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2024-11-12|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共12篇)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1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 逮捕与羁押合而为一, 即羁押是逮捕的附带效果。这一制度规定导致了在审查逮捕时, 就必须对逮捕及羁押的必要性进行综合考虑并一次性作出是否逮捕决定, 但羁押必要性在嫌疑人羁押期间可能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而逮捕决定却不能随意改变, 显然这并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效率, 也不利于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条文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 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笔者尝试对这一崭新的制度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 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确立了我国刑诉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依据这一原则, 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 应当保障嫌疑人应有的人身自由。而逮捕后的羁押措施却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 它使得一个在法律上处于无罪地位的人受到了类似有罪的处罚, 遭到不利的社会评价, 妨碍了基于人身自由才能享有的其他权利的行使。这一情形与无罪推定原则形成了紧张对立的关系。然而为了打击犯罪, 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有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羁押等强制措施又是必要的。因此, 对羁押必要性定期进行审查, 以及时排除不必要的羁押,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无疑就成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自然引申。

(二) 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

刑法是必要的“恶”, 审前羁押同样如此, 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所谓必要性原则是指确实有必要而采取其他措施无法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方可适用羁押;所谓比例原则是指选择适用强制措施的强度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罪行的轻重、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妨害诉讼的可能性成比例的原则。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条件也并非一成不变的, 在羁押过程中, 其人身危险性可能变小, 那么其强制措施就应当予以适当的变更。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在此情况下就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 这也是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 是对现有逮捕制度的补充完善与积极探索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 羁押并非一种强制措施, 而是逮捕等强制措施附带的后果。由此导致的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往往一捕了之, 造成审前羁押的泛滥。这也是我国现有逮捕制度的一大弊端。引入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 规定捕后仍须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有效地解决了现有逮捕制度中逮捕决定的羁押后果缺乏弹性变化的不足, 是对现有逮捕制度意义重大的补充完善。而且, 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逮捕审查与羁押审查的分离独立, 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

(二) 有利于人权保障

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在不具有羁押必要时及时解除羁押的一种救济途径。羁押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但随着刑事诉讼的进程不断深入、现实情况的变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 不再具有羁押的必要性, 那么就不应当再予以羁押。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的确立, 正是从立法层面上保障在押未决犯有关权益的有效救济途径。

(三) 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着高羁押率、高轻刑率的状况。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数据, 自1997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10年里, 我国刑事犯罪羁押候审率超过90%。而相对应的, 却是我国法院每年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刑占68%左右, 其中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刑占64%, 总体轻刑率超过60%。[1]两相比较, 我国刑事犯罪羁押率显然过高, 这不但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 也导致了看守所的人满为患和高昂的司法成本。建立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 适当对不再具备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羁押, 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节约了司法成本, 使得国家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打击犯罪中去。

三、建立羁押必要性定时审查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 关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并没有规定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的哪个具体部门负责, 而在实际工作中, 侦查监督、公诉、监所等内设部门均有可能涉及到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因此如何分工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根据检察机关内部职权分工, 侦查监督部门主要履行审查批捕的职能。在批准逮捕之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实质上是批捕职能的延伸和继续。因此, 由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部门从事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是顺理成章的职责延伸。[2]另一种观点认为, 公诉部门应当承担起羁押必要性审查义务。[3]第三种观点认为, 第93条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涵盖了捕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全过程。只有监所部门可以全过程、不留空白地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实践经验表明, 选择监所部门作为第93条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是在现有职权体系中落实第93条的唯一可行方案。[4]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实际上在审查批捕的环节中, 已经包含了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刑诉法新设立的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只是对现有审查逮捕工作的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使得现有的审查逮捕更多动态化, 而非僵化的一捕了之。而不管是由公诉部门还是监所部门来负责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均存在较大的不足。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才接手案件, 那么对移送起诉前的侦查阶段如何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显然非常尴尬;而监所部门的工作虽然能够照顾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但监所部门的工作主要在于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 对具体的案情与案件变化缺乏了解, 如果再由监所部门对案件再进行一次实体审查, 显然造成司法工作的冗杂繁复, 浪费司法资源。综上, 由人民检察院的检查监督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主体较为合适。

(二) 关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程序的启动

关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程序该如何启动, 主要存在两种方式, 一种是主动启动, 即由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审查;另一种是被动启动, 即由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辩护人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依此进行审查。无论是主动启动还是被动启动, 均存在各自的不足。如果仅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 则一方面有可能不能做到及时,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于案件的一些情况不如当事人掌握得更为清楚;而由当事人启动, 则存在维权意识和法律知识的问题。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设立的初衷, 是为了及时全面了解案件的动态,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继续羁押的必要作出适时的反映, 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同时采用同时采用主动启动与被动启动两种方式较为合适。

(三) 关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时间间隔

对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时间间隔, 目前法律并无规定, 相关司法解释也尚未出台。有学者认为不宜间隔太短, 也不宜间隔太长, 建议以一个月为期限。笔者认为,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时间间隔既不能太随意, 也不应过于僵化, 以一个固定的期限来启动审查的方式既无效率, 也缺乏操作性。由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程序采用主被动相结合的启动方式, 当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辩护人提出申请时, 应当随时启动必要性审查。另一方面, 羁押必要性审查应紧扣刑事诉讼的各个节点来进行, 如从侦查阶段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等诉讼阶段交替的时候, 或者各个阶段中需要延长办案期限时, 这样既能够与各个阶段的诉讼工作相呼应, 不至于打乱相应的诉讼工作, 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效果, 减少隐形超期羁押的现象。

(四) 关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标准, 但为了减少审查的随意性, 制定一个明确的审查标准应当是必要的。逮捕的审查标准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在我国羁押是逮捕措施所包含的其中一个内容, 实际上检察机关在进行逮捕审查的时候, 也已经对羁押必要性进行了相应的审查。换言之, 审查逮捕标准中已经包含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可以说, 逮捕审查解决的是是否应当羁押的问题, 而羁押必要性审查解决的是是否应当继续羁押的问题。因此, 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考虑的不是逮捕决定是否错误, 而是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是否持续存在, 所以逮捕的必要性条件也就可以认为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以下八种逮捕必要性条件: (1)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2) 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3)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4) 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5) 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6) 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7) 曾经故意犯罪的; (8) 身份不明的。另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根据司法实践做了细化规定, 有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无逮捕的必要, 也可视为无继续羁押的必要: (1) 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发生变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不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经济损失, 得到被害方谅解的, 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 (3)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 (4)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 本人有悔罪表现, 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又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5) 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 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6)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适合继续羁押的疾病, 或者正处于怀孕、哺乳期不适宜继续羁押的; (7)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生活不能自理, 其系唯一扶 (抚) 养人的; (8)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过, 可能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以下刑罚; (9) 其他不予羁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形的。

(五)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的救济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无论是建议继续羁押还是建议解除羁押, 均会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产生影响, 所以应当有适当的救济措施。一方面, 应当建立羁押必要性说理制度, 无论是继续羁押还是解除羁押, 都应当将理由和依据对当事人进行必要解释和说明, 以取得诉讼当事人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 应当赋予诉讼当事人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提出申诉的权利, 这既是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障, 也体现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严肃性与严谨性。

参考文献

[1]游伟.职务犯罪轻刑化有违从严治吏.法制日报, 2010-11-22, (1) .

[2]卞建林, 李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3) :45-51.

[3]王军.遵循立法精神, 公诉部门着力做好七方面工作[J].人民检察, 2012 (7) :70.

[4]李娜.新刑诉法实施迫近第93条履职主体仍存争议, 专家表示监所检察审查羁押必要性可解“一押到底”[N].法制日报, 2012-07-19 (5) .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2

申请人:王兴,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 系犯罪嫌疑人丁家喜的辩护人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丁家喜的逮捕措施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侦查机关予以释放。

事实与理由:

犯罪嫌疑人丁家喜因涉嫌非法集会罪,于2013年4月1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分局刑事拘留,羁押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该局以寻衅滋事罪报请批捕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5月24日仍以非法集会罪的罪名批准逮捕。

在侦查机关报请批捕后,作为丁家喜的辩护人,申请人于5月21日向检察机关递交了《关于不应批准逮捕丁家喜的辩护意见》,认为丁家喜不构成犯罪,应当予以释放。但很遗憾,检察机关无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罔顾嫌疑人行为完全不符合非法集会罪构成要件的明显事实,依然错误决定批准逮捕。

现嫌疑人丁家喜已被逮捕一月有余,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对该逮捕措施进行必要性审查。辩护人认为,继续对丁家喜采取逮捕措施是非常不必要的,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其一,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这事情有多正当暂且不论,构成非法集会罪所应当具有的“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本案中完全不存在,并且本案中嫌疑人的行为连“集会”都算不上,这样的案件如何走上法庭?如何做出判决?这样荒唐的追诉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还不放人,要错到什么时候?这样公然利用司法权力打压限制公民权利的政治责任谁来承担?

其二,再退一步讲,是否构成犯罪暂且不论,这所谓的“非法集会”行为的行为人有何社会危险性?有何持续羁押嫌疑人的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需要逮捕的条件审查本案,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完全没有逮捕的必要。

1、没有任何证据或者迹象表明丁家喜可能实施所谓新的犯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更是无稽之谈。

2、本案已侦查多时,包括丁家喜在内的该案多位嫌疑人均对所涉事实毫无隐瞒,甚至相关事实完全是在社会上及网络上公开的,侦查机关也是早就掌握的,完全没有“毁灭、伪造证据”以及“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3、本案中完全没有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存在,当然也不存在对其打击报复的任何可能。

4、嫌疑人丁家喜对所涉指控一直坦然面对,乐观淡泊,在其他几位嫌疑人先遭羁押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逃匿的打算和行动,此时,更无可能自杀或者逃跑。

其三,丁家喜在被羁押前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工作业绩及个人人格均得到同行及客户的认可,没有任何前科劣迹,如今所涉罪名又完全不是暴力、恶性犯罪,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都长时间持续羁押,已然颠覆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存在的意义,是严重违背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及人权保护的基本精神的。

基于以上理由,辩护人郑重要求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职责,纠正对丁家喜的错误羁押,立即建议侦查机关将其释放。

此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申请人: 王兴

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分析 篇3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检察机关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越来越注重和保护人权的时代,人权概念已深入普通民众的心中。因此,高羁押率的现象存在显然是不利于人权保护。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显然是对人权理念的积极追求。因此,对于法律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

一、羁押必要性主体——法院与检察院之争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在借鉴国外国的司法经验与制度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所确立的一项制度。“西方各国对于审前羁押均实行司法决定的制度,即只有法院才能决定是否对等候审判的人进行羁押”,“其目的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的基本自由遭受肆意地侵犯”。而我国在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时,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主体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此,学界关于主体问题的分配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无论是在西方各国,还是在我国,它具备羁押救济的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作为一项救济措施,其应当具备一定的中立性。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它同侦查部门具有目的一致性,因此在羁押问题上其是不存在中立的。应当由法院来审查羁押必要性,这样一来,不仅将该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同国外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使得其契合诉讼规律和人权保障理念。

在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检察院与法院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刑诉》第93条明确由检察院来行使这一职权。笔者认为,这是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与司法制度的。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他们通过司法审查来达到对立法权、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我国是没有司法审查制度的,尽管法律监督可以称之为准司法审查制度,但其制约效果与强度同前者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其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尽管检察院在打击犯罪中,履行控诉职能,但不能过分强调其控诉职能,并舍弃其法律监督职能来论证法院享有审查主体的合理性。最后,检察院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具有天然的有利条件。检察机关相对法院来讲,更了解案件的情况以及被羁押人的基本情况,更熟悉羁押活动的相关业务。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通过批捕权来对羁押问题进行事前的控制,公诉部门可以在事中对羁押必要性问题进行充分地了解,监所检察可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全程动态的监督。从而更能充分有效解决高羁押率的问题,切实保障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由于我国不存在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预审法官或治安法官,缺乏相配套的制度,如果在此司法环境境况下,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利交给法院,必将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先入为主,更易出现对错捕、错押的难以纠正。因此,立法机关将羁押必要性审查赋予检察机关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司法现状的,是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的。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检察院内部之争

在解决了检察院与法院关于审查主体的争议,证实了检察院行使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合理性之后。对检察院内部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讨论才显得有意义。最高检《规则》第617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内部分工,确立了对羁押必要性由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审查为主,监所部门审查为辅的审查模式。对于此模式,学界存在以下的争议观点。观点一认为,如果按照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分阶段地负责审查,难免有些资源分散,且也不利于统一标准,建议成立专门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来负责。观点二认为,监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各个诉讼阶段的活动,更易了解被羁押人的认罪情况、心理变化情况。相对其他部门来讲,该部门更具有中立性,因此,羁押性必要审查由其来实施更为合理、适宜。观点三赞同最高检《规则》的规定。认为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不同主体对自己所处的诉讼阶段的熟知,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本文认为,对于现阶段来讲,观点一是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目前,如何有效的解决我国高羁押率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寄希望于成立新部门无疑是望梅止渴。此外,为了具备中立性,而成立一个专门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且不论该部门是否可以一蹴而就,但这一部门如何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如何熟悉案情、了解被羁押人情况等问题,必然需要一系列措施予以保障。而且这些配套措施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因此,对于当前来讲,此观点不具有可取性。不过,该观点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羁押必要性制度发展的方向。

尽管观点二提出的全程参与、动态了解、相对中立存在合理性。但在履行职能、审查效率等方面却存在问题。首先,从履行职能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对被羁押人的身体状况等较为清楚,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对案件具体情况掌握更为全面。而羁押必要性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和保障被羁押人人身自由,显然,其同侦查、公诉等部门相关性更大,联系更密切。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审查更为便利,更具有操作性。其次,从提高审查效率的角度来看,监所检察部门缺乏诉讼职能,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由监所监察部门来全面负责的话,其必然要对案情、案件事实、证据等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其他部门还需向监所检察部门提供材料,新增这一内部程序必然会降低审查效率。因此,监所检察部门来全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即赞同法律规定的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安排。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本文从检察机关各部门的职权属性出发,来论证其合理性。对于行使诉讼职权的,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依诉讼阶段分别负责较为合适。这二个部门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依据办案情况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对需要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依规定提出建议。在此,有必要对办案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否缺少中立性的问题做出解释,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个动态的审查过程,随着刑事诉讼活动的深入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并非是纯粹的“纠错”机制,它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的其他活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的。相反,伴随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日趋完善,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的工作人员才能更加大胆地适用,而不必担心责任追究的问题。使其中立地站在审查与监督的立场履行职权。另外,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避免“自我审查”的弊端。对于行使监督职权的,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负责为宜。一方面,监所检察部门独立于侦查、公诉、审判的阶段,另一方面,其对从逮捕到判决的被羁押人的身体状况、认罪态度、人身危险性等了解的最为清楚,因此,其最适合从监督的角度向侦查、检察、以及法院相关部门提出对不适合继续羁押的被羁押人,给予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春,刘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2(16).

[2]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00.

[3] 杨剑波:《羁押救济制度研究———基于人权视角的分析》,载《政法学刊》2005 年第 5 期,第 5 页。

浅析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 篇4

(一)是充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该法的一项基本立法原则,将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任务定位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并完善和增加了相应制度使其落实到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益。而审查的关键在于有明确的审查标准,只有审查标准明确了被羁押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等才能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做到心中有数,羁押必要审查机关也才能依照审查标准有效审理所受理的案件,做到公正有效,切实保障人权。

(二)是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需要

目前,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下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文件,但文件没有写明被羁押人达到不必要羁押的具体情形,也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没有明确,只是列举了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的具体情形和作为综合评估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证明尺度,各地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是按照各地情况简单审查,流于形式,不同地区对标准的把握宽严不一。只有明确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才能使这项制度落到实处,审查工作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做到全国统一,确保公平。

二、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功能定位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不同于逮捕标准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和逮捕标准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和逮捕标准是一致的,[1]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不一致但存在关联。[2]笔者支持后一观点。首先,两项标准涉及的审查制度在设计理念上不同。逮捕审查更侧重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羁押必要性审查则更侧重于保障人权。其次,启动两项制度的依据和方式不同。逮捕审查是在做出逮捕决定时必须开展的法定程序,而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依职权启动也可依申请启动。再者,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要比逮捕审查的范围更大。相较而言,前者需要更加全面细致的考量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等各项因素。不过,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并不排斥逮捕标准,在建立标准体系过程中需要对逮捕标准进行借鉴和吸收。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所需的证明程度

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所需达到的证明程度的合理把握至关重要,也是确立这项标准的难点。若被羁押人不被羁押的证明程度太高则不利于体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若被羁押人不被羁押的证明程度过低则有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逃逸、串供等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情形,不利于体现惩罚犯罪的司法理念。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因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利益,其审查标准的证明程度应当高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3]但作为程序性标准其证明程度自然比刑事判决中的定罪标准的证明程度要低。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证明程度应在上述两种标准的证明程度之间。

三、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全面掌握原则

全面掌握原则,旨在最全面的掌握对被羁押人今后可能出现的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简称“不利行为”)具有指示作用的信息(简称“评估信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质就是对被羁押人是否会出现不利行为进行的预判,而准确的预判需要大量的现存信息,掌握的信息量越大做出的判断才能越准确。理论上,若穷尽一切被羁押人的评估信息,我们就能做出准确的预判,但鉴于时间、空间、技术、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我们达不到最准确的预判,因此需要给预判设定一个阈值,也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大量的客观信息进行全面考量,才能确立一个客观、科学、准确的标准。这一点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过程中同样重要。

(二)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又一个重要原则。羁押必要审查标准的确立需要综合考量被羁押人的各项评估信息,而各项评估信息对被羁押人今后可能出现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是不同的。如被羁押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和“悔罪表现”这两项评估信息对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的绝对值大小是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存在的犯罪前科”和“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的行为表现”对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大小也是不同的。因此,在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对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需把握比例原则,合理分配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比重。

四、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

(一)评估信息的分类

按是否需要通过主观抽象思维进行评判得出结论的分类标准将评估信息分为主观评估信息和客观评估信息。前者包括社会危险性、人身危险性等评估信息,后者包括被羁押人是否有立功表现,是否达成刑事和解等评估信息。通过这种形式的分类,有利于对不同评估信息进行有效把控。如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则对审查人员的审查能力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审查人员具有更多的司法工作经验,有更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更丰富的社会阅历等。此外,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还可以通过公开审查、集体合议的形式进行,确保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更加准确合理。而对客观评估信息的把控则相对简单,只需回答是或否。

(二)评估信息的具体内容

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实质上就是《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等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估项目。主要有以下内容:1、被羁押人的基本情况:年龄方面是未成年人或是老年人还是成年人,身份方面是在校学生或是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是否有稳定工作和稳定经济收入,家庭成员的社会成分是否良好等。2、被羁押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有严重暴力犯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前科,是否存在打击报复被害人的可能性。3、案发前后的表现:案发前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是老实本分、遵纪守法,案发后认罪、悔过态度是否良好,羁押期间是否遵守看守所规定,情绪是否稳定,举止是否正常等。4、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否造成群众恐慌,群众对其是憎恨、厌恶还是同情、可怜。5、被害方谅解情况:是否进行过刑事和解并得到被害方谅解。6、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情况以及是否是累犯或者是否存在法定减轻、从轻情节等。当然,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不仅限于以上信息,只要对被羁押人的不利行为具有指示作用的信息都应纳入考量。

总之,我们在搜集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各项评估信息时应遵循全面掌握原则,尽可能全面的收集信息。此外,在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对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要把握比例原则,合理分配各项评估信息的使用参数。

参考文献

[1]万春,刘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2(16):8.

[2]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80.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5

申请人:吴贝,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犯罪嫌疑人刘**的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男,1991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因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6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申请事项:

对犯罪嫌疑人刘**的逮捕措施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侦查机关变更对刘诗斌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事实与理由:

犯罪嫌疑人刘**系罪犯兰*、贺*等人组织卖淫的辅助人员,在兰*等人组织卖淫活动中,刘**参与时间短、仅从事外围工作,在协助组织卖淫中处于从属地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4)开刑初字第00318号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书中除股东兰*、贺**和管理人员唐*、严*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外,其他协助组织卖淫人员均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刘**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自2014年以来没有再次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且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特提请人民检察院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二)项、第十一项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侦查机关将其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此致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吴贝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三个要件 篇6

对此,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办理了大量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基础上,提炼经验后总结归纳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三个要件”理论,即“捕后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当前的社会危险性、适用替代性强制措施的可能性”,有力指导了各级院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实践。现笔者在此就“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三个要件”做一浅析论述。

第一个要件:是否发生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首要问题,是要查明是否发生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这是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审查逮捕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增设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表明《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两阶段的审查机制,即逮捕必要性审查和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张兆松.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十大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9).]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首先是要查明被捕在押人是否在捕后发生了影响其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变化因素,这些羁押必要性因素均可导致在原逮捕决定基础上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再次考量。因而这些因素是否发生,是否属实必然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从办案实践情况分析,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是案件本身事实、情节的变化因素,这一类因素将导致案件的最后判决结果向判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甚至无罪的方向发展,进而直接影响到审查逮捕时“逮捕必要性”中所设定的刑罚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继续成立,将导致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必要性。

该大类具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犯罪情节变化而导致的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出现,具体包括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捕后发现或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坦白、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或达成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须经相关司法机关审查确认系自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受损的社会关系和法益已得到全部或部分修复和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受刑事处罚性已发生了变化,对其继续羁押必要性顯著减小。第三种情况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变化而导致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出现。

第二大类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家庭、健康出现变化因素,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考量。诸如此类的因素虽与案件本身无关,但是在体现司法人道主义精神的相关刑事立法中,均将以上情形列为不适宜继续羁押甚至不得羁押的情形。如果这些情形在审查逮捕时,未被司法机关掌握、证实或出现,而在捕后被掌握、证实或出现,则均应当对其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考量。

第三大类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是案件本身在侦查、取证方面出现的变化因素,如案件事实在捕后已基本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同案人员已到案印证;又如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可能超越预判刑期;再如因案件特殊情况或者办案需要,变更强制措施更为适宜等。在这些情形中,考虑到羁押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本着慎用严控羁押、刑罚公平性原则及节约司法成本的理念,亦可对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考量。

第二个要件:评估在押人员当前的社会危险性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第二个要件是评估在押人员当前的社会危险性。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羁押并不是一种独立制度,而是作为逮捕的附属状态存在,较高的社会危险性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的重要原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是具有可变性的,并非一成不变。审查逮捕时,检察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了一次评价。而发生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变化因素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对此时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再次评价,以全面客观地考量其现阶段的社会危险性,为最终是否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提供直接依据。因此,《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一方面“既是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依据,也是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依据”。[王鑫鹏.羁押必要性审查性质研究[J].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指导,2015,(2).]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将社会危险性具体分为三大类。

一是有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后有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这种行为危害的对象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及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二是有可能进行妨碍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后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也有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这种行为危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三是有可能实施侵害案件利害关系人的活动,即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而这一行为一方面可能妨碍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同时也对案件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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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社会危险性的考察。一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前科劣迹情况。主要看其是否曾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或系惯犯或多次实施犯罪行为,又或是长期以违法犯罪活动为生活收入来源以及是否具有吸毒、赌博等恶习。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预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被变更强制措施释放,仍很有可能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后有较大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二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绝对性规定,所犯罪行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因其罪行严重,社会危险性极大,一般不能改变其逮捕强制措施。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系因长期社会、家庭矛盾引发犯罪,不予羁押将可能激化有关矛盾,引发更严重后果。再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毒品犯罪,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是否在黑恶势力或有组织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策划或其他重要作用的。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就可以评判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较大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

三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发和到案后的认罪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属于在案发后长期潜逃被抓获的,或是否因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而被逮捕的,或是否有逃跑、自杀、自残情形的。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就可以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此外,若有同案犯在逃,或有其他犯罪事实待查证,不予羁押将有碍全案侦查的,也不宜改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状况。

四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表现,从在押期间能否自觉遵守监规服从监管、能否接受教育有悔罪表现、能否阻止或者检举他人破坏监规等违法行为及在其他相关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帮助分析判断其当前的社会危险性。

第三個要件:有无适用其他替代性强制措施的可能性

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后一个要件是对捕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使用其他替代性强制措施的可能进行预判。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经过审查确认在押人员虽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但这种社会危险性并没有达到必须羁押的严重程度,通过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危害社会后果发生的,则亦应当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因此,在押人员是否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替代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对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最终实现影响很大。

在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适用替代性强制措施的条件时,不能仅仅局限其是否有本地域户籍,是否在本地域有自主产权房屋等狭隘因素,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实践中,以下条件若具备一个或数个,就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使用替代性强制措施的条件。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良好的帮教条件;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合格保证人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本地域户口或在本地域有自主产权房屋,又或既无本地域户口,又无本地域自主产权房屋,但在本地域具有固定住所的;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不具备取保候审条件,但却有条件进行监视居住的。

综上所述,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满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上述三个要件,检察机关即可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定条件,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向有关办案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

对三个要件的具体认定细节问题,则可以通过研究制订羁押必要性审查量化评估参考标准,结合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证据规格的方法予以解决,以确保羁押必要性审查这项检察机关的新增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规范、有效进行。

(祝黎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副处长;沈嘉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周臻彦系该科助理检察员。)

浅谈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 篇7

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据此, 笔者认为,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检察机关依职权或者依申请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存在错误羁押、超期羁押或不当羁押的情形进行评价, 以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推进所进行的审查,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运行

(一)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

根据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现有的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及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具体而言, 各部门应当承担的职责以及存在的问题在于:

1.侦查监督部门

在批准逮捕后, 公诉阶段前, 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对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一方面是因为侦查监督部门对自己作出的逮捕决定负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另一方面是由于此时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情况了解, 便于调阅卷宗。但在现实中, 当逮捕决定作出以后, 侦查监督部门很难对自己的决定行为进行自我否定。《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六种应当予以逮捕的情形, 将原来应当逮捕的条件由“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提高到“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 因而侦查监督部门既要在批准逮捕前严格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 提高逮捕的门槛, 慎捕少捕;又要认清审查逮捕阶段是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第一环节, 在发现情势变更或羁押措施适用错误时应当及时纠正, 将违法羁押扼杀在最初阶段, 才能维护司法公正。

2.公诉部门

在公诉阶段, 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取证, 犯罪嫌疑人的罪、刑和社会危险性均有可能发生变化, 为防止情形变化后依然羁押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 公诉部门应当根据诉前的情况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查。但公诉部门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安全和便捷, 维护侦查监督部门的逮捕决定, 往往会倾向于羁押, 不利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用的发挥。这就要求公诉部门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把握严惩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平衡尺度。

3.监所检察部门

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检察机关现行的主要运转模式。首先, 监所检察部门相比于前两个部门来说更具有中立性。它只负责监所内的人权保护和监管秩序, 不参与诉讼活动, 没有部门利益冲突, 最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行使刑事羁押救济权。其次, 监所检察部门具有临近性。更容易掌握在押人员的基本情况, 方便约谈在押人员, 以及时发现不法羁押或不当羁押。第三, 监所检察部门具有对口职能性。维护监所内的秩序及被羁押人的权益是监所检察的主要职能, 因而监所检察部门行使该权利具有专业化、高效率的优势, 便于尽快使在押人员获得刑事羁押救济。第四, 监所检察部门的审查具有全面覆盖性, 包括对捕前、诉前的犯罪嫌疑人及诉后的被告人羁押情况的审查。但监所监察部门并非羁押措施适用的决定部门, 也并非对案情全面了解的公诉部门, 因而对该项权利的行使具有滞后性的缺点。

综上, 各部门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运行中均负有各自相应的职责, 也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时,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可以由监所检察部门统一负责进行,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或受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 将线索移送监所部门, 由监所部门统一审查受理。三个部门应当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角度出发,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信息通报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联合讨论机制等, 形成部门合力, 使该项权利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期限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模式包括依职权或依申请, 即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

依职权包括定期审查及在审查案件中发现后主动适用, 这种情况下, 审查时间并无限制, 我们无法要求审查部门何时审查出一件错误羁押、超期羁押或不当羁押的情况, 因而无法限定审查期限, 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适用。笔者需要在此指出, 当相关部门发现错误羁押、超期羁押或不当羁押的情况后, 应当在一个星期内审查完毕, 在明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确实不具备羁押的必要性后应尽快改变强制措施。另外, 在目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建议将主动审查羁押必要性的案件限制在一定范围, 在审查的频次和间隔期限上, 可以一个月定期开展一次。 (1)

依申请是指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的申请开展审查。 (2)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以下简称“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 第一百四十七条限定了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受理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的期限, 即三日以内。

(三)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根据各地开展情况的不同略有区别, 主要应当包括以下情节: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已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 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妨碍诉讼进行的;案件证据、情节发生重大变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新的犯罪, 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 串供, 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 自杀或者逃跑等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羁押期限届满或者超期羁押的, 案件尚未办结, 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继续羁押, 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 变更强制措施更为适宜的。审查完毕后, 应当制作《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报告》, 根据审查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依次报请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审批。

(四)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后果

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后果, 新刑事诉讼法、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 之间存在部分差异。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 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仅产生建议的法律效果, 而非决定, 仅规定了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也并未规定公安机关对该建议未执行后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利;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经审查, 认为法定期限届满的, 应当决定解除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将刑诉法中的“建议”变为“通知”, 即公安机关没有话语权, 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检察机关审查结果在执行上的强制力;公安部有关规定中“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提出检察建议的, 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调查核实, 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认为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说明理由”。这与刑诉法中的“建议权”类似, 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最终的决定权在公安机关。但根据《宪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公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具有法律监督的职权, 如果公安机关存在违法羁押的情况, 可以针对公安机关不执行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纠正违法情况。但若是公安机关存在不适合羁押的情况, 则只能针对公安机关不执行发出检察建议书, 也可将未执行情况上报该公安机关的上级单位, 由上级单位督促下级公安机关执行。

摘要:2013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作出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其中,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确立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此规定对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超期羁押、违法羁押、一押到底、捕后怠侦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司法公正。笔者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概念、运行两个方面入手, 浅谈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概念,运行

注释

1王伟, 戚进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研究室副主任.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具体构建.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调研 篇8

关键词:逮捕,羁押,必要性,机制

一、捕后羁押的具体范畴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羁押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 也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 而是指剥夺人身自由后所持续的一种状态。羁押可以分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 其中未决羁押包括刑事拘留后的羁押和逮捕后的羁押, 都是对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所适用的。已决羁押是对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所适用的, 具体包括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相较于拘留后的羁押而言, 捕后羁押包含的内容更丰富, 既包括侦查阶段的羁押, 又包括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的羁押。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 各个诉讼阶段都有着相应的期限, 而由于我国现阶段犯罪活动的相对多发, 办案机关的工作负荷较重, 延长办案期限的情况也较为突出, 客观上也导致了捕后羁押时间较长。

二、捕后羁押必要审查的客观需求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 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性, 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犯罪率的偏高,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 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处于高负荷状态, 因为一些相应的原因, 在办案环节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和羁押显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羁押率的偏高, 二是一押到底的情况较为普遍。

首先, 关于羁押率偏高这一问题, 客观上是我国现阶段人口流动性大, 社区等基层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较低等原因。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 最能够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而且对于办案机关而言, 相比较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 逮捕后进行羁押也是最节省自身资源的方式。所以从办案机关执法成本和逮捕的价值意义两方面考虑, 逮捕都有着自身的优势。这一“性价比”所发生的影响, 客观上也导致了逮捕相较于其他强制措施在适用上更为普遍。

其次, 关于“一押到底”这一情况, 捕后羁押的起始时间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时间, 而终止时间方面, 从之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并没有对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作出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是与办案期限一致的。实际上, 捕后羁押的终止一般为诉讼活动终止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一押到底。

三、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有规定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出规定,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1]结合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这一实际情况较为突出, 以及捕后随着侦查等活动的开展相关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决定设置专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同时针对我国法律制度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以及在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都有所介入的情况, 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方式, 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纳入检察机关的工作内容。

为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修订, 进一步细化了各项工作制度,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归属进行了规定, 即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 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四、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要要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已经就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主体作出了规定。为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下一步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实体审查过程和程序的终结, 以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开展过程中, 检察机关各部门如何有效配合等问题进行规范, 最终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切实发挥相应的作用, 实现立法的目的, 但在具体机制建立中必须坚持一下几点:

(一) 坚持保障诉讼活动开展的工作原则

在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之前必须明确思想认识, 即羁押在本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状态, 采取强制措施的意义在于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羁押本身并不与保障人权原则相悖, 只是实践中可能存在没有羁押必要而继续羁押的情况,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正是要对这一部分情况进行排除, 从而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审查工作的开展不应当对强制措施保障诉讼活动开展这一功能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案件的办理情况, 并以此作为作出结论的主要依据。

(二) 坚持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模式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侦监、公诉、监所三个部门负责, 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 既要有明确的分工, 从而避免重复劳动, 也要有相互间的协作, 从而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终达到全面、高效地完成审查工作, 保证审查结果的科学性。具体而言, 明确分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环节由不同的部门负责, 即侦监部门负责逮捕后至侦查终结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公诉部门负责侦查终结后至判决生效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二是审查内容上的分工, 监所部门负责对犯罪嫌疑人精神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 以及可能出现超期羁押等情况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侦监、公诉部门对案件事实基本已查清, 可以使用取保候审等其他强制措施情况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三) 坚持注重审查效率的工作态度

目前《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办理期限作出规定, 但应当认识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审查期限等于诉讼期限的话, 那么审查工作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意义。此外, 实践中还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疾病的情况, 如果不能高效率地完成审查工作, 还可能出现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死亡的情况。笔者认为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期限设定可以参考审查逮捕的期限, 在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病危等情况下再进一步简化程序, 从而及时有效地完成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提出。

五、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机制探讨

要实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具体的工作机制, 通过细化的规定, 保证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开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要完成这一机制的构建, 就必须在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工作的具体方式、审查结果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

(一) 审查程序的启动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不可能实现对每一名被羁押人员的全覆盖, 这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占用, 其实际意义也较为有限。侦查监督部门的审查逮捕工作中实际上已经开展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各项情况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本身的必要性也很强。在审查程序的启动方面, 应当坚持主动审查和依申请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1.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审查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主要集中在法律规定方面、案件进展方面、被羁押人员自身等方面。例如, 依据认定犯罪的法律或可能涉及量刑的法律规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羁押期限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又如, 随着案件办理的深入, 案件的证据或情节发生变化, 导致出现不适宜关押的情况。此外, 被羁押人员原先因无法落实取保候审的情况发生变化, 或者其自身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时, 无论被羁押人本身是否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审查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对于规避办案风险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2.检察机关依申请启动审查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是一项保护被羁押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涉及到被羁押人的切身利益, 被羁押人对此应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以及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的权利。首先, 保障被羁押人知情权方面,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告知工作, 从具体操作的角度考虑, 告知工作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较为合适。同时告知应当具备一定的时效性, 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将其与新入所人员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其次, 被羁押人提出申请方面, 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为原则, 口头申请为例外的方式。对于口头申请的应当制作笔录, 从而保证工作的规范性, 被羁押人提出申请应当有相应的依据。对于提出的申请, 检察机关有权进行筛选,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再进行审查。

(二) 审查工作的具体方式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到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变更, 实际意义和影响并不低于审查逮捕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处于较高的水平。由于开展这项工作所需了解的情况内容丰富, 既涉及原案件的具体案情, 也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悔罪情节等主观因素, 以及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客观情况。要做好这项工作, 就必须赋予承办人充分的调查权限, 在此基础上配备有效的保障措施, 并建立科学的评估方法, 最终实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过程的规范和结论的科学。

1.保障承办部门的调查取证权限

调查工作是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核心所在, 只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 才能保证最终形成意见的科学性。虽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不由某个部门专门承担, 实践中也不会是各相关部门的最主要业务工作, 但对于这项工作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承办部门在开展调查工作的过程中, 务必要注重工作的全面性。这就要求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上必须赋予承办部门充分的调查权限。其中, 尤其是涉及外单位的联络工作, 如调阅看守所监控录像, 与看守所监管民警谈话。以及前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街道、社区村 (居) 民委员会了解情况等。而这一类调查工作应当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保障。

2.构建明确和科学的评估标准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终意见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搜集各类信息后的合理评估, 评估标准应当具备明确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即哪些情况下应当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 哪些情况下可以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 以及哪些情况下应当作出有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评估标准的形成应当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基础, 尤其是要参照审查逮捕中所使用的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 通过明确具体的规定, 确保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此外, 规范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的审批流程和制式文书的制作, 确保审查工作的规范化开展。

(三) 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最终是要形成明确的审查意见, 即有继续羁押必要性或无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 是整个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意义所在, 当作出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时, 只需维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状态。此外, 当案件处于检察机关办理阶段, 如公诉部门审查起诉阶段, 作出的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也相对容易实现。这里主要需探讨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以及相关案件的法院审判阶段, 当检察机关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时, 如何实现审查意见的效果。

1.注重检察建议的说理性

由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结论是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或法院发放的, 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在出具文书材料中必须注重说理性, 检察机关负责审查的部门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 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检察建议内容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性, 这样才有利于接收检察建议的单位理解和接受, 从而实现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效果。

2.加强督办催办工作力度

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或法院发放检察建议的同时, 应当要求有关机关在收到建议书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 而且这一期限本身不宜过长。对于规定期限内不给予回复的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以催办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给予回复。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主动沟通, 必须认识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并不以检察建议的发放而终止, 获得有关机关的回复也属于这一项工作的范畴。此外, 在必要时通过借助上级检察院的力量, 对办案机关施加影响也是实现审查意见的效果的一条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作为一项新事物, 是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和研究, 结合实际需要而建立的, 由于其本身所具备的特征, 如时效性特征, 在具体机制的构建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要求。当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到目前为止的实践经验还相对缺失,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相信通过不断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 可以充分地发挥好这一制度的作用, 认真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从而实现其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的意义。

参考文献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9

羁押是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在一定期限内, 在专门场所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法律状态。本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首次提及“捕后羁押”, 我们认为捕后羁押是指为了防止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对其在依法拘留或逮捕后、法院未作出生效裁判之前限制其人身自由以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的一种法律状态。根据目前全国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现状, 我们认为急切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明确审查主体。本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是检察机关。在检察机关内部应当由哪个部门具体承担审查之职还是由几个有关部门共同协作完成是一个应当解决的具体问题。从现有的检察机关机构设置来看, 涉及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的部门有侦查监督、监所检察和公诉三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在在侦查监督活动中有对是否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的职责;监所检察部门有对羁押期限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职责;公诉部门有对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时可以予以撤销或变更的职责。我们认为, 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但是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在法律文书和相关材料方面予以配合, 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理由是监所检察部门立场相对中立客观性比较强;有全程了解案件诉讼进程和羁押人员羁押期间表现的工作便利性;另外, 从监所检察工作职能上看, 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也是监所部门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职责要求。据了解目前有的检察机关建立了“以监所部门为主体, 实行监所、侦监、公诉三部门工作联动, 采取监所部门自行启动、在押人员申请启动、批捕备案审查启动、公诉部门移送启动等四种启动方式”为内容的“三联四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模式, 要求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统一归口由监所部门负责, 侦监部门、公诉部门予以配合。如张家港市检察机关等。

二是建立当事人权利告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监所部门应当在三个工作日以内告知其有权利申请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案管部门对于前一个工作日收到的被逮捕人员的名单及审查逮捕决定意见书, 及时通报监所部门, 以便于监所部门告知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 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 据了解, 目前公安 (包括看守所监狱干警) 、法院对这项工作还不是很了解, 羁押人员了解的更是不多, 羁押人员依法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更是无从谈起。因此, 要求监所部门大力做好宣传工作, 利用多种形式、渠道把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性质、审查对象、审查条件、审查程序宣传清楚透彻, 使羁押人员及其家属、代理律师掌握如何利用羁押必要性审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是细化不同办案环节审查的具体情形。在侦查监督环节, 由侦监部门及时跟进案件侦查取证、刑事和解、退赃退赔等情况, 对于发现审查逮捕时适用条件发生变化, 可能不继续羁押的, 或侦查机关反映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 及时通报监所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 公诉部门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及时将情况通报监所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判环节, 公诉部门发现继续羁押的被告人, 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刑期的或者可能被判处缓刑、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的, 及时将情况通报监所启动审查程序。

四是细化监所部门审查的方式。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评估, 向侦查机关了解侦查取证的进展情况, 听取有关办案机关、办案人员的意见, 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查阅有关案卷材料, 审查有关人员提供的证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证明材料, 到发案单位、所在街道、社区居 (村) 民委员会了解犯罪嫌疑人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审查。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10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细则的运行情况

一是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的诉讼范围。该规定适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为, 尚处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并被羁押在该院所辖区域看完所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近三年来, 该院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44名在押人员, 处于侦查阶段的3人, 处于审查起诉阶段的26人, 处于审判阶段的15人。

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该院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责任赋予了监所检察科, 审查本院公诉科委托、区看守所建议、监所科依职权启动、犯罪嫌疑人、近亲属、辩护律师申请、本科室 (监所科) 在工作中自行发现的可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即便是侦监部门或公诉部门自行发现的需改变羁押决定的案件, 仍然需要报监所检察科开展评估审查工作, 然后根据审查结果给出是否予以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三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该院以例举的方式, 规定了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等十一种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符合启动情形的在押人员均可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监所检察科提出申请。近三年来, 该院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44人中, 来自公诉科委托16人, 区看守所建议6人, 犯罪嫌疑人近亲属、辩护律师申请5人, 监所科依职权启动2人, 受法院委托审查15人。经监所检察评估审查后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39人, 认为有羁押必要建议不予变更的5人, 其中监所科作出的是否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与委托机关一致的41人, 羁押建议采纳率91.1%。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羁押措施的35人, 羁押决定改变率79.5%。

四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监所检察科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要进行羁押必要性评估。评估采用过滤筛选法进行, 对于有排除情形的经过筛选后建立有继续羁押必要性在押人员台帐备查, 对于具有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情形的, 填制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表。评估时需根据逮捕后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政策适用变化等情况, 监护帮教条件, 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以及妨碍诉讼可能性是否消除, 继续羁押是否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等, 出具《关于涉嫌**罪的在押人员**某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报告》以及《对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 变更 (不予变更) 强制措施的建议》。

五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证明责任。公安、检察、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承担相应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诉讼监督性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由检察机关监所检察科负责, 驻所检察室具体执行, 如, 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到发案单位、所在街道、社区居 (村) 民委员会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犯罪原因、家庭状况等。同时规定, 法院刑事审判庭、机检察院公诉部门、侦监部门、区公安局各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六是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机制的建立。为提高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可操作性, 在发布《细则》的同时将《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表》作为附件同时印发。《评估表》以表格形式将审查工作进行了细化和量化, 除在押人员个人基本情况外, 还确定了“逮捕分值”、“犯罪行为可能对应的法定分值”、“羁押必要性分值”三项内容, 其中“羁押必要性”部分又包括犯罪结果、主观认定、主体认定、特殊主体、加重情形、社会危害性情节等七个部分。经统计, 该院启动评估调查的44件案件, 涉及盗窃、开设赌场、抢劫、诈骗、交通肇事、侵犯著作权、非法采矿等多个罪名, 实际评估打分的为40人;未打分的4人中有3人未取得被害人谅解, 1人为缓刑考验期间重新犯罪, 直接作出不予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完全依据评估选项打分情况表来分析, 经过监所科筛选和裁量后, 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案件, 基本满足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羁押裁量要求。但是实践中, 部分案件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或是社会维稳工作等的需要, 最终未能作出变更羁押的决定。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中遇到的问题

一是审查时限的把握问题。根据该院接受公诉科委托案件的情况来看, 案件移送至监所科时, 大多数案件承办人认为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但是受到审查起诉期限的影响, 留给监所科审查的期限有限。

二是逮捕必要性的证明责任问题。司法实践中, 逮捕必要的证明责任一般由公安机关承担, 检察机关审核。然而公安机关对案件事实的查证, 仍然偏向于罪与非罪, 提请批准逮捕时往往不附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材料。

三是案件来源较为单一的问题。目前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案件仍多为依职权启动的案件, 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并不知道这项法律制度, 使得案件线索来源更加匮乏。

三、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建议

一是完善羁押替代措施。不同于国外较为完善的保释制度, 我国对作出不予羁押决定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管职责尚未明晰。以该院为例, 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实施以来, 作出逮捕决定935人, 其中外来人口606人, 占到被捕总人数的64.8%。显然完善羁押替代措施势在必行。

二是完善羁押必要性证明机制。其一, 统一证明标准。目前, 各国关于审前羁押适用的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 即羁押理由和羁押事实, 主要是防止社会危险性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性。其二, 明确举证责任。法庭审判前的证明责任应由提请机关承担, 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申请人。法院作出逮捕决定时由法院负责举证。其三, 接受公开质询。作出羁押决定的机关, 应当接受受羁押影响的被告人、被害人等的质询, 让其充分发表自己意, 并且将意见记录在卷。

三是对审查结果异议的救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代理人对羁押结果有异议的, 可申请复议。可向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诉, 也可向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同时, 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申诉、复议案件可采取听证的方式, 由人民监督员介入听证, 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曾勉.“中国境遇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难题及其破解——以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制度的构建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 2013.

[2]关振海.“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基层实践”[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问题分析;审查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根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证据的调查收集情况、同时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态度,审查如果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时,是否可能发生妨碍诉讼正常进行或再次犯罪的危险性,以此判断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应被继续羁押。我国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概述

随着人权保障理论的兴起,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愈来愈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所认同。捕后羁押,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以后对其进行的羁押。羁押作为一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存在的合理性一直是理論界长期争论的话题。羁押分为判决生效前的未决羁押和判决生效后的执行羁押。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即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捕后羁押不仅有违国际公认的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也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造成最严重的损害。

人们对犯罪人权利的关注,也逐渐从有罪判决生效后的羁押阶段转到有罪判决生效前的未决羁押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司法准则和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大都规定了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制度,以对羁押措施的适用进行控制。长期以来我国“超期羁押”、“违法羁押”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与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缺乏法律控制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2010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我国“人权保障的春天”就远不会到来。201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第93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为捕后羁押的审查提供了明确的立法上的依据。

二、当前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分析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开展了一系列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活动,但由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系初建,在工作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羁押必要性审查操作性不足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发现无羁押必要的,只享有向侦查机关或者部门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权。侦查机关可以采纳检察建议,也可以不采纳,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仍属于侦查机关。如果侦查机关无合理理由不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没有相对应的有操作性及执行力的制裁手段和制约措施,难以真正对侦查机关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2.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协调机制缺失

在审判阶段,公诉部门负责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案件被公诉,案件管辖权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程序主动对羁押的适当性进行审查,并有权撤销逮捕或变更逮捕措施。法院在审判阶段有权决定是否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或予以变更。这可能会导致检法之间的权力冲突的出现。

3.审查模式缺失诉论讼化特征

人民检察院行使审查的依据是法律监督权,其审查的模式仍未摆脱传统的职权主义。羁押救济的审查主体缺乏中立性,缺少必要的诉讼特征,检察机关审查后,被羁押人对审查决定没有进一步的救济权利,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裁决是终局的,使得被羁押者法律救济权利虚无化。

4.审查期限不确定性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期限,新实施的《高检刑诉规则》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导致羁押审查没有一个确定的期限,不利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操作和运行。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制度的完善

1.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事前权利告知和事后说理制度

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经被逮捕并送看守所羁押,监所检察部门即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告知其依法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利,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晓该权利的内容并了解如何行使该权利。

在此基础上,人民检察院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后,不管是决定羁押与否,都应将结果做出的理由和依据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被羁押人一方做充分的说明和合理的解释,以便获得被羁押人一方的尊重和信赖,防止其不间断地申请重新审查或者申诉,提高检察公信力。此外,对于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还应当将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处理结果通过书面方式告知被害人,一方面可以强化被害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能让被害人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有效地参与到诉讼之中。

2.建立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

对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具体应当如何构建,目前的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和细化。依笔者之见,捕后羁押必要性评估可以采取量化的、分值考核的方式。第一步就是人民检察院要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羁押必要性评估体系。

首先,人民检察院应当明确羁押必要性评估的内容,评估内容应当尽可能全面,涵盖可能影响羁押存续的各种法定条件和情节,如证据条件、可能判处的刑罚条件以及被羁押人的个体特征、人身危险性情节等;其次,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各种法定条件和情节依据其对羁押存续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规定不同的分值档,对羁押存续和解除影响较大的条件和情节规定较高的分值档,反之则规定较低的分值档,作为对被羁押人考核的具体参考标准;最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大量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无继续羁押必要的最低分值,作为评判有无羁押必要性的基准分值。对于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照羁押必要性评估体系的内容分项进行打分,并将各项分数简单相加,得出被羁押人最终的考核分值。随后,应将被羁押人的考核分值与基准分值进行比较量化和考核。

3.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限

新《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期限和周期。审查时限过长或过短都不符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因此应当设定一个合理的审查时限。

逮捕必要性审查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障被羁押人的人身权利。二者有类似之处,并且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针对的是轻刑案件,审查期限不宜过长,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可以参照逮捕的审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7日。

对于审查的周期问题,在捕后至移送审查起诉阶段,侦监部门应及时跟进案件侦查情况,加强监督,对可能发生羁押必要性变化的案件,主动在批准逮捕后最长间隔一个月检查一次;对于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案件、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侦监部门要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部门在案件进入此阶段时应当审查是否属于需要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若属于则立即开启羁押必要性审查;公诉部门在收到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要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 篇12

羁押, 在我国是基于逮捕和拘留并依附逮捕和拘留用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具体而言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的一种限制其人身自由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惩罚的措施。在我国, 羁押并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 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所引起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包括拘留后的羁押和逮捕后的羁押。[1]虽然刑诉法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但是局限于原则性规定, 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 捕后羁押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完善成为了广大法律工作者研究的课题。

二、捕后羁押审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我国逮捕羁押的现状是逮捕率高、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几率低, 以及逮捕质量低, 这种种现状说明构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迫在眉睫。

一般国家的立法和理论均认为, 羁押只具有程序保障的功能, 而不具有实体惩罚的性质。[2]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我国的法律和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构建捕后羁押审查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 侦查监督的需要

在我国羁押一般分为审前羁押和审后羁押, 其中审前羁押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保障措施;审后羁押是一种刑罚手段。我国的逮捕审查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 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完善、审前羁押的时间过长和缺少变更错捕的变更措施等。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构建捕后羁押制度必要性审查制度, 既有利于完善逮捕程序也可以彰显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二)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是我国在刑事法律中第一次明文规定出了有关保障人权的要求。羁押制度的设计和运行, 往往与人权问题相关,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 很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经过反思以及司法工作者的教育, 其在羁押期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的, 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来审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还有继续羁押的必要。实践中, 经过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将那些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人员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不仅是法律的严格执行和贯彻,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三)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损害后果、犯罪嫌疑人主管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施行区别对待, 做到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3]宽严相济相对于逮捕措施而言就是,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 不应当以逮捕措施为主, 而应当做到能不逮捕就不逮捕。检察机关只有有限的审查逮捕时间, 而面对基层繁多的案件, 检查机关不可能做到了解每一个案件而只是机械的遵守逮捕的构成要件。而相比于捕前, 捕后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审查, 因此, 构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及时的改正逮捕措施的错误, 可以更好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侦查监督角度的缺陷

我国现在逮捕羁押缺乏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只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第一次在法条中出现了对人权的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 对审查的时间、期限、方式等问题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其次, 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是偏重于以惩罚犯罪为目的, 而忽略了对人身权益的保护, 多数刑事规则都是为了追究犯罪的;再者,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是重视罪行而不重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虽然在新诉讼法中有所规定, 但是在实践中还是有很多缺陷。

(二) 审查主体不明确

在我国现行的诉讼法中规定了, 审前逮捕决定权归于检察院, 审判阶段的逮捕决定权属于人民法院, 而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属于检察院, 但是这一权利到底归于检察院的哪个部门, 法律中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实践中必要性审查主体的不确定会出现下面的结果, 即一方面是各个部门可能会争相行使这一权力, 而造成机关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遇到难以判断的案件, 各个部门则会相互推诿, 或者为了避免错误而做出错误的建议。上述行为如果不能及时合理的解决, 必然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 审查意见难以落实

在我国,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权力而只是一种审查建议权。在德国, 当法院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条件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丧失的, 其是有权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当然也可能是变更强制措施, 由其他机关继续执行变更后的措施。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对于不需要羁押的, 应当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由有关机关向检察院建议, 可见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执行。

四、完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通过上文分析, 我国现行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存在一定的缺陷, 笔者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就该制度的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完善法制, 明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及启动的方式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有以下几种意见, 即:

1.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 认为对于没有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 由公诉部门的案件承办人向本部门提出申请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 从而启动必要性审查机制。

2.检察机关驻所监察室, 由驻所监察室的人员根据在押人员的实际情况提出申请从而启动必要性审查机制。但是, 启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应当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因为, 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享有监督权, 对案件的了解全面而仔细并且及时。因此, 由其作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启动者, 会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其次, 应当在法律中规定书面审查和言辞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把两种方式优势都发挥出来。

(二) 提高业务素质, 从思想上重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 这两个原则的规定即有利于保全证据、惩处犯罪行为, 也充分体现了刑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广大司法工作者应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 在思想上摒弃旧的思想, 同时应当坚持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 加强审查意见的落实

检察机关的捕后羁押审查仅仅作为有关机关做出决定的参考意见, 但是当有关机关不采纳审查意见的时候要说明理由。笔者认为在出现下列情况的时候要做出区别对待:

1.当审查建议没有被采纳, 不采纳的理由没有说明或者说明不充分的, 检察机关有权自己做出决定。

2.建议未被采纳, 而检察机关申请复核后, 有关机关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 检察机关有权将审查建议作为审查决定。并通过其他辅助措施的建立, 来加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的落实。

五、结语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在刑事诉讼中构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一方面可以完善逮捕程序,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尽管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做出了规定, 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法原则, 但是规定的过于简单和原则, 司法实践的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很多具体的案件的时候, 仍然无法解决每一个问题, 还需要具体明确的操作程序来指导。司法工作者应当在司法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 为完善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做出自己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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