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人员

羁押人员（精选10篇）

羁押人员 篇1

一直以来, 自伤自残, 严重疾病、老弱残孕等“三类人员”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对办案单位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司法实践中办案单位对这类犯罪嫌疑人处理办法不多, 自伤自残除外, 另两类人员几乎只有唯一的途径——变更强制措施, 解除羁押, 返回社会。就算是案件审判后, 法院也只能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无法将其送监狱执行。原因很简单, 因为根据《看守所条例》和《监狱法》的规定, 看守所和监狱均有权对不符合收押条件的人员拒绝收押。而这三类人员难羁押的问题, 对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稳定都是非常不利的。故笔者通过对辖区近年来“三类人员”羁押情况进行分析, 就该群体羁押难引发的社会危害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一、“三类人员”羁押难的现状、结构特点及原因分析

2009年至今, 每年本院均会有2-3人患有艾滋病、肺结核等严重疾病犯罪嫌疑人, 及残疾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犯罪嫌疑人。对于身患艾滋病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 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都是不予羁押的, 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一般也先行取保侯, 待到犯罪嫌疑人治愈后再改变强制措施或者收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和今年出现了两名因怀孕或处于哺乳期不能羁押, 但重复犯罪或者以此试图逃避刑事处罚的女性犯罪嫌疑人。对于此类人员, 我们一般也只能采取的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实践中羁押确实是一个难题。

2009年至今本院办理的此类人员犯罪案件中, 涉嫌的常见的犯罪为盗窃、职务侵占、贩卖毒品、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类犯罪, 其中以盗窃犯罪居多。例如2011年本院办理的陈某盗窃一案, 其最终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因其身患艾滋病, 从侦查到审判、执行阶段, 均未羁押。

笔者认为, 造成此类人员羁押难得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侦查机关抓捕、处理难。

身患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 特别是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无法治愈疾病的犯罪嫌疑人, 心理会有一定程度的扭曲, 报复社会的心态较重, 在公安机关进行抓捕过程中极易出现拒捕伤人、自残等现象, 这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同时在对其犯罪问题的处理上, 特别是在证据的固定上, 一些被害人由于害怕艾滋病等高危人员的行凶报复, 即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 大多数人也是忍气吞声不敢请求司法机关保护,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类人员犯罪气焰, 同时也给司法机关打击此类人员犯罪提出了挑战。

第二、监管场所收治、羁押难。

一方面, 在特别提倡保障人权的今天, 对于怀孕、哺乳期妇女、严重疾病、残疾人等犯罪嫌疑人群体, 我国从法律层面给予其人性化的优待, 因而规定此类人员除非是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一般不予羁押;另外一方面, 各级监所由于经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的影响, 监管容纳能力受制。同时一些患有重病的被羁押人员死亡后, 由此引发各种善后纠纷及责任追究也让监管场所如履薄冰。特别是“躲猫猫事件”、“喝水死”等事件发生之后, 监所为了自保相应加强违法犯罪人员的“入所”管理, 提高了入所人员的身体条件要求和门槛。因而大多数患有多种严重疾病、老弱残疾犯罪嫌疑人, 监管部门也是不予收监。

二、“三类人员”羁押难引发的现实危害

第一、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些身患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如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 监管场所无法羁押、收治, 加之对社会有一定的仇视心理, 便依赖“免死金牌”明目张胆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另外一些身患严重疾病犯罪嫌疑人、残疾人, 由于生活所迫, 在高昂医药费和生存压力之间, 选择了铤而走险, 由于存在羁押的困难, 而一而再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威胁社会稳定。

第二、可能导致司法不公。

法律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对于这几类人, 国家从保障人权以及现实角度出发, 不予羁押和不能羁押所带来的结果是, 同样的犯罪行为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特别是某些犯罪分子, 正是利用了这一羁押难的情况, 重复犯罪, 或者重复怀孕逃避法律追究。例如, 本院去年办理的罗某某等人盗窃一案, 犯罪嫌疑人罗某某在其他地区就因为盗窃犯罪而被司法机关处理, 但是因其正处于哺乳期而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就是在取保期间罗某某又在本辖区内再次盗窃犯罪, 对于盗窃犯罪罗某某没有丝毫的悔意, 而是一再利用其不能羁押的现实“逍遥法外”。

三、解决“三类人员”羁押难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法律规范, 拓展羁押场所的“入口”。

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人员羁押难的问题, 我们认为国家应从法律层面出台具体的规定, 对于上述人员严重暴力犯罪, 重复犯罪, 人身危险性特别大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羁押, 拓展监管场所的“入口”, 杜绝犯罪分子利用法律“优待”, 导致司法不公。同时相关部门要联合协同作战, 加强工作协调和衔接, 共同研究、解决收治、羁押、死亡中遇到的难题, 为羁押场所收监此类人员出谋划策。

第二、政策和财政支持, 为解决此类特殊群体羁押提供现实可能。

加强公、检、法、司、医疗、卫生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 明确部门间的工作责任和任务, 形成较为规范的工作制度和齐心协力抓严重疾病违法犯罪预防和控制工作合力, 共同做好监管场所三类人员羁押及控制工作。特别是政府在特殊人群如艾滋病、严重传染病犯罪嫌疑人单独羁押, 以及羁押成本和软硬件的建设方面要给予支持, 只有这样, 解决三类人员羁押难的困境才有现实可能。

羁押人员 篇2

关键词：人权行动计划；审前羁押；国际人权法

一、从“躲猫猫事件”中看我国审前羁押活动中的人权现实

近半年来媒体接连曝出多起当事人在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的新闻，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内发生的“躲猫猫事件”是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事件的受害者李荞明最终确定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事件的影响到此并未结束，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决定在看守所内“全面排查严惩牢头狱霸”。

在“躲猫猫事件”和类似于此事件的众多悲剧中，看守所俨然成为“鬼门关”。本来看守正义的看守所怎么成了牢头狱霸的温床?然而。“牢头狱霸”仅是我国被羁押人员在羁押期间面对的恶劣环境之一。“躲猫猫事件”的发生吸引了舆论目光，反映了我国审前羁押活动中的人权事实。

(一)羁押场所中的生活是恶劣的

被羁押人员的吃、住、睡基本条件是极低的。1996年公安部和财政部制定的《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食物量标准》规定的食物标准只能达到每人每月100元，而实际的操作中这个数字会更低；实践中大多数的监舍在30平方米的面积上却要关押10人以上，活动空间异常紧促；普遍羁押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过多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大量看守所不堪重负。不少地区将未决犯和已决犯羁押在一起，某些犯罪交叉感染；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具有相当的特权，手下有一群人听从其指挥，一名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走进囚室时，往往会遭到此等人的殴打，这也是“躲猫猫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被羁押者与外界隔绝，难以接触到家人和其他人，甚至通信自由都不能受到保障，作为社会动物，这种隔离会使被羁押者感到孤独无助，为社会所弃绝，受到不可忽视的心理损害。

(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是残缺的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中，控、辩、审三方并没有形成权力对等的结构，犯罪嫌疑人承担着“如实回答侦查人员问题”的义务。不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享有“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保释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也十分有限——律师普遍反映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看守所内的刑讯逼供使羁押成为侦查机关取证的有利条件。由于我国在案件侦破过程对口供的依赖，因此也不难理解被羁押者可能经受的秘密和封闭条件下酷刑的折磨。辩护律师不具有在场权，询问完全取决侦查机关自身。被羁押者的诉讼地位不断遭到贬损，根本不足以对抗侦查方或控诉方。

(三)未决羁押适用是常态的，被羁押人被关押的时限是长期的

羁押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手段，属于例外性的程序性保障措施，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待审判的人们被置于羁押状态不应当是一般的原则，但是释放时可以附加担保在审判时或司法程序的其他阶段出庭或者在案件需要的情况下于执行刑罚时到场的条件”，可见国际准则对于羁押抱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被羁押者的数量应远远低于被起诉的嫌疑人总数(西方国家羁押的比例为10％)。然而我国，约89.2％的嫌疑人、被告人都被逮捕和羁押，基本上是有罪必捕。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极其罕见的。

我国审前羁押与刑事拘留是分离的，问题是拘留的时间太长(14天或者37天)，导致了两者实质上没有区别。我国所谓拘留既有到案的行为，又有较长时间的关押。并且超期羁押现象严重。

(四)被羁押人获得的司法救济是极其有限的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羁押于看守所，如果他想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赋予给被羁押者的两种法律救济措施。一种为公检法机构依职权进行救济，一种为被羁押者申请引发救济。尽管法律赋予被羁押者一方申请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属于原来启动羁押程序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由于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羁押是否合法进行裁量，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押，则极难获得救济。除此之外，当不当羁押情况被查明之后，被羁押者也很难得到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救济是典型的“事后救济”，是只能在被告人被释放且已造成严重损失，并经司法机关确认“无罪”之后的“补足性救济”，且这种赔偿的数额仅仅计算被羁押人因误工等情况遭受的损失，远低于世界各国中的一般标准。而因其他原因被不当羁押的人员，甚至无法获得国家赔偿。

二、结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看羁押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前文所提到的我国被羁押人员所遭遇的人权现实与我国制度设计所导致的人权保障弊端长期存在，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躲猫猫事件”发生之后，舆论的浪潮又将这一问题推向了批判的高潮。如果说高检、公安部联合部署的打击“牢头狱霸”的行动是对”躲猫猫事件”直接的回应，那么此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下文中称《计划》)中“被羁押者的权利”的规定又间接强调了我国对审前羁押中被羁押人员人权保障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

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明确表示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严禁非法拘禁，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完善对受害者的赔偿，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建立和完善执法、司法监督机制，实施相关行政制度控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行为，追究责任人责任；推动完善相关立法，保护被羁押者权利和人道待遇；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对被羁押者实施的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侮辱等行为；对所有提讯室实施强制物理隔离：建立并推广提讯前后对被羁押者进行体检制度；进一步完善被羁押者的处遇制度；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制度，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监管场所内执法活动实施检查监督；保证刑事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以公开审理为一般。推动修改或废止与律师法规定不一致的各类法规。保障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帮助；推进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完善相关规定。

综合《计划》的规定，仍可看到其规定大多仍然为我国已有法律制度的重复，较为保守，相比之下，那些能从根本上改变被羁押者权利保障程度的制度都没有得到肯定，例如：建立有效地司法审查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调无罪推定等。因此这使《计划》的突破性受到限制。

那么，应该如何在国际人权法要求的范围内解决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除上述九种《计划》中确立的制度之外，还应大胆推进我国羁押制度的改革，从根源上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用以达到羁押制度设计和人权保障相平衡。被羁押人员的人权还应该在如下手段或制度中得到保障：

(一)贯彻无罪推定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证实有罪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刑事拘留或者监禁的人的原则》第36条第1款对此进行了确认。无罪推定涉及到对后续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基础性的刑事诉讼和人权保障原则，我国应明确“无罪推定原则”，以减少羁押的适用，杜绝羁押期限的过分延长，改善被羁押人的待遇。

(二)羁押法定原则和羁押成比例原则

国家机关应严格使用法律中对羁押理由、根据、场所、期限以及变更、解除羁押的具体情形的规定进行羁押活动，并规定只有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确有逮捕必要时，才可以实施逮捕。应该强调羁押措施为例外性程序保障措施。在裁判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受羁押时，应该结合其犯罪是否已知，人身危险性的高低，综合羁押可能对被羁押者的权利损害程度进行分析，只有结合各种要素评价之后仍旧有羁押必要时，才可以对嫌疑人进行羁押。

(三)迅速审判并实现分开关押

迅速交付审判，是联合国最低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即使有合理的羁押理由，也必须尽快将被羁押人交付审判。应该在强调公正审判的过程中注重司法效率，“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

同时，应将已决犯和未决犯分开关押，青少年与成年人分开关押，重罪和轻罪嫌疑犯分开关押，以防止“交叉感染”和“牢头狱霸”情况的出现。同时，相关责任人应该时监舍进行合理人事管理，绝不能利用犯人管理犯人，纵容监室内被羁押人相互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情况出现。

(四)司法审查原則

中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是指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查，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中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显著特点，是缺少由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要求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公约中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无罪推定原则也要求司法化的侦查结构，即法官居中控制下的侦查结构。

只有仿照西方国家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我国被羁押人员申请类似“人身保护令”，使法院成为中立的第三方对羁押本身的程序性内容进行审查，才可能避免错误羁押、非法羁押、不成比例的羁押。

(五)对人道待遇的内涵予以细化

《计划》虽然提到人道待遇，但却对人道待遇的内涵未进行详尽阐明。根据国际性文件对人道待遇的定义，应强调严禁一切形式的酷刑，或者残忍的、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与此相应，被羁押人的权利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保障其基本生活权利，维护其生命健康，吃、住、睡条件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监室应当通风、采光，能够防潮，防暑、防寒；室内采光比例控制在1／10-1／7之间，普通监室人均实用面积不得小于2.6平方米等。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人道待遇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尊严”，只有保障被羁押者的人格尊严，尊重其对生活、外表的选择权，尊重其心理健康，积极保障其重返社会免于遭到歧视，都是人道待遇的具体内容。

就此可以得出本文结论：为了避免羁押制度之恶，我国还应在羁押制度中做以改革；《计划》虽然有其进步和亮点，但仍需要更多配套的法律规定和体制设计。当然，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改革应逐步推进，短时间内的激进改革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本文中提到的改革建议同时也是我国对待被羁押者的未来要求，只有在如上六个方面对被羁押者的人权加以保障，才能符合国际人权要求，实现法治社会建设目标。

羁押人员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监测对象

调查对象为本市强制戒毒所、看守所、监狱于2010年4—7月新入监(所)吸毒人员。

1.2 监测方法

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方案》在每年4月1日—7月31日的监测期内、对符合条件的监测对象采取匿名无关联连续采样的方法进行监测,内容包括监测对象的人口学信息、血清学信息、行为学信息、艾滋病防治有关信息等。

标本检测在各监测点疾控中心艾滋病筛查实验室进行,试剂由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采购提供,艾滋病病毒(HIV)2次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者定为阳性检出者。梅毒检测采用特异性检测方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进行梅毒检测结果的初筛及非特异性检测方法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方法或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检测ELISA阳性血清中梅毒反应素,进行梅毒复检。丙型肝炎病毒(HCV)2次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者定为阳性检出者。

1.3 统计方法

对监测数据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吸毒者的人口学、行为学特征;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丙肝感染影响因素。无效假设检验水准为0.05,P<0.05则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800名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为18~77岁,27~42岁年龄段为主,占71.38%(571/800);男女性别比为24∶1;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78.4%(627/800);婚姻状况以在婚和同居居多,占54.38%(435/800),未婚占27.25%(218/800);64.1%(513/800)为本省户籍。

2.2 行为学指标

调查800人中有623人注射毒品,占77.88%,其年龄主要集中在27~42及47岁共465人,占74.64%。最近1个月注射毒品的有486人,占78.01%,注射毒品的频率为每天注射0.5~1次的有142人,占29.16%;注射1.5~2次的有193人,占39.63%;注射2.5~3次的有86人,占17.66%;注射3.5次及以上的有63人,占12.94%。

有312人共用过针具,共用针率为50.08%。最近1个月的共用针率是9.62%(30人),最近半年共针情况分别是:从未共用针257人,占82.37%;有时共用50人,占16.03%。

最近1个月有过性行为的286人、占35.75%;最近1次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为91.96%(263人)。

婚姻状况为“在婚或同居者”最近1年有过性行为的有349人,占80.23%(349/435);其安全套使用频率:每次都用占45.85%(160人),有时使用占32.38%(113人),从不使用的占20.06%(70人),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为66.48%(232人)。

有34.88%(279人)最近1年有过商业性行为,其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每次都用占27.96%(78人),有时使用占37.63%(105人),从未使用占32.97%(92人)。最近1次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为58.78%(164人)。

2.3 艾滋病防治有关信息

艾滋病相关知识8个问题答对任意6个问题为知晓,答对6题及以上共有726人,艾滋病知晓率为90.75%,正确回答率最低的是“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仅为71.4%,回答不知道率占6.75%(54人)。“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吗?”的正确回答率为76.75%,87人回答不知道,占10.88%;最近1年做过艾滋病检测617人、占77.12%;547人知道检测结果,检测后知晓率为88.65%。

接受检测和行为干预服务情况:获得安全套及自愿咨询检测(VCT)服务,占86.12%(689人),获得药物维持治疗及清洁针具交换服务占50.38%(403人),获得同伴教育宣传服务占66.88%(535人)。

2.4 血清学指标

调查采血800人,HIV抗体阳性检出率为0.25%(2人),梅毒阳性率为0.88%(7人),HCV抗体阳性检出率为29.12%(233人)。

2.5 结果分析

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年龄组的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文化程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见表1。

不同性别的毒品注射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婚姻状况的毒品注射率不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毒品注射率较高的是离异(85.71%)和在婚(79.27%);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组比较毒品注射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愈高毒品注射率愈高,文盲的毒品注射率67.65%,大专以上学历其毒品注射率86.96%;不同年龄组间的毒品注射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愈大毒品注射率愈高,30岁以下年龄组注射率68.61%,50岁以上年龄组注射率88.89%。见表1。

被调查者中发生过商业性行为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不同婚姻状况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显著不同;41~50岁年龄组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注:a表示不同性别发生商业性行为比例不同,P<0.05;b表示不同婚姻状况下注射毒品和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不同,P<0.05;c表示不同文化程度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注射毒品的比例不同,P<0.05。

对调查对象的丙肝感染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注射吸毒、共用针具频率与丙肝感染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每天注射吸毒次数与丙肝感染风险呈现剂量反应关系,注射次数越少则感染风险越低(趋势卡方检验χ2=49.331,P=0.00)。另外,分析结果还表明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对丙肝感染具有保护作用(OR=0.26,95%CI:0.17~0.38),而最近1年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提高丙肝感染风险(OR=2.33,95%CI:1.15~4.75),这似乎有悖于常理。由于本次调查无法确定对象的感染时点,故而推断接受调查的丙肝感染者在本次调查之前的一年前即已经感染,从而出现此种结果。见表2。

注:每天注射次数经趋势χ2检验,χ2=49.331,P<0.01。Ref为对照组。

3 讨论

毒品的危害是全球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吸毒不仅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传播HIV、HCV、性病等多种疾病,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可估量,在注射吸毒者中HIV、HCV主要是通过共用注射器和无保护性交途径传播。

3.1 艾滋病相关知识及干预措施

本次调查对象以男性青壮年为主(96.00%),而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77.88%),表明该人群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认知能力,是艾滋病在该人群中迅速传播的潜在原因。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该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0.75%,达到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中各类高危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的目标,但在知识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上还不够。虽然艾防知识知晓率高,但其高危行为发生比例也高,提示在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中,加强艾滋病预防控制知识的宣传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艾滋病的预防关键是干预高危人群的高危行为,采用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导的综合性预防措施,针对静脉吸毒人群的吸毒方式和性行为中的高危因素,首先应彻底铲除毒品、教育青少年远离毒品、洁身自爱;宣传相对安全的吸毒方式(变静脉吸为口吸),放弃共用注射器的习惯,帮助吸毒人员戒毒或提供美沙酮替代治疗及提供清洁针具;宣传安全的性交方式,推行在性生活中100%使用安全套,艾滋病预防的宣传不应仅仅针对特殊人群,而应结合全民的健康教育,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

3.2 高危行为

在调查对象中有77.88%人采取注射方式吸毒,年龄主要集中在27~42岁,且共用针率达到50.08%,另外还有34.88%的人有过商业性行为但安全套使用率仅为58.78%,这些结果提示吸毒人群自我保护意识较差,自我控制能力低,无保护的行为增加了感染疾病的危险。

本次分析结果提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年龄对吸毒者的毒品注射行为有显著影响。在婚和离异组注射吸毒率分别显著高于同居和未婚组;文化程度愈高毒品注射率愈高;年龄愈大注射毒品率愈高。此外,性别、婚姻状况及年龄对发生商业性行为有显著影响。综上所述,吸毒行为在社会成员中有向高层次及高龄人群蔓延的趋势,因此在HIV低流行地区就吸毒传播途径而言,提高社会群体的防毒、防病意识,对控制HIV的流行状况意义重大。对有吸毒行为的重点人群应针对其注射吸毒及相关危险行为开展长期的、基于社区的干预和宣传教育,同时开展广泛的、人性化的政策指导和转介服务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

在商业性行为方面,最近1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仅为58.78%,与罗艳等[1]的调查结果相比,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率有所提高。商业性行为和不使用安全套可加剧该人群HIV、HCV和梅毒的传播危险,促成HIV、HCV、梅毒从吸毒者、暗娼或嫖客到家庭成员的传播,导致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因此,推广使用安全套仍然是今后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3 丙肝感染的影响因素

本次监测仅发现2名HIV感染者,表明该监测人群HIV感染率尚低,但注射吸毒、共用针具和不安全性行为等感染HIV相关高危行为比例较高,必须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防止艾滋病和其他血液传播疾病蔓延。

丙肝是继乙型肝炎、艾滋病之后又一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经血液传播的病毒性传染病。HCV主要侵犯肝脏,可导致慢性肝炎,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HCV感染率平均为3%[1],我国自然人群的抗-HCV抗体的阳性率为3.2%[2]。本次监测HCV阳性检出率达29.13%,与国内外有关报道基本一致[3,4],远远高于一般人群。表明在吸毒人群中开展预防HCV感染已经非常紧迫。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特别是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毒品。本研究结果也提示随着每天注射吸毒次数减少则感染丙肝风险逐渐降低,且呈现剂量-效应关系。吸毒人员普遍存在共用注射器和稀释液的行为,注射次数增加无疑将提高其感染丙肝风险。出现共用针具具有保护作用而使用安全套反而增加感染风险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1)我们无法确证HCV感染的具体时间;(2)该部分HCV共用针吸毒人员在共用针行为前已感染HCV,(3)该部分人群在调查前一年即已感染HCV。

吸毒人群经常群体生活,酗酒、嫖娼、卖淫、共用注射器等存在众多加速艾滋病等流行的危险因素,他们不是一个与社会隔离的群体,而是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此类人群的增加,HIV、HCV传播的机会也随之增大,他们既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又是传播艾滋病的桥梁人群。因此,加强对吸毒人员尤其是青少年的宣传教育,严厉打击贩毒吸毒特别是静脉注射吸毒,对吸毒人员强制戒毒等是控制艾滋病等传播的必要措施。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吸毒人员管理,防止艾滋病等在人群之间的传播。综上所述,共用注射器具、不安全性行为是HIV、HCV、梅毒等在吸毒人群中传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罗艳,陈卫勇,陈树昶.吸毒人员艾滋病知识与相关高危行为的监测[J].现代预防医学,2005,32(11):1510-1511.

[2]吕宝成.实用传染病防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213.

[3]张艳,张琰,陈伟,等.吸毒人员中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职业与健康,2007,23(11):881-883.

解决超期羁押的五大对策 篇4

长期以来，超期羁押这一严重违法行为成了困扰司法机关公正性一个严重问题。它严重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防治对策。结合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我认为，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建立预防健全预防机制，将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起到良好的效果。

首先是要建立定期清理制度。即看守所每天应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进行清理、监察，并将结果告知驻所检察室。

其次是建立通知、提示函制度。即看守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前七日，应当向案件承办单位发送《期限即将届满通知书》；驻所检察室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前五日，应当向案件承办单位发送《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期限提示函》。

看守所的通知制度的建立，不仅极大促进了办案单位的办案进度，对提示函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而且使看守所从羁押场所变为羁押与监督职责并存的部门。以前长沙开福区超期羁押监督工作主要由本院监所科负责，平均每年发提示函340份，月均发提示函30多份。看守所通知制度建立后，案件基本在侦查期间终结，该院监所科每月平均仅发提示函10份左右，使超期羁押的可能性减到最小。

其三是继续推行换押制度。要求各办案单位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在相应诉讼环节及时办理换押手续。

其四是完善工作联系制度。应由地方政法委牵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分别在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总结、研究公、检、法执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

最后是采取“三查三看三卡”制度。即查犯罪嫌疑人拘留日期，看是否已過时间，卡拘留羁押期限；查犯罪嫌疑人逮捕日期，看有无延期、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退补情况，卡侦查和补充侦查期限；查检察院、法院受案日期，看有无退补、延期、撤诉、改变管辖等情况，卡审查起诉和审判羁押期限。除此外，还要及时了解羁押动态情况，做到“三清楚”，即对当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员数量清楚；羁押人员的羁押场所清楚；羁押人员所处的诉讼阶段清楚。使办案环节始终处于检察院监所科监督视线之内。

除了加强预防措施，还必须建立有效的超期羁押时候责任追究制度。公、检、法虽然出台了事前预防超期羁押制度，但对于已然造成超期羁押的，在行政、经济、纪律上应如何处罚，措施却不够完善，具体操作中也是“各唱各的戏，各吹各的号”，缺乏联动效应。为此，可由法委牵头，公、检、法三家联合协调出台超级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具体规定侦查部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法庭审理、羁押场地等各环节的具体职责，并计入量化目标管理，一旦出现违法或超期羁押，无论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责任追究制度为杜绝超期羁押提供了机制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长沙开福区实践来看自2000年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超期羁押现象。

总之，根治超期羁押这一顽症，端正执法指导思想，提高业务素质是基础；做好预防工作是前提；加大监督，协调力度是保障；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推行责任追究制度是关键。只有建立综合治理网络，使其“不能超”、“不敢超”、“不愿超”，才能切实解决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超期羁押这一突出的执法问题。

羁押人员 篇5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6—2010年陕西省内监狱、劳教、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羁押的178 997名被羁押人员。

1.2方法

1.2.1现场调查

制作统一调查表,在监管场所干警的配合下,由辖区内经过培训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访谈;同时,采集静脉血5 ml,进行HIV抗体检测。

1.2.2检测方法和试剂

由取得HIV抗体筛查实验室资格的[]实验室依据规定的检测流程与方法进行HIV抗体筛查[1]。对于2次筛查检测结果均阳性,或者2次结果中有1次为阳性的样本送确证实验室,用蛋白印记(WB)实验方法进行确认。所用试剂由全省统一招标采购后下发。筛查试剂为“全国HIV抗体诊断试剂临床质量评估”年度排名前5位的试剂,确认试剂为HIV-Blot 2.2 WB(Gen Labs Diagnostics,新加坡)。所有试剂在有效期内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对确认阳性者开展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进行网络直报管理。

1.3数据统计

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进行录入,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2006—2010年共监测羁押人员178 997例,其中男性168 901例,女性10 096例,男女之比约为16.73∶1;年龄最小13岁,最大73岁,平均(24.95±9.38)岁,年龄中位数为28岁。本省籍154 192人,占86.14%;外省籍24 805人,占13.86%,以四川、新疆、河南、甘肃、湖北等省份较多。样本来源于监狱占15.91%,劳教所占7.85%,看守所(拘留所)占69.28%,强制戒毒所(强戒所)占6.96%。

2.2艾滋病感染情况

对被监测的178 997名羁押人员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确认HIV阳性389人例,HIV感染率为0.22%。见表1。

2.2.1时间分布

2006—2010年,共监测到HIV 389人,见表1。不同年份羁押人员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每年羁押人群的检出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2.2.2人群分布

389例感染者中,男性356例,女性33例。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57岁,中位数28岁,平均(29.34±7.97)岁。20岁以下35例,占9.00%;20～29岁184例,占47.30%;30～39岁125例,占32.13%;40～49岁39例,占10.03%,50岁以上6例,占1.54%。已婚有配偶的占35.40%,未婚的占35.41%,离异或丧偶的占14.58%,不详的占14.61%。民族中彝族181例,占46.53%;汉族145例,占37.28%;维吾尔族45例,占11.57%。职业中家政家务及待业211例,占54.24%,农民68例,占17.48%,其他(无业、个体经商)83例,占21.34%。文化程度以小学居多,161例,占41.39%;初中次之,120例,占30.85%;文盲90例,占23.14%;高中及以上18例,占4.63%。

注:不同年份间确认阳性率的比较,χ2=30.21,P<0.01。

2.2.3地区分布

389例感染者中,本省籍感染者116例,占29.82%;外省及外籍感染者273例,占70.18%。其中四川籍186例,占47.81%,新疆籍50例,占12.85%;贵州和河南籍均为10例,均占2.57%;云南籍6例,占1.54%。从报告地区来看西安最多307例,占78.92%;咸阳23例,占5.91%;宝鸡22例,占5.66%。从发现感染者的场所类型可知,强戒所的监测阳性率最高为0.92%,其次为劳教所,阳性率0.41%。不同羁押场所HIV抗体检测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注:不同场所阳性率比较:χ2=365.93,P<0.01;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2.3感染途径及接触史

被监测人员中,有注射吸毒史的占总监测人数的11.46%,其中HIV抗体阳性者237人,占HIV阳性人数的60.93%;有性乱史的占总监测人数的5.04%,其中HIV抗体阳性者49人,占HIV阳性人数的12.60%。见表3。有注射吸毒史又有性乱史的1 396人,占总监测人数的0.78%;其中31人HIV抗体阳性,占总阳性人数的7.97%,可见注射吸毒和性乱是感染HIV的主要途径。

注:构成比(%)=高危行为人数÷监测总人数(178 997人);阳性率(%)=HIV阳性数÷HIV阳性总人数(389人)。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3讨论

2006—2010年陕西省羁押人员HIV监测阳性率为0.22%,高于孙雅芬等[2]监测的0.05%;低于冷冰等[3]监测的0.80%和陈丽萍等[4]监测的0.41%,与石志林等[5]监测的0.20%和赵淑娟等[6]监测的0.27%相近。羁押人员中5年累计发现HIV抗体阳性数占陕西省同期报告疫情的26.05%,且每年的检出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说明监管场所常规监测已经是我省发现HIV感染者的重要途径之一。

监测发现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羁押人员中HIV抗体阳性检出率高,且四川籍、新疆籍HIV抗体感染者占总报告数的60.66%,强戒所HIV抗体阳性检出率最高,不同于赵淑娟等[6]的监测结果,原因可能是:四川籍、新疆籍吸毒人员在陕西省大中城市流窜作案较多,平均年龄和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没有正当职业,他们把盗窃或抢劫来的钱用于购买毒品,聚集共用注射器吸毒[7],而共用针具吸毒是目前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8]。另外,监测结果显示,羁押人群HIV感染者中有注射吸毒史的占60.93%,有性乱史的占12.60%,有注射吸毒史又有性乱史的占7.97%,羁押人群感染者50岁以下者达90%以上,无配偶者达49.99%,他们是吸毒人群,同时又是性活跃人群。吸毒者使用毒品后,多发生同性或异性间无保护性的性行为[7],从而将HIV通过性途径传播;陕西省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商业性行为亦非常活跃。这些感染者如果自暴自弃,甚至故意犯罪,将给控制HIV传播造成很大威胁。不同羁押监测场所HIV抗体检测阳性率差异很大,一方面可能由于强戒所羁押的四川籍、新疆籍人员较多,他们多共用注射器吸毒,HIV感染率高[7,9];另一方面可能由于看守所羁押的时间短,羁押人员流动性大,检测率低。

羁押人群HIV的感染高于一般人群[10,11]。羁押监管场所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所,艾滋病的感染和控制有其特殊性[11,12]。目前我省内监管场所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积极探讨适合自身的综合防治模式,采取有效的检测方法[13],集中或者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运用暂不告知或出所前告知等方法,做好所内感染者/病人的保密和随访管理工作,避免流血现象发生,做好职业暴露的防护工作;做好出所后与户籍所在地主管部门的随访交接工作。监管场所艾滋病的防治对艾滋病的总体防治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行为干预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法,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危险行为,减少HIV和性病的传播[14],羁押人员年龄文化程度低,对艾滋病的传播与预防知识不甚了解,只有通过广泛持久的宣传,消除不必要的惊慌,使人人通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减少高危行为,避免暴露感染,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目的 了解陕西省2006—2010年被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为制定针对该人群预防控制HIV感染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期间对178 997名被羁压人员进行HIV检测和相关行为学调查,对HIV感染者进行个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178 997名被羁押人员中,有吸毒史的20 509例,占11.46%;有性乱史的9 022例,占5.04%。HIV抗体阳性者389例,检出率为0.22%。HIV感染者中有注射吸毒史的237例,占60.93%。结论 该省被羁押人员HIV感染率较高。常规监测是发现羁押人员HIV感染者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场所内HIV感染者的管理和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对预防控制HIV传播有重要意义。

羁押人员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信阳市及各县区所辖公安、司法监管场所2007—2011年新入所的羁押人员。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每季度对辖区新入所的羁押人员调查,询问其1998年前有偿采供血史、性乱史、注射吸毒史等危险行为。并采集静脉血5 ml进行HIV检测。

1.3 检测方法

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版要求,HIV抗体检测采用HIV 1+2酶免疫吸附试验,初筛、复筛后,抗体阳性者用蛋白印迹试验(WB)确认。所有检测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1.4 统计分析

应用Excel建立数据库,并用SPSS 1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共调查新入所羁押人员12 380人。其中男12 110人,女170人;年龄以18～40岁为主,最大75岁,最小18岁。户籍以河南本省为主,外省人员816人,占总数的6.59%。受教育程度以中学文化程度为主,占总数的43.0%。

2.2 信阳地区3种高危行为分布

2007—2011年共调查检测有注射吸毒史人员231人(1.87%),性乱史人员807(6.52%),1998年前有偿供血人员144人(1.16%)。其中注射吸毒人员与1998年前有偿供血人员所占比例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性乱史人员所占比例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各年度HIV抗体阳性检出情况

2007—2011年各年度HIV抗体阳性检出病例分别为2、6、6、4和4例,HIV感染率分别为0.12%(2/1 735)、0.19%(6/3 145)、0.23%(6/25 99)、0.19%(4/2 152)和0.15%(4/2 7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P>0.05)。

2.4 羁押人员中本省籍与外省籍人员HIV抗体阳性检出情况

共检测羁押人员本省籍11 564人,检出HIV抗体阳性19人,感染率为0.16%;检测外省籍人员816人,检出HIV抗体阳性3人,感染率为0.37%。本省籍人员与外省籍人员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15,P>0.05)。

2.5 HIV抗体阳性与高危行为关系

将调查者分为情况不明组、性乱组、注射吸毒组和1998年前有偿供血组,分组统计,4组高危行为HIV抗体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32,P<0.01)。见表2。

注:4组阳性率比较,χ2=68.32,P<0.01。

3 讨论

从信阳地区2007—2011年高危行为分布统计结果分析,注射吸毒人员5年间所占比例分别为0.92%、2.42%、1.08%、1.67%和2.73%,所占比例整体趋势为逐年增加。提醒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吸毒人群,加强对此类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检测力度。在监管场所内部开展美沙酮替代治疗和清洁针具交换,以减少共用注射器吸毒的发生率。

2007—2011年各年度羁押人员HIV抗体阳性检出率分别为0.12%、0.19% 、0.23% 、0.19%和0.15%,低于2006年珠海市[2](HIV感染率为0.34%)和扬州市[3](HIV感染率为0.24%)羁押人员的感染率。高于2011年全国全人群感染率0.058%[4]。事实表明,信阳市监管场所羁押人群艾滋病疫情不容乐观。

从分组情况看,性乱组、1998年前有偿供血组、注射吸毒组和情况不明组HIV抗体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特别是性乱组和1998年前有偿供血史组感染率高达7.43%、4.86%,提示性乱和1998年前有偿供血是信阳地区羁押人员主要传播途径。与无锡市锡山区[5]不同,信阳地区有偿采供血人数比例为1.16%,是锡山区的3倍。

监管场所羁押人员是一个特殊人群,其人员结构、文化程度、心理状况相当复杂。在以后的工作中,司法部门和卫生部门应坚持对新入所的羁押人员及时进行HIV检测;对已经发现的HIV感染者和患者,要做好随访管理工作及羁押期满后的转介工作;做好监管场所内干警、医务人员HIV职业暴露的预防工作,一旦发生,干警及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处理,防止职业暴露HIV感染的发生;在监管场所内做好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防止艾滋病病毒在羁押场所内的传播。

摘要：目的 了解2007—2011年信阳市监管场所内羁押人员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及该人群的高危行为,防止HIV在监管场所中传播和蔓延。方法 对信阳市监管场所中新入所的羁押人员进行调查,按照统一调查表填写。同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结果 2007—2011年间注射吸毒人员与1998年前有偿供血人员所占比例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性乱史人员所占比例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度HIV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P>0.05);情况不明组、性乱组、注射吸毒组和1998年前有偿供血组HIV抗体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32,P<0.01)。结论 信阳市监管场所羁押人群艾滋病疫情不容乐观。建议加强监管场所内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以防止HIV在监管场所内的传播。

关键词：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分析

参考文献

[1]张淑华,赵亚许,程元霞.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对策[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6,12(4)∶356-358.

[2]张丽荣,姚刚,阮峰.珠海市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监测情况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2007,14(4):1070-1071.

[3]韦正亚,周乐,黄瑶,等.扬州市2005—2007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监测分析[J].职业与病伤,2008,23(3):351-352.

[4]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R].2011.

羁押人员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西安城区范围内3所看守所2007-2011年全部新入所的被羁押人员, 除个别被羁押人员提审、保外就医等特殊原因外, 对人员全部进行采样调查。共调查18 551人, 其中男性16 603人, 女性1 948人。

1.2 调查方法

收集被羁押人员个人基本情况, 询问有无吸毒、性乱和有偿供血等感染HIV的高危行为, 同时采血进行HIV抗体检测, 将全部调查资料录入EXCEL进行统计和分析。

1.3 检测方法

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要求, 每人采静脉血5mL, 分离血清, 由城区疾控中心先用两种不同厂家的ELISA试剂进行HIV抗体筛查, 筛查阳性者送至西安市疾控中心HIV抗体确认实验室用免疫印迹法确认。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调查的18 551名被羁押人员中, 年龄最小者仅为14岁, 最大78岁;被羁押人员以男性为主, 占89.50%;年龄特征主要以中青年为主, 小于20岁者占调查人数的4.4%, 20～29岁占46.27%, 30～39岁占25.15%, 40～49岁占18.17%, 50～59岁占5.26%, 60岁以上占0.75%。18 551名被羁押人员中, 有注射吸毒、性乱和有偿供血史的分别为1 702例、853例和46例, 分别占9.17%、4.60%和0.25%。

2.2 HIV感染情况

18 551名被羁押人员血清中, HIV确认阳性86例, 占检测人数的0.46%。病例年龄以20～29岁人群为主, 占发现HIV阳性病例的47.67%。 (表1)

2.3 HIV感染的高危行为分布特征

在全部调查的18 551名被羁押人员中, HIV抗体阳性86例, 感染率为0.46%;有注射吸毒史的1 702名, 其中HIV抗体阳性15例, 感染率为0.88%, 两者在人群分布上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χ2=5.482, P<0.05) ;有性乱史的853名, HIV抗体阳性10例, 感染率为1.17%, 在人群分布上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χ2=8.321, P<0.05) 。 (表2)

3 讨论

通过对西安市城区监管场所新入所被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调查, 掌握本地区被羁押人员HIV感染状况。调查显示, 被羁押人员HIV抗体阳性率达0.46%, 14.02%的被羁押人员有感染HIV的高危行为, 且被羁押人员中有高危行为者HIV感染率高于无高危行为人群。

监管场所由于其收押人员的特殊性, 聚集着大量具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行为的人。被羁押人员中, 20～39岁人员占调查人员总数的81.39%, 他们正处于各种社会活动和性行为活跃年龄, 9.17%有注射吸毒史, 4.6%有性乱史, 因此该类人群感染HIV机会较多[1]。一旦他们感染了艾滋病, 解除羁押后极有可能通过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给其他人, 或通过无保护的性生活造成夫妻或性伴间的传播[2]。因此加强对监管场所内被羁押人员性病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性道德教育,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减少HIV感染的高危行为, 有助于降低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危险。

关键词：被羁押人员,高危行为,艾滋病防控

参考文献

[1]梅林.太原市羁押收教人员HIV感染现状调查[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5, 36 (5) :590-591.

羁押人员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筛查对象

通辽市监狱、通辽市劳教所、旗县市区看守所羁押、收教人员。

1.2 筛查登记

按照卫生部、司法部统一印制的筛查登记表逐人逐项进行登记造册。

1.3 实验室检测

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规范》中的标准,采用ELISA方法进行血清学抗体初筛检测。

1.4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共筛查羁押、收教人员2080人,其中通辽市监狱379人,通辽市劳教所195人,通辽市看守所1506人。男性2021人,占97.16%;女性59人,占2.84%。

2.2 年龄分布

年龄最小16岁,最大77岁,平均年龄30岁。其中20～39岁组1385人,占筛查总人数的66.59%,见表1。

2.3 地区分布

科尔沁区1176人,占筛查总人数的56.54%,所占比例最高;库伦旗93人,占4.47%,所占比例最低。见表2。

2.4 户籍分布

内蒙古自治区1727人,占总筛查人数的83.03%;辽、吉、黑3省190人,占9.13%;四川、山东、河北、湖南、江苏、贵州等19省、市、自治区163人,占7.84%。

2.5 静脉吸毒史

本次筛查发现3名吸毒者,占0.14%。

2.6 性乱史

在2080名羁押、收教人员中有10人有性乱史,占0.48%。

2.7 HIV抗体初筛检测

本次筛查的2080人全部采集静脉血5ml,艾滋病抗体初筛检测结果阳性2例,均为男性,分别为20和24岁,四川籍羁押人员,有静脉吸毒史。

3 讨论

3.1 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HIV感染呈上升趋势,传播隐患严重;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应对能力明显不足;今年在羁押人员中发现2例HIV感染者,引起了监管场所领导高度重视,但由于缺乏长期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将其遣送回四川原籍。

3.2 狱警和管教人员的职业暴露及安全防护问题

羁押、收教人员是患性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应注意狱警和管教人员的职业暴露及安全防护问题:(1)加强对狱警和管教人员安全防护和卫生保健服务;(2)对他们进行职业暴露方面的知识培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把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3)设立职业暴露高危岗位特殊津贴,国家规定,对因参与AIDS防治工作或因执行公务而感染了HIV,以及因此致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抚恤[2]。

3.3 公安监管场所AIDS防治管理对策

将AIDS防治工作纳入公安监管部门的目标管理体系,与卫生、司法部门联合防治;建立常规HIV监、检测工作机制,阻断监管场所的HIV传播和流行;修定和完善现行的公安系统法律和法规,制定监管场所AIDS防治工作管理办法[3]。

3.4 预防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该人群文化水平较低,无职业和农民的比例较高,本次筛查20～39岁青壮年占66.59%,这一年龄段正处于性活跃期,让他们及时掌握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非常必要,也是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建议在入狱、入所后和出狱、出所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发放宣传小册子、集中讲课和播放光盘等,使他们了解性病/艾滋病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对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卫疾控发[2005]336号.

[2]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62.

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完善 篇9

内容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后将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较长时间的羁押。如果逮捕措施适用不当，则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侵害。因此逮捕措施的适用及其产生的羁押后果应当严格遵守相当性（比例性）和必要性原则，即是否采取逮捕措施以及应否继续予以羁押，要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轻重及其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将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要将依法治国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完善紧密结合，全面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更好地肩负起实践者、推动者的责任。

关键词：逮捕 羁押必要性 机制完善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后将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较长时间的羁押。如果逮捕措施适用不当，则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侵害。因此逮捕措施的适用及其产生的羁押后果应当严格遵守相当性（比例性）和必要性原则，即是否采取逮捕措施以及应否继续予以羁押，要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轻重及其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全面开展。诸如适用标准简单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了八种适用情形，可是现实中案情复杂多变，该规则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审查主体单一化，实质审查由侦监、公诉部门这两个部门的案件承办人来进行；启动方式被动化，主要依照犯罪嫌疑人一方申请被动进行，侦查监督部门因长期办理批捕案件形成的思维定势，公诉部门为规避犯罪嫌疑人逃跑的风险等，审查积极性不高，由案件承办人主动启动的案件较少；审查形式书面化，主要在阅读案卷，了解证据之后，分别与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一方、被害人一方取得联系，听取意见，对羁押必要性进行评估，办案模式偏于行政化，不公开透明；审查结果形式化，公安机关和法院有时会对检察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迟延回复甚至不予回复，无救济即无权利，法律对于审查结果的救济措施没有进一步的规定。

针对上述羁押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将会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要将依法治国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完善紧密结合，法律规范应该出台更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减少承办人的主观裁量权，使承办人在办案时可以对照具体法条来决定，转变执法理念和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建立审查主体联动机制和调查监督机制，量化审查结果，并强化审查结果的救济措施，以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更好地肩负起实践者、推动者的责任。

一、完善适用标准的相关法律规定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没有具体的审查细则，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可以参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在审查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证据条件、量刑条件及社会危险性，把握案件事实证据变化以及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权衡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及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可能性。为此，捕后如果出现下列情形的，可以认为无羁押必要：

1.从犯罪情节和量刑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过失犯罪、犯罪后确有悔罪表现，或者具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例如，在一起放火案中，虽然放火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是该犯罪系因家庭矛盾引起，犯罪嫌疑人A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不大，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认罪态度良好，且在本地有固定职业和住所，不羁押不会导致诉讼程序中断，综合考虑本案，该案犯罪嫌疑人即可变更强制措施，采取取保候审。

2.从涉罪主体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老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适于羁押的疾病等不适宜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生活不能自理，其系唯一扶（抚）养人的，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不至于危害社会的。这种不适宜羁押，应当在综合考虑其他条件后不予羁押。

3.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导致影响羁押的，主要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在交通肇事、轻伤害、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中，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并履行完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立功表现并经查证属实的，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不致危害社会的。这些情形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进行羁押。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在审查批捕阶段，犯罪嫌疑人B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不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被害人对其不予谅解，这时承办人会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到审查起诉阶段，经过教育，证据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积极对被害人的家属进行了赔偿，被害人家属书面表示对其谅解，这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系本地人，又系过失犯罪，采取取保候审不影响案件顺利进行，这时就可以审查对其不予羁押。这样还有利于刑事诉讼和解的进步，减少诉讼成本，更好地解决纠纷。

二、转变理念，建立审查主体联动机制

侦查监督、公诉、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都要转变理念：侦监部门办案人员要杜绝“够罪即捕”，树立慎捕意识，逮捕后也要避免机械地“一押到底”公诉部门承办人对于逮捕案件要主动审查羁押必要性，不能只考虑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忽略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更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发现不适合羁押的情形要主动启动审查程序，对于本部门不利于开展审查的案件要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及时进行案件的转送办理。在此前提下，还需要建立审查主体联动机制。

1.建立捕后跟踪监督机制。在侦查监督部门作出逮捕后至移送审查起诉以前，由于侦查监督部门对此阶段案件的事实、证据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必要性较为熟悉，侦监部门应发挥优势，对“附条件”逮捕的案件，由侦查监督部门根据审查逮捕所掌握的事实证据及作出批准或决定逮捕后通过跟进侦查监督所掌握的情况，进行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2.侦监、公诉、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加强联系。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驻看守所的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接触多，能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表现、身体及思想状况等，况且，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处于中立的地位，可以保证案件审查的公正。实践中，刑事执行检察在羁押审查中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启动的羁押审查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于获取被羁押人的信息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所以，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相互配合，确保羁押必要性的全面审查和准确判断。

3.增加法院作为审查主体。法律规定公诉部门对审判阶段的逮捕必要性进行审查，可是这时检察机关的审查没有法院的审查便利。原因如下：第一，法院处于中立地位，不会受之前羁押决定的影响。第二，法院承办人更清楚案件的量刑情况，对于羁押期限可能超过判刑幅度的，法院可以及时解除羁押。第三，也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审判阶段，案件已经由法院进行审查，公诉部门以何种身份向法院提出解除羁押很尴尬，而且法院对于检察机关的释放建议不予回复也是检察机关需要应对的一个难题。

三、建立调查监督机制和听证制度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要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调查监督机制，开展审查听证并加强释法说理。

1.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事前应全面了解案件情况，走访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及社会背景。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深入分析案件的犯罪类型，案件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个人简历，家庭情况，社会背景等，重点分析案件犯罪构成要件，起因和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准确把握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必要条件，由承办检察人员审慎做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处理结果，合理运用检察委员会监督机制，对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审查进行监督，避免片面降低羁押率的不法现象发生，从而依法科学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作出并执行后，与刑事执行检察检察部门，村委会、社区等基层组织相互联系协调，对处理结果进行回访，跟踪监督犯罪嫌疑人的现实生活现状，社会影响等，做好事后监督，全面了解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而有效防止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中的弊病，进一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例如，犯罪嫌疑人A因被害人C长期打骂其家人，后在与被害人发生冲突时，进入厨房，手持木棒，击打其头部，后二人至大门洞里，犯罪嫌疑人A将被害人压倒，手持木棒击打头部致其死亡。犯罪嫌疑人B在A殴打被害人时，压住被害人腿部，并应A要求取来被子、床单等物，在被害人死亡后擦拭现场血迹，系故意杀人共犯。在对犯罪嫌疑人A和B依法审查批准逮捕之后，该院适时对犯罪嫌疑人B依法进行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综合被害人C的重大过错，犯罪嫌疑人B已年逾60岁，且家中有依赖其抚养，无人照看的未成年人，同时，通过村委会调查，证实其平实表现良好，且经常受到被害人的打骂，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系从犯，初犯、偶犯，又系长期家庭矛盾纠纷引起，因此，经依法对该案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犯罪嫌疑人B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2.重大案件的审查听证及加强释法说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既规定了书面的审查方式，又规定了口头询问式的审查方式，审查方式多样，较好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益。当对羁押必要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的时候，或者是案情重大复杂、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可以考虑引入行政听证式的审查。在审查机构的主持下，充分听取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及被害方的意见，注重向被害方进行释法说理，使得被害方能够从心理上认可释放犯罪嫌疑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可以邀请人大等外界人士加入听证程序，对整个审查过程进行监督，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四、量化审查结果

在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时，审查的标准不够细致，而且案件中会同时存在适宜羁押与不适宜羁押的情形。所以，羁押必要性评估具体怎么操作，有什么标准，既没有宏观性的指导，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建立基本统一、部分具有自由裁量性的羁押必要性评估标准，即量化评估标准，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在一些试点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在山东费县人民检察院与公安局会签的文件中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必要性评估的内容包括：拘留和逮捕阶段分值标准、涉案的犯罪行为对应的法定刑分值、逮捕必要性分值等4大项。每一大项又分为若干小项，每一小项都有具体的量化标准。

案件承办人在审查时应制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评估表》，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量化分析，即根据事先规定的标准，对与羁押必要性相关的因素逐一分析打分，将分数合计后与事先确定的维持羁押分数比较，高于该分数则维持羁押，否则决定或建议解除羁押。如某犯罪嫌疑人C犯盗窃罪（评分8分）根据案情综合判断，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评分2分），是累犯（评分2分），有自首情节（评分-4分），检举揭发情节（评分-6分），合计分数2分，允许维持羁押分数为3分，合计分数低于维持羁押分数，说明没有羁押必要，此案应当建议解除羁押。

五、强化审查结果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于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的效力未作规定，只规定相应机关应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事实上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往往会石沉大海，羁押必要性审查缺乏救济机制。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不同意变更羁押措施理由不成立或不及时答复的，但确实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报请检察长决定后，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应当组织复议，并在7日内作出复议决定。

未决羁押制度研究 篇10

关键词：未决羁押,保障人权,强制措施,司法审查

一、未决羁押的内涵

未决羁押是大陆法系的通常称谓,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适用的强制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具体是指有关刑事追诉机关在法院终局判决之前对符合刑事诉讼法律相关限制人身自由条件的刑事被追诉人予以羁押的刑事诉讼活动。未决羁押不但包括法庭开庭审理之前的羁押,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终结前的羁押。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情况来看,未决羁押通常情况下是与刑事拘留、逮捕相分离的独立的强制措施,且未决羁押与刑事拘留、逮捕所适用的程序是完全分离的。但中国的未决羁押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强制措施就自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与刑事拘留和逮捕相比,羁押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无论是适用理由还是适用程序,未决羁押都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而没有形成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

二、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决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

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目的定位失衡必然会产生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在基于实体上便于成功追诉犯罪的考量,将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完全服从前者的考量进行创设。

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设置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且显得过于泛泛且不合理。第一,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等同于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其功利性色彩较浓,不存在保障人权的独立诉讼价值追求下的条件创设,致使未决羁押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完全沦为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重要诉讼手段。第二,羁押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泛,没有考虑必要性原则。制度设计下的刑事追诉机关和法院只考虑成功追诉与保障审理程序顺利展开的因素,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均不存在羁押必要性原则的考量。但凡符合宽泛的刑事拘留、逮捕条件刑事被追诉人普遍被予以羁押。羁押率居高不下,被羁押者人权无从保障,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的问题滋生也当属必然。第三,制度设计违背羁押法定、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原则,致使羁押所依附强制措施被大量滥用,致使羁押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变相成预支的刑罚。

(二)羁押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建立

中国并不具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中国的法院并不以司法听审方式介入任何羁押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审查,刑事追诉机关甚至法院对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决定是否适用只是通过行政化书面审查形式进行。特别是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启动完全来源于刑事追诉机关自我授权、内部审查与行政审批的模式,此外强制措施所带来的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完全由刑事追诉机关在追求共同诉讼利益前提下互动完成。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也导致了刑事被追诉人被羁押后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三)被羁押人司法救济渠道被堵塞

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现有的未决羁押救济渠道共有三种,分别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主动救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依被羁押人申请进行的被动救济;被羁押人请求新闻媒体、人大及党委外力介入的体制外救济。中国不存在独立的羁押合法性司法审查机制,独立的羁押司法救济制度作为前一制度的衍生物当然也不存在。中国法院系统从立法规制上看,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机会通过司法听审方式接受被羁押人羁押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其后应当顺序展开的控辩双方辩论等听证程序更无从谈起。

在中国这三种救济方式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其根本运行模式是由作为刑事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掌控的,由于刑事追诉机关把羁押性强制措施定位为重要的诉讼手段;且刑事追诉机关将成功追诉犯罪界定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所以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的羁押司法救济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四)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

由于中国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功能定位,同时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关于未决羁押制度并没有完全贯彻比例性控制原则。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即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常态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变态,大量的被追诉人被普遍羁押,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会把羁押性强制措施作为优先选择。约定俗成的做法是刑事被追诉人一旦被羁押,其本人很难再有机会被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予以执行,直至法院以生效裁决方式对刑事被追诉人决定执行缓刑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时其才可以得到释放。

此外,作为例外性选择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往往体现着办案部门的利益。当无法成功追诉被羁押者或者存在着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导向时,办案部门会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缓冲性措施选择适用。“与英美法系广泛适用的保释相比,中国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且没有给予被羁押者申请救济的机会,它们在替代未决羁押方面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功能。”

三、完善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构想

(一)细化羁押的适用条件

未决羁押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的强制措施,自然其适用条件也应当完全有别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

1. 无证逮捕、有证逮捕已被界定为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措施,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十分短暂,因此其适用条件应当明显区别于未决羁押。其标准程度应当低于未决羁押,大致上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有合理的根据相信犯罪系将被予以逮捕的人实施的。“所谓合理根据,是指根据警察所了解的事实、情况及其所获得的可信信息,一个正常谨慎的人足以相信某人实施了犯罪。换言之,警察所掌握的事实和材料可以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

2. 在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设计上应用引入保障人权价值理念,在适用条件上具体体现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其今后可能被科处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与其是否被采取羁押措施相适应的比例性原则。制度设计上应当体现非羁押措施优先于羁押措施适用的诉讼价值导向,诉讼利益追求上应当平衡追诉犯罪程序保障需要与保障人权法治要求之间的关系。

3. 在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应当增强未决羁押措施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其模糊状态的出现,以防止未决羁押措施的滥用造成的刑事被追诉人人权被侵犯现象的发生。

4. 必须在适用条件中明确界定,只有已经被逮捕的被追诉人才产生以后是否羁押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刑事被追诉人在受到逮捕和羁押时得到两次司法救济,从而使逮捕和未决羁押受到更加完善的司法审查制约,以期防止羁押权滥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

(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1. 重新定位中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

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性法律及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将法院界定为纯粹的司法审查机关,并重新划定法院审判职能的界限。

2. 重新定位中国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等)权限。

笔者认为,应当将侦查机关行使的所有侦查措施(包括强制措施的采取)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渠道,而不能再沿用旧有的自我授权和内部审查机制下形成的准司法化模式。另外,对于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一系列涉及被羁押者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准司法化的治安处罚权限,如劳动教养等权限应当统一纳入法院主导模式下的司法审查渠道。且以上程序中公安机关应当是申请者,而真正的裁决做出者应当是法院。对于法院经司法审查作出的裁决,侦查机关必须依法执行。

3. 重新界定检察机关的权限与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体制框架下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但该定位有碍于法院以司法机关身份统一独立行使司法审查权。且检察机关事实上刑事追诉机关的实践定位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界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由此该界定背离了以权力制衡、司法最终裁决实现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应当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绝对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应当基于权力制衡的法治理念剔除其原享有的自侦职能并将此项职能交由新成立的类似于廉政公署的独立反贪渎部门行使。应当基于维护法院作为绝对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考量将包括侦查监督(审查逮捕权属于此项监督的一项权能)在内的所有诉讼监督职能划归法院以司法审查形式行使,在此意义上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为享有公诉职能的行政化刑事追诉机关。通过重新定位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可以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由法院以司法听审模式主导进行的司法审查机体制。

(三)完善羁押救济机制

“司法救济的实质,就在于使那些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有机会将羁押的合法性问题提交给一个中立的法庭进行持续的审查,并在羁押显属不合法、不必要时尽快地获得释放。”换句话说,该司法救济体系就是为被羁押者的提供可以诉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羁押裁定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多次持续审查机会的体系。为此,应当在中国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能反映现代法治理念的司法救济体系。任何被羁押者可以在其被法院裁定羁押后的任何一个诉讼阶段不断提出申请或者上诉,相应的具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仍应当以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听审,充分听取被羁押者等意见,并重新就羁押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做出相应裁决。

(四)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

一个成熟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未决羁押制度,其显著标志是具有完善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因此,改革原有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构建体现法治原则的新措施体系已刻不容缓。

1. 在新措施体系中应当剔除旧有的拘传措施。

因为有证逮捕与无证逮捕均是强制刑事被追诉人到案的强制措施,而拘传的定位也如此,既然如此该拘传措施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2. 在新措施体系中同样应当剔除旧有的监视居住。

该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比例比较少,且无论是在刑事被追诉人家中执行还是在指定场所执行均与羁押所达到的实际执行效果没有任何区别,鉴于该监视居住的剔除已属必然。

3. 应当将旧有的取保候审重新定义为保释,且原有的内在属性及外延应当进行更新。

中国旧有的取保候审制度适用范围较有限,且替代羁押措施的功能同样有限。因此从保障人权意义的法治理念出发,重新构建保释制度当属必要。该保释制度应当定义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羁押者暂时予以释放的制度。该保释应当是附条件的,该条件既可以是提供保证人,也可以是提供保证金。该保释申请在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前,应当由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受理并作出是否准予保释的决定;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予保释的决定后被追诉人不服的,或者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后,该申请应当由相应的法院裁定。当被追诉人的保释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其可以继续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该被追诉人享有的保释申请权利应当存在于各个刑事诉讼阶段,直至被追诉人被法院以生效裁决裁定有罪并科处刑罚之前都可以享有并行使。

4. 最重要一点是,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贯彻比例性原则。

当被追诉人所涉嫌的犯罪严重程度,其今后可能科处的刑罚与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不相适应时,在符合未决羁押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选择对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权利侵害最少的替代性强制措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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