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论文

刑事审判论文（通用8篇）

刑事审判论文 篇1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刑事审判实务

刑事审判提纲

(刑事审判实务课程作业)

指导老师：韦波 一、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由书记员完成：（宣布法庭纪律、核查当事人身份）

书记员李超的工作任务：（在宣布开庭前，依次做好如下工作）

1、查明公诉人、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

2、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安排在庭外休息，等候传唤。

3、宣读法庭规则。

4、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

5、全体人员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6、（审判人员就座后）宣布全体人员坐下。当庭向审判长报告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二、开庭阶段

审判长赵蕾宣布开庭: 1.京华市人民法院对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包书波被控故意伤害一案，现予公开开庭审理。由法警提押本案被告人包书波到庭。（被告人到庭后，原则上不使用械具，但为保障安全秩序，确有必要的除外），此案中介于案情，对被告人包书波不适用械具。

2.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多个被告人的依次进行）

（1）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住址。

（2）有无受到过法律处分及有关处分的种类、时间。

（3）何时被刑事拘留、逮捕。

（4）收到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的日期。

3.被害人到庭的，亦应由审判长先查明其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本案被害人死亡，可以针对其相关事项询问被害人家属）。

审判长赵蕾：被告人包书波的代理人的名字、工作单位。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还应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各被告人和原告人的身份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民事诉状的日期。（本案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田秀华、刘秀，应当查明其身份）。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规定，本庭依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刑事审判实务

法公开（或不公开，对于不公开的，应说明理由）审理京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包书波故意杀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田秀华、刘秀诉包书波民事赔偿一案。现在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名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的规定，本庭由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赵蕾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春晓、审判员钟伟筑成合议庭，书记员李超担任本案的记录。京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院吴昊、周志勇出庭支持公诉。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第31条、第32条、第34条、第39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有如下主要诉讼权利：

（1）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

（2）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和依法委托他人辩护。

（3）当事人和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

（4）公诉人和辩护人可以相互辩论。

（5）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可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6）被告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审判长赵蕾：询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及理由。（如要申请审判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回避，合议庭认为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宣布休庭，依照有关规定处理；认为不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庭驳回，继续法庭审理；如果申请回避人当庭申请复议，合议庭应当宣布休庭，待作出复议决定后，决定是否继续法庭审理。注意，如果，有多名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的，应分别询问）

审判长赵蕾：告知法庭审理的主要阶段：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及宣判。

审判长赵蕾：公诉人对法庭准备工作有无意见，（公诉人无意见之后）

审判长赵蕾：请鉴定人退庭到休息室听候通知。法庭准备工作结束。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再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

三、法庭调查阶段

法庭调查过程中，审判人员应注意如下内容：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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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再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

2、审判长赵蕾要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听取被告人意见，3、公诉机关可以就案件相关事实及证据向被告人发问。（目的在于调查清楚案件的事实）

4、控辩双方必须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此举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

（1）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2）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3）被告人的身份（特殊情况下可按其自报认定）；

（4）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5）共同被告人的责任分担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6）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

（7）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情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8）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已经给被害人造成损害，被害人对造成的损害结果有无过错以及被告人的赔偿能力；

（9）其他有关罪与非罪以及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5、审判人员应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事实有无异议，公诉人可以就异议部分进行讯问被告人。被告人全部或者部分否认犯有指控的罪行的，应充分听取其否认的根据和理由，但不能轻信，应着重于其他证据的证明。

6、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就具体事实、情节向被告人发问或互相发问。被告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就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但对控辩双方讯问、发问、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讯问发问方式不当的，审判长应当制止（包括诱导性的询问）。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发问内容无关或方式不当而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7、审判人员如果认为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向被告人讯问，也可以向公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8、经审判长允许可以宣证人、鉴定人员到庭作证、宣读鉴定笔录（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证人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并指令证人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向证人发问，应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另一方在对方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鉴定人的身份、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地提供鉴定意见和有意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鉴定人宣读鉴定结论后，要求传唤方可以提出发问，另一方经审判长许可也可以发问）。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刑事审判实务

9、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发问方式不当的，审判人员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不当而提出异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可以不说明理由）。（传唤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应分别进行，发问、询问完毕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

10、对于控辩双方出示的证据可以进行辩论。

注意（突发情况的方法）

1、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通讯地址、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的理由。合议庭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开庭。

2、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求撤回起诉，或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申请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应当准许。但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人民检察院在法定补充侦查期限内没有提请恢复法庭审理的，法庭将以撤诉结案。

最后审判长赵蕾可以宣布：（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已查清后）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四、法庭辩论阶段

注意（法庭辩论应当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公诉人发言；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被告人自行辩护；辩护人辩护；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1、辩论的顺序应先控后辩，再互相辩论。多名被告人的，可逐个进行，但应允许其他被告人、辩护人穿插发言，多轮交锋。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查清的，审判长可以宣布暂停辩论，恢复法庭调查，待事实查清后再继续辩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辩论应当在刑事诉讼部分辩论结束后进行。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与案件无关、重复意见或互相指责的发言应当制止。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的规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被告人包书波：陈述。

审判长赵蕾：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鉴于本案案情重大，本合议庭将在认真评议后，择日宣判。请控辩双方将当庭质证的证据提交法庭。法警，讲被告人带下（敲法槌）。

五、评议、宣告判决阶段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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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修听后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惊醒评议，6天后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内继续开庭）

（书记员就位）

书记员李超：请公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辩护人入庭.(人员就位后宣布法庭纪律)。

审判长赵蕾入庭（敲法槌）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包书波到庭，然后宣布判决。

最后告知被告人的权利。（上诉权）

0938120102

学生;徐鹏鹏

法学091

刑事审判论文 篇2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 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 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 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 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 惟齐非齐, 有伦有要”的思想。《尚书》中有:“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 刑故无小, 罪疑惟轻, 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春秋时期, 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 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此后, 秦朝崇尚严刑峻法, 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罢黔百家, 独尊儒术”, 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 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 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 则从轻而宽之。”《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 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 “以宽仁治天下, 而于刑法尤慎”, 推崇德主刑辅, 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在宋代, 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 而以宽济之”。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 治平世用轻刑”。《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 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 宽仁之诏, 相辅而行, 未尝偏废也。”清朝采取重刑主义, 但也严中有宽, 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 又必因乎其时”, “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 “宽严之用, 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 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 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 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 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 严中有宽, 以宽济严,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

陈兴良教授对宽严相济的“宽”、“严”和“济”的表述,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宽严相济之“宽”, 其确切含义应当是轻缓。刑罚的轻缓, 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 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 是罪刑均衡的应有之义, 也符合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 就应当处以较轻之刑。至于轻罪及其轻刑如何界定, 则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该重而轻, 是指所犯罪行虽较重, 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者酌定情节的, 法律上予以宽宥, 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 体现了刑法对犯罪人的感化, 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宽严相济之“严”, 是指严格和严厉。严格是指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这也就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化。严厉主要指是指判处较重刑罚, 当然是指该重而重, 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 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宽严相济,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 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和结合之意。因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犯罪应当有宽有严, 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 互相衔接, 形成良性互动, 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1]

现阶段,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种思想相互激荡, 各种社会矛盾突显, 犯罪态势也呈现更加严峻的局面,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层出不穷, 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 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对策, 转变立法、司法观念, 理性对待犯罪, 注重犯罪的整体防控,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以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这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将引起我国刑事法治的重大变革。

犯罪是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 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犯罪问题, 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刑事政策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体系:它既是对犯罪实施社会控制的方略, 同时又是“控制社会控制”的方略。刑事政策不仅仅以有效地预防或控制犯罪为目标, 同时以预防或控制犯罪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为目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出台, 正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 顺应时代潮流, 党和国家从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出发,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 参考借鉴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成分, 充分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正式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的态度, 讲究从重从快, 严惩严办, 体现了重其所重、该严则严。而对一些轻微的犯罪即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则采取宽缓的态度, 讲究从轻、减轻、教育、感化, 体现了轻其所轻、当宽则宽。对这两类不同的犯罪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根本内容即区别对待的原则, 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对犯罪严重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区分是正确适用宽和严的前提条件, 关于区别对待的意义, 贝卡利亚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 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可见区别对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预防严重犯罪的一种手段。另外, 由于各类犯罪层出不穷, 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达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获得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对宽和严的区分是必要的, 因为“越是在集中力量打击某一类危害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时候, 越应当相应放宽一些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2]官方对宽严相济的解读视野开阔, 思路辩证, 即强调了宽缓的重要性, 也突出了严打的必要性, 实现了从宽处理和严厉打击的融会贯通, 体现了严中有宽, 宽中有严, 宽严适度, 宽严审势。“宽严相济”结构科学完整, 内容合理完善, 平衡了公平与效率, 协调了秩序与自由, 即体现了公平正义, 又体现了人权保障, 实现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适应中国国情, 符合国际潮流, 彰显了科学性、人性化和时代性。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中的贯彻

前段时间有几起案件判决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如广州市中院办理的许霆盗窃案和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案, 如何在刑事审判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又不突破罪行法定的原则?笔者认为, 法官在办理每一宗刑事案件中, 都必须要有如下六方面的理念:

(一) 公平正义理念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和精神所在, 关于什么是公正, 在人类几千年的探索中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其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 我们往往会感到迷惑。”由于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内心情感、道德观念等的不同, 人们对于公正的具体内容往往会认识各异, 即使对于同一客体, 人们的公正评价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不同的人的公正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因素或称“最大公约数”。虽然我们无法给公正下一个完美的定义, 但却可以领会它的精神, “公正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认同, 其核心内容就在于伦理上的正当性、合理性。”[3]正义从实质内容而言又体现为平等、公正等具体形态。正义是法的价值标准, 法律只有合乎正义才是真正的法律, 而自由是法的价值顶端, 它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 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 因此正义还要受自由的规制, 否则就会造成自由泛滥, 侵害自由。根据王海明先生对公正的理解,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换。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 同态复仇都是公正, 而以怨报德, 以德报怨则是不公正。[4]公正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道德, 刑罚思想起源于报复, 因此, 公正是刑罚的根据, 刑法的本质是公正, 但一味追求公正会造成严刑、酷刑的滥用。因此, 现代公平的刑罚观要求罪刑均衡, 要求人道的刑罚。公平的刑罚可以缓解、化解由于犯罪造成的矛盾, 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 公平理念要求我们法官在刑事审判时, 必须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 对犯罪人的人权给予保障, 对被害人的权利给予救济, 缓和社会矛盾, 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刑事审判要体现正义的价值目标, 同时也要体现自由的价值目标。刑事审判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时不能侵害公民的人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宽有严, 既符合刑法的正义要求, 又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因而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理念。

(二) 刑法谦抑理念

“刑法的谦抑性”主要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是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但不是唯一手段, 更不是万能手段, 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刑法如两刃剑, 用之不当, 则国家与社会两受其害, 因此, 恪守刑法的谦抑性, 是刑法的品质和德性, 也是现代刑事审判法官们应有的品格。社会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法律, 尤其是刑法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强制和专政的工具, 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 政府权力受到限制, 并且又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治理, 因而就会降低对刑罚的依赖, 尤其是降低对重刑的依赖, 其刑罚轻缓化也就是必然趋势。”[5]因此遏制犯罪, 关键是消除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 采取社会救治的办法, 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 防止犯罪的发生, 从而减少犯罪。而不能过分依赖刑法对犯罪的遏制, 因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必须审慎用之, 只有在运用道德、宗教、经济、文化、行政等手段不足以制裁时, 才可以动用刑罚。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在刑事审判上, 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 就没有必要使用较重的刑罚。

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就是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刑事审判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轻微犯罪、偶发犯罪、无被害人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判处轻刑、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化措施。刑法谦抑理念是轻缓刑事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 也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 宽容地对待犯罪的理念

刑法的宽容性是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实践证明, 一味地严厉打击犯罪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发生, 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是社会运行不良的产物, 根源是社会本身, 因而要想彻底地遏制犯罪, 必须从社会本身入手, 铲除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社会的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在这种治理理念下, 追求社会的协调发展, 才能真正成为善治之道。[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发展还不平衡, 城乡、地区之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还存在贫富差距较大, 贪污腐败现象较严重, 国民素质偏低等现象。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极易诱发犯罪, 导致犯罪率上升。犯罪现象将长期存在, 如何对待犯罪, 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开放而又包容的社会, 理性宽容地看待犯罪, 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然, 宽容并不等于放纵, 宽容是有限度的, 即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发展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历史经验表明, 刑事政策越严厉, 社会和谐度就越低, 正如马克思所言, 历史和统计学都非常清楚地证明, 利用刑罚来感化和恫吓世界从来都没有成功过。[7]宽容地对待犯罪, 刑事政策就轻缓, 社会和谐度就越高, 这是因为暴力的回报只能是暴力, 残酷的行为的回报也只能是残酷的行为, 不会有其他的回报。[8]宽容地对待犯罪, 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非监禁化, 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 保持犯罪人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

(四) 人权保障理念

以人为本,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传统的刑法理念中, 刑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片面强调刑法的惩罚功能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能, 忽视了人权保障、自由保障的机能, 导致重刑主义倾向。现代刑法理念认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其一。当今我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刑法惩罚犯罪所追求的直接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而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刑事审判应当以维护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为目标, 加强人权保障机能,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十分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现在, 刑法已不再仅仅是专政的工具, 而更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被犯罪侵害的法益,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 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罚的侵害, 同时也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人权是一个基本概念, 每一个人都享有人权, 即使是犯罪的人, 也享有基本的人权。因此, 我们在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审判时, 不能忽视其人权, 对其应有的合法权益应加以保护, 如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沉默权、申诉权、控告权、通信权、会见权、休息权等。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其进行惩处, 实行无罪推定, 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 保证其受到公正和合理的对待。这是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 也是当今世界人权意识发展的结果。

(五) 人道主义理念

当今世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占主导地位。所谓人道, 是人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古语有:亲亲、尊尊、长长, 男女之有别, 人道之大者也。现代人道主义人认为, 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 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 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或尊严。[9]刑事政策是一定时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反映, 当今世界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空前关注, 强调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当代的刑事政策更是引入人性化的情感要素作为其价值诉求, 以人为中心和归宿, 谋求人的解放, 关注人的发展, 主张废除酷刑, 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个别化和非监禁化, 教育和改造犯罪人, 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应彰显刑事政策的人性维度, 把人文关怀作为刑事审判的应有理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倡导文明、法治、和谐的社会, 刑事立法政策应对犯罪宽容并富于人道。因为任何人都具有其客观存在的值得肯定的个人价值, 犯罪人并非就是天生有道德缺陷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也是社会的受害者, 因为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人本身, 所以, 我们在对待犯罪时必须怀有理性和宽容之心, 给犯罪人人道和人文关怀, 以仁爱之心感化他, 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社会遗弃, 帮助其改过自新, 引导其向善。在立法上, 尽量缩小犯罪圈, 将必须犯罪化的社会失范行为限制在最小限度内, 注重利用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刑事审判上, 实行轻刑化、刑罚个别化, 因为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人, 法律只有根据个人的情况适用才能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刑罚应当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基于刑法谦抑主义的立场, 应当在刑事审判中体现人道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的刑罚观, 善待犯罪人, 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重新社会化并复归社会。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应顺应时代潮流, 对犯罪人倾注了人文关怀, 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理念。

(六) 刑法经济理念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 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 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益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是法的基价值目标之一, 法律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法节俭, 它不是指一味地裁减刑法, 而是指应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刑法经济性要求我们在刑事审判时, 要考虑刑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司法活动的高消耗性这一矛盾必然要求我们追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即以最小的刑法成本支出, 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从另一方面来说, 刑事审判的成本作为国家系统成本的一部分, 在国家对资源投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对司法资源的投入过多, 必然会减少对社会其他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的支出, 限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权益和自由, 产生一种排挤效应所以过度的刑罚而不符合刑法经济的思想。刑法经济思想要求必须摒弃重刑主义酷刑思想, 树立刑罚最后性的观念, 避免刑罚滥用, 有效地适用刑罚, 以最小的刑罚投入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为了有足够的司法资源去防止重大犯罪, 就必须对一些轻微犯罪采取宽缓的措施。对那些人身危险性不大、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的轻微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等, 能用非刑罚方法处理就不规定为犯罪能用轻刑就不用重刑, 能不监禁就不监禁, 减少诉讼环节, 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用最小的刑罚成本来达到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轻缓化是实现刑法经济的有效途径。

当今世界倡导公平、人道、法治和效率的刑罚观, 轻刑化理念、人权保障理念盛行, 基于对犯罪原因多元化的认识和刑罚功能有限性的认识, 重视犯罪预防与犯罪的综合治理, 倡导行刑社会化等恢复性司法活动。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在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 坚持区别对待, 该宽的宽, 该严的严, 宽严协调, 真正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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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国际刑事审判“档案” 篇3

去年底今年初，西亚北非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反对派的行动风起云涌，当政领导人的政权或迅速瓦解，或岌岌可危。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已经被埃及警方拘押。3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呼吁将卡扎菲送上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时强调，“像那些犯罪的人一样”，卡扎菲须接受审判，并且是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5月16日，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政府八名高官发布逮捕令，包括卡扎菲本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人萨诺斯等人。国际刑事法院这次起诉卡扎菲的行动速度之快，历史罕见，首次在一场冲突还在进行过程中就开始对其展开调查。此外，西非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已经被支持瓦塔拉的部队所控制……迷乱的政治变局中，人们在关注动荡国家普通民众的安危时，也将目光投向这些政治人物的未来命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当初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

五年前，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法庭中接受审判。如今，针对卡扎菲们的审判又将会如何？

对严重的犯罪行为，最庄严的审判莫过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审判，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刑事审判进入国际领域虽然最大限度彰显了公平及正义，却也多少暴露了人类社会和主权国家在法治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无奈。而国际刑事审判的发展历程表明，实现对某一个人的国际刑事审判，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发源：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人类社会的法制史，也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历史。对坏人进行惩处，对好人进行保护，是刑事法律最原始、最自然的逻辑。然而，面对很多犯罪行为，国内的刑法却显示出种种局限和无能：首先就是发生在不在任何国家管辖之下的犯罪行为，例如公海上的海盗，给国家管辖制造了一定的混乱；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和非法干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几乎摧残和吞噬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例如实行种族屠杀或种族灭绝，通常因为领导人在任期内的特殊地位，而使其逍遥法外……作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最后一关，国际刑事审判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国际刑事审判的实践源于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英于1943年11月1日签订《莫斯科宣言》，宣称对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德国军官、人员和纳粹党员，解回其犯罪所在国审判，对于主要战犯，将按同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审判。1945年8月8日，战胜国在伦敦签订《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成立了纽伦堡军事法庭，随后对戈林等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18人有罪，两人被定为反人类罪，两人被定为战争罪，14人被定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名战犯被判有期徒刑。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启了国际社会刑事审判犯罪嫌疑人的先例。但其设立的主体是二战的战胜国，而非所有参与冲突的国际社会的成员。这是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来自战胜国，审判的过程痛快淋漓，毫无疑问，两场审判都伸张了正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受到了一些质疑。

演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后，人们似乎找回了一些处理疑难犯罪案件的信心和办法，尤其是国际审判的公开审判模式，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庭无法比拟的。国际审判不仅通过司法主持了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使全世界的人们真实地、全面地看到了正义的主持。此后的若干年，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国际刑法和人权法的发展，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创新发展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成果，通过决议，陆续特设了若干国际刑事法庭，对发生在特定地区的国际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

1991年，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武装冲突。在安理会827号决议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于1993年5月成立，设在荷兰海牙，审判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按照《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前南刑庭管辖的罪行包括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前南刑庭只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团体或国家的法律责任。自第一名被告于1995年4月被移交以来，前南刑庭共起诉了约170人，有近40人在押。被检控的嫌犯包括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前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以及波黑塞军前总司令姆拉迪奇等。该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3月在海牙监狱中的神秘去世，也使前南国际法庭的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

1994年4月到7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有80万左右的人被杀死。卢旺达政府为求民族和解，主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审理其境内的严重罪行。1994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55号决议。1995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得以正式建立，庭址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小镇。

这些特设刑事法庭采取了类似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那样的临时性法庭模式，法庭的审判任务完成之日，也就是法庭解散之时。而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不同的是，特设刑事法庭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国际审判，后者的审判形式似乎更加完善。然而，自成立以来，这两个特设法庭由于审判进展缓慢而且费用高昂，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

除了较为著名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外，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设立了其他一些特别刑事法庭，例如东帝汶、塞拉利昂、柬埔寨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等。

发展：国际刑事法院

特设刑事法庭虽然可以通过安理会决议建立，然而，作为临时性机构，仍然解决不了一些国家长期的需求。1989年，时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的罗宾逊提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当时的想法主要是用来处理非法毒品交易。这一提议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国际社会开始起草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1998年7月18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2002年，在《罗马规约》生效的当天，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成立，其主要功能转为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

成立不足10年的国际刑事法院已做了几件让全世界瞠目的事情：一是逮捕并审判了刚果（金）前副总统让·皮埃尔·本巴；二是三番两次大张旗鼓地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三是宣称将对朝鲜展开战争罪调查，以评估延坪岛炮袭和“天安舰”事件中是否存在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动作，是针对利比亚领导人和科特迪瓦前领导人。5月3日，检察官奥坎普宣布，有确凿证据证明利比亚境内有人犯下反人类罪，包括下令枪杀示威者、集体逮捕和惩罚等五项罪名，卡扎菲及其儿子都出现在被指控的名单中。由于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卡扎菲必须依赖联合国安理会来实现。而被逮捕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则很可能在科特迪瓦新总统瓦塔拉的安排下，接受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目前，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该国的一项初步调查已经展开，以搞清科特迪瓦冲突中是否有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展开起诉有三个机制：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可以要求法院进行罪行调查和起诉，而安理会的这一要求可以针对所有国家，无论其是否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二是缔约国可以提出案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三是检察长自行调查，这被称为检察官的“自动管辖权”。显然，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和巴希尔的指控主要依赖的是第一个机制。而第三个机制允许检察官可以根据个人、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资料主动提起犯罪调查，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和质疑，其中包括缺席国际刑事法院的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大常任理事国。

苏丹总统巴希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的在任总统，由于苏丹同样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国际媒体曾一度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然而，联合国安理会曾于2005年3月出台1593号决议，决定将自2002年7月1日以来达尔富尔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这也许是国际刑事法院丝毫不理会当事国感受，强行发布逮捕令的缘由。不管该逮捕令能不能执行，都已经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则形成了某种冲击。

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国际条约建立的常设性审判机构，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临时法庭。它与联合国关系虽然很密切，但又不从属联合国。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后者作为联合国的六大核心机构之一，主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海洋、条约履行等国际争端。

另一个通道：国内特别法庭

对一些敏感人物的审判，既可能通过国际刑事审判实现，也可能通过国内法庭制裁。关键看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和状况而定。例如同样涉嫌种族灭绝和屠杀等罪行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接受的就是来自国内特设法庭的审判。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的索马里海盗，更是先后由美国、荷兰、韩国、肯尼亚等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庭进行了审判。而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从目前所显示的信息来看，面临的很可能将是国内的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的审判。当然，对这些人物的审判，即使通过国内法庭进行，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并不亚于国际审判。

目前美国处理其所抓获的9.11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采取的也是国内审判这种途径，或者要求引渡这些犯罪嫌疑人到美国本土或者押至关塔那摩基地进行军事审判和处理。假如本·拉登被活捉的话，较大的可能性也会采取国内审判这种模式。但对其进行审判，会带来一系列后续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与巴基斯坦的协调关系，本·拉登的法庭辩护和爆料，审判和处罚的国际影响以及合法性问题，人权组织的干预和影响，“基地”组织的抗议和反扑等。而击毙拉登，一切正常的司法审判都将不需要。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只要主权国家有足够的审判意愿和审判能力，在国内框架下实现对国际罪行的管辖并无障碍。首先，国际罪行，不仅为国际法所禁止，同样也为各国国内法所禁止，因此，国际罪行通常可以在国内法中找到相应的处理依据。第二，国际社会对国际罪行早已建立起普遍管辖权，任何一个国家境内如有涉嫌犯罪分子，都可以进行处置。第三，国际罪行虽为国际法禁止，但其往往发生在一国国内，从犯罪取证、调查、抓捕、收监等各个角度看，国内管辖往往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与国际审判比较起来，更加便利。

国际刑事审判及其他

国际刑事审判中，法官是关键人物。不同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对法官资格的要求有所不同。如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军事法庭，法官都是由战胜国任命的，《纽伦堡宪章》与《东京宪章》中均没有对法官的资格作出具体的规定。法官的资格主要是由任命的国家自行掌握。

《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13条与《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12条都明确规定：“法官应品德高尚、公正、正直，并应具备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各分庭的整体组成应适当顾及法官在刑法、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方面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南国际刑庭中约有1/3的法官以前并不是专业法官，联合国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中汇入更多的国际政治、外交与社会经验，以防止法院的过度专业化。这两个法庭法官的产生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中进行的，采用的都是选举方式。

在国际审判历史中，前南国际刑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立上诉庭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这是对国际刑事审判制度的重大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一大进步。它避免了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只设立一审程序的尴尬。后来的《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与《罗马规约》等也都规定了上诉与复审程序。

公开审判是被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法官应该遵循和予以保障的诉讼原则。国际刑事审判十分注重这一点，只有在出于保护证人隐私的情况下，此项权利经法官批准才能得以减免。审判中所出示的所有的文件、审判纪录和法庭的所有决定，保密部分除外，都向公众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公众不但可以旁听审判的全部过程，而且法庭内还设有摄像机，并通过电视和电脑网络向全世界转播。

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报告 篇4

现在，我向本次会会议报告区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审判工作的情况，请予审议。

一、形势任务

刑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活动，是国家依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重要司法工作。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日益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加之人流、物流、信息流大量涌入，我区治安形势愈加复杂，抢劫、抢夺、盗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持续高发，成为危害我区社会治安的主要犯罪;“黄、赌、毒”和危险驾驶犯罪增量明显，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关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有发生，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关注程度和要求愈来愈高。不仅要求准确及时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还期待充分有效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还期待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依法审判刑事案件，还期待切实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不仅要求公开定罪量刑结果，还期待审理过程和裁判理由公开透明;不仅要求案件审判正当合法，还期待裁判合情合理，符合社会不断进步的正义观念。面对日趋复杂的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区人民法院审时度势，把保发展、保稳定、保民生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打击与保护并举，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依法充分发挥职能，认真开展了刑事审判工作。20__年至今年6月份，共受理刑事案件1486件，审结1458件，判处被告人2469人，其中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57人，占 18.5%，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主要做法

(一)正确执行法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区人民法院认真领会刑事立法精神，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既依法惩罚犯罪，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权威，又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强化办案法律效果的同时注重提升社会效果。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严打”方针，突出打击重点，强化打击力度，本着“什么犯罪突出就严打什么，什么犯罪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就严打什么”的指导思想，重点打击四类犯罪。一是团伙犯罪、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犯罪，以及杀人、绑架、强奸、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20__年以来，共审理此类案件323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2.2%，判处被告人741人。二是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共审理此类案件354件，占24.3%，判处被告人648人。三是“黄、赌、毒”犯罪。此类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法应予严惩。共审理此类案件95件，判处被告人173人。四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危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犯罪。此类犯罪涉及面广、危害巨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将其列为打击重点。共审理此类案件27件，判处被告人56人。近年来，区人民法院先后审理了天津龙华环保净化有限公司、天津瑞士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刘德芳故意杀人案，洪瑞元、袁春海诈骗案等在全区有广泛影响的案件;依法严惩了流窜盗窃136起、犯罪金额达370余万元的陈洪顺、赵辉，在生猪交易市场强行收取交易费达7年之久的程学广，多次倾倒除锈剂废液造成严重污染后果的宋国辉等一批犯罪分子，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增强了群众安全感，营造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认真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深，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被告人，以及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依法给予从宽处理。20__年以来，共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822人，占被判处被告人总数的33.3%。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大力推进专业化审判模式，于20__年5月正式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配备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邀请从事妇联、团委工作的人民陪审员参审，将心理干预贯穿于案件审判全过程，认真落实圆桌审判、卷宗封存、指定辩护人等制度，尽最大努力促使被告人悔过自新。共审理此类案件121件，判处169人，均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加强与社区矫正部门的联系，定期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跟踪回访，了解其思想表现及改造情况，并建立档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过组织法院开放日、法制宣讲会、模拟法庭等形式，深入开展犯罪预防工作。

——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本着“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指导思想，注重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切实保护受害人的经济利益。近几年，区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占刑事收案总数的15%-20%，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两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大多数案件当事人矛盾较深、对立情绪较大，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上访，甚至酿成新的刑事案件。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区人民法院注重加强调解工作，突出调解技巧和方法，坚持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尽量减少当事人间的仇恨心理，缓解彼此对立情绪，促使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从而大大提高了调解率。20__年以来，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37件，其中，民事赔偿部分调解结案206件，调解率达86.9%，取得了当事人无申诉、无上访、无矛盾激化的良好效果。

(二)自觉遵循法定诉讼程序和制度，确保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认真贯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以公正为主线，将程序公正作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障，严格执行回避、公开审判等重要法律制度，积极推行被害人、证人出庭等举措，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诉权，保证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开展。加大司法公开力度，除依法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进行公开审判，特别是今年以来，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1】 司法公开三大平台是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是今年区人民法院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旨在以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为切入点，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形式公开为实质性公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推进司法公开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开化水平，使宝坻法院司法形象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1】建设，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将符合上网条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布，在本院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审判信息，有效推进了“阳光司法”。认真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施量刑公正和均衡，减少同罪不同罚的情形;坚持落实法定审限制度，建立健全刑事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刑事审判人员岗位职责、岗位职责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刑事案件等做法，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不断提高刑事审判效率。20__年以来，在审结的1458件刑事案件中，无一案件超审限，生效案件无一再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仅为22天。

(三)坚持公正廉洁文明司法，切实深化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一是切实深化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讨论、法官宣誓、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等多种形式，增强群众观点，深化宗旨意识，强化纪律观念，改进司法作风。刑事审判队伍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纪律作风明显改进。二是切实深化司法能力建设。坚持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方向，通过鼓励法官钻研业务理论，组织专业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开展岗位练兵、庭审观摩、法官教法官活动等措施，丰富知识储备，提高司法技能。目前，我院刑事审判人员共14人，全部取得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其中1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5人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队伍的司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切实深化反腐倡廉建设。以治理“六难三案”[【2】 “六难”是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三案”是指：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2】为重点，以促进岗位廉洁、提升司法公信为目标，组织开展廉洁司法和司法作风专项教育活动，通过采取集中整顿、警示教育、诫勉谈话、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一岗双责目标责任书》、完善法官廉政档案、加强对干警遵规守纪情况的日常督查等措施，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强化反腐倡廉意识，确保廉政隐患归零。20__年以来，刑事审判队伍中无一人违法违纪，无一人因不廉洁问题而受到当事人投诉和举报。

三、存在的问题及打算

回顾过去的几年，区人民法院围绕中心，发挥职能，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案多人少矛盾日显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也呈增多趋势，刑事案件总量居高不下[【3】 ，新收刑事案件571件1024人;20__年，新收589件989人;20__年，新收594件1033人;20__年1-6月份，新收303件536人。]【3】，且疑难、复杂案件多发、频发，刑事审判法官工作负荷越来越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司法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刑事审判法官队伍年龄断层[【4】 目前，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官队伍中，40-49岁的法官8人，30岁以下的法官2人。]【4】，年长的法官虽有审判经验，但有的难以胜任高强度、大批量案件的审判任务;年轻法官虽专业知识比较扎实，但审判经验不足。有的大局意识不强，存在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现象;有的驾驭庭审、证据认定、裁判说理能力不强;有的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罪量刑方面把握不准，刑事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刑事审判职能还需进一步延伸。司法实践中，虽然开展了一些法治宣讲、送法入校等活动，但方式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促进公民知法守法的效果还不明显;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跟踪帮教工作还没有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人民法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有效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助推美丽宝坻建设。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打造桥头堡、先行区，建设美丽宝坻”战略部署，找准刑事审判工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同时，从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出发，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确保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强化公正意识，全面提升审判质量。建立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判委员会四级把关机制，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案件裁判质量;完善刑事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健全刑事审判人员岗位职责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通过开展“两评查、三评选”[【5】 “两评查”是指：庭审评查、案件质量评查;“三评选”是指：办案能手评选、精品案件评选、优秀裁判文书评选。]【5】活动，促进刑事审判质量提升;继续深化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构建“网、电、人、窗、庭”[【6】 “网”，是指宝坻法院网(包括宝坻法院官方微博);“电”，是指12368电话语音服务、电子触摸屏和电子大屏幕;“人”，是指12368人工在线值守;“窗”，是指立案信访窗口、诉讼服务窗口和审务公开橱窗;“庭”，是指科技法庭和直播法庭。]【6】五位一体的司法公开平台，增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三是强化形象意识，打造人民满意队伍。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治理“六难三案”为重点，继续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观念和群众观点;认真组织开展教育培训、业务研讨、法官帮教、庭审观摩等活动，着力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准则》、《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和《仪表风纪管理办法》的落实，引导法官自觉培育司法良知、遵守司法礼仪、规范司法行为，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刑事审判法官公道正派、正直善良的人格魅力和良好形象。

刑事审判论文 篇5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为了做好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次会议的审议准备工作，分管领导带领内务司法工委查阅了两院近两年来办理的部分刑事卷宗；邀请常委会部分委员和区政法委领导对两院的刑事检察、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调查，先后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召开了座谈会；向人民陪审员了解相关情况。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两院刑事检察、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

区检察院、法院近两年来能按照上级院工作的总体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紧紧围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工作主题，在区委和上级院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和管理科学化建设，为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本文来源于-http://-，帮您找文章]

（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区检察院、法院在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工作中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在坚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不动摇的同时，按照“稳、准、狠”的原则突击打击重点，先后依法严厉惩处了一批盗窃、抢劫、强奸、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交通肇事等案件的犯罪分子，对严重暴力犯罪涉黑涉恶势力犯罪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情况下，依法从重从快地加大打击力度，对社会危害影响大的刑事案件快起诉、快审判，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我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二）依法惩处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两年来，我区法院共审理经济犯罪案件46件，共53人，其中有南通市肿瘤医院系列贪污、受贿案，启东市检察院检察官系列受贿、玩忽职守案，南通市九圩港船闸管理所系列受贿案以及虚开增值税票案，利用合同诈骗案等。他们在审理这一类商业贿赂案件时，能注意适用财产刑，加大追赃力度，既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又不让犯罪分子得到经济上的便宜。不仅如此，两院还针对案件中反映出来的人事、管理问题，作出调研，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意见，有力推动了我区反腐败工作的深入，促进了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慎重审理少年犯罪，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可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些本该茁壮成长的幼苗却产生畸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检察院在对未成年的被告人公诉时，不仅指控所犯罪事实，还在庭审中，以宣读“教育词”形式进行帮教；人民法院少年合议庭采用“圆桌审判”方式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以类似谈心的方式审理案件。这种“惩教结合、寓教于审”的方法强化了法庭教育功能，消除了心理欠成熟的未成年被告人紧张、恐惧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更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孙军等三人抢劫一案的审理就体现了这种情与法的融合。庭审后两院还到学校对判决缓刑的少年犯进行回访，希望他们走出过去的阴影，吸取教训，放下思想包袱，以优异的成绩和实际行动回报父母、学校、社会。检察院积极开展青少年维权工作，先后获得省级青年文明号、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

（四）促进规范司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两院在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司法活动中，认真贯彻执行“两高一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办案方式，通过庭前证据展示等庭前改革，大大提高了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刑事诉讼中两院牢固树立法定证据意识，注意收集证据的手段、程序合法。检察院在自侦案件询问犯罪嫌疑人时采用了全程录音录像，以客观、公正的手段将证据固定，也用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在文明合法审讯下供述的犯罪事实；法院狠抓了司法行为的规范化，逐步形成了一套秩序井然的案件审理流程，杜绝了不符合规定的超期送达、移送现象，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几点建议

在充分肯定刑事检察、刑事审判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总结经验的同时，调查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院个别干警政治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两院在一些案件退侦上还未能与公安分局达成共识；通过阅卷发现检察院涉税案不起诉占比较大，法院在少数判决缓刑的案件社会效果欠佳；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及证人到庭作证率还不高，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突出公正与效率，力求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篇6

现在，我代表xx市人民法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刑事审判工作，请予审议。

近年来，xx法院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认真贯彻刑事司法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圆满完成刑事审判任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2019年至今，我院共受理了各类刑事案件xx件，其中，2019年全年，收案x件，结案x件，结案率x%；

2020年至今，收案x件，结案x件，结案率x%，期限内结案率为100%。审理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x件，占比x%，交通肇事案件x件，占比x%，寻衅滋事案件x件，占比xx%；

判处十年以上罪犯x人，五年至十年x人，五年以下x人。

一、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突出重点，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xx法院不断深化政治站位，优化工作部署，牢牢把握斗争形势，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始终坚持落实“一案三查”，加强线索排查工作，坚持统筹协调，不断强化与公安、检察、纪检、监察等机关的协调配合，与纪检、监察等机关建立线索移交与查办反馈“双向通道”，完善线索筛查摸排、转办工作机制，坚持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与查处“保护伞”同步进行，确保在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中有“伞”必挖、逢“伞”必打。敢于“刀刃向内”，对于法院干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以及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风报信、泄露审判秘密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2019年以来，我院共受理涉黑恶案件4件，现已全部审结。从重从快审结了被告人xx等14人涉黑案，分别判处xx等14人有期徒刑二十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及时审结了被告人xx等4人涉恶案、x涉恶案、x涉黑案。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服务打好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坚持把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作为重中之重，2019年以来，共审理环境资源保护的刑事案件x件，以污染环境罪判处罪犯x人。紧密结合区域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律和特点，树立区域环境资源审判新理念，加大了涉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力度，健全了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多方协调联动机制。

二是创新理念，深入推进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审判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自刑诉法确立认罪认罚制度以来，我们深刻领会立法意图，更新司法理念，对认罪认罚案件审理进行了积极探索。自2019年至今，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x件。对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各类案件，全部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审理，扩大了速裁案件和简易案件适用率，做到了宽严相济，极大的节约了司法资源。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xx法院充分利用三方远程庭审系统，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网上开庭审理。在此期间，xx法院远程三方庭审审结案件x余件，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圆满完成了庭审不见面、诉权有保障的“隔空”审案。

三是积极探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xx法院深刻领会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最高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按照中政委和上级法院的精神出台了相关配套文件，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全面贯彻实施“三项规程”，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完善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推动形成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加强与公安、检察、监察机关的沟通协调，不断灌输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用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指导侦查、起诉。强化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认真领会新刑诉法关于律师辩护、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落实。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重大案件的旁听，强化庭审监督。2019年至今，xx法院共邀请1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庭审旁听。

四是强化疏导，不断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力度。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一般都是民间矛盾引发的，当事人之间矛盾深，社会隐患大，如不能及时调解，可能引发信访，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xx法院秉承“能调则调，案结事了”的原则，针对个案特点量身定制方案，想尽一切办法释法明理，认真疏导，当调则调，能调尽调，对调解不成的案件，也积极动员做被告人及家属工作，促使其按判决自动履行义务，减少社会对抗。近十年来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无一进入执行程序，无一反悔，判决后无一上诉，无一信访案件发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年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率达到90%以上，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

二、当前刑事审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019年以来，我院刑事审判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与形势任务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少数法官刑事司法理念尚未完全转变，证据裁判意识尚未完全树立；

司法作风有待转变，司法能力有待提高。二是少数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因对证据审查不细、把关不严，部分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

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不能有效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个别案件审理周期过长，未能很好地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落实尚不到位，人民陪审员参审还存在陪而不审的现象。四是刑事案件总量居高不下，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

一要继续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切实加快办案节奏，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和各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市场经济有序发展。

二要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严格依法定罪量刑，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三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扫黑办第九次会议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专项斗争工作，深入开展“六清”行动，以“案件清结”“黑财清底”“伞网清除”“行业清源”为重点，提升扫黑除恶审判质效，确保如期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的总目标。

四要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依法适时启用刑事速裁程序，实行繁简分流，提高当庭裁判率。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依法维护保障被告人权益。

五要继续推进法官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刑事新型审判模式，提高审判质效，进一步加大刑事法官培训力度，着力提升综合素质，努力实现刑事审判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维护司法权威。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篇7

关键词：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完善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 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在身心发育上略显的不成熟, 在性格方面上和成年人相比也具有不完整性, 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极其不稳定, 没有规律可循, 其主要表现为情绪具有较大的反差, 不听从他人的管理、情绪难于控制。以上的种种因素导致未成年人更加容易触犯法律法规, 从而走进了诉讼程序中来。然而未成年人的身体和智力处于不完全的状态, 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尊重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 使诉讼更符合常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一) 什么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想要探讨什么是未成年人审判制度, 就需要先将未成年人的概念进行规定, 而未成年人这一个概念又分为一般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和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一般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没有达到成年状态的人;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以年龄作为区别的, 指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称为未成年人,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提出年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同样要有相应的处罚。虽然其他国家对未成年的人给予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但是他们不能对未成年的法律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本文笔者认为, 按照本国的教育体制, 通常在高中毕业时处于十八周岁左右的年龄, 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和大学生的心理发育阶段具有加大的区别, 具有可塑性, 所以将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定为十八周岁最为合适。将未成人的概念界定后, 是对刑事审判制度作出相应的定义, 这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控辩双方和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共同参加, 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程序, 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是人民法院需要严格遵守的程序, 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严密的审查, 并且依法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未成年人在心里和生理上相对的不成熟行, 所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决上不同成人的刑事审判处决, 具有相对的特别性。

(二) 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

刑事诉讼原则是指立法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过程是诉讼程序的一种, 所以应该遵循刑事诉讼的远见, 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又不同于成人刑事案件, 具备很多特别因素。这就导致未成年的诉讼程序有自己的原则。

1.不公开审理原则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我国开始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所有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并由第469条规定:“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等资料。”

2.寓教于审的原则

什么是寓教于审, 就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应该利用能够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的每一个环节, 增强对未成年人的挽救工作, 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 从新回归社会。这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原则, 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对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进行相应的保护, 使其获得法律的保护, 不能只重视刑罚而忽略对未成年人的改造和挽救。

3.迅速简约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之中, 人民法院应当采用不拖延的方式, 使未成年被告人快速脱离司法程序, 避免了诉讼进度缓慢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未成年人对被指控的案件中没有异议的境况下, 可以适当的简易程序。遵守迅速简约这一原则可以做到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用, 降低其不良影响。

4.全面调查的原则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 不单单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还需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因后果进行相应的调查。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 不仅仅调查犯罪行为的关键法律因素和条件, 还需要获得未成年人的身心情况以及生活环境, 方便对其进行教育和感化。

5.分案处理的原则

在未成年人诉讼的过程中, 司法人员需要将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相应的分离办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庭处理的原则, 给予未成年人最根本的保障, 不让其受到二次污染, 使司法机关能更好的开展挽救感化工作, 让未成年人区别于成年人的待遇。

二、国外未成年人刑事制度

世界上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法庭模式、福利治疗模式和社区参与模式, 法庭模式的代表是德国, 德国于1923年制定了《少年法院法》这项法规是以教育思想为特征, 并且建立的少年法庭和少年司法制度。这项法规的目的是, 使青少年顺利适应社会并约束自身不再犯罪。福利治疗模式的代表者是瑞典, 在瑞典未成年人在犯罪后要在一个隔离的机构进行相应的治疗, 这个隔离的机构只针对未成年人, 并且是对个人犯罪的预防, 还有一个理念是, 避免将未成年人起诉到法院中。社区参与模式的代表者是新西兰。在新西兰未成年人在犯罪后不是通过法庭来解决的, 而是在社区之中对未成年人所犯的罪进行矫正, 家庭会议制度是社区参与模式的典型代表。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制度的不足

(一)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在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上不是很妥善, 大多数未成年人法律法规都是套用成人法律法规, 不具有教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效果, 还会导致脱离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 甚至会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抵触审判的不良心理。未成年人立法不具有独立性,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形式独立性, 这是我国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应该重视的问题。

(二)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机构确实

我国少年法庭发展的成效见涨, 但是少年法庭因为其本身的缺陷, 只是少年法院的垫脚石, 终究会被少年法院所代替。而我国至今并没有设立少年法院, 这不同国际主流,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少年法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而且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人员没有较为专业的队伍。

(三) 审判方式存在缺陷

寓教于审的原则和对抗审判方式冲突, 未成人对于法院的严肃性难以适应, 会产生畏惧的心理特征, 违背了寓教于审的初衷。再者法官主导性和法官中立性不兼容, 法官通常处于消极中立的态度, 而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 法官需要引导未成年人, 导致法庭教育难得其果。

(四) 社会调查缺乏规定

调查主体不具有专业的素质, 并且在调查方式上不具有全面性, 不能准确的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 分析和预测他的行为, 还有调查主体不完善, 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了在社会方面的调查难以得到预期的成果。

四、总结

我国在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走势, 而且数量再逐年增长, 发展成为了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所以,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建设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而且可以给予未成年人更多更好的保护。做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的一项长远的治国方针, 具有非凡的意义。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只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 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 就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 各部门互相配合, 不断的完善立法体制的进程, 使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不断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柴靖静.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 (12) :38-40.8.

[2]高维俭, 梅文娟.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制度比较研究——基于特别隐私权的理论视角[J].天中学刊, 2015, 30 (1) :56-65.

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探讨 篇8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立法;内部机制;外部联系

案例一:2008年的一天,被告人张某某趁被害人姚某某酒醉之机,将其带到某宾馆客房,采取暴力手段对被害人实施奸淫,因意志以外原因而导致强奸未遂。过程中被告人致被害人受伤(经法医鉴定,伤情属轻微伤)。被告人张某某因犯强奸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二:2007年的一天,被告人刘某某窥见被害人黄某某在家中洗澡,即爬窗进入房间,强行将被害人抱起放在床上,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但因被害人反抗而未能得逞。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强奸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两名被告人的罪名是相同的,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果都是基本相似的,从法理上说,对他们判决的刑罚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甚至案例一的被告人因在强奸过程中致被害人受轻微伤而刑罚应该更重一些),但事实上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法院的判决确实经常存在着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从以上两个案例引发开来,笔者下面想就目前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我国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表面上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而实际上法官却可在量刑幅度内随意的支配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人有一些从轻、减轻情节,法官更可以在量刑幅度以外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抗诉的权利,但往往因为抗诉条件相当苛刻而无法行使。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以上情形一般难以监督,往往只能口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至于法官听不听,听得进多少,都是无法定量的,这无形中也失去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利器。若对拥有如此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没有任何制约或监督机制,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约束来确保公正司法,笔者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关系过于密切,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宪法规定,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就是说,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基于以上规定,下级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遇到一些复杂疑难案件,或者与检察院在处理上意见相左的案件,往往向上级法院请示。而上级法院基于以上密切关系,一般都倾向于下级法院的意见。然后下级法院将上级法院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示意给检察院,检察院得知后一般会因为既然是上级法院的意见,即使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放弃自己的意见,使刑事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三)刑事案件抗诉成功率低,效果不明显,极大地打击了检察院进行刑事抗诉的积极性。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对于如何理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相关规定。但从现今司法实践来看,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而抗诉成功的例子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一是检察院内部有人认为,要和法院搞好关系,才能顺利开展工作,能不抗诉的尽量不抗诉;也有人认为,抗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成功的几率却不高,倒不如不提算了。因此,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想监督等问题。二是法院内部存在着“护短”的现象,认为下级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有些问题是自家内部的“家丑”,不可轻易外扬,能护着就护着,不想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四)在庭審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程序甚至违法的情形时监督难以到位。如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搞证据偷袭,主审法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从而造成公诉人被动的情形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庭公诉人不能当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公诉人不得不采取在庭后提出延期审理,最终延长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这既降低了诉讼效率,也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

(五)现行法律对某些方面的审判监督规定的较为原则,缺乏实践操作性。这体现在一些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如法院组织法对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做的规定等等。

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 , 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 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呢?不外乎有以下步骤和途径: 1.出席法庭。派员出席法庭是检察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2.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3.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检察院通过受理申诉发现法院的不当判决和裁定。应该说,以上四种途径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或由于不够全面,或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等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还要有以下举措:

(一)在立法上完善。1.确立三审终审制。现今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改判权的运用,虽然及时纠正了许许多多的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特别是对提高办案效率,改变建国初期因滥用三审制而造成的诉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二审终审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已初显端倪。如出现前文所提到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而导致监督渠道不畅,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确立三审终审制便可较为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当然,我国设立的三审终审制决不能全盘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而应是一种特别的三审终审制,即有限度的三审终审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1条所列的轻微犯罪案件经第二审判决者,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如却有违反法令的情况,可提起非常上诉;如漏审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据,可声明再审,但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1]“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不服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叫‘上诉’”[2]。笔者认为,我国的三审终审制可参照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二审终审为例外。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主要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确有错误的可提起二审甚至三审抗诉,进而在立法上割裂上下级法院之间密切关系,促进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修改、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1)规范庭审制度,如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庭审时或庭审后提出。(2)两高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共同制定细化量刑标准的规定。如可以以两家的名义下发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以及利用电子科技开发具体的量刑软件供各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以及法院刑事审判人员使用等等,并经常监督指导,以减轻量刑的随意性。3.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基层检察院以抗诉权,使其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样既减轻了上一级检察院的工作压力,也简化了程序,从而提高了抗诉的工作效率。4.具体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制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使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在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上完善。1.加强意识,更新观念。检察人员要有忧患意识,要用好审判监督这一党和人民赋予的有力武器,要采取抗诉和非抗诉监督等多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监督。对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判决或裁定,检察机关当然要采用抗訴的方式进行监督,绝不能随意放过;而对于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的裁判或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则应采用非抗诉的监督方式,将纠正违法与检察建议相结合。诸如给法院发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等,不能因可能效果不明显就马虎了事。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庭审中就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3]2.检察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严厉惩处触犯刑律的审判人员。坚持把诉讼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依法严肃查处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绝不姑息。3.检察机关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诉讼监督能力。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业务研讨、办案交流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培养和提高检察人员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和能力。

(四)从检察机关外部联系机制上完善。1.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与联系。要充分利用人大对两院工作实行监督这一利器,及时将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向人大汇报,努力争取人大对检察工作特别是审判监督工作的支持;2.检察机关应主动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制定相关的工作机制。对于存在明显错判的案件或明显违法的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责任法官的违纪责任。而对于那些廉洁奉公、品行兼优、审判业绩突出的法官,检察机关则应建议法院予以嘉奖,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廉洁奉公、依法办案的精神;3.加大推行阳光检务力度。检察机关要将有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广为人知。4.全力培养公民寻求检察机关救济的法律意识。这关系到能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和监督意识。只有在全社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法律监督意识,审判监督理念深入民心,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才能最终树立起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威。

[参考文献]

[1][2]孙大有.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0,(一):21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