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共3篇)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篇1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 刑罚裁量 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
[1][2]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篇2
一、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的正面影响
(一) 媒体监督促进刑事审判公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一律公开进行”。由于法院硬件设施不足, 无法充分提供旁听审判机会, 一些有影响的重大案件, 法院甚至不得不发放旁听证限制公民参加。那些忙于自身事务, 或因路途遥远或其他原因放弃旁听审判的人员也大有所在, 故刑事审判公开的范围实则很有限。而媒体监督则充分发挥其迅速、快捷、覆盖面广和影响大的特长, 拓宽了刑事审判公开的视野, 促进了刑事审判公开。
(二) 媒体监督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致
媒体对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报道, 曝光腐败分子, 迅速在大范围内形成舆论攻势, 震慑腐败分子, 遏制因特权、人情和关系造成不公正审判案件的发生。正是媒体对审判中存在问题的报道, 有助于审判机关防患未然, 改进工作作风, 预防司法专横和腐败, 保障刑事审判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
(三) 媒体监督有助于树立刑事审判权威
媒体作为中立第三者, 对刑事判决结果的客观分析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不满, 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 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刑事审判效率。媒体对整个刑事审判制度、体系及审判工作中的缺失提出批评和改正意见, 能够有力推动刑事审判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促进审判工作公正、科学和高效地进行, 树立刑事审判权威。
二、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当今, 媒体监督无处不在。在给人们传递正能量, 维护法律尊严、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政法队伍的威信等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 这也导致人们对媒体盲从盲信, 加上被一部分所谓的传媒人愚弄忽悠, 影响法院的中立地位, 可能对把正在审判的刑事案件变相为“媒体审判”, 左右法院审判结果, 损害司法公正。
(一) 媒体监督侵犯了刑事审判的独立性
刑事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然而, 媒体有时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 揣摩民众喜好, 忽略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媒体一旦丧失其客观公正立场, 对个案进行报道进行似乎专业而又入情入理的剖析评论,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时, 势必会影响程序公正, 干涉刑事审判。其次, 其从业人员一般不精通法律, 从自己的感知上概括刑事案件, 发表相关评论。当报道内容与法律条款相悖时, 就会误导民意, 迫使法官考虑外来干预, 侵犯刑事审判的独立性。
(二) 媒体监督损害了刑事审判的权威性
媒体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来源于言论自由。当前, 有些媒体擅用道德标准评判案件结果, 主观臆断案件事实, 没有依据的妄加猜测。他们关于刑事案件事实的报道和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论证, 是一种变相的庭外审判, 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审判人员认定事实, 致使法院刑事判决书的公信力下降, 损害刑事审判的权威性。
(三) 媒体监督损害了案件相关人员的权利
1. 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
媒体为了引发一定社会反响, 达到轰动效应, 往往不加考虑报道的刑事案件内容是否真实, 来源是否合法。加上相关媒体竞相转载, 转载人对相关事实的主观想象, 以讹传讹, 强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实, 添油加醋, 激起观众内心强烈的同情或愤怒, 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
2. 损害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每个被告人都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有的媒体在案件宣判前或者是案件刚刚发生就对案情大肆曝光, 做出具有主观倾向的报道, 使得舆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使法官在审理案件前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严重损害了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3. 影响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媒体在案件的报道中, 描述被告人强大的背景, 渲染作案手段的凶残, 而且对有利于被告人方面的证人、鉴定人也横加指责, 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发表质疑意见, 使证人、鉴定人产生恐惧心理, 从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词或修正鉴定结论, 甚至拒绝作证, 对刑事审判公正产生危害。
三、消除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负面影响的建议
媒体监督一旦与法律产生冲突, 势必对刑事审判造成不良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必须在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完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相关人员道德和业务素质, 多层次、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一) 规范刑事审判程序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媒体监督若已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压力或引发不良社会舆论, 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可以决定将案件延期或中止审理, 直到不利影响基本消除。对已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刑事案件, 上级法院应当指定其他受媒体不当监督影响较小地区的同级法院进行审理。对已经审结的案件, 若能证明在宣判前媒体监督对庭审或法官的裁判造成影响, 判决可能有失公正,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辩护人应当有权申请再审, 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此外, 针对法院不公开审理的决定或禁止媒体对公开审理案件旁听的决定等限制, 媒体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或举报, 上一级法院接到申诉或举报后, 经调查属实, 应当责令下级法院准许媒体参与旁听, 给予责任人员相应的行政处分, 使媒体的报道、监督刑事审判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二) 健全立法,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加强媒体行业自律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维护刑事审判公正, 预防媒体监督权滥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加快立法, 规范媒体的权利义务、法律地位和责任等。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法制报道的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 坚持法制原则, 尊重司法独立, 对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不要用道德标准去责难, 强求法庭解决一切问题。法律自身的缺陷要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修正, 道德问题应由社会舆论来解决。媒体行业内部应建立一定的惩戒机制, 对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媒体以及从业人员予以惩罚。
(三) 保护媒体的合法权益、扩大刑事审判的公开程度
化解媒体报道对刑事审判的不良影响, 法院应最大限度地增加审判工作透明度, 主动与媒体和公众沟通, 给媒体营造相对宽松的发言环境, 制造正常发表渠道, 减少审判机关和媒体间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 降低内耗和司法成本, 共同致力于司法公正。当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及时满足, 媒体有稳定的消息来源时, 便会减少媒体与民众因误解而出现的猜疑或谣言大行其道的局面。
总之, 媒体监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更是人民群众的心愿。在刑事审判的监督过程中, 一定要依法监督, 防患未然;客观公正, 杜绝虚假, 使媒体监督走上健康、理性、文明、法制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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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篇3
关键词:刑事审判 调解 审判理念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宽严相济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就是通过依法公正审判刑事案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重要职责。在司法实践中,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刑事审判中,如何通过调解化解社会矛盾,也是刑事法官应当认真探索、实践和总结的重大课题。
1 牢固树立案结事了的审判理念
刑事审判工作与化解社会矛盾关系十分密切,但刑事审判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化解社会矛盾,而是需要刑事法官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的职能作用,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实际工作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要求我们刑事法官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要有大局意识,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刑事审判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要牢固地树立“案结事了”的理念,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办案,或者不潜心研究和评估每一起案件对化解社会矛盾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刑事审判工作简单化,一判了之。应当在正确的审判理念指导下,充分发挥法律智慧,精心审理好每起案件,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要积极地做好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争取化干戈为玉帛,最大限度地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 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特别要把握好从宽从严案件的区别,从严,要依法严惩,体现刑罚的震慑作用,有效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宽,要依法宽大处理,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审判案结事了的基石,是刑事法官把握刑事案件调解适用范围的前提。对于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事出有因、针对特定对象,对社会治安秩序没有重大影响的犯罪,要着眼于社会和谐稳定,下大力气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利用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作用,积极做好法律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充分听取被害方的意见,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从而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 将调解作为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
3.1 是保护被害人利益的需要 在现代“以被告人权利保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制下,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护得到极大的提升,而被害人则基本为现代刑事司法所遗忘。从实践中重视对犯罪的定罪量刑,忽视对被害人的赔偿诉求,我国目前的司法状态,附带民事判决有效执结率较低,有些就是一纸空文。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调解工作,才能促使赔偿及时到位,才能给被害人在心理上找到安慰,给被害人个人利益保护找到突破口。
3.2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的平衡。根据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从被告人角度看,基于被告人已经就对被害人经济赔偿协议,对犯罪人适用较轻的刑罚,有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有助于加速犯罪人回归社会。从被害人角度看,及时获得赔偿,达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和治疗,减少了上诉、申诉、上访。使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方平衡,化解了社会矛盾,彰显了人性化,促进了社会和谐。
3.3 是完善法律制度的需要 我国设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在立法上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只能机械地糅合了两种诉讼程序,未能有效解决两种不同诉讼程序的衔接并轨问题,以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适用上不断地发生法律冲突。在被害人渴望得到更有效更广阔的利益保护时,有必要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从而弥补制度上的不足。
司法实践中,以调解方式处理纠纷,确实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起到了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作用。刑事审判中,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它轻微刑事案件加大调解力度,尽可能地促使当事人和解,力争轻罪案件一审终了,节省了司法资源,也促进了社会和谐。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也要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将调解作为必经程序,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曾指出,要加大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力度,只有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妥善处理损害赔偿问题,才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刑事审判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努力克服忽视调解、怠于调解、害怕调解、不会调解的现象,以缓和、化解、弥合当事双方的矛盾冲突为目标,坚持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贯穿庭前、庭中、庭后三个环节,穷尽一切手段做好调解工作,促使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挽回经济损失,同时减轻被告人犯罪的危害后果,争取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最大限度地促成矛盾化解,恢复和谐关系。
4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4.1 要处理好合法与自愿的关系 合法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刑事案件的调解也有适用范围,要在法律允许的幅度内进行调解,比如民间纠纷、婚姻家庭等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二是法院主持的调解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三是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要合法,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不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愿是调解的原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不得强制,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他们必须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另外,调解协议的内容也要是双方自愿达成的结果,法院只能引导,不能干涉或代为决断。处理好合法和自愿的关系,要求法官在调解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简单、消极地询问一下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而是针对符合调解条件的案件依职权主动提出调解,积极地做深入细致的沟通和教育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并积极参与调解,向当事人释法析理,阐明利害,最终促成调解,使当事人息诉服判,为实现“案结事了”打下良好基础。
4.2 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一是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将被告人的赔偿情况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中,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另外,“济南会议精神”以及相关的文件和政策,均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一般均能认罪、悔罪,其及时的赔偿又有利于被害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有效实现,双方能达成谅解,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因此,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二是对不具备调解条件或经过多方充分调解后仍难以达成协议的案件,要及时依法作出裁判,不能将“调解优先”绝对化,避免案件久拖不决,甚至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形象。同时,也要考虑,对于被害人不同意调解或被告人赔偿能力差而导致未能调解成功,但被告人賠偿部分损失,且认罪态度好的,在量刑时也要酌情予以考虑。
调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土地上的一支奇葩,可以预言,不论社会条件发生多大变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调解仍然是符合我国民众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有效结案方式之一,尽管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制度在现实运用中存在一定困境,但是一旦找到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必将为激烈冲突中的当事人提供一种解决纠纷的全新前景,从而更好的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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