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精选12篇）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篇1

一、立案的条件概述

立案的条件是指立案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简言之, 犯罪事实由发生到被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立为刑事案件, 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立案条件, 或称立案的法定构成要件, 或称立案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 亦称立案的法定理由和根据。立案条件是正确立案的重要保证, 没有这样的要件, 立案就会陷于混乱, 立案也就失去了及时揭露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总结历来司法实践的经验, 对立案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1]。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 迅速进行审查,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应当立案, 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不予立案。据此, 再参酌我国刑事诉讼实务及学者通说见解, 可归纳出立案必需同时具备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犯罪事实存在, 即事实条件;二是该犯罪事实按照法律规定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即法律条件。凡是成为刑事案件的,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缺一不可。

二、公诉案件的立案条件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做出立案决定时, 必须具备的条件有:

(一) 有犯罪事实发生

所谓有犯罪事实是指具有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2]。

1.有关刑法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已经发生, 包含已经实施完毕的犯罪, 正在实施和预备实施的犯罪、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等。亦即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达到应受刑事处罚的程度。如果只是有过犯罪的想法, 或将这种想法写在日记中, 或曾向他人说过, 但没有付诸实施, 均不能认为犯罪行为已发生。

2.必须具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的确实的材料, 意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对于控告、举报、犯罪人的自首或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的材料, 经过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就要立案, 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者, 就不予立案。是为保证立案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作为立案根据的材料, 就必须是足以证明犯罪存在的证据材料[1]。

(二) 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除了犯罪事实存在仍不能作出立案的决定, 还必须当这种犯罪事实是依法应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 即具备前面所述的法律条件时, 才能决定立案, 亦就是仅仅认定犯罪事实已经发生, 还不一定必须立案, 只有在某项犯罪事实, 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具有立案的价值时, 才能立案[5]。而所谓“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包括两个意思:

1.需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即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依法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 这意味着应当将此案交付侦查、起诉和审判, 最后有可能对被告人处以刑罚[1]。

2.进行刑事追究必须有法律依据。而法律依据就是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立法机关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所作的补充规定。又刑事诉讼法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 立案为刑事诉讼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 自应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 然而并非所有发现的犯罪事实, 都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凡是法律规定不应当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就不应立案[6]。

三、自诉案件的立案条件

自诉案件是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控诉, 而由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 人民法院对于刑事自诉案件作出立案决定, 须符合下述实体上及程序上两方面的要件[7]:

(一) 实体上的条件

1.犯罪事实清楚, 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所谓犯罪事实清楚, 指涉的涵义包括:第一, 犯罪的基本事实明确, 如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情节是明确的;第二, 被害人和被告人明确。即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是明确的;第三, 犯罪行为和犯罪后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明确。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是指行为人不具备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 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8]。

2.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有足够的证据”, 是指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情节, 足以说明被害人的确已经构成了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犯罪。它既不同于司法机关定案时的“证据确实、充分”, 亦不同于公诉案件立案时要求的“有一定的证据”。

(二) 程序上的条件

1.向人民法院提起控诉者是本案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自诉案件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自诉的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自诉, 是立案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一个法定条件。其他人未经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提起的控诉, 人民法院将不予立案。

2.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和受诉法院管辖[9]

即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管辖分工, 职能管辖上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又管辖立案的受诉法院对自诉案件在审判管辖上应有管辖权。

四、立案条件的相关争议问题

(一) 立案条件的原则应如何订定?

关于立案条件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设有明文, 然而就具体实践上立案条件的原则应如何规定, 学者间颇有讨论, 现分述其见解如下:

1.有学者对立案条件质疑立案条件的要求过高, 执行上问题丛生, 认为应只规定“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即可。现行法所规定的立案条件, 实践上的问题为:

(1) 执行上有因难:因为立案阶段办案人员刚刚接触案件材料, 事实很不清楚, 大多数案件中嫌疑人尚不知晓, 无法判定是否需要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因此很难依法执行立案条件。

(2) 容易造成“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严重后果, 因为侦查人员按照前面所述条件衡量已发生的案件, 在难以判定应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为追求破案率, 就会不立案, 或者搞先破后立, 不破不立, 鉴于此种情况, 权衡利弊, 为了革除实践中有案不立这个主要之弊, 立案条件只宜规定为“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即可[10]。

2.有学者认为现行法的立案条件过于笼统, 不够具体。兹分为前面所谓的“事实条件”及“法律条件”两方面加以论述:

(1) 现行法立案条件中的“事实条件”对没有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有其适用, 至对于确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如何适用, 考虑未周。据此, 应对事实条件分为二种情形, 一为“认为有犯罪事实”, 另一为“认为嫌疑人有犯罪的重大嫌疑”, 前者适用于没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案件, 后者则适用于有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主要区别在于一为“犯罪事实”另一为“犯罪嫌疑”, 前者没有或然性, 后者则有较大或然性, 如果对有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的立案, 亦适用“认为有犯罪事实”, 由于犯罪嫌疑人是确定的, 因而立案条件要求未免太高, 等于此类案件“不破不立”是法律允许的, 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活动, 尤其贪污贿赂, 徇私舞弊等构成犯罪的案件, 均属此类案件。

(2) 现行法立案条件中的“法律条件”过于抽象, 操作性低, 因此建议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改为“达到立案标准”。其理由为: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达到的立案法律条件过于抽象, 执行有问题, 在司法实践上, 掌握立案条件, 有时十分困难的, 尤其是仅凭控告、举报等材料来源, 住往难以解决是否应当立案的问题。

(二) 犯罪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处理过能否再立案?

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多数学者认为, 对此法律固无明文规定, 但基于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家审判权,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观点, 犯罪行为既已经人民法院判决处理, 司法机关就不能就同一犯罪行为再次立案, 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稳定性, 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亦有论者从案件既经人民法院判决确定, 即具有实质的判决确定效力, 除非有再审情况外, 不得对同一罪行再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故应无必要再次立案, 且从其结果言, 依同一案件“一事不再理”原则, 再次立案, 仍为原案件效力所及, 从其实益上言, 无任何意义, 只是浪费司法资源, 此无待明文规定, 为当然解释。

五、评述和建议

(一) 立案条件中的“必须有犯罪事实存在”, 应系指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的办案人员认为有犯罪事实的主观认知, 且这种认知较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以及审判等阶段所认定的事实, 具有更大的或然性。为了明白区分此间的差异, 且避免立案条件的标准过高起见, 笔者认为前面所述刑事诉讼学者所谓:应对事实条件中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以及“认为嫌疑人有犯罪的重大嫌疑”二种情形, 作为适用于没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案件, 以及有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的立案条件的见解, 颇值赞同。

(二) 立案条件中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有些刑事诉讼学者认为过于抽象、操作性低。因此建议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改为“达到立案标准”, 笔者对此亦持肯定态度, 其理由:

1.“立案标准”的法位阶为何, 究系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 抑或位阶低于法律?并不明确。因此, 若是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能作如上的修正, 则我国各机关所制订各类案件的立案标准, 将可视为对刑事诉讼法有所补正或补充的规范, 而认定其具有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

2.立案标准乃立案条件的具体化。我国各机关所制订各类案件的立案标准, 凡涉及具体案件的, 都有犯罪特征的描述或者具体情节, 因此在司法实践上, 有助于立案机关对立案条件的掌握。

摘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立案的基本条件, 严格案前审查, 是做好立案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但是立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本文通过对公诉和自诉案件的立案条件的分析, 提出了立案条件的相关争议问题, 并对立案条件中的“必须有犯罪事实存在”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做了相关评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立案,立案条件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3 (2) .

[2]江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解释与相应法规摘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1) :71.

[3]张仲麟.刑事诉讼法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93 (5) .

[4]刘家琛.新刑事诉讼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10) .

[5]程荣斌.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90 (5) .

[6]祝铭山.中国诉讼文书教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3 (12) .

[7]赵秉志, 王新清, 甄贞.大陆六法精要—刑事诉讼法[M].台北:台湾月旦出版社, 1993 (12) .

[7]刘根菊.试论自诉案件立案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 1991 (4) .

[8]华加松.刑事自诉案件及其审判[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0 (7) .

[9]刘根菊.立案的诉讼地位及完善[J].政法论坛, 1994 (4) .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篇2

河北省张家口市 请求事项：

1、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或行政立案，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相关行政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2、请求公安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依法赔偿申请人的各项损失50万元。

事实与理由：

xxxx年8月3日晚7：00许申请人在xx区xx镇怡乐中街家乡味饭店工作，三个本地的社会上的闲散男子就餐饮酒，在饭店室外排挡处寻衅滋事，喝了有20多瓶啤酒，申请人听见他们打砸瓶子，引起顾客的恐慌，顾客都吓走了，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后厨忙，申请人在正在店外给他们三个烤羊肉串，看见顾客走了，又听见砸东西的声音。

申请人害怕事情闹大，就赶紧过去，立即打扫三个滋事男子打砸碎的酒瓶子，刚收拾完一个酒瓶子，放在马路边，就开始劝说他们，其中另一个在xx 力使得啤酒瓶破裂并扎到的申请人的眼部，扎伤申请人的人不常来，另外两个男子常来家乡味饭店吃饭，有点熟悉，但不知道叫什么，三个滋事男子看到申请人眼部受伤并流血，滋事的三个男子才住手，连180多元的饭费酒费都没有支付，就陪申请人去潞河医院看病，送到医院看病后，再也找不到他们人了，申请人的亲属当天打电话报警，出警人员当日没有给申请人作笔录，也没有对涉嫌寻衅滋事的三个男子采取刑事或行政强制措施，也没有对扎伤申请人的故意伤害的男子采取刑事或行政强制措施，而是以“误伤”申请人为由给了个回执接受案件回执单，当时报案的亲属因系山西人，口音较重，表达能力欠缺，最关键的是没有在现场，陈述可能存在重大差误，特此更正，不可能是误伤，因为距离非常近，而且面对面，正在进行劝说的过程中，是他们滋事过程中扎伤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其他两个人必然会有人受伤，所以故意伤害是确定的，不可能是误伤，因为距离太近了，而所用的凶器就是短短的啤酒瓶子，在砸伤自己头部的时候，必然引起啤酒瓶子的碎裂，碎裂的玻璃必然飞溅，飞溅就会引起相关人员的受伤，不存在误伤的可能，而申请人紧挨着伤害人，正在劝说，侵害人明知其危险动作，能够造成申请人身体受伤的直接后果，依然决然的用自己的头部把空啤酒酒瓶拦腰砸段，瓶底后半段飞扎到申请人的眼部，导致受伤，其他两个人也应当预见到损害后果的发生，但没有采取主动措施，阻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导致申请人身体心理精神经济等受到重创，双眼视力严重下降，左眼视物模糊，散光严重，面部毁容。

之后派出所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才给作了伤情鉴定，xxxx年9月27日经过xx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申请人所受伤害属于轻伤”。依据《刑法》，寻衅滋事及故意伤害案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范畴，特此申请，望贵派出所能够依法按规定，办理立案并侦察手续，依法对三个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关的刑事或行政处罚措施。

此致

北京市公安局 分局 申请人：

首例“毒跑道”环境公益诉讼立案 篇3

据法制日报消息，该事件起源于绿发会收到的很多家长的举报。经调查，万象幼儿园的塑胶跑道是由北京百尚家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尚公司）负责施工，该塑胶跑道于4月份建成使用后，向外散发很大的刺激性味道，致使很多在该幼儿园的孩子集中出现身体异常状况，表现为流鼻血、眼睛不适、发烧、皮肤过敏等症状。

通常而言，校园塑胶跑道采用水性塑胶、预制型橡胶卷材与聚氨酯类三类材料制作，而聚氨酯类因方便铺设，成本低廉，被大量使用，也是“毒跑道”的主角。挥发性溶剂、有毒塑化剂与重金属催干剂等几类劣质原料，加之不合规的施工技术，虽然降低了成本，却催生出一批高毒高污染的不合格跑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毒跑道”已经至少波及江苏、广东、上海、浙江、江西、河南、北京等地，事发学校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咳嗽、头晕、反复发烧等症状。

几乎每一次事情发生，当地都会表态严查改进，然而，“问题跑道”依然在不少地方出现。跑道事发，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先铲了跑道再说。但这仅仅是应急手段，如果不从源头上、管理机制上解决，没有了“毒跑道”，下次我们还会遭遇“毒教室”“毒课桌”。

论环境刑事诉讼的立案管辖 篇4

立案管辖是公、检、法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环境犯罪案件的制度。该项制度实质上是三机关立案权力的配置问题。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 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刑法》第六章第六节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十五项罪名由公安机关管辖。可见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刑法》来制定的,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时间早于《刑法》, 因此, 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案管辖问题,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在实践中, 以刑事法律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且逐渐达成了共识。但是, 在现实的工作过程中, 环境犯罪案件经常因其双面性而被人们误以为其无论如何也不会构成犯罪, 或者将环境犯罪案件当作普通的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 使得环境犯罪案件的受案率很低, 也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立案并且展开侦查。

二、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存在的问题

(一) 违背回避制度, 司法公正性受质疑

诉讼程序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 世界各国普遍设立回避制度的原因也主要是基于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使司法免受冲突者利益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目前, 我国的公安机关在性质上是行政机关, 受政府机构的领导和制约。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仍然是经济的增加速度。为此, 政府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往往采取保护措施, 而忽略其对当地的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近些年, 环境污染较重的企业在逐步的向郊区或者是农村转移, 那里的经济更加的落后, 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地的政府更是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实行保护, 甚至是纵容, 对污染、破坏行为“以罚代刑”,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例如, 2001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化集团的一次大的污染事故造成了榆树屯村428亩土地变成了“长久不能利用”的土地。不但未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反而政府为了“配合企业生产和支持企业生产”, 不顾村民的反对, 将这些被污染的土地出租给齐化集团, 作为它的废渣堆放场。环境监管部门在接到村民的反映后, 仅仅是以齐化集团违反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为由, 对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并且责令齐化集团补办临时用地审批手续。而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齐化集团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可见, 污染、破坏环境企业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转化为受害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因此, 如果由公安机关负责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 就出现了“自己做自己法官”的不公正现象, 会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影响司法的公正形象。

(二) 冲突解决机制不畅

环境犯罪的冲突主要是存在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具体的体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人所犯数罪, 既有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 又有属于检察院管辖的, 应当如何确定管辖机关;第二是渎职犯罪与本案之间的冲突。

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两种情况在侦查阶段一般采用“从罪随主罪”管辖原则。但是, 对于主罪和从罪的标准, 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环境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就会出现争抢管辖或相互推诿的状况。此外, 第一种情形是一个人实施数个行为, 触犯数个罪名, 这数个行为和数个罪名之间不一定相关联;而第二种情形是不同的主体触犯不同的罪名, 两个案件之间具有关联性, 两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采用了同一种如此笼统的解决方式, 这对于案件的侦查是很不利的。

(三) 受案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 难以处理复杂环境犯罪案件

环境本身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可以说要想高效、公正的处理环境犯罪案件, 需要具备环境自然科学及法律两个方面的知识素养。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人员招收方式, 我国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多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法学专业的人员。这些人在正式的加入到司法系统以前, 很少有人接触过环境犯罪案件, 而同时具备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的人员就更少了。这就给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如不能及时发现环境犯罪或相关的线索, 对一般环境犯罪或相关线索不予重视;将环境犯罪作为普通犯罪而立案查处等。

三、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的解决建议

立案管辖是所有管辖制度的入口, 如果这一关没有把好, 剩下的管辖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 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案管辖, 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立案管辖机关。如波兰早已建立了国家环境检察院,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检察工作。笔者认为也应当在我国检察院内设立环境犯罪专门立案管辖部门, 因为它具有其他机关所不具有的优势。

(一) 设立专门立案管辖机关, 维护司法公正

设立专门的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机关, 最主要的是可以缓和环境犯罪中被害人与管辖机关之间的冲突, 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环境犯罪是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产物, 其自身具有明显的高技术性, 对其进行有效侦查确实需要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侦察机关来进行。各级检察机关在性质上属于司法机关, 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独立, 可以较好的排除来自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外界的干预, 符合回避制度的设立目的。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 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 根据工作需要, 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 作为派出机构。此外, 我国已经有了在基层检察院和分院设立专门检察院的实践。目前, 我国环境犯罪案件较其他传统犯罪案件而言数量较少, 设置专门的环境检察院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派出机构在工作人员的素质、技术条件等方面较为薄弱。因此, 可以在县级检察院和市级检察院内部设立环境犯罪侦查处 (科) 。县一级的检察院, 数量多, 范围广泛, 具有便于案件的侦查和方便群众进行检举和控告等优势。市级的环境侦察机关应当作为重点来设定, 主要管辖影响范围较大的污染类的案件, 因为污染类的犯罪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工作人员。

(二) 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将环境犯罪与普通案件合并管辖

将环境犯罪由专门的立案管辖机关进行管辖, 在本质上是对环境犯罪实行特殊管辖。根据特别法律规定优于普通法律法理及法律精神, 应当将两类案件合并由环境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立案管辖, 同时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此外, 也免去了因无明确的“主罪”和“从罪”标准而使得立案管辖机关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增强法律的权威性。

(三) 选拔专业立案侦查人员,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必须有专业的人员去运行。大多数环境犯罪属于高科技犯罪,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要想高效的立案侦查, 对犯罪分子提起公诉, 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需要专业的立案人员和侦查人员。这些人员可以首先从环境保护部门中进行选择。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环境保护工作, 对于环境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要好于普通的工作人员;其中的执法工作人员, 对相应的环境法律知识也有很好的了解。在正式的上岗之前以及正式执业后, 还应当定期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 形成一门专业的环境犯罪侦查队伍。

此外, 设立专门的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机关, 符合我国法治要求, 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国际化大趋势。

总而言之, 环境刑事诉讼是一类特殊的诉讼, 应当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有所区别。因此, 应当实行环境刑事诉讼专门立案管辖。

摘要：对于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特殊规定, 在应对环境犯罪时出现了违背回避制度, 司法公正性受质疑、冲突解决机制不畅及司法工作人员缺少环境专业知识等问题。为此, 设立专门立案管辖机关、选用专业的工作人员, 可以更好地发挥刑事诉讼法律保护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专门立案管辖

参考文献

[1]郄建荣.环境犯罪刑责追究为何这样难[J].资源与人类环境, 2009 (1) .

[2]付立忠.环境刑法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3]王延祥, 张少林.刑事管辖常见争议问题解析[J].法学, 2007 (2) .

刑事立案申请书 篇5

申请人：张海军，任占国等76人。

代表人：张海军，男，汉，1976年9月21日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农机街37号1栋2单元602室。联系方式：***。

代表人：张华彬，男，汉，1970年2月12日生，住石家庄市正定县诸福屯镇朱河村红旗大街永进胡同9号。联系方式：***。

代表人：李广华，男，汉，1959年11月14日生，住河北省冀州市官道李镇衡三村45号。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

请求贵局依法对赵金钢涉嫌诈骗一案进行刑事立案，依法追究赵金钢的刑事责任。

事实与理由:

赵金钢,男，汉族，1971年8月5日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西路15号3号楼3单元301号。

2011年1月—8月期间，赵金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其所经营的桥东石德黑马收货站（字号名称：石家庄桥东石德黑马收货站；经营者姓名：赵金钢；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场所：石家庄市桥东区七四零二院内193号；经营范围及方式：收货点、服务)（简称黑马收货站）与76名申请人分别签订货运合同，约定由黑马收货站负责运输76名申请人的货物运往山东德州，且约定收货人提货时由黑马收货站代收货款，然后由黑马收货站支付给76名申请人，运输费用采用提付的方式（详见运单）。76名申请人基于所签货运合同，把所托运货物交付给赵金钢。然而，赵金钢在收到收货人支付的货款共计636109元人民币整后（详见附表2），只向部分申请人返还了151495元人民币整，其余大部份以种种理由拒付货款给76名申请人，且占为己有，共计484614元人民币整。目前，黑马收货站已通过2011年检，但营业执照中注册经营地址“石家庄市桥东区七四二零院内193号”，已经不是黑马收货站，赵金钢本人已携款潜逃，76名申请人的损失已无法追回。

综上，张金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76名申请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使76名申请人基于所签货运合同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货物；在赵金钢收到收货人所支付的货款后，又隐瞒事实真相，编造种种理由，拒付货款给76名申请人，以达到其非法占有76名申请人的货款的目的，且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严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中和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贵局提出立案申请，请求依法追究赵金钢的刑事责任，以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

此致

石家庄市公安局桥东分局

申请人：

2011年9月14日

浅谈基层院刑事立案监督问题 篇6

一、检察院开展立案监督的现状

1、思想认识不到位。有的公安干警错误地认为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是挑刺，存在不愿接受监督的思想。有的检察干警认为平时和公安干警关系不错，刑事立案监督会得罪人，会让相关公安干警受到处罚，因而有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

2、立案监督渠道狭窄。从我院办案实践来看，立案监督的线索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办案中自我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的；二是被害人认为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向检察院控申部门提出的。但多数群众对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利不了解，群众报案、控告和举报的立案监督线索相对较少，主要依靠在办案过程中自我发现。

3、监督手段单一，缺乏后续跟踪监督和强制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的手段只有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立案、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建议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等廖廖几种。对于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却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应当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并抄报上一级公安机关。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意见正确的，应当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这只是检察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内部规则，缺乏后续跟踪监督和强制力。

4、人少案多无力监督。以我院为例，侦查监督科只有2人，实际上投入立案监督的人力、精力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二、对今后开展监督工作的思考

1、提高认识，积极与公安机关达成共识。一是对规范办案的共识。无论是刑事立案还是刑事立案监督，都要按照法律法规办理，在确保实体公正的同时，还要确保程序合法。二是对合力打击的共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虽然分工不同，但都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因此要加强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公安机关发现行政执法机关该移送而不移送的案件要及时提供线索给检察机关予以监督，以拓宽监督范围。

2、完善立法，为强化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保障。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等的法律效力；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备案审查权，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有建议处分权。同时，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检察机关对通知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或者立而不侦的案件，可以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

3、处处留心，注意从百姓的街谈巷议、专项行动中搜集立案监督的线索。例如，我院联合工商、农业等相关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一销售伪劣化肥商户，经质检部门鉴定其所销售的“宏兴”、“赵国”牌化肥均为不合格化肥，销售总量64吨，价值13.5万元。我院立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设立立案监督专门机构。要想将这项工作从负有繁重办案任务的审查逮捕部门脱离出来，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刑事立案监督机构，专人专职专责，统一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初探 篇7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检察机关对立案主体以及立案监督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它是根据对刑事立案监督的深度进展情况对刑事立案监督进行的分类, 根据该标准, 刑事立案监督可以分为对立案阶段的监督和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延伸监督。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普遍不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缺失。因此, 探讨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 对提升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定位的困惑

有些学者认为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延伸是对侦查监督权的侵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是紧密衔接的过程,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所起的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功能完全可以在侦查监督过程中得以实现,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定位的困惑妨碍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构, 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的积极性。

(二) 立法的缺陷

在立法上首次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该规则第37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范。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2000) 高检捕法第1号文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 (以下简称《解答》) 第15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和不当撤案行为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但由于《解答》的规定有些笼统, 且《解答》仅为指导性规范的属性, 公安机关对此多不予认可。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规定的立法缺失, 使得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也举步维艰。

(三) 知情权缺失

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工作的开展, 同其他诉讼监督工作一样, 都需要有一定的线索、材料来源, 并通过这些线索或材料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达到监督目的。 (1) 对于经监督后立案的案件, 侦查机关处于保密的原因并不会主动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知晓侦查机关是否存在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又撤案的情形, 那么也就无法对侦查机关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或无正当理由撤案行为进行监督,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缺乏知情权, 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四) 监督途径缺失

法律监督需要一定的实现途径,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也不例外。《刑事诉讼规则》第376条规定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规定具体的监督途径;《解答》第15条、17条虽然规定了跟踪、督促、介入侦查、纠正违法等各种监督途径, 但因该《解答》非为法律规范, 不能成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 树立延伸监督意识

当前, 不少干警认为对于立案监督案件, 发出通知立案书后立案监督程序已经终结, 至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后如何处理立案监督案件则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问题, 不再是立案监督的范围。还有干警认为侦查机关立案后, 对其监督则属于侦查活动监督的范畴, 立案监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事实上, 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与侦查活动监督关系的误读, 也是凸显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的匮乏。因此, 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到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服思想上的障碍, 树立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

(二) 明确延伸监督定位

对于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定位的困惑, 笔者认为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是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适度延伸, 它是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是否积极作为或有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 属于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深度进展情况的跟踪监督, 它与侦查监督可能会存在着部分交叉, 但其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 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侦查监督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完善延伸监督立法

1. 确立延伸监督机制

由于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机制规定的缺失,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侦查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撤案的情形, 检察机关缺乏进行监督的明确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难免会畏首畏尾, 底气不足。因此, 要改变此种情形, 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权。

2. 实行立案监督案件承办人跟踪机制

检察机关应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严格实行承办人跟踪监督机制, 进行延伸监督, 即对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情况进行监督, 适时走访侦查机关, 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提出追查在逃犯罪嫌疑人以及收集、补充、完善证据的建议,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工作, 把保证通知的执行视为立案监督工作的重要一环, 密切注意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及审判结果, 防止侦查机关在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或不当撤案行为。

3. 建立重、大、复杂立案监督案件的介入侦查机制

适时介入侦查, 即在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侦查阶段, 检察机关派员及时介入, 出席现场勘查;或者在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前参与案件的讨论, 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介入侦查的理论基础在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行使的结合, 检察机关从保障案件质量、顺利提起公诉的需要出发, 充分发挥引导侦查的作用, 同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2) 介入侦查机制所起的引导侦查作用, 可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起到引导督促的作用, 因此可以将介入侦查机制引入到立案监督案件中。对于立案监督的严重犯罪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监督立案后长期没有进展的重大案件, 侦监部门可以派员介入侦查, 了解侦查情况或参见案件讨论, 并提出工作意见,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采取侦查措施, 积极履行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职能。

4. 赋予检察机关知情权、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

如前文所述, 检察机关缺乏知情权是我国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运行不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后侦查情况的知情权, 增加侦查机关在立案后侦查活动的透明度, 可以从制度上将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日常监督视野, 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发现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和违法行为, 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从事后监督走向同步监督, 从被动监督走向主动监督, 从个案监督走向常规监督, 也有利于确保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

贯彻知情权, 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掌握侦查情况,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指刑事案件在立案后, 侦查机关又撤销案件的, 侦查机关应当向检察机关及时备案并说明撤案理由, 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机关的撤案理由后, 再做出是否同意侦查机关撤案的决定。如果确属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同意撤销案件, 如果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 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纠正。撤案备案审查制度可以有效的防止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滥用, 又可以防止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撤销监督立案的案件, 确保立案监督决定得以执行。需要强调的是, 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活动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 并不是要完全剥夺和取代侦查机关的立案权, 是为了实现同步监督和有效制衡。

(四) 赋予检察机关延伸监督追责权

监督效果的取得,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督措施的刚性和强制力。而在目前刑事立案措施一般是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理由、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立案侦查书等, 但没有规定立案主体不接受监督的强制手段和处罚措施, 立案监督一遇到公安机关拒不执行的情况就显得苍白无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软权力。 (3) 因此, 必须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措施的刚性和约束力, 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程度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追责权。

1. 停止办案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在经监督立案后有怠于侦查或不当撤案的行为时, 可以提出口头纠正违法建议或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拒不改正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侦查机关停止该案侦查人员的办案权, 改由其他人员继续承办该案。

2. 行政处罚与行政纪律处分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除纠正违法行为外, 对需要给予违法人员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向纪检部门或侦查机关提出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建议, 纪检部门或侦查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对受行政处分的违法人员, 还应适用《人民警察法》有关降低警衔、取消警衔的决定。

3. 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发现或认为侦查人员涉嫌受贿、徇私舞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等职务犯罪行为的, 应当直接立案侦查, 依法予以严惩。

摘要：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定位困惑、立法缺陷、知情权和监督途径缺失等问题。应当从延伸监督意识的树立、法律规范的完善等多个层面着手, 建立并逐步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关键词：立案监督,延伸监督

参考文献

①张建设, 王亮斋, 王瑞.撤销案件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华慧网.

②伦朝平等.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 2007-12, (1) :71.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研究 篇8

( 一) 诉权理论

行政诉权指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在不能自行解决因行政职权的存在和行使而引起的行政争议时, 依法请求法院提供司法保护和帮助的权利, 包括起诉权、对不予受理裁定的上诉权要求合法裁判的权力。司法解释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 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对案件登记立案基于保护当事人的起诉权的诉权理论。起诉权是启动诉讼程序的首要权利, 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的救济途径, 因此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对于解决行政争议至关重要。立案审查制将行政争议挡在行政诉讼程序之外导致立案难, 不仅是对诉权的漠视, 更会损害司法权威, 因此新行政诉讼法实行立案登记制, 做到有诉必立、有案必理,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 二) 司法便民

行政诉讼不仅解决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行政争议, 也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当行政相对人诉诸法院诉讼程序时, 立案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立案难成为司法便民道路上的屏障, 不仅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还会导致信访的压力。司法便民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以往立案审查制让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立案难。从每年的行政诉讼案件总数和上访人数的巨大反差表明以行政诉权为核心的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上存在供给不足, 主要存在两方面: 一是受案范围限制过于严格; 而是相对人胜诉率低且撤诉率高。立案审查制度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基于司法便民, 立案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正是解决立案难的问题, 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司法的便利。

二、接收诉状、登记、立案之间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登记代替审查, “登记= 立案”; 还有观点认为“登记= 出具收据”; 再有一种观点是登记立案是两个司法行为, 登记针对的是诉状, 立案针对的是起诉, 在当场立案情形下, 登记立案一并完场; 当场无法立案的, 登记与立案分别进行。

从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看, 笔者认为不应该把登记和立案对立起来, 登记针对的是立案。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司法解释规定,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从这两条规定看, 只要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就必须立案, 立案采取的方式是“登记”。“对于起诉状必须一律接收, 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且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此款规定了作立案或不予立案的裁定的时间, 并没有采用“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登记立案”。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只说应当“立案”, 第二款补充说当场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登记立案”, 若当场不能判断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为什么说立案而不是登记立案呢? 笔者认为, 立法者眼中的登记立案并不代表不审查, 因此留出七日的时间查查; 若写登记立案, 不免让人生疑, 仅仅是登记有必要七天时间吗? 所以, 立法者作如此规定是为了消除此种疑虑; 法律规定“七日内决定立案”本意就是要审查, 若写“登记立案”, 则“登记”与“审查”相矛盾。综上分析, 登记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诉状, 接收诉状仅仅是立案前的一个举措, 登记并非是针对诉状, 登记是立案的有且唯一的一种方式。

三、立案登记制关于“审查”问题的研究

由于新的行政诉讼法对“审查”没有详细的规定, 导致实践中的作法不一。有法院仅是对行政相对人递交的材料和诉状直接登记立案并没有审查; 有的法院则会对材料及诉状进行一定形式的审查。

立案审查制对起诉条件实质审查, 造成了立案难; 立案登记制度首要目的是解决立案难的问题, 因此立案登记制不能再进行实质审查。新行政诉讼法规定, 当场能判定符合起诉条件的登记立案; 不能判定符合起诉条件的, 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可见留出七日的时间为了进行起诉条件的审查, 但又不能像以往实质审查, 那么只能理解为“形式审查”。依笔者之见, 形式审查即表面的直观的审查, 形式审查又可分: 一是对诉状的形式审查, 审查材料是否齐全, 诉状内容是否完整; 二是起诉条件的形式审查, 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立案登记必须符合起诉条件。起诉条件的审查关键在于“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根据”、“受案范围”、“利害关系”四个方面的审查, 其中一个审查不当将陷入实质审查的怪圈。好在司法解释对“具体的诉讼请求”做出了解释, 形式审查一目了然, 但对其他三个方面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如何做有别于立案审查的形式审查而不陷入实质审查的怪圈是立案登记制面临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1]王春业.论行政诉讼的立案等级制度-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相关法条[J].北京社会科学, 2015 (11) .

[2]孙洪涛, 鲍俊红.法经济学考证下我国行政诉权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J].河北法学, 2015 (2) .

[3]张文忠.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与法院立案等级制度载[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15 (5) .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篇9

关键词：恶意诉讼,立案登记,防御

一、引言

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 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觉醒, 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再是羞于诉讼。然而这种意识的觉醒及不断强化所带来的是欲望滥觞,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滥诉、利用诉讼欺诈或者损害他人权益的现象。恶意诉讼已经对司法权威和威信造成恶劣的影响, 需要予以规制。2015 年, 为了保障公民的诉权人民法院将立案审查制转化为立案登记制, 那么立案制度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恶意诉讼行为人机会。因此, 本文以恶意诉讼为研究对象, 探讨如何在立案登记阶段去防御恶意诉讼, 进而在源头上抑制恶意诉讼行为的出现, 净化诉讼,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恶意诉讼的内涵

对于恶意诉讼的内涵, 学界并没有给予权威的界定, 那么对其的界定, 是认定恶意诉讼行为的关键, 也是司法实践中处理恶意诉讼的核心。学界对恶意诉讼的解读, 根据角度的不同, 有学者从实体法方面来解读为恶意诉讼是指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理由, 主观存在故意损害他人权益的恶意, 导致他人在诉讼中受到损害而提起诉讼的行为。[1]有学者从程序方面, 将恶意诉讼定位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基础上, 指出恶意诉讼的主观状态是恶意的, 通过制造一个无法律或者事实根据的诉讼, 使得他人受到损害或者获得不公正的判决。[2]综合而言, 本文中的恶意诉讼指的是诉讼中的一方或者是双方当事人主观上恶意的去欺骗法院, 进而利用诉讼程序来实现打击对手的目的或者是利用法院裁断中有关权利、事实部分的认定, 来获取对方、第三人或者其他的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那么恶意诉讼的情形应该有两种: 一种是一方利用诉讼实现欺诈损害对方当事人的权益; 一种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以此来损害第三人的权益。

三、立案登记阶段中的恶意诉讼

立案登记制度存在体现了其便民的特点, 但是该制度也会因起诉条件的降低引发恶意诉讼的问题。那么我们对立案登记阶段中的恶意诉讼进行探讨, 以及立案登记制度对恶意诉讼的作用。

( 一) 立案登记阶段中的恶意诉讼表现形式

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内, 立案登记主要起作用的部分是起诉及强制执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前, 对于恶意诉讼规定主要是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112、113 条中。按照这两条规定恶意诉讼类型为: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后, 运用诉讼、调解和仲裁等形式去逃避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或者侵害到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解释之后, 扩充了这些内容, 即增加执行异议之诉妨碍执行的情况。那么从程序法角度来看, 这些规定中的恶意诉讼情形是符合立案登记阶段, 但是内容上是却不完备, 无法规范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恶意诉讼类型。法条所规定恶意诉讼的主要表现就是双方当事人是事前串通好的方式提起的。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当事人采用编造协议, 虚假不存在的事实及理由去诉讼, 进而达到侵害他人的权益的目的。比如, 在知识产权中, 运用司法程序确认驰名商标, 再利用媒体炒作达到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目的, 而且专门针对某个产品去人为的制造一些纠纷进行起诉的案件是比较常见。比如, 针对某个侵权案件, 涉及到产品的时候, 就利用产品生产到流通到使用的环节, 将这些环节分开, 从而利用法院管辖权限进而分开起诉, 导致在法院重复立案。

( 二) 立案登记对恶意诉讼的作用

立案登记阶段可以有效的收集当事人的信息, 该信息也会成为判断案件是否是恶意诉讼的重要的基准。其实每一个案子在法院立案后, 被告的形象将会在法律上被评价, 被告方如果要计算自己的损失也是从收到登记开始。那么立案登记所收集到信息也会成为以后被侵害一方对恶意诉讼行为带给自己的损失进行维权的重要证据。这些都可以说明登记立案对于恶意诉讼是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外,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有当事人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不服, 为了达到的自己的目的不断去诉讼。还有一些当事人利用法院的管辖权限, 特别是某类型案件可以被多地法院管辖, 从而去多地法院立案, 典型的重复立案。那么针对这种恶意诉讼, 除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进行受理外, 就是利用立案登记信息将重复诉讼的内容排查出来, 那么法院之间在立案信息达到共享, 就可以有效避免重复性立案的出现, 有效抑制恶意诉讼的行为的出现。

四、立案登记在恶意诉讼防御中的适用

从美国法律中对于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来看, 当事人可以采用侵权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而, 我们可以确定恶意诉讼是一种侵权。我国在解释中规定, 申请执行的人因为被执行的人和案外人之间恶意串通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遭受到损失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救济。从该解释我们可以发现, 受到损害的申请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赔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立法界也是将恶意诉讼的定位为侵权。这和美国是一致的。那么面对恶意诉讼所造成的侵害行为, 确定该行为的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律是不对思想进行处罚的, 那么只有出现侵害行为才可以确定, 但是在侵害行为完成了再去救济和计算损失的话, 对于被侵权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立案登记的存在的成为判断侵权行为是否着手的关键点。那么对于恶意诉讼侵害通过诉讼来请求赔偿, 是作为新的诉讼来存在的。在这个诉讼中, 原来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则是原告, 被执行的人及串通的第三人就是被告, 假设成立了共同侵权行为, 则判断对方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就是其提起审查执行异议的申请抑或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时间。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 执行异议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提出之间是由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顺序的。那么执行异议的提出等内容都可以在立案登记中得到体现。为了避免出现问题, 执行部门在收到执行异议的申请、执行异议之诉的时候应当及时和立案部门联系, 并报请立案部门对此信息进行登记, 并且做出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的时候将裁定的相关理由、材料转到立案部门进行备案。这样就可以确保恶意诉讼行为得到应有的制裁, 也可以确保恶意诉讼被抑制, 减少恶意诉讼案件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汤维建.恶意诉讼及其防止[A].陈光中, 李浩.诉讼法理论与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5.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司法困境 篇10

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背景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行立案审查制。当事人的起诉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二,有明确的被告;第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些条件被称为“实质要件”。另外,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起诉的形式上的条件,即,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书写如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要求,只有原告的起诉经审查符合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法院才能受理。而且,与此相配套,法院内部还设有专门负责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审查的立案庭。立案庭的职责就是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则会在7日内予以立案,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会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给当事人释明,如当事人不接受,法院才会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某些案件可能会在立案之后才发现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则会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审查立案制能够阻止那些不属于法院主管、受诉法院管辖、原告不适格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可以防止因为原告的滥诉而给法院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原告的滥诉给被告带来的损害,保证了审判的实效性。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一,从诉讼原理上来说,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时间起点应该始于诉讼程序启动之后,而审查立案制却要求法院在立案阶段即诉讼程序还未启动之时就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展开审理,这种诉讼之前开始的审理程序不仅在其正当性和正义性上存在疑问,还会进一步使真正的庭审程序陷于虚化。此外,法院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应该遵循辩论原则的要求,给予当事人双方充分陈述和辩论的机会,法院据以审查的诉讼资料应该来源于双方当事人。而按照审查立案的制度设计,关于起诉条件的审查,法院只需单方面听取一方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在双方充分辩论的前提下判断有关起诉条件的事项,这无疑违反了程序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基本要求。其二,对于应否受理民事起诉,法院不仅要审查“形式要件”,还要对原告是否适格、案件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受诉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对这些问题的调查和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将其置于短暂的起诉审查阶段显然并不合适,尤其在此阶段,法院据以审查的依据仅仅只有原告提交的有限的诉讼资料,审查的准确性难以保证,不可避免会将一些本应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也就发生了我国司法实践中“起诉难”的现象。此外,我国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法院内部对结案率的绩效考核压力也迫使法院对立案的审查更加严格,甚至开始出现人为控制立案,从而减少立案数量,提高结案率的情况,“起诉难”现象进一步加剧,甚至逐渐发展成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问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要求改革法院立案制度,将审查立案制改为登记立案制,对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2015年1月30日,最高法院发布《民诉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登记立案的具体程序。为使登记立案改革落到实处,最高法院还专门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立案登记制随即在全国法院普遍推行。

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现状

单从字面上理解,登记立案似乎意味着起诉即登记,登记即立案。但从最高法院《民诉解释》第208条的规定来看,登记立案并非普通民众理解的起诉就会登记,登记就是立案。从《民诉解释》第一款规定来看,法院在接到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后,对当场能够判定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从《民诉解释》第二款规定来看,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存在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补齐相关材料后,法院应当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民诉解释》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显然,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受理案件仍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条件,即上文所述的“实质要件”,所谓登记,也仅仅是对当场能够判定符合起诉条件的予以登记并立案,对于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只是接收其起诉材料,登记并非立案,法院仍须在7日内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由此可以认为,司法改革推进下的立案登记需要审查的内容与立案审查制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审查的程序也基本不变,现行立案登记制本质上与立案审查制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在法律文本上更加强调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法院的释明须更加具体,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更加可行,也就是说,立案登记制改革其实侧重的是对司法实践中违法不立案、拖延立案等司法不当行为进行遏制,并未触及我国立案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

三、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走向

既然现行立案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在起诉的条件中设置了实质性条件,并要求法院把是否满足该实质性要件作为受理的法定条件,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这种实质审查进行淡化甚至是去“实质化”,即法院在立案阶段的实质审查向形式化审查转变,只对实质要件进行形式上的核对,如果形式上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接受当事人的诉状,当场予以登记并立案。形式化审查的合理性在于案件只有在登记立案后,诉状送达给被告,在双方当事人攻击防御的争议局面形成之后,被告才可能对原告的起诉提出抗辩,法院也才能以中立者的身份对案件作出裁判。但问题又回到了本文的起点,我国立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严苛,在起诉审查中需要判断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案件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等问题,仅仅是一般性的“核对”是难以完成的,立案审查要做到“去实质化”实际上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否则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就如同被虚置,没有立法依据的司法行为显然与程序正义的理念背道而驰。

立案登记制的初衷在于最大程度地接受当事人的诉求,使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能够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彻底解决“起诉难”的问题,保障人人享有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利。而起诉作为一种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法院裁判的范围、是否属于受诉法院管辖、当事人是否适格、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等应该是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后才予以审理的问题,单纯地启动诉讼程序才是起诉的功能定位,没有必要将上述实质要件置于立案阶段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对原告起诉条件的设定应当尽可能简化,只要起诉状载明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以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等足以确定当事人和诉讼请求,能够使诉特定化的必备条件就可以,因为这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当然为了平衡公正与效益价值,防止无意义的诉的发生,对于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诉讼请求的关联性也应当明确化,只要通过诉状的记载能够初步判断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即可。这些事项并不复杂,因而法院完全可以不经双方当事人辩论仅凭原告一方提交的诉讼材料即可做出是否予以登记立案的判断。如果原告的诉状中没有记载上述事项,法院可在释明后要求当事人予以补正。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审查立案制度所设定的起诉条件与法院判决的实体要件混同,导致实体审理程序的前移、庭审虚化,并造成了“起诉难”的社会问题。而立案登记制在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上对立案审查制并无实质性改变,破解该困境的出路在于立案审查限于形式化审查,并在立法上祛除起诉的实质要件,仅设定满足程序启动的形式要件。

关键词：民事诉讼,立案审查,立案登记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曲昇霞.论民事诉讼登记立案的文本之“困”与实践之“繁”.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03)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篇11

关键词：立案监督；完善立法；健全监督机制

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立案监督权。但这一立法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内容非常简短，规定也是非常的原则和笼统，对于司法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立案监督现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的解决司法实践中立案监督方面存在的一些难题。由于法律规定的笼统性和原则性，还有立案监督工作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影响了立案监督的效果。

一、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被监督的主体不全面。刑诉法所规定的立案监督对象，只有公安机关一个。针对立法上对立案监督对象确定的这种不足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六十三条中进行了补充，将检察院自侦部门也纳入立案监督对象的范畴，从而扩大了立案监督的对象范围，推动了立案监督制度的发展。

二是立案监督内容的局限性。刑事立案监督的价值目标是什么？一般认为其有直接目标和总体目标两个。直接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侦查主体依照法律规范行使立案权，使刑事犯罪得到及时的追究，使没有实施犯罪的人免受追究。

三是没有规定立案监督可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刑诉法中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却对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享有哪些权力没有明给予说明和授予。

四是立案监督的被动性。虽然诉讼法规定了“立案程序”，但却并未规定对“立案程序”的监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程序监督的重要性是要大于实体监督的。

五是侦查机关和监督机关过于强调配合的关系，从而影响了立案监督权的执行落实。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包括法院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六是立案信息交流不畅。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七是立案监督保障措施缺失。监督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因而缺乏强制力保障的监督只能是徒具虚名的监督，实际效果不想而知。

八是监督意识不够强。很多检察干警都认为立案监督工作不是重点，不值得投入大气力去开展，甚至有一些检察干警认为立案监督就是找侦查机关的麻烦。

九是行政机制存在问题按照宪法中对我国行政体制的规划和设计，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和各级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产生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

十是立案监督线索来源匮乏。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线索主要来源是接受投诉和自行发现两种途径。

二、解决我国立案监督工作中上述十个方面问题的途径

（1）扩充立案监督对象，将具有立案权的部门全部纳入监督范围。从依法治国的要求来讲，“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应该有监督制约的机制；将所有权力置于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的监督。”从法理上来讲，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国家法律贯彻实施到的地方，检察机关监督的触角就应该伸到那里，对所有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而实施监督。

（2）扩大立案监督的范围。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看似将立案的不同情形全部纳入了监督的范畴，但在司法实践中，立案监督所遇到的实际情况却远远不止于此，既有法律方面没有涵盖到的，也有措施方面不力的，等等。因此在法律的层面上应该对立案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力求将立案的全部活动纳入监督范围，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加强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限。缺乏保障性措施的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执行，这已经是普遍的共识。虽然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的监督权，但对此项监督权在司法实践中行使遇到阻力时的保障性措施却未作任何规定。在此笔者建议根据情节轻重，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下权力来保障立案监督的有力开展。

（4）建立专门的立案监督机构。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案监督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已经暴露出其种种弊端。因此笔者建议，在一些经济发达、司法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的成立专门立案监督机构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待经验成熟后，再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5）建立、拓宽案件线索的来源渠道。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大多数当事人并不知道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责，其他线索来源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因而信息渠道严重不畅成为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来源保障机制，笔者通过在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思索，建议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建立拓宽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保障机制。

（6）建立完善积极主动监督机制，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笔者通过在检察机关多年的思考和探索，认为积极主动的立案监督机制，应该在建立专门的立案监督机构、拓宽案件线索来源、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绩效考核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肩负立案监督职责检察干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系列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共同作用下，相信立案监督必将会从被动的“结果监督”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过程监督”。

（7）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完整的依法治国体系的简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对两法衔接工作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笔者建议结合“两法衔接”的有利机遇，积极探索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执法办案配合机制，通过有效的配合和资源共享，发现立案监督线索，加大立案监督力度，从而在更为深的层次和更为广泛的面上掌握立案监督的相关信息，杜绝“该立不立”或“不该立而立”的立案乱象发生，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刑事诉讼立案条件 篇12

立案登记制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提交符合要求的起诉状, 法院无需进行审查就应当立案登记, 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公民诉讼权, 是指当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 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以审判的方式作出公正裁决的权利。1

一、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概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保障当事人诉权。”

具体落实到民事诉讼法层面, 2015年2月4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初步规范了民事立案登记制, 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 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 应当接收起诉材料, 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同时明确了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滥用执行异议之诉等非诚信行为的规制措施。

为了进一步为保护公民依法行使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4月15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5月1日施行, 为立案机制改革的全面贯彻, 提供了明确依据。

二、对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的认识

(一) 民事立案登记制的优点

1.立案登记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公民诉讼权是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人权, 是社会成员利用或者分享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司法资源的权利2, 是一项程序性人权。在民事诉讼中, 立案登记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起诉条件, 使更多的民事纠纷得以进入诉讼程序, 便于当事人得到司法救济。

2.立案登记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符合要求的起诉状, 无需进行实质审查, 符合形式要件的应当一律接收诉状。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法院因为办案压力, 行政干预、人情因素、司法腐败等原因不予受理的情况, 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 民事立案登记制存在的问题

1.立案登记制增加法院办案压力。在大量的、没有必要的案件或是可以通过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案件纷纷涌入法院系统的情况下, 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加匮乏。特别是目前基层法院法官员额不足, 待遇过低, 工作压力大, 办案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会造成人员流失和办案质量下降。

2.立案登记制容易引起滥诉。民事立案登记制下不再进行实质审查, 降低了起诉门槛, 使得当事人容易起诉, 对滥用诉讼权的行为如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防范更加困难, 而公民的滥诉行为最终会影响司法权威, 降低司法公信力。

三、完善民事立案登记制保障公民诉讼权的建议

1.立案登记制下仍需立案审查。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审查不同于立案审查制, 但是在审查形式要件的同时, 仍应当严格对照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这是民事纠纷的复杂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共同决定的, 民事诉讼并不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唯一途径也不一定是最优途径, 应当通过立案审查合理引导当事人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 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切实保障公民诉讼权的正确行使。

2.培育公民理性诉讼观, 加大滥用诉权的惩处力度。在民事立案登记制下, 公民理性诉讼观的培养要求公民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运用更加理性, 不随意起诉, 更不能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同时立法、司法层面要完善滥诉预防惩戒机制, 进一步加大滥诉的惩处力度, 保障真正需要司法救济的公民的诉讼权。

与此同时, 还应当建立和完善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发挥仲裁, 行政调解、人民调解, 行政裁决、复议等争端解决手段的功能, 注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社区等机构的纠纷解决作用;不断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提高法官职业素质, 增加法官员额和办案经费投入;完善立案服务措施, 利用网络实现电子立案, 预约立案, 提高立案效率保障公民诉讼权。

四、结语

立案登记制为保障公民诉讼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制度基础, 是一项依法治国政策指导下的司法改革的巨大进步。然而, 民事立案登记制单靠立法层面并不能切实保障公民诉讼权, 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检验使之不断完善, 从而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摘要：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有其法定的启动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诉讼权的行使。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从源头上解决“立案难”的问题, 在制度上保障了公民的诉讼权。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的改革现状, 通过分析其优缺点, 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措施以保障公民诉讼权的行使。

关键词：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公民诉讼权

注释

11 姜建明.论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民诉讼权[J].学海, 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