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羁押期限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精选7篇）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 篇1

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

论文摘要 本文基于探究新刑事诉讼法立法原意，结合分析审理羁押期限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进行探讨。力求从契合理论与实践双重需要出发，通过论证审理羁押期限相对于审理期限的独立意义，从原则与标准层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展开论述。

论文关键词 审理羁押期限 审理期限 界定

刑事诉讼审判实务中对被告人久押不决的情况屡见不鲜，已成为持续积淀且尚未有明显改善态势的顽疾。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大趋势逆向而行，在违背尊重与保障人权司法理念的同时，还极大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缺乏对审理羁押期限的明确界定，致使其缺乏合理规制，给审理机关留下了不当利己解释空间。2012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做出重大修改，虽然相关规定有所调整与补充，但仍不足以改变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缺失的尴尬局面。结合实践恰当解读条文之外的立法原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难点

（一）审理羁押期限立法存在缺陷

无论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还是新刑事诉讼法，均未直接提及审理羁押期限的概念，亦未对审理羁押期限畴域内的相关内容做出直接规定。相关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含糊不清，达不到解释效果。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正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起诉、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对于审理阶段，此处所谓“法定羁押期限”应当作何理解，该规定并未做出进一步说明，从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中也无迹可查。

此外，在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直接界定的同时，各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之间还存在明显冲突。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于199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规定，“办理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需要向上级机关请示的，请示、答复时间应当计入办案期限”，由于该《通知》专门针对规范羁押期限，该规定等同于间接认定了羁押期限同步于办案期限，并且认为应当将请示、答复时间计入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但是在该“通知”出台后，各地人民法院却又出台了一些与之截然相反的规定，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规定》，其明确规定“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等同于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期间不计入羁押期限。虽然两院一部“通知”的效力应高于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但这种忽视上位规定的不当解释，恰恰突出反映了审理羁押期限领域的制度混乱。

（二）对审理羁押期限的不同界定根源于站位差异

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人身权利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由于利益导向、职能定位的差异，在立法欠缺的状况下，各方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导致分歧重大。

由于司法资源有限等原因，法院往往不能在基础审理期限内审理完毕，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而由于司法理念及内部考核导向等原因，法院倾向于拒绝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因此各级法院通常认为审理羁押期限应无条件地与审理期限同步。检察机关的职能包括对羁押期限的法律监督，若按照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检察机关便会丧失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监督空间，其监督权能将形同虚设，因此其在实践中往往与法院意见相左。被告人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久押不决持绝对反对态度，对以延长审理期限、延期审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中止审理等事由实际延长羁押期限极度排斥，在实践中因此提出申诉的情况层出不穷。

但是由于在审理阶段法院居于优势地位，起主导作用，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能够最终体现于审理实践之中，因此无论是非，其观点呈现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势。

二、审理阶段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辩证关系

（一）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除维护社会安全外，羁押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审理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构成环节，在其间羁押即是保障审理顺利进行的辅助措施。从这一点足以判断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衔接。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字面意义理解，第九十六条规定了三个不同畴域的内容，即分别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审理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但由于第九十六条位于第一编的“强制措施”一章中，其内容属于强制措施范畴，结合前后条文，第九十六条所规定的应当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的羁押期限问题。在此语境中，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的应当是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全文仅提及了侦查羁押期限，未作涉及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的表述，更谈不上对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直接界定。因此上述条文以审查起诉期限、审理期限替代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除了规定了刑事诉讼各环节羁押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外，还隐含着对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阶段羁押期限的间接、初步界定，即审理期限是判断审理羁押期限的参照系，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

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审理阶段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换押之日或法院所作羁押决定执行之日起算，自诉案件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案件受理后执行羁押决定之日起算，而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因此审理羁押期限可以短于或等于审理期限，但不会长于审理期限。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应当被作限制性解读，下文将对此做出具体论述。

（二）审理羁押期限具有区别于审理期限的独立性

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分属不同畴域，其价值属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审理羁押期限是羁押期限的种概念，其价值在于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行为的规制，来达到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基本人权之间的合理平衡。审理期限是指完成审理程序的期限，是对完成刑事审理过程的时间要求，追求在合理期限内确定刑事实体权利义务，实现诉讼的效率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3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起诉、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充分表明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在应用中也应当明确区分。

三、审理羁押期限的应然界定原则

笔者认为，对羁押期限的界定，应当基于对立法原意的考量，从达成惩罚犯罪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出发，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一）羁押期限的界定应达成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

未经法院判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原则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些不正常诉讼现象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有罪推定的逻辑，久押不决即是其中的典型。久押不决使得刑事强制措施蜕变为刑罚的“预执行”，可谓“不决而决”，只有将被告人视为“准罪犯”或者“类罪犯”，才能为久押不决提供逻辑支持。这种隐含的有罪推定，包裹在“惩罚犯罪”的装甲之下，频频出现于刑事诉讼活动之中。

审理期限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需要实际延长的，将被羁押的被告人先行释放，客观上存在被告人逃逸、干扰证供、毁灭证据等妨碍惩罚犯罪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最根本的途径自然是继续羁押被告人。如此而言，无论羁押时长，在审理阶段始终维持被告人的羁押状态都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这种风险是否必须避免？要讨论一项行为是否必须，就要充分考量其价值层次与定位，并与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可见惩罚犯罪和尊重与保障人权均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完整内涵既包括尊重与保障被害人个体及人民群众总体的人权，也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因此，惩罚犯罪相较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并不具备优先性，不存在为绝对保障前者而必须牺牲后者的必要性。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必须从追求刑事诉讼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大化出发，达成合理平衡。

（二）应当对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作限制性界定

刑事审理本身对被告人的直接影响极为有限，延长实际审理期限并不会导致诉讼权利义务配置的重大变化。但是刑事审理过程中附随的羁押措施，直接构成对被告人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实质性限制，对审理羁押期限予以严格限制，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基本要求。

新旧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限、延期审理等制度，其实质都是对审理期限的延长。即使忽略上述规定中的漏洞，在将上述规定最大化运用的极端情形下，实际审理期限仍将无法计算。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不可能出现极端情形，但如前文所述，法院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并且由于诸多法律漏洞，法院对审理期限的实际延长在相当程度上同样处于不可预测状态。

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如果将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解释为包括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情形，羁押期限制度就会丧失其限制不当长期羁押、维护基本人权的存在意义。实践中，法院正是以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即是默认审理羁押期限应当随审理期限同步变动为由，在延长实际审理期限的同时继续羁押被告人。因此，对作为界定羁押期限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做出限制性界定，是达成惩罚犯罪和维护被告人人权合理平衡的必需。

（三）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宜限于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该条文中的“一审、二审期限”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将其界定为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分别为三个月与二个月），能够契合于立法本意，并符合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的逻辑自洽要求。

正如上文所述，若作为界定审理羁押期限参照系的“一审、二审期限”包含延长审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所有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审理羁押期限制度便会丧失主要意义。那么如果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部分情形而非所有情形，譬如仅包含延期审理的情形，是否可行？对此笔者同样持否定态度。

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部分而非所有情形，与将其界定为包含所有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并无质的区别。如果认为“一审、二审期限”仅包括如延期审理的情形，那么为何不能认为其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其他情形？无论选择哪种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都无法为排除其他情形找到实质性理由。而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审理期限，则与将其界定为包含全部或部分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之间存在质的区别，能够脱离上述逻辑羁绊。

审理羁押期限问题积弊已久，在看似简单的表象之下，牵涉到理论和实践的诸多纠结之处，囿于笔者水平，本文未能全面展开论述。在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之际，笔者期待立法机关从推进立法明确化、精细化出发，通过立法解释对审理羁押期限做出合乎理论框架和实践需要的权威界定。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 篇2

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与诉讼程序的启动

(一) 超过起诉期限是否丧失诉权

对于起诉期限与诉权的关系, 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 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多长时间原告都有权提起诉讼, 多长时间之外, 即丧失起诉权。[2]这种观点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内涵界定为: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不得提起诉讼, 丧失起诉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届满当事人的胜诉权丧失, 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仍可以提起诉讼, 但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3]

笔者不赞同这两种观点, 仅因为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期限届满, 要么诉讼程序无法启动, 即使启动, 当事人仍然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近年来, 民事诉讼学界很多学者主张抗辩权发生主义, 诉讼时效经过后, 其后果并不是起诉权与胜诉权的消灭, 而是对方当事人产生抗辩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更加符合现代诉讼实践的要求和审判权中立原则, 在探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涵义时, 我们可以借鉴抗辩权发生主义。行政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权利, 这种权利经过一定期限后的法律后果不一定是诉权的消灭, 而是使对方拥有了抗辩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经过,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也不丧失胜诉权。

(二) 起诉期限是否为起诉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赞同将起诉期限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操作的, 学者和法官们认为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为《若干解释》第44条: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然而, 笔者认为起诉期限不应当作为起诉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 法律明确规定的四个起诉条件并不包括起诉期限, 而司法解释第44条又的确有让人产生不当看法之嫌。从法律效力的层面看, 在法律适用上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诉讼法为标准。

对于诉讼成立来说, 有适格的当事人, 有争议存在以及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就完全可以开始一个诉讼, 其他内容正是诉讼过程中需要审理查明的。[4]从世界范围来看,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起诉条件相当宽松。虽然对原告的起诉行为的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异, 但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 法律不对当事人的起诉行为作实质性限制;第二, 法官对原告的起诉状进行实质审查, 只是通过简单的登记程序确认原告的起诉行为及其效力。如果说对起诉有什么限制, 也主要存在于形式上, 即起诉状的简单的格式要求。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以响应最高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受理条件, 对起诉条件的掌握不能过于苛刻”的精神的号召。

其次, 从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角度来说, 也不宜将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之一。实践中, 当事人的起诉行为是否超过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期限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法院只有在立案之后, 经过审查才可以查明当事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5]而法院在案件受理前的审查, 严格来说其程度应该是很低的, 一般只是形式审查, 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诉时就必须查明案件的有关事实, 这就需要有相当的证据来支持, 为当事人的起诉增加了不必要的起诉障碍,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不应当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的条件之一, 只要符合法定的四个起诉条件, 法院就应当受理, 受理之后, 被告对起诉期限提出异议的, 法院根据其举证的真实与否, 进行审查定夺。

二、起诉期限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运行

(一)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往往是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或是法院利用自身的职权进行调查之后认为相对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笔者在上文已经论述过起诉期限不应作为起诉条件之一, 因此法院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做法不妥。实际上在举证过程中, 有的法官往往不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 他们利用自身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这不仅违背了审判中立的原则, 而且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较量中, 给人民留下以司法维护行政的印象, 不利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那么在审理过程中,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若干解释》第27条第1款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 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从该解释可以看出, 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 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6]在现实中, 原告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有相关内容的告知行为一般很难举证, 而行政机关则恰好相反, 因为工作程序的要求严格, 行政机关对上述内容提出证据比较容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迅速查清事实,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若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期限, 却又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成立的, 诉讼将继续进行, 法院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7]

(二) 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在审判实践中, 作为原告方的当事人在起诉时并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那么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呢有学者认为法院应该主动审查起诉期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具备多重目的, 从维护公法秩序及行政权行使特性角度, 法院应当主动审查起诉人的起诉期限, 并直接作出裁判。[8]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违背行政诉讼的证据制度。《若干解释》第27条只规定了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承担举证责任, 而法院在证据的审查中则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法院在诉讼中主动审查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实际上免除了被告对该部分的举证责任, 而直接将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一方, 人民法院如此处理的方式不符合证据制度。[9]

其次,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将破坏诉讼结构, 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诉讼, 本质上是双方在平等对抗的基础上, 法院居中裁判的一种三方组合。人民法院主动审查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 在立案阶段即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进行审查, 势必要求原告对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期限进行举证。如果原告举证不能, 案件就会被裁定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这种处理方式增加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地位不平等。

因此,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对起诉期限进行主动审查, 而应保持中立, 由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抗辩和举证, 法院被动审查和裁定。

(三) 裁定“不予受理”与“驳回起诉”之辩

《若干解释》第44条第1款第6项规定: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尚未受理的, 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这一司法解释将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案件默认以裁定不予受理为第一选择, 如果因为审查不清又怕逾期的, 受理之后经过审查超过法定期限的适用驳回起诉。以适用“不予受理”为原则, 以“驳回起诉”为例外。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起诉期限则属于起诉条件之一, 这与本文先前的论述相矛盾, 也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诉讼目的。

笔者认为,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比裁定不予受理更恰当。适用“驳回起诉”则表明案件已经被受理, 而适用“不予受理”则表明案件还未被受理。本文已经论述过,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只要符合法定起诉的四个条件, 法院就应该受理。因此, 在法院受理之后, 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进行抗辩, 并举证后, 经审理查明确实超过起诉期限时, 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故对于《若干解释》此处的规定, 建议立法予以明确的变更。

参考文献

[1]胡玉鸿.行政诉讼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252.

[2]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M].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1:626.

[3]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02.

[4]夏永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在诉讼程序上应用之研究[J].成都教育学院报, 2006 (02) :126.

[5]张蒙.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6]武俊山.有关行政诉讼期限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 2011 (05) :143.

[7]张弘.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研究[J].法学, 2004 (02) :39.

[8]顾大松, 耿建宝.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研究[EB/OL].http//www.china law edu.net/news/2004/10/14.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的审查要点 篇3

内容摘要：以严把“批准延押关”为手段实现对捕后侦查活动监督目的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运用。检察机关应注意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资料全面，提请理由明确、具体等形式审查；在坚守相应原则基础上，以书面审查为主，司法化审查为辅进行实质审查。逮捕后羁押期限应自宣布逮捕之日起算；逮捕日为当月最后一日的，批延决定书的起止日期应自二个月后的最后一日至第三个月的最后一日。

关键词：羁押期限 形式审查 实质审查 期间计算

《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至第157条详细规定了逮捕后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下称“延押”）的条件、范围与办理程序，既为复杂案件的延押办理提供法律依据，又有效圈定延押的适用范围，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然而，这一作为对侦查活动监督（避免不当或违法羁押）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以某市检察机关办理的第一次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以下称“一延”，本文也以办理第一次延押为例进行探讨）案件为例，2012年受理107件292人、2013年受理64件158人、2014年受理81件177人、2015年受理114件276人，四年来共受理366件903人，仅1件3人（因同案犯未被抓获但并不影响诉讼程序）未作出批准延押决定，其他全部批准延押。本来审前羁押作为一种例外，应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羁押目的，就无需更长的时间。通过分析个案，一些不甚符合条件的延押案件也以“配合侦查”名义过关，以严格把关批准延押的方式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流于形式的趋势。故有必要对办理延押案件的审查应注意事项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

一、办理延押案件的形式审查

现行延押案件的办理不同于审查逮捕案件，主要有两个方面。（1）移送材料不同：后者由于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时同时移送全案证据材料，侦查监督部门可以根据相应的事实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而提请延押则无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2）批准机关不同：后者是同级管辖原则，而延押须提交上一级侦监部门决定是否批准。这就意味着，侦查机关在提请延押时如果不同时提交详细地案情、侦查活动进度、下一步侦查方向等说明，上一级侦监部门是不可能判断“案情复杂”与否，也不可能合理作出是否批准延押的决定。

然而，实践中部分侦查机关在提请延押时并未严格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278条之规定列明提请的具体事由。其提请延押报告书往往存在以下几类问题：（1）对主要案情的描述停留在提请逮捕时的事实。案例一：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王某某涉嫌诈骗延押案。公安机关在提请延押的报告中关于犯罪事实的描述为“2012年7月25日晚，犯罪嫌疑人胡某（另案处理）以机票改签为由诈骗被害人彭某人民币16.5万元，后由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王某某至各银行将赃款取出。”而该部分事实竟与提请逮捕书上的事实完全一致。或许因为便利，侦查机关往往将报捕时的事实复制粘贴过来作为提请延押的主要事实。暂且不论报捕的事实与同级侦监部门认定的事实是否一致，单就该部分的要求来讲，本文认为应全面呈现案件的现时状态，包括报捕之前的事实和逮捕后能够认定的事实。如此，才能将案件的事实进展部分在报告书中呈现。（2）没有对捕后侦查工作和下一步侦查方向进行阐述。《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在案情复杂时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权力，不等于侦查机关可以滥用。上级侦监部门在判断侦查机关是否迫切需要延押（是否案情复杂）的依据就是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是否作为及接下来延押后的侦查思路；若捕后两个月内侦查机关不作为或根本没有继续侦查的方向，则可以认为该犯罪嫌疑人没有在侦查阶段继续羁押的必要。实践中，部分报告书中根本不提及该部分内容，上一级侦监部门的审查就无从谈起。（3）对捕后侦查工作和下一步计划的描述比较抽象，没有具体说明。案例二：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等人涉嫌盗窃延押案。公安机关在提请延押的报告中关于捕后侦查工作描述为“查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等人在浙江某市、上海市等地的盗窃事实”，在下一步侦查方向一栏描述为“继续查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等人在浙江某市、上海市等地的盗窃事实”。这类提请报告书往往在捕后侦查工作一栏填写：“对本案继续侦查”、“对涉案证据进行查证核实”、“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力度”、“深挖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犯罪事实”等，相应的在下一步工作计划一栏也填写：“继续对本案深挖”、“继续核实涉案证据”、“加大审讯力度”等过于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说理，上一级侦监部门仍不知侦查机关是否作为，同样无法判断“案情是否复杂”。重新审视批准延押效果时发现，部分“深挖”后来变成“不挖”，“继续加大”成了“继续不问”，“继续核实”成为“继续不核实”。（4）部分报告书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分析。案例三：犯罪嫌疑人叶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延押案。公安机关在提请延押的报告中关于侦查羁押必要性分析的描述为“本案案情复杂、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故有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必要。”可见，侦查机关只是重复了《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的规定，并没有结合《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等问题进行具体阐明。这不得不说是提请报告书的问题所在。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4条、《刑诉规则》第278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在提请延押时应一并提供以下书面材料：（1）侦查机关制作的详细的《案情报告》，对于涉案犯罪嫌疑人、提请报捕时的事实及逮捕后侦查的事实进展详细列明，以供上一级侦监部门参阅；（2）侦查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对捕后侦查工作应详细阐述（可以要求附带逮捕后侦查机关所做侦查取证工作获取的相关主要证据材料）、对下一步侦查计划也要具体说明，特别是提请延押的理由（包括继续羁押必要性的说明）和起止时间必须明确、具体；（3）上级侦监部门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侦监部门提供审查逮捕时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电子版或复印件），通过该意见书可以清晰看到审查逮捕时的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及相应的审查意见，并可以弥补侦查机关的《案情报告》、《提请批延报告书》的不足，对“案情是否复杂”作出相对合理的判定；（4）其他案件材料，如同级人民检察院侦监部门制作的《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审查报告》、《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等。本文认为，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收案与送案统一由案件管理部门负责，故案管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形式审查任务，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刑诉规则》要求、不具体阐明提请延押的事实与理由的，可以作出不予受案决定，以起到程序性把关的作用。如：收案审查时，应要求侦查机关补齐案例一中在逮捕后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详细阐明案例二中的捕后侦查工作和下一步侦查计划，具体分析案例三中犯罪嫌疑人的继续羁押必要性。

二、办理延押案件的实质审查

在上述材料提交齐全后，上级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应结合案件材料作出“案情是否复杂”、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4条之规定的判断。本文认为，在实质审查时通常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审查的原则。（1）实体与程序并重。案例四：如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抢夺、盗窃延押案。公安机关在提请延押的报告中关于盗窃部分的事实为“2014年1月5日中午，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某商场闲逛时，见店主董某整理衣物，顺手将其放在柜台上的手机揣入兜内，被对面店主发现后叫停”。检察人员在批延审查时，不仅要审查提交的案件材料是否齐全、案件办理的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前期各种手续是否合法等，也要对下级侦监部门提交的《审查逮捕意见书》、侦查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延报告书》所列明的主要事实及证据进行详细审查。即应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负刑事责任、是否存在超期羁押等情形进行双重审查。本案中，检察人员在批延审查时结合上述材料，提出盗窃部分应以未遂论的观点，由于盗窃未遂只有数额巨大才纳入刑事处罚范围，故涉及盗窃部分不构成犯罪，单就该节事实不应当批押。（2）监督与配合有机结合。上一级侦监部门应切实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逮捕后侦查机关不作为的应果断作出不批准延押的决定；同时，对于侦查机关详细列明延押具体合理理由的，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予以支持，以保证侦查活动的继续进行，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3）应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同时进行，将羁押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内。案例五：犯罪嫌疑人张某、丁某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延押案。结合在案证据材料，承办人发现第四犯罪嫌疑人韦某某仅于2015年11月22日至11月29日期间接受他人指派到酒店发放招嫖小卡片，只有两名招嫖人员通过该卡片招嫖成功。本文认为批延审查时应充分考虑涉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社会危险性，对于有证据证明没有《刑事诉讼法》第79条列明的社会危险的，可以认为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从而作出不予批延的决定。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韦某某涉嫌介绍卖淫罪，但其行为刚达到构罪标准，且系初犯、偶犯，符合缓刑的条件，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故作出对其不批准延押的决定。

2.关于审查的方式。（1）以书面审查为主。审查逮捕案件由于没有前置程序制约，需要实行“每案必提”制度，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延押案件则不同，由于在审查逮捕时已经对涉案证据的“三性”和案件事实的性质作出认定，就无须再就相应事实进行当面核实。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讲，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基本可以排除对案件程序和事实的怀疑，依据具体的提延理由就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断。（2）必要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等。对于个别疑难复杂案件，若通过书面审查确有疑点的，可以作如下处理：对案件事实或证据合法性的疑问，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进一步核实；对于案件的审查逮捕时的定性有不同看法，也可以通过调取案卷的方式进行细致审查，确保逮捕决定的合法合理；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难以把握的，可以通过听取律师意见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经历、家庭背景、到案前的工作履历、社会危险性等案卷材料难以体现的情况进行掌握，以作出是否批延的合理决定。案例六：犯罪嫌疑人张某、沈某等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延押案。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三人涉嫌的逃税数额特别巨大，对其延押几无争议；但对于沈某则因涉及的票数较少，捕后两个月的侦查期限已经将相关证据补充完善。在决定是否延押时，通过审查律师意见方式，合理把握沈某的人身经历、家庭情况等案外因素，从而作出不予批延的决定。

3.关于批延条件的具体把握。（1）对“案情复杂”的解释可以参照2008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下发的《关于规范办理批准延长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案件的意见》第1条之规定，但应注意结合公安机关的侦查提纲、侦查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并非所有符合上述规定的一律批准延长。如对于“一人涉多起犯罪的”，公安机关在捕后二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内没有作为或在提请延押报告书中未列明侦查提纲、未对侦查进展情况予以说明，可以做出不予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同时，我们也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些案件不符合上述规定，我们也应作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侦结所必须的伤情鉴定需要被害人伤情稳定后才能最终作出，期限将至无法稳定的，也应作出批准延押的决定。（2）下列案件应作出不批准延押的决定：案情简单，无需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8条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条件的，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决定后报检察机关备案，而非通过提请延押程序办理；对于逮捕时系附条件逮捕的，在提请延押时仍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证据条件的，一般也应作出不批准延押的决定；结合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认为采用取保候审尚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不需要继续羁押，符合《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延押的决定。

三、办理延押案件期限的计算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03条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65条对于期限的计算作了明确规定，但延押案件期限的计算仍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

关于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起算日，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案例七：犯罪嫌疑人王某涉嫌盗窃延押案。犯罪嫌疑人王某于2013年7月15日被执行逮捕，对于捕后侦查羁押期限的起算日如何计算存有争议。有的认为应该自执行逮捕之日（7月15日）起计算，有的认为应从执行逮捕的次日（7月16日）开始计算。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执行逮捕日既处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内，又在捕后羁押期限的起算日。有观点认为若自执行逮捕之日算起，就存在日期重合的问题，会导致下一阶段侦查羁押期限事实上少算一天。如本案若从7月15日起算，两个月侦查羁押期限应自7月15日至9月14日。本文认为应自执行逮捕之日起计算，理由如下：（1）从刑事法律的理念上讲，凡是法律没有明确作禁止性规定的，都应作“有利被告”的解释。在出现重合日期时，理应将当日作为后续期间（捕后羁押期限）的起算日。（2）从（《公安机关适用刑事羁押期限规定》）及《关于侦查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问题的联合通知》）看，已明确捕后羁押期限自执行逮捕之日算起。虽然后者已被废止，但其解释的精神及理由可以参照执行。（3）从实践操作层面看，无论持何种观点，计算的羁押期限截止日则是相同的。在案例七中，持逮捕执行之日为起算日的观点认为捕后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应自7月15日至9月15日，持逮捕执行次日为起算日的观点认为捕后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应自7月16日至9月15日。结合“以月计算的期限，自本月某日至下月同日为一个月”的规定，无论是“自7月15日至9月14日”还是“自7月16日至9月15日”的计算方法，都明显与现行司法解释相违背。故基于以上理由，在保证两种算法的截止日相同情况下，显然持“捕后羁押期限自逮捕执行之日起算”的观点更符合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

逮捕执行之日为非特殊日期时，批准延押决定书的起止日期争议不是很大，仅存在书写规范的问题。仍以7月15日的逮捕执行日为例，第一次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起止存在“9月15日至10月15日”与“9月16日至10月15日”两种写法。虽然起算日不同，但截止日相同，实质上并未因书写方式不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与上文观点一致，在现行司法解释的范围内，采用“9月15日至10月15日”书写方式较为规范。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从某月某日至下月同日”实质上是多算一天的，本文认为将“7月15日作为捕后期限的起算日”、“9月15日作为一延的起算日”本身就暗含着该天（15日）没有计算在相应期间内。因为“7月15日”同时也处于审查逮捕期限，“9月15日”也处于捕后两个月的羁押期限内，犯罪嫌疑人并未被超期羁押。如果自9月16日起算，在符合司法解释前提下，就只能书写为“自9月16日至10月16日”，如此就真的多算一天了。以9月15日起算，除结果正义外，也符合“有利被告”（宣布延长羁押期限必须在9月15日24时之前）的刑事法律解释原理。

逮捕日为当月最后一日的，如何计算也有争议。案例八：犯罪嫌疑人甘某涉嫌集资诈骗延押案。犯罪嫌疑人甘某被批准逮捕之日为2014年2月28日，公安机关提请批延期限为“2014年4月28日至5月27日”，基层检察院的初审期限为“2014年4月29日至5月28日”。结合《刑诉法解释》第165条之规定，批延决定书的起止日期也应自二个月后的最后一日至第三个月的最后一日。即一延期限应自“2014年4月30日至5月31日”。因为逮捕之日（2月28日）为当月最后一日，捕后两个月的期限应至4月30日，延长一个月也应至第三个月的最后一日（5月31日）。公安机关提请意见和基层检察院的初审意见错误在于没有注意28日为2月最后一日，而以月计算的期限，期限起算日为当月最后一日的，相应期限截止日为下月最后一日。

实践中，对于逮捕日为12月28日至12月31日的延押期限争议最大。案例九：犯罪嫌疑人祝某、梁某等人涉嫌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延押案。犯罪嫌疑人祝某、梁某等人被执行逮捕之日为2014年12月28日，关于一延的期限计算有三种意见：“3月1日至3月31日”、“2月28日至3月31日”、“2月28日至3月28日”。本文认为，第一种意见不符合“自本月某日至下月同日”的解释规则，第三种意见不符合“期限起算日为本月最后一日的，至下月最后一日为一个月”的解释规则。2月28日为当月最后一日，应采纳第二种意见。当然，若2014年12月29日至31日为逮捕执行日，由于两个月后的2月没有29日至31日，捕后两个月的羁押期限也应截至2月28日。在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限时，其期间也应自2月28日至3月31日，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期间。同理，闰年也应遵循上述计算原理。

刑事案件的重要期限 篇4

一、公安阶段的期限

1、拘留，拘留期限为3-7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30日。

2、逮捕，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如果犯罪嫌疑人在逮捕以前已被拘留的，拘留的期限不包括在侦查羁押期限之内。一般情况下，侦查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侦查终结案件。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下列案件在《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的规定的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1）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2）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3）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4）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3、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126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2个月。

4、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无需人民检察院批准，但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期限

1、起诉阶段的期限是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的，从改变后的检察院受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的期限。人民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应当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三、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的期限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理期限多长 篇5

来源:胡律师网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所属栏目:劳动仲裁诉讼常识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理期限多长

一、民事诉讼审理期限的一般规定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期限为三个月。

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期限为三十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但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对罚款、拘留民事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审理期限为五日。

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不受上述案件审理期限的限制。

审理涉港、澳、台的民事案件的期限,参照涉外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办理。裁定再审的民事案件,按第一审审理期限的规定执行。

二、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一)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

定或者勘验,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之内的期间;

(二)公告送达法律文书`鉴定的期间;

(三)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

(四)因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举证期限或证据交换时间而延长的举证期间:

(五)有关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资产清理的期间;

(六)中止诉讼(审理)至恢复诉讼(审理)的期间;

(七)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者追加诉讼当事人,需要重新送达诉状副本,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期间;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 篇6

(一) 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这是基于《民法通则》关于一般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定。该标准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从债权本身的角度来说, 其已经受到了侵害;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说, 其在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种权利被侵害。在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时候, 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具体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一是应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遭到拒绝时起算;二是虽然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但是该规定要求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宽限期, 所以应于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并经过合理宽限期的次日, 如债务人不履行的, 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 该观点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立法原意”的解释来允许债权人将“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变成“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分析如下:对于一般有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这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会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出现。因为在期限内债权人无法行使其权利, 只能等到期满时, 才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这时债务人的沉默或者明确拒绝都构成侵害的开始, 并为债权人得知 (当然, 在任何时候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 都是侵害发生点。只是在期满之前债权人无法或者没有行使权利时, 债务人往往没必要这么做) 。而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债务人也可随时履行。但是其立法本意在于, 让债权人能够通过事后的主张债权的行为来确定或者说弥补这个期限 (该期限包括合同生效至主张时已经经过的期限加上主张中可能存在的宽限期) , 而不是鼓励在订立合同之后立即履行债权债务。所以, 通过该弥补后可以使得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成为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 则可适用关于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处理办法来确定该诉讼时效的起点。

笔者认为该观点的最大漏洞在于, 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期限是双方约定的, 而依上述说法, “该事后的弥补”是债权人单方确定的, 有扩张债权人权利而损害债务人利益之嫌, 至少从合同生效起至债权人请求时这段期间完全由债权人操纵, 相当于其在操纵时效起算点 (当然上文也说到任何时候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都是侵害发生点, 这里的论述就一般情况下债权人的角度而言) 。从诉讼时效本身的角度来说, 时效制度的目标在于“惩罚睡眠于权利之上之人”, 而该观点是违反限制债权人权利这一精神的。如果债权人能自由决定时效起算点, 那时效制度将名存实亡。

(二) 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起算

该观点主张摒弃我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 而替而代之的是“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 即“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障碍排除之时”。至于此时债权人是否事实上向债务人主张了其实体权利, 在所不问。具体来说, 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诉讼时效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并没有像第一种观点一样将诉讼时效起点的决定权给予债权人, 而是严肃了法律设置诉讼时效的目的, 强调了时效的起算点是由法律规定的, 而债权人只是被动的受其约束。当然, 该“法律规定”的意思是说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中达成了对于期限条款的合意, 该条款被法律承认并约束着双方, 而期限条款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意义重大。具体来说, 在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该期限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 在该期限中, 除非发生特殊情况, 债权人无法行使权利而债务人也无履行义务, 债权人受到该约定期限的束缚, 法律保护这种束缚, 所以期限届满时债权人才有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可能, 而这也仅仅是可能, 因为债权人完全可以不要求。但是此时对于债务人来说, 前段期限的“享受”后换来的是在期限届满时的必须履行, 任何不履行 (包括明示和默示) 都将构成违约。而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 当然这种行使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法律赋予债权人这种权利时又如何通过其他手段束缚它呢?如果把债权人事后要求履行时或者所要求的宽限期届满时, 债务人的不履行 (包括明示和默示) 作为时效起算点, 那么就没有束缚反而放任了债权人的这种权利了, 因为其不经过与债务人的合意就可以擅自决定这样一个“履行期限”。

然而笔者认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该种合同并且同样可以得出“从该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的结论, 而非基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的理论前提。具体分析如下: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法律赋予债权人随时请求履行的权利可以产生两种极端的后果:一是债权人从合同生效时就要求履行;二是债权人在相当长的时间 (三十年、五十年) 后要求履行。而在这两种可能性中, 法律更倾向于鼓励的是前者而非后者:首先, 后者已经严重损害了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 即一开始就有请求履行权利的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怠于行使该权利应该受到惩罚;其次, 如果说第一种极端情况损害到了债务人的利益, 那么法律规定的补救措施即给予必要的宽限期完全可以抵消这种损害。在这种鼓励下, 一方面, 债权人在合同生效时就有了要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另一方面,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随合同生效时就已经确立, 因为没有履行期限的约定, 债务人自合同生效时就应该履行其债务, 而不是必须经债权人请求后才能履行。这就与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在期限届满时的情形相类似了, 此时合同的生效之时相当于期限届满之时, 所以适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之日”的规定顺理成章。至于后面债权人的请求或者债务人的允诺都可以作为时效中断情形。

二、我国的相关规定及其完善

(一) 我国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 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 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 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条文实际上采用的是学界的第一种理论。笔者认为其不足之处在于, 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债权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履行权利, 比如债权人在三十年后要求债务人履行而遭到债务人拒绝, 按照该司法解释则把这个第三十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时效为两年。而二十年的最长时效起算点是侵害之日, 即三十年时债务人的拒绝之日, 而非合同生效之日。所以这个例子中第五十年才是债权人的“最后期限”。但是, 债权人自合同生效之日就可以随时提出履行请求, 如果怠于行使这种请求也受法律保护, 则显然违背设置二十年最长期限的目的。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说通, 但是违背时效制度的精神。而该司法解释至少给这种违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二) 我国相关规定的完善

鉴于该司法解释的不足, 笔者认为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可采用合同生效之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 这个起算规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 因为合同生效后两年内债权人必须提出诉讼, 时间比较仓促;也不利于对债务人的保护, 因为债务人自合同生效时就有可能受到起诉。但是实际上, 前一种情形完全可以利用中断制度来弥补, 因为合同生效后债权人的请求履行可以导致时效中断而重新起算;后一种情形中债务人完全可以利用“合理期限”作为抗辩事由。所以, 基于理论的统一性以及实践中又不至于构成损害双方利益, 我国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定, 完全可以使用从合同生效之日起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轻刑案件的非羁押诉讼制度研究 篇7

轻刑案件指犯罪事实清楚，案情简单，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极有可能被法院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非羁押诉讼，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构成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不羁押的方式进行侦查、起诉和交付审判的诉讼活动。对轻刑案件采取非羁押诉讼，可以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本文拟通过对来凤县检察院公诉部门2015年办理的轻刑案件的调查研究，分析本地区轻刑案件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及原因，进而探讨轻刑案件立案后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直接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现实可行性。

一、轻刑案件的构成情况

1.宣告缓刑人数。

2.免于刑事处罚人数。

3.拘役人数。

4.单处罚金人数。

2015年来凤县检察院公诉部门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被法院判处的轻刑案件共124件186人，其中宣告缓刑（包括拘役宣告缓刑、三年宣告缓刑、不满三年宣告缓刑）的共有138人，占总人数的74.2%；免于刑事处罚的共有27人，占总人数的14.5%；拘役的共有11人，占总人数的5.9%；单处罚金的共有10人，占总人数的5.4%；无判处管制的案件。

二、轻刑案件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

1.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较多

1.轻刑案件总人数。

2.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人数。

3.羁押性强制措施人数。

根据调查和研究，2015年来凤检察院公诉部门办理的审查起诉且被法院判处轻刑的案件中，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共有128人，占总人数的68.8%；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指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共有58人，占总人数的31.2%，没有一例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子。

2.自侦案件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较高

1.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人数。

2.羁押性强制措施人数。

2015年来凤检察院办理的自侦案件被法院判处的共有17件17人，其中有13名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时被采取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占总人数的76.5%；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共4人，占总人数的23.5%，也没有一例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子。

3.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案件多属共同犯罪

1.共同犯罪人数。

2.非共同犯罪人数。

根据调查和统计，2015年轻刑案件中共有58人在审查起诉时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其中属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共有34人，占总人数的58.6%；有24人属于非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占总数的41.4%。

综上，轻刑案件的非羁押诉讼在本地区的实施较为乐观，但羁押性强制措施在轻刑案件中的适用比例仍然过高，从上述表格统计的数据及本人有限的办案经验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案件都是犯罪事实清楚，情节较轻微，且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或者已确实得到被害人谅解的案件。

二是自侦案件较多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因为首先基层院办理的自侦案件基本上没有复杂的情节和特别巨大的涉案金额；其次，这些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能够认清形势，认罪态度好；再次，发案前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生活，社会危险性小。比如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兢兢业业工作，因为某一方面的疏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其没有主观恶性。对这类人都可以考虑适用非羁押诉讼。

三是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大部分属于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单独犯罪嫌疑人，其社会危险性更大，若其认罪态度不好，极有可能串供，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其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极有必要。

三、探讨轻刑案件立案后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直接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现实可行性

1.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由此可知，首先，刑事案件立案后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不是“应当”。若事实清楚，案情简单，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对犯罪嫌疑人不采取强制措施不会发生逃跑、串供、毁灭证据、重新犯罪等社会危險的案件，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不采取强制措施是可行的；其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某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若不符合，则不能采取该种强制措施。

2.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有三：一是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期间实施新的犯罪；三是惩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他们吸取教训，认识和反省自己的罪行。

若这三个目的在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就可以顺利达到，那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直接侦查终结和审查起诉？

3.现实必要性

对犯罪事实清楚，犯罪情节较轻微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案件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是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少程序性事项，让办案人员有更多时间做实质性工作，有利司法效率；二是能够更好地保障这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因为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就可以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利办案文明；三是“轻刑快审”的需求。“轻刑快审”指对一些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的案件，压缩程序，减少羁押时间，通过公检法三机关合力实现快审快结。立案后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快速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可以大大缩短案件的办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