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共8篇）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促和解初探

牛家文

目前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面在审判阶段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以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第3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77条、第7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84条至103条共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些条款，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院在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程序和法律应用作了原则性规定。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历时二十余年，上述规定与当前社会发展现状和司法实践的适应相比较，已经相对滞后。当前，在维护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突出刑事处罚个别化，着眼于被告人犯罪后矫正与改造，充分考虑保护被告人和受害人的合法利益，构建通过以调解促和解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机制，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

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间，我院共受理刑事案202件，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44件。这些案件中：交通肇事案11件11人，故意杀人案1件1人，故意伤害30件30人，过失致人伤害1件1人，绑架案1件1人。在审理时，用调解方式促和解达成赔偿协议并实际给付赔偿款的32件，调解数占全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收案的百分之七十。用判决方式处理赔偿的8件，驳回诉讼请求3件，撤诉1件。而判决结案的案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判决确定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赔偿款基本无法兑现。

在审判实施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及困难：

1、立法上的缺陷，使务实操作有时难以进行。一是刑事诉讼审限较短，特别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调解时间难以保障。比如，刑附民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期限问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被告的举证期限为30日，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起诉书送达后十日就可以开庭审理，审限是45日;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随时开庭，而且从收案到结案审限仅20日。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短促，附民被告的举证期限、调解时间、被告人赔偿的准备时间难以保障。二是如果按“先刑后民”的程序审理，相当一部分被告人有“打了不罚”、“以钱赎刑”思想，待刑事判决作出后，绝大多数被告人又会拒绝对民事部份的赔偿。虽然是调解结案，当庭或者说判决前没有兑现部分，有的是刑事被告人在服刑，存在赔偿无力;有的被告人作出承诺之时是为了刑事部分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一旦目的达到，就不再履行承诺，即使申请执行也难以执行兑现。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分农村、城镇人口计算赔偿标准，使一些当事人无法理解，调解难度加大。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但民事赔偿对具体量刑的影响不明确。如果被告人对受害人进行了适当赔偿，对被告人的量刑应撑握在何重程度没有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得到较高赔偿和适度赔偿的期望值过高。被告人期望适度赔偿后得到最轻的处罚，动辄要求宣告缓刑或无罪;被害人或其亲属又“漫天要价”，调解难度大，且稍有不当易引起当事人不满。

3、被害人确实受到人身或物质损害，其自身就经济困难，确实需要得到赔偿，才不致影响生活，但被告人个人赔偿能力弱时，存在如何让受害人得法律救济的问题。

4、传统的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它虽然直接侵害了被害人个体，但也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秩序和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危害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因而，犯罪必须由国家负责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最终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给予何种刑事处罚。但一些人受传统复仇文化的影响，抱有强烈的“杀人偿命”报复心理，一味要求从重处罚有犯罪行为的人，不主张调解或从宽处理被告人。使得法院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被告人已经赔偿受害人物质损失，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后，对法院工作的不理解。

我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和解的初步探索。

1、审理在押人犯案件的调解和赔偿准备时间保障问题。一方面，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及时掌握被告人的亲友关系，适时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庭前协商，宣讲法律，讲明道理，营造调解契机，以保障审限的有限把握。另一方面，如果被告方有赔偿意向，但时间可能在刑事审判审限满后才可兑现的，根据法定程序做好对案件的延长审限手续，或与公诉机关联系做简转普的程序处理工作(但这种种方法增加了诉讼成本，但无更好的办法)。保障有促够的时间促成和解。

2、“被告人已经赔偿受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定在量刑时撑握如何应用的问题。在审判工作中应用“庭前调解、审中力促、判前兑现”方法处理，促成案件的被告人和受害人和解。在被告人取得受害人谅解，被告人兑现受害人的损失后，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例如，被告人陈某故意伤害案。被告人陈某是教师，在一次教学过程中因学生陈某不服从管理，影响教学次序，出于气愤就打学生陈某脸上一巴掌。这时，旁边的一个同学大笑了一声，陈某就用脏话骂。其又打陈某的脸上一巴掌。导致学生陈某左耳外伤性鼓膜穿孔伴传导性听力下降。学生陈某的家长对此产生怨气，将此在报纸、电台上报导，一时间形成社会关注的案件。在诉讼中学生陈某的家长要求赔偿20余万元人民币，并要求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从重处罚;不扬言，如果处理结果达不到其要求，其将带子上访和申诉。被告人觉得原告要求过高，无此赔偿能力，加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如其被判刑，意味着被开除公职，一无所有，其行为是在教学活动中引起的，受伤学生也有过错，不愿赔偿。我院在处理过程中，考虑到本案的发生确实是因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引起的，其犯罪的主观故意比其它故意伤害较轻，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也有一定过错。为此，从及时掌握双方当事人的亲友关系入手，适时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为他们提供协商机会，同时宣传相应法律，讲明道理;同时摸清被告人的赔偿渠道。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按照法律规定在双方可接受的最大限度内提出调解方案，促进调解成立。在被告人对受害人作出赔偿后，原告方愿意谅解被告人，并向法庭提出书面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后。考虑被告人无前科劣迹，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实际，对被告人依法免除刑事处罚。使双方当事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促和解政策中受益。

3、被害人确实受到人身或物质损害，其自身就经济困难，确实需要得到赔偿，但被告人个人赔偿能力弱时，如何让被害人得到法律救济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例不少，如何让受害人得到法律救济获得赔偿的问题就显得相对棘手。如被告人李某某、邓某某、李某某、邓某某故意伤害案。被告人邓某某、李某某、邓某某受被告人李某某指使，用李提供的长刀，把何某某砍成重伤，达九级伤残。在诉讼过程中，受害人何某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伤残补助费、法医鉴定费等共计人民币69222.01元。庭审中各被告人仅愿意总共赔偿26430.01元。庭审结束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何某某向合议庭提出要求，其生活困难，为得到赔偿，对赔偿数额可作让步，但不得低于50000元，只要其得到赔偿，即使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也没有意见。被告人亲友但提出，家中困难，赔偿的钱需要向他人借，如果对被告人不能适用缓刑，所借的钱无望及时归还，就无法借到钱，如果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让他们在外挣钱偿还借款，亲友愿意畴款帮助赔偿。本案的被告人李某某、邓某某、李某某、邓某某故意伤害何某某的行为，在当地影响较坏，依法应从重处罚。合议庭在合议本案时，考虑到受害人何某某系难民没有工作，无生活来源，受伤后为治疗支出了相应的经济，如果他得不到实际的赔偿款，对他的生活有较2影响。被告人是本地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尚未成家立业，无属于其个人的财产可供赔偿。如果法院直接判决赔偿，并对被告人使用实刑，被告人在押，没有赔偿能力，他们的亲友不可能设法筹钱为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受害人的实际困难还是得不到解决。该案中还涉及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双方提出的实际问题如得不到满足，当事人及当事人双方亲友间的怨气得不到消除，可能还会引发新的民族矛盾。为受害人能及时得到赔偿，减少不利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同时也为得到社会各界对本案处理结果的理解和支持，我院将本案受害人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及被告人及他们亲友的意见专门向政法委做了汇报，在得到“可以针对本案实际，照顾受害人的利益，处理时可以考虑原、被告双方的意见”的反馈意见后。合议庭再次组织原被告双方对民事赔偿部份进行调解，被告人亲友积极代为

赔偿了受害方经济损失。在调解的同时，责令被告人向受害人道歉，受害人表示，愿意原谅被告人。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宣告适用缓刑。

4、为消除法院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后，社会上人对法院中作的不理解这一类问题，我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对一些影响广的案件，一是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人大等部门的联系，通报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和法院对案件的处理设想，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和看法，取得相应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对相应的案件的审判情况，结合法律和政策规定，做好宣传报道工作。让群众了解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以便他们理解如此处理的原因。争取得到理解和支持。

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促成案件原被、告人的和解，从审判实践看，有其积极意议：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方来说，因被告人的行为对其的伤害是在人身或物质等的损害。如果是人身受到损害，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人身可能成残，物质上也因治疗等形成相应的经济支出。意味着今后其生活质量会下降，工作、生产能力受限思想情绪无法抚平，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因素。对被告人而言：其知晓自己犯罪，罪将受罚，如得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感召，不会主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对其自身的改造也不利，对社会不稳定因素未得到消除。如果在审判过程中调解促成案件原、被告人的和解，被告人得到以宽相待，意味着前述问题基本消除。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具有教育、感化、挽救的作用。同时对尚未被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起到政策感召设法积极赔偿的作用。

综合对被告人陈某故意伤害案与被告人李某某、邓某某、李某某、邓某某故意伤害案的审理过程，从严格的法律制度讲，调解的延申和处罚的适度不完全符合法定要求。但从中国人在亲情关系上的浓重情感和互助意愿的执着讲，体现出老百姓对法律文化的愿望，同时也符合国家制定法律惩治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促和解的提出以及在审判中的应用，使这一政策深入人心。从2006年至2008年我院受理的可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收结情况体现：2006年此类收案24件，其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3件;2007年收24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5件;2008年从1月至8月止，此类收案15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5件，与上一年同期收结案比例比较有所下降趋势。从案件材料中反映有一部份赔偿事宜是在法庭审判前就处理了的，有受害者在收到被告人的赔偿后书面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宽处理的相应材料。通过我院对对判处缓刑的部份被告人回访情况可以看出，在缓刑考验期间表现良好，没有出现重新犯罪的情况。表明一部份被告人在政策的感召下，设法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求得到法律从宽处理;同时有一部份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及时得到相应的赔偿，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生活。最大限度的增加了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不和谐因素，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立法上规范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1、从立法中明确规定一定的调解期限，或将调解的时间在审限中扣除，或适当延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以解决调解时间不足问题。

2、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可以调解外，制定和完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财产调查核实和对受害人损失的评估制度及针对被害人赔偿请求积极调解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拉长调解链和时限。

3、明确民事赔偿范围，从立法上把“物质损失”的“损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增加调解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4、对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作为从轻量刑的法定情节，结合法定刑和被告人赔偿数额比例综合考虑规定一定的轻重比例度，便于司法实践的规范和操作。以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5、延申赔偿的调解主体范围，将自愿承担代为赔偿责任的被告人亲友纳入调解中，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告人赔偿能力有限问题。

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法制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使人们正确理解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从而获得从轻处罚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促使被告人积极做出赔偿，使受害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得到保护，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你好哦啊，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2

一、制度缺陷所涉及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虽然相关的条款对先前的法律进行了一定的修订,但是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依然没有列进法律的范围之内,只是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解释精神损害的赔偿法院不予受理[2],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新一次的修改的依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改进,也无形中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实体与程序中的剥夺。

立法制度的缺陷直接影响了对人权的保障,剥夺了被害人的相关利益,在现今法治被国家高度重视的情况下,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借鉴国际上对被害人保障的法律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并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积极采取立法的各种措施,大力保护社会主体的各项人身、财产、民主、政治和经济权利。要落实人权保障的国家价值观,需要建立有效、统一和权威的国家人权保障体系,因为“保障人权首要的和主要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实现人权的根本在于构建一套完善的国家人权保障制度”。[3]刑事诉讼程序中,人权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4]民法的立法角度及在相关的诉讼程序上是支持由民事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了其适用的范围之内,这就引起民法与刑法法律适用不一致,程序法与实体法相互矛盾的尴尬局面。

(二)司法实践操作的制约

1.庭审中出现的阻碍正常审理程序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诉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得不到救济,这就为审判的过程到来了很大的“隐患”,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不理解法律的规定,造成法律程序一定的阻碍,尤为突出的是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被害人的死亡及重伤,给近亲属带来了悲痛的心情及沉重的心理负担,在审判的过程中,家属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法庭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使得案件难以进行,出现这种情况,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中止庭审程序,延期审理。这种在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也阻碍了庭审程序的正常进行,为我国法治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尴尬处境。

二、制度缺陷的解决途径

弥补刑事诉讼法的缺陷,将精神损害赔偿延伸至民事诉讼法规范内。刑事诉讼法未能给被害人带来司法救济情形下,为保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能得到合法合理的救济,民事诉讼应该为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开辟绿色途径,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提供程序保障。合理设计相关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用程序是民事诉讼法承担的一项责任,这也为今后法院减少诉累,减轻信访案件的压力,缓解法官在审判工作之外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三、结语

陈瑞华在《刑事诉讼法的中国模式》中指出:“我们需要从对‘书本法律’的迷恋,转向‘社会中的法律’的高度重视,将法律程序的实施问题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经过观察思考与研究,运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提出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5]这也为我国的立法者和法务实践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今后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设计上应当与时俱进,与国际相关对人权保障的规范接壤,融合到新的世界司法秩序当中,为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

[3]戴瑞君.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体系的加强进程[J].环球法律评论,2013(6).

[4]王志亮.刑法学研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346.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进步；不足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9-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理解其性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未做明确规定，因此法学理论界对此理解各异，共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就是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第二种观点是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民事诉讼，因为其目的是解决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结合形成的特殊的诉讼。第四种观点是特殊民事说[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是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要遵守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规定，但是又因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且由犯罪行为引起，因此为特殊的民事诉讼。第四种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

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刑民分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最主要是为了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最早见之于法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在世界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实行的制度，各国对它的态度褒贬不一。不论是有无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各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学理上把各个国家的运行模式分为三种模式。平行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附带式以法国、德国、前苏联为代表，大都规定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由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对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裁决。但各国在具体运行中又各有不同。折中式以英国为代表，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解决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而在其余情况下通过民事程序或其他方法予以解决。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进步之处

我国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仅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分别为第77条和第78条。第77条中指出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而第78条又规定只有在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进行，其余都是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并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从以上两条内容分析，我国采取附带式的模式来解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2012年3月18日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条文，由原来的两条扩充为四条，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即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享有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在做出判决、裁定时也可以考虑物质损失情况。这三个增加是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重大修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主要是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立法机关在设计条文内容时不仅将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定纷止争的需要考虑在内，而且也特别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被害人能够及时获赔。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一大“败笔”，我国刑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100条构建了两类保全措施：依职权的保全措施和依申请的保全措施。不仅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新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2条还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以上规定将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大大提前，从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即可申请保全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这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该条规定将调解纳入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而且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为诉讼双方当事人所遵守。另外，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的限制。”根据该条规定，调解的内容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损失情况”的限制，而且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给付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费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来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同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将这一点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律的上述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各方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之处

1.受案范围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1款只是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至于具体种类及所属案件范围没有限制。从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内容可以得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主要限制于两类：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致物质损失的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类新型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若只将案件范围限制于以上两类案件会严重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根据司法解释，对于两类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人民法院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实践情况来看，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容易。如果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之后被害人的损失仍然不能弥补，那么被害人还要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也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讼累，使物质损失赔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

2.赔偿范围

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它彻底堵死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寻求救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因犯罪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根据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既可以请求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可以请求精神损失的赔偿。这就造成同一事实，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而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理应适用民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甚至更深。我国法律一方面从实体与程序上授予公民人身权利被侵害时得到救济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法律中又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剥夺。这种现象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3.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适用

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于一体，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却并没有对其应采用何种证明标准予以明确。若采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会导致刑事诉讼中并未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无法追究责任，但是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能构成侵权。若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却可能构成侵权。此外，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于自认效力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在刑事诉讼中，自认即被告人的口供，法律规定若仅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而在民事诉讼中，自认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予以承认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不予反驳，法院对于以上的情形可以径行判决或者视为默认。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对证据完全相同的同一案件，得出的法律事实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参考文献：

[1]叶青.刑事诉讼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6.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4

陈书冉

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利害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为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者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争议的标的物，采取限制当事人处分的强制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几乎普遍使用了财产保全制度，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迄今为止，还很少有法院适用财产保全制度，给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造成了一定困难。笔者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刑事附带民事的审判和执行工作有所裨益。

一、刑事附带民事财产保全未能正常适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启动在刑事受理案件之后，公安及检察机关在起诉前一般都对赃款赃物予以扣押，受害人对提起诉前保全时间无法掌握，诉前保全难以实现。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多数法官以刑事审理为主，对附带民事部分仅动员被告人尽力进行民事赔偿，以减轻处罚，或以有无调解可能进行审理，对将来能否执行很容易忽略。

3、因受害人与被告之间在被告犯罪行为实施前不必然存在关系，除了因经济纠纷或邻里纠纷引起的伤害案件外，原告很难提供被告财产线索，且被告人在押，对是否被告人财产查明难度较大。

4、法官没有明确告知受害人有提起财产保全的权利，受害人也不知道行使该权利。

5、有的法官对法律理解偏差，认为已经扣押了赃款赃物，附带民事案件不适用诉讼保全。

6、刑事案件一般没有诉讼保全要求，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后，在卷宗中无法显示，相关材料无法移送。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财产保全的必要性：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同普通民事案件一样，从人民法院受理到作出生效判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且在执行判决时，法院首先执行对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判决。法院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或家属不履行义务，受害人申请强制执行又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被告人家属隐匿、转移或者挥霍被告人的财产得不到制止，可能会使生效的判决不能得到执行，受害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造成隐患。而采取适当的保全措施，则可防止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处分判决生效后用以执行的财产，以保障生效判决得到顺利执行，有利于充分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条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应当进行严格的审查，一般应注意以下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诉讼请求必须具有具体的财产给付内容。如给付医疗费用、财产赔偿金等。

2、将来的生效判决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因素可能导致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主观因素有，当事人或相关人员没有主动赔偿意愿，有转移、毁损、隐匿财物的行为或者可能采取这种行为;客观因素主要是诉讼标的物有灭失可能，如果不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将会造成更大损失。

3、财产保全应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受理后，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前作出。在一审或二审程序中，如果案件尚未审结，就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如果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不得再申请财产保全。

4、财产保全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5、人民法院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在采取诉讼中财产保全措施前，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数额应当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在发生财产保全错误给申请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可以直接从申请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中得到赔偿。

四、财产保全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认为，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执的财产、附带民事被告的财产及于本案有关的财产(刑事案件中与本案有关的财物应包括涉案赃物、被告人本人财产，特殊情形下涉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人财产、被告人所在单位财产、共同致害人的相关财产、其它具有特殊关系的人的财产，如雇佣、代理关系等)。对案外人的财产和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所以，财产保全的范围，不能超过申请人请求的范围，也不得超过请求赔偿的价额。这样既能使申请人的权益得到实现，也避免给被申请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五、财产保全的措施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保全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查封，是指人民法院将需要保全的财物清点后，加贴封条、就地封存，以防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处分的一种财产保全措施。扣押，是指人民法院将需要保全的财物移置到一定的场所予以扣留，防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处分的一种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也可责令当事人负责保管被扣押物，但是不得转让、买卖。

冻结，是指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有关金融单位，不准被申请人提取或者转移其存款的一种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的款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动用。财产已经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法律准许的其他方法包括责令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等方式。责令被申请人提供担保，是指人民法院责令保证人出具书面保证书或者责令被申请人提供银行担保、实物担保的一种财产保全措施。此外，扣留、提取被申请人的劳动收入、禁止被申请人作为等,也属于财产保全的方式。

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和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由人民法院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六、财产保全的程序

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即应督促、协助有关部门及时移交账款赃物，对没有追究赃款、赃物去向的案件，采取向有关机关出具补查提纲等办法，应建议并协助有关部门追查赃款赃物，退还受害人。

法官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即应向被害人交代其权利和义务，被告人没有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的意向指导受害人提供被告人的财产线索，积极采取保全措施以促进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确保判决后的顺利执行。采取保全措施的具体程序如下：

1.申请。财产保全，由利害关系人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或诉讼中向受诉法院提出申请。

2.担保。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3.裁定。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的，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一旦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服不得上诉，可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对裁定的执行。

4.解除。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至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止，如果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保全措施的，法院应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裁定，如申请人撤回保全申请，财产保全的原因和条件发生变化，不需要保全的;被申请人或家属提供相应担保的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词 篇5

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军领亲属高玉贵的委托，指派王冰光律师担任被告人王军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的第一审代理人。

代理人依据现有的卷宗材料，结合经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发表以下代理意见，希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本案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王中长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予驳回起诉。

1、王中长是本案的`一方打斗参与人，在本案中所受轻微伤，且不是被害人王留长家属，依照法律规定，其应该另行起诉要求赔偿;

2、王中长在本案所涉事件中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且已经生效;

3、即使王中长另行起诉王军领要求损害赔偿，但是，因为王中长是本案所涉聚众斗殴犯罪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参加聚众斗殴受重伤或者死亡的人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能否予以支持问题的答复》(法研179号)的相关规定，王中长的民事赔偿将得不到支持。

综上，代理人认为合议庭应当驳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王中长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王国彬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抚养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为800元，且早已生效，故原告王国彬要求被告王军领赔偿抚养费的要求不合理。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原告王香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王香会经济损失5000元，其中抚养费4000元)，且早已生效，原告王香会要求被告王军领赔偿抚养费的要求不合理。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丧葬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为3000元，且早已生效。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应根据混合过错原则予以赔偿;

五、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代理人认为，应不予支持;

六、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住宿、交通”费,代理人认为，其已经包含在丧葬费当中，且已经(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因此不应得到合议庭支持。

七、原告王国彬、王香会案发时均未满十八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无权要求误工费;

八、对于原告王振通要求的“误工费”，代理人认为，王振通未能够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误工所遭受的损失，故不应予以赔偿;

九、对于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因原告王国彬、王香会在已经向法院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要求被告人承担死亡赔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法院对此项要求未予支持，如今王振通与王国彬、王香会一起，又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王军领承担死亡赔偿金。

在庭审中，被告王军领同意依照法律规定支付此项费用，以作为对被害方家属的补偿。

代理人认为，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计算。

代理人因客原因得不到平顶山市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故暂且以南省统计网站发布的河南省地区农村居民20人均纯收入5523.73元为计算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可给予被害人王留长家属的死亡赔偿金按二十年标准计算，即为11047.76元。

代理人认为，本案诱因是王留安与被害人王留长因承包土地这一邻里纠纷民间矛盾，被害人王留长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

在本案中，双方因口角之争引发厮打后，王留安家人和王留长家人都没有保持应有的冷静，进行足够的克制，最终共同导致事态的扩大化和严重化，可以说，对于王留长的死亡，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此，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为王留长的重伤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纵观本案，不但王军领要负民事赔偿责任，卢国孩也同样要负民事赔偿责任，且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6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检察机关向被告人或其他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人提起的赔偿损害和返还财产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又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因为，这种经济赔偿问题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由审判该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的，它的成立和解决，同刑事案件紧密相连，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在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有的国家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古罗马法当时在这方面的规定就比较具体，明确提出了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与民事责任分别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在《法学阶梯》一书中规定：“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提起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处以罚金，在刑事审判中审判员应依职权对行为人另外判处刑罚。”①

我国自唐代起即出现了“赎金入被害人之家”的制度。将先前赎罪的钱财补偿给被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事赔偿的性质。此后的诸朝都依唐制。如《元典章》规定：“赎铜一斤，折钞二十贯入被死之家。”《明律·刑律规》规定：“若过失伤人者，各准计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

近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起源于法国的治罪法。1808年，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一次使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法典开创了近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之先河，并为各国所效仿。英国在《1870年没收法》中，规定了被害 ①查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203页

人可以提起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诉讼。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附带公诉之私诉”的诉讼法律制度。

在法国，民事赔偿既可与刑事案件由同一法庭审判，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美国、日本则不采取附带民事诉讼，而是依据民事诉讼单独提出损害赔偿。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各国普遍强调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至18世纪，形成了近代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人刑事、民事责任的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简化诉讼程序，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并避免了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从而体现了惩罚犯罪分子的彻底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民事诉讼，其解决的是民事责任问题，它显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刑事诉讼，因此，这又凸显了刑事诉讼的痕迹，在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时，当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发生冲突时，附带民事案件理应使用民事法律。然而，在处理附带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这两种法律常常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使用法律方面的冲突。如因侮辱、诽谤、虐待等告诉才处理的自诉刑事案件，其附带民事部分自始至终都会遇到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预交诉讼费用。而刑事诉讼法第77、78条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仅就其构成条件、请求范围、以及当事人和审判方面作出了规定，没有要求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当一审裁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则有15日的上诉期限。在请求赔偿范围方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只限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若被害人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就会以于法无据被驳回。然而，如果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要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赔偿。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存在着诸多究竟是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对此，有待立法机构做出规定。

2．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规定，集中规定在第77、78条之中，总计2条4款共164个字，在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中所占比例不足1%，其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概括。已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现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如下：

① 附带民事诉讼在时效方面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的胜诉权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通常被称为消灭时效，其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照刑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称为时效。追诉期限的计算，是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经过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后，仍可追诉。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则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例如，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因轻伤害于一年后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依照刑法规定追诉时效为3年，尚在追诉期限内。如果适用民事法律，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就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追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显然违背了公正原则。因此，在时效问题上，应适用刑法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因为，附带民事案件涉及的侵害行为通常重于民事侵权行为。

② 附带民事诉讼在反诉方面的问题

反诉，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本诉被告人针对本诉原告人向法院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提起反诉，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中没有授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反诉的权利。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请求人民法院审判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称为提起公诉。因此，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被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不具有反诉的权利。因为，在公诉案件中，附带民事

诉讼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被告人无权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刑事反诉的目的是指控自诉人犯罪，并要求追究自诉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具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在反诉自诉人犯有罪行时才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要求自诉人赔偿损失。自诉案件的民事反诉权应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当前，刑事自诉案件自立案起就会遇到重重困难，自诉人会被法院以种种借口拒之门外，长期不能立案。刑事自诉案件的反诉更是难上加难，与立案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立了案，审限会一拖再拖，甚至是无期限的延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保障。

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指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失或损毁他人合法财产后进行赔偿的诉讼活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被害人人身的侵害赔偿是一种补偿性质，而对财物的毁损赔偿则是等价偿还。赔偿责任根源于犯罪行为，当被告人实施侵害他人的犯罪时，民事责任即随之而产生，没有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则不会产生附带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所谓“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间接损失未列入赔偿范围。对犯罪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早在公元5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有规定：“计算损害时，不仅限于灭失的物体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因灭失所引起的其他损失在内。”我国的民法理论也不例外的传承了这一思想。

笔者认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不赔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将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的范围，应当既包括犯罪引起的直接损失，也应包括间接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问题，间接损失的赔偿执行起来往往不能兑现，或者只能履行部分的赔偿，对此，可以适当考虑赔偿责任的减免，并非是被告人不应赔偿的问题。

４．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监护权，负有监护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所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在民事诉讼中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犯罪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首先以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赔偿，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除继续上学或者在家待业外，有不少人在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还可以寄钱对其家庭有所帮助，实际上已经具备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法律应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把这一部分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公民虽未成年，但是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他们犯罪引起民事责任时，应由它们独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由其他人承担。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则普遍存在着与此大相径庭的做法，本人正在经办一起故意伤害罪的法律援助案件，被告人系“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提出高额赔偿的诉讼请求。在审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时，证实被告人没有个人财产，法庭以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的这种做法有悖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没有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负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法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日臻完善，成绩显著，但问题仍很突出。因为绝大多数的刑事侵害案件都可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大难题。因此，除由国家

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外，进一步研究、探讨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已势在必行。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洪涛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7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精神利益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是指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痛苦、肉体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受损, 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途径的一种侵权责任制度。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其他民事法律中, 例如《民法通则》, 也有被侵权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但是, 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于上升阶段, 虽然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建立,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问题

(一)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内部存在冲突。

我国刑法中的部分条文具有保护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意愿, 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 二者都基本表现为贬低被害人的人格, 破坏被害人的名誉, 而人格、名誉都属于人格利益的范畴, 是被害人的精神利益, 刑法第246条就表达了损害被害人这种精神利益,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意思。不难看出, 这一条款体现了我国刑法承认自然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却作出规定, 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表述却是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另在,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受害人是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 而在普通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却不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足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 不同法律之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冲突。

(二) 犯罪侵权案件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因犯罪侵权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即无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都不予支持。说的明确一些, 就是不保护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但是, 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侵权行为, 经常会出现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仅仅是财产利益受到损失, 他们的精神利益也会极大受损。身体由健全变成残疾, 或者是面临与近亲属的生离死别, 这么大的精神痛苦, 不仅仅是惩戒犯罪行为人就能抹平的。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可能是考虑通过刑事手段严惩犯罪行为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就可以从中得到抚慰, 犯罪行为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戒。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很多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比财产损害要严重得多, 所以站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角度甚至是公平合理的角度, 仅刑事处罚被告人还远远不够。刑事处罚被告人是对犯罪行为人应有的惩戒, 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被害人通常或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 被告人不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还应该对被害人的无辜受害作出补偿。被害人没有理由无条件为犯罪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 笔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相对于被告人的一个债权, 被告人是债务人, 所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应当得到补偿, 痛苦应当得到抚慰。因此,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

(三) 我国刑法漠视被害人精神利益。

众所周知, 精神是无形的, 这就意味着精神利益也是无形的。精神利益并不像财产利益有一个明确的物质载体, 可以显而易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财产利益的损害是有形的、显而易见的, 精神利益的损害是无形的, 精神利益的无形性造成了精神损害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漠视, 但是不能因为不能明显看到精神损害的后果就将它忽略掉, 认为精神损害不算实际上的损害。以持刀抢劫案为例, 如果在抢劫过程中被害人死亡, 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除需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案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受到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损失, 而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 被害人家属可以获得财产性损失的赔偿, 却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两种利益同时被侵害, 而被放置的地位和对待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这难道不是对精神利益的一种漠视吗?而现实却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很可能比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甚至可能会出现由于被害人的死亡造成被害人的父母因精神痛苦而一病不起。不得不说, 精神利益的损害后果很有可能比财产利益的损害结果更加严重。但是我国的现行法律却只保护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而漠视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笔者认为, 精神利益在地位上应该同财产利益一样, 都应该是法律同等对待、同等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应该得到司法机关同等的重视程度。

二、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顺应国际趋势, 将中国的法律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接轨。

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可知,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对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侮辱和伤害身体可请求精神补偿金, 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侵权人造成的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损失都应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对象, 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也有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利益的规定, 只是其民事索赔不能同刑事诉讼同时进行。反观我国, 虽然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却否定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 我们不仅仅要经济全球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制度, 更全面地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使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更加顺畅。

(二) 补偿、抚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刑事侵权中, 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侵害被害人的身体权致使其产生生理疼痛, 也经常会造成被害人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感, 这些都是精神利益受损的体现。另外刑事案件中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也非常常见,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也会因此受到精神利益的损害。精神利益的损害一般无法恢复原状, 那么就需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给予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一部分金钱作为补偿, 抚慰其精神痛苦。

(三) 协调法律内部矛盾, 完善法律法规。

我国的民事法律中规定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利益受损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也有关于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惩治犯罪行为人的规定,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却否认了精神利益。解决这一冲突、协调法律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一) 关于法律的修改建议。

将《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99条中的“财产损失”修改成“损失”, 即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 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而不仅仅再指向经济损失;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不受理刑事犯罪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规定更改为受理。

(二) 修改后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 侵权行为是犯罪行为。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 侵害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此处只关注该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 而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 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因为无论侵权人的主观状况是什么, 都不能否认犯罪行为人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形成。但是, 行为人的主观情况有可能会成为法官判定赔偿标准的参考。

(2) 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不仅仅是要有犯罪行为, 还需要有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不能听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词, 还需要有客观存在的证据来证明被害人确实因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精神痛苦、生理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

(3) 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是由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原因, 二者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这种客观因果关系是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就可以证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不是犯罪行为人引起的, 那么行为人就无需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责任。

2. 适用的客体范围。

一是侵害受害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二是侵害被害人人格利益的, 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被害人延伸的精神利益的, 比如侮辱尸体罪。

3. 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界定比较主观抽象,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认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也可以作出类似这样的规定, 犯罪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界定以及个案中具体赔偿金额的计算, 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自由裁量。

4.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 毋庸置疑,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当是被害人;若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 被害人因死亡不能再感知任何精神痛苦, 但被害人的近亲属会因被害人的死亡而产生精神痛苦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这种情形下, 死者的近亲属作为被侵害精神利益的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遭受的精神损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可以参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损失的赔偿程序, 而无需单独设立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在具体诉讼程序中, 可以依托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也可以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谭文军.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法制与经济, 2010, 8

[3]毕献星.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思考[A].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C], 2007, 8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文 篇8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善；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52-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其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合理性和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受传统的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体现了极强的公权属性。此种理念有悖于现代法制公平、民主的司法理念，从而引发如今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

（一）立法方面。

1.与刑事实体法规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程序主动来实现救济，并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判处民事赔偿。但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 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 由此， 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此外，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判决对民事裁判的效力。民刑双轨制的解决方法，并没有明确刑事判决对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裁判是否有效力。对于有权提起附带民诉但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世界范围内，一是以美国和日本的现行立法为代表的平行诉讼模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附带诉讼模式，采刑事优先原则。

2.与民事实体法冲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没有允许被害人就其精神损害提出请求。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有权对涉及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侵害提出精神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 这应当适用于一切侵权行为，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案件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也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

3.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一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二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但《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于赔偿第一种损失， 而将第二种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规定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即根据该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针对被害人人身受到伤害的及财物被毁坏的案件，而将被告人盗窃、抢劫、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所以，在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冲突是犹存的，更难适用于司法实践中。

（二）实践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或因相关法律之间存在些许冲突，导致一些实务问题的操作难以体现立法设计的目的，如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人为地分离了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致使整个附带民事案件审限拉长，未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再如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对赔偿数额规定不一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各个法院的做法不同，甚至在同一个法院，针对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审判组织由于既存立法的漏洞作出不同的理解进而作出内容相悖的判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完善。

首先，规定法律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在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关于法律的适用是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正如上文提及，这些法律在相关问题的适用上是有冲突的，因此则需要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予以明确规定。一是刑事法律优先适用；一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一是做特别规定。第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立法统一规范其受案范围，梳理法律冲突，进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方面，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不仅就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第三，明确程序选择权。由于刑事损害同时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立法应对刑事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多元化做出明确规定，并且这种程序的选择权，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起诉选择权和法官的审判选择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寻求刑事损害赔偿救济时，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或普通民事诉讼这两种救济途径中自由选择，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官对被害人等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查，选择那些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判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而对不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作出排除处理。程序选择权的确立，不仅可以实现当事人实现救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减少了刑事法官的负担，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以达立法目的。

（二）实践完善。

首先，民刑诉讼时效平行双轨制。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由此，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所以在实务应用中，刑事部分应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民事部分则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如果被害人当时就知道侵害人是谁，具备行使民事请求权的条件，但在案发后两年内未行使请求权的，同时司法机关也未将该案立案查处的，应认为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时效已过；如果案发两年内，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则诉讼时效中止；如果在案发后两年内司法机关对该案立案查处的，则诉讼时效中断。

第二，确认调解、和解程序和反诉程序。《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范围，对于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应予以排除；此外，鉴于民事诉讼也应在查明事实举证质证之后才能进行合理调解，调解和解工作应放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进行。在刑事诉讼公诉中，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进行反诉并无明确规定。故各地方法院对此的做法不尽相同，甚至处理的十分混乱。然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基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充分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允许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以实现诉讼公平与正义。

第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撤回公诉之后的附带民事部分如何处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第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第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第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鉴于诉讼经济、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第二种方法提及的针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三种方法更简易、方便，且充分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诉讼制度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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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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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1]陈秋平、朱祖洋：《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J，《人民检察》2006年第3期（上）。

[2]廖中洪：《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3]杨立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再修改》J，《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

[4]陈卫东、柴煜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J 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1]窦安旎，女，宁夏石嘴山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