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共10篇）
侦查程序 篇1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必经阶段。侦查程序中所收集的证据材料, 对于审判阶段中的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之侦查阶段中常常需要运用到一些强制侦查行为, 因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着重大影响。但是, 侦查权也具有一般权力的扩张性, 易腐性, 破坏性等特性, 有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极大可能。法谚有云, “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因此, 对于侦查权运作过程的监督, 具有现实必要性。当前,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是一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这一监督模式貌似合理, 其实存在着极大的缺陷, 从而导致了实践当中刑讯逼供, 超期羁押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屡禁不止。针对如此现状, 在我国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作为对公民权利有着重大影响和极易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程序,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使其符合法治精神的要求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1 我国侦查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现状
当前, 我国侦查程序的监督, 是一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 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对于侦查程序的监督, 主要体现为:
(1) 立案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的, 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 对适用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根据现行法律, 我国的侦查机关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外, 对于其他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 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或变更。另外, 对于采取搜查, 扣押, 冻结, 监视, 监听等侦查行为, 也可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不属于侦查监督的范围。
1.2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这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 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虽然对于抑制侦查机关违法实施侦查行为, 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从总体来看, 侦查监督制度的运作并不理想, 存在着诸多缺陷:
(1)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作用较为有限。法律虽然要求人民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案件进行监督, 但是对于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立案书之后置之不理或是阳奉阴违时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处理,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 虽然立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立案的监督, 但是对公安机关的撤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要进行监督, 这也使得个别侦查人员利用这个监管漏洞, 徇私枉法, 随意撤案。
(2) 监督虚无的现象严重。有研究数据表明, 最近三年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均高达90%左右。逮捕的立法本意乃是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侦查的行为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因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一严厉性而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但是检察机关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 却将逮捕作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侦查的最有效手段, 对于审查批捕一般都给予批准, 可批可不批的, 也给予批准, 这就使得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羁押成为了刑事侦查程序的常态, 从而忽视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2 现行侦查监督不力的深层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目前我国侦查监督不力的原因, 虽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程序立法不够完善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这种深受前苏联影响的行政型侦查模式的固有缺陷造成的。这种行政型侦查模式的重要特征是, 侦查程序由侦查机关 (警察检察机关) 自行控制, 法官不介入侦查, 强制侦查措施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自由裁量决定。由于缺乏一个中立的司法裁判者来对侦查机关的行为加以制约, 这就使得整个侦查程序缺乏一种控、辩、审三方组合的司法型结构, 而呈现出一种行政型结构, 即由侦查机关及其相对人构成的两方组合。这种行政型侦查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 由于采用了同体监督的形式, 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的规律, 缺乏外来的中立的第三方的有效制约。
(1) 司法权是制约侦查权的最佳权力。
关于对侦查权的制约, 主要有两种模式:审判权的制约和检察权的制约。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检察机关同时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 无法保持公正的法律监督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与检察权相比, 首先, 司法权具有中立性和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即程序性;其次, 司法权介入侦查程序令我国原有的纯行政性侦查程序的双方结构 (侦辩双方) 发生变化, 成为一种近似于诉讼构造的三方结构 (侦辩裁三方) ;再次, 司法权的介入有利于使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到保障, 司法权的介入,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的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提供救济途径, 增强辩方与强大的侦查权抗衡的力量。最后, 司法权的介入有利于充实裁判权。
(2) 在我国当前确立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需要扫清的几个障碍。
确立侦查程序称许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是法治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趋势, 然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要确立起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还需要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
首先是加强法官的权威和独立性问题。司法的独立是实行司法审查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目前中国的司法独立还有待改进。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 而不是法官独立, 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在公、检、法三机关这种平起平坐的线形结构中, 法官地位的权威性并未得到推崇和尊重;其次, 法院的独立也经常受到政府, 党委的不正当干预。因而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有必要修改宪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三机关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的关系, 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线形结构, 加强法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3) 我国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如何设立的初步设想。
①确定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的范围, 并实行司法令状制度。
侦查程序中, 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 确认犯罪嫌疑人, 可能会运用到各种侦查措施包括一些秘密手段, 这些都可能会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 财产权利以及隐私权力。因此, 我们在构建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时, 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纳入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范围, 不仅要把涉及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 也要把涉及对物和对公民隐私权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对于这些行为, 侦查机关在实施前, 除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下, 应先向法官提出申请, 经法官审查同意后, 发布令状, 方可实施。从而使得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在事前就已经介入, 防患于未然。
②在我国建立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制度。
所谓预审法官, 侦查法官, 是指在侦查阶段, 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的法官。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的设置, 是为了防止控审不分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 从而使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官和进行庭审的法官实现诉讼职能的分离。我们可以考虑在人民法院内部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 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 或者在目前我国司法资源尚不充足的情况之下, 可以考虑先由人民法院的刑庭的法院轮流, 随即性的承担预审职能。
参考文献
[1]季美君.论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J].中国检察官, 2006, (12) .
[2]谢佑平, 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侦查程序 篇2
彭 希
【内容提要】本为主要论述了一半杀人案件的侦查程序与步骤。简述了杀人案件的概念与特征及其分类，然后以立案，基础侦查，专门侦查，破案，预审，案件终结为主线介绍了杀人案件侦查了一般程序。
【关键词】杀人案件 现场勘验 案情分析 侦查途径 侦查计划 公布案情 排队摸底 破案预审 侦查终结
一、概述
杀人是侵犯人身权利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极大。杀人案件一旦发生，不仅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或伤残，还会给被害人的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杀人案件历来是公安刑侦部门打击的重点，也是刑法规定应予严惩的罪行之一。
公安部在《关于刑事侦查部门分管刑事案件及其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杀人致死或致重伤的，应列为重大案件；一次杀死，杀伤数人或持枪杀人，杀人碎尸的应列为特别重大案件。
杀人案件在中国没有明确的定性，大多数学者都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来定义，有如下表述：
“杀人案件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
“杀人案件指犯罪分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案件。”
“杀人案件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而致人死亡，伤残的犯罪案件。”
“杀人案件是指犯罪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使用枪械器物等暴力方法或其他方法，非法致人死亡，伤残的犯罪案件。”
“杀人案件是指由公安机关或其他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处理的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而致人伤亡，伤残的犯罪案件。”
从这几个概念来看杀人案件的核心就是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但杀人分为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刑事侦查部门研究的案件，主要是针对故意杀人案件而言，但是在案件侦查初期，难以确认行为人主观态度和客观原因，对于不明原因的他杀案件，同样是侦查部门研究的对象。
（一）杀人案件的分类
杀人案件其犯罪构成因素因案而异，因此杀人案件种类繁多，情况也比较复杂。
1．依杀人目的动机不同，可分为仇杀案件，图财害命案件，杀人灭口案件，情杀案件，家庭纠纷杀人案件，强奸杀人案件等等。
2．依据杀人方法及所用凶器不同，可分为持枪杀人案件，爆炸杀人案件，纵火杀人案件，投毒杀人案件，驾车杀人案件，毒气煤气杀人案件，刀斧棍棒绳索杀人案件等等。
3．依据侦破的难易程度，可分为一般杀人案件，无名尸体案件，碎尸案件。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以侦破难易程度对杀人案件的侦破程序进行分析。碎尸案件的侦破难度最大，既不能找到完整的尸体，又不能确认被害人的身份；无名尸体案件侦破难度大于一般杀人案件，主要在于侦查人员不知被害人的身份情况，而增加了侦查难度；一般杀人案件为最基本的杀人案件，其中有包括犯罪人自首与畏罪潜逃的情况。对于自首的杀人案件不属于侦查的范围，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一般杀人案件中畏罪潜逃的杀人案件侦查程序。
（二）杀人案件的特点
从侦查角度看，杀人案件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1．犯罪人实施杀人前一般都有预谋过程。
杀人案件除突发性的激情杀人之外，犯罪分子一般都有预谋过程。“杀人偿命”自古有志，作案人深知杀人行为一旦被揭露，将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其杀人行为也会遭到被害人的强烈抵抗和其他人的阻挡。为了能顺利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实现犯罪目的的同时又能逃避法律的严惩，犯罪嫌疑人作案前通常会做周密的策划准备过程，主要表现为：
第一选择作案时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机的选择上往往颇费心机，既要确保顺利实施犯罪实现犯罪目的，又要防止因被害人反抗惊动他人，暴露自己。犯罪人往往选择易于接近被害人，有利于隐匿藏身，便于毁证灭迹和逃离的时间地点实施杀人。多数犯罪人在杀人前要对被害人的生活规律，居住环境，行踪等进行充分的探测和了解，堵截杀人要选择藏身的住所，尾随杀人要选择杀人的环境和逃跑的路线，侵入室内杀人要策划侵入和接近目标的方式
第二策划杀人的手段，方法。采用何种手段杀人（如钝器，锐器，火器，毒害，机械性窒息等手段），杀人后怎样处理尸体，怎样掩盖杀人现场以及凶犯自身潜逃隐匿的方式方法等。
第三准备杀人器械，物品。犯罪人选择某种杀人手段以后，都要暗中准备所需要的工具凶器或药物（毒物，炸药），如有的实现自治枪弹，有的事先购买毒药，毒蛇或事先借用他人的刀斧等。
犯罪人的这一杀人预谋活动必然会与有关的人，事，物发生联系，在群众中留下一定印象及物品商反映出明显的有过预谋活动的特征，这些都可以为分析案情和采取侦查行动提供依据，为查找犯罪嫌疑人提供线索。犯罪人在预谋过程中的各种表现，一方面可能增加侦破的难度，另一方面却更容易暴露自己。
2．一般有被害人的伤痕和尸体可供检验。
杀人现场大多数是在发现被害人尸体或伤残者之后才被发现的。被害人尸体是确认犯罪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侦查的最初阶段一般都有伤痕和尸体可供检验。通过对尸体及其伤痕的检验可以：（1）有助于判断事件性质和死亡原因，确定是自然死亡还是他杀，自杀，意外事故，为是否立案侦查提供客观依据。（2）尸体和伤痕还是案情分析的重要资料。如判明杀人时间，杀人目的，杀人的工具，杀人的手段和方法，犯罪人数，犯罪过程。（3）了解犯罪人的一定特征，如杀人碎尸案件根据碎尸的部位，熟练程度还可以判明犯罪人的职业。（4）尸体勘验的情况还可以用于甄别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伪。
3．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一般有因果关系可循
杀人不是儿戏。多数杀人案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事前就存在某种利害关系或矛盾冲突，犯罪分子明知杀人犯罪会被处以重刑，还以身试法实施杀人，大多是自身利益被损害到一定程度而激化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反映到杀人动机上表现为：报复杀人，图财害命杀人，杀人灭口，婚姻家庭纠纷杀人等等。通过对这些杀人原因的分析，由此可以确定侦查线索，侦查途径，侦查突破口等等。
二．一般杀人案件的侦查步骤
（一）现场勘验重点
1．一般杀人案件现场实地勘察的重点
（1）对尸体进行外表检验。
在侦查初期，法医来到现场之前由侦查员对现场尸体进行外表检验。首先静观实体的状况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其次对尸体外表进行检验。尸表检验采取由外籍里，从上而下的顺序进行。观察尸体的外表形态，是仰卧，俯卧，还是侧卧，呈什么姿势，外表表情，发型等等；观察伤口形态，伤口有多少，伤口位置在身体什么位置，伤口深度，大小，伤口的种类，伤口与伤口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有什么提别的伤口引起注意等等；观察外部衣着，如衣服的数量，治疗，颜色，式样，新旧，产地，有无撕裂损伤，衣损的损伤与尸体的损伤是否一致，衣服上的附着物，随身物品等等。还要注意检验尸体现象，尸温，尸斑，尸僵，腐败，角膜混浊成度等；检验尸体各部的特殊标志，尤其注意对尸体头发内，鼻孔，耳道，口腔以及指甲内的检查。
（2）现场周围遗留的物品的勘验。
要根据伤痕特征判断凶器种类，并注意在现场环境中尽可能寻找凶器。经过判断与验证发现班不属于现场的东西。与遗留在现场上的手帕，手套，烟头，书包，包装物，捆绑物等。要认真审查其与案件的关系。不论室内室外，都应仔细受训手印，足迹及血迹，交通工具，破坏工具，刀枪棍棒，砖石绳索等致伤工具物品，以及衣帽，手套，纽扣等日用物品等。
（3）现场的搏斗痕迹的勘查。
要从犯罪人作案过程中可能接触过的客体上和到过的部位发现并提取手印，足迹，枪弹痕迹，交通工具的痕迹，分析这些痕迹形成的原因，时间，判明其与事件的关系。对于搏斗痕迹应仔细观察，用以判断是否与尸伤相符。观察是否有反常现象，如尸体被烧焦，尸体死者呼吸道内无异物；从尸伤看应有激烈搏斗，但现场完好无损；尸体上有开放性损伤但现场无喷溅，流淌的血迹；尸体俯卧，但尸斑在背部等等。
2．现场访问的重点
在勘验杀人现场的同时，应组织部分侦查人员进行现场访问，查明和获取有关侦查线索。主要访问如下情况：（1）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的社会交际情况，社会背景情况，生前是否有异常表现，熟悉的人最后一次见到被害人的时间等等。（2）访问被害人的家属，同事，领导。看看他们对杀人案件的反映和议论，他们有没有怀疑的人。（3）访问熟悉现场情况的人，看现场物品是否有大的改变，有没有不是现场的物品，或现场丢失的物品等等。（4）访问目击者。犯罪人的人身形象特征，逃跑方向，携带何种物品或工具，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曾听到过呼救声和异样声响等等。（5）若被害人为尚未死亡，应设法急救，在可能的条件下，抓住时机询问有关案件事实。
（二）一般杀人案件案情分析重点
通过上述现场勘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案情，解析案情重点。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案件性质分析。
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分析此案件是自杀还是他杀，是意外事故还是责任事故，是自然死亡还是病理事件。从而为下一步是否立案提供帮助。
2．分析作案动机。
前面说过，杀人不是儿戏，犯罪者一般不可能无原因去杀人。这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杀人动机一般如：仇杀，图财害命，杀人灭口，恋爱婚姻家庭纠纷等等。分析是可以依据下列条件，结合多方面情况，综合推断。（！）根据对尸体检验结果分析；（2）根据现场财物损失分析；（3）根据犯罪分子在现场活动过程分析；（4）根据对被害人的调查分析；（5）根据现场所处的地理环境分析等等。
3．分析作案时间与死亡时间。
杀人犯罪案件作案时间指犯罪分子侵入现场实施杀人犯罪后逃离现场所需时间。如果还碎尸，抛尸等其他犯罪行为，则要分析出多个作案时间段。作案时间与死亡时间机密相连。有时死亡时间与作案时间相差不大；又是作案时间在死亡时间的前面，如投毒杀人案件；有时作案时间在死亡时间后面，这一半是认识对象错误的特殊情况，这里不做讨论。对作案时间和死亡时间的分析，通常依据下列条件：现场上标明时间的物品；现场物品状态以及当事人的生活规律；实体的检验结果；现场上动，植物变化的规律；现场调查的材料。主要是根据有关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尤其是案发时听到的叫喊声，搏斗声是确定作案时间的直接参照条件。正确分析作案时间对以后的排队摸底有直接影响。
4．确定杀人的手段和工具。
分析作案的手段和工具一般的方法有：根据实体检验结果分析。通过对伤口的形态分析和现场上与工具相关的遗留物的鉴定，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杀人凶器。特别要注意对尸体上工具残留物的提取检验，为直接确定凶器类型寻找依据。
5．分析杀人的主要情节。
通过痕迹的分析，可推断犯罪人怎样接近被害人；使用何种工具，破环障碍物；使用何种凶器杀死被害人；犯罪人先做什么，在做什么。还可以通过现场痕迹，物证，物品与犯罪行为的相互关系；血迹及其分布；血迹与尸体伤痕的关系等来判断杀人的主要情节。
6．分析犯罪分子的个人特点。
对犯罪分子刻画包含多方面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人身特征的刻画；二是犯罪嫌疑具备的知情条件；三是犯罪分子的技能条件；四是犯罪分子作案动机和心理条件。每一起杀人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特点都有所不同，分析时，不仅要找准规律性特点，更要注意分析犯罪分子独有的犯罪条件，这往往是案件侦查的突破点。分析的主要依据是：目睹人提供的犯罪分子形象；杀人的手段，方法和对尸体的处理；现场的遗留物和作案工具；现场上的痕迹等等。
（三）杀人案件侦查途径和侦察突破口的选择
所谓侦查途径的选择，就是对侦查工作的路子，方法，措施和手段的选择。侦查途径选择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破案的速度和质量。杀人案件的情况各不相同，案件中作案人的情况差异很大，所以可供选择的侦查途径也不可能相同。通常有以下三种途径：
1．从事到人的侦查途径。此种途径是指犯罪性质明确，发生杀人事实后立案，从存在的犯罪事实出发查找作案人的侦查途径。它是以已发生的杀人案件为对象，从勘查现场，现场访问以及研究犯罪现场各种情况入手，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从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去追诉犯罪动机目的，进而发现作案人的一种方法。这种侦查途径多用于现行杀人案件以及尚未发现嫌疑对象的杀人案件的侦查。
2．从人到事的侦查途径。此种途径是指有犯罪嫌疑而具体犯罪情节不明确，以人立案，从具体嫌疑对象出发，查清其犯罪事实的侦查途径。它是以特定的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从调查和发现某个人有作案的重大嫌疑或迹象入手，以查明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作案手段以及后果或者正在预谋的犯罪行为，然后采取各种措施或取证，破获案件。
3．从物到人的侦查途径。此种途径是指以特定的痕迹物证为依据，发现与之相联系的人的侦查途径。在有些杀人案件中，作案人往往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某种物品，作案工具，痕迹等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与作案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应以此为依据展开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如有些盗窃杀人案，其赃物特征明显的，可通过控制销赃或从经济反常，财务来源不明上去发现犯罪嫌疑人。
所谓侦查突破口是指确立了侦查途径后，从最有利的线索入手去侦破案件的措施。具体来说一般杀人案件的侦查突破口有：从现场的遗留物和尸体上的粘附物入手；从杀人动机入手；从知情人提供的犯罪人外在的形象入手等等。
（四）一般杀人案件侦查计划的制定
在对案情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判断以后，为了顺利的转入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应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书面侦查计划。侦查计划是侦查指挥人员指挥侦查破案的依据，也是侦查人员实施侦察的行动指南。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使侦查工作获得明确的方向；有助于正确安排各项侦查措施，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有助于全面调查案件所色基的问题，保真干茧得到可观，充分的侦查。
制定侦查计划必须严肃认真，反复斟酌，周密设计，全面安排。要突出重点，内容要明确具体，措施要切实可行。采取的侦查措施手段要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脱离实际。计划还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总之侦查计划的这顶必须具有明确性，可行性，及时性，合法性。
制作侦查计划时要有针对性，对于案情简单清楚的杀人案件可以制作表格计划，要注意表格计划要一目了然，突出重点；对于案情复杂重大的杀人案件应制作书面计划，要周密设计，全面安排。
（五）一般杀人案件的基础侦查工作
基础侦查之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初期，为查明案件的事实，故针对不特定人展开的侦查活动。一般包括四个步骤：现场勘查，公布案情，排队摸底，保全措施。对于杀人案件在基础侦查中重点的是前三项步骤，现场勘查我们在前已述，此不累述。故在次主要论述公布案情和排队摸底。
1．公布案情。这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初期，为了广为征集线索，有目的，有计划向一定范围内的民众公开案件情况的活动。通过公布案情，可以收集线索，通报警情，加强公布信息的透明度，更可以向犯罪分子传达信息，使其承受巨大心理压力。
2．排队摸底。指侦查机关在广为收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特征，作案条件等因素对嫌疑线索逐一进行分析，以最终排除或确定某一嫌疑对象的侦查活动。
排队摸底可以通过普遍排查和内部排查，检索犯罪情报资料三种方法来进行。（1）普遍排查是以确定的摸排范围内，发动群众，广泛提供线索，提供摸排条件，去订嫌疑对象的一般方法。（2）内部排查是侦查机关及内保组织根据案情，摸排条件以及当时的社情，敌情，在内部掌握的刑嫌人员中排出嫌疑对象，然后围绕这些嫌疑人寻找证据。（3）检索犯罪情报资料，刑侦，监狱，劳教看守部门所储存或建立的犯罪信息资料，档案，是普遍排查嫌疑人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反复杀人，连续杀人，在作案时间，地点，侵犯对象，活动方式和作案手段等方面有一定的习惯性，在犯罪现场会留下相同的痕迹，和有关资料对比，并检索，就有了大致的嫌疑对象。
排队摸底除了运用以上方法外，在实施时还应注意下列条件：时间条件即作案时间；空间条件，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可能占据两个空间；现场遗留物，遗留痕迹条件；工具条件，此能反映使用人所在地区，职业特点，专门知识，使用习惯和其他特征；因果关系条件，从犯罪动机入手；体貌特征条件，相貌特征和衣着特征；职业技能条件，反映出犯罪人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知情条件，作案人熟悉现场环境，了解内情，直到被害人的作息规律等等。运用这些条件和方法逐一排除或确定犯罪嫌疑人。
（六）一般杀人案件的专门侦查措施
专门侦查是案件经过基础侦查，嫌疑线索经过确认后，侦查机关为证实犯罪，缉捕犯罪人，对特定人实施的侦查活动。
1．综合运用各种侦察措施来缉捕犯罪人。如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家属；勘验，检查；秘密搜查；控制销账；技术鉴定；监视跟踪；内线贴靠；组织辨认等等各种侦察措施。
2．破案。破案是指经过侦查，犯罪嫌疑人及其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并取得了确凿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逮捕或其他强制措施，以进一步查清全案的重要侦查步骤。
破案的选择是破案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破案时机一般有提前破案，推迟破案，及时破案等等。提前破案是在某些案件的侦破中，作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已基本查实，但全案情况尚未完全弄清，证据还不十分确凿，而确已掌握侦查对象有逃跑，自杀，毁证或是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迹象，除了破案以外，再无别的办法可以制止其行动时，可以决定提前破案。推迟破案是为了顾全大局，即如果此案的破获会影响到其它案件的侦查时（如在集团案件中），就要从全局出发，认真分析研究，权衡利弊，在征查部门王权能够控制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的前提下，可以决定暂缓破案。案件侦查成熟时就可以立即破案。
破案的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制作破案报告；制定破案计划；组织破案力量；办妥法律手续；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办公所及其他可疑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赃物；及时进行破案总结。
3．预审。预审的任务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核实证据；查清有没有其他同案犯，遗漏犯罪事实；查明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的情节，是否有加重，从重情节；是否为累犯，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等；是否有属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情节；是否有为自首，立功情节等等。
4．侦查终结。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对所立的刑事案件，经过一系列侦察活动，认为犯罪事实已查清，并取得了充分确实的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犯何罪，无继续侦查的必要，从而决定结束侦察并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的诉讼活动。
侦查终结的案件应符合如下条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和罪名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1）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提起起诉，书写起诉书，移送起诉。（2）对于犯罪事实基本清楚，但证据还欠缺时，应补充侦查。（3）对于下列情况的应撤销案件：杀人事实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指控犯罪嫌疑人的杀人犯罪事实证据不足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如有精神疾病的，遇国家大赦或赦免的等等。
三、综上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及程序研究 篇3
关键词：侦查人员；庭作证制度；程序研究
一、侦查人员的概念与出庭身份
关于侦查人员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即警察。笔者认为侦查人员与警察在概念的外延上具有巨大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项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因此笔者认为，侦查人员的概念是指，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人员，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内从事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人员。
侦查人员的出庭身份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性质，也影响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及出庭作证程序一系列问题。新刑诉法确立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后，学界对于侦查人员的身份界定存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作为案件侦查的参与者，了解案件的事实情况，具有作证的资格和能力，出庭应当作为证人。具体来说，又分为定罪事实提供者的证人，量刑事实提供者的证人以及程序事实提供者的证人。①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出庭应当视作公诉人的辅助者，其名义上以证人出庭，但在实质上却是与控方进行控诉职能的合作关系，是一种不具有证人本质的公务行为的延伸。②第三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仅仅以“侦查人员”的身份出庭作证。③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身份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而非证人身份。但其出庭后说明的情况属于证据，因此是出庭作证。④
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其身份绝不等同于普通证人。第一，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表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用语上，使用的是“出庭说明情况”，而非“出庭作证”，这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与普通证人的出庭作证不同的重要特点。第二，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回避制度第（三）项中，强调了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证人的情况下需回避的情形，这一条的规定，也体现了侦查人员与证人身份相互脱离的要求。侦查人员作为犯罪事实的证据提供者，也是证据搜集的见证者，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并提供证据，又要证明犯罪事实，从作证的性质上看，有自己为自己作证的嫌疑，因此侦查人员的身份不应認定为证人身份。第三，当前我国的诉讼模式为线性模式，公检法以“流水线”的方式分工合作又互相制约。而侦查人员作为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其证明效力，在被告人及辩方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侦查人员的身份界定来说，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人员不是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人，其出庭作证在实质意义上是履行职务行为，是审判前侦查行为的自然延伸，是辅助公诉人完成公诉任务的追诉犯罪的行为。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与内容
侦查人员在出庭身份上不同于普通证人，其作证范围自然也不相同。普通证人出庭作证，主要是针对案件的实体性事实作证，涉及到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作证的重点在于证据的证明力。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既包括了普通证人对于实体性作证的要求，还包括了证明案件程序性事实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来讲，更主要是针对程序性事实作证，即不仅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还要证明其合法性。作证的重点在于证据的证明能力。
作证的范围决定了作证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内容从实体性事实方面主要有：①目击的犯罪事实；②制止或抓获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过程；③被告人是否存有自首、立功等影响量刑的情节；④其他实体性事实。在程序性事实方面主要有：①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的过程；②讯问、询问的手段及过程；③案件证据的搜集、保全过程；④其他程序性事实。
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程序问题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程序的启动条件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代表侦查人员需要每案出庭，否则将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前文提及，侦查人员作证主要针对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此为参照，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形也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考虑：一是实体性问题。侦查人员目击犯罪发生过程，制止或抓捕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当关于犯罪过程存有争议影响定罪的时候，侦查人员需出庭作证。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立功、自首以及在供述犯罪事实时的态度，是否在抓获、拘留及逮捕过程中存有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形，即影响被告人量刑的情节存有争议时，侦查人员需出庭对所知情况予以说明。二是程序性问题。主要包括：①对于言词证据的争议。如被告人及辩护人对于指控罪名否认，指出被告人供述笔录存在刑讯逼供、诱供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时候，侦查人员需出庭就讯问的方式及过程向法庭说明情况。如辩方所取得的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与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出入较大，真假难辨之时，或者辩方认为侦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存在暴力非法取证的情形之时，需侦查人员出庭予以说明情况，便于法庭判断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②对于常规的取证方式存在的争议。如对于搜查、检查、扣押、辨认的活动或制作的笔录存有异议的时候，侦查人员需出庭就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和笔录制作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对于一些影响案件审理的关键性证据，是否为原物，是否遭到破坏存有争议，需侦查人员出庭对证据的提取、固定、保管的合法性予以说明。③对于特殊侦查行为的争议。对于有些侦查行为，可能存有卧底侦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辩方对于一些通过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存有争议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出庭阐述其侦查行为的过程，证明获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当然，有些秘密侦查手段按照规定不宜公开，属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什么情况下需要侦查人员对于特殊侦查行为出庭作证，需要法庭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和侦查实际情况，予以判断。
证人作证豁免权，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特定公民享有的拒绝作证或者拒绝他人作证的权利。⑤侦查人员虽然不是普通证人，具有作证的特殊性。但同样具有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笔者认为，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①涉及国家秘密的；②涉及到未侦破案件的；③涉及到侦查工作技术手段不宜公开的；④涉及到黑社会、毒品及其他重大案件，影响到侦查人员本身及亲属人身安全的。由于我国立法没有明文规定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因此以上仅仅作为原则性情形来考量，在案件审理需要侦查人员必须出庭的情况下，可以变通侦查人员的出庭方式予以解决。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程序的启动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提请侦查人员出庭主要有三种方式：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侦查人员出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侦查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但决定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并且由人民法院负责通知侦查人员出庭，出庭的方式应为书面通知，将出庭的时间、地点、理由及作证要求予以记载。
程序被启动后，侦查人员需做好出庭准备，熟悉庭审流程，作证的内容以及在庭审中质证的相关要求。
（三）出庭作证流程
笔者认为，为体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严肃性，公正性，侦查人员应穿着制服出庭作证。由于侦查人员出庭的身份不是普通证人，其席位牌应为“侦查人员”以区别证人。其陈述证言方式和质证过程具体如下：侦查人员入席后，审判长需核对其身份，对其作证资格，作证能力进行进一步核查，确定其作证身份。告诉出庭侦查人员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并要求其在如实陈述并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按手印。随后侦查人员要将作证内容予以客观陈述，并随后接受控方、辩方的轮流发问。审判人员也可以就某些事实进行补充性询问。侦查人员只需对前文提及的作证范围里的内容予以真实回答，对于其他无关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在控辩双方即审判人员结束发问后，审判人员应询问侦查人员有无补充，如果有，将继续前文流程，如果没有，审判人员宣布侦查人员作证完毕，侦查人员在认真阅读核对作证笔录后签字按章。最后，在法警指引下侦查人员离开法庭。
（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采纳及排除标准
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不同于法定的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而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证明标准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此种标准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态度。⑥我国刑事诉讼在实际上是遵循的一种印证模式，其要义是法官对于单个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仅仅是基于其自身的可信赖程度，还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如果有足够证据在证明点上与此证据相一致，则可以采用。如果是孤证，则对孤证不可采信。
虽然有学者对于印证模式的科学性持有异议，但采用自由心证还是印证模式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探讨出庭侦查人员作证证言的采用和排除标准。笔者认为，对于侦查人员的作证证言，涉及到实体性层面的，如案件事实，量刑情节，应当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则可以采信。对于证言涉及到程序性层面的，也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材料，通过印证的方式予以采信或者排除。如果其证言不能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况，即不能達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证言不应被采信。相应的，有关证据也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或是证据获取程序本身采用了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的，应当予以排除。
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保护及惩戒措施
《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保护措施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笔者认为对于侦查人员的保护措施，可以参照证人保护措施，但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具体来说，有庭上保护和庭后保护两方面。庭上保护，就是在庭审过程中尽量减少侦查人员的身份信息曝光，保障其人身安全。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西方的“隐蔽作证”制度。隐蔽作证，或称隐名作证，秘密作证等，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护特定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在不暴露证人的身份信息、面貌特征甚至是声音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法庭隐蔽设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现场闭路电视，电脑多媒体等，使证人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讯问、质证并履行作证义务。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作证制度，也是一种证人保护的措施。通过对侦查人员采用蒙面，变声，变相等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视网线等设备，使侦查人员不在法庭露面，但同步作证并接受质问，以达到本人出庭作证的效果。2009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由于被告人坚称没有贩毒，公诉机关申请一名公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法庭采用了屏蔽证人面部这种隐蔽作证的方式，进行了出庭作证，也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庭后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侦查人员的身份信息保护。比如签订的证人保证书材料在归档时妥善保存，在判决文书上网中要隐去侦查人员的个人信息等，最大程度上减少侦查人员身份信息曝光，保护其人身安全。第二，对于侦查人员的职业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如实陈述，在客观陈述上造成了对公诉机关不利的后果，其所在单位也不应对其进行行政处分，或者在个人待遇上对其作出不利决定。公诉机关也对其不应追究责任。对于侦查人员因信息泄露可能造成的人身危险，有关单位应采取改变其身份、变更工作内容，调离原单位等措施予以保护。第三，扩大保护范围。不仅仅对于侦查人员的人身安全予以保护，对于其相关亲属，在侦查人员作证期间也应当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第四，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交通、食宿等按照规定标准由所在单位报销。
侦查人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有义务出庭作证，推动案件审理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也作出了“经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应当出庭”的规定，但并未规定侦查人员拒绝出庭的惩戒措施。因为侦查人员身份的特殊性，不同于普通证人，其惩戒措施也不可简单参照证人拒绝出庭的惩戒措施。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由人民法院向侦查人员所在单位提出建议，对侦查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当然，相关部门也应尽快出台具体的措施办法，给予侦查人员拒不出庭作证惩戒措施的立法支撑，以解决侦查人员拒不出庭的惩戒问题。
注释：
①安文霞.《出庭制度作证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背景的分析》.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
②陈瑞华.《论侦查人员的证人地位》.载《暨南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郭晓伟.《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构想》.载《福建法学》，2012年第3期
④陈兵.《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构想——基于司法实践的考量与设计》.载《上海市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5期
⑤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浅谈技术侦查程序规范 篇4
关键词：技术侦查,规范化,适用对象,救济体系
自2011年8月24日,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到2012年两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 再到2013年1月1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生效, 社会各界关于技术侦查的讨论不绝于耳。
将技术侦查这一具有强烈隐私侵犯性的侦查措施纳入新《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中是我国法制的一大进步。但是, 能否将技术侦查纳入一个制度化的运行轨道, 保证其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能够不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 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在当前的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中, 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适用范围、程序与期限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也存在不少不明确、不完善之处等待日后明确、完善。
一、技术侦查规范存在的不足
(一) 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没有明确化
在使用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 没有进行完全的明确。虽然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的毒品犯罪”可以适用技术侦查, 但其在也提出一个兜底性条款, 即“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对此, 部分学者提出了异议, 认为不予以明确易导致权力被滥用。
(二) 技术侦查延长方面规定欠妥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对于复杂、疑难的案件, 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 经过批准, 有效期可以延长, 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这其中并没有规定延长的次数以及批准的机关。
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则规定对于“对于复杂、疑难案件, 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 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十日以内制作呈请延长技术侦查措施期限报告书, 写明延长的期限及理由, 经过原批准机关批准, 有效期可以延长, 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限制, 但是将技术侦查措施延长的决定机关交给了原决定机关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在刑事诉讼法中, 复杂、疑难案件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应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而作为一种极具有隐私侵犯性的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延长仅需要原决定机关批准即可, 而且没有延长次数的限制, 这样的规定有欠妥当。
(三) 缺乏制度化的救济体系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 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但是, 我们还是不能够排除侦查人员不当使用或者滥用技侦手段获得的证据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 若没有可行的救济制度去保障, 会使公民的隐私处于持续的暴露和不安全状态且不能得到保护的状态, 因此, 建立一个可行的救济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目前救济的措施散见于各种法律规范中, 缺乏一个可行的制度化的救济体系。
二、完善对策
(一) 在日后的实践中对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进行规范
对于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问题,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其无法穷尽的事项以“其他”予以规定是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的考虑。
目前在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 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的毒品犯罪的性质最为恶劣, 利用一般的侦查措施很难获得证据, 属于有必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大案要案。随着社会的发展, 犯罪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特点,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犯罪, 所以, 对技术侦查的使用对象予以明确化, 可能会导致一些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无法使用, 要依法将其再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中, 不得不等下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这会给侦查实践会带来一定的不便。
按目前的规定, 若公安机关拟对其他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那么该案件应具有与上述四类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 公检法机关可在日后的侦查实践中, 利用司法解释等规定对于确有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类型进行明确化, 但明确的过程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而不能凭主观臆断。
(二) 明确技术侦查延长的有关规定
技术侦查是一种极具隐秘性且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益的侦查措施, 如果在延长上不予以限制会使公民的隐私处于持续的暴露和不安全状态, 严重者可导致社会的恐慌。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及其专业的特殊技术措施, 其获取证据的效率应该会比一般侦查措施要高, 并且获取的信息量也较大, 三个月的期限已足够搜集相关证据。基于此, 笔者认为技术侦查的延长次数宜少不宜多, 以延长一次为宜, 案情十分复杂重大, 确有需要继续使用的, 应有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延长技术侦查的批准机关方面, 《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规定技术侦查的延长由原批准机关决定, 而笔者则认为应交由上一级批准, 否则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三) 构建救济体系
对于技术侦查人员不当使用或者滥用技侦手段获得的证据侵犯到合法权利的公民, 笔者认为应建立“告知当事人并附卷—起诉—赔偿—处罚”的救济方式。
在使用技术侦查后, 应在证据交换阶段告知被技术侦查的人员相关情况, 以保障其知情权。同时, 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技术侦查收集的材料应附卷, 辩护律师可以依法查阅、摘抄、复制, 在审判过程中可以向法庭出示。进一步保障技术侦查对象的合法权利。
对于当事人因技术侦查的使用而蒙受损失时, 可以提起诉讼, 请求侵犯其权利的技术侦查机关及人员对其给予赔偿。
同时, 对于给技术侦查对象造成严重损失的侦查人员还必须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构成渎职罪的, 应交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
由此构建一个“告知当事人并附卷—起诉—赔偿—处罚”的救济制度, 切实保障和保护技术侦查对象的合法权利, 使侦查人员不敢随意滥用技术侦查措施以及由其获得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郭永亮.论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J].湖北社会科学, 2010 (3) :158-161.
侦查程序 篇5
一、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刑讯逼供现象尚未完全禁止
与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相比，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在侦查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的现象很少，但受传统办案模式的影响及渎职侵权案件自身的特点所限，仍然过分依赖于口供，致使严重侵犯人权的变相逼供行为在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程序中还没完全禁止。
（二）因“侦查谋略”运用不当而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情况较为常见
鉴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阻力很大、检察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办案人员很难把握运用“侦查谋略”的度，以至于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
（三）运用强制性措施不够规范
一是强制措施适用不够规范，特别是取保候审强制措施适用不当；二是扣押证据较为随意，为了全面获取证据，不分需要不需要笼统性地一并扣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三是搜查程序不够规范，由于查办案件时间紧迫，办案人员以调取证据之名而行搜查之实的现象偶有发生。
（四）犯罪嫌疑人的自我保障能力不足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条款。如果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回答不符合“事实”的，便有可能采用非法手段逼其讲侦查人员心中想的“事实”，若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缄口不言，就被视为态度恶劣。另外，少数侦查人员会限制甚至剥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二、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程序中侵犯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原因
（一）制度设计的缺陷
一是立法侧重控制犯罪。从立法的角度来分析，现行制度设计源于我国的法制理念，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过程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项基本的价值追求，而我国最终选择了犯罪控制。二是“侦查任意主义”倾向突出。所谓“侦查任意主义”，主要是指强制侦查不须司法审查，而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并实施。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在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处于无司法抑制之状态。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
一是重实体、轻程序。在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实践中，重真实发现、轻程序合法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二是重打击，轻保护。三是重有罪推定，轻无罪辩解。
（三）渎职侵权案件本身特点带来的制约因素
一是查案阻力非常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主体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地位所形成的关系网络阻碍、干扰侦查，使侦查的阻力增大。二是过分依赖口供。渎职侵权犯罪涉及的法律法规非常多，犯罪活动隐蔽，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和犯罪痕迹，口供对犯罪事实的证明确实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检察官队伍的综合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保障人权的需要
一是人权意识不强。部分反渎干警观念上比较保守，对于人权意识接受比较迟钝，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二是侦查模式落后。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模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延续几千年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依然没有改变。三是知识结构单一。涉及行政执法单位广、行政职务行为专业性强两大特点，这就对办案人员整体知识储备和研究探索能力要求极高。
三、完善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的可行性路径分析
（一） 从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必须牢牢树立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司法理念，并适当优先考虑程序公正，坚决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彻底摒弃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有效避免无罪者遭受不当的羁押。
（二）侦查模式应相应调整
在渎职侵权案件侦查过程中，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应切实加强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为了“绩效考核”而仓促立案。反渎部门要转换侦查思路，变“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为“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
（三） 健全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的内部监督机制
侦查监督部门要对报请逮捕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责，以更好地制约侦查权，慎用逮捕权，更好地保障人权。公诉部门要从犯罪事实、情节、证据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审查监督。院纪检监察部门要不定期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上级检察机关反渎部门要及时审查下级院报送的备案审查材料，发现问题需要依法纠正的，报请主管检察长依法纠正。
（四）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要求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实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该制度的规范实施，对于保障侦查讯问合法性、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侦查推理的程序性探究 篇6
关键词：侦查推理,程序性,侦查实践,模式
一、侦查活动中探究推理的引入
侦查活动中, 侦查员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使其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的可接受性。侦查推理者努力使其推理符合这个要求, 并且他的同行和司法部门所做的推理也要符合这个要求, 从而能够使其对侦查人员所做出的推理有所预期。此外, 外行人和公众舆论也能够认同并采纳他们推理的结论, 很多时候这一点对案情分析推理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使侦查推理的结论符合相关推理知识的要求, 侦查人员在进行推理时必须接受特定模式的规制, 这种模式超越于具体的侦查假设的语境。侦查推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们形式上的有效, 还取决于它们的实质内容, 即除了具有自身一致性之外, 它们还必须具有实质内容的合理性。为保证侦查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所使用的推理模式, 我们称之为“探究推理模式”。引入“探究”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澄清逻辑概念在日常语言, 甚至哲学语言中常常存在的模糊和歧义。事实上在人类的思维发展过程中, 人们常常用“逻辑”一词来指称所有类型的理性思维, 或者是基于理性的所有活动。然而, 理性思维具有不同的类型和模式, 我们必须对不同类型的理性思维予以区分, 审视它们不同的特点, 从而有效地避免做出没有任何根据的结论。
一种错误的做法是将严格意义上逻辑的权威性不恰当地扩散到通过严格的推理依然可以保证结论可靠性的领域, 而目前人们对于这种易于产生错误之处依然没有予以充分的研究。为解决此问题, 一种必要的做法是试图区分形式逻辑和实质逻辑。然而, 这两个概念共同包含的“逻辑”一词可能会起到误导作用, 特别令人感到棘手的是通过形式推理的严格性所保证的期待在实质推理中很难得到实现。在现代逻辑的用法中, “逻辑”一词一般只涉及形式推理, 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意义, 而背离这种实际想法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轻率的。
二、侦查推理探究的模式
“探究”一词源于古希腊语中的动词“zetein”, 其本意为寻求、进行调查或探索, 也就是说, 它指的是一种智力活动, 这种智力活动的答案被认为是不确定的, 因而该活动具有一个开放的模式。在现代语言中, 该词使用的很少, 因此, 其在推理理论中作为一个技术术语来使用有特殊用法。一般来说, 侦查逻辑推理及其结论可以被视为是确定无疑的。与此相反的是, 探究推理的结论可以被视为是超越了合理怀疑。语义逻辑特征能够说明, 其模式是对思维内容的抽象概括, 因此仅仅涉及到思维的框架。对于侦查逻辑推理而言, 重要的并不是具体的推理本身如何, 而是如何强化必不可少的精确性以及合适的形式。侦查推理的形式模式仅仅构成理性思维的一个方面, 他们并不能代替实质思维。与此相反, 通过提供好的规则、模式进而有助于实质思维。
探究模式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每一种类型都表示一种推理方法。这些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是都不具有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被称为是概率意义上的合理性, 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被称为是似真意义上的合理性。有些推断要比其他推断强, 但同时要比另一些推断更弱。它们都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强制性, 却具有很强的易错性和可反驳性的特点。但每一种探究模式类型都是可检验的推理, 运用它们可获得有目的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结论。它们并不是思绪的漫游, 也不仅仅依赖直觉灵感。这些目的在于实质合理性的推理既涉及到事实判断, 也涉及到价值判断, 乃至规范判断。对于探究推理而言, 赋予命题真值的方法并非总是能行的, 通过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或作出的判断简单说其为“真”或“假”常常是有失其恰当性。所以, 我们不得不选择“有根据的”、“站得住脚的”等概念用于评价这些方法。
侦查推理模式的形式可表达为一个重言的蕴涵式, 其前件表示推理的理由和根据, 其后件表示推理的结论。侦查推理通过适用保证结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规则而展开, 这些规则包括公理、定理以及推导规则。侦查推理有效的模式被刻化为“演绎”, 其结论根据该模式而被推出。探究推理模式的形式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蕴涵式, 但该蕴涵式不是逻辑重言式, 而是可满足式, 探究模式遵守的规则保证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可能真的。为了刻画侦查推理模式, 我们使用“探究”这个概念, 表明其结论是指示性的而非导出性的。探究推理模式可分为外推模式和内推模式。在外推模式中, 推理所依赖的是推理者面向的对象;而在内推模式中, 推理所依赖的是推理者自身。对于前者而言在于提高结论的概率;对于后者而言在于提高结论的真实度。
外推推理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弱推和比推。弱推的目的是根据一组数据材料的具体陈述获得一个抽象原则, 因此其主要原则是概括原则。比推, 通常被称为“类比论证”, 它涉及的是根据对一种材料的陈述得出关于另一种材料的论述, 其理论基础是两种材料间存在的基本相似性。外推表现为思维从特殊到一般或从比较一般到更为一般;在类比推理中, 思维从特殊到特殊或从一般到相对一般。
弱推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归纳推理和诱导推理, 通过归纳推理可以揭示自然规律。我们可以借助求同法、求异法、剩余法、共变法等方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 通过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对事实材料研究的结果。通过诱导推理目的在于确定所要适用的规则, 就如同我们确定一个侦查假说或论证假说时所使用的方法一样。问题关键在于对规范性的权威话语的含义探究的结果。在诱导推理中, 揭示意义的理论所用到的方法发挥着主要作用, 而对事实的观察只起到次要的作用。自然语言中也偶尔会出现“诱导”一词, 但此时却往往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此外, 他也会作为逻辑学术语出现。我们这里使用该术语主要是表示探究的目的。归纳推理和诱导推理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属于弱推, 而其它方面, 他们又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最好采用不同的词语指称这两种用法。比推可以分为殊推和遍推两种模式, 殊推的思维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 遍推的思维过程是从一般到相同程度的一般。殊推和遍推一样, 都可以是根据对事物的观察或者对规范的权威表达的理解结果所做出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 类比推理不仅与所比较的对象性质有关, 而且与类比推理的标准有关。
内推可以进一步又分为良推和说推。良推的本质特点是对特定规则的遵守, 而遵守这些规则有助于促进与适用良推案件的相关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衡量的公平、客观、真诚、透明和明晰, 从而使必要的价值判断洞察成为可能, 并且变得更加深刻, 而干扰价值判断的一些因素将得以消除或避免。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这里所说的为理智和道德衡量提供理由, 就是指良推的方法。现在良推作为一种方法又被称为“论证理论”、“论题学”、“论辩学”等, 但这些名称对其并不是很恰当, 因为其每一名称都只是说明了良推模式的部分特征或者赋予了与良推不相关的意义。良推是努力使作出的结论得到更具深刻见解、更富洞察力的认同的方法;说推是努力使作出的结论有效地得到认同的方法。它们的目标都不是为了形成确认, 而是为了说服。说推论证常常被用于案情分析推理当中, 如果在案情分析过程中, 基于某些相关规则的种种方法被最终接受, 那么在反驳论证中, 往往被指出它们对于推理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不充分的。
为了构建一个包含所有基本推理模式的完整体系, 需要一个指称所有这些模式概念的术语。我们这里选择“推导”一词, 它也指“导出”, 在推理语境中, 它是由上述具体推理模式所推导出的结论。如其它论证行为一样, 案情分析论证中也会有这样一些企图, 其目的和特征在于引导听众, 或者令他们接受合情的推理。然而在审讯环节中, 犯罪嫌疑人往往也会进行狡辩的行为, 误导侦查员并使之接受虚假的思想。这种诡辩的模式, 我们把它排除于推理模式的体系之外, 因为它们无助于案情分析结论的合理性, 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欺诈的目的, 实际上它与说服的技巧无关。
侦查推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其中具体的模式仅仅是推理的一个阶段或方面。从理论上讲, 我们可以把他们彼此区分开来, 而在具体的侦查推理过程中, 则可能用到多个探究推理模式。因此, 诱导推理、良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逻辑与这些推理模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有一条必须坚守的要求是任何探究推理都不能有违逻辑原则。如果在案情分析过程中指出了一个逻辑矛盾, 那么这将构成对其所有事例的反驳。而对于侦查推理的所有模式而言, 指出违反规制这些模式的任意基本规则都将构成对分析内容和结论的反驳。
综上所述, 有一点很清楚的是, 如果我们依然使用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的话, 推理内推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便使其与逻辑推理模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尽管一些逻辑学家倾向于将逻辑的语义扩展到内推, 但这样做会明显产生不适, 并且对应的一些侦查实践的事例也不值得遵循。推理的基本模式可概括如下:
三、侦查推理的作用
通过对侦查推理模式的探究、考察后的结论告诉我们, 侦查推理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侦查推理对于任何关于侦查问题的合理性论述是必不可少的; (2) 侦查推理不是侦查工作的实质内容来源, 而是一种侦查思维的工具; (3) 侦查推理与侦查思维的其他训练是互补的; (4) 侦查推理在侦查实践相关领域中的应用是我们利用技术操作的先决条件; (5) 侦查推理在增进侦查逻辑的效率度和完整性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李顺万.还原犯罪真相:侦查逻辑和方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2]印大双.论侦查推理中的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15 (4) :37-39.
[3]刘莹.从—起杀人案的侦破看侦查推理的应用[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 14 (5) :57-60.
论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 篇7
1 完善秘密侦查的启动程序
对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 首先应从启动程序着手。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虽然规定了采取秘密侦查措施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但并没有对什么是“严格的批准手续”进行明确的规定, 且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 秘密侦查的批准程序全部是内部审批程序, 不受外部机关的任何制约监督, 缺乏分权制衡机制。这种内部审批的启动程序对秘密侦查措施的规制具有天然缺陷, 因为不管法律规定的批准手续多么严格, 审批者和执行者毕竟是一个单位, 面临同样的破案压力, 执法利益上具有一致性, 这就导致审批者可能更多考虑侦查的便利, 而忽视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
由于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可能严重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 多数法治国家在启动程序的审批上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也应该完善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启动程序。首先, 对严格的批准手续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 要求申请者应以书面形式做出, 在申请书中写清楚实施秘密侦查的理由、对象、时间、地点等, 尤其是要对“侦查犯罪的需要”进行具体说明, 不是在穷尽其他一般侦查手段无法收集犯罪证据的情况下, 不能采取秘密侦查措施, 以更好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次, 改变内部审批的做法, 借鉴域外先进做法, 实行外部审批。根据世界主要国家中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主要由法官来行使的通常做法, 我国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法官行使秘密侦查的审批权。[1]但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实际情况来看, 公安机关的秘密侦查由检察机关来行使比较合适。具体做法是可由同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批, 审批的时间应该限定在3日以内, 对于特殊情况的, 可以边申请边启动秘密侦查措施。对于人民检察院的秘密侦查, 可探索交由法官进行审批。
2 健全秘密侦查的实施程序
秘密侦查中, 严格的实施程序对于限制侦查权的恣意妄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 侦查机关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实施秘密侦查措施, 必须严格按照经过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进行, 这些规定为相对人及其他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程序法保护框架。[2]但是我国对秘密侦查的使用地点没有规定, 在秘密侦查措施的期限上,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每次可以实施三个月, 对于复杂、疑难的案件, 经过再次申请批准, 可以延长三个月, 且次数没有限制。这样的规定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对秘密侦查进行程序规制, 必须健全我国秘密侦查的实施程序。首先, 严格秘密侦查期限延长的审批。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秘密侦查的三个月期限属于较长的期限, 以秘密侦查中常用的监听措施为例, 日本的期限是10日, 可以根据情况申请延长, 但对相对人总的监听时间不得超过30日;意大利的期限为15日, 没有关于延长的规定;和日本、意大利相比, 美国的期限较长, 为30日。因此, 我国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应严格秘密侦查期限延长的审批。其次, 限制秘密侦查的使用地点。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秘密侦查的使用地点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如德国对相对人进行监听, 只能监听相对人的电子通讯、相对人在公共场所的会话, 若要对相对人在私人住宅的会话进行监听, 则需要满足相当苛刻的条件。我国对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地点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 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限制秘密侦查的使用地点, 如不得随意对相对人的住宅实施秘密侦查措施, 通过秘密侦查使用地点的限制, 起到减少秘密侦查使用机会的作用,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
3 规定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
对于非法的秘密侦查行为, 必须要有完善的制裁机制, 制裁可以分为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两种类型, 程序性制裁就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制裁方式, 使非法的秘密侦查行为不具有预期的法律效力。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秘密侦查纳入立法规范的范围, 是立法适应时代发展的一个进步, 但非法秘密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仍付阙如。[3]
对秘密侦查进行程序规制, 应规定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措施。笔者认为, 应主要通过以下程序性制裁措施来遏制司法实践中的非法秘密侦查行为。首先, 终止诉讼或撤销诉讼, 如果非法秘密侦查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侵害, 应当终止或撤销诉讼;其次, 诉讼行为无效, 诉讼程序中, 对于严重违反程序性的秘密侦查, 法官可以裁定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再次, 减轻处罚, 对于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存在程序性瑕疵, 侵害相对人权益的, 可以通过减轻处罚对相对人进行一定的救济。S
摘要：作为一种主动型侦查手段, 秘密侦查有利于惩治某些隐性新型犯罪, 但也极易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传统, 对秘密侦查进行法律上的程序规制显得尤为必要。加强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 应完善秘密侦查的启动程序, 健全秘密侦查的实施程序, 规定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
关键词：秘密侦查,程序,规制
参考文献
[1]何家弘.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J].法学杂志, 2004 (6) .
[2]李明.进步与不足: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反思[J].时代法学, 2013 (1) .
侦查程序 篇8
一、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中, 《人权宣言》诞生了。从此以后, 人权问题成为人类长期讨论的一敏感和热门的话题。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 人权的理念也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当中。人权的内涵比较丰富, 人们普遍理解的人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具有的权利和自由, 不需要任何授权;二是一个人后天具有的权利和自由, 是国家的法律赋予的。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是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过程中, 保障犯罪嫌疑人作为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侦查程序的人权保障对法律理念的贯彻和法律制度的遵守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人权优先的法律理念, 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和刑事诉讼价值的取向。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现状
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国针对侦查程序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在实际的侦查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的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可能沦为警方侦查破案的工具, 警方在审讯犯罪嫌疑人可能使用违法手段, 违法手段包括刑讯逼供、变相、超期羁押等。在我国很多地区, 警方侦查破案的方式比较落后, 案件发生后是被动的去侦破。为了尽快破案, 给当地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会采取各种手段查找犯罪嫌疑人, 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违法审讯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过程中, 没有有效的外界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 办案人员往往会过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 使任意主义之风在侦查程序中普遍存在, 导致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滥用。
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有效的进行自我保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犯罪嫌疑人有权与律师见面, 同时要求两者见面时侦查人员不能在现场进行监听。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 情况变得很复杂。一旦一个人成为犯罪嫌疑人, 警方从是否有利于侦查破案的角度考虑, 会设置很多条件限制律师的介入, 律师普遍会遇到与犯罪嫌疑人会面难的问题, 同时调查难和问卷难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律师不能与犯罪嫌疑人见面, 将无从了解案情, 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保护。
三、在侦查程序中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举措
(一) 对侦查权加强监督和制约
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要举措。这样既能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 又能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监督。我国司法机关设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这三个部门在原则上要相互制约, 相互配合, 分工负责。但在实际的工作中, 侦查权在这三个部门的分配不是很合理, 部门间合作不协调, 致使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 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一个理想措施是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引入司法审查以进行程序性裁判, 由法院负责对侦查机关羁押与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裁决。
第二, 强化检察院的监督权。检察院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 主要是通过行使检察职能进行监督, 其中侦查监督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检察院应派员对公安机管侦查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监督, 监督警方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 是否采用违法手段, 如刑讯逼供等;监督警方在收集证据时是否非法取证;监督警方在侦查过程中, 是否坚持了无罪推定原则。一旦发现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 这样才能在侦查过程中切实有效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立法上应尽快完善人民检察院监督的手段, 并赋予检察机关对程序违法的制裁权, 以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发挥实效性。
第三, 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但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时能力有限。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 但律师在场权是以非常完善的律师制度作为必要条件的, 在现实的中国应逐步建立健全这一制度, 让律师在审讯的过程中也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同时也可以对办案人员进行监督。
(二) 树立法律权威, 设置程序后果
树立法律权威, 设置程序后果对加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错案追究责任制度中绝大部分是有关程序违法的, 可以明显地体现这一点。如果在侦查办案的过程中, 存在着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必须依法追究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等, 因为办案程序的不合法而受到了损害, 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赔偿。在刑事诉讼中应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的使用, 使违法证据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还要使非法取证人员自身受到惩罚, 这样就从客观上要求办案人员不断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 自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办案。这样就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和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真正树立起刑事诉讼法的权威。
(三) 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
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是加强人权保障的实质性措施。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制约是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与公安机关公权力进行抗衡的有效手段。虽然现有的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些权利, 但配套保障性权利还不够完善, 存在一些缺陷。为了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 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第一, 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充分的知情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侦查人员应告知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 但对于告知的时机、告知的方式以及不告知的后果未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在犯罪嫌疑人权利意识淡薄和侦查人员保障人权意识薄弱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不能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 立法上应建立科学规范的权利告知程序。
第二, 坚持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 但无罪推定原则未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体现, 根据实践的需要, 我们必须建立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过程中, 用疑罪从无的理念指导侦查工作。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情况下, 应先假定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在审讯过程中, 应该适当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是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要求。国际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也加入了有关的国际法公约。但由于我国实际的司法条件和背景, 没有完全照搬国外针对国际法的规则, 沉默权规则没有在侦查程序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四) 健全司法救济途径
健全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加强人权保障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在我国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受到侵害, 他们很难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侦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不能对侦查活动中受到的侵害提起诉讼。同时, 我国的非诉讼国家赔偿制度还不完善, 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途径非常有限, 也很困难, 而且大部分都是事后救济。这就给犯罪嫌疑人维权带来很多阻力。因此, 我们应该健全我国的司法救济途径。增加犯罪嫌疑人进行事中救济的途径, 完善侧重侵害后果的赔偿制度, 适当放宽申诉和救济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杨琳.论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D].郑州大学, 2006.
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据和程序 篇9
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据的实际在于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的行使主体为什么是检察院?其他主体为什么不适合侦查职务犯罪行为?
1.1 从权利制约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现代宪政本着权力制约权力的考虑设计出三权分立的体制, 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监督。对于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应属于行政权, 应是由相应的行政机关来行使, 在我国, 这类行政机关主要有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两个, 在对犯罪行为的侦查上, 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公安机关对于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有侦查的权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检察院属于一种特殊的权利监督机关,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检察机关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手段, 除了在诉讼领域里提出抗诉外, 仅限于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1.2 从职务犯罪特点的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职务犯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犯罪主体多为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其社会关系复杂, 取证困难, 且证据很容易受到大人物的影响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公安机关的职权广泛,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如果由公安机关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则导致实体不公的几率就很大, 检察机关在行政权力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其职权也相对单一, 没有公安机关那么“复杂”, 更适合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
1.3 从检察院行使职权的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检察院对于职务犯罪的监督具有天然的优势, 首先, 它属于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我国的权利体系中处于与政府平行的地位, 而本身属于政府机关的公安机关很难摆脱官员权利的干扰;其次, 检察院的另一项主要职能是提起公诉, 这与诉讼程序具有的直接的联系, 这是其他党政机关都不具有的, 职务犯罪由于犯罪主体的社会能量大, 往往在进入诉讼程序前对自身的罪行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掩藏, 其隐蔽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强, 由于检察院具有提起公诉的权力和职能, 能够在侦查后立即提起诉讼, 保证对职务犯罪打击的时效性;最后,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 检察院一直从事法律监督职能, 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经验丰富, 具有比较优势。
2 检察院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的程序
对于一项制度的程序问题可以说数不胜数, 程序是此还是彼要考量双方的力量均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重实体, 轻程序”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善,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力量平衡正逐步加强, 但仍存在着许多程序制度的盲区和缺陷, 笔者将从以下几点加以浅析:
2.1 关于沉默权的问题
沉默权源于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 犯罪嫌疑人在未进行庭审程序被宣告有罪前都是无罪的, 因此,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其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无举证义务, 当然在面对公诉机关的提问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虽然职务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点, 犯罪证据较为隐蔽, 且容易受官员权力的影响, 但这种绝对的否定沉默权的做法仍然不可取, 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 应当效仿西方国家, 在承认沉默权的前提下设置各种限制, 例如在职务犯罪中如果不能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法官就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结论。
2.2 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律师是专业的法律职业者, 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并不能熟知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在其成为犯罪嫌疑人时, 相对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检察机关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为了平衡这种弱势, 赋予其在适当的时候聘用律师显得十分重要。
(1) 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落到实处。
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这修改了以前刑诉的规定, 将律师介入权提前到侦查阶段, 是我国法制的一大进步, 但我们应该看到, 在司法实践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阻碍律师介入案件侦查程序的情况经常存在。因此, 规范执行刑诉法的规定, 保证律师及时介入侦查程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确立讯问期间律师在场权。
(3)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权。
职务犯罪一般涉及社会关系较为复杂, 对于涉案的证人为了明哲保身往往会采取躲避的态度, 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证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律师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取证的权利, 实质上使犯罪嫌疑人一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虽然我国有强制证人作证的规定,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事与愿违, 证人的出庭率很低, 遇到职务犯罪就更不愿出头露面, 律师没有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就可以想象其取证之难, 因此, 在律师取证制度设计上应当考虑这些情况, 赋予律师秘密取证的权利。
2.3 关于证人制度
我国的证人制度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法律规定证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证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另一方面对于证人违反作证义务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和程序设计, 对证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也没有程序性的规定, 这就导致我国证人作证率很低的现象。如前所述, 对于职务犯罪由于其涉及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牵扯的利益纠葛纷繁, 证人就更不愿意蹚浑水。针对这种现象, 应从以下方面完善程序设计:
(1) 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和证人保护制度。
从经济角度考虑, 证人作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其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庭审过程本身就没有获利可言, 处于一种注定的亏损状态。我国的法律制度对证人的补偿和保护明显不足, 常常在证人证明完成后草草打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法律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漠视才使得许多证人不敢作证。
安全保证权是完善证人制度的关键关节, 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没有生命安全的保证, 其愿意冒险的几率很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仅仅规定了对于打击报复证人作证的行为给予惩罚, 这种规定是违背人性的, 安全感的保障核心在于预防而不在于时候惩罚, 所以应当建立强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 必要时贴身保护或更换住处。对于证人的经济补偿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上所述, 证人天然的处于一种亏损状态, 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补偿, 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证人很难尽自己的义务。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涉及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 这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参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标准进行赔偿, 对于一些重大暴力型犯罪的证人应当提供其移居或移民的经济保障。
(2) 建立污点证人制度。
污点证人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与司法人员合作, 揭露自己及他人全部犯罪事实并作为证人指认他人以换得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一项证据制度。这是针对该类犯罪具有较高隐蔽性而采取的法律措施。
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 以贪污罪为例, 行贿人员行贿目的在于获得不正当的利益, 其自身往往会成为行贿罪的犯罪主体, 因此, 在行贿时会选择较为隐蔽的场所, 多数行贿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两人在场, 无其他证人和证据。行贿人如果作为证人揭露对方受贿的事实就意味着自己承认了行贿的事实。因此, 有必要建立特殊的制度来打破这种牢固的犯罪隐藏关系。
英美法系国家当中, 很多规定了“污点证人制度”, 以此来对付日益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及贪污贿赂等隐蔽性强的犯罪, 以达到利用较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社会控制的目的。我国本着“违法必究”的方针政策似乎还没有此类制度的规定, 但对于日益严重的职务犯罪等隐秘性较强、证据单一的犯罪, 规定较为完备的“污点证人”制度是司法实践不得以而又必须进行的选择, 否则, 对于此类案件将会处于无证据可查的窘境。
摘要：职务犯罪的主体具有特殊性,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 其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侦查此类犯罪时侦查主体和程序具有突出的特点。据此, 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据和程序两方面入手, 浅析检察院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几个特殊问题。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据,程序
参考文献
[1]左德起.职务犯罪侦查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4.
[2]詹复亮.职务犯罪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侦查程序 篇10
我们知道, 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是指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 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措施。刑事诉讼的构造是指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控诉、辩护、和载判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和三者的相互关系[1]。而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构造则是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中引入控、辩、裁三方的对抗与制约机制, 从而达到刑事诉讼目的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程序的构造, 避免了惩罚犯罪的程序目的居于主导地位, 公检法三机关“流水式”作业方式容易造成破坏人权的弊端。同时, 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侦查程序的诉讼化, 不仅是该国法律不断发展完善的一个过程, 更是其法律发展完善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因此, 从动态角度看, 侦查程序诉讼化是指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有效地保障人权, 根据权力制约原理, 按照诉讼程序“三方组合”的规律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关侦查权的制约机制优化和提高诉讼各方参与侦查程序的条件和程度, 从而实现侦查程序公开、公正、和高效的一系列活动。[2]
本次《刑诉法修正案》在原《刑诉法》的基础上修改、删减、并增加了大量条目。从总体上看, 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当享有的辩护权的保护, 更大程度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拓宽了律师对于刑事案件的参与范围。使得更多主体参与到侦查程序的整个流程并发挥作用。
《刑诉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一规定将原来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时间从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提前到首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明确了侦查期间, 律师作为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维护者的法律地位。对侦查机关权力行使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同时又在第三十七条规定:律师持“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之前《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合法性。
新法第三十六条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 可以代理申诉、控告,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提出意见。这一规定中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无疑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断的主体地位, 使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得到加强, 改进了侦查阶段本应作为“控、辩”双方的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
新法在侦查程序中, 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过去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暴力、胁迫等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口供, 证人证言等, 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其失去了证据效力。《刑诉法修正案》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已有罪”, 第五十四条规定:“采取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本次刑诉法未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写入法条, 但是, 规定不得强迫其自证其罪, 这已经是一项长足的进步, 对于侦查机关带有明显倾向化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认为可能涉及自证其罪的问题, 可以不予回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被赋于了更多对抗式的权利,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一方主体地位得到了加强, 而《刑诉法修正案》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五十七条则规定了这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裁判者:即公安、检察机关自身和法院。法院作为第三方司法机构, 在法庭审查环节证据效力裁判的介入, 在笔者看来, 虽在环节上有所滞后, 无法形成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有效权利制约, 相较于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 已有很大进步。可以将法院看成是侦查环节证据效力的裁判者。这种改进, 是对于构建侦查阶段“控、辩、裁”三方诉讼模式的有益尝试。
新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 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制调取。”我们知道, 从现在指导公案机关办案的思想与任务目标看, 其最为看重的是追求办案效率与定案率,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在审查起诉期间, 公安机关将所掌握的证据选择性移交给检察机关, 只提交对定罪有利的证据而掩藏不利于定案量刑的证据材料。这时候, 辩护人的力量介入就显的尤为重要, 是对公安这种选择性证据移交的有力制衡。而之后经检察院、法院的核实, 对无罪、罪轻证据的调取权, 我认为也是一种“裁判权”的体现。
新法第四十二条对于辩护人涉嫌犯罪的, 应交由其它侦查机关办理这一规定, 体现了对律师的保护。律师作为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与法律帮助者, 在侦查阶段拥有一系列对侦查机关形成制约的权力, 其作为“辩护人”一方必然会对作为“控方”侦查机关权力行使形成挑战, 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侦查机关出去打击的目的动用权力对辩护人权利形成侵犯的可能。
新法第八十三条:“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外, 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 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该规定也是对侦查机关权力的的进一步压缩, 将原来有碍侦查的情形细化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有碍侦查两种情形, 而其它均须通知家属。这样一来, 公安机关因一般犯罪而拘留犯罪嫌疑人就不能以有碍侦查为借口而不通知其家属, 家属可以在此期间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 并了解案情等, 形成对侦查权一定程度的限制。“控、辩”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力量对抗。
新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在案件侦查终结前,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 应当附卷。”这一点, 可以看成是平衡侦查阶段辩护双方力量的有效措施, 一般来说, 审查起诉时, 检察机关只能看到侦查机关所提供的案件有关材料与证据, 新增的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打破了这一规定的限制, 使得其书面意见得以展现给检察机关, 使得辩护律师的意见得以在审查起诉期间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判断, 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可以充分了解侦查阶查阶断产生的问题, 将案情全面展现在检察机关的面前。我们知道, 检察机关在起诉之间都会对案件有一个预判, 这个预判会影响到其起诉的罪名, 给法院提供的检察意见等。在这一环节, 过去侦查机关和辩护机关对案件的影响力是不对等不平衡的, 引入上述这样一种规定的话, 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与案情判断就会通过附卷的形式一定程度的影响检察机关的判断, 这是对侦查机关权力的另一种制衡。至少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 可以听到“控、辩”双方的两种声音, 而选择权则由检察机关裁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控、辩、裁”三方模式的构建, 最主要的是辩护律师也可以在案卷移送检案机关时发出自已的声音, 对案件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本次刑诉法修正案中关于侦查程序的一系列法条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出, 新刑诉法努力想对侦查程序即侦查活动和审前强制措施引入更多的司法控制。从而将过去我们普遍诟病刑事诉讼的“流水式作业”引导向“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化构造[3], 弱化过去侦查机关与侦查活动的的行政化特征, 强化其司法属性。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程序, 赋于其更多的诉讼权利, 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力度。同时, 拓宽了律师在整个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 加强了律师对侦查机构权力制约的属性。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这一系列变化, 是对新刑诉法第二条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也是强化刑事侦查司法属性, 弱化其行政属性的必然选择。当然, 我们也看到, 新法在赋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更多“辩方”权利的同时, 对于引入更为中立有效的第三方“裁判”的力度, 还是稍显欠缺, 使得“辩方”未能完全对侦查机关的权力形成约制平衡。但这样一种“控、辩、裁”三方的诉讼化模式构建理念, 正在刑事侦查程序中逐步渗透, 并初具雏形, 相信下一次刑诉法的修改, 必将彻底贯彻这一理念。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1 (4) :56.
[2]邓思清.侦查程序诉讼化概述[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