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监督（精选12篇）
刑事侦查监督 篇1
我国的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为监督审判机构或执法机构法律职能完成的情况;第二个方面为打击职务犯罪的行为, 净化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完成法律职能的环境。这两种职能, 都需要通过侦查监督的工作完成。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的途径决定检察机关工作的质量, 为了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的完成自身的职能, 就需要对刑事诉论侦查监督立法的现行条款和执行途径进行研究, 使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的现行条款和执行途径真正具有合理性及可执行性。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特点
目前国际上对刑事诉论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方面的条款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将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执行的时候, 警察与检察官相互不隶属, 两者各司其职, 这种立法和执行途径的优点为:它的法律条款拟定简洁而直接, 其警察或检察官是否违规办案有很明确的界定;然而其缺点为侦查和起诉两种职能不能有效的配合, 在完成监督职能的时候会产生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种模式是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 检察官可根据自己完成职能的需要立刻展开侦查、根据侦查的结果决定是否起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的模式以后者为主, 这种模式能够迅速的展开侦查活动, 有效的完成自身的职能。然而, 这种模式的立法和执行的途径, 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等将难以保证。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问题
(一) 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从理论上审判机构、执法机构、监督机构互不构成从属地位, 它们各有职权, 也彼此制约, 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却出现立法初衷和执行途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检察机关要完成侦查职能, 它需要执法机关的配合, 这监督和执法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交叉性, 那么有可能检察机关将无法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
(二) 监督的介入时效和产生结果问题
目前, 我国监督机关监督的方式为:出现需要监督的案件→立案监督→逮捕嫌疑人→侦查案件→纠正监督。这套监督的模式不能在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纠错, 而只能在错误发生后纠正, 它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严重滞后,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三) 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分离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用诉讼的方式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完成职能, 然而其诉讼之后的结果检察机关却无法干预;同时, 如果诉讼以后, 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相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法律处分, 或者没有纠正法律过失, 检察机关依然无法干预。检察机关只有监督权却无制裁权,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沦为一纸空谈。
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的优化
(一) 强化监督职能的法律体系
基于我国目前使用检察官手中握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检察模式的特点, 它的检察职能会与公安机关的执法职能造成重叠, 这既易造成法律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又容易产生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交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采取强化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的方式解决。例如现行的法律要强调当监督机关行使监督职能时, 公安机关要以哪种方式配合检察机关的行动。只有用标准的法律条款强调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 才能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顺利贯彻。
(二) 强调提前介入的监督环节
我国的新刑诉法强调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 而在此前提下, 如果不能从法律的角度交给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力, 那么检察机关检察的监督力度将被削弱。为了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不会成为一种事后纠错的力量, 而成为一种监督威慑的力量, 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需给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权限。比如法律需允许检察机关在向公关机关提交逮捕理由的前提下, 允许检察机关立即逮捕嫌疑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 允许检察机构提前开展侦查、监视活动等, 其收集的证据需为合法证据;在讯问嫌疑犯的过程中, 允许检察机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步录音录像, 以免嫌疑犯事后翻供。
(三) 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
过去, 我国的检察机关主要以诉讼的方式完成监督的职能, 然而这种单一的监督方法却显得非常被动, 仅依靠单一的监督方式无法满足现行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执行的需求。为了使检察机关能提高监督的力度, 现行法律需建立多元化监督纠正方案。比如目前检察机关具有评估法律审判与法律执行的权限, 对于未通过评估的法律审判和法律执行, 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审判机关或执行机关纠错, 这一评估功能需继续完善加强;因为法律审判机构或执行机构在完成法律职能的过程中, 有时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 如果没有检察机构的干预, 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性, 所以,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应继续延伸, 使监督职能能真正的维护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应强调在某种条件下, 检察机关拥有制裁权, 若监督权力与制裁权力一味分离,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将无法实现。
四、总结
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由权力交叉问题介入时效问题、制裁权力缺乏的问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没有真正的强化, 只有解决以上的问题, 才能使我国的立法初衷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
摘要：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其立法和执行途径均围绕这一职能展开, 为了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 我国目前使用了侦查监督权力集中的监督模式。从理论上说, 这种监督模式能使监督的职能强化,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 却因为种种原因, 它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实现。本文针对刑事诉讼侦查监督立法和途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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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监督 篇2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xx年工作要点，10月份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检察院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于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对市检察院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检察机关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责，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调研过程中，先后在市人大机关召开了有市人大代表、执业律师和法学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市检察院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汇报，实地查看了信息指挥中心和远程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市南区检察院、胶州市检察院刑事侦查监督工作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市公安局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这次调研活动采取座谈交流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调研我市检察机关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和各单位相关工作情况，对全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忠实履行法定职责，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共同推动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发展，起到了有力地促进作用。
一、全市检察机关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基本情况
20xx年以来，全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牢牢抓住司法为民这条主线，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有效措施，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实现了创新发展，为维护全市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构建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的“大侦监”工作格局。
检察机关认真履行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工作职责，严格履行审查逮捕职能，严把法定逮捕条件，20xx年1月至20xx年9月，共批准、决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10410人，不逮捕4151人;通过建立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对重大疑难案件提出检察建议，发挥刑事侦查监督前置把关和引导取证作用，不断强化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及时纠正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156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185件，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427件次，对应捕未捕、应诉未诉案件追加逮捕328人、追加起诉910人;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备案审查等制度，坚决防止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现象的发生;全面建成以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信息平台为骨干的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实现了对全市44个行政执法机关、近8000项行政处罚权的网上动态监督和网上移送、网上立案。二是开展刑事侦查监督专项活动。
密切关注社会公共安全，聚焦经济社会热点，按照上级检察机关统一部署，先后围绕涉黑涉毒、严重暴力犯罪、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破坏环境资源、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法律监督，集中开展扫黑除恶、百城禁毒会战、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打击农产品走私等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社会影响大的重点案件，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以刑事立案插手经济纠纷、涉及寻衅滋事、职务侵占等人民群众反应强烈和容易发生问题的案件进行专项重点督查，充分体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三是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
强化客观性证据审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牢固树立冤假错案第一道防线，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因事实不清或查明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2303人;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轻微刑事案件坚持和解优先，依法从宽处理，慎用逮捕措施，20xx年以来，对1326名构成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依法保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670人。四是不断强化机制创新和队伍建设。
健全和完善监督线索受理、案件质量保障、内部监督制约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严格落实员额制检察官配比要求，配足配强刑事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坚持不懈加强作风建设，健全刑事侦查监督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检察队伍风清气正;开展岗位练兵、专题培训等活动，着力提升刑事侦查监督检察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二、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我市刑事侦查监督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及原因：
一是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理念还有偏差。
部分检察机关没有将侦查监督工作与反贪反渎、公诉等检察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侦查人员配备、办案保障上没有完全到位;有的检察人员对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有的检察人员未能正确辨证地把握监督和支持的关系，存在“规避考核、谋求双赢”和“分工负责、互相妥协、互相照顾”的现象，在执法办案观念上，仍然存在重配合轻监督的倾向。有的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置之不理、敷衍了事;有的公安机关在案件批捕后，收集证据质量不高，补充侦查不到位，影响办案质量。有的群众对“少捕慎捕”的司法原则不能正确理解，个别人存在对有些未批捕的案件，通过社会舆论、闹访缠访等方式向检察机关施压的现象。二是刑事侦查监督工作实效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执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时，存在“信息知情难、调查核实难、纠正处理难”等现象，监督的力度和效果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盼和要求。开展立案监督时往往偏重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而对公安机关尚未纳入视线的案件较少进行监督，拓展案件线索来源的主动性不够，自侦案件数量较少。对公安机关立案、撤案情况的了解渠道不畅，公安机关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久侦不结、退回补充侦查案件情况难以及时有效进行监督纠正。刑事侦查监督措施缺乏刚性，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后，公安机关是否及时回复、回复是否有实质内容，缺少进一步的监督措施。对于刑诉法新增的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非法证据排除、提请审查逮捕案件移交社会危险性证据等要求尚未完全落实，内部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刑事侦查监督协作配合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以后存在线索少、使用率低等问题，案件录入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及时、不全面、不规范的问题，案件信息没有完全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影响了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成效。在取证、证据固定、罪与非罪的把握、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等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还存在认识不统一、标准不一致、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对于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往往以下级检察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汇报的“纵向”方式解决，缺少公、检、法三方“横向”沟通协调平台，导致三方认识存在差异，不利于案件办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基层办案人员业务指导不够，侦查工作水平参差不齐，执法不规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检察人员兼职派驻公安派出所，不能保证出勤率，无法确保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长期监督指导。四是刑事侦查监督队伍建设不适应工作需要。
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监督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检察官配备数量不足，还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基层检察院刑事侦查监督力量薄弱的问题尤其突出，部分基层检察院员额制改革后仅有3至4名入额检察官，年均办案数达200件260人，办案人员负担重、压力大，案件办理质量受到影响。刑事侦查监督检察人员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待提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新型案件、疑难案件不断发生，检察人员专业领域知识欠缺、知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缺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不能满足日益繁重的刑事侦查监督工作需要。三、加强和改进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
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是纠正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问题的有力措施。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检察机关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正确司法理念。
牢固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是做好新形势下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全市检察机关都要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并重的理念，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做到“不枉不纵”，既要确保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更要注重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要注意避免重配合轻监督、重打击轻保护、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等现象，使刑事侦查监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监督制约与协调配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履行监督职责。
刑事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处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前沿，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全市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做好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和责任担当，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用足用好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充分发挥好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努力形成审查逮捕、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三项基本职能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工作格局。对当立不立、漏侦漏捕、以刑事立案插手经济纠纷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涉及寻衅滋事、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和案件，要注重听取有关意见和申诉，全面准确地把握好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确保司法公正。三是深化沟通协作，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侦查监督工作中，检察机关既要严格依法进行监督，落实好“互相制约”的要求，也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作，落实好“互相配合”的要求。全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畅通与公安机关沟通联系的渠道，加强与公安机关的业务交流和对基层办案工作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的作用，健全完善联席会议、提前介入重大疑难案件、及时会签文件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的实效。刑事侦查监督 篇3
关键词：法律推理 检察官 审判为中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侦查监督部门和社区检察室分工负责的派出所监督模式。社区检察室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前沿阵地，在对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中，可以有效弥补其他职能部门无法监督或难以监督到位的不足，充分发挥延伸监督触角的作用。如何把握社区检察室的职能定位，厘清与其他职能部门法律监督的界限，有效开展错位监督、补位监督，是基层检察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区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现状——以某区检察院为例
近年来，某区检察院通过公安派出所监督发现和解决了一批影响基层刑事侦查活动规范的突出问题，共向区公安分局制发一类问题情况通报7份，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7次，促进了基层执法规范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向侦监、公诉等职能部门移送立案监督线索14件，建议排除非法证据5份，保障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一）争取公安机关的理解支持
基层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对象是公安派出所，一开始难免会产生检察机关是“捉漏找茬”等错误认识和抵触情绪。区院积极化解被监督方可能产生的思想顾虑，争取公安机关特别是派出所的理解和支持，在形成共识基础上，区院与公安分局会签了《关于社区检察室和辖区派出所加强监督配合的工作协议（试行）》，明确了监督的原则、范围、程序、要求。一是监督理念上共赢。区院将社区检察对派出所监督的目标定位于“助推基层派出所执法规范”，要求社区检察人员换位思考基层执法困难和派出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多进行预防性的提醒和监督，让他们感受到基层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根本目的并非一味追求监督数量，而是通过相互提醒不断规范办案，提升基层执法水平，实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双赢的局面。二是信息沟通上共享。加强与公安机关的信息互通，派出所每月向检察室通报受案、立案、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侦查活动数据及案件情况。在监督工作中也建立了“室与所”实时对接、“科与办”常态沟通、“院与局”定期协商的三层互动对接机制。三是协作联动上共商。每年与分局法制办共同研商监督的重点，对确定的专项检察，会同分局法制办成立联合执法小组，对派出所联合开展实地巡查活动，增强了监督的权威性。四是支持配合上共担。注重在派出所维护稳定、化解矛盾、解决执法难点、处理疑难个案、提高执法能力等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正是秉持着“以监督助推执法规范”的共赢理念，社区检察对派出所的监督工作受到分局及各派出所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配合，监督的深入性、有效性、权威性不断提升。
（二）加强社区检察室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协作
一是依托法律监督平台，整合对公安派出所监督的信息来源。2013年，区院在全市率先探索法律监督平台工作，目的就是要实现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个环节侦查监督线索的资源共享和信息整合，逐步形成对一类问题、重大事项的专门监督，经过两年的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2015年，市院在区院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深化，并在全市推广。区院社区检察室在工作中积极拓展监督线索发现渠道，通过完善监督线索的信息录入、数据汇总、问题分析机制，研究解决基层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截止目前，平台共录入基层执法监督线索12条（其中立案监督线索1条，强制措施监督线索5条，涉及刑讯逼供线索4条，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线索2条）。
二是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增强对公安派出所监督合力。区院社区检察室与院内各业务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和线索移送制度，及时互通刑事侦查活动不规范、不合法问题，及时移送法律监督线索。如社区检察室在梳理监督线索时发现，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工程承包人代某、姚某以介绍费为名骗取数百万元人民币，致使业务无法开展，工资发放困难，而辖区派出所对2人迟迟不予立案。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全面收集案件材料后，社区检察室及时将线索移送至侦监部门，并与侦监部门协作联动，至派出所核实情况，审查不立案理由，督促做好刑事立案工作。派出所以涉嫌合同诈骗对此案立案侦查。又如社区检察室收到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看守所来信投诉，经调阅案件卷宗发现案件被害人系韩国人，被害人笔录中的翻译签名系本案的另一名证人陈某，陈某的证人证言违反了刑诉法“翻译人员不担任案件证人”的相关规定，遂将监督线索及时移送侦监部门，并建议对该份证人证言予以排除。后侦监部门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并以证据不足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不批准逮捕。
（三）规范和优化对公安派出所监督的工作机制
社区检察作为一项起步不久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很多机制、制度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区院在系统梳理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各环节特点和可能出现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进一步细化“查什么、看什么、纠什么、改什么”，增强监督针对性、可操作性。
一是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很多侦查违法行为以及执法不规范行为……难以通过书面审查发现，因此有必要通过定期入所巡检办案场所，查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监督派出所依法开展讯问、询问……等取证程序。”区院制定《公安派出所日常检察流程规范》，要求对每个派出所每周至少巡查一次，通过查看现场、查核台帐、查阅案卷等，围绕派出所办案场所和电子监控设备使用、涉案物品和随身物品处置、权利义务告知、强制措施变更解除、补充侦查措施落实等重点问题和重点环节，着重监督是否存在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未依法调查取证、随身物品处理不当、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近年来，共对辖区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开展日常巡查700余次，针对办案场所使用不规范、讯问监控视频录入不完整、保证金未及时发还等不规范和瑕疵问题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和建议110余条。同时建立“一所一档”，及时记录各派出所执法活动检察情况，纵向了解单个派出所执法活动规范化推进进程，横向比较辖区各派出所之间执法规范方面的个体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和措施。
二是深化重点案件通报、备案制度。区院探索建立重大案件通报、及时介入以及特殊案件备案制度。要求公安派出所对立案后撤销、刑拘转取保、刑事转治安处罚等可能出现执法问题的特殊案件及辖区内发生的重大影响类案件及时向社区检察室通报、备案，便于社区检察室第一时间掌握案件情况开展监督。如在对辖区派出所集中开展大案备案审查监督时发现，全区派出所办理的非法销售毛蚶类案件大幅上升，且以往类似案件均作无罪处理。由于食品安全案件严重关系群众生命健康，类似案件数量多、涉及面广、影响大，社区检察室立即通报侦监部门，牵头召集公检法联席会议，研究类案办理意见，同时书面建议辖区派出所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建议侦监部门提前介入，加强引导。后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均变更了强制措施，由刑拘转为取保候审。
三是严格专项检察制度。根据高检院、市检察院相关部署，结合区域实际，区院每年选取1-2项容易发生不规范问题的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检察，通过自行检察、与公安法制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剖析问题原因、提出改进建议，先后开展书证物证合法性、讯问询问合法性、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制作、不捕案件、派出所办案场所安全等7个专项检察监督。如，2015年区院开展了规范和改进派出所刑事案件办理工作的专项检察，针对2014年下半年以来公安派出所办理的立案后撤案、不诉不捕、退回补充侦查等案件开展监督，抽查案件40件，检察扣押物品32份，调阅监控讯问视频52人次，并就抽查中发现一人讯问、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讯问笔录时间与监控视频时间不一致等13个问题制发一类问题通报，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并积极整改。
四是探索监督事项办案化机制。作为全市诉讼监督事项办案化机制的试点单位，区院以司法化、案件化、规范化的办案理念开展监督工作，做到程序留痕、调查全面、事实清楚、审批规范、监督得当。实行繁简分流，对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已用口头方式当面提出监督意见的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办理；需要后续开展相关调查工作、以书面方式提出监督意见、发现类案监督线索以及当事人控告需要答复的案件，采用普通程序办理。
二、社区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监督途径还需拓展。开展监督工作的途径比较狭窄，往往都是看现场、看案卷、看录像等传统方式，缺少信息化的支撑，比如目前还无法做到通过公安专网查看办案的流程和全貌，监督的全面性、深入性、有效性还不够，真正发现公安派出所执法中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难度还较大。
二是监督手段缺乏刚性。目前有关对公安派出所进行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检察机关都只能依据和公安机关会签的文件开展工作，其监督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公安机关的配合。5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和顶层设计，对于公安派出所的刑事侦查活动监督，以相对偏柔性的口头纠正、工作通报居多，对于纠正的具体反馈情况缺乏刚性的监督手段，监督力度不够，一定意义上来说，监督更多的还是靠公安机关的自觉为主，监督的权威性还不够。
三是监督职能融合不够。虽然与侦监、公诉等部门建立了协作配合机制，但在一些具体监督环节上还做不到深度融合。比如，移送立案监督线索后的调查核实以及对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的跟踪督促问题；追捕追诉文书发出后的跟踪督促问题；绝对不捕、绝对不诉后是否及时撤销案件问题；还有职能部门发出监督纠正文书后的实际整改落实情况等问题，还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职责分工，加强协作和衔接，从而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整体性，形成监督的合力。
四是监督水平有待提高。社区检察干警专业素养与司法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还不相适应，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经验不足，违法、瑕疵证据的辨别能力不强，被动式的通过案件审查发现问题多，主动的线索突破式的执法监督少，还需要结合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充实社区检察队伍，同时加强系统性的专业培训，进一步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
三、完善社区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对策
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大背景下，公安派出所监督工作大有可为，需要进一步加大探索实践力度，着力实现派出所监督的常态化、机制性、内涵式发展。
一是优化办案模式。积极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重点关注公安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模式的调整变化，在监督重点上，坚持刑事侦查活动源头监督、前端监督；在监督方式上，结合司法改革，通过监督事项办案化机制这一工作模式的全面推行，尝试探索一般监督事项由独任检察官办理、重大监督事项由主任检察官带领办案组办理等新类型监督模式。
二是强化协作配合。对外，积极探索对公安派出所“无障碍监督”模式，通过深化沟通交流和协作配合，进一步做到“门要随时进、案件随时查、场所随时巡视、档案随时看”，提升监督效率。对内，进一步完善信息互通反馈、联席会议、联合专项检察等合作机制，促成监督职能的深度融合，形成监督工作合力。
刑事侦查与刑事侦查学浅析 篇4
关键词：刑事侦查,刑事侦查学,侦查手段
刑事侦查工作是刑事侦查部门针对刑事犯罪这一特定对象而进行的一切侦查和调查活动。刑事侦查学是随着近代国家制度、司法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办理刑事案件, 采取纠问主义的诉讼程序, 实行坐堂问案和刑讯逼供。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封建审理体制的罪行擅断主义, 代之以侦查和公诉的制度, 将侦查列为诉讼程序载入法典, 并在侦查实践中日益广泛地运用科学技术的成就, 随之在学术上也出现了刑事侦查学。中国近代曾出版过有关警察科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多限于各种侦查技术手段的介绍, 还没有形成刑事侦查学的科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为了研究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有效方法, 加强同刑事犯罪的斗争, 在总结中国侦查工作经验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建立了刑事侦查学。在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中, 刑事侦查学是必修课之一。
一、刑事侦查学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刑事侦查学》在汲取了古代侦查活动的精髓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刑事侦查理论的基础上, 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许多著作对刑事侦查学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如《尚书·尧典》载:“帝 (舜帝) 曰:‘皋陶, 蛮夷滑夏, 寇贼奸宄, 汝作士”’, 这是我国有关侦查活动的最早记录。秦代的《封诊式》、宋代的《疑狱集》、《折狱鬼鉴》、《棠阴比事》以及唐宋时期的《洗冤集录》是我国刑事侦查学的主要文献, 记载了刑事侦查的程序、方法、技术以及策略等, 为《刑事侦查学》的知识结构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893年, 奥地利的汉斯·格罗斯集当时刑事侦查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出版了《司法检验官手册》 (又译《犯罪侦查》) , 把犯罪对策与法医学、法毒物学、司法化学、人体测量法、指纹鉴定法、笔迹鉴定法和枪弹检验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刑事侦查学。随后, 刑事侦查学得到迅猛发展, 先后有各类刑事侦查教材面世出版, 刑事侦查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
在我国, 从1954年开始新中国刑事侦查学进入创建时期, 一些政法院校相继开设了“犯罪对策学”课程 (即为现在的“刑事侦查学”) , 并翻译了一批前苏联刑事侦查专家的讲稿和教材, 成套的刑事侦查教科书也相继出现。1966—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 刑事侦查学研究遭到严重摧残, 尽管在1974年左右一些院校开办了刑事侦查培训班, 开设了刑事侦查课程, 但这一时期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9月, 公安部治安局组织编写了第一本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刑事侦查工作经验的教材《刑事侦查学》。同年, 公安部委托司法部在西南政法学院开办刑事侦查系, 其设立的刑事侦查专业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 在建立之初即开设《刑事侦查学》课程, 系统介绍刑事侦查学知识。1981年后, 各政法、公安、警察院校陆续编写了各自的刑事侦查学教材, 该课程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目前, 全国已有百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刑事侦查学》课程。
二、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一) 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1.研究我国刑事侦查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不断探索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趋势;
2.研究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侦查对策;
3.研究刑事犯罪得逞的主客观原因, 制定预防犯罪措施;
4.研究他国刑事侦查学的理论, 经验和技术, 以丰富我国刑事侦查学的内容和提高刑事技术水平。
(二) 刑事侦查学的内容
1.侦查技术。研究如何发现、固定、收取和检验痕迹、物证的原理和方法。其中有:同一认定的理论、刑事照相、痕迹检验、枪弹检验、文书检验、笔迹检验、刑事登记、外貌识别等。侦查技术又称刑事技术, 是在综合利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科学技术原理和成就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对一定的人或物进行同一认定而形成的一类专门技术。
2.侦查措施。研究实施各种侦查措施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其中有:现场勘查、侦查实验、调查访问、查缉人犯、辨认、讯问等。
3.侦破方法。研究如何根据各类案件的特点, 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和侦查措施, 以组织力量、查明案情、收集证据、缉捕罪犯。其中包括:杀人案件侦破方法、放火案件侦破方法、抢劫案件侦破方法、强奸案件侦破方法、盗窃案件侦破方法、诈骗案件侦破方法, 等等。
刑事侦查学所研究的技术手段、侦查措施和侦破方法是密切联系的。侦查措施往往要利用种种技术手段, 侦查方法必须综合运用种种侦查措施和技术方法。其运用是否正确, 直接影响侦查和调查手段的有效性。运用得好, 可以收集到能够据以肯定或否定犯罪事实和审查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证据。所以, 研究刑事侦查学, 有助于提高侦查办案的质量, 使国家的侦查权、审判权的正当行使, 获得方法上、技术上的保证。
三、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科学的实践观点作为认识论的基础, 把辩证法用于反映论, 正确在阐明了认识的全过程。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进行刑事侦查决策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新时期刑事侦查决策的指导思想。在侦查过程中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
1. 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能揭示犯罪规律。
刑事侦查工作中经常出现刑事犯罪活动在暗中进行, 难以发现, 无法对付的情况, 有些同志会觉得难破案是因为时间地点没有恰倒好处, 这些想法往往会给刑侦工作更带来肓目性。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 规律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 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 是能够透过现象抓住规律的。刑事犯罪活动也不例外, 犯罪嫌疑人在进行各种犯罪活动, 必然要留下犯罪痕迹、物证, 要占用时间、空间。各种犯罪客体被侵害, 总要改变正常状态。只要我们掌握认识论思想武器, 对犯罪的种种现象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比较分析, 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分析研究就可揭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正确地做出分析判断。因此, 只要我们认真勘察, 仔细研究每一个可疑点必然能找到蛛丝马迹。
2. 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
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 不仅要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指导, 还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 (1) 调查研究, 发现问题。所谓问题, 即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之间出现的差距。所有决策工作的步骤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要想发现问题, 必须调查研究。要多依靠群众的力量, 走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侦查员必须首先去发现问题, 系统分析确定目标。收集信息, 科学预测, 全面衡量, 制定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安, 并善于抓住关键问题。这样, 才能为正确的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提高刑事侦查决策能力, 及侦查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决策者的决策能力, 是科学进行刑事侦查决策的关键一环。在新时期, 作为刑事侦查的决策者首先应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次, 侦查员要搞好自身建设, 掌握系统的刑事侦查专业知识, 丰富的社会认识和必要的科学文化常识, 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化的决策方法。其次, 要善于博采众议, 集合各方面专家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大家一起互相讨论, 互相研究, 互相补充, 集思广益, 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 不可犯主观主义错误, 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要勇于负责, 敢于决断。刑事侦查时间性强, 最忌优柔寡断, 在关键时刻应有主见, 当机立断。不可坐失战机, 不失时机地进行决策。
做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侦查人员, 应是政治上坚强、有政策水平、懂法律、能辩证地思考问题、有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掌握现代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能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侦查专家高业务素质和侦破水平。
要做到这些, 首先要改变现有的侦查队伍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 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培养现有人员, 逐步提高文化水平水平。其次, 对新假如招侦查队伍的人员的条件应作必要的限, 提高整体侦查队伍的素质, 多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
四、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的意义
刑事侦查是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要使犯罪得到及时有效的发现、证实, 制止犯罪的继续, 使犯罪嫌疑人依法受到法律的制裁, 首要的任务是要取得确实充分的证据, 事实准确的证实犯罪, 查获犯罪嫌疑人等。所有这些都要靠侦查工作来实现。
侦查是起诉和审判的基础, 侦查作为形势诉讼工作的特殊重要阶段, 需要全面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制止犯罪, 都开始于此阶段。它是起诉和审判的基础, 所以说, 没有审查, 便没有起诉, 没有起诉, 审判工作就无法进行。只有侦查工作进行了, 准备充分了, 起诉和审判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如果侦查不及时, 导致证据灭失, 就会使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审判。
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 实行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可以成功地侦破案件。一切侦查活动都离不开决策。制定刑事侦查的大政方针需要决策, 侦破一起刑事案件也需要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 又关系着刑事侦查工作的成败。一起刑事案件之所以能及时侦破, 决策正确是其首要条件。主要原因是侦查主体是否善于选择和运用最优决策。任何一个案件的侦查, 都存在着选用最优决策问题。侦查人员要努力提高决策的自觉性, 克服侦查中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刑事侦查的任务 篇5
刑事侦查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最为直接的体现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对抗与冲突，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
侦查工作的任务，就是依照法定程序发现和收集有关案件的各种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防止现行犯和犯 罪嫌疑人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或者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从而保证刑事追诉的有效进行。具体而言，是指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各种证据材料，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防止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或者毁灭、伪造证据，串供等，以便将犯罪嫌疑人顺利交付起诉和审判，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从性质上分析，侦查权并非完全的司法权，而是带有行政权的部分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侦查权并不完全是一项被动性权力，侦查也不表现为一个应申请而活动的被动反应过程，即一定要先有犯罪行为发生，才有侦查的介入，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遭遇现行犯时，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是同步进行的，侦查的作用在于预防、制止犯罪，这时侦查的功能就不完全是司法性质的，而是带有排除危险、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政性功能的特征。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中也不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应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裁判，而是作为一方当事人积极参与案件的调查活动。侦查权的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侦查任务的内容上，就是侦查职能中既有司法性职能，如侦查的查明功能和保全功能；同时也具有行政性功能，如侦查的预防功能。
制止任务。制止任务是指在现行犯罪的情形下，侦查机关负有及时制止犯罪，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功能。一般情形下，侦查具有滞后性，总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后，才能进行侦查。但有时，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的时间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时间是同步的，如在现行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就是同时进行的，在这时，侦查的首要功能便是制止犯罪的继续发生、阻止犯罪造成严重后果。制止功能是侦查职能行政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因为排除危险，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被视为是典型的秩序行政功能。总的来看，侦查制止犯罪的任务只能适用于现行犯罪。所谓现行犯罪，法律上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当时正在实行的犯罪，即犯罪当时正在实行过程之中，还没有实施完毕；二是刚刚实行的犯罪，即犯罪的实行行为已经终了，但也仅仅是终了这一时刻上，即终了的时间仅仅连接行为完毕的最后界限上。现行犯本来的含义是指正在燃烧的犯罪，刚刚实行的犯罪，主要是指犯罪行为虽然实行终了，但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或者犯罪结果仍在持续发生的犯罪，即刑法理论上所称的结果犯和状态犯。三是被视为现行的犯罪，即在实行犯罪之后很短的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因公众呼喊而受到追捕，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持有作案之物，或者带有犯罪迹象或痕迹，据此可以认定其参加了某种犯罪的情形。对于现行犯罪的第一种情形即当时正在实行的犯罪，侦查的任务在于阻止犯罪的继续实行、使犯罪终结在未遂状态；而对于现行犯罪的其他两种情形即刚刚实行的犯罪和被视为现行的犯罪，侦查的任务则是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阻止犯罪造成严重后果。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构成现行犯罪的要件，主要是犯罪实行的时间，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部表现标准，也称为视觉标准，即仅在具有警察可以从外部确认的、可以使人相信存在某种违法行为的表面迹象并由此表明存在犯罪时，才能构成现行犯罪。据此，一般的情况，或者匿名的告发，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现行犯罪案件；与此相反，如果某人表现出企图逃避警察注视的行为、举动，某一告发得到行政部门进行监视毒品交易的行动的证实，以及由真正的或可能的受害人进行的告发，则可能是表明存在现行犯罪行为的外部迹象，例如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汽车内发现明显的武器，就属于这种情形。只要警察在场，我们即须立即行动。必须用案发当时他们感觉到的事实，而不是用事后的情况分析来判明警察是否在依法办事，不能仅仅因为陪审团后来开释司机就谴责警察的行为。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现行犯罪时，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查明任务。查明任务是指侦查负有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犯罪的行为人及行为人之责任包括犯罪之性质与轻重的功能。在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提交审判法庭进行审判之前，由预审法官受理案件并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具体而言，侦查的查明任务，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犯罪行为的发生，是侦查行为启动的前提，因此，查明任务要求侦查机关接获犯罪消息后，首先应当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在实践中，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通过检验非正常尸体、接受告诉、告发、请求或自首等发现犯罪，也可以通过报纸、杂志及其它出版物的报道、投涵、密告、谣传等广泛的社会途径获悉犯罪消息并展开侦查。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展开侦查，首要任务都是判明是否确有犯罪行为发生；二是查明犯罪行为人的身份。根据对象，侦查的启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对事侦查，即已经知悉犯罪行为人的身份，侦查的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包括犯罪的性质和轻重；另一种则是对人侦查，即案件事实已经明确，但行为人的身份尚不明确，还有待通过侦查予以揭示。与专制国家普遍采用连坐株连不同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实行罪责自负原则，因犯罪引发的刑事责任只能由犯罪者本人来承担，不能处罚那些与犯罪人仅有亲属、朋友、邻居等关系但并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因此追究犯罪责任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明确行为的责任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对人侦查的目的就是通过侦查活动揭露隐藏在罪案背后的行为责任人，将其从幕后推向台前，并最终将其送上被告席；三是查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除了罪责自负原则之外，罪刑相当或者说罪刑相适应也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与犯罪人的行为之间保持一种客观的对称性，刑罚的性质和轻重应当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相适应。因此，要公正司法、正确定罪量刑，必须展开对事侦查明确犯罪的性质和轻重，以便于审判机关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判决。
保全任务。保全任务是指侦查负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人身的功能。保全任务是侦查任务的重要内容。侦查的保全任务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保全证据。现代刑事诉讼奉行证据裁判主义，要求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不得用证据以外的其他方法认定事实，如宣誓、神判等。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应当尽可能收集本案的所有证据，作为认定事实、处理案件的依据。在保全证据时，侦查机关基于客观公正义务，不仅应当保全对嫌疑人不利的有罪证据，也应当尽力保全对嫌疑人有利的无罪证据。二是保全人身。从理论逻辑上说，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中是不应当允许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因为这意味着当事人是在尚未受到判决的情况下，即受到了相当于重刑的处分。从后果来说，自由遭受限制的嫌疑人在获得释放之前，已经在监狱内度过了数月之久。这就给他们回归社会造成更大困难，因为，当事人受到先行拘押期间，已经失去了工作，甚至家庭也已经处于解体困境。但是，在侦查中限制嫌疑人的自由，一方面是基于制止犯罪的需要，因为犯罪人有时可能继续从事犯罪活动，对此必须限制其人身自由，以排除其继续犯罪的危险；同时，嫌疑人在侦查中还可能采取各种伎俩阻挠侦查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如隐瞒或销毁证据，或者对证人施加压力，干扰证人作证等），这种情况下，嫌疑人实际上是在实施新的犯罪（妨碍司法罪），侦查机关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仍然是为了制止其犯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为，第一，根据直接原则，被告人应当出席庭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虽然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再被视为程序的客体，但他们仍然是侦查终结时案件处理的对象，开庭审判时法庭审理的对象，因此，必须到庭。但犯罪人犯罪后出于畏罪心理，可能为了逃避法庭审判而逃跑，这时为了保证被告人到庭，必须对其人身予以扣留；第二，犯罪行为是一种激烈的反社会行为，对一些公愤较大犯罪人，受害人和群众有可能出于义愤而动用私刑对其实施报复，这时将嫌疑人逮捕归案，就有利于保证其人身安全。
通过侦查活动，不仅能够查明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还可以发现可能发生犯罪的隐患和漏洞，发现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上各机关、单位内部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建议或者协同有关部¨和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加强安全防范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并且通过侦查活动还可以教育群众，强化群众的法治观念，提高守法的自觉性，提高同犯罪做斗争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刑事侦查职能》
《刑事侦查的任务和意义》
论刑事侦查中错案的防范 篇6
关键词：刑事错案；侦查；防范
刑事错案危害整个社会或公众利益，司法权威受到质疑，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事侦查为法庭审判提供基础，侦查阶段出现冤假情况，势必影响刑事审判所依证据的真实性，不利于公正审判。
一、对刑事侦查中错案的理解
1.刑事侦查中错案的表现形式
首先，刑事立案中的侦查错误。体现在刑事案件的立案不正确，侦查机关的立案依据错误。为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运用刑讯逼供，采取违规手段获得立案依据；其次，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不严谨，出现错捕或漏捕想象。对公安机关是否有违法侦查手段的监督不力，没有把好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第一道防线；最后，刑事侦查阶段防范错案的意识淡薄。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坚持“侦查为中心”的构造，与现行“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重点相违背。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模式较为严重。①不仅以刑事侦查为重点，而且审判阶段对侦查行为缺乏必要的限制，成为刑事错案形成的内在意识原因。
2.刑事错案的发生与侦查程序之间存在关联性
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与侦查程序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理论上，侦查阶段错案属于程序性的刑事错案。侦查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并没有严格遵守刑事诉讼基本程序要求，对案件情况及事实证据认定时存在主观臆断、违法取证行为，以上行为的多产生在刑事侦查阶段，使得刑事侦查错误成为刑事错案的起点和“滋生区域”；实践中，冤假错案在侦查阶段多发，多因采用刑讯及其他的变相违法取证。错误的辨认、不可靠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虚假供述、违法的司法鉴定是刑事错案的源头。
二、国内刑事侦查中错案的现状
1.刑事侦查中错案发生之成因分析
（1）现行司法运行深远受传统思维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长期存在重人治、轻法治，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观念。刑事错案多受到国家权力本位思想影响，为维护大局，稳定形势，放纵一些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并认为是在所难免，并认为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牺牲个人利益是必要的选择；同时，公民的人权意识比较淡薄，当遭到刑事错案的侵害时选择忍让，没有给错案的主体带来社会及舆论层面的压力。同时，易将司法作用狭隘化，认为惩罚犯罪是司法的唯一目的，忽视司法在限制国家公权力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2）司法制度不完善及政策导向错误。刑事法律法规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不够，同时，对侦查人员违法侦查后缺乏责任追究机制。以公安机关为代表的侦查部门为追求办案速度，提出如“命案必破”、“限期几日内破案”等不科学的，甚至违背刑事诉讼原则的政策、口号。②侦查机关为尽早破案，急功近利的做法导致刑讯逼供成为常态。并且，将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获得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的证据上，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的“入罪观念”较强。
（3）现有刑事司法体制机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重配合协作而轻监督制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现行三机关对刑事案件流水作业的处理模式，使得审判阶段并没有成为刑事证据合法、案件事实真伪的检验场。分工负责的熟练进行，却缺乏互相制约。公检法三机关面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时，往往意见保持一致，为响应大局安排，致使侦查阶段的程序违法行为得到容忍，非法证据获得采纳；其次，犯罪嫌疑人刑事侦查阶段保护机制不足。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阶段获得律师辩护权属于新增规定，实践中侦查机关会利用自身优势，扩大对立法与实践中不足方面的利用，使得律师介入的效力不明显；最后，司法决策行政化导致刑事案件承办人的真实声音被掩盖。司法机关内部对批准逮捕及适用强制措施遵循的层层上报制度，体现决策的行政化，使得真正对案件情况的承办人意见得不到采纳，不利于侦查工作基于案件的全方位情况进行。
三、完善刑事侦查中错案防范机制的构想
1.转变刑事侦查理念
转变刑事侦查的理念成为防止侦查阶段错案的基础。在侦查工作的中应做到以下几点观念的转变：①转变“命案必破”的政绩观。以公安机关代表的侦查机关，长期以来，特别是刑事案件高发时期，为维护社会的稳定，提出了“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口号。为完成这一目标，产生了办理案件的奖惩和业绩考核政策，导致案件的处理追求机械化，速度化，有限的办案时间内多发生主观推断是情况，致使案件侦查的质量降低；②转变“口供主义”的取证观，“口供中心”主义是当下刑事案件证据改革的重点问题。口供出于采集容易、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公认的“证据之王”。侦查人员为了尽可能的回归案件客观情况，过于相信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形成，应转变“口供主义”的取证观，反对认定案件的事实只存在言辞证据，没有实物证据佐证；③树立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尊重与保护人权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更新指导观念，应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统一，刑事侦查不只为制裁产生，同时是为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益。
2.提升侦查人员素质
刑事侦查中错案的发生，重要原因是侦查人員对法律规定理解不透彻，对案件的事实缺乏全面细致的考虑，致使侦查人员对案件把握的准确性受到影响。提升侦查人员素质，特别是从提高侦查人员的准入标准开始，普遍实行侦查人员入职资格考试，选取有刑事侦查技术与法律知识的复合人才。同时，对在岗人员，做好定期培训工作，提高侦查水平。
3.加强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
冤假错案的发生，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权力过大这一不争的事实。因此，加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引导，防止侦查权滥用，对侦查权形成约束。③
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通过检察建议、违法纠正通知书、对涉嫌刑讯逼供及暴力取证的侦查人员立案侦查等方式，强化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同时，将强制措施的审査、批准权赋予检察机关。从国内目前职权配置来看，除了逮捕由检察机关批准以外，大量涉及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都由公安机关直接决定和实施，对于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采取司法审查，由检察机关对上述强制措施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4.强化对非法证据的发现及排查工作
证据的审查判断，要求对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及证据材料进行核查，主要对象为提请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两个环节的证据。我国批准逮捕及审查起诉的权力属于检察机关，检察人员需在两项工作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进行排除，并对相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认定。
5.进一步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通过错案追究制度，加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对错案中负有责任的侦查人员进行调查并给予相应惩罚，对确实出现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检察官与法官错案终身问责制属于近期司法改革中热点问题，现实中法院与检察院也正在实施改革。所以，进一步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细节问题，将侦查人员全部纳入错案责任追究体制，有利于这一改革及时有效的发挥作用。
6.完善刑事错案的补救机制
完善刑事错案的补救机制。首先，需不断完善刑事再审制度。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在价值、理念以及具体的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其次，完善刑事错案赔偿制度。刑事错案赔偿制度虽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规定。实践中，并非任何受到刑事冤错追究的公民都能得到赔偿，在争取合法权益过程中，对刑事错案负责的侦查机关少陪不陪现象明显，刑事错案赔偿机制的运行依然存在诸多阻碍。更需对已经发生的刑事侦查中错案进行立即补救。
综上所述，刑事侦查错误是刑事错案的源头和重要原因。基于传统意识，现阶段不正确、不完备的刑事政策及法规等因素影响，刑事侦查错案防范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侦查理念的转变，提升侦查人员素质，加强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强化对非法证据的发现及排查，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与补救机制等方面出发，进一步避免刑事侦查错案的发生。
注释：
①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②刘品新著.《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務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 页
参考文献：
[1]刘品新著.《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2]张建伟.《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心主义》.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胡志凤.《我国刑事错案侦查阶段的特点》.载《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5月
作者简介：
刑事侦查调查软件 篇7
1、专业性: (目前使用的相关软件并非专门为侦查工作而设计) 而本软件是专为刑事侦查而设计的。
2、全面性: (针对整个侦查过程) 。目前大部分侦查软件虽然由侦查专员设计, 可是这些软件只是为了满足其工作的某些方面的需求, 但却缺乏总体构想--这就意味着此类工具只是杯水车薪。
3、操作性:本软件的设计是基于信息交互衍生的原则, 因而有效的提高了解决侦查问题的能力。
此款软件可自动生成互动要求, 以便提升侦查标准、提高侦查效率、完善侦查者的工作表现。此款软件不仅能完善侦查者的工作表现, 还可以促进其操作性能的发展。无论是在简单或是更加复杂的侦查过程中, 此款软件大大提高了侦查成功率。
·刑侦调查:信息管理, 问讯信息的整合, 互动要求的创造, 可操作文件的交互, 特殊文件的交互, 地理图标的建立;
·整合侦查数据, 自动搜寻人际关系链条, 建立个人网络自动及安全的程序, 以建立一个相关网络 (以密码的方式使受限访问可受控、可追踪) ;
·电话网络的特征, 移动网络工具的提取数据:发射器、接收器、日期、钟点、时长、手机号码、IMEI (国际移动电话设备识别码)
4、结论:用户友善性;操作简单性;自动性;安全性。
该软件为提高侦查员的刑事侦查执行能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刑事侦查监督 篇8
一、刑事犯罪形势与特点
考察近几年的公安部门打击犯罪情况的统计、最高检发布犯罪嫌疑人数量统计以及最高法刑事案件受理案件情况, 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刑事犯罪情况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 犯罪案件总量变化不大, 总体趋于平缓
2009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一审案件情况统计表显示:收案总计768507件, 前三位的为侵犯财产犯罪案件302157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180677件、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犯罪案件134380件, 还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5240件。2011年的统计显示:收案总计845714件, 前三位的是, 侵犯财产罪案件314219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188147件,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171840件,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34577件。其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由2009年25240件, 上升至34577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 2011年1月至11月, 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37736人, 提起公诉1069280人, 分别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0.26%和5.7%。可见, 全国整体犯罪形势稳定, 刑事案件总量变化不大。这表明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 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国家逐步实施的社会保障和救济政策也逐步显现成效, 潜在犯罪人和犯罪诱因会有所减少, 犯罪的绝对数量会降低。所以, 总体的治安形势较好。
(二) 不同犯罪类型特点不同
随着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暴力犯罪下降, 而新型的犯罪类型不断增多, 并呈现出新特点。
1. 传统暴力犯罪下降。
传统杀人、盗窃、抢劫类犯罪下降。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1) 显示2010年大盗窃案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同比下降7.49%。根据全国公安机关的统计, 2012年, 全国发生的持枪、爆炸犯罪案件与2011年同比分别下降42%和27%, 处在历史的最低点。这与2009公安部开展严厉打击, 依法从严惩处涉枪涉爆犯罪的活动有关。而拐卖儿童犯罪有所下降。公安部统计自2009年4月9日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截至2011年3月14日, 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2946起, 拐卖儿童案件7867起, 打掉4535个拐卖犯罪团伙, 解救被拐卖儿童13284人、妇女23085人。按照公安部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集中警力、多策并举, 拐卖犯罪得到一定遏制。
2. 财产犯罪上升。2011年法院受理侵犯财产罪案件314219件, 比2009年增加近1.2万多件。
3. 经济犯罪增幅大。
首先, 涉银行卡犯罪、涉发票犯罪、网络诈骗、食品药品犯罪非法集资、非法传销、非法证券、内幕交易等比较突出。特别自2007年以来, 非法集资活动猖獗, 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非法集资类案件每年以约2000起、集资额度约200亿的规模快速增长。2011年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尤为突出。根据公安部统计, 2011年, 全国非法集资案件共立案1600余起, 涉案金额达200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 2012年1—10月共批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53558人, 同比上升59.4%。可见, 经济犯罪中非法集资犯罪和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犯罪依然突出, 网络诈骗问题、食品药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随着经济发展, 涉及商业贿赂犯罪增多趋势。2011公安部统计近5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6500余起, 涉案总金额11亿多元, 惩处商业贿赂犯罪人员5000余人, 有力震慑了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在一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如医药行业存在的一些“潜规则”, 手段比较隐秘, 犯罪手法翻新, 要进一步加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力量投入。
其次,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上升, 并多样化。公安部统计, 2006年至2010年, 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9284起, 比前5年增长60%。其中涉及到网上侵权的案件达到了183起, 涉案价值近5亿元, 超过了案值总数的10%。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不断完善以及公安部门的“亮剑”行动, 取得了对网络侵权以及盗版、利用网络进行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的效果。而另一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涉及民生领域。随着如假冒伪劣食品、假药品、假农资, 包括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据了解, “亮剑”行动开展以来截至2010年已经破获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案件1300多起, 其中破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11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48名。这些类犯罪直接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危害国家战略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 要继续重点打击。
最后,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事犯罪不容忽视。由于自然环境变化, 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 一些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犯罪增多趋势。2011年全国森林公安局长座谈会上指出, 2011年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办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刑事、行政案件23.12万起, 比2010年上升了16.5%, 创造历史新高。全年森林公安机关共打击处理涉林违法犯罪人员34.49万人次, 收缴木材50.19万立方米, 野生动物89.83万头 (只) , 涉案金额40.1亿元。
4. 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 全国禁毒执法部门保持主动进攻和严打高压态势,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整治行动, 全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8.9万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0.1万名, 缴获海洛因5.3吨、鸦片1吨、冰毒9.9吨、氯胺酮4.9吨、大麻3.2吨, 查获易制毒化学品869吨, 整顿、取缔涉毒娱乐场所3800多家, 成功破获一大批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大案, 抓获境内外毒枭和重要毒贩40多名。同时, 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秩序, 加强对网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管理, 打掉网上贩毒团伙46个。可见, 我国禁毒斗争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面临境外毒品渗透加剧、国内制贩毒活动较为活跃、新发现吸毒人数持续增加、非列管化学品流失问题比较突出的挑战和压力, 禁毒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5. 有组织犯罪出现新特点。
体现黑社会性质犯罪上, 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1) 统计, 2010年1—6月, 各级法院新收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同比上升22.94%。其主要呈现“公司化”特点, 即借助于公司的形式与架构, 掩盖非法活动, 以公司的身份从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等非法经营活动, 以获取暴利。
(三) 犯罪手段、方法、形式多样化
1. 利用互联网犯罪。
互联网犯罪类型增多,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钓鱼”诈骗、电信诈骗、股票诈骗、电子币集资诈骗、快速洗钱、网络走私、网络诽谤、组织卖淫、网络色情、网络传销等犯罪案件增多, 其中分红式网络诈骗呈爆发趋势。
2. 犯罪跨区域化性、跨境化。
根据公安部统计, 2011年, 全国非法集资案件共立案1600余起, 涉案金额达200亿元。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连破亿元以上大案。非法集资案件涉及全国29个省区市, 涉及全国超过80%的地市州盟;担保公司、房地产中介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非法集资案件增多。一些民间担保公司出现了“挤兑潮”现象。非法集资类案件, 具有跨省性特点。
而电信诈骗案件往往跨境作案。犯罪分子往往将主机设到国外, 再通过网络VOIP电话从这些地区将诈骗电话打到美国和日本。
拐卖犯罪活动案件、互联网犯罪案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都同样具有跨区域化甚至跨国化特点。
3. 犯罪形式“合法化”, 主要体现在涉黑犯罪。
借助于公司的形式与架构聚敛财富、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活动, 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 即涉黑犯罪继续呈现“公司化”特点。即同时, 根据《中国法治蓝皮书》 (2012) 显示:犯罪组织有松散化趋势, 组织者、领导者“幕后化”、“隐蔽化”, 一般成员“临时化”、“市场化”;使用“软暴力”手段威胁和恐吓被害人趋势明显;腐蚀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从事高利贷、暴力追债、“地下出警”等黑恶势力突出。
二、新犯罪形势下的侦查创新
犯罪趋势的新变化, 是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也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为犯罪分子所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积累, 社会分化, 人民价值观的变化, 利益驱使, 导致大量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智能犯罪居高不下, 并呈现手段、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刑事侦查工作必须进行创新, 才能适用新形势下对于刑侦工作的挑战。
(一) 把握犯罪的总体趋势, 有针对性制定预防、打击犯罪策略, 提升发现和打击犯罪能力
在近几年犯罪总体量上化不大, 总体趋于平缓趋势下, 针对个别高发的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等要加大打击力度, 继续实施已经开展的富有成效的打击活动。特别是针对新的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食品、药品、农资犯罪、自然资源犯罪要联合有关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林业等部门开展专项打击活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 针对呈增加趋势的犯罪, 尤其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特别是犯罪预测工作。要总结在打进犯罪活动中的经验, 继续加强社会管理, 减少犯罪诱因。
(二) 针对犯罪类型多变, 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隐蔽化、区域化、跨境化等特点, 创新不同的刑事侦查模式、方法、手段
注重高新技术应用, 针对利用互联网犯罪, 特别是跨省、跨境作案, 要创新加大揭露犯罪的科技手段的运用, 注重电子证据的发现收集, 创新揭露犯罪的传统方法, 来有效打击网络犯罪, 维持社会秩序, 保障国家安全。对于涉黑案件的一些新的犯罪呈“公司化”发展趋势, 犯罪方式隐蔽化、等特点, 对其侦查取证愈加困难, 要提高多渠道发现犯罪, 要注意发动群众, 发现举报线索能力, 注意创新控制犯罪对策, 以掌握充足证据后一举消灭。对于商业贿赂案件增多趋势, 特别在一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如医药行业存在的一些“潜规则”, 手段比较隐秘, 犯罪手法翻新, 要创新多种侦查方式、方法。
(三) 创新刑事侦查全面预防、协作机制
要系统推进社会面各项防范工作、都要形成案件侦防协作机制。传统的单一型的暴力性犯罪下降, 而新的犯罪多元化, 涉及领域更深更广, 手段愈来愈隐蔽。传统的“拐卖儿童犯罪”犯罪组织职业化、集团化, 犯罪手段暴力化、多样化, 这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综合治理, 无论预防, 还是发现、打击犯罪, 甚至是回归社会等均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 要系统推进社会面各项防范工作。而有些类型的犯罪, 如经济犯罪, 互联网犯罪、国际犯罪, 都要形成案件侦防协作机制。联合多部门, 甚至与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国家警方形成共同打击犯罪的合力。
摘要：公安刑侦部门作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主力军, 为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 公安刑事侦查深化刑侦改革, 刑侦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新形势下, 犯罪形势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公安刑事侦查工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因此, 对于刑侦查工作来讲, 必须继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创新发展, 提升打击犯罪能力、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切实提高社会安全感。
关键词：刑事侦查,创新,犯罪形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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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监督 篇9
一、正确界定羁押含义及延伸
关于羁押含义的界定应当从两个角度予以扩大适用。一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侦查阶段的羁押目的是高强度的控制犯罪嫌疑人活动自由, 密切了解动态, 以便于更加从容, 便宜的完成调查取证整个过程, 最终实现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终极目标。二是从羁押对象的群体性和自然属性方面考虑:自然人处于群体性的社会之中, 割裂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 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消失殆尽。尤其是中国转型阶段正处于“熟人型社会”, 高速化和快节奏为标志的社会人群关系网络的建构使得最朴质的“人与群体”的情感联系相关的价值理念在新的时代上升到价值追求目标体系的较高阶段。拘留和逮捕将很难再成为“羁押”涵盖及适用范围的唯一来源, 羁押的内在诱因应当向前扩展到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等阶段, 并将后者此种软性的强制性控制人身措施也定性为“羁押”的应有之义。
羁押的本质内涵应当以“人身控制”为出发点, 只要侦查对象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 人身自由即受约束并潜在的已经颗以不合理的负担, 侦查对象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隐性的风险已经存在。相对于侦查对象而言, 即使是接受公安机关的拘传—最轻微层次的约束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其暂时的在较短时间内与紧密熟识的社会联系的中断, 已在其内心形成恐慌亦或者不舒适的境况。) 更不提侦查对象所处的讯问环境氛围和贴上标签的“有罪推定”不公正的对待。羁押所造成的心理强制已现实存在, 人身自由受束缚的客观事实也是不容否认, 对羁押定性应当适当的予以延展才能更好地基于法理的层面给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保护予以重视并强化对侦查前期刑事强制措施下“羁押”的监督制约。
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人权保障不利之现状—侦查阶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 尤其是增强庭审的对抗性, 强化律师介入职能, 检察机关派员参与庭审等一系列举措, 致使在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得到极大的改善。另一方面,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 完善司法体制, 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试点,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提出, 尤其是在执行阶段, 执行机关的确定性和运作程序的规范性得以树立, 使得被告人在羁押执行方面的监督力度加强同时也间接使得被告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得到保障。然而在侦查阶段, 公检机关的搜查取证却屡屡彰显事端, 近几年来平反的冤假错案从侧面印证侦查阶段 (尤其是刑讯逼供的高度盖然性)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收侵犯的肆意度更为浓烈。
就国内学者对相关侦查期间刑事强制措施及犯罪嫌疑人问题研究的研究综述分析, 鲜有学者从侦查期限的整体设定以及着重对侦查前期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笔者从合理侦查期限设定和前期保护为出发点, 进行整体性阶段的分析各个阶段设定之合理性中蕴含的人权保障精神, 并进一步完善侦查阶段的制度规范来激励侦查行为的迅捷合法合理, 另一方面也使得善良公民处于不当追诉状态和人身财产受拘束的境况得以缓解。同时另一方面也体现对办案人员的自我保护机能。从法律规范及制度涉及层面—设定合理的刑事侦查期间, 以此突出制度层面的规范合理性对社会行为人活动的制约和监督, 来彰显其基础和根本性的功能效用的发挥。
三、刑事侦查期限之立法规范瑕疵和司法实践的困局
立法层次的缺陷:
(一) 在侦查期限内立法上未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性权利与人身性权利保护给予同等的重视。新刑事诉法在侦查期间的强制措施主要为2个方面。一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规定的查封, 扣押和冻结等强制措施;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规定的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刑诉法对约束人身自由的压迫性措施作了相对完善法律规定:各个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规定了法定期限及适用条件。却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刑诉法未对财产的查封, 扣押做出相对明确的侦查期限, 其往往与案件的实际侦查期间重合。待刑事案件侦查终结, 被采取查封, 冻结和扣押等强制措施的财产才具有从国家公权力机关控制下得以释放的可能性。侦查过程就是证据搜集过程, 其最终刑事进程结果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或撤销案件, 那么对财产采取的“掠夺性”强制措施就可能造成经济成本上的损耗以及对财产所有人带来不可回转的经济损失。
(二) 其次对人身性质控制的强制措施, 针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和自侦案件设定不同的标准。新刑诉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侦查期限;却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规定相对确定的侦查期限:1.对未采取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拘留, 逮捕等强制措施, 侦查部门应当立案之后两年内侦查完毕。2.对已经采取上述强制措施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之日起一年内侦查完结。更为重要的是, 相对于在侦查阶段有一定期限限制的检自侦案件在其确定性的标准上也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其侦查期限的起算点并非完全从立案之日起开启, 对于采取强制措施解除后一年内侦查终结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仍留下较大间隙。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种类, 持续性, 以及解除该措施之前经历何种不公正的待遇都是模糊性的, 也并未配置相关的侦查期限启动程序的事前调查机制。
司法实践的困顿局面:大量存在公安机关“侦”而不结, 托案, 挂案等不应存在的棘手问题, 导致刑事侦查机关往往借侦查为名行非法权利之实, 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及民主权利。刑事侦查期限遥遥无期, 被一直的拖延下去有违刑事诉讼效率原则, 同时只约束限定犯罪嫌疑人而无追责涉嫌滥用侦查权利的责任人,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最终刑事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将激起犯罪嫌疑人的强烈对抗以及民众对由此超期侦查所得之完美“证据链条”之怀疑。由此激起一系列不良社会效应:司法机关采纳侦查机关提供的超期证据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正是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对社会涉及面最为宽泛, 更应当建构起更为严格的细化标准。不否认无期限的侦查期限设立对追诉犯罪嫌疑人和打击犯罪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但是此种不加以节制的滥用侦查权的行政行为使得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精神被破坏殆尽。基于公安机关作为强大地行政机关调查取证能力更强, 积累的调查经验和社会脉络关系更为丰富, 以及案件性质 (其解决更为迫切, 多集中于危害人身财产及社会秩序等方面犯罪) , 应当对其设定较检自侦案件更为短暂的侦查期限。即使重大复杂案件, 证据搜集随不完全但疑点很重等案件也应当严格适用侦查期限, 不得肆意报批延长。最后, 对侦查期限不同阶段做出期限明晰程度不同。侦查中后期对其适用期限做了明晰化规定;对侦查前期的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规定的往往细化情形几乎为空白, 仅仅规定其强制措施期限而未界定具体适用情形的明晰化期限。其以模糊化的期限标准在立法上呈现出来, 往往给予司法的适用者滥用侦查取证期限留以余地, 使得此种人身束缚性相对宽松的强制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使得处于侦查前期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置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四、侦查期间羁押期限变更问题
(一) 管辖权与羁押期限
在管辖权变更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持续的仍旧受到拘禁性质的束缚压迫, 其羁押期限是否中断累计计算抑或重新计算问题的研究依然成为热点。如移送管辖:以级别管辖为例, 上级法院可以审理下级法院的案件, 下级法院也可以请求审理下级法院。高法解释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无期徒刑, 死刑案件应当移送, 对于重大复杂, 新类型, 法律适用可指导案件可以移送。如在侦查期间, 甲县公安机关发现所立之案应当由丙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此时犯罪嫌疑人拘禁于甲县, 案件移送丙市后甲县公安机关侦查搜集证据耗费之侦查期限应当视为丙市公安机关侦查期间之进程经过。犯罪嫌疑人在移送前后均置身于公安机关控制之下的不自由状态,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丙市公安机关可在直接采纳甲县侦查机关搜集之材料, 节约了司法损耗时间。累计计算羁押期限这一点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方面得到终局性等得体现。由此可见研究管辖权问题最本质的目的是防止各级机关推脱管辖权争议无限制的造成侦查期间貌似合理的变相延长。
(二) 补充侦查与羁押期限
此处探讨的侦查阶段补充侦查应当指包含两种:一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 二是审查批捕时的补充侦查。前者以高检规则为依据, 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具有《高检规则》143和144条规定情形的, 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应当说明理由, 连同案件材料送达公安机关执行。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应当那个通知公安机关。由此规定浅而易见得出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应当累计计算, 并且对此补充侦查期限应当计算到整个侦查期限总和之内, 否则则有超期羁押之嫌。再保障人权角度分析也是合理的, 在申请批准逮捕时, 犯罪嫌疑人多受制于拘留强制措施境地。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司法实践中仍然处于被羁押控制的状态 (人身自由处于禁锢且公安机关偏爱于此种“悬挂”状态) , 其实质上被羁押控制的境地人权更容易受到侵犯。后者以刑事诉讼法条为依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时, 对需要补充侦查的,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也可以自行侦查, 必要时可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对于审查阶段的补充侦查外观为审查起诉阶段实则仍属侦查阶段。对此要明析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其实质上为公安机关尚未侦查终结, 当然应当涵盖并受整个侦查期限限制。二是针对审查起诉后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 其实质仍然是侦查阶段中侦查行为之延续。虽然貌似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 犯罪嫌疑人此时受拘禁状态已然从公安机关转移到检察机关控制下 (此时羁押即使超期也因分数两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得以化解) , 在笔者看来其侦查羁押不过是变相的加长超期, 使其徒有形式上的合法外观实质上缩短侦查阶段羁押时间相对的却延长了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
(三) 强制措施的变更与羁押期限
司法实践的当中, 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长遭受阻力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能使其归责与其行为成比例相适应。亦或者侦查机关为变相延长侦查办案期限更为充分搜集证据, 无节制无条件适用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长期将犯罪嫌疑人处于其控制之下。笔者归纳为三类情形。一是变更强制措施有严厉到宽缓:例高法解释133条从逮捕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或其它措施。二是变更强制措施由宽缓转化为严厉:例高法解释129条变取保候审为逮捕和高法解释130条变监视居住为逮捕。三是程度相当强制措施之间相互转化: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因需继续查证) 之间相互转化。对此要坚定三个原则:第一, 一种强制措施期间届满升级或者宽缓为其它强制措施后, 不得再回转为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或经检察机关批准变更强制措施不得肆意, 要维持国家机关权威性和严肃性, 同时分类的强制措施期间届满即意味着该种强制措施适用之终结。第二, 无论经过何种强制措施的变迁, 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所作的整段总期限不能超越, 以此防止侦查机关以出现变更强制措施的新情况新理由出现变更措施, 使得每次采取的强制措施期限均控制在法定期限之内, 实为变相超期侦查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认识到强制措施之本质意义所在, 其不是惩罚措施而是以保障措施为目的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三是, 虽每种强制措施的适用设有相对严格的适用条件, 但立法却为其留下口子, 适用条件存在兜底条款此钟非穷尽式列举:如依法应当存在变更的其他情形。即使是性质上相差不大的强制措施其适用条件也有细微的差别, 故法定机关在申请批准并适用不同强制措施时, 应当慎重且适当选取, 防止其任意的滥用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侦查期间穷尽变更强制措施后仍为在规定期间内未能办结之案件, 应当终止办理并准入下一刑事诉讼阶段。若不设定公安机关侦查的侦查期限, 那么侦查机关肆意的反复变更强制措施就意味着刑诉法规定的分类强制措施的法定期限形同虚设。强制措施变更中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最易受到侵犯之处, 因此应当且紧迫需要设定整个阶段侦查期限, 来限制肆意之变更以达到制约监督的目的。
五、小结
从查明案件事实, 追诉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 对未决羁押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然实践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易受侵犯的, 尤其是在侦查前期阶段。由此下一步改革的趋势便是降低羁押率并配置更为严格的适用规范, 针对学者提出扩大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使用比例, 学生是不支持的, 针对羁押内涵迁延和公民对人权意识理解的多元化, 即使在侦查前期的强制措施也要慎用或者或更要慎用。提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是必要的, 如替代性羁押措施 (用经济惩罚来取代人身禁锢而不能一味减轻人身拘押的程度) , 同时也要强化对强制措施适用的功能限制, 并从根本上提高公检机关的取证调查能力, 以便在“两者”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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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研究 篇10
一、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衔接的重要意义
当前, 团队合作与集体观念在刑侦部门应得到充分的体现, 对于打击犯罪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构成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要素, 但是其工作都是为了侦破案件,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实现这一目标, 应加强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的结合, 两个部门共同工作, 如果各自为战, 将使案件侦破的能力受到影响[2]。
案件侦破中, 刑事技术人员一般只是关注技术性的工作, 案件现场的关注并不到位, 破案的意识并不强, 只是将案件现场的痕迹以及物证等进行提取。而且这些技术人员缺乏明确的工作目的, 敷衍了事的现象比较严重, 不利于案件侦破的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刑事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目标, 具有较强的案件侦破意识, 能够在工作中抱有极大的热情, 细致严谨的对现场进行勘查, 对这种可能的信息进行收集, 对犯罪心理痕迹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3], 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 有助于促进案件的顺利告破。侦查人员一般是对案件进行调查摸底, 根据特情破案, 对现场的勘查分析以及技术应用不够重视, 破案的科学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犯罪信息大量的存在与犯罪现场中, 对现场勘查时, 勘查人员能够对现场的各个部位以及角度进行勘查, 全面性比较好。犯罪现场设涉及到犯罪的预备、发生以及结束全过程, 需要勘查人员具有较强的连贯性、整体性的认识, 并能够对现场的物证以及痕迹等恢复原状[4]。
在实际的案件侦破中, 刑事技术与侦查人员脱节现象比较严重, 现场勘查中侦查人员不参与, 侦查人员只是单纯的勘查人员进行各种现象的介绍, 或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进行分析, 这种情况下破案的几率并不大, 甚至使案件的侦破进入死胡同。要侦破案件就必须要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使案件能够顺利侦破。
二、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分离的情况
(一) 侦查环节衔接不够
在实际案件侦查中, 刑事技术人员只是对现犯罪现场进行勘查, 侦查人员就只负责调查,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够, 技术人员只是将勘查情况简单的向侦查人员介绍, 并不关注接下来的侦查工作。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一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 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 导致案件侦破的方式单一性严重, 创造性不足, 由于不重视技术工作, 使得技术人员不能对技术问题进行再次的分析和研究。
(二) 人员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上, 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只懂自己专业和工作的知识, 侦查人员的刑事技术知识不足, 不能对犯罪现场进行科学的保护, 痕迹以及物证的提取方式不正确, 但是案件的物证等被破坏, 失去价值[5]。而技术人员勘查时由于侦查经验不足, 单纯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进行现场情况的记录, 不能为侦查人员提供所需的信息。此外, 技术人员更多的是分析侦查现场某一具体事物的结果, 对于侦查工作的开展能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却无法与侦查工作过程相结合,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效率。
(三) 二者在犯罪现场认识存在偏差
工作中, 一些侦查人员觉得犯罪现场是技术人员进行勘查的, 侦查人员只是低当事人等进行笔录, 导致犯罪现场只有刑事技术人员, 而侦查人员只是单纯的听取当事人的话, 可能会出现勘查的情况与访问调查的情况存在偏差, 侦查人员由于没有去过现场就不能与技术人员进行有效地沟通, 长此以往, 技术人员也不会对犯罪现场进行深入的研究, 使案件的侦破水平受到影响。
(四) 管理及奖惩衔接不够
在对侦查工作的考核中, 很少对刑事技术提出要求, 刑事技术以及侦查工作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 导致侦查人员不够重视刑事技术工作, 技术人员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工作的突破。此外, 在案件侦破后, 存在着重视侦查而忽视刑事技术的现象, 刑事技术人员在案件的侦破中做了很多工作, 有些案件是依据痕迹物证等进行破案, 然而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和认同, 导致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受到严重的制约。
三、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
在实际的工作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以及侦查的有效衔接, 在现场的勘察、审讯、发现认定嫌疑人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衔接, 强化案件的侦破能力。
(一) 在现场勘查方面的衔接
在犯罪案件中, 对现场的勘查是破案的第一步, 这也是刑事诉讼工作的关键性环节。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场地, 存在着大量的犯罪证据以及信息, 因此案件现场是十分重要的。
犯罪现场勘查时, 需要侦查人员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到犯罪现场进行证据的收集, 并对犯罪信息进行研究, 进行犯罪现场的访问、勘查等、现场的勘查主要是现场访问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案件的侦破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在案件侦破中的应用, 使刑事技术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 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做好犯罪现场的侦查工作[6]。实际的工作中, 勘查与侦查严重脱节, 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认为对方的工作与自己无关, 导致案件的分析和侦破不能一针见血, 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且一些技术和侦查人员认为现场勘查只是例行公事, 这种观念下, 现场勘查工作的效果受到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如果技术以及侦查人员能够有效配合, 必然会使侦查效果更好, 使案件顺利的告破。
要积极转变刑事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的观念, 使刑事技术人员不再只是勘查现场, 侦查人员也不只是进行调查访问, 加强二者的联系, 侦查人员应有技术意识, 技术人员也应加强侦查工作的认识, 能够共同配合做好犯罪现场的勘查和调查工作, 使侦查人员能够对犯罪现场有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 能够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避免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胡思乱想, 影响破案的时间和效率。刑事技术与侦查人员应一同前往犯罪现场, 技术人员能够对现场进行保护, 对现场的痕迹以及物证进行提取, 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 将第一手信息资料交给侦查人员。而侦查人员能够快速的拿到技术资料, 根据科学技术手段, 全面了解案件的发生以及痕迹物证等, 将现场的信息转变为灵活地侦查资源, 促进案件能够顺利侦破。
(二) 审查询问方面的衔接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 就是为了明确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作案的动机, 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情节的轻重等, 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审查询问是对已经到案的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 这是侦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的审查询问工作中, 技术人员并不参与, 没有足够的、过硬的证据会使得审讯工作陷入僵局, 影响审讯的效果。因此在最初的审查询问工作中, 应有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一起进行, 明确审讯的计划, 审问前, 侦查人员需要掌握过多的现场资料, 了解技术人员的检验结果, 并明确检验结果的具体情况, 如现场痕迹形成的原因、受害人是怎样受伤, 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等[7]。充分注重分析和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 作案的细节以及比较反常的行为, 能够最大限度的对犯罪行为进行挖掘。技术人员参与到审讯中, 能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行技术性的分析, 认识到现场勘查中的不足, 进一步串并案件。
(三) 发现认定嫌疑人的衔接
在刑事案件中,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最主要的目的, 在以往的侦查中, 一般是依靠调查摸底, 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刑事案件等实际特点, 而且受到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外来流窜作案的现象比较多, 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都不是本地人, 而且犯罪人员作案的手段比较多样, 存在着交叉结伙、异地销赃等现象[8],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侦查部门要有效地阻止这种犯罪现象, 应积极转变观念, 加强对刑事技术手段的依靠。
技术人员将现场物证资料、相关信息等串并起来交给侦查部门, 使侦查人员能够更加针对的发现犯罪嫌疑人, 侦查人员能够将相关的信息进行消化, 并将信息传给特情部门, 对相关地点进行严格的开控制, 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 及时将相关资料交由技术部门进行核实, 以便快速认定嫌疑人。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的发展, 犯罪人员往往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犯罪, 这也是当前刑事侦查破案的重要发展方向, 能够在短时间内破案。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指纹识别系统, 并已经在侦破案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DNA检测、声纹鉴定等技术的全面广泛应用, 也使案件的告破更加便利快速。
四、结语
在案件的侦破工作中, 应加强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 二者全力配合, 使刑侦工作能够全面顺利的进行, 使案件的告破更加顺利, 使办案的效率得以提高, 能够使犯罪行为得到严厉的打击,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此外,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应当充分认识到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结合的重要性, 并积极将刑事技术应用到侦查工作过程中, 以提升侦查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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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J].大众商务, 2009, 10:227+229.
刑事诉讼中侦查取证问题的研究 篇11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调查研究；证据
侦查取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新法的修改制定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为维护人权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侦查取证的规范化。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侦查人员的自我检查与提升的情况下，侦查取证将更需注意，既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不侵犯人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秉公办理实事求是。
1.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章对于证据的相关问题制定了比较健全和细致的法律法规。新法的修改制定进一步完善了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法规。新刑事诉讼法地三十四条规定严禁使用刑讯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同时不得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规定表明，采用非法手段和暴力行为收集的各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都予以排除，不得使用。
证据制度的更新与完善对案件的侦查取证质量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新法中强调非法证据的排除和获取证据的规范化，都有效地抑制了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了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同时维护了司法的公正。
2.侦查取证
2.1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问题
2.1.1为了破案而破案的思想
侦查人员应该明确立法宗旨和原意，不能为了破案而破案。侦查人员的任务是为了惩戒罪犯收集证据，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也要小心谨慎，避免冤假错案。但是在侦查过程有写侦查人员过于急躁，思想认识不够，出现了非法取证的现象。看上去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实际上却侵犯了个人权益。在取证侦查的过程中主观臆断，根据自己的猜想去搜集证据。这种以破案为目的侦查取证是侦查人员经常出现的问题。
2.1.2实际侦查取证中过分依赖口供
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中往往抓着犯罪嫌疑人不放，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办案的突破口和最终的主要证据。却很少从案件的其他角度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寻找更加具体和可靠的证据。这样单一而集中的侦查取证方式有很大局限性。
2.2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对侦查取证的影响
2.2.1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
比起原来的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新刑事诉讼还扩大了犯罪嫌疑人律师的权利，将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提前到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人员进行侦查取证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有权利与犯罪前一任见面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样一来侦查人员很难以口供最为办案的突破口。因为律师的介入，犯罪嫌疑人也能准确知道侦查人员的办案进步并出现反复翻供的问题。律师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为了利益，想方设法地帮当事人掩盖事实真相。这些都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对侦查人员来说是新的挑战。
2.2.2规范了侦查取证的过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但是更深入地看，新法的增加是为了完善司法的公正，减少冤案的发生。并且非常有效地规范了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中的各种行为。侦查不再为了着急破案而盲目取证和非法取证。由此看来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在维护当事人个人权利的同时，更好地确保了侦查队伍的行为规范，维护了司法的尊严和公正。
3.完善侦查取证的相关建议
3.1提高侦查取证能力
口供和非法取证的路径走不通，这样一来侦查人员的目标性就更加明确，那就是扎扎实实提高自己的侦查取证能力。不断提高个人的现场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关联性思维，充分利用高科技侦查工具等。力求从实际犯罪线索和预留痕迹中寻找突破口，根据实际的证据，不断深入分析和研究。拥有高水平的侦查取证能力才是办公过程中最可靠的保障。
3.2尊重人权重视事实
在偵查取证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不能有功法大于私法的优越感。侦查人员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公正，应该明确法律没有大小尊卑。法律只讲究事实和公平。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要尊重人权，重视事实。这样才不会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因为一时的思想偏差，和驾驭破案的焦急心理，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3.3强化监督体制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该互相配合；法制部门应加强对侦查部门的监督；侦查部门的领导应加强对下级侦查取证的监督。侦查取证本身是通过法律来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其本身更应做好依法执行的表率。强化监督体制，使得侦查取证在较为透明的法律环境中开展是非常必要的。
4.总结
综上所述，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有了大概的了解。本文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研究了刑事诉讼中侦查取证的问题。指出了实际侦查取证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新法中相关规定进一步强调了侦查取证中应该注意的点。最后跟对侦查取证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完善侦查取证的过程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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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监督 篇12
关键词：刑事侦查,警务硕士,培养模式
新时期, 为适应我国公安工作对警务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 完善警务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警务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警务人才培养质量, 2010年1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警务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 特设置警务硕士专业学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作为首批获得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一直在不断研究、完善和创新警务硕士培养模式。本文具体对刑事侦查方向警务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探讨, 其作为专业型学位, 其在招生对象、学习年限等方面区别于学术性学位, 因此其在培养方式上也应区别于普通诉讼法学专业侦查学方向研究生。
1 培养目标
公安高等院校开展警务硕士培养, 首先是确立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然后是在此基础上确定培养方案。其中, 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是明确人才的根本特征、培养方向、规格及业务培养要求, 是培养模式中的决定性因素。培养方案是培养目标的实体内容, 一般由课程的设置、学时学分结构和教学过程的组织这三部分组成。
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忠诚可靠、业务扎实、敢于创新、精于实战, 具有综合运用法律、公安基础理论、经济、科技、外语等知识, 独立从事各项公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获得专业学位者, 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 而是从事有着明显的某种特定职业背景的工作, 因此,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属性。借鉴2001年世界合作教育协会在泰国举办的合作教育培训与咨询项目 (Training&Consulting Program) , 勾画了合作教育的基本结构框架, 那就是学校、学生和用人单位三方合作 (如图1) 。
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刑侦人才的刑侦方向警务硕士, 其培养目标同样应受到社会对人才类型、规格的需求与学生的基础条件及全面发展要求的共同制约。因此, 在确立刑事侦查方向警务硕士培养目标时, 我们一方面要从学员的年龄结构、本科专业、工作经历、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以确定学员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把握刑侦实战部门对刑侦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需求, 以及社会治安形势、地域警务差异等因素, 以确定外在需要。通过建立健全需求评估机制, 真正明确学员的内在需求和外在需要, 并使之相互协调, 才能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 组织专家、学者、业务部门的领导以及学员共同确定培训课程的内容, 确保课程设置合理、科学、权威。总之, 刑事侦查方向警务硕士培养目标必须是在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构建真实、具体的高层次、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 既体现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性要求, 又体现警察职业教育强调公安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要求。
2 课程设置
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为例, 其为刑事侦查方向警务硕士共开设了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必修环节四大类课程, 实行学分制, 总学分不少于40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6学分) 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警务英语、法律基础课;专业必修课 (14学分) 设有公安学基础理论、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信息化建设、犯罪现场勘查、侦查措施、刑事案件侦查、侦查讯问研究;专业选修课 (12学分) 设有刑事技术前沿、信息化侦查、侦查心理学、侦查程序、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毒品案件侦查、国内安全保卫案件侦查、外国犯罪侦查研究、精品案例点评、证据学、犯罪学、刑事影像、刑事特情、技术侦察概论;实践必修环节 (8学分) 包括警务训练和警务实践。
其课程是本着加强基础、突出实践、注重应用的原则来设置, 突出了专业学位特色, 突出了公安职业特色。但在针对在校学员的调查问卷中, 我们发现仍然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 课程多, 课下时间少。由于警务硕士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 其中还包含至少半年的警务实践, 因此警务理论的学习时间最多一年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40学分, 让一些学员感觉上课时间多, 自习、思考和消化时间少, 一些讲座与上课在时间上发生冲突。同时,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有64%的学员认为公共课较多, 有88%的学员认为专业必修课合理, 有46%的学员认为专业选修课较少。因此, 建议优化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之间的课时比例, 在不降低学分的基础上降低警务英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时数, 采取自学与教师课外指导相结合等方式, 鼓励学员积极参与课外讨论小组活动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增加专业选修课, 以提高课时机动性, 有能力的学员可以多选课。另一方面,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64%现有学员本科专业为公安类, 其中60%更是毕业于侦查专业;57%的学员有过侦查经验, 因此, 对于专业课的设置可弱化基础, 研究点应少而精, 侦查基础薄弱的学员可通过自学进行弥补, 这样既控制课时又保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 专业课设置中预防少, 打击多。刑事侦查工作是以刑事犯罪为工作对象, 以预防、控制、打击刑事犯罪为工作任务, 因此, 刑事侦查学科应强调预防、控制、打击三方面并举, 侦查主体和侦查客体并重的教学指导思想, 而不是只注重打击 (侦查破案) 一个方面。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 刑事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该在预防控制刑事犯罪领域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 加强预防控制犯罪领域方面的专业知识研究。同时, 刑事侦查学学科中侦查客体 (也就是刑事犯罪问题) 在学科领域只是泛泛的研究, 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内容, 使得刑事侦查工作只强调了侦查一方, 而忽略了被侦查的一方。因此, 建议实行“预防犯罪”和“侦查破案”并举的学科指导思想, 建立相应的刑事侦查学的学科课程。
警务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可以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重点, 以精品课程建设带动课程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以选修课程的设置为特色, 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需求, 最终形成一整套不同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独有的课程体系。
3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针对警务硕士专业学员都来自公安部门, 使用的教材应该有针对性。学员们对公安工作的基础性问题一般都有所掌握, 再加上在校学习时间短, 所以学习的重点应该是对一些疑难问题的学习研究, 诉讼法学下的侦查学方向教材并不完全适用他们。前期教师们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编写讲义, 到一定程度组织任课老师集体编写警务硕士专业专用教材, 经典案例教学参考辅助教材, 以及综合实训教材。
由于我们的警务硕士专业毕业生都会回到公安机关, 所以对他们的教学要充分反映警务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 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由于学员来自各地区实战部门, 对本地的警务实践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掌握不少案例, 所以上课时可多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 多交流。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 有不少学员表示通过同学交流途径学习收获较大。教学方法要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研讨、现场研究、专业实训等方法, 突出警务实战能力的培养与训练。与实战部门的联系对于学员实践能力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警务硕士研究生来自公安机关的特点, 加强这种联系, 如通过第二课堂的开展, 发挥学员自身优势, 加强与生源地平时性的交流;通过合作办学, 加强与实习基地的联系, 充分发挥学校和公安实战部门的各自优势, 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研究生在读期间集中参加的各种规模训练或演习, 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以相应的实践报告形式反映出来, 将这些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 为以后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也是一种学科建设构想。比如建立“教官交流制度”, 聘请实践部门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刑侦专家到学校任教, 采取集中教学和学术讲座等形式进行教学工作, 教学内容和课程、教学形式和手段由被聘教官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成果确立;再比如学校根据刑事侦查工作实际进行命题教学, 选准刑事侦查领域具有发展前途的, 能够很好地指导公安刑事侦查工作的命题, 深入研究, 在此基础上, 形成集中命题式的教学内容, 实行命题式教学。
4 科研能力培养
坚持与公安机关进行横向联合开展课题研究, 并积极吸收研究生参与, 以提高学员深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员提供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机会, 提供与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鼓励学员积极参加学术讲座、学术讨论、警务实践活动等有利于开阔学员学术视野、提高学员能力的活动, 以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盲点, 通过思考、学习、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的技术手解决问题, 切实帮助学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立研究方向及论文的选题。
通过学位论文撰写, 锻炼学员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警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须与警务实践紧密结合, 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公安工作实际, 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 不能是单纯的学术性的论述。拟解决的问题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含金量, 体现学生运用警务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警务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形式则不必拘泥于学术论文, 可以采用专题研究报告、重大案例分析、专项调查或方案设计等形式;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 答辩成员中须有警务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实行双向选择, 发挥导师的科研带动作用。事先向学员公布相关导师的资料, 包括导师的专业、研究方向、研究范围等,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学员对老师的了解, 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导师。由于方向大多是学员感兴的方向, 大大调动了学员的主观能动性。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 也向相关导师介绍学员的情况, 以方便导师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结合科研实际, 设计不同的培养方案。如果最终学员走上的研究方向既符合本人的特点又是其自愿选择的结果, 那么导师对学员创新能力提高引导的佳效就实现了。特别要强调的是, 让学员学会主要凭借自己的能力, 独立发现和选择课题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导师不能越俎代庖、事必躬亲, 可以通过启发和点拨的方式, 尽可能地引导学员提高独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双导师制度建设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水平。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行双导师制, 由公安院校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导师和警务实战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共同指导, 校内导师担负研究生全程培养的指导任务, 实战单位兼职导师主要担负研究生部分课程教学及实践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校内导师除了具有较强理论教育教学水平还须具备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 因此应当继续强化教师参与调研和挂职锻炼等实践活动, 把参与实践活动作为职称评审、晋衔晋职的硬性指标之一, 而院校的任务重在做好教师参与实践活动的前期沟通工作和后期保障工作, 真正解决教师参与实践活动的各种后顾之忧。兼职导师则将实战案例、实战经验、重要的信息内容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 以有效弥补公安院校教学实践性不强的短板。同时, 兼职导师可以密切公安院校与警务实战单位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并及时反馈毕业学员的发展动态和用人单位的评价情况, 具有桥梁作用。选聘之初就要明确兼职导师的职责和不同培养环节的指导任务, 包括参与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承担部分专业课程的讲授, 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和答辩, 并积极为研究生的实习、调研等实践活动提供方便条件和指导。
6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警务硕士作为专业学位, 主要面向公安实战部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应用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要有实践能力、要符合社会的需求, 因此在对刑侦方向警务硕士教学质量进行衡量和评价的时候, 不能单从某一个方面或是某一个环节简单地下结论, 不能长期采用一套评价指标, 囿于某一环节的评价, 应构建一套全过程的动态的评价指标体系。教学质量评价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的环节, 而且要向前和向后扩大外延, 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科学的结论。如图2所示的动态循环图, 具体如下:
计划 (P) :结合警务硕士的定位、社会对刑侦人才的需求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教学环节教学质量目标、教学质量标准、各类教学评估指标、教学基本文件和制度等。实施 (D) :学校及教师根据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相关教学规章制度、教学文件、综合评估和专项评估方案, 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控。检查 (C) :收集的各类教学信息及社会对刑侦人才需求特征的信息, 进行统计、分析、比较, 及时做出统计, 形成分析报告, 将宏观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上报作为调整计划 (P) 的依据, 将微观信息直接反馈到各个教师进行改进和提升。总结 (A) :根据检查 (C) 环节情况明确教学过程偏离目标和标准的各种因素, 并进行调节和控制, 及时反馈, 使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成为一个闭环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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