学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犯罪信息大量的存在与犯罪现场中, 对现场勘查时, 勘查人员能够对现场的各个部位以及角度进行勘查, 全面性比较好。犯罪现场设涉及到犯罪的预备、发生以及结束全过程, 需要勘查人员具有较强的连贯性、整体性的认识, 并能够对现场的物证以及痕迹等恢复原状[4]。

在实际的案件侦破中, 刑事技术与侦查人员脱节现象比较严重, 现场勘查中侦查人员不参与, 侦查人员只是单纯的勘查人员进行各种现象的介绍, 或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进行分析, 这种情况下破案的几率并不大, 甚至使案件的侦破进入死胡同。要侦破案件就必须要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使案件能够顺利侦破。

二、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分离的情况

(一) 侦查环节衔接不够

在实际案件侦查中, 刑事技术人员只是对现犯罪现场进行勘查, 侦查人员就只负责调查,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够, 技术人员只是将勘查情况简单的向侦查人员介绍, 并不关注接下来的侦查工作。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一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 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 导致案件侦破的方式单一性严重, 创造性不足, 由于不重视技术工作, 使得技术人员不能对技术问题进行再次的分析和研究。

(二) 人员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上, 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只懂自己专业和工作的知识, 侦查人员的刑事技术知识不足, 不能对犯罪现场进行科学的保护, 痕迹以及物证的提取方式不正确, 但是案件的物证等被破坏, 失去价值[5]。而技术人员勘查时由于侦查经验不足, 单纯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进行现场情况的记录, 不能为侦查人员提供所需的信息。此外, 技术人员更多的是分析侦查现场某一具体事物的结果, 对于侦查工作的开展能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却无法与侦查工作过程相结合,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效率。

(三) 二者在犯罪现场认识存在偏差

工作中, 一些侦查人员觉得犯罪现场是技术人员进行勘查的, 侦查人员只是低当事人等进行笔录, 导致犯罪现场只有刑事技术人员, 而侦查人员只是单纯的听取当事人的话, 可能会出现勘查的情况与访问调查的情况存在偏差, 侦查人员由于没有去过现场就不能与技术人员进行有效地沟通, 长此以往, 技术人员也不会对犯罪现场进行深入的研究, 使案件的侦破水平受到影响。

(四) 管理及奖惩衔接不够

在对侦查工作的考核中, 很少对刑事技术提出要求, 刑事技术以及侦查工作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 导致侦查人员不够重视刑事技术工作, 技术人员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工作的突破。此外, 在案件侦破后, 存在着重视侦查而忽视刑事技术的现象, 刑事技术人员在案件的侦破中做了很多工作, 有些案件是依据痕迹物证等进行破案, 然而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和认同, 导致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受到严重的制约。

三、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

在实际的工作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以及侦查的有效衔接, 在现场的勘察、审讯、发现认定嫌疑人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衔接, 强化案件的侦破能力。

(一) 在现场勘查方面的衔接

在犯罪案件中, 对现场的勘查是破案的第一步, 这也是刑事诉讼工作的关键性环节。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场地, 存在着大量的犯罪证据以及信息, 因此案件现场是十分重要的。

犯罪现场勘查时, 需要侦查人员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到犯罪现场进行证据的收集, 并对犯罪信息进行研究, 进行犯罪现场的访问、勘查等、现场的勘查主要是现场访问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案件的侦破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在案件侦破中的应用, 使刑事技术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 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做好犯罪现场的侦查工作[6]。实际的工作中, 勘查与侦查严重脱节, 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认为对方的工作与自己无关, 导致案件的分析和侦破不能一针见血, 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且一些技术和侦查人员认为现场勘查只是例行公事, 这种观念下, 现场勘查工作的效果受到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如果技术以及侦查人员能够有效配合, 必然会使侦查效果更好, 使案件顺利的告破。

要积极转变刑事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的观念, 使刑事技术人员不再只是勘查现场, 侦查人员也不只是进行调查访问, 加强二者的联系, 侦查人员应有技术意识, 技术人员也应加强侦查工作的认识, 能够共同配合做好犯罪现场的勘查和调查工作, 使侦查人员能够对犯罪现场有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 能够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避免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胡思乱想, 影响破案的时间和效率。刑事技术与侦查人员应一同前往犯罪现场, 技术人员能够对现场进行保护, 对现场的痕迹以及物证进行提取, 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 将第一手信息资料交给侦查人员。而侦查人员能够快速的拿到技术资料, 根据科学技术手段, 全面了解案件的发生以及痕迹物证等, 将现场的信息转变为灵活地侦查资源, 促进案件能够顺利侦破。

(二) 审查询问方面的衔接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 就是为了明确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作案的动机, 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情节的轻重等, 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审查询问是对已经到案的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 这是侦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的审查询问工作中, 技术人员并不参与, 没有足够的、过硬的证据会使得审讯工作陷入僵局, 影响审讯的效果。因此在最初的审查询问工作中, 应有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一起进行, 明确审讯的计划, 审问前, 侦查人员需要掌握过多的现场资料, 了解技术人员的检验结果, 并明确检验结果的具体情况, 如现场痕迹形成的原因、受害人是怎样受伤, 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等[7]。充分注重分析和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 作案的细节以及比较反常的行为, 能够最大限度的对犯罪行为进行挖掘。技术人员参与到审讯中, 能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行技术性的分析, 认识到现场勘查中的不足, 进一步串并案件。

(三) 发现认定嫌疑人的衔接

在刑事案件中,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最主要的目的, 在以往的侦查中, 一般是依靠调查摸底, 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刑事案件等实际特点, 而且受到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外来流窜作案的现象比较多, 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都不是本地人, 而且犯罪人员作案的手段比较多样, 存在着交叉结伙、异地销赃等现象[8],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侦查部门要有效地阻止这种犯罪现象, 应积极转变观念, 加强对刑事技术手段的依靠。

技术人员将现场物证资料、相关信息等串并起来交给侦查部门, 使侦查人员能够更加针对的发现犯罪嫌疑人, 侦查人员能够将相关的信息进行消化, 并将信息传给特情部门, 对相关地点进行严格的开控制, 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 及时将相关资料交由技术部门进行核实, 以便快速认定嫌疑人。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的发展, 犯罪人员往往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犯罪, 这也是当前刑事侦查破案的重要发展方向, 能够在短时间内破案。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指纹识别系统, 并已经在侦破案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DNA检测、声纹鉴定等技术的全面广泛应用, 也使案件的告破更加便利快速。

四、结语

在案件的侦破工作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二者全力配合, 使刑侦工作能够全面顺利的进行, 使案件的告破更加顺利, 使办案的效率得以提高, 能够使犯罪行为得到严厉的打击,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此外,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应当充分认识到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结合的重要性, 并积极将刑事技术应用到侦查工作过程中, 以提升侦查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陈明平, 曾辉.浅议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J].才智, 2014, 21:233.

[2]梁亚军, 徐国伟, 康岸桥.论加强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相结合的措施[J].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6, 04:72-74.

[3]谢林洁.浅谈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J].经济视角 (中旬) , 2011, 05:143-144.

[4]杨辉解, 刘浩.技术侦查概念辨析[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4, 06:18-23.

[5]庾丹妮.论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3.

[6]毕瑞芳.论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和谐发展[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S1:10-11.

[7]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J].大众商务, 2009, 10:22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