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现状

超期羁押现状（通用12篇）

超期羁押现状 篇1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职权, 新《刑事诉讼法》第93 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条法律从国家基本法的层面设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旨在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一、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现状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17 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 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 2015 年监所检察部门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 主要原因: 一是相对中立性。侦监部门是审查逮捕部门, 逮捕决定即是侦监部门做出的, 对自己做出的逮捕决定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立场难免有失客观; 而公诉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对犯罪的成功追诉, 与不羁押相比, 羁押明显更有利于追诉犯罪。二是便利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派驻看守所检察人员有日常检察工作任务, 对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 与其他部门相比, 更具便利性。[1]

二、明溪县检察院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要做法

明溪县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采用的是以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为主其它部门配合的办案方式。以在押人员或其近亲属申请和依职权开展这两种为主要开展形式。

明溪县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在押人员申请而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如朱某非法储存爆炸物案, 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干警在给看守所内给在押人员上法制课, 宣传新刑诉法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在押人员朱某在上完法制课后即申请取保候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即对该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分别向公诉部门和法院刑事审判庭征求意见。公诉部门认为, 朱某属于初犯, 且非法储存的炸药不是用来买卖, 而是用炸药里的硝铵来做肥料种花, 未造成严重后果, 可以从轻处理。法院刑庭认为朱某非法储存炸药数量巨大, 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并确有悔改表现的, 可依法从轻处罚。综合办案部门的意见,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向明溪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建议给予取保候审。该案件说明, 羁押必要性审查必须有权利义务告知机制, 否则在押人员, 当事人辩护律师, 不了解要向哪个部门申请导致无从开展的现象。

明溪县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职权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如李某盗伐林木案, 李某伙同他人盗伐林木被明溪县看守所羁押, 经医院检查患有高血压三级。看守所反映李某不宜继续羁押, 但县林业公安分局以李某正处在侦查阶段全案未侦破为由, 未变更强制措施。经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认真调查发现, 李某经常出现头晕、撞墙现象, 身体状况堪忧, 明显不适宜继续羁押,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再次建议后才得到了林业公安的采纳。该案件办理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采纳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办案部门担心影响案件侦查。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存在的问题

启动审查压力大、困难大。1、社会公众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错误认识, 认为被变更强制措施后就是无罪释放了, 对已经逮捕但未经审判就“放人”的做法产生疑问和不解, 认为存在徇私枉法现象。2、对公安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难度较大。公安机关担心会对案件侦查工作造成阻力和障碍, 对此甚至产生抵触情绪。3、发现机制缺失。如明溪县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主动开展审查的案例目前少之又少。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主要依看守所、当事人一方的申请而启动审查, 依照职权开展的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出现严重疾病的情况, 但检察人员不是医生, 无法准确判断被羁押人员继续关押是否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主动发现存在不适当的羁押的比例非常低。

四、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建议

1、建立被变更强制措施嫌疑人回访机制, 在犯罪嫌疑人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后被变更强制措施后,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该定期回访, 告知当事人不得逃逸, 串供, 影响公安部门侦查。2、建立权利告知机制。驻所检察干警在驻所检察谈话中, 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可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但对于经过一次审查并作出有继续羁押必要性决定又提出申请的, 一般不再重复调查与评估。有利于提高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数量和质量。3、建立重大影响力案件听证机制, 由检察院召集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案部门、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人民监督员召开听证会, 这样能够提高司法公信力, 彰显立法为公, 执法为民,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

参考文献

[2]曾于生, 曹卿龙.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现状及完善思考——以浙江绍兴市检察机关的实践为视角[EB/OL].中华文本库, 2014.11.

超期羁押现状 篇2

[摘要]本文通过超期羁押的定义和分类的阐释来分析出我国产生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根据这些内外因素提出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即在内因上，严格司法准入制度;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树立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在外因上，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诉讼体系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超期羁押&……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它的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从超期羁押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入手，根据现有的广大学者对超期羁押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提出更贴近我国法治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增强我国法律对司法机关诉讼行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堵塞刑事诉讼法之中容易造成超期羁押的法律漏洞，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超期羁押概念的阐释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因而，从超期羁押概念的内涵中我们把超期羁押分成两种：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绝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127、128条的规定，就一罪而言侦查中的最长羁押期限只有7个月，超过7个月的羁押行为便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另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相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时不能终结案件，可以经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延长1个月。①这里的2个月就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因为如果超过2个月后，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经向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还可以羁押，而这种羁押便是合法的。否则，便是违法。

总之，无论是绝对的超期羁押还是相对的超期羁押都是对被羁押者的合法权利的践踏，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表现，它已经引起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因此，全面的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的提出解决的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的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而究其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总的说来可以从一个事物存在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归纳出其存在的主客观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因是其根本性、主要性的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自己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理论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本着“不放纵一个坏人”的思维，以种种的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法律上的漏洞以“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更有些司法人员认为“羁押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反正被羁押人也没有什么吃亏的，这些行为都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在作祟!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则掉以轻心。我们的司法人员甚至部分领导干部过分的强调了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重惩罚，轻保障”从而造成在实践工作中认为：在办案过程中违点法、多关几天不算什么，只要能抓住真正的罪犯其他都是“小问题”的思想。

第三，“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的私利主义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机关的赞赏和媒体的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不得以而求其全之的策略便是以种种借口“超期羁押”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目的在一夜之间被羁押人由此罪变成彼罪，由重罪变成轻罪，由羁押变成取保候审等等，但却始终不承认在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渎职行为。

总之，内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司法人员自身法治观念淡薄、执法素质不高、理论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我们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所要重点注意和长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解决，是我们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外因是其必然性、“合法”性的原因。它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漏洞是超期羁押现象产生有持无恐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目的而先后对一人立两个罪，从而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合法”的达到了延长羁押的目的。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查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打开了绿灯。4、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的存在必然不利于被羁押人的权利的实现。①

第二，司法救济的不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中立法官审查制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而决定。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这个决定他本人切身权益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申辩，而律师在此时的唯一作用就是申请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同意与否又完全取决于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所以，这种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的司法救济的诉讼体制是急待于完善的。

第三，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的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的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

也有挖深案破积案的重要作用，但却不需要任何的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上、行政上和刑事上的责任，那我们的司法人员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三、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纵观我国超期羁押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根据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法律实践情况，并结合被羁押者基本人权和合法权利的要求，我们在对不同学者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更有针对性的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②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与可行之处，它们分别代表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最终理想和中间过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改革的必经步骤和远期目标。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时时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需要巨大的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的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我们在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根据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外因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思想。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从外部环境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仿效空间几何中描述一个点的方法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以求达到解决超期羁押这一现象的目的。第一，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04条、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97条的规定等。④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内容还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也可以效仿这一规定颁布一些切实可行的司法规定从时间上对超期羁押行为加以限制。第二，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我们建议立法规定，将除逮捕以外的强制性羁押措施的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使公安机关在逮捕后的侦查过程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处在其他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的防止羁押权的滥用，减少刑讯逼供

的发生，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有力的保证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⑤第三，从人物上，建立对超期羁押的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人都会受到经济的、行政的甚至于刑事的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写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⑥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的单位的纪检检察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多方面的处理意见(经济、行政和刑事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院的检察部门备案。从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防止公安机关内部的包庇现象的产生，更加有利于两个司法机关的密切合作。

其次，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也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认真的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放松。第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的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的、有效的、多渠道的、多层面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第三，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真正的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己的行动，健全科学而合理的司法理念并把它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最后，针对我国现存的大量超期羁押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信心，鼓足勇气，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逐步司法改革下，在广大人民的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下，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最终会在我国建立一个高效、健康、科学的司法诉讼体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超期羁押我国这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我们应当从其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加以分析。然后，提出切实符合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解决方法：针对外因，应当从羁押的时间、地点和个人责任上加以严格的约束和控制，从而在法律机制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针对内因，应当从准入制度、在职培训和司法理念上加以教育和引导，从而在思想观念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

总之，对于超期羁押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必需的、不间断的过程;是需要国家、社会、司法机关和个人多方面努力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M]第124、126、127、128、156、196条

②陈卫东、郝银钟《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J]《中外法学》3期78页

③叶青、张少林《法国预审制度的评析与启示》[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4期43页

④《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第97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⑤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

较法角度分析》[J]北京：政法论坛，4期99~112页

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他被超期羁押7年7个月 篇3

在全国公、检、法痛斩超期羁押“毒瘤”的背景下，宋德文的真实经历让人扼腕叹息！

对于今年已63岁的他来说，那过去的2795个日日夜夜，是一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组惊人数字，记录着他可悲可叹的遭遇——

7年零7个月里，有关部门仅对他提审3次！身强力壮的他被抓进看守所时只有55岁，而带着累累伤痕、拖着一副双拐被儿子背回家时，他已63岁；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的承包田和口粮地被没收，两位亲人更因深受刺激而撒手人寰；尚活在世间的他，没有经过一次庭审，户口却被注销，老伴被冠以“丧偶”而守活寡……

2003年12月1日，走出痛苦阴霾的宋德文向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司法机关撤销案件，并对其伤残进行司法鉴定。同时，他也将以此为自己被“超时羁押2795天”而申请“国家赔偿”！

被疑强奸杀人，午夜“糊涂”被抓

记者眼前的宋德文看上去面容憔悴、神情迷惘。“我没有杀人，我是清白的。”只有说这句话时，他才显得神情坚定。

1995年2月20日晚，黑龙江省呼兰县双台镇发生一起凶杀案：村民张桂财的妻子杨翠萍在家被人奸杀！惊天血案，在这个平静的小镇引起轩然大波，种种猜测与传言不胫而走……案发后，当地警方随即展开紧张的排查工作。在众多排查对象中，住处与张桂财家仅一所小学校之隔的55岁村民宋德文，被警方列为重大嫌疑人！“我和她无冤无仇，为什么杀她？”尽管宋德文不断地争辩，可当晚，警方还是来到宋德文的家，搜查后，拿走了一把杀猪刀和宋德文的几件衣服，并把他押进了县刑警队。

在刑警队里，宋德文提供了如下陈述——

“16时许，我接待了从康金镇来卖马的两个人。因为我从小喜欢马，会选马，就帮助他们联系了3位村民来买马，我也看好了其中的一匹，但手头儿没钱。当晚，两个卖马的人在我家住下。晚上6点多钟，我和老伴商量后决定去亲戚家借钱买马。当我从亲戚家出来，走到村学校大门东侧时迎面碰见一帮人，村民张桂财背着妻子杨翠萍从村诊所回来，杨浑身是血，我还用手电筒给他们照了路……”对于制造血案一事，宋矢口否认。

然而，在接下来3天3夜的连续传讯中，宋德文的口供却从“全盘否认”变成了最后的“供认不讳”。至于原因，宋德文说“他们打我，我是被逼的”。3月15日，宋德文被逮捕。当地媒体报道了县公安局破获这起重大强奸杀人案的消息。然而，几个月后宋德文却又突然翻供，并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在与警方的僵持中，宋德文被关进了呼兰县看守所。原以为案情不日就会真相大白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关就是2795天！

关押7年零7个月，仅被提审3次

说起在看守所的日子，63岁的宋德文禁不住失声痛哭。“进看守所后，我的双腿就不能站立，连上厕所都得被人拖着去，成了离不开拐杖的残疾人……”半年后他不得不住进了病监。

除了病痛外，最让宋德文无法忍受的就是无期限的羁押。他回忆说，在看守所里，别人害怕被提审，可他却天天盼着有人能来提审，“那样，我才能有说话和伸冤的机会！”然而，在长达2795天里，有关部门只对他提审过3次——

1995年8月14日，哈尔滨市检察院办案人员提审了宋德文，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向检察官喊冤，并详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含冤”被押进看守所的。事后，宋德文的案子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可这一查，又将近两年！1997年3月，县公安局办案人员第二次提审了宋德文。而第三次被提审的时间，却一直拖到了2001年6月24日！“说我强奸杀人，拿出证据来，强奸是会留下痕迹的，通过化验就能使真相大白。我的案子为什么办起来就这么难”？

2002年9月，哈尔滨市政法委有关领导来到看守所，询问了宋德文被关押过程和办案的有关情况。

“一个月后，看守所里的人突然告诉我，可以回家了”！2002年10月21日，没有开具证明和办释放手续，宋德文在被稀里糊涂地关押了7年零7个月后，又被稀里糊涂地放了出来。那天，他是被小儿子宋景辉背出看守所的。记者在宋德文手中，看到了一份7年零7个月中所有的办案人员及看守所负责人的名单。宋德文想以此留下自己被超期羁押的“铁证”！

自己成了“黑户”老伴成了“寡妇”

在被关押的7年零7个月中，宋德文的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被抓走后，宋德文本人的承包田和口粮地都被村委会收回；在换新户口簿时，他的名字被“注销”了。最令宋德文气愤和不解的是，明知自己尚活在人世，可老伴的户口簿的婚姻状况一栏，被填上了“丧偶”二字，老伴竟成了“寡妇”，宋德文成了“活死人”！然而，让宋德文焚心痛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年出事后，当地电视台播放了警方破获重大强奸杀人案的消息，看到儿子以“强奸杀人嫌疑犯”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宋德文的母亲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脏病发作，几日后含悲而死；宋德文的二儿子更因不明真相的村里人的讥笑嘲讽、指指点点而神情恍惚，后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不幸身亡……

“娘啊，儿子啊，我回来晚了！”宋德文跪在已故老母和儿子的坟前，老泪纵横。

背负着“强奸杀人犯”的宋德文再次回到辛劳大半生的村里时，发现一切都变了，他成了一个“弃儿”——邻居、熟人都传言：“他因強奸杀人被判了几年刑，现在是减刑后被释放出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躲着他这个“杀人犯”，尤其是村里的女人，见到他像躲瘟神一样远远地慌不择路地跑开。他想找份活儿谋生，但每次没干多久，人家知道了他的过去，就马上让他走人……

“我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宋德文开始拄着双拐，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我找到县公安局，索要取保候审的手续，可没人给我答复；我多次到当地派出所上访，要求恢复户籍，为老伴‘正名’，可得到的答复是：户口不是他们给注销的，当时是按照上边的要求注销的，不能恢复。村委会虽然恢复了我的承包田和口粮地，但不同意给我补偿过去几年内的损失……”

手拄双拐，六旬老汉发誓讨清白

针对宋德文一案，记者展开一番采访。当地公安机关一位干警称，宋被超期羁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警方仍在取证阶段”。

对于注销户口一事，哈尔滨市公安局一位警官明确表示：“犯罪嫌疑人享有政治权利，如果他被‘取保’根本不该注销户口！”可宋德文告诉记者说，我找到派出所，他们说让我找局里；找到县公安局户政科，他们答复说，户口上注明丧偶也许是个笔误。

记者从部分村民口中听到这样有关对宋德文的评价，“老宋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被公安局抓走之前，他身体壮实，特别能干。回来时，是儿子背回家的”。

2003年11月3日，呼兰县公安局终于下达了一份《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和《取保候审决定书》，以“现因取保候审期满”为由，对宋德文“解除取保候审”。“我被放出1年多了才接到《取保候审决定书》，它怎么能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一起出现呢”？对此，宋德文深表不解。

对于宋德文一案，黑龙江省一律师提出以下质疑——

一是“取保候审”必须办理取保相关手续，由公安机关向当事人出具“取保候审决定书”，可宋德文却从未接到；二是《刑事诉讼法》第69条、124条、126条、127条对拘留、批捕、侦查羁押时限都有明确规定。其中69条规定，对拘留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检察院批准。重大嫌疑案件提请批准时间可延长30日，不得超期羁押。而宋德文在看守所一待就是7年零7个月，在全国也属罕见！他认为，超期羁押不仅严重地漠视公民的自由和尊严，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近日，宋德文再次向呼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请申诉，请求司法机关撤销案件，依法确认申诉人无罪。同时请求对自己的伤残做司法鉴定，并准备申请国家赔偿。

侦查超期羁押探析 篇4

一、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现状及表现形式

2003年1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 (法[2003]163号) , 该通知要求各级公、检、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现象, 既要惩罚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也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避免因超期羁押而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

目前, 在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超期羁押仍然比较突出, 仍有一批超期羁押多年的案件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旧的超期羁押问题清理了, 又出现新的超期羁押。其中, 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现象较为突出, 有关部门也制定过有关规定来防止和杜绝侦查超期羁押的现象, 却仍然无法杜绝侦查超期羁押的“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押而不决”的现象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加大对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通知发出后, 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现象虽然有所好转, 但仍呈现如下特点:1.数量多。2.时间长。超期短的有数日, 长的甚至有几个月。3.涉及的办案单位多。基本上各办案单位均有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逮捕等五种强制措施, 其中与羁押有关的强制措施只有拘留和逮捕。羁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定的强制措施, 而是由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款规定, 对于被拘留者, 应在被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审查批准逮捕, 特殊情况下, 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延长1至4日。该条第2款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该条第3款规定, 检察机关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应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综合以上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捕前拘留超过14日, 对流窜作案等重大嫌疑人捕前拘留超过37日, 即应视为超期羁押。以上所述及的是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即刑事拘留超期或称捕前超期羁押。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二种表现形式为移送起诉前的超期羁押, 即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 在法定期限内未能移送起诉, 而仍使嫌疑人处于羁押状态。根据不同情况, 《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126条、第127条分别规定了上述不同的最长羁押期限, 超过上述相应期限的、均属移送前的超期羁押。侦查超期羁押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为补充侦查超期羁押, 即在移送起诉而被退回补充侦查后, 超过法定补充侦查期限而仍使嫌疑人处于羁押状态。上述三种超期羁押形式还存在于许许多多的案件中。

二、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危害及症结分析

超期羁押无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司法机关本身都有着极大危害, 具体体现为:

第一, 有损法制的严肃性。司法公正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侦查超期羁押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 势必影响司法机关的威严及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 影响法律秩序的维护, 也势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 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侦查超期羁押对无罪的被羁押人而言, 其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和摧残, 这些伤害及其后果的影响有些终身都难以消除。对有罪的被羁押人而言, 超期羁押的期限虽可以从判决后的刑期中得到折抵, 但超期过长, 公安、检察机关会要求法院予以“配合”, 从而提高刑种和刑期, 造成“量期 (指已经羁押的期限) 而判”, 便相对加重了对被羁押人的处罚, 这实际上成了刑罚的提前预支。同时, 给被羁押者的亲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与痛苦。超期羁押因在法定的诉讼期限之外剥夺其自由而构成对被羁押者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因此, 损害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 是超期羁押的最严重的危害之一。

第三, 不利于监管秩序的稳定, 有碍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犯罪嫌疑人长期得不到处理结果而被羁押于看守所, 必然给看守所正常的监管活动造成妨碍, 严重影响着监管秩序的稳定。同时, 案件久拖不决, 时过境迁, 犯罪嫌疑人与证人记忆模糊, 供述与证言失真, 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案件久拖不决也给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与串证及找托关系、走后门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 容易形成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干扰, 不利于侦查、起诉与审判的顺利进行。

第四, 妨碍刑事诉讼法的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而侦查超期羁押既破坏了公正, 也拖延了诉讼, 既不利于保障无辜, 也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 其危害也是较大的。

超期羁押何以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且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 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 法律规定不完善。刑事诉讼法虽就侦查的办案期限作了限制规定, 但是, 其关于诉讼期限的某些规定模棱两可或伸缩性较大, 因而存在许多漏洞与空子, 从立法的角度给超期羁押留下了隐患。比如第128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其他重要罪行的, 要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里的“重要罪行”界定不清, 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多次发现“重要罪行”, 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可能会被无限期的羁押下去, 对发现的次数没有限制。

其二, 有法不依。以法定理由为借口, 超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比如, 以案情复杂, 期限届满不能终结;以交通十分不便, 重大犯罪集团, 流窜作案, 犯罪涉及面广, 取证困难;以在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以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以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以有特殊原因, 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等等为借口, 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其三, 有法难依。在许多情况下, 案外因素的干预给正常执法带来了种种阻碍, 导致犯罪嫌疑人处于长期羁押候审状态。在这方面, 领导意志的干预是最大的原因。有的案件系有关党政领导交办, 由于交办批示或指示往往带有对当事人不利的某种倾向性, 而且是在主要案情尚未查清时作出的, 随着案情的明朗, 有关批示或指示的精神与有关的法律的规定可能发生冲突, 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为了摆脱进退两难的状态, 往往不作处理, 寄希望于以时间的拖延来淡化或消除领导干预的影响, 以达到既不使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违法, 又不致承担“拒不执行领导指示”之责的目的。

其四, 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中, 办案人员普遍较为关注案件的实体方面, 对犯罪嫌疑人从侦查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实体问题较为重视, 尤其是在定罪量刑上, 办案人员都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 而对侦查超期羁押这一程序性问题普遍不够重视, 办案人员一般认为犯罪嫌疑人多关押几天不算什么问题, 最终羁押期限还可以折抵刑期, 这样, 侦查超期羁押现象的产生就有了较多的借口。有了上述想法, 加上办案单位主办人工作忙、责任心不够强, 会有忘记或记错羁押起始时间, 而主观人为地导致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其五, 缺乏有效的审查监督机制。因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加上侦查又处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环节, 不可避免地形成“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超期羁押问题可以予以监督, 提出“纠正意见”, 但在实践中,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 使这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三、杜绝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的主要对策

超期羁押的危害决定了对其予以遏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针对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出现的超期羁押等问题, 笔者认为应从如下三方面把握:

1. 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 转变传统刑事诉讼法观念, 全面认识刑事法的功能。“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长期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认识 (学习) 法律的。刑法则由于其特殊的强制性和暴力性而被视为最具有工具价值的一个部门法律。其实刑法并不仅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刑法首先具有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其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 国家就应当予以追究, 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同时, 刑法还具有保障功能: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事法根本原则的要求, 只能对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 并据以定罪量刑, 从而保障遵纪守法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不受司法者的刑罚擅断的侵害。

第二, 正确处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做到程序优先。作为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 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 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上, 我们认为程序正义必须得到绝对的遵守, 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宁愿牺牲实体正义, 也要坚持程序正义。程序不正义又怎能令人相信实体的正义呢?所以说程序正义具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一种价值。

2. 在具体操作上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 应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遵守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明确地认识到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是一种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克服为追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者的刑事责任而使案件久拖不决, 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放。正确对待司法错误, 对被错拘错捕者迅速解除羁押, 而不能将错就错, 为了避免承担错案之责而对犯罪嫌疑人久羁不决。坚持司法独立, 正确对待领导意志, 对于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领导意志应予抵制, 而不应以拖延办案期限的方式来姑息迁就。

第二, 对于一人犯多案, 多人犯多案以及同案犯在逃等重大、复杂案件, 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采取相应对策避免超期羁押的发生。在一人犯多案或多人犯多案的情况下, 如果部分犯罪事实在法定办案期限内无法查清, 应就已查清的部分犯罪事实移送审查起诉, 不能为查清尚未查清的部分事实而置犯罪嫌疑人久押不管, 以致超期羁押。至于未查清的部分犯罪事实, 可作为侦查线索继续侦查。在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如在押犯的犯罪事实已查清并有确实、充分证据, 应依法就己查清的犯罪事实予以移送起诉。

第三, 正确适用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 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重新计算的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笔者认为, 确定“发现之日”应当明确并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以决定之日为准的原则。重新计算侦查中的羁押期限的时间从相应决定之日起计算。二是前后羁押期限衔接的原则。如果原侦查羁押期限已届满, 则应当从届满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3. 在制度上完善各项规定、加强内部监督

第一, 为了强化侦查人员的责任心, 促成其严格依法从速办案, 应完善下列规章制度:

(1) 强化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要从根本上避免超期羁押, 必须就在法定办案期限内不能结案的情况作出应该变更强制措施的硬性规定, 使超过办案期限而处于超期羁押者能通过强制措施的变更而解除羁押。

(2) 实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建立健全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 对造成超期羁押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纪律处分, 对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3) 实行羁押期限届满提示制度。检察院的侦监、公诉部门,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前七日制发《羁押期限届满通知书》, 通知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届满, 督促其依法办结案件。

(4) 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考核制。各单位应建立相应的执法责任制, 将刑事拘留是否超期作为办案单位工作质量好坏的一项年度考核指标, 同时将这一项指标分解到各承办民警, 并作为年终奖惩的一项依据, 层层落实责任制, 最大限度减少或杜绝刑事拘留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第二, 为最大限度地遏制与纠正超期羁押现象, 除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外, 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主要是:

(1) 法制监督。作为内部执法监督主管机关的公安法制部门应坚持严格的执法检查、执法审核和错案追究制度, 用制度来规范民警的执法, 用制度来促使民警提高执法水平。同时, 应定期通报, 抓住典型, 进行教育宣传, 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2) 监所监督。作为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场所, 看守所不但担负着监管与教育的职能, 而且有责任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看守所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处于合法羁押状态承担着监督职能。

总之,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转变执法观念, 通过改章立制, 实行多层面的监督, 必须对司法机关和被羁押方双方权利的限制与加强方面加以完善, 就能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超期羁押现状 篇5

超期羁押是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反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既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改造，又有损于国家的声誉和法律的尊严，因此，最大限度的预防和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多年以来，××检察院立足本职，强化监督，严格掌握各诉讼环节，使现有在押人员的案件全部控制在诉讼期限内，杜绝了超期羁押现象，切实维护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保障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从1988年至今，在辖区内没有出现超期羁押的现象。主要体会和做法是：

一、领导重视，是杜绝超期羁押的前提条件。××检察院历任检察长都非常重视维护在押人员的权利，要求监所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坚决杜绝超期羁押现象发生。现任检察长、分管检察长经常深入看守所了解在押人员的权利落实情况，详细查看驻所检察室的电脑管理系统，亲自过问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程度，多次组织与公安、法院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即将到期的疑难复杂案件，建立定期通报工作制度，有效地预防和杜绝了超期羁押现象。

二、规范制度，是预防和减少超期羁押的关键所在。在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一天也不能超期羁押的严格执法观念。一是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划分出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和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两大类，建立起内部、外部两种不同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我们的监督检察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阶段开始，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案人员联系，督促他们按照法定期限处理被拘留、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我们坚持一视同仁，及时勾通主动协调，坚决杜绝检察机关超期羁押问题。二是在内部、外部这两种监督制约机制的大格局中，充分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在监督制约机制中的作用，使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与监所检察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坚决杜绝超期羁押案件的发生。例如，今年 月 日我院对××分局报捕的李某某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没有立即放人，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反映，向我们通报情况后，我们立即向该分局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立即释放嫌疑人，办案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将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三是对现行的换押证送达方式进行改革，使送达换押证与办案单位的羁押期限挂钩。将原来的由接案单位送达换押证改为由送案单位送达换押证，既谁送卷谁送达换押证，看守所统计是否超期羁押的法定依据就是换押证，谁不及时送达换押证，造成超期羁押就是谁的责任。加大了送案单位的责任感，隐性超期羁押迅速下降。四是敦促公、检、法三机关创建和增强相应的处罚管理机制。公、检、法各自的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办法相继出台，对超期羁押和对超期羁押案件失查规定了严格处罚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为预防和杜绝超期羁押提供了有利保障。

三、动态监督，是预防超期羁押的有效方法。对看守所新入所每一个在押人员的姓名、犯罪性质、羁押日期等情况进行详细登记，便于对在押人员在批捕、起诉、审判各诉讼环节进行跟踪监督羁押期限。在详细、全面掌握所有在押案犯羁押情况的基础上，对每个案犯的具体诉讼过程实行全程跟踪，及时核实在押人员诉讼情况，对每个诉讼环节的诉讼时限严格把关，杜绝公检法三家互相推诿，防止出现总时限不超期，掩盖分段诉讼环节超期的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发生。

反思审前羁押 篇6

警察的刑讯逼供和“牢头狱霸”的欺压，是看守所“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特殊的看守所环境。则是造成两大因素的土壤。

“有罪推定”观念导致中国对未决嫌疑犯超高的羁押率、警察权处于失控状态、加上法律赋予公安方面过长的羁押期限，是看守所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司法相关的两份议案引人注目。

3月10日，宁夏代表团以全团代表名义提出议案，呼吁通过对人民监督员立法对公权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诉法修改专家组成员之一周光权教授亦提议案，提出加强检察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的执法”。

两份议案，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警察权的使用。

《关于制定人民监督员法的议案》有一个正规的人民监督员法草案建议稿，并详尽论述了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的草拟者是一名列席人员，名叫王雁飞，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

此前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有试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便是其中之一。但在王雁飞看来，最高检院的规定是“可以进行监督”，而不是必须；因此很多案件的监督上，人民监督员成了“点缀”。不仅如此，人民监督的缺失不仅表现在对检察权监督上，而且传导至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上，例如超期羁押。

“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很多超期羁押问题被执法时的各种‘法律技巧掩盖了……因此，加强检察权和独立的人民监督，或许可以减少此类问题的出现。”王雁飞说，“实际上超期羁押不仅在公安系统，在检察机关、法院也同样存在。”他认为，人民监督员可以将公安、法院执法中的不当行为及时反映给检察院，至少可以为检察院提供更多线索。

与王雁飞等人提出人民监督员立法不同，更多的法学家试图通过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检察权，以此遏制公权的滥用。周光权提出《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强化检察监督的议案》。这份5000多字的议案中，周光权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活动的介入调查权，并配套规定刚性的监督措施。

周光权建议，刑事诉讼法有必要规定刑事拘留应当由侦查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实际上，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修改刑事诉讼法已被列入立法规划。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修改刑诉法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周光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再次提出议案，是因为现行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设计仍然很薄弱，检察机关很难有效地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有罪推定”导致过高羁押率

“与国外诸多国家对未决犯实行‘保释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做法相反，我国则采取对未决犯‘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为例外_的做法。”2008年1月份，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他的一篇论文《审前羁押：问题与改进》中说，2000年对前西德各州的统计表明，被实行审前羁押的人数大约只占在刑事法院被判决者总数的4％；而在英国，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释率达到90％以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91年到2006年的16年间，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有近一半的年份(7年)多于起诉人数，即使逮捕少于起诉人数的年份，羁押候审率也最低达到89．24％(2006年)。“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的5年内，在减少未决羁押人数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

2008年10月份，刘仁文又写出一篇博客文章《辛普森为何获罪后才转羁押》，以大量国外案例作为比较，来论述这一问题。

刘仁文认为，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基于一条观念：“有罪推定”。“一旦发现嫌犯就仿佛天经地义地可以将其羁押起来，取保候审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而是办案机关的一项权力，对某人适用取保候审似乎成为办案机关的一项恩惠。”刘仁文在文章里说，这种情况逻辑上还会加剧司法腐败；有时要取保一个人甚至变成了办案机关的一项恩惠，或者使该领域成为腐败之风盛行的地方：某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才能申请到取保；律师圈内乃至于社会上甚至还有取保—个人要花多少钱的潜规则。

而从“无罪推定”出发，一个犯罪嫌疑^在被法院定罪之前，他只是一个被怀疑犯了罪的人。“既然只是被怀疑，就除非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否则不应剥夺其人身自由：一是有确信的证据表明不对他实行羁押，他将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险，此种情形多适用于那些从事恐怖等暴力犯罪活动的人；二是他妨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获得保释后逃跑、毁坏证据等。”刘仁文说。

98．8％：一个看守所的拘留期限延长率

羁押率是一个问题，羁押时间长短则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的基本时限(3天加上检察院7天批捕时间)、延长期限及理由：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

“但实践中给人的印象却是，几乎所有犯罪，侦查机关都是在接近30日时才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在刊发于《人民检查》2006年第3期的一篇名为《关于刑事拘留期限延长的实证分析》的论文中，来自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侯晓焱和北京市检察业务专家刘秀仿开始以实证的方法对这一“印象”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侯晓焱等人抽取了2005年5月间某直辖市某城区看守所337名离所人员的档案进行调查分析，全部被调查者均因涉嫌犯罪而被刑事拘留。其中，本市籍为64人，外市籍为273人。

调查结果显示，在拘留期限延长总体情况方面，全部被调查者的拘留期限延长率为98．8％；平均被延长至28．5天(不包括提交批捕申请后的7天，下同)。延长至7天者为19人，占全部被调查者的5．6％；延长至30天的为298名，占88．4％；剩下部分人员延长至30天以上(超期)。其中，本市籍犯罪嫌疑人拘留期限被延长时间平均为21天；外省市籍犯罪嫌疑人则平均延长期限为30天——平均延长到极限时间。

“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嫌疑犯在警察手里控制的时间明显要长得多。”侯晓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本来，37天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但现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种特殊隋况变成了一种通用情况。”

混乱的延长羁押期限理由

侯晓焱说，此前已经有一些专家著文指出这类现象，但这些文章大都是陈述一种印象，或者是基于法理的论证，没有去做系统的调研。

“理论研究有它的重要性，不过我更关心一条法律实施的具体状况。除了一些典型性的个案，我们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实证样本来发现具有代表陛的问题。”侯晓焱说，这种做法与她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有关。“西方的社会学很发达，实证研究方法很受重视，我那时为了写论文看了很多英文论文，深受启发，我就在想，如果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刚好我自己在实务部门工作，有机会做深入了解。具体的调查数字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多次作案”是指三次以上作案；“结伙作案”是指二人以上共同作案；“流窜作案”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市、县继续作案。

当侯晓焱根据案卷去做微观分析时，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很勉强一以“多次作案”为拘留延长理由者18人，但其中至少有5人作案次数为两次或者一次，以“结伙作案”为拘留延长理由者119人，其中至少10人属于单独作案；而在来自外省市的154个“流窜作案”嫌犯中，只有5名犯罪嫌疑人供述另行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已决犯中被法院判决认定实施两次以上犯罪者只有13％(20人)，其余均为实施一次犯罪，与“流窜作案”无关。

“刑拘这种没有外部监督的强制措施太容易被滥用——不需要去看实际操作，从法理层面就可以看出来，刑拘延期无须经其他部门审批，这本身就有问题，执行层面出现适用随意就不意外了。”侯晓焱说，对警察权缺乏司法控制，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对嫌犯拘留、以及延长拘留期限缺乏外部监督，警察权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

长时间羁押之害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在其论著((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指出：“羁押普遍化的成本不仅仅在于将几十万嫌疑人、被告人关押于各地的看守所所需要的日常开支(如看守所的基建、维修费用，干警的工资、福利、办公、装备以及在押人员的生活、医疗等费用)，而且还在于在押人员之间在犯罪技巧或习惯方面的‘交叉感染所导致的潜在社会危险、难免的错误羁押所导致的国家赔偿、在押人员的亲友因为羁押而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以及在押人员及其家庭因为羁押而受到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等等。”

侯晓焱在其论文中强调羁押措施滥用的另一种危害：“将未决羁押等同于已决羁押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的期限通常会影响法院判决，容易导致关多久判多久的‘实报实销性质的判决……”

刘仁文也指出这一点：“不少办案机关一旦将人抓起来，就没有台阶下，只能极力往有罪上靠，否则，就是关错人。”

当然，对一些嫌疑犯采取强制措施是有必要的，从法理上来说具有其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跟它的适用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有关联，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和期限，它就失去了正当性。”侯晓焱说。

这种范围和期限的超出，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看守所环境——人满为患、鱼龙混杂，这也正是“牢头狱霸”产生的土壤。而警察的刑讯逼供和“牢头狱霸”的欺压，则正是看守所“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

期待下次刑诉法修改

“自从1996年修改刑法(1997年实施)以来，法学界对刑拘这一强制措施一直在讨论，也有很多种修改意见提出，我个人觉得，下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很可能要改。”侯晓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仁文等专家均在论文中提出，要改造现有的留置、拘留、逮捕等制度，对较长时间的审前羁押实行司法审查。刘仁文呼吁要将中国的审前模式从“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转变为“以保释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而侯晓焱则强调要加强对警察权的司法控制，籽司法审查机制引入拘留延长决定程序，“公安机关时常突破法定要求随意延长拘留期限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警察在刑事拘留制度中的决定权并没有按照法治原则进行配置，本应具有的司法审查环节缺位。这已是学界共识。”

侯晓焱的论文中再次提供给我们一组数据：前述调查所在的城区检察机关2004年共受理同级公安机关提出的延期羁押一个月的申请约80件，仅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总数(3800余件)的2％；其中提出第二次延期羁押申请的只有18件，占全部案件比例的0．47％；而提出第三次延期羁押申请的只有1件，这与延期拘留在不需审查的捕前环节的普遍适用(98．8％)形成了强烈对比——是否有外来监督两种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做法，或许可以反映出其心态的不同。

该文还建议要科学限定拘留延长期限。“实证研究发现，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办理的大部分案件都可以在数日内完成证据收集和报捕准备工作，被普遍延长的刑事拘留期限事实上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截至目前，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光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徐静村教授等著名法学专家都主编出版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建议稿，其中涉及刑拘及其延长期限的修改建议。

超期羁押现状 篇7

“隐性超期羁押”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 利用法律的不周延, 通过“体现在法律文书上未突破法定羁押上限”这种形式上的“合法羁押”掩盖实质上的超期。这种羁押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际羁押超过了应适用的羁押期限, 严重地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一、“隐性超期羁押”的表现形式

1、滥用期限延长条款

如滥用刑诉法中“可以延期”、“案件重大、复杂”等规定, 法律对各诉讼环节中有关期限延长的规定有一个递进过程, 延期本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作为例外适用, 却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被常态化, 成为办案人员因拖沓而导致办案期限不够的救济条款。

2、公、检、法三机关“互借期限”

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不满两个月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商, 将受案日期后推, 使审查起诉期间延长;或审判人员借用审查起诉“未用尽”之剩余时间。又如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和延期审理等手段变相延长诉讼期限。司法实践中, 若遇法定期限不能结案的情况, 审查起诉部门办案人员往往会找些“疑点”, 利用法律上的合法程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以延长办案期限;共同犯罪案件中, 若其中一人因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到案, 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不是按规定单独对该人裁定中止审理, 而是为图省事避免多次开庭, 变通由检察人员建议延期审理, 使全案被告人的羁押期限被人为延长。

3、利用法律规定的疏漏

如法院自行决定延期审理的次数未作限制。现行法律仅规定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而人民法院以“需调取新证据、通知新证人或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为由自行决定延期审理的次数未作限制。尽管表面上于法有据, 但这种无限次延期审理显然有违司法公正之本义。

以上几种“隐性超期羁押”现象, 从法律规定上看并不超期, 不同于“违法”层面的超期羁押, 但实则或是通过违规操作、规避法律或与立法精神相悖, 助长了办案人员有法不依, 漠视人权的错误观念;破坏了刑事诉讼制约机制, 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司法机关形象;且常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至判决之日被实际羁押的期限超过其本应被判处的刑期。而这种情况下, 往往会导致审判机关人为地将刑期延长, 严重侵犯了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 其危害程度较显性尤甚。

二、“隐性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

有罪推定, 做为一项执法原则, 长期霸占着封建社会执法者的思想, 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执法观念, 封建社会的长期执法实践又使得这一思想越埋越深, 以致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法者仍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为“坏蛋”对待。从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影响极大的冤假错案的发生便可知有罪推定这一思想的惯性之大。

2、“重实体轻程序”执法实践尚未改变

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践是诱发超期羁押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到传统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司法实践强调实体公正过多, 对于程序要么是视而不见, 要么是“走形式”, 程序的作用顶多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而已, 不少法律人甚至认为程序限制了对实体公正的追求。在这一大环境下, 司法机关往往倾向实体公正和打击犯罪, 而忽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3、执法力量配备不合理

办案经费不足, 可用人力紧缺, 办案人员素质不高、超负荷工作, 这既无法保障案件质量, 也无法保障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在完成办案指标的单纯任务观念指导下, 为避免产生违法超期羁押问题, 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 于是通过合法程序“以羁代侦”等“隐性超期羁押”应运而生。

4、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现行法律更多的是强调犯罪追究一面, 而没有强调执法约束一面。显性超期羁押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还是可以找到依据予以追究。但对于表面上合法的“隐性超期羁押”, 对这类违规办案的执法人员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 “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就很难得到彻底遏制。

三、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对策

1、提高人员素质, 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

真正摒弃“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与现代人性化执法理念相悖的有害法治的执法观念。从思想 (下转第101页) (上接第99页) 上树立“人权保障”观念,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与你、与我一样的“人”, 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保障。加强程序正义的保障机制为首要目标, 使程序正义得到普遍承认和尊重。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既包括执行刑事实体法也包括执行刑事程序法。追究犯罪和保护无辜应当同样地受到重视, 在追究犯罪的同时要保护被追究者的合法权利。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既是公安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的权力, 也是相应的义务。执法人员应充分认识诉讼程序与程序权利的独立价值, 在注重实体法的同时务必重视程序法, 树立严格遵守办案时限的观念, 把超期羁押问题提高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高度来认识, 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基本人权, 以实现程序正义, 消除产生超期羁押的思想根源。

2、修改现行立法上的不足

法律规定上的模糊、不确定都是“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存在的温床, 应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将模糊语言从立法中清除, 代之以简洁明了、操作性强的法律用语。在衡量标准的制定上应尽可能具体、明确, 避免实践中在理解、执行法律时因机关而异、因人而异。如现行法律中“立即”释放的情况, 可规定由办案单位将所需的释放手续先行办好后再进行“不逮捕”、“不起诉”的宣告, 以真正做到“立即”释放。

3、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赋予监所检察部门相应的对超期羁押责任人的处分权或处分建议权

未决羁押制度研究 篇8

关键词：未决羁押,保障人权,强制措施,司法审查

一、未决羁押的内涵

未决羁押是大陆法系的通常称谓,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适用的强制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具体是指有关刑事追诉机关在法院终局判决之前对符合刑事诉讼法律相关限制人身自由条件的刑事被追诉人予以羁押的刑事诉讼活动。未决羁押不但包括法庭开庭审理之前的羁押,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终结前的羁押。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情况来看,未决羁押通常情况下是与刑事拘留、逮捕相分离的独立的强制措施,且未决羁押与刑事拘留、逮捕所适用的程序是完全分离的。但中国的未决羁押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强制措施就自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与刑事拘留和逮捕相比,羁押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无论是适用理由还是适用程序,未决羁押都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而没有形成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

二、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决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

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目的定位失衡必然会产生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在基于实体上便于成功追诉犯罪的考量,将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完全服从前者的考量进行创设。

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设置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且显得过于泛泛且不合理。第一,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等同于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其功利性色彩较浓,不存在保障人权的独立诉讼价值追求下的条件创设,致使未决羁押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完全沦为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重要诉讼手段。第二,羁押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泛,没有考虑必要性原则。制度设计下的刑事追诉机关和法院只考虑成功追诉与保障审理程序顺利展开的因素,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均不存在羁押必要性原则的考量。但凡符合宽泛的刑事拘留、逮捕条件刑事被追诉人普遍被予以羁押。羁押率居高不下,被羁押者人权无从保障,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的问题滋生也当属必然。第三,制度设计违背羁押法定、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原则,致使羁押所依附强制措施被大量滥用,致使羁押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变相成预支的刑罚。

(二)羁押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建立

中国并不具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中国的法院并不以司法听审方式介入任何羁押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审查,刑事追诉机关甚至法院对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决定是否适用只是通过行政化书面审查形式进行。特别是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启动完全来源于刑事追诉机关自我授权、内部审查与行政审批的模式,此外强制措施所带来的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完全由刑事追诉机关在追求共同诉讼利益前提下互动完成。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也导致了刑事被追诉人被羁押后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三)被羁押人司法救济渠道被堵塞

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现有的未决羁押救济渠道共有三种,分别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主动救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依被羁押人申请进行的被动救济;被羁押人请求新闻媒体、人大及党委外力介入的体制外救济。中国不存在独立的羁押合法性司法审查机制,独立的羁押司法救济制度作为前一制度的衍生物当然也不存在。中国法院系统从立法规制上看,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机会通过司法听审方式接受被羁押人羁押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其后应当顺序展开的控辩双方辩论等听证程序更无从谈起。

在中国这三种救济方式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其根本运行模式是由作为刑事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掌控的,由于刑事追诉机关把羁押性强制措施定位为重要的诉讼手段;且刑事追诉机关将成功追诉犯罪界定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所以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的羁押司法救济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四)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

由于中国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功能定位,同时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关于未决羁押制度并没有完全贯彻比例性控制原则。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即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常态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变态,大量的被追诉人被普遍羁押,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会把羁押性强制措施作为优先选择。约定俗成的做法是刑事被追诉人一旦被羁押,其本人很难再有机会被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予以执行,直至法院以生效裁决方式对刑事被追诉人决定执行缓刑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时其才可以得到释放。

此外,作为例外性选择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往往体现着办案部门的利益。当无法成功追诉被羁押者或者存在着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导向时,办案部门会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缓冲性措施选择适用。“与英美法系广泛适用的保释相比,中国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且没有给予被羁押者申请救济的机会,它们在替代未决羁押方面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功能。”

三、完善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构想

(一)细化羁押的适用条件

未决羁押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的强制措施,自然其适用条件也应当完全有别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

1. 无证逮捕、有证逮捕已被界定为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措施,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十分短暂,因此其适用条件应当明显区别于未决羁押。其标准程度应当低于未决羁押,大致上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有合理的根据相信犯罪系将被予以逮捕的人实施的。“所谓合理根据,是指根据警察所了解的事实、情况及其所获得的可信信息,一个正常谨慎的人足以相信某人实施了犯罪。换言之,警察所掌握的事实和材料可以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

2. 在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设计上应用引入保障人权价值理念,在适用条件上具体体现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其今后可能被科处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与其是否被采取羁押措施相适应的比例性原则。制度设计上应当体现非羁押措施优先于羁押措施适用的诉讼价值导向,诉讼利益追求上应当平衡追诉犯罪程序保障需要与保障人权法治要求之间的关系。

3. 在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应当增强未决羁押措施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其模糊状态的出现,以防止未决羁押措施的滥用造成的刑事被追诉人人权被侵犯现象的发生。

4. 必须在适用条件中明确界定,只有已经被逮捕的被追诉人才产生以后是否羁押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刑事被追诉人在受到逮捕和羁押时得到两次司法救济,从而使逮捕和未决羁押受到更加完善的司法审查制约,以期防止羁押权滥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

(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1. 重新定位中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

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性法律及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将法院界定为纯粹的司法审查机关,并重新划定法院审判职能的界限。

2. 重新定位中国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等)权限。

笔者认为,应当将侦查机关行使的所有侦查措施(包括强制措施的采取)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渠道,而不能再沿用旧有的自我授权和内部审查机制下形成的准司法化模式。另外,对于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一系列涉及被羁押者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准司法化的治安处罚权限,如劳动教养等权限应当统一纳入法院主导模式下的司法审查渠道。且以上程序中公安机关应当是申请者,而真正的裁决做出者应当是法院。对于法院经司法审查作出的裁决,侦查机关必须依法执行。

3. 重新界定检察机关的权限与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体制框架下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但该定位有碍于法院以司法机关身份统一独立行使司法审查权。且检察机关事实上刑事追诉机关的实践定位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界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由此该界定背离了以权力制衡、司法最终裁决实现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应当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绝对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应当基于权力制衡的法治理念剔除其原享有的自侦职能并将此项职能交由新成立的类似于廉政公署的独立反贪渎部门行使。应当基于维护法院作为绝对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考量将包括侦查监督(审查逮捕权属于此项监督的一项权能)在内的所有诉讼监督职能划归法院以司法审查形式行使,在此意义上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为享有公诉职能的行政化刑事追诉机关。通过重新定位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可以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由法院以司法听审模式主导进行的司法审查机体制。

(三)完善羁押救济机制

“司法救济的实质,就在于使那些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有机会将羁押的合法性问题提交给一个中立的法庭进行持续的审查,并在羁押显属不合法、不必要时尽快地获得释放。”换句话说,该司法救济体系就是为被羁押者的提供可以诉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羁押裁定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多次持续审查机会的体系。为此,应当在中国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能反映现代法治理念的司法救济体系。任何被羁押者可以在其被法院裁定羁押后的任何一个诉讼阶段不断提出申请或者上诉,相应的具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仍应当以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听审,充分听取被羁押者等意见,并重新就羁押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做出相应裁决。

(四)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

一个成熟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未决羁押制度,其显著标志是具有完善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因此,改革原有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构建体现法治原则的新措施体系已刻不容缓。

1. 在新措施体系中应当剔除旧有的拘传措施。

因为有证逮捕与无证逮捕均是强制刑事被追诉人到案的强制措施,而拘传的定位也如此,既然如此该拘传措施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2. 在新措施体系中同样应当剔除旧有的监视居住。

该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比例比较少,且无论是在刑事被追诉人家中执行还是在指定场所执行均与羁押所达到的实际执行效果没有任何区别,鉴于该监视居住的剔除已属必然。

3. 应当将旧有的取保候审重新定义为保释,且原有的内在属性及外延应当进行更新。

中国旧有的取保候审制度适用范围较有限,且替代羁押措施的功能同样有限。因此从保障人权意义的法治理念出发,重新构建保释制度当属必要。该保释制度应当定义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羁押者暂时予以释放的制度。该保释应当是附条件的,该条件既可以是提供保证人,也可以是提供保证金。该保释申请在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前,应当由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受理并作出是否准予保释的决定;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予保释的决定后被追诉人不服的,或者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后,该申请应当由相应的法院裁定。当被追诉人的保释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其可以继续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该被追诉人享有的保释申请权利应当存在于各个刑事诉讼阶段,直至被追诉人被法院以生效裁决裁定有罪并科处刑罚之前都可以享有并行使。

4. 最重要一点是,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贯彻比例性原则。

当被追诉人所涉嫌的犯罪严重程度,其今后可能科处的刑罚与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不相适应时,在符合未决羁押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选择对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权利侵害最少的替代性强制措施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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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建成.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G]//陈兴良.刑事法评论,2000:6.

家电超期服役不容忽视 篇9

1 电视机:超期服役或有爆炸风险

电视机可以说是家庭普及率最高的电器, 而电视机自燃、爆炸等事故也屡见不鲜。超过设计寿命后电视机的安全隐患会大幅度增加, 特别是那些使用时间长而又得不到维护的电视机, 极易发生自燃或爆炸等事故。同时超龄服役的电视机因为元件老化, 还会产生影像清晰度差, 画面抖动等问题, 甚至会损害人的视力。

近几年开始普及的平板电视寿命则相对要更长一些, 大部分机型可以达到5万小时的使用时间, 部分机型甚至可以达到10万小时的使用寿命。但是有些机型, 比如说液晶电视存在着使用年限过长后亮度下降的问题, 虽然仍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性能却大不如前。

解决办法:在日常使用中, 应该避免频繁地开关机, 防止开关电源产生故障;屏幕的亮度不要长时间调到最高, 防止灯管烧毁;平时不用的时候最好用防尘罩盖住散热孔, 防止灰尘长期聚集在电路板上引起故障。

2 洗衣机:漏电漏水风险较高

洗衣机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要用电, 还要用水, 危险系数相对较高。一般来说, 洗衣机的正常使用寿命为8年左右。老旧的洗衣机不仅存在漏电、漏水的风险, 其洗衣桶内部的清洁程度更是难以让人放心使用, 各种常年积累下来的污垢、犄角旮旯里的细菌, 都会让洗衣机变成“脏衣机”。

解决办法:洗衣服前取出衣服口袋中的硬币和硬物, 并且避免拉链等金属物件和滚筒内壁直接接触;定期用专用清洁剂清洗内筒, 定期对内筒进行干燥处理;电源插座安装防水盒, 并且确保配电箱安装了漏电保护器。

3 冰箱:超期使用或影响食品卫生

冰箱可以说是所有家电中使用频率最高、平均开机时间最长的产品,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24小时开机。冰箱的核心部件是压缩机, 和洗衣机一样, 进口压缩机的平均寿命要比国产压缩机稍长, 而冰箱整体的平均使用寿命为10~12年。

超期服役的电冰箱压缩机性能会严重下降, 整体制冷能力大幅度下滑, 压缩机需要更长时间工作才能达到设定的温度。因此, 老旧冰箱也非常容易出现噪音大、耗电高、制冷差的问题。同时老旧的冰箱内部卫生状况难以达标, 材质老化后容易滋生细菌, 也容易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威胁。

解决办法:尽量避免频繁地开关机冲击压缩机, 造成寿命缩短;定期清理散热器, 给冰箱四周留出一定空间, 保证良好的散热能力;内部定期清理霜和冰块, 定期清理内部贮藏的食品。

4 热水器:超期使用危险系数高

热水器也是家庭中危险系数较高的一类电器。关于电热水器漏电致人死亡、燃气热水器漏气爆炸的新闻时有所见。不管是电热水器, 还是燃气热水器, 其使用寿命大多为6~8年。超期服役的热水器内部元器件老化, 比较容易产生安全隐患。此外我国的自来水质量并不稳定, 长期使用的热水器内部容易积累水垢和各种杂质沉淀物, 引起出水不畅或者耗电量飙升。

解决办法:任何类型的热水器都需要定期清理水垢, 用户可购买专业水垢清洁剂按照说明清理;要保证电热水器有良好的接地和漏电保护措施;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在自来水总阀门后增加净水和软水装置。

5 空调:莫让空调成为空气杀手

空调属于大负荷用电设备, 对线径大小有一定要求。空调出现问题大多是由于相应的配套电路系统引起的, 本身出问题的几率不高。但是超期服役的空调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般来说空调的使用寿命在10年左右。超期使用的空调会出现污染室内空气、耗电量暴增、噪音变大的问题。而生长在空调滤网内的细菌, 也很容易导致使用者患上空调病, 从而危害身体健康。

农用车辆超期服役危害大 篇10

一、农用车辆超期服役危害

1. 增加运输成本

“超期服役”的农用车、拖拉机及其配件大都老化或严重磨损, 导致功率下降, 油耗上升;配件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故障, 使维修费用大大增加。

2. 增加危险因素

农机车辆超过了使用年限, 重要零件已接近或超过疲劳极限。加之个别车主对“超期服役”的车辆不愿花更多的费用加以维修。这样, 这部分车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故障, 特别是制动、转向系统失灵, 会引发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 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和损失, 超期服役的农用车辆被称为“滚动的炸弹”。

3. 污染环境

到了使用寿命的农用车辆, 由于“年高体弱”, 耗油量大, 噪声严重, 排放严重超标, 造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二、农用车和拖拉机报废的国家标准

1. 农用运输车报废标准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制定颁布《农用运输车报废标准》, 对农用运输车的报废标准进行了规定。按照规定, 我国农用运输车的最长使用年限为12年。其中, 三轮农用运输车和装配单缸柴油机的农用运输车使用年限为6年;装配多缸柴油机的四轮农用运输车使用年限为9年或累计行驶里程为2 5万k m;因各种原因造成农用运输车严重损坏或者技术状况低劣无法修复的;长期使用以后, 整车耗油量超过企业定型车出场标准规定值1 5%的;不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 B7258—1997) 或排放物污染超标, 经修理和调整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应该报废。同时, 对达到报废年限或累计行驶里程的农用车, 依据有关技术安全和污染物排放规定检验合格的, 可延长最长不超过3年的延长使用时间。

2. 拖拉机禁用与报废的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规定:大型链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2年 (或累计作业1.5万h) , 大型和中型轮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5年 (或累计作业1.8万h) , 经过检查高速或更换易损件后, 在标定工况下, 燃油消耗率上升幅度大于出厂标定值2 0%, 或发动机有效功率或动力输出轴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 5%的农业拖拉机应报废;小型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 0年 (或累计作业1.2万h) , 经过检查高速或更换易损件后, 在标定工况下, 燃油消耗率上升幅度大于出厂标定值2 0%的, 或发动机有效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5%的农业拖拉机应报废。另外, 对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 无法修复的;预计大修费用大于同类新车价格5 0%的;未达报废年限, 但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国家明令淘汰的拖拉机应报废。

国家标准还规定了拖拉机禁用技术条件与经济指标。凡是具有下列条款之一的农业拖拉机一律禁用:在标定工况下, 燃油消耗率上升幅度大于出厂标定值2 0%的;大型和中型拖拉机发动机有效功率或动力输出轴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 5%的;小型拖拉机发动机有效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 5%的;有效制动距离低于出厂标定值的;经非规范改装存在安全隐患的。

三、按时报废莫存侥幸心理

刑事拘留的羁押时限有多长 篇11

我孙子1个月前因涉嫌抢劫犯罪，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至今已羁押40多天了。不知什么原因，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我孙子，也不予以释放。请问刑事拘留有无羁押时间限制？当地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合法吗？

读者 向栓

向栓读者：

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并进行审查的一种方法，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4日。”第2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由此可知，刑事拘留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一般为10日，特殊情况下为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拘留后羁押时间可长达37日。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你孙子被刑事拘留40多天，这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拘留期限，且当地公安机关仍未对其报请批准逮捕，也不予以释放，其做法是违法的。你孙子及其近亲属有权根据上述规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解除对他的拘留措施，予以释放。如果当地公安机关拒绝解除拘留、释放你孙子，你孙子的近亲属可以向当地人民检察院反映，由人民检察院监督当地公安机关纠正其违法行为。

家用电器“超期服役”弊端多 篇12

时下, 有一些居民从节俭、省钱考虑, 习惯于让家中一些电器“超期服役”, 也就是说他们家中一些电器虽然已超过了安全使用的期限, 但只要能继续使用, 他们便一直凑合使用下去, 有的甚至用到破得完全不能用为止。实际上这样使用是得不偿失的, 由此造成的弊端也很多。

每种家电不管其质量如何, 也不管其何种款式型号, 它们都有其各自的安全使用期限, 超过了这个期限继续使用, 就会出现许多弊端。比如:电视机过期后, 其内部元件会老化、焊点松动或脱落、元件接触不良等, 以至会出现图像不清晰、颤抖、有时无声、有时无影、有时即无声又无影。此时再使用时耗电量增大、也容易引发机内燃烧或爆炸等故障。电冰箱超期后如果继续使用, 会导致储存制冷剂的钢管氧化, 从而造成氟利昂泄漏, 这既会污染环境, 又会使冰箱失去制冷作用。而且此时同样会造成电力浪费大、各种故障容易发生。再如, 电热水器过期后, 容易使其加热管老化并引起其绝缘层破损, 以至水流带电, 洗浴者触电。即使是燃气热水器, 其过期后会造成内部积碳多、连接管老化破损, 以至燃烧不完全, 从而引起大量一氧化碳, 造成人员中毒。至于一些电炊具、电风扇、洗衣机之类的电器超过了其安全使用期限后, 不仅因故障频发而影响其正常使用, 更严重的是容易漏电, 从而危及使用者的生命安全。总之, 过期电器是不能凑合使用的, 用户对此不能马虎大意。

为了确保人们的正常使用, 更为了保证人员安全使用, 笔者提醒用户一定要认准每一种家电的安全使用期限, 并尽量保证在安全期限内使用。凡超过了安全期限, 要果断地加以淘汰。尤其是买别人多余的旧家电时, 同样先要了解清楚旧家电的安全使用期限, 凡超过期限的, 即使再便宜也不能买, 更不能盲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