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精选5篇）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 篇1

刑事案件分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出具律师意见书；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与检察官诉辩交易；在审判阶段，律师出庭辩护。从辩护效果来看，律师介入越早越好，因此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工作，要有充分的认识，千万不能简单认为，侦查阶段只是象征性的会见。

一、侦查阶段，律师八项工作

1.会见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会见当事人，目的是获取信息，对症下药辩护。

2.查看现场。律师要去案发现场，感受环境，熟悉案情，便于以后阅读材料和交流。

3.走访相关人员。通过走访，进一步了解案情，并初步掌握证据。

4.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根据了解的情况，出具律师意见书，提醒侦查机关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提醒并监督依法办案，同时申请取保候审等。

5.向检察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向检察院批捕部门建议，对嫌犯不批捕，提起侦查监督等。

6.给驻看守所的检察院监察室出具律师意见书，要求依法保障嫌犯人身权利。记得一个案子，嫌犯被异地化名羁押，所需的药品、衣物送不进去，律师发函去看守所监察室，得以解决。

7.申请取保候审。嫌犯尚未逮捕的，可代家属提交取保候审书，已逮捕的，可以直接申请。

8.代家属提交相关证据，请求侦查机关调查、审核。

二、核心工作是，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

侦查阶段核心工作是，向侦查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该意见书的内容是：1.对办案程序提出法律意见2.提醒侦查机关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3.对侦查罪名提出法律意见。4.申请取保候审等问题。侦查机关通常会注意律师意见，尤其是程序问题。

三、注意事项

1.律师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作伪证，也不能教唆当事人及其家属作伪。实践中，当事人家属经常会要求律师出违法的招数去辩护，这是不可以的。

2.要保密。对了解到的情况，做好保密工作，不影响、不妨碍正常的侦查工作。

3.侦查阶段案情不明，律师的意见是大方向的，主要是程序是否合法、涉案罪名是否适当等。

4.尊重办案人员，大家都是工作，通情达理地沟通。有理、有利、有节地提出律师意见，不意气用事，失去沟通机会。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 篇2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律师角色

一、角色转变条款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侦查阶段, 律师正式以辩护人身份介入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及其诉讼地位, 丰富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执业权利。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 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刑案的侦查阶段,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 更全面、更及时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且侦查阶段律师不可替代的辩护人身份,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和依赖, 从而增加律师的辩护率。

另外,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还新增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 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立法上拓宽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渠道, 使得律师能尽快进入诉讼程序。同时, 考虑到控辩程序上同步化, 新法第三十三条又新增第五款, 加强了辩护律师与侦察机关的沟通, 使其能更好的掌握程序的进程。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扩大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从法律帮助者转变为辩护人, 那么在侦查阶段也自然享有新刑诉法赋予辩护人的一切权利。

(一)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了申请回避、申请复议的权利

新刑诉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使得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具有当事人和法定代理人享有的申请回避和复议的权利, 使具有专业知识的律师有了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的权利, 避免了实践中大部分当事人由于缺少专业法律知识, 放弃要求相关人员回避, 使回避制度“形式化”, 更扩展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范围, 避免了律师有力无处使, 不能及时保护委托人权益的尴尬局面。

(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新刑诉法中规定是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相比之下法律帮助的范围更大些。但是具体范围, 新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

(三) 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了代理申诉、控告的内容, 但是该程序规定的比较粗糙, 比如没有规定“纠正通知”的效力以及侦查人员不予纠正的后果, 且这一程序可操作性不强, 尤其是向侵权机关投诉其侵权行为, 在实践中很难落实。

(四) 新刑诉法第九十五条赋予了律师申请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 不再限于取保候审一种强制措施, 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灵活性与选择性。

(五) 新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 扩大了律师的权利, 体现了律师作为法律辅助者的作用。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转变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执业问题

(一) 第三十七条:衔接《律师法》, 解决律师“会见难”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规定是《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吸收和完善, 使该权利在实践中不再因法律效力位阶原因成为观赏性的花瓶, 使律师行使辩护权得到保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新刑诉法扩大了侦察机关会见批准的范围, 因为条款中列举的是犯罪类型, 其中刑法上危害国家安全罪就包含了12个具体罪名。另外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案件”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 是从职级上划分?还是从数额上划分?还是实行职级与数额同时考虑?这一解释的宽度掌握在侦察机关手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规定在法律层面上解决了律师会见“受制于人”的难题,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律师会见受到侦察机关制约的压力, 为律师方便会见委托人提供法律保障, 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更为高效、便捷。

(二)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根据新刑诉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可以推定出, 律师在侦查阶段是有调查取证的权利的, 如果推定为没有, 那么法条中的收集该作何解释, 更谈不上及时告知办案机关了。此外, 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也印证了上述推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时, 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虽然这一规定弥补了现行法律对律师在侦查期间是否可以收集证据以及收集证据的具体范围的空白, 但是, 证据提交义务, 有可能会给律师带来新的风险:比如, 律师不履行提交义务是否会成为被追诉的新借口?比如, 律师如何防止有利证据告知侦察机关后的灭失风险?

(三) 第一百六十条:明确了公安机关要将侦查终结案件的移送情况通知辩护律师的义务

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公安机关案件移送的通知义务, 且基于所处立场不同, 律师和侦察机关在办案中也时常反生矛盾, 使得律师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期间, 经常要往返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甚至有时还要通过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来获取案件移送的情况, 以便能在第一时间为辩护做进一步的准备, 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刑诉第一百六十条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这一新增规定, 很好的解决了律师无法及时获取案件移送情况的尴尬局面,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律师办案的能动性, 有利于律师与办案机关的沟通, 加强之间的协助。但遗憾的是, 没规定在侦查阶段相关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及时送达辩护律师。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确实提高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度, 提高了律师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肯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的作用, 激发律师作为法律辅助人员的角色能动性, 同时对律师推动中国刑辩制度的发展寄予了希望。

参考文献

[1]郑广宇.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两个问题[N].检察日报, 2012年5月11日 (3) .

[2]陈卫东.新刑诉法从九方面规范强化法律监督[N].检察日报, 2012年4月1日 (3) .

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篇3

关键词：律师；美国；侦查；人权；监督

美国历史虽短，却拥有全世界70%的律师。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的自由职业者，是由民众自我控制的、非官方的掌握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体，是中国司法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我国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强对律师权利的认可和保障，极大的改善了律师工作的环境，然而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制度得不到落实依然是困扰司法改革走向法治的软肋。依据我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律师的作用往往是在审判阶段发挥作用，美国律师却能够自始至终地在诉讼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法治的意义。特别是在审判前的律师介入，及时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司法的公信力赢得了民心。如同在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辛普森最终没有被刑事法院认定对“妻子”的谋杀罪成立，根据后期对民众的调查发现即使民众都认为辛普森应该是杀人凶手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对法院的判决依然是赞同的，辛普森律师团队对案件中侦查活动的再审视让民众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合法的，情理上辛普森可能是案件的真凶，然而由于侦查活动中的草率，大多数证据被合理怀疑而失去证明力，进而导致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辛普森有罪，律师在这样的结果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自始至终犯罪嫌疑人辛普森没有被非法拘留和逮捕过，自侦查阶段开始，律师一直在最大合法范围内维护辛普森的合法权利。律师在此案中最大程度的保障了正义的实现，虽然，在情理上，可能导致了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但是实质上正是通过这样看得见的正义保障了所有人不会受到不合法的侦查，保障了所有人的权利。侦查机关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对任何人作出逮捕决定，否则律师的介入将会让侦查机关的行为很难堪，即使收集到的证据也会由于程序的正义被认定为不合法。一定程度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保障了所有的人合法权益，同时监督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一、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作用

侦查阶段往往是案件形成结论的开始阶段，侦查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律师的介入能监督侦查机关的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工作者的依法办事能力。熊秋红教授一行中国法律工作者在2014年赴美专门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运作进行考察后指出，司法实践中由辩护律师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警察的冲击造成很大冲击，很大程度上促进完善了警察违纪违法责任追究机制，提高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

自6O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Massiah诉美国案、Escobedo诉伊利诺州案以及Miranda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了在警察侦查或讯问时，被追诉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政府有义务保障被追诉人此权利的实现。美国律师因此获得了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权。当然，在实践案例中，或许律师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会因为其他原因的影响有不同的成就方式。但是，美国律师权利在法律上的认可保障了权利的行使，一定程度上对侦查阶段的侦查行为形成了监督作用。正如在2015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监狱的探访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来自Baltimore police（巴尔的摩警局）的前探员的Michael A. Wood的叙述：

The sergeant would be the best squad because they had the most arrests. And they always are feeding those stats without nothing but almost exclusively those black males in the 16-to-24-year-old range...In a middle-to upper-class white neighborhood，if I were to go around and I were to lock up...theyre gonna have high-powered lawyers that are gonna come after the department and make sure that this thing gets buried.But if I do that to somebody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especially if theyre black，then they just get fed into the system where they get public defenders that dont have any time，they get plea-bargained out...

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侦查活动的终止，美国律师权利为什么能如此之大，一定程度上由于在提高逮捕数据的侦查活动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合法的存在，作为精通法律的律师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不合法，导致侦查活动前功尽弃，警察最终得不到数据的增长同时反而增加了负面的数据。所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总是倾向于避开律师的介入，正如在前警探的叙述中所说的一样，面对同样有藏毒可能的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黑人社区执法，因为，一般而言低收入的黑人社区的住户没有能力承担起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费用，而政府的援助律师也很少会在此花上足够的时间，所以警察的行为总是能够收获逮捕数据。从这样的一个现象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对警察的行为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都刻意的避开律师的介入，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必然导致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进而要求警察在侦查工作中提高侦查能力。

二、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作用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同时也继承了英国的律师传统，美国的律师制度是判例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律师在司法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在如此相互作用中，在美国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熏染之下，美国律师又被烙上了清晰的美国印记。辩护人的权利和律师权利的保障同样也被烙上了美国印记，得到了以“自由、平等、民主”而著称的美国的认可，最高法在60年代的判例中就强调了被追诉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政府有义务保障被追诉人此权利的实现。这使得抗辩制下的美国司法制度律师越来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离不开律师的作用。这一点从美国律师的数量就能看到，拥有全球70%的律师的美国已然在各个方面离不开律师。在刑事案件和侦查活动中，美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权利。不仅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受到合法审查，而且在侦查阶段由精通法律的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侦查同时不能忘记保障人权，然而法治思维缺乏的犯罪嫌疑人往往缺乏对权利的认识，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有必要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的帮助，切实帮助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提高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审判结果的认可度。这也起到了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为此，美国律师的培养还特别加入了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教育。

参考文献：

[1]熊秋红，《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政法论坛》，2015（3）.

[2]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10（1）.

[3]王进喜，《美国律师咋就这么多》，《法律服务时报》，2003.1.10.

[4]张保生，《美国证据法的价值基础——以<联邦证据规则>为例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 篇4

刑事案件侦查阶段

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办案指引

目 录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二章 操作指引

第一节 咨询

第二节 接受委托

第三节 与侦查机关联系

第四节 会见犯罪嫌疑人

第五节 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六节 代理申诉和控告

第七节接待当事人

第八节 结案

第九节 其他工作

第三章附则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律师在承办刑事诉讼业务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二条律师必须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三条 律师必须坚持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认真负责，不得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服务，依法独立进行，不受委托人的意志限制。

第五条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委托人的隐私。

第六条律师应当依法依规办理刑事案件，与司法机关联系沟通，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请客送礼、贿赂司法人员。

第二章 操作指引

第一节 咨询

第七条 律师接待当事人，应当全面地向其介绍相关的法律规定。

第八条 犯罪嫌疑人亲友来咨询的，向其讲明：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二审、再审的程序及其诉讼限期；所涉罪名的构成要件；强制措施的种类和适用条件；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的合法权益；刑事法律服务方案；所咨询案件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的结果；律师事务所收案程序与收费标准。

第九条 被害人方来咨询的，向其讲明：被害人的权利；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二审等程序及其诉讼限期的规定；刑事法律服务方案；案件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取得的结果；律师事务所收案程序与收费标准。

第十条 咨询可以根据案件的疑难程度、所用时间，进行收费。

第十一条律师咨询过程中，不得对案件的结果打包票。不得贬损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司法机关形象。

第二节 接受委托

第十二条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及进行侦查的其他法定机关（以下简称“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属，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其他人的聘请，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接受委托应当报侦查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指名委托的要求。律师应当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案件可能的结果，告知侦查阶段律师所获悉的案情均为国家秘密，不可以向委托人泄漏，请委托人理解。必要时，可将告知过程制作成笔录备案。

第十四条 律师受理刑事案件，可在侦查阶段单独办理委托手续，也可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申诉各阶段合并办理委托手续；但应分阶段签署授权委托书。

第十五条 律师受理案件须办理以下手续：

（一）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一式二份，一份交委托人，一份由律师事务所存档；

（二）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一份呈交办案机关，一份由承办律师存档，一份交委托人保存。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捺手印，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三）开具律师事务所公函，连同《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呈交办案机关。在公函上应当注明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和律师的联系电话。

第十六条 同一律师不得接受共同犯罪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或指定的人的委托。

第十七条对于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律师事务所可以指派律师承办，但须按本规范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第三节与侦查机关联系

第十八条 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及时与侦查机关取得联系，向其提交《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并出示律师执业证。

第十九条 承办律师应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基本事实及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等案件基本情况。

第二十条会见程序按照当地具体规定操作。如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的，书面提出会见申请，等待安排；如会见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的，则可直接赴羁押场所进行会见。侦查人员提出陪同的，同意其陪同。

第二十一条在向侦查机关递交手续之前，律师不得擅自会见犯罪嫌疑人。

第四节 会见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二条 律师会见一般需要两名律师人员进行。

第二十三条 律师会见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可以在其住所、单位或者律师事务所进行。

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盲、聋、哑人的，律师会见时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在场。

第二十四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携带以下证明、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专用介绍信；

（二）律师本人的律师执业证；

（三）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十五条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二）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所涉嫌的案件；

（三）如果承认有罪，陈述涉及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和情节；

（四）如果认为无罪，陈述无罪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其人身权利及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包括以下内容：

（一）有关强制措施的条件、期限、适用程序的法律规定；

（二）有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及审判人员回避的法律规定；

（三）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及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四）犯罪嫌疑人有要求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对侦查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有核对、补充、改正、附加说明的权利以及在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盖章的义务；

（五）犯罪嫌疑人享有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向他告知的权利及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

（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辩护权；

（七）犯罪嫌疑人享有的申诉权和控告权；

（八）刑法关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构成要件、量刑档次；

（九）刑法关于自首、立功及其他量刑情节的法律规定；

（十）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管辖的法律规定；

（十一）其他有关法律问题。

第二十七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一）不得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物品、信函；

（二）不得将通讯工作借给其使用；

（三）不得引导犯罪嫌疑人翻供；

（四）不得将通过律师工作所获得的案件信息告知犯罪嫌疑人；

（五）不得进行串供；

（六）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律师在会见时，应当向犯罪嫌疑人介绍委托人的情况，征询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如表示同意应让其在聘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如表示不同意应记录在案并让其签字确认。

第二十九条律师会见完毕后应与羁押场所办理犯罪嫌疑人交接手续，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接收后，方得离开会见场所。

第三十条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制作会见笔录，并交犯罪嫌疑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如果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补充或者改正。在犯罪嫌疑人确认无误后要求其在笔录上签名。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在不违反羁押场所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但事前应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

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应在笔录中注明。

第三十一条 律师可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可要求侦查机关予以配合。

第五节 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三十二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要求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律师经工作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下述取保候审的条件，可以为家属代书取保候审申请书，如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可直接代为申请取保候审：

（一）犯罪嫌疑人所涉案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二）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

（三）犯罪嫌疑人正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的婴儿；

（四）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拘留逮捕措施已超过法定期限；

（五）法律规定的其它取保候审条件的。

第三十三条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时，应向有关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律师事务所名称，律师姓名、通信地址及联系方法，申请事实及理由，保证方式等。

律师不得为犯罪嫌疑人作保证人。

第六节 代理申诉和控告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提出申诉要求，且根据工作认为案件确有冤情的，可代理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要求予以纠正。

第三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提出控告要求，且律师根据工作认为侦查人员在办案中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或者认为侦查机关管辖不当的，可代理其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

第七节接待当事人

第三十六条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只接待委托律师事务所办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亲属或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委托人（以下简称当事人），其他无关人员，律师可不予接待。

第三十七条律师接待当事人时，可以向当事人提供以下方面的法律咨询：

（一）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构成要件及量刑档次；

（二）自首、立功、累犯等法定量刑情节；

（三）强制措施的条件、期限、适用程序、取保候审、缓刑等法律规定；

（四）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

（五）犯罪嫌疑人亲属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申诉控告等合法权利；

（六）律师接受委托介入刑事案件可以提供的法律服务和相关的义务；

（七）本案可能的结果；

（八）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方案。

第三十八条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一）不得将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制作的笔录复印给当事人；

（二）不得将犯罪嫌疑人陈述案情告知当事人；

（三）不得指使或引导当事人找证人串供；

（四）不得将通过律师工作所获得的案件信息告知犯罪嫌疑人；

（五）不得指使或引导当事人毁灭证据；

（六）不得发表有损司法机关形象、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和意见；

（七）不得诋毁其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八）从事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活动。

第八节结案

第三十九条 律师承办刑事业务结案时，应写办案总结，整理案卷归档。

第四十条 办案中提前解除委托关系的，律师应写出办案总结，说明原因，并附上相关手续，整理案卷归档。

第九节其他工作

第四十一条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得从事调查取证工作，当事人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可以复印一份备案留存，原件仍交由当事人保存。

第四十二条在侦查阶段，律师向侦查机关反映意见，可以通过书面方式进行。如果对全案提出法律意见，可以提交《律师意见书》，如认为犯罪嫌疑人确有冤情，可以提交《申诉意见》。《律师意见书》《申诉意见》等文书因涉及案情，不得提供给当事人。

第三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指引作为本省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服务的指导，由浙江省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保障实施：论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 篇5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

“作为独立于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诉讼主体，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而言都是监督，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①在研究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活动进行监督时，律师作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不能缺席，必须出席，并要承担起监督的责任。对此，需要细化完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救济权。

一、会见权的充分保障

对于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会见辩护律师无疑是了解案件进展的重要渠道，也是更好地维护诉讼权利的重要途径。关于律师的会见，应当正确地理解，恰当地运用，不能有失偏颇。

一是不能限制会见的次数和时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交流的核心无非就是案情。只有充分的交谈和沟通，辩护律师才能全面地认识案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优质的辩护服务，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故不宜对会见的次数和时间进行限定。

二是许可会见不得无故拖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会见，需要经许可。但是，办案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进行无故拖延，必须及时安排会见。另外，至于许可的时间和次数从理论上容易界定，因每起案件的案情不同，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所以，对于许可的时间和次数不宜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是辩护律师的资格需要审查。“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网银盗窃案时发现，一名外地律师伪造委托书，同时担任该案中两名嫌疑人的律师。在他会见过后，两名嫌疑人都出现了翻供现象，从而给司法机关办案带来了被动。②”虽然这名律师将至少受到停止执业的处罚，但该案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新法在方便律师会见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应的制度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建立律师辩护资质备案制度，由看守所送交办案机关进行审查。办案机关可由专门部门专人负责对律师资格进行审查。同时，加大律师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果有故意妨害诉讼的行为，应严厉处罚，甚至吊销律师执照，用严厉的处罚警戒其他律师不得以身试法。

四是律师会见不得被监听。《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2条对与会见不被监听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表明了公安机关关于辩护律师会见不得监听问题的立场，直接明确为“不得监听”和“不得派员在场。”这就是说，辩护律师会见时，公安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使用任何技术设施监听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谈话，充分保障会见权的实现。

二、提出意见权

刑诉法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这是法律增加的新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程度提升，对侦查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是，该规定必须借助具体的制度来落实。为了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依法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的规定》，对于听取意见的部门、方式、流程和监督管理等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15条规定了检察人员主动听取意见的情形，“对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犯罪、免除刑事责任、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措施、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书面意见，必要时，承办人可主动联系辩护人当面听取意见。在办理侦查、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承办人认为需要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应当层报分管领导决定。”可见，在侦查阶段，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侦查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侦查人员应当进行审查，在相关法律文书中叙明律师提出的意见并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侦查人员通过对辩护律师意见的听取，对案件的证据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避免狭隘的认识和推测。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确归位

“侦查阶段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涉及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诉讼目的的偏向，关乎侦查阶段的构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③对于律师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不应局限于文本的理解，应当采取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前后法条进行正确的认识。只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才能消解前后法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是有权行使收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等证据的前提。第36条列举的具体权利是辩护权的特殊规定，代表辩护律师不仅享有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还能行使代理申诉、控告等权利。同时，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则能实现与国际的接轨。英美国家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明确规定，大陆法系也对该项权利有所涉及。因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实现正确归位，不能游离于诉讼之外。

侦查是一个对案件逐步认识的过程，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情况都属于未知数。如果不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影响侦查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打击犯罪。“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层面分析，国家权力在尊重人权保障的前提下應当优先于个人权利。”④因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有所限制。一是从时间看，不宜过早。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于案件的认识仍处于变化过程中，很多证据可能还未收集。如果律师过早取证，则会影响侦查取证的进行。所以，辩护律师的取证不能先于公安机关进行，影响侦查取证的优先性。二是从方式看，不宜主动。为了不影响侦查的顺利进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宜过多干涉侦查取证工作，应避免主动取证，以被动为主。即在犯罪嫌疑人要求取证的情况下，开展调查取证。三是从内容看，不宜全面。辩护律师的职责毕竟不同于公安机关，其行使调查取证的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范围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得调取。

四、救济权的建立健全

加强对律师的执业权利进行保障，为其依法提供法律帮助提供后位支持，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颁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建立健全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对检察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予以追责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检察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予以追责。一是要求检察机关控告检察部门对律师反映的情况，无论是否属实，一律予以书面答复。⑤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在诉讼权利受侵犯时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和申诉，检察机关有义务接受控告和申诉，并应认真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回复。只有真正的审查，才能换来真心的信任和拥护。二是建立完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⑥对于检察人员不尊重律师地位，侵犯律师在检察环节的合法权益的，一经发现，绝不姑息。根据情节轻重，做出相应的处理，如通报批评、警告、记过等；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追求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可以说，在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方面，检察机关走在了前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应紧随其后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相应的救济机制。完善的救济机制，为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权利提供强有力的后方保障，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注释：

①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58页.

②侯锦阳.“新刑诉法加大律师会见权，相关制度待完善”，载《民主与法制》，2012年10月30日.

③汪海燕，胡广平.“辩护律师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辨析”，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第86页.

④褚宁.“构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载《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69页.

⑤《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律师关于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和申诉，“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或者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并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情况不属实的，应当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⑥《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2条规定“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或者检察人员在诉讼活动中阻碍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等诉讼权利的申诉或者控告，接受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核实，情节较轻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具有违反规定扩大经许可会见案件的范围、不按规定时间答复是否许可会见等严重情节的，应当发出纠正通知书。通知后仍不纠正或者屡纠屡犯的，应当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并报告检察长，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并记入执法档案，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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