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共8篇）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篇1

XX年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检察院XX年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今年，在上级检察机关和本院党组的领导下，我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优化工作模式，着力加强侦查监督自身建设，大力履行检察职能，努力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现将XX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年，我科共受理各类提请批捕案件XX件XX人，经审查批准逮捕XX件XX人，件数比去年同期上升XX%。其中，涉毒案件XX件XX人。编写调研X篇，信息简报X篇。

二、工作特点

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

我科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工作主题，结合开展的“三大主题”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对办案程序进行规范，注重整改、注重实效，积极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做到快捕快诉，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办案时限，批捕、不捕准确率均达 百分之百，办理的案件无一超时限，无一出差错，确保了我县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依法正确行使审查逮捕权。

我科把办案质量作为审查逮捕工作的生命线，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正确理解和全面执行刑事政策，始终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增强证据意识、人权意识和程序意识，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认真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对轻微犯罪人员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对符合逮捕条件的，坚决予以批捕；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和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分子，以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逮捕必要的或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依法作出不捕决定，要求每个案件承办人不管办案任务多么繁重，必须坚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注意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既规范了办案流程，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依法掌握批捕条件，不盲从，不迁就，把住事实关和证据关，所批捕和不批捕的案件准确率均达到了XX%。

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执法活动

我科积极探索引导侦查取证的内容、方式、方法和途径，与公安机关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就适时介入、呈捕时限、延押期限、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等相关机制进行沟通和通报，就个别案件进行会诊，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提高取证和固定证 据的能力。进一步完善“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制度。加强了对侦查活动中严重违反程序、侵犯人权问题的监督，在配合侦查部门共同打击犯罪的同时，发现违法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加强信息采集和报备工作

统一认识，迅速行动，完善和巩固信息网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及时、客观、准确地了解社会治安总体情况和犯罪规律、特点，为领导决策服务，切实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

三、下步工作打算

1、依法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继续重点打击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犯罪。一方面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加快办案进度，加大打击力度。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工作。

2、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

一是按照上级院的工作要求，及时做好捕后不起诉、撤销案件、法院判无罪以及不捕案件的自查及复查工作，一旦发现有捕后撤案、不起诉、判无罪的案件在十天内将案件材料报上级院接受审查。

二是坚持对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报上级院 备案审查制度，对职务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认真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使批捕案件的审查工作趋于规范化，确保案件质量和及时打击犯罪。

3、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在案件类型和质量上取得实效。对所办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达到捕、诉、判的程度，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监督，做到适用法律准确，经得起考验。加大对经济领域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不依法立案的案件的监督，进一步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完善。

4、加强调研，提高侦查监督干警钻研业务的能力。

一是要继续深入教育干警珍惜时间，把握机遇，努力学习的学习观念，靠每名同志自身素质提高促进侦查监督部门整体工作上水平，进一步形成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大胆开拓，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二是要加强调研的力度，通过调研，大力探索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对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上报。

总之我科全体干警仍将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一如继往的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把明年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本院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XX人民检察院侦监科

二0一一年XX月XX日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篇2

3项重点工作与检察工作密不可分。3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根本。检察机关无论是履行批捕起诉职能,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还是深入查办职务犯罪,妥善处理涉检信访,都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妥善处理敏感案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刑事犯罪高发,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增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艰巨而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

侦查监督部门具有两方面职能,既要依法打击犯罪,监督纠正违法,又要结合侦查监督职能,做好疏导、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预防犯罪工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2.1 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为重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滋生和诱发犯罪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各种深层次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显现,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围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扰乱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督促有关单位完善治安防控机制。

2.2 以化解社会矛盾、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快速办理轻微型刑事案件的意见,广西宁明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此建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使一大批轻微刑事案件得到及时处理,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侦查监督部门开展不逮捕说理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作了一些有益尝试。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释疑解惑,切实解决涉法涉诉、涉法上访中的问题,达到息诉罢访目的,力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3 以强化立案监督为重点,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进一步加大侦查监督工作力度,将人民群众反映的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执法、司法不公问题作为侦查监督的重点,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不断拓宽立案监督领域,使有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屏障作用。

2.4 以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为重点,切实做到依法文明执法

侦查监督部门要切实、及时地查处侦查机关执法违法的情形,切实纠正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反办案程序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文明,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由此可见,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职能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然而,社会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变化的新形势。

3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探索

3.1 在认识层面,确立科学的现代执法理念,为全面开展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提供理论标准

3.1.1 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观念

转变“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正确认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及其与实体法同等至高无上的权威,严格遵守办案程序,自觉将其职权置于程序的制约和监督下,杜绝办案中的主观随意性,严禁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牺牲、减损程序公正性。必须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以程序公正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的监督、纠正及责任追究力度,防止权力的滥用,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3.1.2 树立保障人权观念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以人权宪政内涵,要求全方位地发挥保障人权功能。在诉讼中,必须尊重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并给予其公正的对待。对侦查司法人员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纠正,情节严重的,还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和被侵犯时的有效救济渠道,增强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

3.2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以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备和机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化解矛盾

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是审查批捕、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侦监部门较少直接面对矛盾,但是其3项职能履行的好坏,影响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矛盾化解工作的效果。具体来说,侦监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逮捕措施的适用上。

3.2.1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亮点

从控申部门移送的立案监督案件,大多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因为矛盾得不到解决或因为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侦查而到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或其他信访单位、部门进行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案件。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矛盾已经处于一定的激化状态,更加需要小心处理。侦监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这类立案监督案件,要与控申部门建立科学、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和线索移送的工作机制。对于已经移送此类案件的线索,要形成专人办理的工作制度,严格依法审查。该立案监督的要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依照法定程序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及时向控告人反馈信息,并且要全程跟踪监督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不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要协同控申部门做好控告人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向控告人说法、明理,使控告人真心接受处理结果,绝不留矛盾隐患。

3.2.2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犯罪都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有很多犯罪是由于邻里纠纷、财产纠纷等导致。比如,因一般债权债务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等过失性犯罪案件等,在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医药费用、财产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不采用逮捕措施可能更有利于缓和、化解矛盾。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分轻重一律适用,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行为人也可能因为交叉感染变成一个与社会对抗的人,有悖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原则。因此,侦监部门要围绕慎用逮捕措施这一目标创新工作机制。一方面要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羁押时间过长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要转变“构罪皆捕”的传统思想,尝试制定“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具体标准,提高承办人对“有逮捕必要”条件正确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以在逮捕措施的适用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3.3 在能力层面,提高侦查监督工作人员素质,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

队伍建设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保证。适应新形势对侦查监督工作的高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塑造高素质、专业化、精英化的侦查监督检察官队伍。通过强化侦查监督,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3.1 提高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一项基础能力。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新领域、新事物不断出现,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法律监督工作者要不断学习,不断扩充自身的知识层面,随着监督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着力打造学习型部门,不仅要加强法律知识学习,还要学习当前与侦查监督工作相关的行政管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此外,要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在业务所涉及的领域进行深入的钻研和探索。

3.3.2 提高推进侦查监督改革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是多种智力因素和能力品质在新的层面上融为一体、相互制约、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它不仅需要知识和才干,而且需要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侦查监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保证侦查监督改革的不断推进。

3.3.3 提高快速处理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应变能力

增强应变能力就是增强检察人员不断应对复杂局面、有效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侦查监督工作处于刑事诉讼的交汇点,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增强应变力,就是要使检察人员在复杂的环境中能沉着应对,驾驭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牢牢掌握局面的控制权,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摘要：化解社会矛盾是我国政法机关当前的3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是社会矛盾化解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检察权的运行原则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篇3

关键词：审查逮捕 羁押必要性 听证 现实困境 制度完善

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听证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实践中探索创新的一项工作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或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就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继续羁押之必要，当面听取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意见后作出决定的一种工作方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审查逮捕阶段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意见或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捕后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这对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听证工作在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下文在探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听证工作的必要性与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实践中存在问题，进而提出相关完善对策。

一、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工作的必要性

（一）国家法律实施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86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08条、第309条之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或讯问犯罪嫌疑人，并细化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情形。同时，《刑事诉讼法》第93条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6条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旨在避免不必要羁押，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辩护律师要求提出意见，二是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设立，实质上是赋予了辩护律师权利，而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举行听证，实际上是为辩护律师实现该权利提供了一种方式，从而更好地实现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价值。

另外，《国家赔偿法》修改后，扩大了刑事赔偿范围，批准逮捕的赔偿风险进一步加大。为了减少国家赔偿，避免责任承担，检察机关在作出审查逮捕决定时将需要更加谨慎。否则不适当的审查逮捕决定，不仅会造成国家赔偿，而且将会引发被害方或犯罪嫌疑人、被告方的上访、申诉。以T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14年度捕后不诉的案件23件24人，国家赔偿案件15件16人，占捕后不诉案件总数的65.2%，上访、申诉案件4件；2015年度捕后不诉的案件18件26人，国家赔偿案件11件19人，占捕后不诉案件总数的61.1%，上访、申诉案件2件。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不适当逮捕决定不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满情绪的产生，影响司法的公正权威。

因此，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开展听证工作，既符合逮捕羁押司法审查的发展方向，又有利于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实现和提高审查批准逮捕案件的质量。

（二）人权保障理念的本质要求

人权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国家应该予以保障。当今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将人权保障写入法律文本。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人权，人权保障的内容是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公民基本权利。在西方国家，使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前必须举行听审，否则司法机关无权作出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裁决。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司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举行听审，在听审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应当被给予作证、提供证人、反询问证人或者以提交文件等方式提供信息的机会。英国的治安法院对在押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保释之申请举行听审，而作为控方的警察和作为辩方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均到法庭中陈述意见并进行辩论，法官由此作出裁决。可见，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在作出决定前举行听证，无疑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有效保障。

（三）检务公开政策的基本要求

检务公开政策是我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要求在司法听证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推进检务公开。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要通过听证等方式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保证其所作出的决定公开公正。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居于中立地位，公开听取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意见，由公安机关提供并当面说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且应当适用逮捕措施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通过当面说明或提供相应证据材料说明犯罪嫌疑人具备取保候审条件证据。在各方的参与下，检察机关综合各方意见从而作出决定，既保障了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又推进了检务公开。

（四）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高了案件批准逮捕的门槛，将逮捕标准细化为三个条件，即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案件中必须同时审查上述三个条件，即注重在案证据审查而非仅在卷证据审查，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能否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审查，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恶劣程度、悔罪态度、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以及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以至于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等因素进行审查。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效果，如刑事和解且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等情形。但是，坚决杜绝检察机关以捕代侦、以捕代罚、以捕代控现象。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仍有“构罪即报捕”错误观念，对一些社会危险性小、证据不足、国家法律发生变化后不构成犯罪等案件仍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导致检察机关呈现高不捕率态势。如T区人民检察院2013至2015年期间，不捕率分别为39.6%、23.8%、37.3%。高不捕率引发了公安机关、社会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误解，认为检察机关过于严格把握逮捕条件，有放纵犯罪之嫌。

检察机关通过听证审查，使审查逮捕工作趋于公开化、透明化，让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直接参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程序。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以及综合考量逮捕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标准上，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决定，使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更好地理解并接受检察机关的决定，消除对检察机关的误解，有效地维护法律监督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群众间的良好关系。

二、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工作的实践价值

（一）全面掌握证据，作出合理决定

在传统书面审查逮捕方式中，检察机关高度依赖公安机关卷宗分析证据、认定事实，虽然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但实际上，多数案件仅是泛泛注明“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确有逮捕必要”等内容，未进行具体说明或运用证据证明。通过开展听证工作，有利于辩方信息进入检察人员视线，全面掌握证据，使得审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面对面”交谈，能够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悔罪表现心态、主观恶性程度、身体健康情况、损害赔偿情况、能否提供保证人、是否得到被害人谅解等信息，从而更准确把握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实现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谦抑性。以T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14年通过了《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案件听证审查工作暂行规定》，截至2015年12月，共听证33件案件，涉及11种罪名，审查逮捕阶段听证案件15件15人，羁押必要性听证案件20件20人。其中在审查逮捕阶段通过听证后，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案件13件13人，占审查逮捕阶段听证案件数量的86.7%；在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通过听证后作出变更强制措施决定的案件8件8人，占羁押必要性听证审查案件总数的40%。通过开展听证的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提请复议复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没有上访、申诉。

（二）缓解不满情绪，实现和谐司法

通过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将参与听取各方相关人员召集到一起，该召集的过程实际上相当于“告权”。即将案件办理当前阶段、各方享有的权利予以告知，并邀请各方前来参加听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所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这也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一方与被害人一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使得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尽可能地得到及时地补偿，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消除被害人一方因不满而产生的报复情绪和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抵触情绪，有效减少当事人涉检上访、控告或申诉。

如，T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的范某交通肇事案中，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未安全驾驶将未满四周岁的刘某当场撞死，且发生事故后变动现场、未标明位置，其对事故后果负全部责任。公安机关在查清案情后，对范某提请逮捕。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发现犯罪嫌疑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且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拟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为查明被害人的谅解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检察机关组织公安机关、被害人家属、犯罪嫌疑人家属及其辩护律师进行审查逮捕听证。在听取被害人家属意见时，其表示虽与犯罪嫌疑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签订谅解书，但其是在犯罪嫌疑人以不签订谅解书便不给付经济赔偿金的威胁下作出的，且未获得全部赔偿金，其内心并不谅解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行为极为不满，希望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决定。听证结束后，检察机关为保障被害人获得赔偿且保证诉讼程序进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家属提出取保候审措施的申请，检察人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再次签订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出具的经济赔偿执行凭证，确保被害人家属能够全部及时获得赔偿。随后，检察机关组织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被害人家属称其能够及时获得赔偿，表示谅解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

（三）拓展侦查监督、立案监督的案件来源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不仅承担审查逮捕职能，而且还承担侦查监督和立案监督等职责，在这个层面上，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被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将更为科学。在侦查监督方面，在听证中听取犯罪嫌疑人辩解，既有利于发现其他犯罪事实并及时追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到案，亦有利于对侦查活动监督，及时纠正公安机关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滥用和随意变更强制措施、以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得证据等问题。在立案监督方面，通过听证审查，拓宽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来源，尤其是监督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违法行为。

如，T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魏某、张某涉嫌盗窃案，公安机关以魏某、张某涉嫌盗窃罪提请逮捕，检察人员在听取魏某意见时，其表示民警在讯问过程中对其刑讯逼供，被打时有叫喊声，且胸部、手腕部有明显的伤痕。随后，检察人员启动调查程序：一是询问案发时执行抓捕的民警，证实案发当日抓捕魏某时因反抗行为而致伤；二是调取公安机关监控录像，但公安机关表示当日派出所院内录像因超过调取期限而无法调取；三是讯问张某，证实当日听到魏某的叫喊声，民警告诉其好好交代，否则跟魏某一样，其称被民警殴打，但伤已恢复；四是调取魏某、张某进入看守所时健康检查表，证实魏某胸部、手腕部以及张某手腕部有伤痕；五是询问同日同监室的其他人员，其中董某证实其在派出所期间听到有人被打的声音，但具体是否被打不清楚。综合全案证据，检察人员认为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魏某、张某案件中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但也无法予以排除。最后，检察机关决定对魏某、张某在公安机关所作出的供述存疑。

（四）推进司法公开透明，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体制改革强调司法活动的程序性、公开化，包括司法程序公开和司法程序参与。司法程序公开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行使司法权力及其相关司法活动要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并由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情形以外，都应当以公开的形式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晓。司法程序参与要求司法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能有充足的机会参与司法程序，并对最终结果的形成有效发挥作用。

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听证工作，将办案的过程展现在听证参与人面前，让听证参与人直接参与到听证审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行使的逮捕权力公开透明。这既是落实检务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要求，又能以公开促公正、公信，消除诉讼参与人对检察机关的误解和猜疑，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五）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

虽然检察机关开展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听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查逮捕环节的工作量，但就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言，通过听证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通过听证审查，检察机关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一方面减少公安机关复议复核案件和当事人因不服不批准逮捕决定而引起的控告申诉案件数量；另一方面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为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提供条件。这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符合在最短的期限内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公平公正的需求以及对刑事诉讼中效率价值的追求。

三、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工作的困境及完善

（一）现实困境：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工作存在的问题

1.听证案件范围窄。以T区人民检察院为例，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仅涉及五类案件：对没有犯罪事实拟作不批准逮捕案件，以无社会危险性拟作不批准逮捕案件，除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的案件，被害人对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案件不服而提出的申诉案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辩护人申请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五类案件没有囊括全部不捕案件，使得符合听证案件的数量很少。

2.听证人员参与度低。一是侦查人员、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配合。一方面因案多人少、担心承担责任、无激励机制等原因，侦查人员缺乏参与听证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因路程遥远、担心检察机关偏袒犯罪嫌疑人等原因，被害人一方不愿意参加。二是专家学者参与机制尚未建立。虽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听证，但是由于缺少具体程序规定，尚无案件由专家学者参与。

3.诉讼化程度弱。因案件保密要求，检察机关作为中立方，仅主持并听取各方参与人意见，而不组织各方进行辩论，失去了听证审查“面对面”对抗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听证工作的实际效果。

（二）制度完善：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工作的改进

1.合理界定听证案件范围，明确听证重点。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收集到位，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公开案情不至于影响侦查，且在是否构成犯罪或具有社会危险性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均可纳入听证范围。同时，明确听证重点，禁止重复性内容。

2.创新听证案件方式，确保案件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采用远程听取方式，检察人员通过网络视频同步传输的方式进行异地听取。远程听取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因路程遥远、听证成本高等原因而无法参加听证的问题，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办案效率。

3.完善听证案件程序，实现审查逮捕诉讼化。细化听证程序中启动方式、听证地点、申请期限、辩论内容等规定。尤其在辩论内容方面，听证人员可以围绕强制措施适用、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进行辩论，发表各自意见。而非一方在发表意见时，其他方仅听取意见而不做辩驳，避免听证程序僵化、形式化。

4.健全听证制度机制，保障听证效果。一是建立激励机制。对于路程遥远、生活困难等听证人员进行适当经济补偿；对于积极参与听证工作的侦查人员，可以建议相关单位予以表彰。二是完善专家学者参与机制。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敏感性案件，有必要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担任听证员，对案件进行指导、点评，利于检察机关作出正确、合理决定。

做好侦查监督工作要把握的 篇4

（堵久虎 俞歌 程颖）

侦查监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法治社会的逐渐完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新刑诉法的颁布和实行，给侦查监督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检察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和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前沿阵地，侦查监督部门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十个关系”，才能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一、把握好幕后和台前的关系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等传播媒介得到普及，群众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显著加强，对检察机关的工作更加关注，对刑事案件的关注点由审判部门、侦查部门扩展到侦查监督部门，更多的人关注侦查监督职能是否正确履行，关注侦监部门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侦查监督的工作透明度和群众知晓度显著增加。如李天一案，自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社会舆论一直关注案件的发展，特别是检察机关是否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引起舆论媒体的广泛猜测，成为该案的聚焦点之一。

这种幕后到台前的变化要求侦查监督工作透明化、公开化，需将案件的舆论效果、社会效果纳入案件质量的考量范围。否则办案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成为舆论评论的焦点，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转变工作思路，适应幕后和台前的角色转换至关重要。

首先，侦监干警应转变执法理念，时刻谨记错捕漏捕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将削弱司法公信力，要审慎对待每一起审查逮捕案件，尤其是重大、敏感类案件，谨慎做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

其次，要提升舆情判断分析和处理能力，做好案件风险评估，对可能产生风险的案件做好预案报备工作，对已经产生风险的案件要及时报告、及时处理，做好总结工作。

第三，要主动适应幕后到台前的变化，迎合时代发展需求。许多检察院、检察处室、检察官个人纷纷开设微博，主动由幕后走到台前，加强与群众的互动和交流，消除检察工作神秘感，提升工作透明度，让群众有更多途径了解检察工作、切身参与到法治建设和法律监督中。侦查监督工作者通过这一渠道也可以主动公开工作情况，使当事人或潜在当事人对侦查监督职责和办案原则有所了解。

二、把握好审查逮捕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的关系

侦查监督工作是“一体两翼”的融合，审查逮捕是“体”，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是“翼”。但是在实践中，侦监部门往往对审查逮捕工作更加重视，未全面深入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因此，加强“两翼”工作的活力和张力，让审查逮捕与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真正融合才能让“侦查监督实至名归”。

一方面，要把握好审查逮捕与立案监督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是，目前立案监督的开展存在案源少、监督难度大、监督效果不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改变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多途径保障线索来源。目前立案监督主要来源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或者群众举报、办案过程中发现等，许多被害人并不知晓公安机关不予不立案的法律救济途径，或者即使到检察院举报，也因为拿不到侦查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侦监部门应当与控告申诉等相关部门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并利用送法下乡、网络媒体等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宣传法律知识，提高群众法律意识。除了审查案卷时要更加细致，也应主动前往侦查机关寻找线索，积极促进行刑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

第二，借专项整治形成长效工作机制。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也有利于侦监部门强化监督意识，提高工作敏感度和敏锐度。要避免专项监督活动“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现象，认真总结在专项立案监督中掌握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使立案监督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

第三，多方位学习，提高立案监督水平。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总结监督经验、完善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工作取得实效。同时，要学习监督卓有成效的单位和部门的宝贵经验，讲究方式方法和工作艺术，切实提高履职能力。

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审查逮捕与侦查监督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检察院”。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的权力，侦查权的有效行使有利于控制犯罪、确保起诉顺利进行。[1]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权力，目的在于规范侦查权的使用，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要做好侦查活动的监督必须要在思想上有监督意识，行动上发觉监督线索，能力上提高监督水平，将侦查活动的监督工作贯彻落实，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违法侦查活动造成冤假错案，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三、把握好依法办案和矛盾化解的关系

总书记在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中强调，“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能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司法保障，是衡量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各类社会矛盾层出，除了有严重的暴力犯罪、涉众经济犯罪、新类型犯罪，也有因小矛盾引发的轻型犯罪。同时，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审查逮捕、立案监督案件时因未达到部分当事人的诉求而造成当事人上访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将预防和化解矛盾贯穿执法办案始终，认真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能作用。

首先，要提高侦监干警对案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察觉能力和释法说理能力，将个案矛盾放入案件总体环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当事人上访案件，防止矛盾的延伸和扩大化。

其次，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两减少、两扩大”原则落到实处，即针对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中一些罪行轻微的人员，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

再次，充分发挥“捕前和解”的作用，针对因家庭邻里纠纷等初级关系群众中发生轻微刑事案件，应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办案思路做当事人和解程序的推动者、监督者，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根源阶段。

四、把握好依法打击犯罪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系

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健全法制、实现法治，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2]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失范、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等问题。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侦查监督部门在履行打击刑事犯罪职能的同时，也是在履行创新社会管理的职责。

一方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做好创新社会管理的主体。第一，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敏锐察觉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增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新议题。对于侦监部门而言，如何适用对流动人口的批捕权，如何降低对流动人口不逮捕措施的风险，如何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等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第二，要加强针对社会问题与侦查监督权适用的调研、学习。通过有针对性的调研和学习，增加对新问题、新现象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使法律实务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如针对未成年人的批捕工作，可引入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丰富办案技巧，提高批捕案件质量，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第三，要创新方法、完善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如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运用微博等新媒体引导舆论等。

另一方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做好创新社会管理的建议者，发挥好检察建议的作用。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在管理与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和疏漏时，为有关单位及时制定或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堵塞漏洞以及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党纪、政纪责任，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的建议或向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裁判所提出的建议。[3]检察机关通过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有利于社会管理制度的完善，同时应当对发出的检察建议做好追踪、反馈、总结工作，防止检察建议流于形式而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五、把握好侦监部门与侦查部门的关系

侦查部门与侦监部门是法律程序中紧密相接的两个环节，侦查部门是侦监部门的前站，侦监部门是侦查部门的后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四侦会”）中着重强调了与公安机关配合的重要性，尤其是“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开展，直接关系的部分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要贯彻落实好“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首先要明确介入侦查的范围。基层检察院提前介入的案件包括：

1、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2、突发性案件；

3、有争议有分歧的案件；

4、新类型案件等。

其次，要准确定位侦监部门在介入侦查中的角色。提前介入是为了把握案件的第一手信息，引导侦查机关合理合法取证。在介入侦查中，要把握好介入的“度”，要有限介入、合理介入，不可反客为主成为侦查活动的指挥者，也不可搞成“联合办案”，丧失侦监工作的独立性。

第三，要通过介入侦查为捕诉做准备。由于侦查、公诉、审判人员在对刑事证据的把握和认识上不尽相同，一些案件由于人为因素造成证据不到位、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充分，从而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或者由于对重大案件嫌疑人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通过介入侦查，侦监部门监督和引导侦查部门的取证工作，及时发现侦查环节的不当和问题，统一执法标准，减少分歧，为诉讼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六、把握好侦监部门与公诉部门的关系

侦监部门与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部门，捕、诉两权之间既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必要环节。侦监部门与公诉部门虽是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但都承担着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职责。[4]捕诉部门能否形成统一认识，是否形成有效的合力，直接影响到执法水平的高低和办案质量的好坏。

因此，要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公诉工作的衔接机制。建立对争议较大案件邀请公诉部门参加讨论机制，对立案监督、追捕、纠正违法、排除非法证据和实行附条件逮捕，捕后要求继续取证等案件向公诉部门通报机制；公诉部门对准备做出不起诉、建议撤案或者改变定性的决定情况应及时告知侦监部门，以便学习讨论、统一认识。[5]侦监部门与公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在案件讨论、业务学习、调研、人员培训上加强合作和联系。

七、把握好严格审查证据和打击犯罪的关系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追诉犯罪需要通过证据分析，查明案件事实实现。[6]审查逮捕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为了运用查证属实的证据，解决强制措施适用问题，最终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结论。为了提高办案质量，需要准确把握审查证据的标准，既不能构罪即捕，扩大打击犯罪的范围，又不可人为拔高批捕条件，否则达不到打击犯罪的目的。

首先，要转变过于依赖口供定案的观念，强化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全面审查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等各种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证据，避免因未准确把握证据而产生的冤假错案或者放纵犯罪的现象。承办人应树立固定和运用刑事证据的意识，严格审查证据三性，即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其次，既要注重实体证据的审查，又要注重程序证据的审查。针对侦查机关法律手续的审查也是审查证据的重要方面，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直接关系到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采性，如办案期限是否合法、是否有超期羁押现象等。

第三，不可纠缠细枝末节，人为拔高逮捕标准，放纵犯罪行为。严格把握证据的同时，又不可将逮捕标准抬得过高，影响对犯罪的查处和打击。侦监部门在审查逮捕阶段注重的是罪与非罪的判断，是对达到起刑点的部分事实与证据的局部审查判断，在这一点上与审查起诉阶段的标准和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为了保证刑事案件后续的顺利进行，侦监部门应把握好审查的“度”，切不可偏离逮捕标准应遵循的轨迹。

八、把握好独立办案和协调案件的关系

我国《宪法》第131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四侦会”对侦监部门独立办案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加强对协调案件的报告，针对有关部门组织协调的案件，要严格按照事实、证据和法律发表意见，重要意见不被采纳的，要及时向上级院侦监部门报告，明知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提出意见或者协调后不及时报告，造成冤假错案的，要承担错案责任。因此在办案过程中，承办人应坚守自己的关口，敢于依法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依法抗命，做到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正权威。

九、把握好打击犯罪和依法行使逮捕权的关系

侦查监督部门通过行使逮捕权达到打击犯罪的目的，一方面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保障；另一方面在行使逮捕权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构罪即捕”、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等现象。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审查逮捕工作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侦监部门更加准确把握法律精神、谨慎履行职责，平衡打击犯罪和依法行使逮捕权的关系。

首先，要转变侦查监督的工作理念，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新刑诉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相比较旧法中的“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规定有了很大的进步。侦监部门承办人应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也要注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将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贯彻刑事诉讼全过程。

其次，要学习和掌握新刑诉法内容，领会法律精神和要义。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更加具体和明确，原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了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逮捕必要性条件，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保留了事实证据条件和刑罚条件，将逮捕必要性条件修改为“社会危险性”条件，并将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情形。承办人应加强新刑诉法内容的学习，更新知识储备，以适应新法对侦监工作的要求。

第三，要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将新逮捕条件运用到实际办案中，规范逮捕权的行使。承办人应根据新逮捕条件严格执行逮捕权，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尤其是社会危险性条件，依法落实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改变构罪即捕、逮捕涉嫌轻罪人员、一押到底的现象，掌握好、运用好逮捕权。

十、把握好刑诉法修改后任务大幅增加和办案人员少的矛盾关系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监督部门更多的权力和任务，如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对制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的监督、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纠正、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等，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更显突出。因此强化基础建设、提高队伍能力素质成为侦监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要提高侦监干警的思想政治觉悟。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四侦会”精神，严格遵守中央改进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高检院实施办法，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工作亲和力和人民满意度，树立正确价值观和检察职业道德观。

其次，要加强侦监干警队伍建设。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提升侦监干警的业务能力、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刑诉法修改后任务量增加的实际情况，科学计算、充分论证，积极向党组反映，充实办案人员，缓解人少案多矛盾。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篇5

一、侦查监督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侦查权的有效行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制约,刑事侦查权是一把双刃剑,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益的同时又极有可能损害到公民的利益。我国侦查权的监督主要来自检察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我国的诉讼监督机关,其监督的范围是所有司法监管的法律实施活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权也成为我国宪法、刑法等国家大法所要保护的根本目标。我国的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搜查权、扣押权、拘留权、执行逮捕权以及其他权利。这些权力的实施必然会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监督,应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进行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能够获得充分的保障。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检察机关应重点监督公安机关有无下列行为:(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2)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和私自涂改证据的;(4)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5)私吞犯罪嫌疑人财物的;(6)超越办案期限的;(7)贪污、挪用、调换赃物赃款及其孳息的;(8)违反形式诉讼法关于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9)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10)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社会舆论都集中在以上各项行为中,这说明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侦查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讯逼供、体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仍然存在刑讯逼供、体罚问题,尽管各级国家权力及司法机关一再三令五申,但到目前为止仍屡禁不止。这是因为它仍然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认罪供述的有效手段。侦查人员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供述可以很快取得其他人证物证,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另外,由于缺乏对讯问的监督,就算存在刑讯逼供、体罚这种行为,现场也没有人证实,时过境迁之后,所遗留伤痕也失去检验价值,侦查人员可以矢口否认。由于刑讯逼供对破案帮助较大,所以侦查人员难免铤而走险采取这种方式。

2.超法定办案期限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巩固现有成果

明确的羁押期限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法律对司法机关办案期限的规定,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项重要措施。任何刑罚,只要是自由刑,都会有一定的期限,不可能无限期地关押,超过一天都构成了对罪犯人权的侵犯。对于未决犯,羁押也应该是有一个期限的,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看守所内无限期地等待侦查的结果。期限一到,就应该改变强制措施,或者予以释放。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保护还做的不够。超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办案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虽然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一直孜孜不倦地对超期羁押工作进行纠正,但超期羁押对人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没有被深入的认识,这样这一问题就不能得到真正永远的解决。

3.存在办案干警侵吞犯罪嫌疑人财务的现象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都要在公安机关接受盘问,场地一般在派出所或刑警队的审讯室,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为留置。由于公安机关留置权的存在,且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在留置阶段的审讯活动没有任何监督制约,导致了犯罪嫌疑人在派出所接受审讯时,其身上的财物被办案的警察侵吞,由于其拿不出有力证据,事后也无法进行追查。这种行为,看起来是违反程序,实际上是贪污。

三、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开展侦查监督的合理性

1.监督工作交由专门的监督部门行使,有利于监督目的的实现

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的目的就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监所检察部门以保护人权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的,这与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的目的是一致的。将侦查监督权力配置给监所检察部门,有利于监所检察部门更加集中全面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侵犯的主要都是在押人的合法权益,而在押人关押的场所属于监所检察部门监督的范围。将侦查监督权赋予监所检察部门行使,也方便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将超法定办案期限和侵吞财物的监督纳入监所检察日常的工作范围,刑讯逼供、体罚问题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也纳入监所检察部门的监督就会大大提高侦查监督的效力。

2.有利于建设一只高素质、专业化的公诉人队伍

随着中国的飞快发展,建设和谐的法治社会的意识增强,当前指控犯罪的难度大大增加,刑事检控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建设一只高素质、专业化的公诉人队伍势在必行。如果让公诉人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再进行侦查监督工作,这样不利于公诉业务的专业化建设,同时也难以发挥公诉人的长处。

3.监所检察部门本身的权利配置方便侦查监督权的行使

监所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内部各种权力比较齐全的部门,拥有侦查权、批捕权、起诉权,并且也配备行使各项权力所必须得人才,这对开展侦查监督工作相当有利。要开展侦查监督,必须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或侦查,并且要有熟悉侦查工作的办案能手,在这一方面,监检部门有着比刑检部门更多的优势。

4.可以减轻刑检部门开展侦查监督的压力

刑检部门担负着侦查监督的工作,这对有大量办案任务的公诉人来说,两头很难兼顾。由于办理案件是件很实在的任务,完不成,就会影响案件质量和工作成绩,而开展侦查监督则没有硬性的任务,对刑检部门的工作业绩没有什么影响。刑检部门负责案件的批捕起诉,公安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双方有密切的工作联系,如果由刑检部门(下转149页)(上接147页)来监督公安机关,工作上不好沟通,出于以上原因,可以看到将侦查监督权从刑检部门剥离开来,由专门的监督部门行使,可以保证办案的质量,也可以使监督职能得到有效的行使。

四、如何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开展侦查监督

1.与看守所及监狱部门互信互监,各负其责,共同做好监所工作

现在各地都在看守所及监狱部门设立了驻所检查室,监所检查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通过驻所检查室对看守所或监狱实行的监督。驻所检察室虽然要行使法律监督的权力,但也不能以监督者自居,对看守所及监狱的工作过多干涉。由于看守所及监狱在隶属上属于公安部门,这就要求驻所检察人员应当与看守所互帮互助,以维护和谐社会,维护在押人合法权益为目标,相信看守所的干警,在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的基础上,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并协助其解决困难。

2.取消公安机关的留置权,使公安的侦查活动能够集中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留置权并非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警察权力。留置的这段时间内,这段时间是不在看守所的,一般都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留置室里面,警察的这一权利很要命,在长达48小时的羁押中犯罪嫌疑人缺乏司法救济,但如果公安机关只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并立即移送看守所执行,所有的讯问活动规定都只能在拘留后进行。这样,检察机关就可以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基本上可以杜绝体罚、刑讯逼供等现象。

3.对刚入所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体检把关

由驻所检察官进行严格把关,对每一个刚进所的犯罪嫌疑人都要检查其有无遭受体罚、刑讯逼供的情形,并进行记录。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上诉情形,在刚进入看守所时,其身上所受的伤不可能完好,只要进行认真检查,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针对查出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有效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刑讯逼供等问题的出现。

4.在犯罪嫌疑人中开展权利义务和诉讼程序告知活动

在犯罪嫌疑人进入看守所后,由监所检察部门对其告知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列举诉讼程序的全过程以及各项羁押期限,内容尽量简明易懂,认真开展法制教育,使大家都懂法、知法。通过这些措施,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诉讼过程非常清楚,有助于其通过司法机关保护自己的权利。

5.开展问卷调查,扩大信息来源

为了促进侦查监督工作的进行,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来扩大信息来源,这是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的有效武器。通过在监管场所内开展多项的问卷调查活动,搜集大量信息,方便监所检察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工作。可受理在押人员的各种控告检举的线索,扩大开展侦查监督的信息来源。

6.通过立法,明确法律责任

应该从立法上明确法律监督的责任。希望也能够像信访工作那样实行责任追究制,只要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人员,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领导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在哪一环节出现问题由哪一环节的人员承担相应责任,轻者应给予记过、降职、撤职、开除等处分,对情节严重者应给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才能有效的保证监督权真正行使到位。

侦查监督科2011年 篇6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2011年,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新疆第八次党代会和新疆检察长第十三次会议精神，在两级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 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侦查监督科坚持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指导，全面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公正”的主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为重点，严厉打击民族分裂、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全面履行侦查监督工作职责，不断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增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效果，强化侦查监督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围绕社会矛盾化解，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全年共受理各类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案件17件30人，经审查，批准、决定逮捕13件23人，不批准逮捕4件7人。

坚持突出重点，打击“三股势力”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始终摆在审查逮捕工作的首位。尤其是对民族分裂势力-1-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在逮捕环节上组织力量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从快办理，依法坚决惩处。二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采取逮捕强制措施时，突出重点，主要打击在垦区团场企业中发生的盗窃、诈骗企业资源财产犯罪，以及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犯罪，从而保障垦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办案中，坚持“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严格执法、注重效果”的原则，将宽严相济政策落实到办案的每个环节、每个案件，准确掌握宽严尺度，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既有力打击和震慑严重犯罪，又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从犯、偶犯和轻微犯罪案件，从教育、感化和挽救出发，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健全完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坚持以证据为核心，全面客观地审查鉴别证据，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严把案件证据关；正确把握逮捕条件，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严把适用法律关；牢固树立程序公正观念，防止和纠正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问题，严把程序关。认真执行高法、高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严格按照证据

规则审查、判断、运用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结合修改后《国家赔偿法》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刑事案件赔偿范围，防止错捕和错不捕案件的发生。全年，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案件，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4件7人。批捕准确率达100%。

加强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认真落实高检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试行）》，加强和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做到兼听则明、公正办案，防止发生错捕或者漏捕现象。

坚持实行案件评查制度，促进办案质量的不断提高。实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将不捕复议改变原决定、捕后撤案、不起诉、判无罪案件“一案一分析、一案一上报”的工作要求，对案件进行详细质量评查，及时进行专题分析，避免错案发生，促进办案质量不断提高。

三、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保障司法公正。今年以来，我科坚持“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增强实效”的目标要求，全面履行侦查监督职责，依法监督纠正执法活动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等问题，树立法治权威，保障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

根据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的要求，以及分院公诉处的督促，我院侦查监督科积极开展青少年维权岗

工作，切实提高青少年维权意识。通过面向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引导师生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范，严防侵害案件发生。

四、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提高队伍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今年，侦查监督科刚刚成立，我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强素质”的队伍建设思路，采取切实措施，狠抓队伍建设，积极参与分院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积极参与维语学习，做到向老同志学习、向业务骨干学习，积极投身侦监工作，加强与其它科室的业务联系与协作，搞好团结稳定工作、落实好值班执勤工作、搞好个人卫生和办公室卫生，着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侦查监督工作制度不健全不完整，现有的制度不能够有效执行。

2、侦查监督工作队伍建设急需要加强。

六、明年工作的打算。

1、规范侦查监督工作制度。

2、加强队伍建设，增强履行职能、服务大局的能力。

3、增强“忠诚、公正、清廉、文明”检察道德教育，增强侦监检察人员的检察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

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侦监科

侦查监督价值定位之我见 篇7

一、侦查监督的性质与价值定位

侦查监督是具有裁判性质的权力, 具有司法权的属性。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也截然不同于侦查。

1. 侦查监督是司法性的权力, 其中审查逮捕权与审查起诉权是最具代表性的裁判权。

在侦查监督权中控诉职能只是一小部分, 与监督职能共同组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此条规定, 确立了中国对涉嫌犯罪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原则, 是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拥有批准逮捕权, 正是履行侦查监督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 标志着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 一旦审查认为侦查活动不合法, 就有权对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作出相应决定, 如通知立案、纠正违法、不予批捕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检察机关拥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评判的权力。一旦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有权将违法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 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是比较大的, 应当运用得当。

2. 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 截然不同于侦查的价值定位。

刑事侦查是以追究犯罪为根本目的, 由法律规定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组成, 侦查机关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强化侦查权, 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 必然会保持侦查的专权性与强制性。在侦查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侵犯人权, 特别是在中国, 侦查处于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以审前的高羁押率和高有罪供述率为基本特征, 背后隐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侵犯, 而律师在侦查环节的介入程度十分有限, 侦查体现出高度封闭的特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侦查体制之外的监督机关, 对侦查活动开展必要的监督, 如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以保障侦查的有序规范, 保障侦查阶段的动态平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由此而生。可以说, 侦查监督是抑制错案、防止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诉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

3. 对于强制侦查开展有效控制以加强人权保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国外, 法律对于刑事侦查都有一整套完备的监督规定。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1994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规定, “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 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 必须有法官授权, 并且可受司法审查。”因此, 对于强制侦查加以司法控制已成为国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些国家对于警察采取逮捕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 实行由预审法官进行司法审查, 颁发令状等做法进行制约。如法国规定, 由检察官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 检察官对辖区的司法警察作出评价, 评语在对当事人作出晋级决定时, 都在考虑之列;日本规定, 司法警察职员在认为有侦查犯罪必要时可以根据审判官签发的命令实施搜查, 也可以请求审判官签发查封命令[1]。各国对于审前羁押措施的采用确立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 同时国外的律师力量十分强大, 可以给予犯罪嫌疑人有效的帮助。而目前中国律师尚无法有效与侦查机关相抗衡, 国内也不存在治安法院和预审法官对于刑事侦查开展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制度, 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关依法对侦查工作开展监督控制, 中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对于有效控制侦查加强人民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现状

在中国现行的侦查体制中, 侦查机关享有除逮捕权、延长羁押权之外的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 这些强制方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侦查机关享有几乎全部把握侦查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刑事侦查领域中角色模糊, 其制约控制作用有限。具体表现为:

1. 纠正错案的机制不健全, 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发生。

监督的目的在于提示督促、防止差错, 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保持执法的规范, 依法保障人权。但现实中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杜培武等案件, 都是当所谓的“被害人”意外归来或者当真正的凶手落网后, 才发现是错案, 进入纠错程序。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纠错程序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在刑事侦查中, 重大的涉及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强制措

施, 如拘留、搜查、查封、扣押, 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2], 侦查手段几乎不受节制。现实中, 拘留大量采用, 几乎成为前置手段, 并且普遍用足37天的最长期限。拘留后基本转为逮捕, 逮捕大量运用, 目的在于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羁押时间过长, 一个罪名最长的审前羁押时间可达六个月, 还不包括发现新罪名和新的犯罪事实的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集中关押, 侦查机关忽视办案期间, 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始终存在。

3. 对侦查活动形不成有效制约, 监督方式单一, 效果不理想。

由于立法的原因, 在立案监督中, 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后,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消极查处的情况, 无法应对。在侦查监督中, 针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是否纠正, 也缺乏后续手段。审查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批准, 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延长了羁押期限, 使得监督流于形式。至于侦查中可能存在的法外侦查手段, 如变相刑讯逼供、引供诱供、非法取证, 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虽然有诸多的监督手段, 但多集中于案卷审查, 且属事后监督, 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侦查。

三、侦查监督改革的价值定位———禁绝刑讯, 节制侦查, 保障人权

检察改革分为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侦查监督改革作为涉及到检察机关体制之外的改革,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侦查监督改革必须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共同价值, 依照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既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改进, 也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

1. 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支持。

对于涉及当事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 设立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 防止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 是侦查行为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内, 不存在治安法院与预审法官, 而是由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而且, 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的设置与国外的治安法院行使逮捕羁押权在理论上是一致的[3], 就是要对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制约。因此对于侦查中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严厉强制措施, 如拘留、延长拘留、逮捕、搜查、查封、扣押等, 统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制约, 是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实行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由侦查机关根据侦查需要提出申请, 附必要的案情报告,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书面审查, 签发批准书, 由侦查机关执行。

2. 完善更加权威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 给予侦查权以强有力的监督控制。

正如法律监督要深入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去一样, 侦查监督也必须深入到侦查的各个环节。首先, 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立案是侦查的起始程序, 一旦立案, 随之而来的强制措施就获得了程序上的支持。因此,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开展延长拘留期限的监督。刑诉法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人, 经批准, 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37日。而实践中侦查机关滥用这一规定的现象十分普遍。刑诉法应当规定对于延长拘留期限的案件, 应当报请检察机关批准。再次, 禁绝侦查环节的刑讯逼供。建立更换办案人制度, 构建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对于刑讯逼供涉嫌犯罪的, 由检察机关渎检部门进行立案侦查;涉嫌违纪的, 要求侦查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作出行政处理, 并更换案件承办人。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适时调取音像资料。最后, 加强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监督。严格审批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完善监督程序。对于发现新罪名与新的犯罪事实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 也应报检察机关批准。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8:104-140.

[2]瞿伟.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G]//孙谦, 张智辉.检察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侦查监督科工作总结 篇8

一、强制措施的功能定位与错位

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强制性方法。从立法上看，强制措施的功能定位是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法律才赋予公安司法机关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权力，因而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当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为目的，且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为必要。

但是在侦查阶段强制措施的功能出现了扭曲和错位。在侦查实践中，强制措施实际上已经成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辅助手段。例如拘留和逮捕，客观上可以隔断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和联系，为侦查人员操控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拘传虽然是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手段，客观上可以为侦查讯问提供时间上的延展。由于这三种强制措施能够对侦查工作尤其是侦查讯问发挥较大的辅助作用，因而被普遍使用，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侦查辅助功能相对较弱，所以在实践中较少被适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法中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能隔断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且可以让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控制，客观上起到与羁押相似的效果，因而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法实施以后，这一措施也被广泛使用，甚至是滥用。归根结底，侦查人员对强制措施的使用是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必要。如果把强制措施的功能定位于侦查的辅助手段，则能用重的就可以不用轻的，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能剥夺就不必进行限制。而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目的，则需要遵循谦拟原则，能轻则轻。

侦查程序中强制措施的功能错位使得侦查监督成为必要。从侦查人员角度考虑，强制措施辅助侦查的功能发挥得越充分越好，因而拘传时间越久、拘留逮捕条件越低越好。但这显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也背离了强制措施的立法本意。为了防止强制措施的滥用，侦查监督人员应当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目的，尤其在审查逮捕时要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角度考虑羁押的必要性，而不能倾向于发挥强制措施的侦查辅助作用，否则侦查监督的功能就会变异。

二、逮捕条件的理解和把握

（一）逮捕的具体条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修改，尤其是对社会危险性进行了细化。根据该条的规定，逮捕有三方面的条件。

第一是证据条件：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相关解释，“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这里，“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应当与公诉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别，逮捕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范围不要求全部案件事实，证明要求也应当低于公诉。

第二是刑罚条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对于最高刑罚为拘役的，不得逮捕。如《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其最高刑为拘役。如果没有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则不应当逮捕。

第三是社会危险性条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由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法没有设置应当逮捕情形的兜底条款，对于不属于法定逮捕情形的，应理解为一律不得适用逮捕措施。从操作层面上看，社会危险性条件实际上是虚的，虽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试行）》）对社会危险性标准进行了细化，但操作任意性强依然很强。如社会危险性要不要证据证明？从《规则（试行）》第139条的规定看，并不是必须需要证据证明。五种情形虽然都规定有“有一定证据证明”，但同时也规定有“表明”、“或者有迹象表明”，这些更需要侦查监督人员在审查逮捕时裁量把握。

（二）径行逮捕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第2款规定了径行逮捕的情形。根据该规定，有以下三种情形的，应当予以逮捕。第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第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第三，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身份不明的。对于符合以上三种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不要求具备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情形，即应径行逮捕。在这里，是不是只要具备这三种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就必须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呢？例如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刑满释放后表现良好，后发生过失犯罪，也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否一律应当逮捕？从刑诉法和《规则（试行）》第140条的规定看，检察机关并没有裁量权。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转化逮捕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3款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这种情形即是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转化的逮捕。根据《规则（试行）》第100条和第121条的规定，有如下四种情形的，应当逮捕：（1）故意实施新的犯罪的；（2）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3）实施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4）对被害人、证人、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实施打击报复的。其他违反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的，可以逮捕。

对于涉嫌危险驾驶罪而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情节严重的，是否可以逮捕呢？从相关规定看，虽然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是拘役，不符合直接逮捕的条件，但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逮捕。

（四）审查逮捕的条件更具体了，而不是更严格了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对逮捕的条件存在两种不同的诉求。客观上，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过高，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羁押的分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严格适用逮捕条件，减少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从这个角度看，逮捕的条件应当进一步提高，越严格越有助于降低羁押率。

而从办案人员角度看，他们更需要逮捕条件的具体化来规避职业风险。侦查监督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面临业绩考评、当事人的闹访、错捕赔偿等方面的压力，逮捕条件越是模糊，办案人员在这方面的压力就越大，反之，逮捕条件越是具体，对于侦查监督人员而言，这方面的压力就越小。因此，从办案人员角度看，逮捕的条件越具体越好。

那么，新规范在逮捕条件上的规定是更严格了还是更具体了？从相关规定看，无论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还是《规则（试行）》都没有提高逮捕的条件，而是把相关的条件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新的规范的实施，在降低羁押率方面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变化。

由于羁押率过高的问题客观存在，降低羁押率势在必然，侦查监督工作中应当严格把握审查逮捕的条件。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或者符合《规则（试行）》第144条规定的不批准逮捕条件的，不予批捕。

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一）审查的必要性

从原则上看，刑事诉讼应当以不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但在实践中却异化为以羁押为原则以不羁押为例外。究其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羁押期间与办案期间没有明确区分；第二，羁押客观上有助于侦查且羁押被用以服务于办案，导致羁押功能的异化；第三，羁押严进严出，延长方便。这导致实践中出现高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现象。因而有必要建立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打开羁押的出口。

而从案件本身来看，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动可能导致羁押必要性不复存在，也有必要建立继续羁押必要性动态审查机制。具体的原因包括如下方面：（1）逮捕事实的证据条件发生变化；（2）法律、司法解释变化、刑事和解导致从宽处理，使得处刑条件发生变化；（3）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发生变化，如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性有所降低；（4）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系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5）社会危险性发生变化，如有坦白、自首、立功、积极赔偿受害人等悔罪情节；（6）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讲清了自己的身份等。

（二）审查主体

由于羁押必要性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涉及到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不同的职能部门。《规则（试行）》第617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根据此规定，侦查监督部门是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可以看作是审查逮捕职能的延伸。

（三）审查内容

《规则（试行）》第61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建议：（1）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2）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新的犯罪，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串供，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自杀或者逃跑等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4）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5）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6）羁押期限届满的；（7）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变更强制措施更为适宜的；（8）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根据此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监督人员在审查继续羁押必要性时，也应当重点审查这八方面的内容。

实践中一些地方也划定了审查的案件范围，例如轻刑案件，捕后具有取保候审条件；捕后可能达成刑事和解等。

（四）启动方式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分为两种：（1）申请审查。即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而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规则（试行）》第618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的，应当提供。（2）主动审查。即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有关不适宜继续羁押线索而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

（五）审查方式

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通过审查有关案卷材料，听取有关办案机关（部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意见，必要时也可以听取被害人、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听证方式进行。根据《规则（试行）》第620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必要性评估；（2）向侦查机关了解侦查取证的进展情况；（3）听取有关办案机关、办案人员的意见；（4）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5）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6）查阅有关案卷材料，审查有关人员提供的证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证明材料；（7）其他方式。

（六）结果处理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意见的方式是：“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显然检察机关对于解除羁押措施只具有“建议权”而非“决定权”。《规则（试行）》第62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向有关办案机关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的，应当要求有关办案机关在10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本院。有关办案机关没有采纳人民检察院建议的，应当要求其说明理由和依据。从操作上看，这一规定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如果有关办案机关不采纳人民检察院建议也不说明理由和依据，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规定。

四、对监视居住的监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法对监视居住措施进行了彻底改造，全面修改了监视居住的条件同时增加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立法上看，监视居住被定位为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并具有减少羁押的功能。但从调研的情况看，监视居住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

从侦查角度看，监视居住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具有“双规”的某些功效。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而且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这些限制一方面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可以隔绝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这些限制对侦查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尤其能够为突破口供创造有利条件。正因为如此，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一些地方的侦查部门比较热衷于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尤其是在突破口供的关键阶段，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侦查讯问创造有利条件，规避拘留、逮捕状态下的时间和期限的限制。实践中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先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突破口供以后再采取逮捕措施予以羁押。这种现象正好与立法预设相反。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看，监视居住应当先符合逮捕条件，具备法定情形才能适用。逻辑上是逮捕在先，监视居住在后，而实践中多是监视居住在先，逮捕在后。这种异化根源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侦查的辅助功能，客观上会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因而需要相应的监督。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73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根据《规则（试行）》第118条的规定，侦查监督部门具有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下级院报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监督。公安机关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