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精选11篇）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1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 其建立之初的目的是在刑事案件发生时, 确保被告人在受到刑事审判的同时,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得到补偿的一种审判制度。是一种先刑后民的审判制度。然而, 随着司法实践的进行, 这种刑事诉讼代表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与民事诉讼代表的私人利益救济结合的审判方式日益显示出其畸形的一面, 其所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

一、被害人应得的赔偿实际上难以保障

(一) 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难以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刑事诉讼法将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在了物质损失的范围内, 并且对于精神方面的损失明确不予保障, 产生了这种制度与民事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冲突。可能会出现民事侵权行为中遭受相对较轻的侵害可以获取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而刑事案件, 如强奸, 猥亵妇女儿童等案件中, 遭受重大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却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尴尬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对于尊严, 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法律在惩治犯罪, 维护国家, 公共利益的同时却不能恰当的维护公民个人的利益势必会成为法律的一种悲哀。

(二) 与损害相适应的的赔偿难以实现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是一种先刑后民的审判制度, 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刑事审判达到惩罚犯罪, 预防犯罪的目的, 在其过程中附带性的提起民事诉讼。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里民事诉讼的附属地位。这种情况下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得到与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相适应的的物质损害赔偿是很困难的, 司法实践经常出现只是象征性的赔偿的现象, “以犯罪为中心……被害人被排除出局成为旁观者”的诉讼结构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改观。[1]另一方面, 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结束, 被告人被依法判处刑罚的情况下, 即使附带的民事审判做出了适当的损害赔偿的判决, 判决实际上也是难以执行的。

(三) 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规定不完善导致赔偿难以保障

1. 并非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而为被害人支付了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或着尽到了主要赡养或抚养义务的人, 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个问题上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做相关的规定, 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 例如甲领养了一位未成年孤儿但是并没有办理合法的领养手续, 某日孤儿在一起交通肇事中丧生, 那么在检察院在提起交通肇事罪的公诉时, 甲是否有权利向肇事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归属于孤儿名义上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对于孤儿实际上的抚养者甲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 善意取得人在被追赃之后, 能否作为第三人参与到附带民事诉讼中向被告人提出赔偿?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第三善意取得人对于善意取得物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89条也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 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 我国司法实践中赃物, 遗失物往往不是用善意取得的, 赃物, 遗失物的善意取得人往往不具有对该物的所用权。《物权法》第243条规定所有权人在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善意第三人必要的维护费用。但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在刑事诉讼中难以实现,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当事人界定并不包括第三人, 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被忽视, 难以得到保障。

3.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死亡时, 被害人应向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付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规定指出死刑犯的遗产继承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但是并未指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死亡时, 被害人应向谁要求损害赔偿。

二、不符合民事审判中要求的公平精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在理论界存在不同争议, 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刑事诉讼模式, 有的人认为是一种民事诉讼模式, 而有的人则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 混合的诉讼模式。无论它被怎样定性, 民法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是不能被忽视的。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 刑事诉讼是一种存在明显力量对比的审判模式, 审判中, 公诉方代表的是国家, 社会利益, 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被告方与之相比显然处于弱势, 而这就非常容易导致在附带的民事诉讼过程中, 诉讼双方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司法实践中甚至可能发生诉讼过程当中, 法官站在原告的一方, 借用刑罚的威慑力, 甚至用加重刑罚威胁民事被告, 要求其对原告承担损失赔偿的畸形局面。

三、结语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 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2]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维护国家社会利益, 同时解决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一种审判制度的设置, 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应当是通过恰当的手段和程序, 公平, 合理的解决问题, 维护国家, 社会, 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不管对于维护原告还是被告人合法利益都存在相当的缺陷, 其所陷入的困境已显而易见, 在我国法律发展的道路上, 对于这种制度重组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谌鸿伟.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J].法学评论, 2006 (2) .

[2]卓泽渊.法的价值的诠释[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5) .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检察机关向被告人或其他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人提起的赔偿损害和返还财产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又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因为，这种经济赔偿问题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由审判该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的，它的成立和解决，同刑事案件紧密相连，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在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有的国家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古罗马法当时在这方面的规定就比较具体，明确提出了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与民事责任分别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在《法学阶梯》一书中规定：“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提起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处以罚金，在刑事审判中审判员应依职权对行为人另外判处刑罚。”①

我国自唐代起即出现了“赎金入被害人之家”的制度。将先前赎罪的钱财补偿给被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事赔偿的性质。此后的诸朝都依唐制。如《元典章》规定：“赎铜一斤，折钞二十贯入被死之家。”《明律·刑律规》规定：“若过失伤人者，各准计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

近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起源于法国的治罪法。1808年，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一次使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法典开创了近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之先河，并为各国所效仿。英国在《1870年没收法》中，规定了被害 ①查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203页

人可以提起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诉讼。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附带公诉之私诉”的诉讼法律制度。

在法国，民事赔偿既可与刑事案件由同一法庭审判，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美国、日本则不采取附带民事诉讼，而是依据民事诉讼单独提出损害赔偿。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各国普遍强调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至18世纪，形成了近代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人刑事、民事责任的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简化诉讼程序，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并避免了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从而体现了惩罚犯罪分子的彻底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民事诉讼，其解决的是民事责任问题，它显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刑事诉讼，因此，这又凸显了刑事诉讼的痕迹，在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时，当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发生冲突时，附带民事案件理应使用民事法律。然而，在处理附带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这两种法律常常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使用法律方面的冲突。如因侮辱、诽谤、虐待等告诉才处理的自诉刑事案件，其附带民事部分自始至终都会遇到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预交诉讼费用。而刑事诉讼法第77、78条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仅就其构成条件、请求范围、以及当事人和审判方面作出了规定，没有要求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当一审裁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则有15日的上诉期限。在请求赔偿范围方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只限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若被害人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就会以于法无据被驳回。然而，如果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要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赔偿。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存在着诸多究竟是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对此，有待立法机构做出规定。

2．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规定，集中规定在第77、78条之中，总计2条4款共164个字，在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中所占比例不足1%，其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概括。已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现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如下：

① 附带民事诉讼在时效方面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的胜诉权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通常被称为消灭时效，其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照刑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称为时效。追诉期限的计算，是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经过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后，仍可追诉。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则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例如，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因轻伤害于一年后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依照刑法规定追诉时效为3年，尚在追诉期限内。如果适用民事法律，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就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追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显然违背了公正原则。因此，在时效问题上，应适用刑法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因为，附带民事案件涉及的侵害行为通常重于民事侵权行为。

② 附带民事诉讼在反诉方面的问题

反诉，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本诉被告人针对本诉原告人向法院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提起反诉，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中没有授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反诉的权利。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请求人民法院审判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称为提起公诉。因此，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被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不具有反诉的权利。因为，在公诉案件中，附带民事

诉讼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被告人无权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刑事反诉的目的是指控自诉人犯罪，并要求追究自诉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具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在反诉自诉人犯有罪行时才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要求自诉人赔偿损失。自诉案件的民事反诉权应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当前，刑事自诉案件自立案起就会遇到重重困难，自诉人会被法院以种种借口拒之门外，长期不能立案。刑事自诉案件的反诉更是难上加难，与立案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立了案，审限会一拖再拖，甚至是无期限的延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保障。

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指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失或损毁他人合法财产后进行赔偿的诉讼活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被害人人身的侵害赔偿是一种补偿性质，而对财物的毁损赔偿则是等价偿还。赔偿责任根源于犯罪行为，当被告人实施侵害他人的犯罪时，民事责任即随之而产生，没有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则不会产生附带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所谓“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间接损失未列入赔偿范围。对犯罪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早在公元5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有规定：“计算损害时，不仅限于灭失的物体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因灭失所引起的其他损失在内。”我国的民法理论也不例外的传承了这一思想。

笔者认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不赔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将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的范围，应当既包括犯罪引起的直接损失，也应包括间接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问题，间接损失的赔偿执行起来往往不能兑现，或者只能履行部分的赔偿，对此，可以适当考虑赔偿责任的减免，并非是被告人不应赔偿的问题。

４．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监护权，负有监护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所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在民事诉讼中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犯罪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首先以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赔偿，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除继续上学或者在家待业外，有不少人在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还可以寄钱对其家庭有所帮助，实际上已经具备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法律应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把这一部分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公民虽未成年，但是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他们犯罪引起民事责任时，应由它们独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由其他人承担。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则普遍存在着与此大相径庭的做法，本人正在经办一起故意伤害罪的法律援助案件，被告人系“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提出高额赔偿的诉讼请求。在审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时，证实被告人没有个人财产，法庭以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的这种做法有悖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没有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负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法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日臻完善，成绩显著，但问题仍很突出。因为绝大多数的刑事侵害案件都可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大难题。因此，除由国家

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外，进一步研究、探讨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已势在必行。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洪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探究 篇3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全面查明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判处何种刑罚。因为在许多刑事案件，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以及侵犯财产罪的许多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造成物质损害以及造成物质损害的程度，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

2.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其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收集证明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这有利于减轻被害人在民事赔偿部分本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从而降低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其二，规定司法机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一并解决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及时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害。因为如果不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害必须等到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向民事审判庭提起诉讼，这样往往会因为时过境迁，导致有关损害事实难以查清，或因被告人将财产转移、隐匿，导致损害赔偿难以实现。

3.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查明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的态度，从而正确判断被告人是否悔罪及悔罪的态度，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这对于在定罪量刑时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避免由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处理刑事和民事问题可能出现的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问题，从而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

二、物质损失赔偿问题

物质损失是相对与精神损失而言，它是一种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用金钱来衡量的。物质损失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赔偿的范围。

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对物质损失的理解不同。第一，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必然损失。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必然损失和违法行为存在因果联系，间接损失是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被害人未可以获得的利益造成损失，而必然损失是指被告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被害人在某个阶段一定会获得的利益损失。从两者的含义来看，必然损失和间接损失存在的损失范围存在一定的重合，因此，间接损失属于必然损失范畴，间接损失应该纳入物质损害赔偿范围。但是也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间接损失不因纳入物质损失赔偿范围。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间接损失衡量难度大，甚至一些间接损失无法衡量。例如被害人可能通过努力获得的加班费、发明奖等等，这些在司法实践中都难以量化和计算，因此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将间接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只考虑直接物质损失使赔偿的范围更加容易确定，而且方便了物质损失赔偿的计算和衡量，虽难这种赔偿方式难以赔偿受害人全部的物质损失，但是保证了被害人最低限度的物质损失赔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物质损害赔偿方式。

三、精神损失赔偿问题

（一）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利对被告人提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但是在相关的赔偿范围规定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后续的法院是否受理精神损失民事诉讼的批复中规定不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精神也将精神赔償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因此，根据当前我国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精神损失不再行使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只有物质损失才可以获得赔偿。

（二）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1.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

首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既为人们创造一个公平的法制社会，在和谐社会，人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不遭受他人的侵犯，我国要建立和谐社会需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司法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因没有精神损失赔偿，普通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要高一倍。许多被害人的家属因赔偿不足而产生一些负面心理。例如对被告人家属抱有怨恨心理、对我国的司法公正和工作产生动摇，置疑我国的司法的公平和公正。甚至一些心理较为极端的被害人家属采取报复被告人家属的行为和想法。因此，将精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是一种较好的抚慰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心灵的措施。

2.维护司法公正的需求

它是我国法律完整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平公正的需要。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受害人的精神因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但未造成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支持受害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只有在违法行为造成本害人精神损失，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要侵权人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被害人要获得精神损失赔偿有一个前提，既被害人的精神损，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不仅触犯了刑法和民法，而且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对被害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根据想过的法律法规，被害人有权要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失，然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却剥夺了被害的权力，两个制度的冲突会造成被害人为了获取经济赔偿而放弃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导致了被告人只需赔偿被害的精神损失，而不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失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内对维护司法公正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4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精神利益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是指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痛苦、肉体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受损, 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途径的一种侵权责任制度。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其他民事法律中, 例如《民法通则》, 也有被侵权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但是, 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于上升阶段, 虽然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建立,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问题

(一)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内部存在冲突。

我国刑法中的部分条文具有保护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意愿, 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 二者都基本表现为贬低被害人的人格, 破坏被害人的名誉, 而人格、名誉都属于人格利益的范畴, 是被害人的精神利益, 刑法第246条就表达了损害被害人这种精神利益,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意思。不难看出, 这一条款体现了我国刑法承认自然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却作出规定, 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表述却是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另在,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受害人是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 而在普通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却不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足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 不同法律之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冲突。

(二) 犯罪侵权案件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因犯罪侵权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即无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都不予支持。说的明确一些, 就是不保护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但是, 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侵权行为, 经常会出现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仅仅是财产利益受到损失, 他们的精神利益也会极大受损。身体由健全变成残疾, 或者是面临与近亲属的生离死别, 这么大的精神痛苦, 不仅仅是惩戒犯罪行为人就能抹平的。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可能是考虑通过刑事手段严惩犯罪行为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就可以从中得到抚慰, 犯罪行为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戒。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很多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比财产损害要严重得多, 所以站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角度甚至是公平合理的角度, 仅刑事处罚被告人还远远不够。刑事处罚被告人是对犯罪行为人应有的惩戒, 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被害人通常或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 被告人不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还应该对被害人的无辜受害作出补偿。被害人没有理由无条件为犯罪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 笔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相对于被告人的一个债权, 被告人是债务人, 所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应当得到补偿, 痛苦应当得到抚慰。因此,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

(三) 我国刑法漠视被害人精神利益。

众所周知, 精神是无形的, 这就意味着精神利益也是无形的。精神利益并不像财产利益有一个明确的物质载体, 可以显而易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财产利益的损害是有形的、显而易见的, 精神利益的损害是无形的, 精神利益的无形性造成了精神损害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漠视, 但是不能因为不能明显看到精神损害的后果就将它忽略掉, 认为精神损害不算实际上的损害。以持刀抢劫案为例, 如果在抢劫过程中被害人死亡, 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除需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案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受到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损失, 而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 被害人家属可以获得财产性损失的赔偿, 却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两种利益同时被侵害, 而被放置的地位和对待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这难道不是对精神利益的一种漠视吗?而现实却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很可能比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甚至可能会出现由于被害人的死亡造成被害人的父母因精神痛苦而一病不起。不得不说, 精神利益的损害后果很有可能比财产利益的损害结果更加严重。但是我国的现行法律却只保护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而漠视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笔者认为, 精神利益在地位上应该同财产利益一样, 都应该是法律同等对待、同等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应该得到司法机关同等的重视程度。

二、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顺应国际趋势, 将中国的法律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接轨。

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可知,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对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侮辱和伤害身体可请求精神补偿金, 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侵权人造成的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损失都应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对象, 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也有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利益的规定, 只是其民事索赔不能同刑事诉讼同时进行。反观我国, 虽然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却否定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 我们不仅仅要经济全球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制度, 更全面地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使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更加顺畅。

(二) 补偿、抚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刑事侵权中, 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侵害被害人的身体权致使其产生生理疼痛, 也经常会造成被害人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感, 这些都是精神利益受损的体现。另外刑事案件中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也非常常见,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也会因此受到精神利益的损害。精神利益的损害一般无法恢复原状, 那么就需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给予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一部分金钱作为补偿, 抚慰其精神痛苦。

(三) 协调法律内部矛盾, 完善法律法规。

我国的民事法律中规定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利益受损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也有关于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惩治犯罪行为人的规定,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却否认了精神利益。解决这一冲突、协调法律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一) 关于法律的修改建议。

将《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99条中的“财产损失”修改成“损失”, 即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 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而不仅仅再指向经济损失;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不受理刑事犯罪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规定更改为受理。

(二) 修改后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 侵权行为是犯罪行为。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 侵害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此处只关注该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 而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 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因为无论侵权人的主观状况是什么, 都不能否认犯罪行为人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形成。但是, 行为人的主观情况有可能会成为法官判定赔偿标准的参考。

(2) 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不仅仅是要有犯罪行为, 还需要有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不能听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词, 还需要有客观存在的证据来证明被害人确实因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精神痛苦、生理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

(3) 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是由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原因, 二者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这种客观因果关系是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就可以证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不是犯罪行为人引起的, 那么行为人就无需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责任。

2. 适用的客体范围。

一是侵害受害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二是侵害被害人人格利益的, 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被害人延伸的精神利益的, 比如侮辱尸体罪。

3. 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界定比较主观抽象,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认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也可以作出类似这样的规定, 犯罪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界定以及个案中具体赔偿金额的计算, 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自由裁量。

4.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 毋庸置疑,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当是被害人;若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 被害人因死亡不能再感知任何精神痛苦, 但被害人的近亲属会因被害人的死亡而产生精神痛苦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这种情形下, 死者的近亲属作为被侵害精神利益的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遭受的精神损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可以参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损失的赔偿程序, 而无需单独设立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在具体诉讼程序中, 可以依托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也可以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谭文军.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法制与经济, 2010, 8

[3]毕献星.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思考[A].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C], 2007, 8

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篇5

刑事附带民事原告（简称原告）：宗云，女，汉族，1954年11月4日生，住罗山县东铺乡孙店村万东组（系死者妻子）。

原告：罗凤和，男，汉族，1980年8月31日生，住址同上（系死者的儿子）。

原告：罗凤娟：女，汉族，1974年11月26日生，住罗山县东铺乡孙店村刘老庄组(系死者长女)。

原告：罗宏燕，女，汉族，1978年8月23日生，住罗山县东铺乡孙店村北林场组（系死者二女）。

刑事附带民事被告：张绍军，男，汉族，生于1963年5月15日，住罗山县东铺乡河桥村西张元组。诉讼请求事项：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费共计人民币： 事实与理由：

2013年11月30日16时30分许，被告驾驶豫S2893L号车沿省道337线由西向东行驶至95KM+800M处，因车辆重心偏移失控驶往路外撞到树上，致被告及乘坐人罗德胜受伤，罗德胜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造成交通事故。此事故经罗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方只给付死者方壹万元作为丧葬费，其他部分至今未给分文，死者的亲属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受到法律保护，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罗山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宗云 罗凤和 罗凤娟 罗宏燕 2014年3月13日

张绍军的死亡赔偿清单

一、丧葬费：37958÷2＝18979元

二、死亡赔偿金：8475.34元/年×20年169506.8元

三、被抚养人生活费：

宗云（语言一级残疾）5627.73元/年×20年＝112554.6元

四、精神抚慰金：50000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和对策 篇6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问题 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涵义在立法上和学界至今均没有完全界定清楚，目前学界广泛认同的涵义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为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不仅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同时也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避免诉累。二是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合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查清被告人犯罪行为是否造成了物质损失及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大小，既有利于正确处理物质损害赔偿问题，又有利于刑事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免遭犯罪侵害，或者尽可能使这种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民普法教育的大力加强，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得到很大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笔者就目前工作中受理被害人因受刑事犯罪侵犯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存在的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均规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经济物质损失的，都可要求经济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受此规定的制约，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被害人可以提起而且能够被人民法院受理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限于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这两种情况，这使得相关的法律规定在适用、执行中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被害人可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中人提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在所涉及的案件起诉至法院后，被害人向法院提起后才予立案。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对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未作具体规定。也就是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作为原告是很值得商讨的。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难以执行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难以赔偿到位。其主要原因为：1、被告人因贫穷无钱赔偿；2、被告人因被判实刑，认为已经坐牢、花钱量轻刑的目的没达到而拒绝赔偿；3、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原因。上述原因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因此对判决不服，引起上诉、或申诉，甚至不断上访。

针对存在的问题，可进一步规定和完善的方面：

一、在司法实践中适当扩大受案范围

被害人是否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内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尚在争议中，此问题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应适当扩大。被害人因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害而失去的财物，例如被盗窃、抢劫、骗取的财物，也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此项损失与财物被被告人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因此，应当允许被害人在没有得到全部物质损失返还或赔偿或之前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详细规定、完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

本人认为在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对那些因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而又没有具体的受害单位、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人的案件，比如破坏环境资源、国家财产方面的犯罪案件等，检察机关应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相当程度损害的犯罪案件，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私法领域加以必要的干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明确集体财产归属的单位遭受损失时、而遭受损失的单位不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这在法理上行不通，从民法理论来看，集体组织作为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其享有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无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實体权利的自由。强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民事权利，实行国家干预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

三、加强赔偿执行力度

对于确实无钱、没能力赔偿经济损失的，可在法定刑期内从重量刑；对于有能力赔偿的，应在规定期限赔偿被害人后在予相应的量刑；另外还应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总之，应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其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化解由此产生的矛盾，避免不必要的上访和申诉。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7

一、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 案件受理范围的局限性。

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征可以看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实体内容具有因果关系;二是通过法院的一并审理能够对两个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确定的判决。照此理解, 一切因犯罪行为引起的有关民事权益争议的案件均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但是, 由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管辖的规定不同, 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不一定具有该案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的管辖权, 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受到局限。此外, 非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 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 合并审理的局限性。

合并审理的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 减少资源耗费, 提高办案效益, 防止作出自相矛盾的判决。但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却很难实现上述目的, 因为这会导致以下不利后果:一是冲淡民事部分证据认定的实际意义, 使其变成刑事部分证据认定的简单重复;二是由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一般是刑事诉讼被告人, 其对抗方除了被害人一方外, 还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院, 这将可能妨碍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不能充分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 诉讼权利被变相剥夺;三是刑事案件在审理期间的要求远比民事案件高, 为避免刑事案件超审限, 实践中绝大多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都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 再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的。这种分开审理的做法, 有违效益的价值目标。

3. 减轻诉累的局限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 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不能不受所附带的民事案件进展情况的影响。如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委托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审计或资产评估等, 都会使刑事案件不能及时审结。特别是当民事争议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时, 只能将其分离出去, 与刑事部分分案审理, 从而难以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快捷高效的优势, 反而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4. 正确裁判的局限性。

当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能同时审结, 同时作出裁判时, 无疑可以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但是, 当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时, 为了不过分延迟刑事部分的解决, 往往需要对刑事案件提前作出裁判。当该裁决因一方当事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提出抗诉未能发生法律效力时, 附带的民事诉讼如不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所作出的民事部分的裁决就有可能与二审法院作出的刑事部分的裁决相抵触。可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分别裁判的情况下, 不仅不能显示出附带诉讼的优势, 而且还难以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尝试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言, 其出路无外乎两条, 一是完善, 二是取消, 即实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完全分离。基于我国的立法历史和司法经验, 对比世界各国的做法, 保留该制度是近期较为现实和适宜的。但从长远来看, 应赋予附带民事诉讼以独立的诉讼地位。

1.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确定该制度的意义。

设立该制度意义有三点:一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诉讼活动是一项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的专业活动, 国家也要为此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 而将符合条件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对当事人和国家都是一种节约, 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 便于实现司法活动的价值。二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由于处于前位的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更为严格, 因此, 将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更为准确, 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三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将犯罪行为给公民、国家和集体造成的财产损失, 附带于刑事程序进行追究一般更能达到效果, 被害人的权利一般也更能得到保障。

2.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应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内涵。

笔者认为,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采用民事说, 即该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 它产生的原因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种后果;它的任务是追究由于犯罪行为所引发的行为人的民事责任问题, 其主要涉及损失赔偿问题, 属于民法规定的侵权损害之债, 适用的是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它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侧重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有利于及时、公正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避免裁判上的冲突。

3.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框架应具备以下三个原则:

(1) 满足刑事诉讼优先的原则。首先, 犯罪行为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同时也损害其他人的权益, 该行为具有双重的损害后果, 而破坏社会秩序, 侵害的是公共利益, 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 行为人应首先向社会承担责任;其次, 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般可以直接在附带民事部分引用, 而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并不可以直接在刑事案件中引用, 这种关系决定了刑事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 而民事诉讼不可以附带刑事诉讼。 (2) 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该点与前点所说的刑事诉讼优先并无冲突, 附带的民事诉讼不能影响刑事诉讼的有序、公正、高效的开展,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本身在诉讼中属弱势地位, 如果削弱他享有的民事诉讼地位和民事诉讼权利, 那么, 这样的附带民事诉讼是有悖于民诉法的基本原则的。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享有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和民事诉讼权利尤为重要。 (3) 真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减轻当事人诉累。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刑事案件审理中所提起的民事诉讼简单地相加, 显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因此, 附带民事诉讼应对两种不同性质争议的解决都有利, 即一个争议的解决有利于另一个争议的解决, 前一个争议的解决当然地解决了后一争议, 如不能提高诉讼效率, 附带民事诉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

重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时, 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审理刑事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案件范围, 鼓励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 协调两大诉讼交叉时在适用上的关系, 完善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应当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 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 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 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 向民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须未超过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 , 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向民庭单独提出 (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 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 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 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总之, 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 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 则原则上不得反悔, 案件应按其选定的程序进行。

2. 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

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 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因为对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予以财产补偿, 有利于缓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 符合人类精神文明的客观要求, 尤其是在现行民事法律已明确规定对精神损害应予赔偿, 如仍不允许被害人对实施侵害的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既有悖于情理, 又会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

3. 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

案件有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普通的刑事案件之别, 被害人的请求内容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的不同, 被害人请求的对象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别, 因此, 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 繁简分流, 区别对待。具体而言, 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法院应予以审查:如果案情简单, 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 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 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 告知其向民庭起诉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这两类案件的界限是:一是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二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是否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 是否属于严格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 是否涉及举证责任的倒置等情形。

4. 明确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8

一、制度缺陷所涉及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虽然相关的条款对先前的法律进行了一定的修订,但是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依然没有列进法律的范围之内,只是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解释精神损害的赔偿法院不予受理[2],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新一次的修改的依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改进,也无形中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实体与程序中的剥夺。

立法制度的缺陷直接影响了对人权的保障,剥夺了被害人的相关利益,在现今法治被国家高度重视的情况下,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借鉴国际上对被害人保障的法律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并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积极采取立法的各种措施,大力保护社会主体的各项人身、财产、民主、政治和经济权利。要落实人权保障的国家价值观,需要建立有效、统一和权威的国家人权保障体系,因为“保障人权首要的和主要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实现人权的根本在于构建一套完善的国家人权保障制度”。[3]刑事诉讼程序中,人权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4]民法的立法角度及在相关的诉讼程序上是支持由民事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了其适用的范围之内,这就引起民法与刑法法律适用不一致,程序法与实体法相互矛盾的尴尬局面。

(二)司法实践操作的制约

1.庭审中出现的阻碍正常审理程序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诉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得不到救济,这就为审判的过程到来了很大的“隐患”,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不理解法律的规定,造成法律程序一定的阻碍,尤为突出的是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被害人的死亡及重伤,给近亲属带来了悲痛的心情及沉重的心理负担,在审判的过程中,家属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法庭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使得案件难以进行,出现这种情况,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中止庭审程序,延期审理。这种在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也阻碍了庭审程序的正常进行,为我国法治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尴尬处境。

二、制度缺陷的解决途径

弥补刑事诉讼法的缺陷,将精神损害赔偿延伸至民事诉讼法规范内。刑事诉讼法未能给被害人带来司法救济情形下,为保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能得到合法合理的救济,民事诉讼应该为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开辟绿色途径,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提供程序保障。合理设计相关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用程序是民事诉讼法承担的一项责任,这也为今后法院减少诉累,减轻信访案件的压力,缓解法官在审判工作之外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三、结语

陈瑞华在《刑事诉讼法的中国模式》中指出:“我们需要从对‘书本法律’的迷恋,转向‘社会中的法律’的高度重视,将法律程序的实施问题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经过观察思考与研究,运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提出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5]这也为我国的立法者和法务实践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今后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设计上应当与时俱进,与国际相关对人权保障的规范接壤,融合到新的世界司法秩序当中,为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

[3]戴瑞君.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体系的加强进程[J].环球法律评论,2013(6).

[4]王志亮.刑法学研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346.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9

上文提到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 这点在法条中有所体现。我国刑诉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 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 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 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这条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完全依附于刑事诉讼, 没有独立性。而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在高法解释中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以前提起。由此可知, 当事人是不具有程序选择权的, 如果刑事被害人在第一审判决以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就只能选择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说明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同时具有独立性, 但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在证据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是不利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对于受损害的事实需要自己提出证据证明, 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已经认定的证据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民事诉讼, 我国法律中没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可以直接适用, 刑事被害人相应的减轻了证明负担。如果民事诉讼的认定对刑事判决有一定更改, 是否属于对刑事判决既判力的违反呢?如果完全遵循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 没有违反既判力, 可是却得出相反的结果, 即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完全不利的结果, 这样是否合理?台湾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非必须自行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将之移送民事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移送民事庭的情形中有这样一种:“法院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确系繁杂, 非经长久时日不能终结其审判者, 得以合议裁定或由院长裁定移送该法院之民事庭。”这一情形的规定表明台湾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交由民事庭审理以后, 与刑事部分不再具有附属性, 也不受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限制, 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以免法官因为刑事部分的判决而产生预断。

我国刑诉法第78条规定“为了防止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 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 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直接审理原则的体现, 即法官与审判组织不变更原则。但高法解释中规定, 如果同一审判组织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审理, 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这就使得刑诉法条中反映直接审理原则的条款成为虚设条款, 审判成员可以随意变更。

一、刑事案件申请撤诉, 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处理

我国刑诉法解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 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 刑事部分判决无罪, 对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继续审理, 若经人民法院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 应与刑事部分一并作出实体判决。值得思考的是在法院受理案件以后, 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诉的, 附带民事诉讼应如何处理?

第一种意见认为,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诉, 对附带民事诉讼, 可移送有管辖的法院审理。刑诉法解释第177条规定:“在判决宣告前, 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 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例如被告人被确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 是人民法院在宣判前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法定理由之一。

第二种意见认为,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上述刑诉法解释第177条的规定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诉, 对附带民事诉讼可由审理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 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起诉, 告知其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依附刑事诉讼而存在的, 本案公诉的刑事案件撤诉后, 刑事诉讼本诉已不存在, 也无所谓民事诉讼。

第三种意见认为, 如果被告人被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 公诉机关申请撤诉的, 就刑事诉讼部分在程序上可不予准许, 实体上依法判决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仍应当由原审判组织依法继续审理。上述三种意见中笔者认为第二种更为合理, 认为第三种意见更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的学者否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如果刑事诉讼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那么法官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审查, 如果调解不成, 可以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 而由当事人另行起诉。这样当事人就没有必要选择刑事诉讼的程序完成民事诉讼的目的, 也就不会产生一个程序中完成两部法律价值的冲突。笔者之所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在抗诉程序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 即:抗诉期满后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撤回抗诉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 并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如何处理, 在我国刑诉法条以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在肯定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性的前提下, 第二种意见更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台湾刑诉法中附带民事诉讼送交民事庭审理的情形包括这样一种:“刑事诉讼谕知无罪、免诉或不受理之判决, 经原告申请时, 应将附带民事诉讼移送管辖法院之民事庭。”这样的规定也就解决了刑事判决无罪或者不予受理时,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而不受刑事部分的判决方式的影响, 保证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二、全面审查原则的应用

我国刑诉法中规定的全面审查原则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有所体现。高法解释第249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抗诉案件, 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如果第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并无不当, 第二审人民法院只需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出处理。如果第一审判决附带民事部分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的, 应当以刑事附带民事裁定维持原判, 驳回上诉、抗诉。”这一司法解释并不完整, 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无论上诉是针对哪一部分提起的, 附带民事诉讼也要进行全面审查。这与台湾地区的刑诉制度不同, 台湾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部分上诉, 部分审查的原则。高法解释第249条仅就刑事部分并无不当, 民事部分事实清楚的裁定方式作出了规定, 但是在刑事部分并无不当的前提下, 民事部分存在错误, 二审法院应当做出什么形式的判决或裁定则没有规定。既然二审法院进行的是全面审查原则, 那么刑事部分存在错误, 应当依据二审后的判决方式做出相应的判决或裁定, 可是附带民事诉讼存在错误或者并无不当时又该如何处理呢?这也就关系到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以独立于刑事诉讼部分单独生效, 但是在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中, 一直肯定的是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 否定其具有独立性, 可是我们二审后所作出的处理似乎又违背了这一基本立场, 肯定附带民事诉讼可以独立于刑事部分单独生效。

三、二审后的处理

我国刑诉法解释第26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抗诉,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如果发现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中的民事部分确有错误, 应当对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从这一高法解释中可以看出, 高法解释261条是想完善刑诉法条文中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二审后的处理方式, 因为刑诉法条文中对此种情况并没有规定清楚, 但是这条解释却从根本上肯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可以独立于刑事部分生效。这条解释针对的是对刑事部分提起上诉、抗诉的案件, 但是按照法条的表述, 附带民事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而在二审法院全面审查原则下, 发现民事部分确有错误, 这种情况下, 二审法院首先肯定了附带民事部分能够独立生效, 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据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审判监督程序针对的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由此可见, 我国刑诉法侧重的是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 但是在法条中却又承认民事诉讼可以独立于刑事部分单独生效, 这是存在矛盾的。当事人针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抗诉, 附带民事诉讼也应当相应的不发生法律效力, 而不是简单的依据期限届满而生效, 最终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分析此款条文, 还可以发现二审法院虽然选择依据审判监督程序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错误, 但是二审法院针对刑事部分的上诉、抗诉究竟应当做出什么形式的判决, 则没有在法条中体现。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碰到这种情形时, 二审法院无法做出裁判, 当事人提出的上诉、抗诉也就不了了之, 最终要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才能解决, 二审程序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台湾地区的二审采取的是一部上诉, 一部审查, 反映到附带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即:当事人若只是针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抗诉, 二审法院仅就刑事部分进行审查, 但是具有依附性的民事部分是不能单独生效的, 因为决定民事部分主要事实的刑事部分尚处于效力待定阶段, 民事部分不可能独立生效。

我国刑诉法解释第262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抗诉, 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如果发现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中的刑事部分确有错误, 应当对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 并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与刑事部分一并审理。”这一条司法解释肯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部分上诉, 部分生效, 部分生效的是刑事部分, 提起上诉的是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但是经过二审全面审查原则之后, 发现刑事部分确有错误的, 应当将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 而民事诉讼部分因为具有附属性, 一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此条款并没有肯定民事诉讼可以独立生效, 但是与刑诉法解释第261条一样, 没有规定二审法院针对此种情形应当作出什么形式的判决。二审法院遇到上述事由, 没有相应的法条作为依据, 也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 刑诉法解释只是笼统规定一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 但是二审法院无法作出相应的判决, 而使二审程序不了了之, 在实践中形同虚设。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但刑事庭并非必须自行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在一定条件下, 得将之移送民事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移送民事庭的原因有这样一种情形:“法院如仅应就附带民事诉讼为审判者, 应以裁定将该案件移送该法院之民事庭。”例如, 仅就附带民事诉讼之单独上诉, 或一并上诉但刑事判决经以上诉不合法驳回者, 此时, 法院应将该案件移送民事庭;但附带民事诉讼之上诉不合法者, 不在此限。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中的这种规定也就解决了上诉过程中刑事部分没有错误或者上诉不合法, 那么二审法院无需单独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而应当将民事部分交由民事庭审理。民事庭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是否合法, 刑事庭的移送是否合法, 均应先予审查。移送后的附带民事诉讼, 为独立的民事诉讼, 民事庭应独立审理, 不受刑事判决所为事实认定的拘束。这样的规定不同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二审的全面审查原则, 其附带民事部分不可能独立生效, 也不会存在单独对附带民事部分提起上诉产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 (下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 376。

[2]张华:《刑事案件申请撤诉附带民事诉讼应如何处理》, 《政治与法律》, 2004 (5) 。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 篇10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 又称无形损害, 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 其与物质损害并无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对人格尊严的贬低, 使威信下降, 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1]。因此不少国家都立法允许刑事案件被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从保护法益、实现公正的角度上说, 应当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至少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 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否定的态度, 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也带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

1对诉权的剥夺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 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 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 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 于理不通。

2造成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目前的禁止性制定来自司法解释, 这种禁止性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下精神损害的禁止性规定均来自于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与《批复》, 是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3实践中也会造成冲突

实践中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也会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在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的, 法院一般都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死亡赔偿费。而该赔偿费的性质即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此外, 在实践中, 也有法院援引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构成重婚罪的, 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重婚犯罪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

而且审判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自诉案件如果以调解、撤诉而结案,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 那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呢?

四、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 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 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 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 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 且有些概念模糊, 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 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 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 仅保留“损失”, 对该条做扩大解释, 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 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 (自然人) 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 所以,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 也是必要的。因此, 建议我们尽快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确认, 使受害人的精神进一步得到慰籍, 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 篇11

对此，已有很多同志对这两类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被害人及其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阶段前移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进行查控的权力，完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将这两类案件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与对被告人刑罚的判决、执行结合起来，将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注意审执结合；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建立附带民事赔偿的国家救助机制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同志对执行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设性的意见也非常赞同，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针对这两类案件执行实务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及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刑事追赃、退赔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浅讨论。

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机构问题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规定得很清楚，由执行机构执行；而关于刑事财产刑的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具体由法院哪个机构执行，则没有明确规定，《执行规定》中亦未涉及，司法实践中有的是刑庭在执行，有的是执行机构在执行，甚至还有的是法警在执行，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究竟由哪个机构执行刑事财产刑案件？目前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是否更有利？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由刑事审判庭负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由于有审判权作后盾，能提高被告人自觉履行赔偿责任或主动缴纳罚金等的机率，从而减少这类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数量。如果由执行机构来执行，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执行机构人员有更丰富的执行经验，特别是在涉及资产的查控、处置方面，更专业，更规范，也更富有经验。其不利的一面则在于无法充分调动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或其亲属代为履行的积极性，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巧妇难为无米之饮，案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究竟由哪个机构来执行，取决于决定者的价值取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对现行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一些修改，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时间段向前延伸，借鉴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完善现有的查控、保全措施（应能及于各种类型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明确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的特殊性，延长至公诉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明确公、检、法的协调配合，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转移、隐匿财产，提高对其财产的控制程度，就能减少其进入执行阶段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狀况。再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财产刑的主动履行在判前与刑事责任包括缓刑的适用相联系，在判后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与减刑、假释的适用相联系，明确将之作为酌定情节或法定条件，也能促进这两类案件的执行效果的提高。

二、两类案件中被执行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分割问题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一些案件的被执行人并非没有任何财产，但是，由于其财产系其与配偶或家庭成员等的共有财产，或者产权不明，存有争议。这种情况下，要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非常困难。由于被执行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或被科以刑事财产刑的基础在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其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类责任都是个人责任，应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不能及至其家人财产。所以在涉及共有的情况下，必须先析产，将被执行人财产独立出来，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也仅能执行其个人财产。但在现实生活中，被执行人的配偶、家人等配合进行析产的几乎没有，相反多会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或者直接利用被执行人服刑、被执行死刑的机会，将其财产据为己有。有人主张，由被执行人提出析产诉讼或者由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位提出析产诉讼，但是一则被执行人不会配合，二者程序周期长，申请执行人也不愿意多付时间、精力、金钱，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小。又有人提出，对夫妻共有或家庭共有等共同共有按权利人的人数等分；对于按份共有，有证据证明各共有人份额的，按各自份额分，不能证实各共有人的份额的，视为等额共有，按共有人的人数进行等分。关于被执行人财产的认定问题，在查控时以表面证据为准，动产看实际占有情况，不动产及参照不动产进行管理的车辆、船舶等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以登记为准，但是应允许案外人提出异议。对于案外人所提的异议，可参照《民诉法》204条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不服的，可另行提起异议之诉。

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与刑事财产刑执行的冲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4号）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时又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应当先履行对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款还规定“判处财产刑之前，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应当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先行予以偿还。”对于第一款在实际执行中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对于第二款，则有争议。首先，何谓“正当债务”？其次，何谓“应当偿还的”？第三，债权人请求的程序，向谁提出请求，程序如何？如何防止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串通，伪造所谓“正当债务”规避财产刑的执行？又如何防止执行机构无视债权人的正当主张，优先执行财产刑？笔者认为，为防止第三人权利的滥用，应明确此处的“正当债务”应以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或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认定的债务性质、金额、偿还期限为准；权利人应持上述文书及个人身份证明等材料向执行法院申请，且须于刑事财产刑执行到的款物上缴国库之前提出申请（在提出申请时尚未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的，可持该债务已进入诉讼或仲裁处理程序的相关依据申请保全，对于尚未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甚至可参照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之规定，给予其15天的宽展期，在保全期限或宽展期限内由执行法院在申请金额内予以预留，待取得生效法律依据之后，再据之进行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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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的执行与没收的冲突问题，这里所指的没收并非刑事财产刑之一的“没收财产”，而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施的“没收”行为。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证据和赃款、赃物的随案移送制度，对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力没收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的，但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处置的不在少数，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一些侦查机关对侦查阶段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诉讼程序尚未终结前即上缴了国库（以增大财政对公安机关上缴的财产返点）。

但是，當涉案被告人还需要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及其他正当债务，而被执行人除公安机关已扣押上缴（实质是没收）的财产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矛盾就会很大。在某院执行的张某等四人诉王某等三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王某等三人应赔偿张某等四人各项损失合计20余万元。经调查，三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扣押了王某的一辆“双龙雷斯特”越野车（价值30多万元），冻结了银行存款9万余元。对于冻结的银行存款，公安和检察机关在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后，随案移送到了法院；但对于扣押的越野车，公安机关已于2006年作为王某的非法财产予以了追缴，直接上缴了财政，并由财政划拨给了市公安局使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法院将冻结的银行存款先行用予了被执行人附带民事赔偿的偿付，尚余10万余元未能执行。受害人提出公安机关使用的越野车应优先用于承担被执行人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公安机关提出该车已上缴国库，由财政拨付其使用，其已合法地取得了该车的使用权，受害人方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本院执行该越野车。经多次协调未果，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最终报请市上对该案申请人的剩余债权进行全额救助。

对于公安、检察机关在判决前即已上缴的款物，根据现有法律系无权处分，在受害人等债权人提出偿付请求的情况下，应由原上缴机关或执行法院报请退回，优先用于偿付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的正当债务。

作者简介：

陈聃（1983.12～），男，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本科学士学位，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一处。

曾来（1981.05～），男，汉族，重庆市开县人，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开县人民检察院预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