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羁押

侦查羁押（精选5篇）

侦查羁押 篇1

侦查羁押, 是指将依法逮捕、拘留的人犯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 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目的是防止他们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 以便侦查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就此而言, 侦查羁押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到庭接受审判。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与此功能截然不同的情况, 据此, 笔者拟对侦查羁押的“应然”与“实然”状态进行分析, 权衡利弊, 进而提出一点改革建议。

一、从实然状态来看

我国现行的侦查羁押存在诸多的问题。笔者认为, 在实践中, 我国侦查羁押之刑拘与逮捕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已没有明显的区分, 两者在实践中的最大区别在于羁押时限的短长。实践中,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大多已成为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即犯罪嫌疑人已于批捕前被刑拘或通过其他方式到案而早已置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逮捕的最大意义已经在于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而丧失了制度设计时的初衷, 如此, 也因其在实践中的实然效果而导致对人权的侵犯。针对我国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逮捕率居高不下, 适用过于普遍;逮捕后的羁押率过高, 羁押期限过长;逮捕的配套非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并未落实到位”等, 笔者认为不仅有轻证据重口供、轻程序重实体、侦查监督不力、人权保障不到位等原因, 更有深层次的因素使然。

二、从应然的状态来看

侦查羁押——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拘、逮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其进行控制, 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匿、继续危害社会或妨碍证据的查证等方面, 羁押也只是作为保障其到庭的例外措施, 也就是说侦查羁押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而非查证。而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上, 侦查机关在羁押犯罪嫌疑人后不仅有权进行讯问, 而且可以围绕口供进行相关调查和核实, 使侦查羁押不仅具有保障功能, 而且赋予其较充分的查证功能。但与之相矛盾的是, 在实践中, 侦查羁押阶段的查证保障功能却与羁押之前的阶段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 反而导致超长羁押期限的虚耗, 并进一步导致了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等权利的侵害。究其原因, 在于查证与保障功能的时限混同以及担负查证保障功能的主体混同。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将查证与保障功能分别设置在侦查程序的不同阶段, 并规定不同的时限和责任承担主体。

三、与逮捕的关系

“从制度与实践的双重角度, 刑拘与逮捕前后相继, 共同构成侦查程序中的分段式羁押制度”, 对于这一点, 笔者表示认同。但在实践中, 二者的查证与保障功能则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通过相关调研数据可以发现, 刑拘以及刑拘前的查证负担远远重于逮捕阶段, 也就是说, 在逮捕之前, 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已经基本达到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所要求的程度, 以至于逮捕羁押阶段的查证行为几乎属于缺乏建设性的重复劳动。鉴于此, 笔者建议, 从立法上调整刑事拘留的法定条件, 使之与现实情况相契合, 即取消其在紧急情况下适用的条件而修改为一般情形下适用, 并在已赋予其查证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刑拘期间, 赋予其完全的查证功能, 使实践中的侦查需要得到满足, 同时刑拘的期限配置也应当与其担负的查证功能成比例, 查证责任的主体为侦查机关, 对于批准刑拘的权力则仍由检察机关行使。至于逮捕, 则从立法上还原其保障功能, 使其仅作为保障到案的例外措施予以执行, 以下具体讨论。

首先, 逮捕的适用条件,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具体的情形进行:

(一) 逮捕的犯罪案件类型, 主要适用于暴力犯罪案件、重大复杂案件、流窜结伙案件、黑社会案件等;

(二) 逮捕的对象类型, 主要适用于人身危险性大、主观

恶性强的犯罪嫌疑人, 以及虽无明显的危险性和主观恶性, 但在侦查机关所在地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没有亲朋保证人等一旦逃跑将难以归案的外来人员;另外, 逮捕的对象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及哺乳期妇女等人群;

(三) 案件的犯罪情节, 对于自首犯、立功犯、预备犯、

中止犯、胁迫犯、过失犯等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犯罪嫌疑人, 不适用逮捕。

其次, 对于逮捕的证据标准的考量, 笔者认为, 现行立法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 而有逮捕必要”, 含义不明, 难以理解和操作, 暂且不论;实践中的标准已经与移送审查起诉并无二致。在此, 笔者不大赞同放宽或降低逮捕的证据标准之说, 相反, 笔者认为, 逮捕的证据标准应从立法上提升至移送审查起诉的高度。前文已经对还原逮捕的保障功能进行了论述, 因此, 查证的任务应当在逮捕之前完成,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也就是为了实现保障其到庭接受审判的功能。对于逮捕的启动, 笔者认为, 可以放置于侦查终结后, 移送审查起诉前, 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 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侦查机关予以执行, 并将犯罪嫌疑人置身于中立的、专门的羁押场所, 该专门的羁押场所可以设计在不隶属于侦查机关的看守所之下, 或从现实层面比较容易实现的角度考虑——在检察院的架构之下设立专门的“羁押所”, 如此, 可以便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 同时对羁押期限进行监督, 也便于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亲友等介入, 对其提供帮助, 即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保障功能的责任主体。

综上, 笔者认为, 提高逮捕的证明标准, 将查证与保障功能分而行之, 赋予刑事拘留完全的查证功能, 还原逮捕完全的保障功能, 能有效避免至少在逮捕羁押的期间避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侵害, 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其次, 还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无效使用和浪费 (如重复查证、撤销逮捕等无用功) 。这样, 我们研究的重点就可以放在刑拘羁押期间如何提高查证效率和保障人权的问题之上, 以及对于不适用逮捕的一般情形, 如何落实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 以及对于超期羁押进行国家赔偿等制度的研究上。

参考文献

[1]石均正等:关于拘留转为逮捕证明要求的调查报告及分析[J], 政法学刊, 2000.4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唐亮:中国审前羁押的实证分析[J], 法学.2001.7

侦查羁押 篇2

不过，察看千奇百态的个案，有违常识的种种巧合其实并不鲜见。

就在2月20日，影视新星潘星谊在家中摔了一跤，不慎撞倒鱼缸，被玻璃碎片割破动脉身亡。这事如果发生在看守所，也必将是质疑一片——好好的怎么就摔了一跤，怎么恰好就撞倒了鱼缸，怎么鱼缸的玻璃碎片恰好就割破了动脉?

按照云南方面最新披露的信息，李荞明是因“牢头狱霸”殴打时，头部撞墙致受伤，死亡的。这一解释推翻了之前的因“躲猫猫”意外身亡的说法。但是，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这一结论，非得到了网上舆论不可收拾时，真凶才现身?

有关“躲猫猫”的种种传言中，颇受网民追捧的一种说法是，看守所里“躲猫猫”实为一种私刑，即对那些“不听话”的犯人，管教民警会暗示或明示牢头让犯人们做“躲猫猫”的“游戏”，而这个不听话的人将被安排为“蒙眼人”。在“游戏”中，“蒙眼人”会遭到其他人的拳打脚踢，由于被蒙住眼，“蒙眼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打的。又因为看守所空间的密闭，被打了的人也告无可告。但问题在于，对“躲猫猫”的这般解释虽也有其现实背景，但将之加诸“李荞明之死”这一个案上却还欠缺证据。我们总不能因为可能存在有看守所将“躲猫猫”作为一种私刑，就推断发生在李荞明身上的也是一种私刑。

“躲猫猫”事件的瓶颈在于，对真相的追寻无法绕过司法程序，而司法程序恰恰将在看守所内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交给了看守所的管理者——公安机关来行使侦查权。那个由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提出诸如询问躲猫猫者，浏览监控录像等核心要求，一一被以制度，法律的名义拒绝。

从性质上说，看守所是一个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羁押场所，其羁押的对象是依法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余刑在一年以下的已决犯。对于嫌疑人和被告人而言，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无罪。在法律上，除了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一样拥有人权。然而对于看守所的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来说，作为侦查机关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追诉(破案)倾向。在被同时赋予侦查权和羁押权时，侦查人员为确保“侦查需要”而对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方便地施以“私刑”也就难以避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两大顽症——“超期羁押”与“刑讯逼供”，之所以频频发生，禁而不止，與看守所的管理体制不无关系。若能将侦查权与羁押权分离，至少在制度上可以建立一道监督制约机制，使私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轻易发生，从而在制度上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侦查超期羁押探析 篇3

一、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现状及表现形式

2003年1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 (法[2003]163号) , 该通知要求各级公、检、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现象, 既要惩罚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也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避免因超期羁押而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

目前, 在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超期羁押仍然比较突出, 仍有一批超期羁押多年的案件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旧的超期羁押问题清理了, 又出现新的超期羁押。其中, 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现象较为突出, 有关部门也制定过有关规定来防止和杜绝侦查超期羁押的现象, 却仍然无法杜绝侦查超期羁押的“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押而不决”的现象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加大对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通知发出后, 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现象虽然有所好转, 但仍呈现如下特点:1.数量多。2.时间长。超期短的有数日, 长的甚至有几个月。3.涉及的办案单位多。基本上各办案单位均有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逮捕等五种强制措施, 其中与羁押有关的强制措施只有拘留和逮捕。羁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定的强制措施, 而是由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款规定, 对于被拘留者, 应在被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审查批准逮捕, 特殊情况下, 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延长1至4日。该条第2款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该条第3款规定, 检察机关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应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综合以上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捕前拘留超过14日, 对流窜作案等重大嫌疑人捕前拘留超过37日, 即应视为超期羁押。以上所述及的是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即刑事拘留超期或称捕前超期羁押。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二种表现形式为移送起诉前的超期羁押, 即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 在法定期限内未能移送起诉, 而仍使嫌疑人处于羁押状态。根据不同情况, 《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126条、第127条分别规定了上述不同的最长羁押期限, 超过上述相应期限的、均属移送前的超期羁押。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为补充侦查超期羁押, 即在移送起诉而被退回补充侦查后, 超过法定补充侦查期限而仍使嫌疑人处于羁押状态。上述三种超期羁押形式还存在于许许多多的案件中。

二、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危害及症结分析

超期羁押无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司法机关本身都有着极大危害, 具体体现为:

第一, 有损法制的严肃性。司法公正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侦查超期羁押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 势必影响司法机关的威严及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 影响法律秩序的维护, 也势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 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侦查超期羁押对无罪的被羁押人而言, 其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和摧残, 这些伤害及其后果的影响有些终身都难以消除。对有罪的被羁押人而言, 超期羁押的期限虽可以从判决后的刑期中得到折抵, 但超期过长, 公安、检察机关会要求法院予以“配合”, 从而提高刑种和刑期, 造成“量期 (指已经羁押的期限) 而判”, 便相对加重了对被羁押人的处罚, 这实际上成了刑罚的提前预支。同时, 给被羁押者的亲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与痛苦。超期羁押因在法定的诉讼期限之外剥夺其自由而构成对被羁押者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因此, 损害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 是超期羁押的最严重的危害之一。

第三, 不利于监管秩序的稳定, 有碍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犯罪嫌疑人长期得不到处理结果而被羁押于看守所, 必然给看守所正常的监管活动造成妨碍, 严重影响着监管秩序的稳定。同时, 案件久拖不决, 时过境迁, 犯罪嫌疑人与证人记忆模糊, 供述与证言失真, 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案件久拖不决也给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与串证及找托关系、走后门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 容易形成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干扰, 不利于侦查、起诉与审判的顺利进行。

第四, 妨碍刑事诉讼法的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而侦查超期羁押既破坏了公正, 也拖延了诉讼, 既不利于保障无辜, 也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 其危害也是较大的。

超期羁押何以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且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 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 法律规定不完善。刑事诉讼法虽就侦查的办案期限作了限制规定, 但是, 其关于诉讼期限的某些规定模棱两可或伸缩性较大, 因而存在许多漏洞与空子, 从立法的角度给超期羁押留下了隐患。比如第128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其他重要罪行的, 要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里的“重要罪行”界定不清, 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多次发现“重要罪行”, 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可能会被无限期的羁押下去, 对发现的次数没有限制。

其二, 有法不依。以法定理由为借口, 超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比如, 以案情复杂, 期限届满不能终结;以交通十分不便, 重大犯罪集团, 流窜作案, 犯罪涉及面广, 取证困难;以在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以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以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以有特殊原因, 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等等为借口, 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其三, 有法难依。在许多情况下, 案外因素的干预给正常执法带来了种种阻碍, 导致犯罪嫌疑人处于长期羁押候审状态。在这方面, 领导意志的干预是最大的原因。有的案件系有关党政领导交办, 由于交办批示或指示往往带有对当事人不利的某种倾向性, 而且是在主要案情尚未查清时作出的, 随着案情的明朗, 有关批示或指示的精神与有关的法律的规定可能发生冲突, 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为了摆脱进退两难的状态, 往往不作处理, 寄希望于以时间的拖延来淡化或消除领导干预的影响, 以达到既不使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违法, 又不致承担“拒不执行领导指示”之责的目的。

其四, 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中, 办案人员普遍较为关注案件的实体方面, 对犯罪嫌疑人从侦查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实体问题较为重视, 尤其是在定罪量刑上, 办案人员都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 而对侦查超期羁押这一程序性问题普遍不够重视, 办案人员一般认为犯罪嫌疑人多关押几天不算什么问题, 最终羁押期限还可以折抵刑期, 这样, 侦查超期羁押现象的产生就有了较多的借口。有了上述想法, 加上办案单位主办人工作忙、责任心不够强, 会有忘记或记错羁押起始时间, 而主观人为地导致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其五, 缺乏有效的审查监督机制。因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加上侦查又处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环节, 不可避免地形成“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超期羁押问题可以予以监督, 提出“纠正意见”, 但在实践中,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 使这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三、杜绝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主要对策

超期羁押的危害决定了对其予以遏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针对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出现的超期羁押等问题, 笔者认为应从如下三方面把握:

1. 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 转变传统刑事诉讼法观念, 全面认识刑事法的功能。“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长期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认识 (学习) 法律的。刑法则由于其特殊的强制性和暴力性而被视为最具有工具价值的一个部门法律。其实刑法并不仅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刑法首先具有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其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 国家就应当予以追究, 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同时, 刑法还具有保障功能: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事法根本原则的要求, 只能对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 并据以定罪量刑, 从而保障遵纪守法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不受司法者的刑罚擅断的侵害。

第二, 正确处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做到程序优先。作为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 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 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上, 我们认为程序正义必须得到绝对的遵守, 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宁愿牺牲实体正义, 也要坚持程序正义。程序不正义又怎能令人相信实体的正义呢?所以说程序正义具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一种价值。

2. 在具体操作上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 应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遵守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明确地认识到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是一种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克服为追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者的刑事责任而使案件久拖不决, 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放。正确对待司法错误, 对被错拘错捕者迅速解除羁押, 而不能将错就错, 为了避免承担错案之责而对犯罪嫌疑人久羁不决。坚持司法独立, 正确对待领导意志, 对于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领导意志应予抵制, 而不应以拖延办案期限的方式来姑息迁就。

第二, 对于一人犯多案, 多人犯多案以及同案犯在逃等重大、复杂案件, 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采取相应对策避免超期羁押的发生。在一人犯多案或多人犯多案的情况下, 如果部分犯罪事实在法定办案期限内无法查清, 应就已查清的部分犯罪事实移送审查起诉, 不能为查清尚未查清的部分事实而置犯罪嫌疑人久押不管, 以致超期羁押。至于未查清的部分犯罪事实, 可作为侦查线索继续侦查。在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如在押犯的犯罪事实已查清并有确实、充分证据, 应依法就己查清的犯罪事实予以移送起诉。

第三, 正确适用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 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重新计算的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笔者认为, 确定“发现之日”应当明确并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以决定之日为准的原则。重新计算侦查中的羁押期限的时间从相应决定之日起计算。二是前后羁押期限衔接的原则。如果原侦查羁押期限已届满, 则应当从届满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3. 在制度上完善各项规定、加强内部监督

第一, 为了强化侦查人员的责任心, 促成其严格依法从速办案, 应完善下列规章制度:

(1) 强化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要从根本上避免超期羁押, 必须就在法定办案期限内不能结案的情况作出应该变更强制措施的硬性规定, 使超过办案期限而处于超期羁押者能通过强制措施的变更而解除羁押。

(2) 实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建立健全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 对造成超期羁押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纪律处分, 对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3) 实行羁押期限届满提示制度。检察院的侦监、公诉部门,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前七日制发《羁押期限届满通知书》, 通知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 督促其依法办结案件。

(4) 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考核制。各单位应建立相应的执法责任制, 将刑事拘留是否超期作为办案单位工作质量好坏的一项年度考核指标, 同时将这一项指标分解到各承办民警, 并作为年终奖惩的一项依据, 层层落实责任制, 最大限度减少或杜绝刑事拘留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第二, 为最大限度地遏制与纠正超期羁押现象, 除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外, 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主要是:

(1) 法制监督。作为内部执法监督主管机关的公安法制部门应坚持严格的执法检查、执法审核和错案追究制度, 用制度来规范民警的执法, 用制度来促使民警提高执法水平。同时, 应定期通报, 抓住典型, 进行教育宣传, 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2) 监所监督。作为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场所, 看守所不但担负着监管与教育的职能, 而且有责任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看守所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处于合法羁押状态承担着监督职能。

总之,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转变执法观念, 通过改章立制, 实行多层面的监督, 必须对司法机关和被羁押方双方权利的限制与加强方面加以完善, 就能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侦查羁押 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特点

（一）检察机关维持羁押的动力较强、羁押比例较高。职务犯罪案件较之普通刑事案件有自身的特殊性，检察机关从有利于侦查的角度出发，往往不自觉地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维持羁押的动力，从而造成职务犯罪案件羁押比例较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牵涉面较广。由于职务犯罪案件自身的特点以及逮捕权上提一级的特殊性，羁押必要性审查除了涉及本级检察机关侦查、监所、案件管理等多个部门，还涉及到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所、案件管理等多个部门。除了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公众等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外，还涉及到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过程中的协调配合等问题。

（三）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特殊身份影响力难以防范。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与普通刑事案件嫌疑人相比有很大区别，前者大都有固定的居所，有适格的保证人或者有能力提供保证金，因此，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在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方面有着较为良好的基础条件。然而，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也有着较之普通刑事案件更为棘手的方面，这类嫌疑人实施犯罪是依托其特殊身份进行的，一旦对其采取司法措施，其很难再依托原有职务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但是这类人具有的特殊身份影响力可能犹存甚至还是十分强大的，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后可能存在的串供妨碍侦查等危险性较难防范。

（四）改变羁押措施不当更容易成为新闻舆论的焦点。在全国新的反腐形势下，职务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甚至是更大范围影响力的社会敏感信息，一旦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改变羁押措施不当而带来一些不利后果，那么整个检察系统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样会带来对于执法公信力很大的不良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减少成千上万不必要的羁押，但是只要有一件取保后再次犯罪、侵害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逃逸的错误出现，就会成为新闻舆论焦点。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带来的程序性难

题。《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这一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当然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职务犯罪而言存在疑问，因为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权由上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行使。权限的上提一级客观上使得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逮捕措施的运用更加慎重，通过加强上级机关的监督可以有效排除一部分可捕可不捕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运用逮捕措施的案件。而既然批准逮捕的权力由上级机关执行，那么，是否具备继续羁押的必要性是否由上级机关来审查，法律并没有另行规定，如果由本级侦查监督部门行使与逮捕权上提一级存在一定的矛盾。

（二）监所检察部门的审查程序存在漏洞。《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目前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确实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向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是否可以提交检委会研究或向上级监所检察部门提出，并没有相关的解决机制。同时，对于本院自侦部门侦查的案件也可能碍于情面，不能及时有效开展审查，而对于异地羁押时如何操作等也没有明确规定，缺乏操作程序。

（三）对解除强制措施的监督监管机制不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跟踪机制，尤其对于解除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做到有效监管，将增加职务犯罪案件解除羁押的顾虑。实践中，解除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取保候审还是监视居住，执行监管的主体都是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限于警力所限、对案情不了解、缺少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监督的有效模式等制约因素，难以确保监管监督到位，不能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措施的运用，容易产生监管不力造成对犯罪嫌疑人的变相放纵，产生恶劣的社会效果。

（四）对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救济机制缺失。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改变了以往羁押率很高的情况下侦办案件的有利条件，对侦查机关带来一定的挑战。而当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认为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解除羁押状态决定不合理时，又缺乏相应的救济解决机制。另一方面，目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动权仍在检察机关手中，对犯罪嫌疑人提出异议等的救济机制也存在缺失。

三、完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审查主体。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由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进行审查就是为了通过级别的提高而加强内部监督，从而防止下级办案机关单纯为了服务侦查需要而过多的使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基于此目的职务犯罪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有着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审查逮捕权由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行使，而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由下级承办案件机关来行使，是不恰当的。因此，从立法精神来看，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建立上级侦查监督部门审查，下级侦查监督部门予以辅助的审查机制。这样就明确了权力归属，更有利于强制措施改变后的跟踪监督，从根本上解决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存在的程序性难题。

（二）明确提出审查意见的对象和形式。《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的，应当提供。”据此，当事人等提出申请的，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形式应不限于书面。同时，《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四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系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对听取意见作出安排。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移送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据此，辩护人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程序的应当通过案件管理部门将意见转达至侦查监督部门。从有利于申请人的角度考虑应选择承办案件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由其及时将申请意见转达至上级侦查监督门。

当监所检察部门在侦查阶段针对羁押必要性提出建议时，也应当通过案件管理部门向审查逮捕的侦查监督部门提出建议，本地羁押的由本地监所检察部门提出建议，异地羁押的则由羁押地的监所检察部门通过承办案件的案件管理部门向审查逮捕的侦查监督部门提出建议。

申请需由承办案件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代为转达的，考虑到转达的便利性以及全面性，原则上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应当保证转达的准确性以及全面性。

（三）明确审查时间和期限。一是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一旦确定逮捕后，从维护法律统一、司法权威的角度讲，没有特殊情形不应进行变更。有的学者认为，鉴于侦查机关在批捕后有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因此，在逮捕后满一个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比较适宜。也有学者认为，因为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就是为了更加有效的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而且核心目的是实现保障人权减少不必要的羁押，这些正是司法权威的最好体现。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最符合立法精神，而且羁押必要性审查往往是事实证据或其他情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随时可能发生，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不应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要当事人、辩护人或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请，经侦查监督部门审查符合要求就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限。可依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方面，侦查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不应当超过法定的侦查羁押期限。第二个方面，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第三个方面，鉴于职务犯罪案件有着不同于公安机关侦办的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可以在期限上给予适当的放宽。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建议职务犯罪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在三至七天内完成，但不应超过法定的侦查羁押期限。三是两次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间隔时间。基于保护被羁押人权利需要，两次审查之间不应当设置严格的时间间隔，但是为了保证申请的正当性，确保司法效率，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再次提起应当提供正当理由和依据。

（四）建立完善非羁押风险防控机制。针对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特殊身份影响力，可能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后仍存在的串供妨碍侦查等危险性的特点，相比较普通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非羁押风险防控机制应当同时加入一些特殊的考量因素。各地检察系统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对犯罪案件侦查阶段非羁押风险信息进行搜集、分类、评估体系，出台具体风险评估办法，建立起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风险信息分类收集与识别、风险评估与预警、风险应对和控制的工作路径。此外，执行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监管力度，增强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防止职务犯罪嫌疑人采取串供妨碍侦查等行为，切实保障侦查的顺利实施。

（五）设立审查救济程序。（1）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机关的救济。无论是上级侦查监督部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解除羁押状态，而承办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认为决定不合理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处于解除羁押状态，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认为由于案情变化等方面的原因应当将犯罪嫌疑人重新羁押，而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应当继续解除羁押状态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认为不合理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报送至上级侦查监督部门，上级侦查监督部门在审阅下级侦查机关意见之后应当决定是否改变原决定，如果不改变的应给予理由。对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救济程序的设立既有利于保证上级侦查监督部门作出正确的决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有利于保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2）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律师、辩护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不服的，应当赋予其救济的权利，救济的方式可以是向决定机关提起复议、向决定机关的上级提请复核。上级侦查监督部门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继续羁押的决定之后，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提起申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可以通过案件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方式应当以书面为主，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申请转达至上级侦查监督部门，上级侦查监督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将作出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犯罪嫌疑人，在必要的时候并可委托下级侦查监督部门给予一定的说理和解释。

参考文献：

[1] 曹建明：《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强化对自侦案件的监

督制约 强化检察队伍的素质建设》，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3期。

侦查羁押 篇5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与配套机制

(一) 捕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范围设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修正)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试行) 》的相关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笔者认为,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对于犯罪嫌疑人采取或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应符合以下几种情形:

(1) 患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 (2) 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羁押期已满, 但案件尚需继续查证、审查的; (4)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 犯罪后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的; (6) 故意伤害 (轻伤) 、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 有效控制损失或积极赔偿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7)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且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8) 在押人员系70岁以上老年人; (9) 在押人员系残疾人; (10) 其他可以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

在审查逮捕案件当中有时会出现“风险逮捕”的情形:犯罪嫌疑人在逃, 但由于不能取得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 现有证据虽可以对嫌疑人批准逮捕但存在些许风险, 在犯罪嫌疑逮捕归案后, 仍应督促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对不需要羁押的, 应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二)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配套设想

新刑诉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何时审查、如何审查值得探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04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已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 应当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 送达公安机关执行。该条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范之一。但此外, 《规则》作出更多规定。因而, 笔者认为, 《规则》可就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范围、期限、方式等作出更细化的规定。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任务主要是在公安机关身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变更, 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日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 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公安机关纠正。”该条仍可以继续使用, 若要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可增加关于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相关规定。

(三) 侦查监督科职能变更后的人员装备配套设想

在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每年要审查逮捕案件四百余件, 涉案人数多达五六百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案件的审查逮捕案件期限为不变期间七天。若要实现审查逮捕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两手抓且两手都硬的局面, 建议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人手至少8人, 并配备电脑等基本设备。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侦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与挑战

(一) 执法理念方面

新刑诉法该条的修改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转变观念, 不但要在捕前审查中注重羁押必要性审查, 而且在捕后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侦查监督科干警要在思想上重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随着犯罪率不断上升, 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对于确实已经认罪悔罪, 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而无羁押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对无羁押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可以减少看守所复杂环境的交叉感染, 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二) 办案实践方面

开展捕后审查羁押必要性工作存在两种基本情形:一是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申请进行审查, 二是依职权进行审查。无论是哪种情形, 都应当设立书面卷宗材料, 作为审查逮捕案件卷宗的组成部分。书面卷宗材料应包括受理申请的证明材料、开展审查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审查报告等基本内容。同时要与公安机关、监所科以及公诉科加强沟通联系, 构建起切实有效而且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机制, 确保能够掌握案件的全程动态, 在此基础上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落到实处。

(三) 机制创新方面

注意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已有的工作机制相结合, 注重办案方式方法, 整合社会资源, 使审查机制工作取得最大的效益。1.与刑事和解相结合。在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同时, 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意见的前提下, 积极促成当事双方之间的刑事和解。2.与化解矛盾相结合。坚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息诉罢访促和谐的有效举措, 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有效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3.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结合。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 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

(四) 侦监改革与队伍建设方面

为落实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在办案中进行有关司法文书的改革, 即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上均注明具体的逮捕理由和事实, 尤其是羁押必要性事实。侦查监督干警要定期组织讨论学习新刑诉法, 将相关理论知识掌握牢靠, 改变“一捕了之”工作理念, 不断探索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新方法新途径。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