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

反贪侦查（精选12篇）

反贪侦查 篇1

中央非常重视反腐工作, 要求地方各级加大反腐案件办理力度, 始终把惩治腐败当作工作中重点。新刑诉法刚刚实施不久, 再加上近年来腐败类案件逐渐向信息化、科技化发展, 这些都给反贪污侦查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新形势下, 加强反贪侦查的信息化水平, 是检察人员履行职责、提高检察机关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概念

从侦查角度看, 其目标是当代反贪侦查信息化应该与职务犯罪侦查所需要的程度相适应, 侦查人员利用相关信息资源,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 完成反贪侦查工作。反贪侦查信息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政策以及侦查信息方面人才。信息技术主要指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共享等现代计算机技术, 它可以为信息网络平台提供横向、纵向、高效的技术保障;信息资源是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基础, 主要指全面高效的信息数据平台和数据库;信息政策关系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合法性, 主要指相关的机制或者规定;信息人才是侦查信息化的实践操作者, 主要指精通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的专业类技术人才。

二、反贪侦查信息化的重要性

科技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 也是第一侦查力。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传统的反贪侦查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唯有依靠科技才能使我们的反贪侦查工作适应时代步伐。首先, 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和服务大局的服务意识, 需要反贪侦查信息化的支持。我们反贪侦查人员只有站在侦查信息化、现代化的前沿, 才能赢得新形势下的反腐斗争的胜利。其次, 反贪侦查信息化可以实现侦查方式转变, 为反贪侦查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再次,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司法保障更加人权化的必然要求。最后,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推进侦查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三、反贪侦查信息化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反贪侦查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加大新技术装备的投入, 但是反贪侦查工作还未能完全适合贪污贿赂工作的侦查工作, 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瑕疵。反贪机制不够系统、深刻, 信息化人才缺失以及信息化应用不力等等问题还比较严重。在司法实践中, 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 反贪侦查信息化理念和意识落后

在反贪侦查的工作人员中, 仍有一些人员思想守旧, 被传统侦查理念所束缚和影响, 信息来源闭塞、信息利用意识弱、对新时期的装备认识落后且对当代信息化的高科技成果接受程度低。这部分群体对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内容、范围和意义认识不足, 认为侦查信息化就是简单的将工作中的相关文件电子化、配置几台现代化侦查装备, 反贪侦查信息化理念和意识落后。

(二) 信息化人才和机构缺失, 信息技术水平不高

在政策上, 没有明文规定我国检察院要设置专门负责侦查信息化工作的机构, 故此, 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是反贪部门内勤兼职, 没有专门负责信息化的机构, 对反贪侦查信息化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运用水平更是不高。当前我国检察院缺乏既精通信息化技术又懂侦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以至于在反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侦查人员不懂得发挥出信息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作用, 而专门技术人员又涉及案件较少, 欠缺侦查方面的知识, 对获得的信息仅停留在程式化的技术分析层面, 将科技手段转化为有利于侦查活动的能力不强。

(三)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制建设滞后, 有力的理论指导缺乏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制基础是以相关信息资源作为依托, 信息内容全面、高效、共享程度高的数据信息平台。信息资源渠道建设的不畅通, 将直接影响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设备的现代化, 信息化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是基础, 这些工作仅仅靠单一的检察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受经费和人才等方面因素制约, 信息化侦查硬件配备不足、应用能力不强, 很多都成了应对检查的形象工程。要形成联动一体化、信息化侦查模式, 需要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做指导, 规范一致的信息化人才保障、建设保障以及管理应用等方面的保障。

四、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几点建议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当代反贪侦查方式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在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中, 侦查部门应与相关单位积极协调沟通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 联网方式上首选专线联网并以数据拷贝做补充。为更好的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科技, 特殊侦查装备共享机制的建立、信息化人才的解决、装备不足等问题的解决是必要支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牢固信息引导侦查理念, 强化信息引导侦查、科技支持侦查的意识

观念以及思路决定出路, 在反贪侦查实践中, 信息指导侦查的观念还相对欠缺, 侦查工作的自觉程度低, 所以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层面的问题, 检查机关的领导、侦查人员应更新理念, 改变传统的侦查模式, 强化科技就是生产力的信息侦查意识, 培养善于利用科技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的良好职业习惯, 善于利用先进的硬件设备发现问题并解决侦查过程中的难题, 提高侦查的工作效率。

(二) 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构, 培养侦查复合型人才

侦查活动的信息化不是短期间内可以完成的, 是一项系统工程, 侦查人员的队伍建设是该项工程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认为,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应当作为关乎检察机关整体工作的一项来重视, 对此, 上级检察机关应当有明确的政策定位, 明确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工作, 确立相关责任人员负责反贪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工作。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应做好信息需求的协调工作, 避免那个部门用, 那个部门建, 各自为政的局面, 造成资金和设备的浪费。同时要重视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对现有侦查人员应有针对性的定期进行培训, 培养其信息分析和现代装备的适用能力, 提升反贪侦查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 也要重视反贪侦查信息技术人员的职级、待遇等现实问题, 做到该项事业吸引人才。

(三) 重视理论研究, 健全机制建设

机制是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需要针对机制、队伍、管理、应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 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规范和制度。反贪信息化建设需要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沟通, 各部门应形成合力, 上下联动, 整体推进, 避免各自为战。首先, 在政策层面上,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其次, 上级检察院应负责工作机制的建立和整个系统的完善。日常工作以会议纪要、文件会签的形式下放各下级单位, 下级单位应积极配合, 遵照执行。再次, 政府各部门也要发挥作用, 做好协作机制的建设。主要领导积极参与, 召开协作单位负责人会议或者与检察院相关部门直接建立协作, 整体推进, 解决反贪侦查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在装备建设上, 应立足于长远目标、统一规划和布局, 加强现代化装备共享。

(四) 提升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应用能力

应用能力是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在反贪侦查信息化的过程中应坚持服务办案, 重点应用, 在实践应用中见实效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 侦查人员应依据相关信息技术手段, 在法律的框架内积极探索, 解放思想, 简化审批程序, 切实提高反贪侦查的效率。

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贪污贿赂犯罪也逐渐向信息化、科技化的趋势发展, 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和手段都在不断提高。这些都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的巨大的挑战。科技既是第一生产力, 也是第一侦查力。反贪侦查工作越来越注重“信息引导侦查, 技术支撑侦查”的侦查理念。本文从侦查信息化的概念、重要性入手, 提出当代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继而提出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相关建议。

关键词：贪污贿赂,侦查,信息化

参考文献

[1]谢佑平.新<刑事诉讼法>述评:以历史为视角[J].中国司法, 2012 (6) .

[2]何家弘.职务犯罪侦查的信息化[J].人民检察, 2011 (5) .

[3]邓发强.加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推进侦查模式转变的思考[J].人民检察官, 2011 (15) .

[4]王建民.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反贪侦查 篇2

一、我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做法

20xx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领导、人大及其会监督下，紧紧围绕福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加强“两提升五过硬”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反贪污贿赂工作，为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办案力度不断加大。20xx年1月至20xx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601件2135人，其中贿赂案件1141件1249人，贪污案件338件722人，挪用公款案111件139人，私分国有资产案11件24人;涉案总金额人民币5.18亿余元，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人民币2.52亿余元。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在突出办案重点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力量查办分量重、影响大、效果好的大案要案。全省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贪污贿赂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1328件，占立案总数的82.9%，大案率为历史同期最高。立案查办厅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07人，查办的要案人数同比升幅居全国前列。突出查办了省烟草公司纪检组原组长孙某某挪用公款案;中共XX市委原、XX市委书记骆某某受贿案;中共XX市委原、秘书长陈某受贿案等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 严肃查办民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围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顺应基层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新期待，依法惩处发生在食品、医药、教育、拆迁补偿、社会保障、惠农补贴等涉农惠民领域的贪污贿赂案件。漳州、XX市检察机关查办了乡镇XX县区定点医疗机构通过虚增病人和诊疗项目等方式贪污、私分“新农合”补偿金的案件;龙岩、XX市检察机关积极查办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通过虚列农户、虚报种植面积等手段贪污国家粮食补贴的案件;XX市检察院围绕城镇化建设，注意总结“两违”(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犯罪案件的发案特点和侦查方法，指导基层院选准侦查策略和方向。各地查办的案件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肯定和好评。

—— 着力查办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机关配合，依法查处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领域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案件;积极参加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查处在项目审批、招标、规划调整、质量监管等环节的贪污贿赂案件;为服务福建生态省建设，省检察院于20xx年在全省开展查办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贪污贿赂专项工作。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在环保、林业、矿产、渔业和国土资源保护等领域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19件。XX市检察院查办的包括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某某在内的环保系统贪污贿赂窝串案16件16人，涉案金额达260余万元。

(二)办案能力得到增强。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新情况新特点，全省检察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改进侦查方式，密切与有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健全反贪污贿赂工作机制，推动侦查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完善办案工作机制，提升办案水平。进一步深化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在地市级检察院普遍成立了侦查指挥中心，加强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侦查力量和技术装备的统一调配、侦查活动的统一指挥，有效整合了资源，增强了办案工作合力。

—— 健全协作配合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积极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共享机制、信息通报机制、办案协作机制，反贪、反渎、公诉、侦监、林检、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在线索移送，证据收集、审查等方面协调配合、着力形成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内部合力。加强与公安、工商、税务、电信、金融、房屋管理等部门协调配合，逐步建立快捷高效的侦查信息查询绿色通道，提高侦查效率。比如，XX市检察院依托公安机关户籍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户籍信息查询专线，还与工商局、银行建立了企业注册、存款信息快速查询绿色通道，为办案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 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提升办案效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在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加大惩治力度的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发案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有关部门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档案，为政府工程招投标及物资采购领域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实行廉政资质审核。

(三)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将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位置来抓，采取一系列措施，抓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反贪办案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有效保障了反贪污侦查权的依法规范行使。

——强化规范执法。抓住反贪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环节，20xx年省检察院下发了《福建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深入推进提升检察亲和力、执法公信力建设具体意见》，对立案管辖、强制措施使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环节检务公开、处理涉案财产等进行了规范。进一步规范侦查取证活动，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坚决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行为，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切实加强人权保障。

——强化执法监管。省检察院出台《福建省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实施办法》，对案件的线索受理、初查、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等各环节施行严格管理，加强了内部分工和制约。从20xx年1月起，还要求在报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随案移送“全面、全部、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同时，各级检察院普遍设立案件管理部门，对案件实行流程监控、质量管理、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统一接收、保管、移送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开具法律文书，强化了全程管理和动态监督。

—— 强化监督制约。首先，接受人大及其会的监督。认真贯彻人大及其会的决定和要求，积极配合人大会组织的专题调研，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邀请人大代表视察反贪污贿赂工作等;其次，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对所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等“七种情形”提交人民监督员监督;最后，深化检务公开，提高执法透明度。完善侦查、审查逮捕、起诉等环节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保障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办案工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一些腐败现象滋生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仍然多发。检察机关所承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与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反贪污贿赂工作在一些具体案件中仍存在办案手段单一，过于依赖言词证据，执法行为不公开、不透明，不够规范等问题。同时，由于反贪工作任务不断加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显，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办案力度不够平衡。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之间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检察院查案工作力度起伏波动较大，查办大案要案比例偏低，查办商业贿赂、食品医药、教育就业等重点领域职务犯罪力度有待加大。一些基层院不敢办案、不善办案的现象依然存在，执法理念、工作重点、查办力度等方面不能适应当前反腐败形势发展需要，反贪工作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差距。

(二)办案机制不够完善。案件线索管理、侦查资源整合、侦查预防一体化等机制不够健全。一些地方检察、公安、金融、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不够顺畅和规范。一些地方法治宣传力度不够深入，干部群众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的性质、任务了解不多，使得检察机关案源渠道不畅通，获取有价值的案件线索的面较窄，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还不够到位。

(三)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少数干警法治意识和程序意识不高、采集证据不规范合法，讯问环节不规范、不文明现象仍有出现。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管理不够严格到位，在办案中仍存在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一些检察机关执法透明度不高，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制约的机制有待完善。

(四)办案科技化、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贪污腐败案件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涉案人反侦查能力较强，而检察机关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相对滞后，侦查信息查询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研判、证据收集等环节科技装备应用水平不高。队伍专业化程度总体偏低，熟悉经济、金融、证券、科技等专业知识的侦查人才较缺乏，队伍不够稳定，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应该提高初查能力和案件突破能力。

三、我们的建议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省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加大反贪污贿赂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发生。进一步打好反腐败持久战、攻坚战、整体战，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惩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

(一)查办案件的力度须进一步加大。要始终保持惩治贪腐的高压态势，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确保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要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的犯罪案件，要加强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反腐败工作，要加大教育、医疗、政法和环保部门违法问题的查处力度，对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扶贫救灾、环境保护等职务犯罪，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严肃查办。

(二)协作配合的机制须进一步完善。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调配合机制，增强工作合力。会同人民法院做好法律适用等工作，统一执法尺度。严格落实办案安全机制，与公安、医疗等部门在犯罪嫌疑人入所指模采集和体检等安全环节要强化沟通配合。健全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机制，畅通移交案件渠道。要明确公安、金融等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协助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义务，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确保反贪侦查工作顺利进行。

(三)惩防体系建设水平须进一步提高。要加强对案件高发领域犯罪防控工作，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检察机关要做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检察建议、年度报告等工作，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帮助有关单位堵塞管理漏洞、制定预防对策、完善监督机制。要充分运用典型案例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一把手”的廉政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反腐败工作的良好氛围。

浅议反贪侦查的审讯工作 篇3

[关键词] 反贪；审讯工作

【中图分类号】 D9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62-1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机关的反贪工作一种是侦查阶段的讯问，在侦查阶段如何搞好审讯？

一、审讯的规律性

我们积极把握审讯实践中的规律，无疑有助于我们有张有弛地做好审讯，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坐失良机；也有助于我们在暂时的突破或僵局面前，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一）审讯人员的主导地位性。（1）审讯人员的主导地位性主要表现在行为语言上。审讯人员的用语要滴水不漏：在审讯时说话千万不能信口开河，随便许诺。（2）选准使用证据的时机，灵活掌握使用证据的方法非常重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使用证据。

（二）犯罪嫌疑人供罪的三个阶段。（1）试探摸底对抗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犯罪嫌疑人畏罪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往往采取以静观动，回答多经过思考，时刻反省其供述是否矛盾，这种对讯问人员的高度戒备，是犯罪嫌疑人防御行为的自然反应；（2）动摇反复阶段。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防御心理开始崩溃。但由于其侥幸、畏罪心理仍没有完全被打消，还不时地起着作用，被告人极力在供与不供的利弊之间权衡再三；（3）供述罪行阶段。在铁证面前一是犯罪嫌疑人极积主动的配合讯问人员，讲清自己的犯罪事实；二是犯罪嫌疑人案情已被突破，但又下不了决心作全部交代，你出示多少证据我交代多少问题。在审讯人员反复的心理攻势和证据面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御体系已经全部崩溃，并深感除了交罪别无出路，遂开始供述交代罪行。

二、审讯前的准备

认识到审讯工作的规律性，我们就应该围绕规律做好讯问准备工作。一般来讲，检察官在审讯犯罪嫌疑人之前首先要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其次要全面吃透案情，包括基本犯罪事实、已掌握的证据和需要进一步深挖的线索，再次还要制定审讯提纲。但从实践中看检察官还应该做好下面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性格特点是指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强，懦弱等。犯罪嫌疑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接受审讯时会有不同的反映。因此这就需要审讯人员对这方面的情况要有所了解，以便根据不同的特点“对症下药”。

（二）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社会阅历。由于每个犯罪嫌疑人所从事的工作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生存环境、工作经历不同，年龄不同，其反侦查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在讯问那些社会阅历较浅的犯罪嫌疑人时，大多可以采取单刀直入、直接突破的审讯方法，使犯罪嫌疑人感觉到问题已经暴露，无法抵赖，造成一种兵临城下的态势，迫使其交代问题。

（三）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感情动因。感情是指人对外界刺激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都不尽相同，有的热情、有的冷漠，对于这种对人对事较冷漠的受审对象，如果采取一般的说教方法很难达到好的效果，就要下功夫找出他能够动情的人和事，引发他们情感的“燃烧点”。

（四）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知识状况。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它可以分为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等等。对于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在审讯时就应该安排政策水平、法律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主审人；对于有些案件中涉及有关专业知识的问题，我们就要安排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同志担任主审人。

三、审讯的具体运用

审讯的具体运用，应针对不同的审讯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

（一）对不同年龄被审讯对象的审讯：a.、青少年由于认识上、情绪上、情感上、意志上的单一、无知、浅薄，要求我们采取循循善诱、大哥哥、长辈式的论理、论情法，让其感受到审讯员的关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消除其冷漠、破罐子破摔心理，从而供述。b、对于中老年被审讯人，由于其社会经验较丰富。人生观、世界观的定型导致其意志较顽固。对这类人应着重对其论理论法，强调“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基本道理。

（二）对女性被审讯对象的审讯：对她们的审讯，我们应耐心细致，并抱有一定同情心，把感化的力量渗透到她的内心。审讯中，应注意在言语上不能打击其自尊心，以免她“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充分激发其家庭观念及母性心理。如果她能被你讲得潸然泪下，那就成功一半。

（三）对有一定社会地位被审讯对象的审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被审讯人受审后，一下子从原来的领导干部、教师、公务人员、社会名流沦落为“阶下囚”，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这类人在交代问题时往往存在怨恨、虚荣及防御心理。对于这种人的审讯，我们应注意尽量减少其“心理落差感”。应用婉转的语言满足其心理承受能力，尽力唤起其荣誉感。将其自尊，自负转化为交代的动力。我们必须充分地掌握证据，并适时使用，“严防其反咬一口”。审讯员与其交锋时应在心理素质上，知识见地上，都不输于对方。用扎实的法律功底，进行深入的教育、感化。使其在收敛嚣张气焰后，觉得自己当官多年，在很多方面确已疏忽，属于咎由自取，方可将其手到擒来。

总之我们要善于总结，寻找和把握个案中所提示出来的规律性东西，从审讯规律的提炼中不断提高审讯艺术。

参考文献：

[1]陈连福.探析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信息化建设[J].河南社会科学，2011，（04）.

浅析反贪侦查的信息化 篇4

一、电子证据的定义

信息时代下, 电子数据文件已经是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的主要载体。电子证据已经成为了证据的一种法定证据形式, 在立法和实务中都得到了认可, 但是对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缺乏纲领性、系统系的注解。

通俗的讲, 电子证据就是以电子化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所谓电子化技术, 即由介质、磁性物、光学设备、计算机内存或类似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信息的存在形式。在信息时代,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我们既不能穷尽当前用以反映事物客观发生过程的手段, 更无法预知未来技术, 所以对电子证据的定义尚处于发展阶段。本人认为电子证据应该囊括文字、图形、数字、影音及复合文件等反映事物客观发生过程的各类资料。

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 争议各方先后提出了“视听资料论”、“物证论”、“书证论”、“独立证据论”等观点学说。其实就目前法律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来看, 哪种证据类型都不能完全与其它类型分离开来, 所以一味的讨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本身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本人认为应该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是因为只有将电子证据单列, 才能更好的适应其特点, 规范取证程序, 发挥其证据作用。也就是说, 我们将电子证据单独列为证据种类并不是为了解决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 而是为了更好的体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二、电子证据特征

电子证据之所以能够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 就是因为其有传统证据类型所不具备的特征。从实践中看, 电子证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电子证据具有易变性。电子证据是通过电子化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而电子化技术又具有虚拟、快速、易消逝、易修改等突出特点, 所以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及传输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伪造、篡改、破坏, 并且不通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很难察觉和识别该伪造、篡改。

(二) 电子证据表现形式多样。电子证据最终需要通过其他载体反映出来, 其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不仅可以直观地表现为一般的文本、图像、音视频以及其他复合形式, 还可以表现为以电子形式对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记录。

(三) 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性。电子证据实际上是一些按特定规则处理生成的数据信息, 它的产生、存储和传送都离不开电子技术和电子设备的支持。只有通过相应的技术设备才能使其从存储状态转化为人的视听觉所能感知的状态, 电子证据的调取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

三、电子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讨论证据问题不能回避的话题, 证据规则包含了证据资格规则和证明力规则两个方面的内容。证据资格规则又包含了证据形式规则和证据属性规则, 证据属性规则这是从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对证据资格进行的考量。证明力则是指可以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所起作用的程度。

依据证据规则来看, 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证明力大小取决于确实性与充分性。对电子证据来说, 关联性同传统证据差别并不大, 但客观性与合法性成为了判断电子证据可采性的关键, 确实性则成为了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关键。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都需借助相应的技术设备, 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数据出现改变或失真, 另外电子设备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易受攻击, 电子数据遭致修改又难以察觉。因此, 电子证据的提取、展示、保存都应该具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技术设备, 从而保证其证据作用的发挥。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 侦查人员提取电子证据前, 都要对目标设备周边的干扰设备、储存介质、网络设备等进行物理隔离, 并切断远程控制, 用专门设备提取涉案计算机硬盘、移动磁介质、光盘等信息资料。提取证据时, 要确保对目标资料的原始数据不产生任何改动和破坏, 以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在取证过程中, 应在对案件有关的数据和资料不进行任何改动或损坏的前提下进行备份, 记录备份的时间、地点、数据来源、提取过程、使用方法、备份人及见证人名单并签名。所有的检查和分析工作应该在备份件上进行, 以保证原始证据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在提取电子证据还要详细记录取证全程, 将电子证据从获取生成之后到提交法庭作为审判依据的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进行记录和说明。尤其对提取、验证、转化等过程的关键操作、重新封存等主要步骤应当多角度录像。

反贪侦查 篇5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赵志国 秦石蒙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依照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既是诉讼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诉讼原则。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本文试图从三个部分，即第一部分对相关证据制度方面的修改、新增条文进行阐述；第二部分围绕新的证据制度分析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不足；第三部分尝试就所分析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和完善意见。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证据制度 职务犯罪

一、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方面调整的理解

（一）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调整理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对证据种类的分类中：一是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即鉴定人的意见，并要求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必须是在有关侦查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具有鉴定资质的人。修改后的刑诉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更能体现司法鉴定活动及结果的本质属性，同时也要求司法人员要对鉴定意见进行甄别，将不能准确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鉴定意见排除在外，从而保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二）关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排除的理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原条文四十三条的基础上，在新条文第五十条中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立法上公开承认了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此外，新条文第五十四条还明确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同时对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排除标准及程序进行细化。

（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规定的理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新条文将证人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用“应当”来表述，其涵义就是在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时候，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可能面临证言、鉴定意见不被采纳的风险。

二、分析当前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面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方面的要求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一）反贪队伍办案水平尚且不能完全适应开放的信息化时代要求

时下，我们处在科技日新月异、信息高度透明化的社会里，本来反贪工作人员面对的就是一群拥有高智商、高学历、高职位的犯罪分子，这些职务犯罪的领导干部们在官场上浸淫多年，他们有经验、有人脉，而且也懂法律，对付这样的一群狡猾的犯罪分子，只有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复合型侦查队伍才能与犯罪分子进行周旋。

（二）反贪侦查人员在执法理念执法机制等方面均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本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不被监听，这将使侦查机关凭借空间隔离、信息阻断、时间独占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开展外围取证的优势不复存在，使得侦查工作趋于公开化、透明化、复杂化，使得之前依靠口供突破案件的传统办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执法办案要求，再加上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将比较大的颠覆过往突破口供的一些讯问技巧和手段。此外，修改后刑诉法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法庭质证等方面的要求将更为严格，反贪办案人员在面对这方面的经验还比较欠缺。

（三）侦查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比较严重

反贪侦查人员在侦查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总是无法摆脱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笔者认为，造成侦查人员这种思想的原因是一是办案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思想上对证据收集程序不够重视，一味的将重点放在所收集的证据是否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而忽略程序收集是否合法；二是侦查人员有侥幸心理，认为证据持有人在证据调取收集方面的法律知识、专业知识了解不清，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无法及时发现。

三、反贪侦查工作如何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在证据制度方面的调整

（一）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打造复合型强侦队伍

要想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要求，人是第一要素。大力开展专项培训、敢为练兵和技能竞赛，着力提高信息化侦查能力、预警化研判能力、精细化初查能力、规范化讯问能力、组合化证明能力、扁平化指挥能力、一体化支撑能力和科技化应用能力等。坚持人才强侦，健全完善侦查人才引进、选拔、培养、使用和评价、管理机制，努力造就一支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合理，能力水平经得起办案实践检验，人才数量基本满足工作需要的侦查人才队伍，为侦查工作长远发展奠定人才保障，从而带动侦查队伍专业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方式

1．加强线索初查及立案前犯罪证据的收集工作

修改后刑诉法对侦查取证、证明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侦查的主要精力从获取口供转移到全面收集证据上来，实现“从供到证、以证印供”向“以证促供、证供互动”的转变。

2．拓宽办案取证思路并加强与相关行政部门的配合

近些年来，在信息化社会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已经提出信息引导侦查的办案新模式，同时也在强调要利用现代化的侦查装备来取证固证。笔者认为，面对新形势，侦查人员要在原有的侦查手段上与时俱进，不仅要查被调查人家庭财产、车、房、股票等信息，更要加强对被调查人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的调取，利用话单分析、数据恢复等侦查技术手段搜集和固定证据。此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实物证据可以在刑事司法中转换运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侦查人员许多收集固定证据的时间，所以侦查部门应该向孤军作战向有效整合资源，加强内外部协作转变，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配合，加快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和证据转换机制。

3．扩大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使用范围及提高镜头下依法审讯的能力水平

目前所谓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指的是对被调查人正式立案侦查后的讯问进行完整录音录像，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正式传唤被调查人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时就应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因为在笔者看来，一个线索在侦查人员初查过后，对所收集的证据进行甄别从而初步判断被调查人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这种初查工作所收集的证据毕竟不可能完全尽善尽美，因为在正式传唤被调查人到案接受调查后，被调查人必定会对侦查人员所收集的证据进行狡辩。此外，侦查人员也要积极去摸索新的询问、讯问技巧，提高“镜头下”依法审讯的能力水平，最好做到针对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灵活运用审讯技巧，准确区分政策攻心、运用谋略与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的界限。

（三）积极探索证人出庭作证工作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包括侦查人员在必要时也要出庭应诉。在实践过程中，职务犯罪证人出庭率也是非常低的，证人出庭率低主要是害怕被相关当事人打击报复，例如在贪污、挪用犯罪案件中单位的财务人员就由于害怕作证被接任的单位领导在工作中“穿小鞋”而不愿意上庭作证。⑥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以后的工作中一是要建立起严谨的证人出庭作证审批程序；二是注重和拟出庭质证的证人的交流，对证人进行心理疏导和说服教育；三是要加强和案发单位的纪委及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沟通，不要因为单位相关人员出庭指证前领导，而在其以后该人的工作中给予其不公正的待遇。

（四）建立独立的非法证据审查部门和机制

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检察机关要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完成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工作，力求将非法证据在侦查阶段就予以排除。笔者认为可以在反贪局下面的办公室里派专人负责证据方面的工作，对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发现非法证据及时排除，瑕疵证据及时不正，同时对于重大复杂案件，也可以商请侦监、公诉部门提前介入，防止因非法证据排除而动摇整个案件。

总之，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即将开始全面实施的时候，我们为应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所做的各种调研、分析、应对方法，均应在真正法律生效后，通过实际办案，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侦查工作。只有在实际办案中不断摸索、总结，才能真正开创查办职务犯罪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反贪侦查 篇6

关键词：侦查讯问；囚徒困境；博弈论；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上的一个著名概念，最初是1955年提出。科学运用“囚徒困境”原理，成功突破共同犯罪中的攻守同盟。面对共同犯罪人的攻守同盟，博弈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突破方法。其假定的模式是，若有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作案，警察抓住他们以后，分开羁押，并告诉他们：可以选择坦白或者不坦白，如果一个人坦白，另一个人不坦白，则坦白的一方就会被立即释放，而不坦白的一方被判10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会每人各判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因证据不足，则每人在关押一年后释放。结果，二人都选择了相互检举。要运用好囚徒困境理论并达到预期审讯效果，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设置困境，找出和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各方利益；其次适用谋略击破其心理防线，使其陷入困境；最后是创造条件，促使犯罪嫌疑人在困境中做出坦白交代的选择。因此在反贪侦查审讯实践中，侦查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下列工作。

一、阻断信息传递

对于职务犯罪嫌疑人而言，其反应敏感度和智商水平往往要高于普通刑事犯罪嫌疑人，因此要严格减少外界传递的信息量，将犯罪嫌疑人置于消息封闭状态，对侦查机关已经掌握了多少可证明其有罪的证据材料的不了解，对同案犯是否被抓、相关知情人是否到位也不知情，对社会关系如亲人、朋友、单位是否知道其目前状况，家人是否因此受到牵连或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可能对自己产生何种评价，能够为其提供帮助的个人或单位是否愿意实施帮助的不确定性，使其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初步审讯，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最关心的利益集中点以及与他人结成利益同盟的基础，为破坏犯罪嫌疑人的认知基础做好准备。

结合当前窝案、串案较多，如果能够灵活的运用囚徒困境，可能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侦查人员在讯问中的作用就是因势利导，使犯罪嫌疑人的趋利避害心理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走进我们事先设好的圈套，从而达到突破案件的目的。侦查人员怎样去运用囚徒困境呢？我们认为就是运用谋略和方法使犯罪嫌疑人的趋避冲突产生倾向性的变化，比如宣传法律关于自首和立功的规定，或让犯罪嫌疑人产生同案人已交代的错觉，使其感到坦白的好处大于不坦白的坏处，认定坦白有利，抗拒有害，因而彻底交代。那么什么时间运用囚徒困境最为有利呢？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要经历四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认罪阶段。每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我们认为在动摇反复阶段时运用最好，这个阶段犯罪嫌疑人开始犹豫权衡，如果侦查讯问人员能够抓住时机运用囚徒困境的道理，就能促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土崩瓦解。

二、破坏认知基础

在最初的讯问中，得知了犯罪嫌疑人利益集中点及认知基础后，就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个性、情况，量身制定相应的讯问策略，从双方立场不同，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使被审讯对象认为对方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逐步引导被审讯对象进入不信任同伴的心理状态。要充分利用被审讯对象被限制一定人身自由或关押，信息不畅的客观事实，人为制造错觉，让审讯对象有足够理由相信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为审讯所用。通常情况下，职务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始终有一种担心、恐惧，怕一着不慎东窗事发的心理。审讯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使其联想到自己哪里露出破绽，哪个关系人出事或者同伴是否已经招供。如审讯人员可以有意无意透露“好像和他人讲的不符嘛”、“别人的态度可比你好多了，聪明多了”、“你不讲，有人会讲”、“人家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死保你，不太可能吧，更何况你今非昔比了”之类的暗示语言。又如，把案件的重要当事人带到位，故意让其看到，肯定、赞赏案件重要关系人的话，故意让其听到。也可以把讯问案件重要当事人的录像片段去掉声音放给其看，一些低头、沉思、侃侃而谈的镜头也会使其产生错觉。

三、提供利益条件

在被审讯对象犹豫不决，内心衡量坦白交代的代价时，审讯人员要对被审讯对象利益分析沟通，促使对象认为坦白供述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比如对法律政策关于坦白、立功、量刑和减刑的相关规定，或者对被审讯对象所关心的利益点进行教育，用亲情或者友情的感化，或者强调退赃的情节，都可以减少被审讯对象的坦白成本。又如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对坦白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及时转换强制措施，一方面起到稳固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态度，另一方面也释放出不可能形成攻守同盟的信息，分化瓦解对方阵营。

四、运用囚徒困境理论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运用囚徒理论为反贪审讯所用，实战中还要把握以下关键点：

1.注意灵活运用“成本”与“收益”的概念

审讯中的犯罪嫌疑人通常在整个讯问过程中都在不断的衡量和计算坦白和抗拒的“成本”和“收益”。在审讯中，不断给被审讯对象在各个方面灌输、分析供述与否的“成本”与“收益”，促使对象选择“成本低”、“收益高”的应对方式。但在审讯中审讯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能为了让犯罪嫌疑增加坦白的收益成本，而对犯罪嫌疑人做出超出法律或者是不能兑现的承诺。

2.注意审讯谋略运用与指供诱供的界限

囚徒困境理论的运用是一种审讯手段，其出发点在于运用该理论，在审讯中分化瓦解被审讯对象的信任基础，从而达到对被审讯对象的心理控制，做出真实供述。但在营造审讯氛围、引导被审讯对象的心理时，必须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不能用扩大暗示外延的谋略来进行指供、诱供。讯问中适用的谋略，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建立在深入细致的调查和一定的证据基础之上，不能单凭主观臆断，更不能适用具体而指向性明确的语言。

3.注意极其小心地收集并运用好审讯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运用囚徒困境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有谈资，这种能打动人心、层层加码、逻辑严密的谈资也就是审讯素材。审讯素材的收集不单单要求初查细致全面，而且在绝大多数的讯问中，审讯人员也要注意收集、敏锐捕捉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信息、流露的心理，并能迅速、有机转化成各种审讯素材。在审讯素材的运用上，好的侦查人员往往就体现出把握战机的能力。一般来讲，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抗拒阶段，二是动摇阶段，三是反复阶段，四是坦白阶段。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审讯人员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及审讯实况，合理运用审讯素材，使得囚徒困境理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4.注意后续的侦查取证工作

利用囚徒困境理论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后，不能单纯地认为取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案件就可以顺利告破，而是要及时对犯罪嫌疑人交代的问题进行取证固证。贪污贿赂案件的明显特点是带有窝案、串案的性质，在讯问工作中，审讯人员要善于科学运用囚徒困境理论，在被审讯对象之间，把握时机，反复运用囚徒困境理论，以获得最大的审讯效果。同时，努力将侦查的主要精力从获取口供转移到全面收集证据上来，实现从“由供到证、以证促供”向“以证促供，证供互动”的转变。

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完善研究 篇7

关键词：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完善

建立完善的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可以有效的对我国贪污和贿赂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管制, 为社会的安定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然而, 就目前来看,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在我国还存在许多贪污贿赂的现象发生。只有加快对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完善, 加重对于反贪污贿赂罪行的认识, 才能有效防止贪污贿赂现象的发生, 来保障我国财产的安全性。

一、我国目前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现状及问题

(一) 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所有的现状

根据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 由于我国近年打击贪污腐败行动力度不断加强, 查出了许多贪污腐败分子, 也查处了许多官员中的败类。但是, 虽然如此, 人民群众对于这样的打击行为仍然存有许多疑虑, 认为这样大力度的打击行为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只能治标不治本。这是由于我国的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还不够完善, 制度建立的不够完善, 才会导致人们对于国家的不信任。因此, 面对这样的现状, 必须加大对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建设步伐, 使我国社会可以更加的安宁和稳定。

(二) 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主要存在一下五个问题。第一, 对于官员有无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判定标准过于单一。对于官员有无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判断标准的单一会使得最终的判决结果不能让人信服, 大大不利于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发展。第二, 对于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的侦查手段相对落后。落后的侦查手段会严重影响对贪污腐败的查处进度, 不利于反贪污贿赂侦查行动的进行。第三, 对公务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我国对于国家财产的申报和公示制度都还不完善, 这就导致有官员可以浑水摸鱼, 造成贪污腐败现象。第四, 我国对贪污腐败的人员惩罚力度不够。面对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我国对于其处罚的力度不够, 导致不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间接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第五, 国家对于已经抓住的贪污腐败人员赃款追回制度不完善。对于赃款追回力度不够, 导致财产的损失, 不能促进国家和谐发展。

二、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方法

(一) 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具体完善

我国传统的对贪污贿赂罪行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 而这一政策不能满足现代发展的需要[1]。传统处理贪污贿赂罪行的法律政策不能很好的帮助国家真正管理腐败现象滋生, 我国必须对贪污腐败现象施以更多的重视, 从政策上进行对贪污腐败现象的管理, 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根据贪污的综合方面对贪污人员进行分级分层分量的判定, 而不是再采用传统单一的判决标准。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完善。

(二) 建立专门的法律制度进行管理

面对贪污贿赂行为, 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法律制度进行出发。这样才能将其与普通的刑事案件进行区分, 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正确的裁定[2]。同时还应该完成对监督体制的完善, 对国家公务员的财产施行公示制度, 加强对监督体制的完善可以保障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而公示制度可以加强群众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然而,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 还应该继续努力进行完善, 促进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完善, 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学习新科技, 运用新手段

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也应该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对官员的监督与侦查[3]。落后的技术手段会大大限制我国反贪污贿赂真擦机制的发展, 同时也会对侦查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很大的影响。而运用网络科技平台, 对官员进行侦查监督制度, 可以更简便且更加准确的对他们进行监督。还可以有效的防止贪污腐败人员进行外逃, 当贪污腐败人员进行外逃时, 应该运用相应的追缉手段将其捉拿归案, 以此来有效的防止我国资产的大量流失, 打破传统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缺陷, 确保了我国财产的安全。同时, 还应该加大对赃款回收的力度。面对贪污官员的贪污犯罪行为, 不能仅仅只是对其判决, 还应注重对后续赃款的回收工作, 以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量[4]。为了国家财产安全, 应该尽快完善制度, 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

三、结语

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到我国国民财产的安全, 也辜负了人民群众对我国政府的信任, 只有抓住这些害群之马, 对其严惩, 才能起到警示与教导作用, 还国家一个安宁, 还社会一份稳定。加强对我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完善步伐, 才能确保我国财产安全, 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锦民.对中国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的设想[J].法制博览 (中旬刊) , 2014, 06:225.

[2]张少芳.论防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15, 02:252-253.

[3]周影.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困境与对策[J].辽宁警专学报, 2013, 04:32-37.

浅谈如何加强反贪侦查能力建设 篇8

一、影响反贪侦查办案效果的因素

(一) 新律师法的实施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凭借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 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讯问”之后少了一个“后”字, 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的身份时, 就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二是会见的内容方面得到扩大。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 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 可以向律师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实。三是律师会见的保障方面。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它强化了律师依法独立办理法律事务, 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律师在会见过程中, 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直接干预;不得被秘密录音, 间接干预。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 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 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公开, 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 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 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讯问的难度增大。律师在侦查中的提前介入, 对嫌疑人来说, 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 降低对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 不排除零口供的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二是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 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 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 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 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 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三是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缩短。四是成案率将降低、无罪判决率可能上升。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 取证质量的提高, 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诉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 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将可能增加。

(二) 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仍显不足。一方面, 现行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有限, 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另一方面, 反贪侦查中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 没有跟上应对贪污贿赂犯罪新形势的要求, 反贪办案仍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办案手段和方式上, 习惯用先获取嫌疑人口供再收集证据的模式, 对“科技强侦”在思想观念上、经费投入上、实际应用上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与公安部门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 侦查一体化的实际运用还不够普及。

(三) 举报线索减少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群众举报逐年减少、反贪案源减少, 有价值的线索不多。群众在反腐败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 普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一方面, 知道腐败实情的人多数与犯罪嫌疑人属利益共同体, 不想举报或不敢举报。另一方面, 多年来反贪部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净化了腐败的土壤, 同时国家重视了机制创新建设和监督体系建设, 大幅度降低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率。近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受案数量下滑。有的举报质量不高, 初查难以成案。

(四) 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在办理案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作评估, 以便对症下药, 提高审讯效率。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年龄大党性强的犯罪嫌疑人, 一开始接触就如实交代问题, 甚至将我们未掌握的问题也坦白了。近年来这种情况没有了, 而更多的情形是侥幸、对抗的心理, 即便交代也是步步为营式的。多年来,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 涉嫌犯罪的人也在不断探讨和研究案例, 每发生一起案件都是他们的镜子, 或与内行人分析或与律师交流, 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和反侦查的技巧。随着社会的变化, 学历高综合素质高, 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不断增多。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增加了讯问时突破的难度。

二、从多角度提高反贪侦查能力

(一) 更新观念, 转变思路

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 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同时也要看到, 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的要求, 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 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

(二) 强化案件的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 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实施, 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 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心前移, 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 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 慎重使用风险决策, 降低案件风险。实践中对案件线索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 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 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 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对经过初查, 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 要抓住有利时机, 果断决策, 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 为下一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与效率, 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

(三) 注重首次讯问

首次讯问开展顺利与否决定了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 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 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在初查的基础上, 尽可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 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正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 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 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问的方法和手段, 适时运用侦查谋略, 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 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把握时机、以奇制胜, 以便尽快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四) 灵活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

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 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而且还有深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讯问、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 收集调取证据, 及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 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办案件时使用。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过于死板和程式化, 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 与其他侦查措施有机组合, 当宽则宽, 当严则严, 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适当灵活运用。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 如果主动如实交代, 认罪态度好, 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 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另外, 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 在一定程度上会营造一种氛围, 何时采取何种措施, 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来决定。

(五) 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固定证据, 减少对口供的依赖

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 对定案有重大影响, 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 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 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 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 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 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 充分收集证据材料, 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 及时补充完善证据, 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 有效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 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六) 注重办案效率, 快侦快结

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 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 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 整合侦查资源, 集中优势兵力, 速战速决。在当前社会形势下, 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 因此, 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 办案的节奏将加快, 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 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 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 防止转移赃款赃物, 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的低下而消失。因此, 要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 转化为复合型、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 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 合理地结合起来, 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 实现侦查的快速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节约侦查成本, 更能有效遏制侦查中可能出现的跑风漏气和嫌疑人串供、翻供现象。

(七) 指挥决策形式由稳当型向风险型转变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 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 放弃战机, 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 这无疑对侦查指挥人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八) 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

反贪侦查 篇9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赋予辩护律师更大的辩护空间;使犯罪嫌疑人有了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并规范了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制度;更加明确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利等。而在这几个方面的修改中, 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在辩护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律师更大的辩护空间, 使反贪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情况

首先, 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点提前。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而旧的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以获得法律咨询和帮助。而辩护人不仅能够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还能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

其次, 辩护律师可以凭有效证件不受约束地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相比于旧刑诉法的规定, 新刑诉法的规定具体、明确、硬性, 完全不需要通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和知晓。

再次, 律师可以在不被监听情况下的无障碍会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相比于旧刑诉法“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 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心理放松, 辩护律师能充分问自己所想了解的案件内容。

二、关于辩护制度的新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的辩护制度的修改, 对于反贪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

(一) 侦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辩护制度的修改, 造成反贪侦查人员在侦查中, 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还有辩护律师。律师在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 为犯罪嫌疑人找出应对侦查人员的办法。律师可以在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中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从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专业的意见, 指出笔录中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供述和辩解, 并向其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这会使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几率大大增加, 也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二) 取证的阻力进一步加大

在侦查阶段, 辩护人的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同步进行, 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 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同时, 在自侦案件中, 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 证人会迫于嫌疑人家属的压力或在一些律师暗示下, 躲避侦查部门, 避证、逃证或拒不作证;也可能在作证后出现证言反复或做伪证, 这样对侦查工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另外, 由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是利益共同体, 其自行收集调取的证据并不会向反贪部门公开, 这导致了反贪部门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的知悉具有不对称性。如果律师调取的证据超出反贪部门的视野, 势必会影响反贪部门对案件的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

(三) 不能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形成足够的心理压力

由于辩护律师没有障碍地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使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通讯”并没有被阻隔。这样并不会给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造成足够的心理压力, 还使犯罪嫌疑人能够随时明确案件的进展情况、侦查人员的取证情况以及外界对于案件的关注情况等。并且可能在律师的提醒及“鼓励”下, 充分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 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于贿赂犯罪的影响十分重大。贿赂犯罪一般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在贿赂案件中, 如果辩护律师没有障碍地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那么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就可以毫无阻碍的串供、翻供。

(四) 现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制面临强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规律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演变, 查处窝串案已经成为目前反贪部门最有效的办案方法。对于窝串案、案中案的顺利查办, 关键就是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的保密。但是在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 显然会打破以往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由反贪部门独享的封闭局面。律师很可能会比侦查人员先行接触相关涉案人, 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惊动同案嫌疑人、重要证人等, 从而打乱反贪部门的整体部署, 导致案件的深挖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三、反贪部门的应对措施

新刑诉法的施行, 对侦查人员如何应对律师的提前介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对反贪部门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大提升。

首先, 要加强学习, 积极迎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广大反贪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施行前的这段时间学习掌握新法的内容, 做到融会贯通。只有在思想和学习上达到了新刑诉法的要求, 才能在今后操作层面中, 在办案实践中, 做到严格遵照执行。同时, 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 提高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 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

其次, 将办案重心前移, 扎实做好初查工作。初查是立案的前提, 初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 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 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在初查阶段, 由于律师还未介入, 对办案尚不能造成干扰。因此反贪部门要按照全面、细致、准确的标准, 有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 尽可能查清有关的犯罪事实及调取案件外围的大部分证据, 做好初查的基础性工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 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 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 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只有这样才能在立案后的侦查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 才能为立案后的侦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还要重视首次讯问, 争取固定住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使其无法翻供。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仍为反贪部门发动, 此时律师仍未介入, 反贪部门占据主动权。反贪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 把握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恐惧、慌乱和无助的心理, 借助初查阶段掌握的证据材料, 运用审讯策略和技巧, 促使犯罪嫌疑人完成试探摸底、对抗相持、矛盾动摇和供述罪行四个心理转变, 力争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获取有效口供。

再次, 要正确处理与律师之间的关系。辩护律师介入侦查, 改变了反贪部门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原有的优势地位, 是刑事诉讼法平衡控辩双方力量的结果, 能够促使侦查机关更全面地掌握和收集证据, 拓展侦查思路, 从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贪部门要认识到, 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 在诉讼过程中与侦查人员的地位是平等的, 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所以要转变观念,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积极研究应对方法, 适应侦查工作的新需求。检察人员可以利用律师及相关人员的反侦查活动, 获取再生证据。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反侦查活动, 一旦这些反侦查活动能被查明, 并以证据的形式被侦查人员固定下来, 就足以否定靠反侦查活动确定起来的伪证, 和其它犯罪证据合并形成坚实的证实犯罪的证据锁链, 从而达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目的。检察人员还可以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取有效的侦查信息。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是充分信任的, 检察人员可以通过同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 证据交换等形式, 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陈述中, 发现侦查信息和线索。在保障事实的前提下, 由律师出面做思想工作, 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争取宽大处理, 从而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另外要处理好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的合作关系, 促使其能够积极听取我们检察机关的意见, 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 提升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 及时通报, 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依法处理。并且, 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律师依法执业的管理和教育, 提高律师职业道德素质, 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防止律师滥用执业权利。

最后, 严格执行刑诉法和高检院规定的执法规范要求, 在每次讯问时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最有效、最简单的应对措施, 这样不仅能证实我们侦查行为及所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 对侦查人员进行保护, 而且还在应对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串供时, 有重大的作用。另外在对犯罪嫌疑人住所、办公室、人身进行搜查, 或者对核心证人进行取证时, 也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才能保证侦查人员更好地收集、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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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侦查 篇10

早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人权入宪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法制化。人权入宪确立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给检察机关的执法观念提出新要求, 要求转变以往陈旧的侦查观念, 在办案中强化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树立人权保护观念以实现新形势下侦查观念的转变。

侦查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树立人权保护观念, 严格规范办案, 克服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 树立程序法、实体法并重的思想。在办案中强化程序意识、证据意识。重点要做到以下两点,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依法办事。

1、强化程序意识

查办案件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严格按照程序法办案。采取和变更强制措施要严格把握条件;办案中要严格遵守各种时限的规定。我们注重提高侦查人员在一定时间内突破案件的能力;但是更要注重把主要精力放在12小时以外, 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证据的收集上;放在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和运用谋略获取证据上。只有这样在正式接触犯罪嫌疑人时, 才会做到心中有数, 占据主动性;才会避免因在一定时间内突破不了案件而搞刑讯逼供或者过分依赖口供而用引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也能改变靠长时间传唤、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突破口供的违规做法。查办的每一个案件要程序合法, 使获取的证据客观、充分并且合乎法律在程序上的规定而更具有证据效力, 让人们信服。

2、强化证据意识

要求我们收集、获取证据要客观、全面、公正。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和罪重证据, 同时还要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要改变以往注重由供到证的侦查思路, 转变到由证到供的思路上来;收集证据不过分依赖口供, 侦查重心不以获取口供为主, 要在收集、固定口供以外的客观证据上下功夫, 靠事实说话, 靠证据说话, 不要搞主观臆断和有罪推定。在实际办案中证据意识强化了, 案件质量也会有保障, 还会避免或减少错案的发生。

总之, 侦查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树立新的执法观念。

在执法过程中, 既要惩罚犯罪, 也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做到依法惩罚犯罪和依法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二、反贪初查应坚持的几条基本原则

反贪初查作为贪污贿赂等犯罪立案侦查前的初步调查活动, 是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重要一环, 其工作质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案件查办的成败。

1、线索专控, 严格保密

即强调严格控制知情面, 无论是举报的材料, 还是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 都必须严格保密, 缩小知情人的范围。线索专控不仅体现在对检察院外部人的保密, 而且在检察院、反贪局内部也要注意减少知情人的范围, 健全案件汇报制度。对于大案要案的线索, 尽可能减少逐级上报的环节, 必要时直接向检察长汇报。

2、抓住时机, 快速出击

案件是动态发展的, 这要求侦查人员在“快”字上做文章。初查时间拖得越长, 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 侦查人员要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紧迫感, 快速初查, 及时立案。

3、秘密调查与公开调查相结合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联系, 且涉案人员往往社会关系复杂, 这就造成了反贪初查调查难、取证难, 办案阻力大的困难。而秘密调查正是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当然, 公开调查作为一种调查方式也是必要补充, 对于单靠秘密调查不能突破的案件, 则可以采用公开调查作为辅助手段, 最终达到好的初查效果。

4、依法办事, 立案准确

初查的最终结果是是否立案, 而立案的标准是《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与其他诉讼阶段比较而言初查对证据的要求较低。但是, 初查不是目的, 同样可以达到立案的标准的初查结果, 其证据质量的高低可以对后继阶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 全面初查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将视线后移, 保证证据质量, 为下一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要在熟知案情的基础上, 坚持科学的讯问方法

贪污贿赂案的讯问方法, 要实事求是, 讲原则重证据, 因案而异, 因人而异。在具体办案中, 应掌握犯罪嫌犯人普遍特点, 有针对性使用讯问方法, 只有采用科学的讯问方法, 才能及时予以认定, 以达到讯问目的。

1、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体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

有些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较深, 知识面较广, 文化程度较高, 他们知法懂法, 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反侦查能力, 属于智能型犯罪。因此, 讯问工作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于2008年10月28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新修订颁布, 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对照98年消防法, 新消防法有了诸多新精神、新规定、新内容, 但也存在一些瑕疵, 仍需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大胆探索、研究。笔者从实体、形式及不足等三个方面逐一梳理成条, 以供各位领导和战友交流参考。

一、实体变化

1、消防工作制度发生变化。“消防安全责任制”是现行消防法规定的“防火安全责任制”的继承和发展, 一字之变, 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了责任制的内容, 是对“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新的消防工作原则的概括和归纳。消防安全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实践证明, 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各行各业以及每个人在消防安全方面各尽其责, 才能使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乃至每个人的消防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整体抗御火灾的能力, 维护公共安全,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2、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 教育、量才能突破;有些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经验丰富, 思想准备充分, 他们的心理控制能力较强, 在接受讯问时表情比较自如, 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付讯问有思想准备, 只交待一些表面的事情, 而拒绝交待实质的犯罪行为, 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有些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态度较强硬, 开口就说我没有经济问题, 你们拿出证据怎么处罚我都行, 有的毁灭涂改账目、有的转移赃物、有的千方百计堵塞漏洞。态度强硬, 拒不交待, 因此使讯问工作受到了阻碍。对此, 办案人员必须知晓, 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2、全面熟知案情, 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讯问方法。

(1) 认真分析案情, 在讯问之前熟悉案情, 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不同特征的犯罪嫌疑人, 对选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 新闻、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都有消防宣传教育职责, 形成大宣传格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发生变化。

建立了建设工程消防备案制、抽查制。一是在设计阶段, 除消防法第11条规定的工程外, 建设单位应当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二是在验收阶段, 除消防法第11条规定的工程外, 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仅对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承担审核、验收职能。加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质量责任。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 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4、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制度发生变化。

(1) 增加了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技术鉴定制度和合格消防产品公布制度。 (2) 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一家负责准突破口, 以此逐渐扩大战果。一是一案中数罪的主要罪及要案问题。二是数额大、情节严重, 我们已掌握一些证据问题。三是数额不大, 但直接关系同案犯、涉及重大线索问题。四是在口供与证据之间, 前后口供之间同案犯之间的重点、弱点、易于攻破问题, 选准突破口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了解。

(2) 选择恰当的时间、适宜环境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规律。

准确把握讯问的时机, 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较量, 也是一场比意志比智慧的战斗。不同的讯问时间和地点, 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 如晚上突然讯问比白天效果好, 晚上讯问时, 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错觉, 他们一般有错误的认为, 讯问一般都白天进行, 晚上突然进行讯问一定是掌握改为由质监、工商、消防三家负责。

5、明确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和疏散的技术要求。

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使用不燃、难燃材料。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加强农村消防工作。

一是政府加强领导, 加强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建立、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二是特殊时期的消防宣传教育、消防安全检查职责。三是指导、帮助、支持基层组织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

7、建立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制度。

国家鼓励、引导“两类”场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8、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职能发生变化。

新消防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是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专业力量, 发挥骨干作用。

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

9、专职消防队验收制度发生变化。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验收改为由当地消防机构验收。

1 0、监督检查。

一是明确地方政府的消防工作检查考核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 对了他的犯罪事实。所以犯罪嫌疑人常有心虚之感, 为我们的审讯提供了成功率较高的机会。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适当出示犯罪证据。

反贪侦查 篇11

关键词：《孙子兵法》；反贪侦查；讯问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明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将《孙子兵法》在反贪侦查讯问中进行运用，研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情绪特点，因人而异，巧妙筹划，紧紧抓住突破时机，实施心理攻坚，做到点面结合，顺利突破案件，进而从小案中发现和查处大案，从个案中发现和查处窝案、串案，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双赢”。

一、《孙子兵法》中的智慧谋略

《孙子兵法》是兵家经典著作，由春秋末年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孙子兵法》全书共分十三篇，涉及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这十三个军事内容，主要论述了军事学的主要问题，对当时的战争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命题，并且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孙子兵法》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響，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深远。

《孙子兵法》全书共十三篇。《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二、反贪侦查讯问中的攻其不备

《孙子兵法·计篇》阐述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远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法也。”

审讯中适时出示证据，出奇不意地揭露犯罪嫌疑人原想隐瞒的犯罪事实或其他犯罪情节，直接揭开其认为最为隐秘的问题，加大刺激力和冲击力，对其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加快摧毁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防线，迫使其如实供述。就是要让犯罪嫌疑人摸不透侦查人员到底掌握了他哪些证据，防止其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如在讯问时，可以将案件材料摆在桌子上，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不时翻阅卷宗材料，指出嫌疑人没有实话实说，使其感受到侦查人员已全部掌握了他的证据，打消其侥幸心理。在讯问中，要善于观察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心理处于动摇犹豫阶段，要加大攻心力度，同时不失时机地指出一两个侦查人员已经掌握的证据，揭穿其编造的谎言，指出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使其放下侥幸心理，进行如实交待。

审讯将要开始前，犯罪嫌疑人往往已有一定的思想戒备，对办案人员可能会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可能会提出一些什么证据并如何回答，事先反复进行了较周密的斟酌考虑。针对有备而来，并且一时难寻什么心理破绽的犯罪嫌疑人，审讯人员要善于倾听他的“故事”，并要善表“理解”和“同情”，不要急于和被谈话人发生激烈冲撞，更不可随意指出嫌疑人哪里不对，哪里在撒谎，而是要精心“鼓励”嫌疑人畅所欲言，自圆其说，要肯定他的“态度好”，并对他说只要拿出证据稍稍佐证一下你自己的说法就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一旦时机成熟，就究其在某一证据上或某一神态、某一观点、某一立场上的矛盾和变化，一改先前的“好人”形象，对嫌疑人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视法律为儿戏的行为“大发雷霆”，一边严肃指出这种欲盖弥彰的行为将带来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无异于正在“自掘坟墓”，一边指出相关事实和出示相关证据，瞬间打散其思维，打乱其阵脚，打破其幻想，敦促其尽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三、反贪侦查讯问中知彼知己

《孙子兵法·谋攻篇》讲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强调先计后战，先谋后战，先备后战，先胜后战。孙子的“先胜”思想，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根据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等战争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找出克敌制胜的有效方略。

审讯工作开始前，就案件细节务必要精心搜集和剖析，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爱好、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犯罪动机、作案手段、工作环境、业务表现、生活习惯、已知证据、待查问题、归案心理、抗审能力等等，只要有可能，就要尽量弄清楚，以备在审讯工作中随时运用；审讯工作开始后，对受讯嫌疑人的前后心理变化、所涉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交错印证、所用讯问方式和方法的适时调整以及审讯环境内在因素的种种变化，都要细心体察、细心求证、细心应用、细心部署。要注意一切细节，任何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不供或翻供的话和动作都绝不能说，也绝不能做；一旦发现某句话或某个动作等细节可能引起嫌疑人的心理重大变化，就务必要及时采用其他细节来补救，消除影响。

四、反贪侦查讯问中借势攻心

《孙子兵法》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孙子兵法》中士气理论的核心。明此理者则应强己士气、挫敌士气、防敌挫我士气，固我将心、摇敌将心、防敌摇我将心。

反贪办案中，犯罪嫌疑人传讯到案后，自知罪行深重，后果难担，往往心如磐石，缄口不开，很难突破。实际办案中，还有这样一种人：自信检察机关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前，大呼冤枉，情绪激愤；检察机关出示重要证据后，寻死觅活，百般抵赖；甚至干脆给你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各种反侦查伎俩也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受讯人，在想方设法狡辩的同时，还会仔细注意、体察审讯人员在审讯各阶段的动作、表情、心情，提及的证据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在客观环境上所产生的声、光、影等微妙的变化，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适时改变口实，以期寻获最轻的法律后果，甚至力保全身而退。针对这种心理细腻、望风使舵的犯罪嫌疑人，侦讯人员应当积极营造谈话氛围，部署或利用一些有利的偶然或隐性因素，见机说法，见机谈事，围绕求证目标，层层深入，不断调动嫌疑人的感观和思维，创造出晚供不如早供、少供不如多供、虚供不如实供、不供不如招供的审讯态势，使受讯人倍受内心负罪感的挤榨煎熬。

反贪侦查 篇12

一、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积极意义

(一) 有利于转变侦查方式, 提升案件质量

在以往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 侦查机关往往是采用封闭、隔断的方式进行外围取证以获得案件的证据。这种“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在于对口供过分依赖, 而口供的易推翻性导致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大量的翻供现象, 影响了案件的正常推进。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到侦查阶段, 可以推动传统的侦查方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

(二) 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

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是确立了人权保障原则, 在侦查阶段, 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 对反贪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这就迫使反贪办案人员提升自身在办案过程中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反诉讼法的行为必然会随之减少。此外, 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会提升犯罪嫌疑人保护自己合法的诉讼权利的意识, 这也间接防止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

二、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

新刑诉法赋予了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相应的辩护权利, 这给现阶段的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 讯问突破难度加大

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往往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 没有直接被害人提供证据与可供勘察的犯罪现场, 因此口供成为整个证据链的核心, 在这种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下, 如果不能取得口供上的突破, 职务犯罪成案较少。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意识, 在12个小时的讯问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采用沉默或者模棱两可的回答方式与讯问人员进行对抗, 即使在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已经做出供述, 在之后与辩护律师的会见中, 通过听取律师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专业意见, 也会出现动摇认罪的心理导致翻供、悔供。

(二) 深挖犯罪工作阻力增大

职务犯罪中窝案、串案较多, 特别是在受贿案件中涉案人员群体化现象比较突出。在侦查过程中如果保密意识不够, 可能惊动暂未被查处的涉案人员。甚至有些律师提前接触一些涉案人员, 将了解的案件信息通报或帮助其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 增加了办案人员深挖犯罪工作的难度。

(三) 调查取证难度增大

新刑诉法规定, 辩护律师可以与侦查机关同步调查取证, 且二者取证的对象相同, 但取证目的却恰恰相反, 这样就会出现二者对证人证言激烈争夺的局面, 使调查取证难度增大。同时, 辩护律师有权到侦查机关阅卷, 对于侦查机关掌握的全部证据都可以接触, 但是侦查机关却在起诉之前无从了解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控辩双方存在着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等。

三、反贪工作应对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举措

(一) 侦查模式要适应新的诉讼要求

要实现侦查工作方式的转变, 侦查方式要从粗放向精细转变, 把侦查工作的重心由获取口供转向全面收集证据, 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的转变。要重视收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 对电子证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尽快熟悉并掌握, 首先掌握犯罪的外围证据, 再与犯罪人接触, 用其供述来印证之前获取的证据,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二) 侦查中心前移, 重视线索初查

初查是侦查机关在立案前所做的调查、审查工作, 初查工作对案件线索能否立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应对反贪工作中的新挑战, 就必须更加重视初查工作。在律师介入案件前, 充分利用6个月的初查期, 巧妙利用各种侦查手段及秘密侦查技术, 全面收集证据材料, 为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掌握主动权奠定基础。

(三) 强化证据意识, 提升证明能力

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使得犯罪嫌疑人翻供、反复的现象增多, 这就使得侦查人员不得过分依赖口供, 而应强化外围证据收集力度, 在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特点的背景下, 应注重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掌握。此外, 要做好言辞证据固定工作, 做好同步录音录像, 提高讯问笔录质量, 防止其翻供。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面对原生证据被破坏的情况, 应当注重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证人毁灭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再生证据, 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四) 提高侦查效率, 实现快侦快结

侦查部门在完成对案件的初查, 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后, 应迅速立案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出其不意, 攻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增强讯问效果。进入侦查阶段后, 由于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侦查信息和方向不再处于保密状态, 同案人很可能通过律师了解案件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 这要求侦查人员提高侦查效率, 在犯罪嫌疑人、同案人、证人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伪造证据之前侦结案件, 移送审查起诉。

(五) 提高侦查人员素质

要应对律师提前介入侦查带来的挑战, 侦查人员还必须从自身能力着手, 通过强化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 不断提高自身的侦查能力和业务素养。同时也应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积极学习会计、财物、金融等相关业务知识, 提升办案水平。此外, 侦查人员应进一步转变观念, 摆脱过去时间战、车轮战的侦查思维, 注重讯问技巧、侦查策略、心理战术等的运用, 提高侦查技能。

参考文献

[1]任海新, 王昌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利用[J].反贪工作指导, 201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