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共8篇）

技术侦查措施 篇1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6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7“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8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9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

“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技术侦查措施 篇2

技术侦查是指法律授权范围内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秘密地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包括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电话监听、GPS定位、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利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密搜密取、化装侦查、网络侦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新刑事诉讼法也将秘密侦查中的卧底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手段也列入技术侦查的范畴

从本质上来看, 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和技术性特点。如果仅仅具备秘密性的特点, 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的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范畴, 比如跟踪, 化妆调查;同理, 如果仅仅具备技术性特点, 但不具备秘密性特点的侦查手段也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 比如现场勘查、测谎仪、各类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也正是由于秘密性和技术性特点, 技术侦查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和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 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和来自外界的办案阻碍, 所获取的证据也比较客观、真实。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依据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经过批准, 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这就为技术侦查措施进入刑事诉讼领域奠定了法律依据。

三、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以往的侦查模式, 主要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 即口供是证据之王。公安机关查办的刑事犯罪有着隐蔽性、潜伏性、甚至是区域性的特点,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已深度隐藏, 加上痕迹少、物证少, 侦查人员只能采取对现场的分析, 和对可疑人物的排查, 来确定犯罪嫌疑人, 之后再在茫茫人海之中寻找犯罪嫌疑人, 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有高智能型、高隐秘型, 证据发现难、证据取得和固定难的特点, 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 有些情况又没有直接的被害人, 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 不留痕迹, 即所谓的一对一情况, 同时, 职务犯罪嫌疑人一般文化层次较高, 社会阅历较深, 心理承受能力较强, 社会关系较广, 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 握有一定的权力, 甚至熟悉、了解法律规定和侦查工作规律, 反侦查能力较强, 一旦有所警觉, 就会利用一切社会关系阻碍侦查, 同时想方设法毁灭证据, 使得本就不易取得的证据更加难以取得和固定。在这种情况下, 办案时机稍纵即逝, 一般的侦查手段效果不理想。

这些证据不扎实的案件不仅在庭审阶段常出现翻供情况, 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会发生, 对打击犯罪的极其不利, 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成本、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技术侦查正式应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 就加速了“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的转换。

在这笔者举一个案例, 马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马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件时, 发现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甲供认自己是按照马某的意思去实施盗窃的, 后将所盗空调室外机再卖于马某, 也就是说, 马某的行为应该属于盗窃的共同犯罪。此点得到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间接印证, 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通过对马某手机的监听, 马某确实通过电话指挥盗窃空调室外机。但是根据相关规定, 监听的录音却无法提供, 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马某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检察机关最终以马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起诉。假如, 监听录音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那么结局会大相径庭。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案例, 但却充分说明了将技术侦查措施依法使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于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 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 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 随之出现大量的新型犯罪、智能犯罪, 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社会信息化, 以及网络服务的普遍应用,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购物、等科技运用形式的不断涌现, 利用高科技进行犯罪的案件将越来越多, 这类犯罪手段也日益隐蔽化、专业化和科技化, 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素质一般都很提高, 专业水平比较拔尖, 法律意识和反侦查意识也很敏锐。如果还按照以往的侦查模式、方法进行侦查, 结果可能让人感觉有劲使不上, 甚至会不知所措。将技术侦查措施引入刑事诉讼过程中也是大势所趋。

四、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与人权保障二者关系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中的权利与义务都做较为具体的规定, 比如侦查阶段, 辩护人介入的时间以提前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阶段, 可以查阅、复制案件的全部相关材料;审判阶段可以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言提出异议。辩护制度的逐步完善, 就对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迫使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对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取得证据的方法和程序都要更加严格把关。无形中约束了侦查人员的手脚, 给办案人员施加了不少工作压力。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 不仅可以提高证据的精确度、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同时缓解办案人员的压力、增强自信心。

(一) 当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与人权保障二者处于正确的平衡点时, 两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 就是对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体现,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不仅可以打击犯罪, 同时也保障了人权, 二者是统一的。

首先技术侦查的依法使用, 有利于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减少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赖, 逐步改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旧观念。造成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侦查技术措施尚不足以使侦查人员凭借自身的能力迅速、准确的查明案件事实, 只能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 让侦查人员首先想到的便是凭借自身的能力, 获得真实的案情,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侦查“由供到证”的模式。这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遥相呼应, 都是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的。

其次, 技术侦查的依法使用, 有利于发现“客观证据”, 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也包括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 因都有各自的立场, 所以多少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技术侦查的依法使用, 侦查人员便有能力获得相对而言“不会说谎”的客观证据, 从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面对“零口供”的案件, 只要证据充分, 一样可以定罪处罚, 这不仅把好了案件质量关, 也增强了办案人员的自信心。这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分类及加入电子证据类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在突出、重视客观证据, 轻口供的原则。这与人权保障原则再次不谋而合。

社会在发展, 观念要革新, 技术也要改进, 只有这样才可以与时俱进。

(二) 当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与人权保障二者处于错误的平衡点时, 两者相互对立, 势同水火

首先, 技术侦查的范围有广泛性, 被侦查对象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通讯方式与外界进行联系, 既使与犯罪活动无关, 都可能会进入侦查机关的监控当中, 对被侦查对象的权利限制扩及到了侦查对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 技侦手段的适用对象具有不确定性, 在监控过程中所有进入到被监控的通讯媒介中的任何人、任何信息都会处于技术侦查的范围内, 即使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与所调查的犯罪行为无关, 也难以逃脱侦查的监控干预。再者, 技术侦查的深度更为彻底, 因为专业性特点, 即使是最为隐私的卧室谈话也难逃监控, 足以说明在现代科技平台支撑下使用的各种秘密侦查手段使得公民很难找到一片免受外来影响的安全空间。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由人到事的特征, 聚焦在某人身上的多种技术侦查措施将彻底把被监控人变为“玻璃人”, 时刻处于被监控之下。最后技侦手段因其具有秘密性特点, 在被侦查的过程中具不可知性, 隐私受到干预的相对人几乎不知道技术侦查手段用在自己身上的使用情况, 也就剥夺了隐私权受到干预的相对人其权利救济的机会。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窃听门事件, 连英国的高层官员, 甚至是皇室成员, 都被秘密监听了。

五、技术侦查措施依法使用也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的过程是最易侵害公民权利的过程。为了防止技术侦查手段的滥用, 应对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要经过的严格审查批准才可以使用, 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技术侦查措施的)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 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 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 经过批准, 有效期可以延长, 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由此可见, 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 但是具体审批如何适用, 尚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作出详细的解释, 好让具体执行者有法可依。可见, 立法者已经考虑到了技术侦查措施一旦被滥用的危害, 即使是查办案件的需要, 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这也体现了对人权保障的理念。

此外, 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 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 必须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 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立法者明确指出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击犯罪, 这就要求侦查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在打击犯罪、震慑犯罪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权。

六、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也规定了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如果非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得到的案件证据, 极有可能在审判阶段不被法庭所采信。这就说明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 对人权保障的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这也印证了笔者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与人权保障是统一的。

另外,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案件时, 面对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而取得的证据, 采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在审判阶段, 法官对此类证据, 依据什么标准来采纳?辩护人对此类证据提出内容或程序上的异议该如何应对, 这些都是将要面对的问题。

七、结语

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 其实是保障人权的另一个角度。面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希望将技术侦查措施真正用于取证、固定证据, 而不是流于形式, 更不是无止境地滥用, 让其为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孝清.试论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2]贺恒扬.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3]赵惠民.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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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卫跃宁.诉讼现代化:从“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转向“证据裁判”原则.

[6]王新友.预防错案要从排除非法证据入手.

技术侦查措施 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 技术侦查 侦查技术 检察权

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既是惩治腐败、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需要，也是将侦查权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中贯彻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新规定最急需破解的难题之一就是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区分及规范适用。

一、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概念

“技术侦查措施”属于法律概念。在法律条文与侦查实践中，技术侦查措施长期被表述为“技术侦察措施”，俗称“技侦手段”。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的《人民警察法》对技术侦察措施有明文规定，但非常笼统。《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笔者所知，对技术侦察措施详细规定的只有公安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主要有《关于技术侦察工作的规定》、《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麦克风侦听、电子监视工作细则》、《技侦外线工作细则》等，但属绝密不得对外公开。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技术侦察措施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1]除此之外，再无对社会公开的更详细规定。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规定首见于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重大贪污贿赂等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办案，使用技侦手段。2012年“技术侦查措施”一词出现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正式取代“技术侦察措施”。在《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技术侦查措施”独立构成第八节，共五个条文，分别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对象、时限、审批、保密及证据效力等。

“现代侦查技术”属于侦查学概念。侦查学认为，侦查技术是指有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原理和研究成果在侦查活动中的直接应用，以及相关学科知识和原理对侦查活动的进行所发挥的指导、指挥、运筹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技术。现代侦查技术是侦查机关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用于获取案件信息、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所采用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总称。

从概念上看，“现代侦查技术”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括“技术侦查措施”，也包括一些普通的现代侦查技术。这种情况导致技术侦查措施与普通现代侦查技术在区分上的难度。加之法律、司法解释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明确界定又讳莫如深，具体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当前区分“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可行之路只能是寻找一种标准，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用这种标准对具体的某项侦查措施究竟是“技术侦查措施”还是“现代侦查技术”进行界定。

二、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区分标准

结合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对各种高科技手段运用的经验，笔者认为，区分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标准是看某一项侦查措施是否同时具备秘密性、技术性、即时性、严重侵权性与证明直接性。同时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侦查措施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只具备这五种属性中的部分属性的侦查措施则属于“现代侦查技术”。

以针对手机采取的侦查措施为例，对手机通话的监听及对手机短信的截取技术由于兼具秘密性、技术性、即时性、严重侵权性与证明直接性，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因为这两种手段都采用特殊技术，秘密地即时获取了被侦查对象的个人隐私，严重侵犯人权。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符合法定程序取得的通话录音及手机短信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通话录音与手机短信往往能够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相比之下，手机定位技术与话单分析技术虽然具备秘密性与技术性，但从侵犯被侦查对象人权的程度上讲，前者只暴露被侦查对象的活动地点，后者只体现与其通话的相对人，并没有直接、完整暴露其个人隐私。权衡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在遏制腐败的社会需求面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非核心个人信息在侦查活动中的适度披露应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侦查机关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在有罪嫌疑面前，国家公职人员的非核心个人信息安全应让渡于其个人生活适度透明化的侦查要求，以满足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对其履行职务合法性、个人生活廉洁性的监督。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技术不具备严重侵权性。此外，通过手机定位技术体现的被侦查对象活动地点及话单分析技术体现的通话相对人信息并不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属于间接证据。而且，这两种技术都属于事后对证据的调取，而不是对证据的即时截获，不具备即时性。

综上所述，同是对手机采取的侦查措施，对手机通话的监听及对手机短信的截取技术因为同时具备秘密性、技术性、即时性、严重侵权性与证明直接性，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手机定位技术与话单分析技术因为只具备秘密性与技术性，不具备即时性、严重侵权性与证明直接性，应属于现代侦查技术。由此可及，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乃至所有侦查活动中的现代技术都可以用这一标准进行区分。因此，笔者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中，界定技术侦查措施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侦查手段中，同时具备秘密性、技术性、即时性、严重侵权性与证明直接性的，应视为技术侦查措施，包括：麦克风侦听；座机、手机电话监听，手机短信截取；固定场所隐蔽摄像、密拍密录；无痕迹秘密检查与技术开锁后场所搜查；应用于手机、电脑及网络的黑客技术等。现代侦查技术主要有：心理测试技术、视频监控技术、文书（含笔迹）检验技术、网络技术、电子取证及电子数据恢复技术、话单分析技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手机定位技术、电子内窥技术与信息情报技术等。

三、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适用问题及对策

对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适用既关系到正确运用公权力、确保侦查权不被滥用，也决定着侦查效能与侦查水平的提高。实践中，对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适用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一）主要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来说，心理测试技术、电子侦查技术、侦查情报技术、侦查通讯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等都是亟待与传统侦查技术结合使用的技术领域，很多地区的检察机关在这些方面还只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坦白地讲，目前全国各地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对现代侦查技术的运用水平都相对不高，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也只有部分院的工作开展的较好。纵观全局，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缺乏专业人才，特别是既懂侦查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奇缺。从技术侦查理念到侦查实践中的各种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应用，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服务侦查的水平目前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的干警由于年龄偏大，对电脑、高智能手机等现代电子设备比较陌生，对心理测试技术、视频监控技术没有概念。还有一些反贪、反渎干警平时不使用QQ、MSN、微信等现代交流工具，对电子数据的认识还停留在“只要磁盘格式化就所有数据都没了”的层面。有些地区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信息情报工作缺乏基本的重视，忽视信息数据库建设。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中要么是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不懂现代科技，要么是能熟练操作现代电子设备的年轻侦查员从事反贪、反渎侦查工作的时间短，业务水平不高。既懂侦查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往往少之又少。

第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分散，技术部门服务侦查工作的机制有待完善。各级检察机关的技术部门很大程度上各自为战，缺乏统筹，地市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在侦查活动中除同步录音录像外缺少配合，基层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人员严重不足，通常只有1-2人。相对于公安机关技侦、网监部门对侦查工作的强大技术支撑，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应用于侦查工作中的技术力量明显薄弱，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还没有成为技术部门的常规工作内容。

第三，装备欠佳。和公安机关相比，检察机关在侦查装备上普遍落后。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基层人民检察院目前基本没有高端专用侦查设备，侦查现代化主要还是停留在“电脑取代手写”阶段。政法专项经费也主要用于购置打印机、办公用台式电脑、更换办公车辆缺乏对现代侦查设备的专用经费保障。

第四，个别案件中，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协助办案导致工作效率不高且跑风情况不能杜绝。公安机关技侦部门由于自身工作任务繁重，不能在每一起案件中都与检察机关在工作配合上做到及时、高效，且由检察系统以外的人员负责职务犯罪案件技侦工作的实施导致办案过程中出现跑风情况。特别是当犯罪嫌疑人是公安民警的时候，此项工作开展起来就更难。

（二）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破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应用难题的关键是从软件、硬件和制度建设三方面入手。

第一，软件建设。高度重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全体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用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意识，通过培训、考试、竞赛等方式提高全体反贪、反渎干警应用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水平，提升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加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人力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加大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对熟悉技术侦查措施与现代侦查技术的专业人才的招录，壮大检察机关的技术队伍，形成技术部门对办案部门的强大技术支撑。

第二，硬件建设。努力争取各级财政对购置现代化侦查装备的资金保障，确保政法专项经费足额到账并全部用于购置现代化侦查装备。充分借鉴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先进经验，全力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抓住“科技强检”的有利时机，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侦查装备水平。要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有成效的侦查装备上，真正做到“着眼实战、突出重点、重在应用、依法规范”。

第三，制度建设。建立检察机关技术部门与侦查部门的长效配合机制，以强大的技术支撑保证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侦查目的的实现，在技术部门与侦查部门间形成良性互动，定期反馈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保证工作顺畅。同时应积极探索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之间的工作配合机制，在公安民警涉案的情况下寻求国家安全机关在技术侦查措施实施方面予以配合，反之亦然。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内部确定专人负责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联系、协调工作，保证技术侦查措施的顺利实施。

注释：

技术侦查措施 篇4

我科为完成2011的工作任务，特制定以下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

一、工作思路

1、将经济、民生领域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为作为打击重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我区是能源资源生产开发大区，已开始的资源转型性经济建设必然会对对资源的生产开发进行重新优化配置。要强化对在能源资源生产流通领域负有管理、监督、审批等职权的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打击，促进我区能源资源文明建设，增强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随着我区三年大变样工程的稳步推进，大规模城镇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已相继展开，着眼点要放在查办城镇建设领域如土地审批、建筑规划等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从而保障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健康有序进行。

另外，加大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民生诉求领域的执法人员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有一个和谐安康的生活环境。

2、案件资源的发掘、整理。

从我科的实际情况看，以往只重视办案，轻视基础工作，今后要狠抓反贪基础工作，加强案件信息和线索收集工作，改变单纯依赖个人掌握信息的局面。可尝试将近几年的办案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格式，分门别类进行登记整理，以发现对未来办案可能有用的线索。将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的涉法涉罪材料

单独进行登记，以发现执法不公，执法违法后面的职务犯罪的规律，以便进一步的挖掘线索。同时，加强内部科室之间信息交流，寻找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的犯罪线索。

二、具体措施

1、强化思想动力建设。我科将以创建“学习型”科室活动为抓手，坚持把政治理论学习摆在首位，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科干警的思想，指导反贪工作，真正发扬“吃苦、奉献、敬业、团结”的精神，克服困难和厌战情绪，不断增强工作责任心，把工作当追求，把争先当动力，焕发全体干警的工作激情和热情，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劲头，争创一流的工作成果。

2、强化干警整体素质建设。老同志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要注重指导，培养新同志提高办案实战技能。同时，新同志要主动学习，增加法律理论与运用等多方面素质，以丰富理论素养，提高在办案中的应变能力。全科同志要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在办案中不断积累，在积累中不断进步，在进步中总结经验，把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不断有效结合，使我科形成一个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小集体，成为我院反贪办案中的生力军。

3、强化办案能力建设。我科将经常开展业务学习活动，学会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谋划反贪办案工作，学会用新的思维方式开阔我们的办案视野，着力提高全体同志发现、捕捉、分析案件线索的能力；收集、固定、运用证据的能力；秉公执法、公正办案的能力;在提高能力的同时，坚持“系统抓，抓系统”的办案方法，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力争查办有影响的案件，使办案力度不断加大。

4、强化案件质量建设。我科将严把初查关、立案关、侦查取证关、结案关，做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

权并重，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并重。真正做到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掉”。所办案件经得起时间和社会的检验。

5、强化办案安全建设。牢固树立办案安全第一的思想，坚持办案中看审分离，明确责任，形成在办案中人人想安全，人人抓安全，事事落实安全的良好机制，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从思想上构筑杜绝安全事故的防线，把安全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坚决按照上级院的规范要求做好同步录音、录像和电子化案卷等工作。另外，严格执行中政委、上级院以及本院的规定、禁令，在办案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文明办案，秉公执法，做到“不出事、不误事、不惹事”，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社会形象。

浅谈视频侦查技术的应用 篇5

一、视频侦查的定义和作用

狭义的说，视频侦查是指如何利用视频为侦查破案服务。其作用和目的是利用视频刻画（梳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以缩小侦查摸排的范围，锁定犯罪嫌疑人。

开展视频侦查工作需要一个反复推敲、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过程，最理想化的就是随着视频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犯罪分子作案无所遁形，大部分案件都在监视之下，即使没有直观反映，也可以通过监控信息回放，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视频监控系统存储的视频信息资源，引导现场勘查、调查访问等工作，最终支撑对案件情况的分析、研究，并形成线索。

二、视频侦查的地位、特点

长期以来，我们对视频侦查没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基层广大侦查员，认为视频侦查就是调取监控录像。孰不知，视频侦查技术已成为新的破案增长点，它已成为了继刑事技术、行动技术、网侦技术之后侦查破案的第四大技术支撑，在长期实战工作中已逐步形成专业化。

视频监控具有客观详实性、反复使用性、信息拓展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在侦查破案、打击犯罪及诉讼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视频侦查专业开展的条件及成效

技术侦查措施 篇6

摘要：手机软件，又称为手机APP或是手机应用，即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通过手机厂商预装或是用户自行安装，几乎每一台智能手机都安装上地图软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侦查手段的发展同样得益于工具的革新，可以看到无论是驾车导航还是查询有关地址，手机地图在侦查人员的日常工作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其地图导航、地址查询、路线规划等功能已经为人熟知。然而作为一款普及程度极高的手机应用，在侦查中除了主动使用手机地图软件提供的功能，还应当具备逆向思维，从涉案手机中挖掘其他信息，综合发挥手机地图软件的作用。

关键词：百度地图;侦查;软件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步普及，用户对于手机地图导航的需求也同步增长。手机地图已经从最初的定位、导航、规划出行路线，发展到能够提供三维街景地图、利用大数据实时显示道路拥堵情况、公交车位置等功能。而最近几年，各大手机地图企业不断加深O2O与手机地图结合的场景化运营，从原来的导航出行工具升级为现在的出行生活服务平台[1]。信息化侦查可资利用的资源越丰富，可供有关人、事、物的信息越多，显然手机地图软件的迅猛发展给信息化侦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对百度地图的功能挖掘，可以为在信息化侦查中如何利用手机软件起到示范作用。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刍议 篇7

在现代汉语中, “措施”是指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方法, (1) 或“措施”是指对事情采取的方法。 (2) 因此, 笔者认为, 所谓侦查措施, 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的过程中, 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 依据法律和法规所采取的各种侦查活动与方法。从上述的定义可知, 侦查措施至少包含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 侦查机关是侦查措施的运用主体且为唯一主体。我国法律规定的侦查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需要明确的是, 在侦查机关内部, 只有侦查部门才可以使用侦查措施。第二, 侦查破案和预防犯罪是侦查措施的目的且为唯一目的, 一般不能用作他用, 例如, 不能用此对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第三, 国家的法律和部门法规是侦查措施运用的依据。国家的法律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等, 部门法规主要是指侦查机关 (主要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根据国家所赋予的权力, 为适应侦查工作的需要而制定的法规, 如《公安部刑事侦查工作细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刑事特请工作规定》等。第四, 侦查措施的运用是各种措施的综合。它不仅包括公开的侦查措施, 还包括秘密的侦查措施;不仅包括法律规定的侦查措施, 还包括法规规定的侦查措施……所以在侦查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到时机、条件等, 选取适当高效的侦查措施。

学界从不同的方面对侦查措施进行了分类, 笔者在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下与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有紧密关系的分类即强制性侦查措施。

强制性侦查措施, 又称“控制性侦查措施”, 指在侦查活动中, 为了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 依法对刑事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 对有关的财产进行暂时扣押、控制的各种强制性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除了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章节所规定的五种外, 还应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限制或暂时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的侦查措施, 以及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等规范侦查机关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具有强制性侦查措施性质的措施, 如监听、测谎等。 (3) 根据其可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性质的不同可将强制性侦查措施划分如下:第一, 对人身自由权的, 包括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勘验、检查 (对人身) 等;第二, 对财产权的, 包括勘验、检查 (对物体) 、搜查、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等;第三, 对隐私权的, 包括监听、采样、照相、测谎、通缉、通报等。

二、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在侦查措施的分类中, 我们对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在强制性侦查措施划分中, 第二项关于对财产权强制性措施的分类, 便是本文所述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所谓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是指在侦查活动中, 为了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 依法对刑事案件所涉及的财产权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是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各项关于可能侵犯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总称。

笔者认为,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并不是侦查措施的基本分类, 他似乎与各种侦查措施都有关系, 但又存在内涵与外延的不同。我们不能将它简单的等同于某一项侦查措施, 例如对物的侦查措施 (4) , 对物的侦查措施是针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采取的, 其不仅包括财产权, 还包括其他一些犯罪痕迹物证、书证等。但它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毋庸置疑的, 此点在侦查措施分类中可以得到佐证。但这并不影响对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理论研究, 对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理论深化也正是通过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各项具体的侦查措施的研究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特征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作为侦查措施和财产权的结合体, 既具有侦查措施的特征和财产权的一些特征, 又有其本身存在的特征:1.使用率高。与其他种类的侦查措施相比,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在具体案件侦查中具有较高的使用率, 不管是在传统的侵犯财产权的案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 还是贪污贿赂案件都离不开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运用。即使在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与财产权不十分相关的犯罪案件中,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亦有其身影。故, 笔者认为,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在刑事案件中亦可称为刑事案件侦查必用措施。2.效果明显。在侦查过程中针对具体案情, 正确使用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往往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侦查效果, 如通过搜查、扣押, 可以提取有关证据, 控制相关财产, 防止犯罪嫌疑人消灭罪证和隐藏罪证;通过查询、冻结存款、汇款查清赃款赃物的来龙去脉, 获得侦查破案线索。3.采用的临时性。实施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与侦查活动的进程相联系并与之相始终, 因而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任何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不能无期限采取;在某一侦查阶段采取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在另一阶段根据案情的变化可能使其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同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可能在侦查过程中交替出现;使用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条件不存在时, 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二)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效用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运用, 主要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效用:

1.个体效用。个体效用, 即指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及其相关人员所产生的相应效用。犯罪嫌疑人及其相关人员在被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之前与正常公民在法律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 承担相同的法律义务。而一旦被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则表明其在普遍性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将与正常公民有所不同, 突出的表现是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所带来的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

2.法律效用。主要表现在:第一,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采取, 意味着侦查活动的不可避免或正在进行;侦查应当依法进行, 人们可以从法律明白无误的规定中预见和了解侦查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阶段。第二,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采用, 一般情况下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行为犯罪属性的基本界定, 尽管其是否犯罪的最终结论没有做出。第三,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采用, 标志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特殊地位的形成, 他享有获取律师帮助权、律师会见权、自我申辩权等。

3.社会效用。其主要表现在:一是,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对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有强烈的震慑作用, 促使其主动投案或改过自新。二是,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采用, 可以对广大群众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教育群众依法办事, 积极主动的同犯罪作斗争。三是, 通过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将案件向社会公开, 有利于发动群众协助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处理案件。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是在不同程度上对公民财产权的暂时限制或剥夺, 是一把“双刃剑”, 运用得好, 可以有效分化瓦解犯罪分子, 及时有力打击犯罪, 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如运用不当, 就可能误伤无辜, 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其他人身权利。

(三)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比较研究

1.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内涵与外延

在西方法治国家,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一般被规定为强制措施的一种, 因为强制措施的内涵一般与公民的基本权利联系紧密, 在侦查过程中最容易受到侵害, 因此, 西方法治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可能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均属于强制措施。与其相对应根据公民基本权利的属性, 强制措施一般分为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措施、限制财产权的强制措施和限制隐私权强制措施。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 (含安全机关)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防止发生逃避侦查和审判的意外情况,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现行犯和被告人采取的暂时限制人身自由的各种强制方法的总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立法而言, 我国的强制措施仅仅定位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方面, 对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显然不够, 致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具体而明确的保障措施。我国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有查询、扣押和冻结等, 并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 但查封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5) 在刑事诉讼理论上,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提出,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侵犯程度, 但立法上并没有给予确认。笔者认为, 我国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该对应的西方法治国家的强制措施, 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应予以完善。

2.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决定权主体

在西方法治国家,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执行权与决定权的分离是刑事法明确规定的。“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 警察一般是没有搜查和扣押的决定权的, 搜查证和扣押证要么由治安法官 (英国) 、司法官 (美国) 或审判官 (日本) 签发, 要么由检察官和预审官 (法国) 或检察官和法官 (原联邦德国) 签发。” (6) 譬如, 在德国, 有权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主体有法官、检察官和警察, 但三者根据权限次序依次为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的权限如下:首先, 强制措施的采取, 原则上必须有法官决定, 其他机关均无权直接进行, 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形;其次, 检察官及其辅助机关有权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是只有在有迟延之危险时;最后, 警察人员 (7) 只有在符合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项规定的紧急情况下, 才有权直接采取强制措施。

反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决定权主体的规定, 除了逮捕是由检察机关批准, 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以外, 其他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己执行。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决定、执行亦不例外。例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见, 我国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与执行权不是分离的。

3.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救济程序

“无救济就无权利”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法治国家的共识, 因此, 西方法治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于法律救济程序的完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救济程序是对有关机关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侵犯公民财产权后, 公民可以寻求的救济方式和手段。 (8) 一般而言, 在西方法治国家, 对于有关机关侵犯其财产权有专门的救济渠道, 例如, 对法官决定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 被侵害人可以向其上一级法院提出控告;对检察官及其辅助机关决定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侵害公民财产权的, 被侵害人可以请求检察机关所在地法院予以审查;对不属于检察官辅助机关的警察人员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侵害公民财产权的, 被侵害人可以向行政法院或刑事法院提起诉讼。

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 对侦查机关采取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 没有赋予公民任何救济手段。更甚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 侦查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 对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的救济程序的完善亟需加强。

摘要：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之所以备受关注并引起笔者对其进行研究, 是源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刑事诉讼和侦查实践的三重推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各种贪利性犯罪呈上升趋势, 而所有贪利性犯罪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财产权。侦查实践中, 为了有效及时的侦破贪利性犯罪, 对侦查相对人的现有财产和来源进行追查便是首选途径, 加上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相对人财产权的保护的法律的欠缺, 这就从客观上加剧了对侦查相对人财产的限制甚至侵犯。

关键词：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

注释

11新华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693.

22 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74.

33 谢财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应予规范[N].检察日报, 2010-8-6.

44 根据侦查措施指向的对象, 可分为对人的侦查措施和对物的侦查措施.

55 1998年1月19日六部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合发布<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8条规定,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有权依法查封、冻结犯罪嫌疑人以违法所得购买的不动产、获取的投资权益或股权.

66 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199.

77 德国检察官辅助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一般是警察, 如司法警察, 而本文此处的警察人员不属于检察官辅助机关的警察人员.

技术侦查措施 篇8

[关键词] 技术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人权保障；监督制约

【中图分类号】 D9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60-1

案例：某县侦查机关接到特情人员某甲密报：某农村有多人贩卖鸦片，村民张某和李某有贩卖毒品鸦片的嫌疑最大。公安机关立案后，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对李某实施技术侦查，采取全天跟踪监控措施。侦查人员嘱某甲加强对张某的观察，必要时可以靠上去，确认有证据后再报告。某甲于是接近张某，问其是否有鸦片卖，说一大老板急着要买。张某称自己一向安份守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从来没有买卖过毒品，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毒品。某甲并没有及时向侦查人员报告这一情况，而是又一次接近张某，并以“毒品可以赚大钱，只要有货，可以帮忙给介绍大老板认识”进行引诱，张某声称没有毒品，但却心生犯意。春节期间，张某到邻县一个亲戚家作客，听到当地有人卖鸦片，遂想起某甲之言，于是购得一批（数量巨大），带回家中，与某甲联系；某甲即向侦查人员报告，侦查人员告知某甲，与张某约定交货时间，让其到县城一宾馆内与“老板”进行交易。侦查人员于是假扮成大老板，事先住进宾馆，当某甲带张某前往交易时，被侦查人员人赃俱获，立即进行刑事拘留，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通过上例表明，我国技术侦查措施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亟于发展的。总的来说，存在的问题有：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重合；执行措施的具体种类，操作程序都未进行明确的规定。以此来看，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监督。

笔者以技术侦查措施为基础，对司法审查制度的不足及改善措施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一、分权理论下司法审查措施的不足及改善措施

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的施行，必须要进行分权，使批准机关和执行机关分离。这就要求我国要建立有效而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司法审查制度。而司法审查制度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在分权方面的不足：分权制衡是宪法原则，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其限制权力的功能，从而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希望通过对权力的合理划分，使权力相互分立并相互制约。在司法审查制度的角度下，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分权，主要表现“批准”和“执行”的分权。在新刑诉法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中，对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都规定是“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就此止步，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实践中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的做法更是不可取。

二、程序法定下司法审查措施的不足及改善措施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作为近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技术侦查措施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也一定要遵循程序法定原则。法律的规定，虽然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案件做出了规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漏洞。司法审查制度要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而一种措施的实施，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定的程序来规制。因此，就需要法律更加具体的规定，从而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对于必须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要由侦控机关向有权进行审批的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对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条件确实充分，则法官可以签发令状，进行技术侦查措施。

三、人权保障下司法审查措施的不足及改善措施

“人权，通常又被称为‘基本人权’或是‘自然权利’，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人权保障既是法治国家的目的所在，又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手段。因此，人权保障是法律的根本目的。

在新刑诉第一百四十八规定了在几种性质的犯罪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笔者认为，对于法条中规定的几种性质的犯罪划分的标准为“重罪”，即符合“重罪”原则，这一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犯罪的打击，保障了人权。但对于 “重罪”的讨论是抽象的，法条中更是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一些学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可以推断重罪的标准应当以三年为分界线，重罪的最低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因此，由于对确认重罪的标准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在出现某些案件是否为重罪，是否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陷入了僵局，再加上现在不完善的审批制度，其最终对重罪的认定还是自行决定。

参照有关国家的立法体制，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身保護制度，这也是司法审查的题中之意。结合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笔者建议：在取得证据，确认犯罪嫌疑人并对其进行审问时，侦控机关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其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相关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同时，通过这一程序，对于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向检察院或者法院申请，进行调查，从而真正的使人权在我国的法治发展上得到进一步保障。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