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的监督

刑事审判的监督（共12篇）

刑事审判的监督 篇1

当今时日, 伴随着中国法制社会建设的步伐, 依法治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公检法司法系统及公职人员的认知度迅速上升。鉴于此, 媒体监督应运而生, 大行其道, 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从积极方面讲, 无可厚非, 然而, 被少数人肆意歪曲了的媒体监督, 忽悠广大民众, 产生的消极因素也不可小觑, 它直接损害法律的公平、公正, 危害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一、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的正面影响

(一) 媒体监督促进刑事审判公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一律公开进行”。由于法院硬件设施不足, 无法充分提供旁听审判机会, 一些有影响的重大案件, 法院甚至不得不发放旁听证限制公民参加。那些忙于自身事务, 或因路途遥远或其他原因放弃旁听审判的人员也大有所在, 故刑事审判公开的范围实则很有限。而媒体监督则充分发挥其迅速、快捷、覆盖面广和影响大的特长, 拓宽了刑事审判公开的视野, 促进了刑事审判公开。

(二) 媒体监督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致

媒体对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报道, 曝光腐败分子, 迅速在大范围内形成舆论攻势, 震慑腐败分子, 遏制因特权、人情和关系造成不公正审判案件的发生。正是媒体对审判中存在问题的报道, 有助于审判机关防患未然, 改进工作作风, 预防司法专横和腐败, 保障刑事审判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

(三) 媒体监督有助于树立刑事审判权威

媒体作为中立第三者, 对刑事判决结果的客观分析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不满, 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 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刑事审判效率。媒体对整个刑事审判制度、体系及审判工作中的缺失提出批评和改正意见, 能够有力推动刑事审判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促进审判工作公正、科学和高效地进行, 树立刑事审判权威。

二、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当今, 媒体监督无处不在。在给人们传递正能量, 维护法律尊严、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政法队伍的威信等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 这也导致人们对媒体盲从盲信, 加上被一部分所谓的传媒人愚弄忽悠, 影响法院的中立地位, 可能对把正在审判的刑事案件变相为“媒体审判”, 左右法院审判结果, 损害司法公正。

(一) 媒体监督侵犯了刑事审判的独立性

刑事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然而, 媒体有时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 揣摩民众喜好, 忽略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媒体一旦丧失其客观公正立场, 对个案进行报道进行似乎专业而又入情入理的剖析评论,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时, 势必会影响程序公正, 干涉刑事审判。其次, 其从业人员一般不精通法律, 从自己的感知上概括刑事案件, 发表相关评论。当报道内容与法律条款相悖时, 就会误导民意, 迫使法官考虑外来干预, 侵犯刑事审判的独立性。

(二) 媒体监督损害了刑事审判的权威性

媒体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来源于言论自由。当前, 有些媒体擅用道德标准评判案件结果, 主观臆断案件事实, 没有依据的妄加猜测。他们关于刑事案件事实的报道和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论证, 是一种变相的庭外审判, 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审判人员认定事实, 致使法院刑事判决书的公信力下降, 损害刑事审判的权威性。

(三) 媒体监督损害了案件相关人员的权利

1. 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

媒体为了引发一定社会反响, 达到轰动效应, 往往不加考虑报道的刑事案件内容是否真实, 来源是否合法。加上相关媒体竞相转载, 转载人对相关事实的主观想象, 以讹传讹, 强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实, 添油加醋, 激起观众内心强烈的同情或愤怒, 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

2. 损害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每个被告人都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有的媒体在案件宣判前或者是案件刚刚发生就对案情大肆曝光, 做出具有主观倾向的报道, 使得舆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使法官在审理案件前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严重损害了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3. 影响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媒体在案件的报道中, 描述被告人强大的背景, 渲染作案手段的凶残, 而且对有利于被告人方面的证人、鉴定人也横加指责, 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发表质疑意见, 使证人、鉴定人产生恐惧心理, 从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词或修正鉴定结论, 甚至拒绝作证, 对刑事审判公正产生危害。

三、消除媒体监督对刑事审判负面影响的建议

媒体监督一旦与法律产生冲突, 势必对刑事审判造成不良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必须在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完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相关人员道德和业务素质, 多层次、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一) 规范刑事审判程序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媒体监督若已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压力或引发不良社会舆论, 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可以决定将案件延期或中止审理, 直到不利影响基本消除。对已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刑事案件, 上级法院应当指定其他受媒体不当监督影响较小地区的同级法院进行审理。对已经审结的案件, 若能证明在宣判前媒体监督对庭审或法官的裁判造成影响, 判决可能有失公正,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辩护人应当有权申请再审, 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此外, 针对法院不公开审理的决定或禁止媒体对公开审理案件旁听的决定等限制, 媒体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或举报, 上一级法院接到申诉或举报后, 经调查属实, 应当责令下级法院准许媒体参与旁听, 给予责任人员相应的行政处分, 使媒体的报道、监督刑事审判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二) 健全立法,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加强媒体行业自律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维护刑事审判公正, 预防媒体监督权滥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加快立法, 规范媒体的权利义务、法律地位和责任等。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法制报道的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 坚持法制原则, 尊重司法独立, 对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不要用道德标准去责难, 强求法庭解决一切问题。法律自身的缺陷要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修正, 道德问题应由社会舆论来解决。媒体行业内部应建立一定的惩戒机制, 对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媒体以及从业人员予以惩罚。

(三) 保护媒体的合法权益、扩大刑事审判的公开程度

化解媒体报道对刑事审判的不良影响, 法院应最大限度地增加审判工作透明度, 主动与媒体和公众沟通, 给媒体营造相对宽松的发言环境, 制造正常发表渠道, 减少审判机关和媒体间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 降低内耗和司法成本, 共同致力于司法公正。当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及时满足, 媒体有稳定的消息来源时, 便会减少媒体与民众因误解而出现的猜疑或谣言大行其道的局面。

总之, 媒体监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更是人民群众的心愿。在刑事审判的监督过程中, 一定要依法监督, 防患未然;客观公正, 杜绝虚假, 使媒体监督走上健康、理性、文明、法制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康为民.传媒与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

[3]怀效锋.法院与监督[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 2010.

[5]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J].政法论坛, 2000.

刑事审判的监督 篇2

【内容摘要】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是对审判机关错误判决和裁定的法律救济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些问题,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有时候甚至影响到了法律的正确实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本文期望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明确提起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的事由、改革人民法院启动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完善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最终实现发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缺陷与弊端完善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立法上的缺陷

1、根据有错必纠原则确定的进入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必须“确有错误”这一规定不科学

2、对重新审理的条件规定过于宽泛

3、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不当

4、应当重新审判的范围规定不全面

5、重新审理的方式规定不科学

6、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上诉、发回重审的归口问题没有明确

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的弊端

1、立案渠道不规范

2、开庭审理十分困难

3、审判监督案件重新审理与审判委员会关系不明确，实际操作不规范

4、多被告共同犯罪案件和死刑审判监督案件的审理十分困难

5、人民法院或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重审的刑事自诉审判监督案件，侵犯了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的处分权

三、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缺陷与弊端的原因

1、两审终审制是申诉泛滥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地方保护、司法不独立等诸多因

素的存在，老百姓在当地是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的。于是当事人只好到外面、到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其次，有的法院不好好利用二审，而是随便作出一个生效判决，老百姓不服，当然会申诉。第三，各审级不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也是产生无限申诉的重要原因

2、法官的素质问题、司法质量低

3、错案追究制也是当前审判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4、社会期望值不合理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当前司法活动由于受到各方面不切实际的渲染，因此，公众对司法的期望值与司法现实情况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司法活动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司法中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公众对司法产生了不信任感。

四、完善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整体模式方面，应将现行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归根结底，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属于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救济程序。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再审申请制度，使得任何再审的提起建立在“诉”的存在和提出的前提下。根据“无利益则无诉讼”的原则，法院显然不应成为诉讼的发起者，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人双方才是真正的当事者。由此，未经检察机关或原审被告人提出再审申请，法院绝不能主动或者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而只能被动的接受并审查控辩双方提出的再审申与此同时，在提出再审申请方面，检察机关与原审被告人应拥有大体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裁判的抗诉与当事人的上诉在引发第二审程序方面具有相同的诉讼效果，因此，为了将再审真正纳入诉讼的轨道，立法者应终止检察机关再审抗诉的特殊地位，使抗诉与申诉在引发再审程序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效果。

2、应将再审明确区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作此区分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受到更多、更严的限制。1）在提起的理由上，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事后发现新事实和新证据的发现应成为这种再审提起的主要理由。2）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有追诉次数

和追诉时效的明确限制。一般情况下，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一经提起，法院经过再审无论作出怎样的裁判，检察机关都不能再就同一案件重新提出再审。同时，这种再审申请的时效应短于刑法确立的犯罪追诉时效，应从犯罪发生后立即计算，而不应因刑事诉讼的发动而终止。由此，申请再审的有效期间应为有关犯罪发生后其时效的余数。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提起上则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

3、应对再审的申请理由作出重新确定。应将刑事诉讼法就当事人申诉所规定的四项理由连同法院、检察机关据以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确有错误”理由，全部予以废弃，根据再审是否对原审被告人有利来确定申请再审的理由。具体设想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只能依据以下理由提出：1）原审法官、陪审员在制作原审裁判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或者其它职务上犯罪行为的；2）原审案件的主要证人、鉴定人有严重的伪证行为的；3）作为原审裁判主要依据的书证、物证被发现属于伪造或变造的，等等。

4、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应为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除最高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外，其他任何生效裁判一旦被发现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再审理由，再审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负责受理。

5、接受再审的法院应以诉讼方式对此申请进行审查。为避免再审程序启动上的任意性和随机化，法院接受的无论是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还是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应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举行听证程序，并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开始再审的裁定。

6、在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上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制”。首先，实行“一审终审制”使再审这一特别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体现其特殊性。其次，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缩短诉讼周期，从而可以尽快实现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国家司法活动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现有的司法资源实现最佳的诉讼效益。最后，审判监督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亦能保证程序与结果公正。适用再审程序的案件都经过了普通程序的严格审理，而且再审案件在提起之前也都经过了谨慎的研究、审查，所以经过再审的案件一般都得到正确的处理。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灵魂，是我们搞好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审判监督程序是最终的司法救济，应当是最能体现公正与效率。我们应当处理好纠正错案与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权威性的关系，对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进和完善，改变“终审不终”、“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被动局面，坚持公正与高效，依法维护终审权的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陈卫东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樊崇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陈瑞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梁宝俭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2001年第1卷、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对刑事再审制度之思考》/《法学》2001年第4期

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探讨 篇3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立法;内部机制;外部联系

案例一:2008年的一天,被告人张某某趁被害人姚某某酒醉之机,将其带到某宾馆客房,采取暴力手段对被害人实施奸淫,因意志以外原因而导致强奸未遂。过程中被告人致被害人受伤(经法医鉴定,伤情属轻微伤)。被告人张某某因犯强奸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二:2007年的一天,被告人刘某某窥见被害人黄某某在家中洗澡,即爬窗进入房间,强行将被害人抱起放在床上,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但因被害人反抗而未能得逞。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强奸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两名被告人的罪名是相同的,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果都是基本相似的,从法理上说,对他们判决的刑罚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甚至案例一的被告人因在强奸过程中致被害人受轻微伤而刑罚应该更重一些),但事实上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法院的判决确实经常存在着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从以上两个案例引发开来,笔者下面想就目前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我国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表面上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而实际上法官却可在量刑幅度内随意的支配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人有一些从轻、减轻情节,法官更可以在量刑幅度以外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抗诉的权利,但往往因为抗诉条件相当苛刻而无法行使。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以上情形一般难以监督,往往只能口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至于法官听不听,听得进多少,都是无法定量的,这无形中也失去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利器。若对拥有如此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没有任何制约或监督机制,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约束来确保公正司法,笔者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关系过于密切,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宪法规定,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就是说,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基于以上规定,下级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遇到一些复杂疑难案件,或者与检察院在处理上意见相左的案件,往往向上级法院请示。而上级法院基于以上密切关系,一般都倾向于下级法院的意见。然后下级法院将上级法院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示意给检察院,检察院得知后一般会因为既然是上级法院的意见,即使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放弃自己的意见,使刑事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三)刑事案件抗诉成功率低,效果不明显,极大地打击了检察院进行刑事抗诉的积极性。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对于如何理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相关规定。但从现今司法实践来看,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而抗诉成功的例子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一是检察院内部有人认为,要和法院搞好关系,才能顺利开展工作,能不抗诉的尽量不抗诉;也有人认为,抗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成功的几率却不高,倒不如不提算了。因此,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想监督等问题。二是法院内部存在着“护短”的现象,认为下级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有些问题是自家内部的“家丑”,不可轻易外扬,能护着就护着,不想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四)在庭審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程序甚至违法的情形时监督难以到位。如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搞证据偷袭,主审法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从而造成公诉人被动的情形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庭公诉人不能当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公诉人不得不采取在庭后提出延期审理,最终延长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这既降低了诉讼效率,也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

(五)现行法律对某些方面的审判监督规定的较为原则,缺乏实践操作性。这体现在一些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如法院组织法对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做的规定等等。

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 , 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 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呢?不外乎有以下步骤和途径: 1.出席法庭。派员出席法庭是检察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2.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3.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检察院通过受理申诉发现法院的不当判决和裁定。应该说,以上四种途径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或由于不够全面,或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等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还要有以下举措:

(一)在立法上完善。1.确立三审终审制。现今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改判权的运用,虽然及时纠正了许许多多的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特别是对提高办案效率,改变建国初期因滥用三审制而造成的诉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二审终审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已初显端倪。如出现前文所提到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而导致监督渠道不畅,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确立三审终审制便可较为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当然,我国设立的三审终审制决不能全盘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而应是一种特别的三审终审制,即有限度的三审终审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1条所列的轻微犯罪案件经第二审判决者,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如却有违反法令的情况,可提起非常上诉;如漏审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据,可声明再审,但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1]“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不服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叫‘上诉’”[2]。笔者认为,我国的三审终审制可参照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二审终审为例外。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主要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确有错误的可提起二审甚至三审抗诉,进而在立法上割裂上下级法院之间密切关系,促进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修改、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1)规范庭审制度,如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庭审时或庭审后提出。(2)两高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共同制定细化量刑标准的规定。如可以以两家的名义下发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以及利用电子科技开发具体的量刑软件供各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以及法院刑事审判人员使用等等,并经常监督指导,以减轻量刑的随意性。3.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基层检察院以抗诉权,使其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样既减轻了上一级检察院的工作压力,也简化了程序,从而提高了抗诉的工作效率。4.具体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制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使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在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上完善。1.加强意识,更新观念。检察人员要有忧患意识,要用好审判监督这一党和人民赋予的有力武器,要采取抗诉和非抗诉监督等多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监督。对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判决或裁定,检察机关当然要采用抗訴的方式进行监督,绝不能随意放过;而对于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的裁判或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则应采用非抗诉的监督方式,将纠正违法与检察建议相结合。诸如给法院发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等,不能因可能效果不明显就马虎了事。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庭审中就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3]2.检察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严厉惩处触犯刑律的审判人员。坚持把诉讼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依法严肃查处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绝不姑息。3.检察机关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诉讼监督能力。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业务研讨、办案交流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培养和提高检察人员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和能力。

(四)从检察机关外部联系机制上完善。1.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与联系。要充分利用人大对两院工作实行监督这一利器,及时将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向人大汇报,努力争取人大对检察工作特别是审判监督工作的支持;2.检察机关应主动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制定相关的工作机制。对于存在明显错判的案件或明显违法的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责任法官的违纪责任。而对于那些廉洁奉公、品行兼优、审判业绩突出的法官,检察机关则应建议法院予以嘉奖,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廉洁奉公、依法办案的精神;3.加大推行阳光检务力度。检察机关要将有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广为人知。4.全力培养公民寻求检察机关救济的法律意识。这关系到能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和监督意识。只有在全社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法律监督意识,审判监督理念深入民心,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才能最终树立起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威。

[参考文献]

[1][2]孙大有.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0,(一):214,230.

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构想 篇4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构想

刑事审判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刑事审判监督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 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狭义的刑事审判监督, 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授予的监督权限以及法定程序, 对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惩罚犯罪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制约和督促, 是保证审判机关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案, 防止权力滥用,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的保证。监督在刑事审判中有预防价值和纠错价值。就预防价值而言, 在意识形态上, 由于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存在, 强化了刑事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观念与严格执法的意识, 达到对审判中的违法、枉法裁判行为的防微杜渐的实际效果。而纠错价值既体现在审判过程中, 也体现在刑事判决作出后。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 随时就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 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判决作出后, 如发现裁判有误, 可直接提出抗诉或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因此, 刑事审判监督是进行程序救济, 纠正错误判决, 维护实体公正最为直接的方式, 也是其纠错价值的直接体现。 (1) 然而, 由于法律在“检察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双向权衡中, 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设计为一种程序性的监督。要使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既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也要继续推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制度改革, 提高检察干警的监督意识和能力, 保障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措施得以落实。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来加以完善。

(一) 完善相关立法

1.制定配套的刑事审判监督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制定有具体内容、范围、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办法, 使总体性原则与具体规定相衔接、配套, 以保障监督的效力。如明确法律监督范围, 对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上诉案件的监督作出明确规定, 并加强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监督;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将对刑事审判监督明确分为对庭审前的监督、庭审中的监督和庭审后的监督, 规定庭审中出现的违反公开审判原则, 违反回避制度, 剥夺聋哑人、未成年人等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时, 公诉人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提出休庭建议, 并在休庭期间提出纠正意见, 不能一概将提出监督意见的时间规定在庭审程序结束后。

2.增强审判监督的刚性立法。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 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 为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效力, 应当从刑事审判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入手, 在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同时, 增强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如可以规定,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 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纠正, 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关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发出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检察建议” (2) 。

3.明确审判监督的抗诉标准。为增强刑事实体监督的实效性, 应当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统一监督标准, 将抗诉程序启动的事由具体化。

4.缩小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建议通过修改刑法或作出司法解释, 对某些概括性强、伸缩性大,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加以界定的较模糊概念规范化、具体化, 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 缩小审判机关自由裁量空间。如从立法上明确适用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适用轻缓刑罚的具体情形, 尽量减少以罚代刑的现象出现;对现行刑法量刑规定中普遍存在的刑种、刑度档次多、跨度大, 又不够具体明确的情形加以细化完善, 便于检、法两家操作和监督;对刑法中所有“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形, 由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作出司法解释, 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

5.加强司法解释的统一协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加强对司法解释的指导、协调与监督, 避免司法机关理解和解释法律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 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和司法公正。

(二) 创新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制度

1.健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机制。一是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针对抗诉启动难度大、程序复杂等问题, 应建立‘基层———地市——省级’三级联动抗诉体系。” (3) 基层院所在地通常为案件发生地和侦结地, 获取证据一般较省、地市院迅速, 在发现新证据时, 基层院应及时向省、地市院报告, 并妥善做好新证据的收集、保存和固定工作。省级院应加大对地市院提请抗诉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建立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机制。加强“两院”之间多层次的沟通联系, 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 互相通报工作情况, 共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进一步协调解决办理抗诉案件调卷难等问题, 保证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2.推行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审判机关的量刑权是在不同轨道运行的两种权力, 量刑建议权的存在与行使并不构成对审判机关量刑权的侵犯。” (4) 检察官通过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 将法律规定的量刑内容公开化, 可以防止法官暗箱操作, 对法官裁量刑罚起到制约作用, 促进法院判决的公正性, 是实现审判监督的有效的途径。同时, 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把判决的结果预备式地提前公之于众, 控辩双方对刑罚上的争议问题提前展示, 能够起到沟通各方不同意见的作用, 从而减少判决后的上诉、抗诉和申诉,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因此, 检察官量刑建议权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检察官应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简要阐明理由, 将量刑监督予以前置, 避免同罪异罚, 罪责刑不相适应。

3.探索实行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指在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判确有错误, 但不属于抗诉范围或不宜以提出抗诉的方式纠正的, 以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建议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的一种监督方式。司法实践证明, 刑事再审对强化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建议将再审检察建议纳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作为人民检察院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手段, 即在刑诉法第205条第3款之后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依法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建议人民法院院长依照本条第1款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 (5) 。

4.完善审判监督纠正违法制度。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 以便了解事实真相, 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法律虽然只规定就审判活动的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抗诉, 但是并不等于说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调查。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就有原则性规定, 如该规则第39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活动, 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是纠正违法和抗诉的基础性工作, 是保持检察权的完整性、有效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的必需。由于检察机关调查诉讼违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 而不是进行责任追究, 因而除需要抗诉的案件外, 一般应在诉讼过程中开展调查。如果接到控告、投诉或者举报时, 诉讼活动已经结束, 则应分别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对于控告、举报司法人员有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行为的, 或者被控告、举报的违法行为可能导致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错误, 需要确定是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符合抗诉条件的应依法抗诉。对于司法人员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依法进行初查或者立案侦查。“但是由于违法调查机制涉及有关机关和部门接受监督的义务和配合的义务, 仅仅由地方检察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来规定显然层级过低, 且有违法之嫌, 因此应该由法律加以规定完善。” (6) 此外就是建立建议更换办案人制度。在调查中发现有关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渎职行为且不适宜继续办案的, 及时向办案单位提出更换办案人意见, 并督促落实更换措施。建议更换办案人员作为纠正违法的一种辅助手段, 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使纠正违法更为彻底。

(三) 提高检察干警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能力

1.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意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行使监督权,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义不容辞的职责。公诉人要切实增强监督意识, 更新监督理念, 做到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 监督到位, 树立刑事审判监督权威。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严格依法办案, 坚持指控犯罪和审判监督并重, 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职能;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 既加强对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 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又加强对审判活动中违法情况的监督, 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坚持协调配合与监督制约并重, 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又加强与人民法院的相互配合;既敢于依法监督, 又讲求监督的方式、方法, 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2.提高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是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一项业务。刑事审判监督在立法、机制和方法上的不断完善, 其落脚点仍然在于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精、执法能力强的检察公诉队伍付诸实施。因此, 要依法履行好刑事审判监督职责, 必须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加强公诉队伍建设, 针对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特点, 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案例研讨、业务竞赛、与律师抗辩比赛等多种形式的训练, 着力增强检察人员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能力, 发现司法不公问题的能力, 审查刑事抗诉案件的能力, 监督庭审活动的能力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同时要切实推进大规模检察教育培训, 加强专门人才队伍建设, 聘请法学专家、检察业务骨干和法官、律师授课等, 大力培养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业务专家和业务骨干,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2].杨玉俊, 胡春健“.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之完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5, (5) .

[3].向泽选“.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缺陷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报, 2006, (4) :58-62.

[4].刘方.秦弢“.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理性思考”.人民检察, 2004, (10) :50.

[5].卢乐云“.公诉工作科学发展实现之路”.中国检察官, 2009, (4) .

[6].刘骏“.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相关法律问题”.网址:http://blog.sina.com.cn/heiyaohuliujun, 2009年8月20日

[7].万春“.关于完善诉讼违法调查权的几个问题”.检察日报, 2009-1-16 (4) .

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篇5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xx年下半年至20xx年上半年，在区委、区人大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下，我院以大力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我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保驾护航为目标，狠抓刑事审判工作。通过刑事审判一线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我院刑事审判工作呈现出“稳扎稳打

对于由于自身缺陷在诉讼中处于弱势的盲、聋、哑人，我们采取各项措施积极保障其合法诉讼权益，为其消除诉讼障碍。如在刚刚审结的聋哑人张某盗窃案中，针对张某不太懂手语、但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的特点，我院刑庭审判人员推陈出新，首次引入了高科技的多媒体示证系统，采用了幻灯投影成像出示证据与被告人自行书写意见相结合的“笔审”方式，既充分保证被告人顺利的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又实现了对特殊庭审方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一、狠抓司法规范化建设，高度重视审判质效，努力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近年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我们摆脱过去就案办案的固定模式，更多的关注各项审判质效指标、审判发展态势，提高审判质量，打造“精品工程”、“铁案工程”。针对过去我院刑事案件审限指标在全市法院排名偏后的状况，我们将缩短审限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抓，认真学习兄弟法院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审判流程;深挖潜力，完善工作方法，提高审、书人员工作效率，健全合议和通案制度;加强与检察机关沟通工作，尽可能的得到公诉机关在诉讼程序、移送时间、审限扣除等方面的大力协作。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在缩短审限上取得显著成果。从20xx年2月份开始，刑事案件审理天数逐月下降，从2月份的13.57天下降到8月份的5.94天，8月份平均审理天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达56.64%，今年一到八月份的平均审理天数比去年同期下降14.47%。为保证刑事审判工作沿着合法、规范、有序、严谨的轨道前行，结合缩短审限的工作，我们对审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化整顿，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保持优良传统，抛弃不规范、不合理的“瑕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提高审判效率、缩短审限、确保质量的案件审理新流程：刑事案件立案当天即时送达文书，普通程序送达后第十一天、简易程序送达后第四天安排开庭，杜绝人为因素拖延审限;开庭时审判人员、书记员提前到庭，庭审中科学掌控审判节奏，所有合议庭成员认真参与庭审，杜绝开庭迟到、审判人员不认真听庭，各行其事的作法;提高当庭宣判率;宣判后审判人员及时制作判决书，书记员按时送达，案件审结后卷宗及时移送，杜绝不符合规定的超期送达、移送现象。

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我院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派员到省高院、中院学习，开展集体学习，鼓励自学等多种方式，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我院建立了刑事案件庭内定期通案制度、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庭前讨论制度，审判人员之间经常对审判经验、法学理论、疑难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审、书人员将思想付诸笔端，通过工作信息形式在法院系统内宣传我院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重大举措;通过案例报道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扩大刑事审判的社会影响;通过理论调研的`形式，思考问题，探讨出路。近年来，我院刑事审判信息、报道、调研工作成绩突出，先后有100多篇高质量的文章被国家和省、市级报纸、期刊、网站选用。

二、切实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断完善少年法庭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刑事审判“预防犯罪，治病救人”的功能。

20xx年至20xx年，我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7件，对68人判处刑罚。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低龄化、犯罪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结伙作案增多的新特点，我院指派业务精通的骨干专人负责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从港闸区妇联等单位聘请专职陪审员,组成了固定的少年合议庭，建立工作台帐，对未成年被告人一人一档案，为少年庭审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为了尽可能的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帮助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我们合理借鉴了兄弟法院少年法庭的先进做法，同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形成了“庭前、庭中、庭后三步走”的独特工作方式：庭前，与被告人及其父母耐心交谈，详细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状况、一贯表现，从而掌握犯罪原因，对症下葯;庭审中，我们尝试了圆桌审判这一更为宽松、和谐的庭审形式，法官、检察官与被告人拉近距离，结合多方的法庭教育，给予亲情式关怀，在减轻未成年人心理压力，防止抵触情绪的同时，促使被告人正视错误、痛改前非;庭后，重视对青少年缓刑、管制犯的回访工作，与罪犯所在的学校、单位、厂企保持经常性联系，密切关注其发展状况，预防再次犯罪的发生。我们一系列耐心细致的青少年罪犯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一次次的回访工作，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绝大部分的少年犯都在其工作、学习岗位上积极改造，重塑新生，其所在的学校、工作单位也主动给予充分的帮助和监督，为其提供良好的改造环境。

各位领导，近两年来，我院在刑事审判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由于思想认识、工作分配和组织机构等各方面的原因，我院的刑事审判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

1、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忙于个案的审理，未能静下心来对案件进行总结，对审判态势进行分析的时间不够，法学理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少年法庭的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形成健全、完整的制度和体系，创建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工作一直尚未完全落实，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社会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3、面对新形势，创新意识不够，在审判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时，不能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新出路、新方法，局限于传统和惯例。

针对这些存在问题，我院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扬优良传统，加大改革创新步伐，不断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1、为适应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需要，建立起定期的有序的集体业务学习制度，加强庭内法律理论知识，特别是新刑法理论知识的学习，树立起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案件审理的同时，加强对每一阶段审判工作的总结、梳理，关注审判态势，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庭内同志之间加强交流、讨论，共同进步。

2、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加快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创建步伐，将计划落实到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中。一方面加强与犯罪率较高的学校、学院、工厂、单位的双向联系，开设法制教育课堂，预防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已判决的青少年罪犯加强回访，严密关注其动向，立足于预防二次犯罪的发生，力争将我区的青少年犯罪率降到最低。

3、树立良好的学风，不断更新知识，熟练掌握法律业务知识和司法技能，在提高审判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意识，积极转变思路，结合本院实际，开拓出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要摒弃原有的思维惯性，积极思考，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试论刑事审判活动的风险防控 篇6

关键词：刑事审判；风险防控

这里所谓的刑事审判风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大到因为错案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小到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或引起当事人上访、闹访、网络曝光等。其中，改判、发回重审或上访等在实践中并不少见，而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也不是危言耸听。例如，今年案发的山东“假疫苗”案件，涉案人庞某2009年因为违法经营人用疫苗，于2009年被当地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假疫苗”案件案发后，原案件的经办法官被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对于上述办案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成因进行剖析，并有意识地在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加以防范控制，对于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审判质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目标，无疑是极其必要的。

一、刑事审判风险的成因

1.外界的诱惑

从案件特点来看，刑事法官尤其是上级法院的刑事法官掌握着对被告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被告人及其亲属为求脱罪或轻判，往往金钱、权力、关系无所不用其极，对法官来说，这无疑是可怕的诱惑和巨大的陷阱。稍有不慎，意志动摇，便可能做出枉法裁判，而沦为腐败分子、阶下囚。

2.程序意识薄弱，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更倾向于查明事实，惩治犯罪，而通过什么程序达到上述目的似乎并不重要。然而，公正的程序恰恰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利器。而程序的公正与否对实体处理亦有实际影响，佘某某、赵某某等冤案的产生正是由于公安机关在取证中违背程序规定，对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造成的。

3.业务水平不高

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办案质效低下，进而引发办案风险。一是先入为主，对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办案质量存在迷信、依赖心理，不认真审查案件疑点，主观认为既然政法两家都认为有罪，定罪问题不大。这种心理容易导致不认真审查案件证据和事实，错误定罪。实际上，无罪案件并不鲜见。二是罪责刑不相适应，表现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未充分考虑共犯地位、作用的差别，有条件区分主从犯的未予区分主从犯；没有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各种犯罪情节，导致量刑畸重畸轻；同样的案件做出量刑迥异的判决，量刑情节不同的案件做出同样判决等。其结果容易引起被告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继而进行上诉、上访。三是机械审判，没有考虑社会效果。比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注重调解工作，径行对案件简单下判，造成了典型的案结事不了。

4.网络传媒的发展给刑事审判带来新的挑战

一方面庭审公开的法律规定及文书上网等改革举措使得审判工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另一方面，在新媒体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公众可以轻易地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舆论围观效应日益明显。法官如果有些许行为不当就可能被无限放大，身陷被动，一下子就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如何对刑事审判的风险进行控制

1.提高修养，严守底线

办案责任终身制始终是悬在每个法官头上的利剑，虽然办案中可能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或压力，但我们无论何时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把每个案件都办成认定的案件事实经得起考验，定罪量刑经得起推敲的铁案。这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2.牢固树立程序意识

“正义要用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程序和实体并重，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我们从事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程序方面的基本法律规定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对于程序法，我觉得作为一名审判工作人员要意识到，一方面，它要求我们必須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行使职权，任何超越法律规定来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是对权力的滥用，都可能招致不利的后果；一方面它给我们从事审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护，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的审判活动才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

3.破除迷信思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认定不迷信，不依赖，不盲从。这不是说我们水平比公安民警或检察官高，而是客观上存在认识规律和站位的问题。后面的关口越容易发现前面环节的问题，而公安机关、检察院作为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基本上的法律观念是有罪推定，他们认定案件事实会更激进一些，我们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机关，应该遵循中立、消极的立场，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把好打击犯罪最后一道关口。在办案过程中，要广泛听取意见，争取思考无死角，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力争办成铁案。

4.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确保量刑“软着陆”

刑罚是涉及到自由的大事，不能不慎重。一般而言，在同一个地域（指地市）、同一个时间段內，相同量刑情节的犯罪行为要做到量刑均衡，在同一个院更是如此。因此，在量刑时，一般对同类案件在本院或其他区法院的判决要有所了解，在量刑时适当参照，防止量刑出现大起大落。为了防止起伏过大，我的体会还是要尽量贴靠类似罪名的量刑，再考虑本罪的特殊特点，再综合下判。“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这种法制史的思想对我们的办案实践仍发挥着指导作用，比如，非法拘禁致人轻伤的案件一般就要判得比轻伤害案件重，因为它不但包括轻伤害，还有非法拘禁的行为；而醉驾引起的交通肇事罪不适合判处缓刑，因为在实践掌握中醉驾导致较大事故的危险驾驶罪一般不判处缓刑。

5.谨慎对待媒体

紧紧依靠组织，谨言慎行，非经批准不独自接收采访或进行案件的宣传报道。现在的通讯十分发达，一条微博、微信短时间之内就可被大量跟帖，或被大范围转发。尽量不要在微博、微信上对案件进行评论，以防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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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分析 篇7

要想及时准确的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当中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具备的本质属性做好把握, 这应该先要了解审判监督程序当中必须具备的基本性特征:

一是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所做出的规定, 在第十条当中:人民法院在对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实施两终审判制。从这可以看出, 如果对于案件实施两审终审的话, 这就会对终审的审理基本程序进行显示, 这样就会让整个案件走入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 而如果整个案件的执行阶段已经完结之后, 整个案件也就不复存在。可是, 不管案件是在执行的过程还是在最终的终结执行完毕, 如果在其中发现存在着错误在那些已经生效的裁定或者是判决当中, 在这时候审判机关则应该按照程序所规定的内容来提审或者是再审, 在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发生。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发生这种程序, 只有在错误的裁定和判决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这种审判监督程序, 从客观实际上来看, 这种程序只是发生较少数的案件。开始这一程序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影响。

二是审判监督程序所审理的对象为那些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从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做的规定:“当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发生效力的时间和第一审人们法院所规定的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定法定的抗诉或者是上诉期限相比已经超过时限, 并且由最高人们法院所核准的死刑判决和死刑缓期两年。而在对于审理对象进行确定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案件所显现的表现形式, 而不应该受到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进行决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该程序的审理对象为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裁定和判决任何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审理对象, 其对象为法律效力发生, 可是裁定和判决有错误。

三是法定的人员以及机关作为对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基本主体。只有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的人们法院和检察院才能够具备对于案件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提起再审的资格。对于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那么能够向法院和检察院提出相应的申诉请求的则是当事人、近亲属或者是法定代理人。而立足于其本质来时候, 这也仅仅是能够做到再审引起的来源之一, 对其本身来说, 这也不是再审的主体, 从而不能够引起相应的审判监督程序, 这也就不能够对于继续执行判决裁定进行阻止。

四是对于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上面关于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做出的规定, 这样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 当处于执行过程或者是已经执行完毕的裁定和判决, 主要出现错误发生在事实认定或者是法律适用, 提起再审可以在任何时间。

五是在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上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并没有明确划分。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 并没有区分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 而刑事诉讼法对其规定只是为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而这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能够掌握正确, 这也对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 这也能够提供方便在人民法院在法律和实施全面审查过程当中对于原来的裁判错误, 以此从而能够对于错误做到彻底纠正。这主要是因为从客观情况来看, 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面的错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 而硬生生的断开划分显然做不到, 从这可以清晰的了解到, 在我国的相关规定显得比较科学和合理。

总的来说,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序来实施救济已经生效的裁定和判决, 对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主流诉讼理论来看, 对审判监督程序所建立的最终目标, 这就必须要在程序当中积极贯彻有错必纠、不枉不纵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以便能够做到刑事诉讼法所具备的任务从而最大限度的进行实现。而为了做到对于原审生效判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应等方面所造成的错误做到积极有效的纠正, 以便能够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之下的正确, 而我国的法院和监察机关都应该做到随时能够对再审程序提起。而这个理论从客观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审判监督程序所必须遵守的主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2]原宏, 郑玉萍.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策略探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06) .

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探讨 篇8

案例二:2007年的一天, 被告人刘某某窥见被害人黄某某在家中洗澡, 即爬窗进入房间, 强行将被害人抱起放在床上, 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但因被害人反抗而未能得逞。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强奸罪 (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两名被告人的罪名是相同的, 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果都是基本相似的, 从法理上说, 对他们判决的刑罚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甚至案例一的被告人因在强奸过程中致被害人受轻微伤而刑罚应该更重一些) , 但事实上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 法院的判决确实经常存在着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从以上两个案例引发开来, 笔者下面想就目前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我国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表面上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而实际上法官却可在量刑幅度内随意的支配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被告人有一些从轻、减轻情节, 法官更可以在量刑幅度以外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抗诉的权利, 但往往因为抗诉条件相当苛刻而无法行使。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以上情形一般难以监督, 往往只能口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至于法官听不听, 听得进多少, 都是无法定量的, 这无形中也失去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利器。若对拥有如此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没有任何制约或监督机制, 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约束来确保公正司法, 笔者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 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关系过于密切, 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宪法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也就是说,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 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基于以上规定, 下级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遇到一些复杂疑难案件, 或者与检察院在处理上意见相左的案件, 往往向上级法院请示。而上级法院基于以上密切关系, 一般都倾向于下级法院的意见。然后下级法院将上级法院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示意给检察院, 检察院得知后一般会因为既然是上级法院的意见, 即使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放弃自己的意见, 使刑事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三) 刑事案件抗诉成功率低, 效果不明显, 极大地打击了检察院进行刑事抗诉的积极性。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 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对于如何理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相关规定。但从现今司法实践来看, 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 而抗诉成功的例子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一是检察院内部有人认为, 要和法院搞好关系, 才能顺利开展工作, 能不抗诉的尽量不抗诉;也有人认为, 抗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而成功的几率却不高, 倒不如不提算了。因此, 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想监督等问题。二是法院内部存在着“护短”的现象, 认为下级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有些问题是自家内部的“家丑”, 不可轻易外扬, 能护着就护着, 不想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四) 在庭审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程序甚至违法的情形时监督难以到位。如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搞证据偷袭, 主审法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 从而造成公诉人被动的情形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出庭公诉人不能当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公诉人不得不采取在庭后提出延期审理, 最终延长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这既降低了诉讼效率, 也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

(五) 现行法律对某些方面的审判监督规定的较为原则, 缺乏实践操作性。这体现在一些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不健全,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如法院组织法对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做的规定等等。

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也就是说,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 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呢?不外乎有以下步骤和途径:1.出席法庭。派员出席法庭是检察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2.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规定, 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3.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检察院通过受理申诉发现法院的不当判决和裁定。应该说, 以上四种途径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或由于不够全面, 或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等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还要有以下举措:

(一) 在立法上完善。1.确立三审终审制。现今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其中改判权的运用, 虽然及时纠正了许许多多的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 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 特别是对提高办案效率, 改变建国初期因滥用三审制而造成的诉累,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 二审终审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已初显端倪。如出现前文所提到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而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 确立三审终审制便可较为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当然, 我国设立的三审终审制决不能全盘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 而应是一种特别的三审终审制, 即有限度的三审终审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1条所列的轻微犯罪案件经第二审判决者, 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如却有违反法令的情况, 可提起非常上诉;如漏审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据, 可声明再审, 但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1]“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官不服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 叫‘上诉’”[2]。笔者认为, 我国的三审终审制可参照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 以三审终审为原则, 二审终审为例外。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 (主要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确有错误的可提起二审甚至三审抗诉, 进而在立法上割裂上下级法院之间密切关系, 促进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修改、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 (1) 规范庭审制度, 如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庭审时或庭审后提出。 (2) 两高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共同制定细化量刑标准的规定。如可以以两家的名义下发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以及利用电子科技开发具体的量刑软件供各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以及法院刑事审判人员使用等等, 并经常监督指导, 以减轻量刑的随意性。3.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基层检察院以抗诉权, 使其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样既减轻了上一级检察院的工作压力, 也简化了程序, 从而提高了抗诉的工作效率。4.具体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制度, 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使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 在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上完善。1.加强意识, 更新观念。检察人员要有忧患意识, 要用好审判监督这一党和人民赋予的有力武器, 要采取抗诉和非抗诉监督等多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监督。对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判决或裁定, 检察机关当然要采用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 绝不能随意放过;而对于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的裁判或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则应采用非抗诉的监督方式, 将纠正违法与检察建议相结合。诸如给法院发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等, 不能因可能效果不明显就马虎了事。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庭审中就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3]2.检察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 严厉惩处触犯刑律的审判人员。坚持把诉讼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依法严肃查处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 绝不姑息。3.检察机关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诉讼监督能力。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业务研讨、办案交流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培养和提高检察人员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和能力。

(四) 从检察机关外部联系机制上完善。1.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与联系。要充分利用人大对两院工作实行监督这一利器, 及时将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向人大汇报, 努力争取人大对检察工作特别是审判监督工作的支持;2.检察机关应主动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制定相关的工作机制。对于存在明显错判的案件或明显违法的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责任法官的违纪责任。而对于那些廉洁奉公、品行兼优、审判业绩突出的法官, 检察机关则应建议法院予以嘉奖, 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廉洁奉公、依法办案的精神;3.加大推行阳光检务力度。检察机关要将有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 使之家喻户晓, 广为人知。4.全力培养公民寻求检察机关救济的法律意识。这关系到能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和监督意识。只有在全社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法律监督意识, 审判监督理念深入民心, 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才能最终树立起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威。

摘要：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本文试从立法上、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以及外部联系机制上探讨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立法,内部机制,外部联系

参考文献

[1][2]孙大有.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10, (一) :214, 230.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篇9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 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 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 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 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 惟齐非齐, 有伦有要”的思想。《尚书》中有:“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 刑故无小, 罪疑惟轻, 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春秋时期, 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 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此后, 秦朝崇尚严刑峻法, 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罢黔百家, 独尊儒术”, 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 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 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 则从轻而宽之。”《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 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 “以宽仁治天下, 而于刑法尤慎”, 推崇德主刑辅, 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在宋代, 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 而以宽济之”。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 治平世用轻刑”。《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 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 宽仁之诏, 相辅而行, 未尝偏废也。”清朝采取重刑主义, 但也严中有宽, 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 又必因乎其时”, “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 “宽严之用, 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 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 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 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 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 严中有宽, 以宽济严,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

陈兴良教授对宽严相济的“宽”、“严”和“济”的表述,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宽严相济之“宽”, 其确切含义应当是轻缓。刑罚的轻缓, 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 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 是罪刑均衡的应有之义, 也符合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 就应当处以较轻之刑。至于轻罪及其轻刑如何界定, 则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该重而轻, 是指所犯罪行虽较重, 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者酌定情节的, 法律上予以宽宥, 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 体现了刑法对犯罪人的感化, 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宽严相济之“严”, 是指严格和严厉。严格是指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这也就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化。严厉主要指是指判处较重刑罚, 当然是指该重而重, 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 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宽严相济,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 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和结合之意。因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犯罪应当有宽有严, 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 互相衔接, 形成良性互动, 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1]

现阶段,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种思想相互激荡, 各种社会矛盾突显, 犯罪态势也呈现更加严峻的局面,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层出不穷, 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 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对策, 转变立法、司法观念, 理性对待犯罪, 注重犯罪的整体防控,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以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这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将引起我国刑事法治的重大变革。

犯罪是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 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犯罪问题, 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刑事政策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体系:它既是对犯罪实施社会控制的方略, 同时又是“控制社会控制”的方略。刑事政策不仅仅以有效地预防或控制犯罪为目标, 同时以预防或控制犯罪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为目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出台, 正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 顺应时代潮流, 党和国家从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出发,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 参考借鉴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成分, 充分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正式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的态度, 讲究从重从快, 严惩严办, 体现了重其所重、该严则严。而对一些轻微的犯罪即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则采取宽缓的态度, 讲究从轻、减轻、教育、感化, 体现了轻其所轻、当宽则宽。对这两类不同的犯罪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根本内容即区别对待的原则, 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对犯罪严重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区分是正确适用宽和严的前提条件, 关于区别对待的意义, 贝卡利亚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 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可见区别对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预防严重犯罪的一种手段。另外, 由于各类犯罪层出不穷, 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达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获得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对宽和严的区分是必要的, 因为“越是在集中力量打击某一类危害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时候, 越应当相应放宽一些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2]官方对宽严相济的解读视野开阔, 思路辩证, 即强调了宽缓的重要性, 也突出了严打的必要性, 实现了从宽处理和严厉打击的融会贯通, 体现了严中有宽, 宽中有严, 宽严适度, 宽严审势。“宽严相济”结构科学完整, 内容合理完善, 平衡了公平与效率, 协调了秩序与自由, 即体现了公平正义, 又体现了人权保障, 实现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适应中国国情, 符合国际潮流, 彰显了科学性、人性化和时代性。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中的贯彻

前段时间有几起案件判决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如广州市中院办理的许霆盗窃案和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案, 如何在刑事审判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又不突破罪行法定的原则?笔者认为, 法官在办理每一宗刑事案件中, 都必须要有如下六方面的理念:

(一) 公平正义理念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和精神所在, 关于什么是公正, 在人类几千年的探索中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其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 我们往往会感到迷惑。”由于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内心情感、道德观念等的不同, 人们对于公正的具体内容往往会认识各异, 即使对于同一客体, 人们的公正评价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不同的人的公正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因素或称“最大公约数”。虽然我们无法给公正下一个完美的定义, 但却可以领会它的精神, “公正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认同, 其核心内容就在于伦理上的正当性、合理性。”[3]正义从实质内容而言又体现为平等、公正等具体形态。正义是法的价值标准, 法律只有合乎正义才是真正的法律, 而自由是法的价值顶端, 它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 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 因此正义还要受自由的规制, 否则就会造成自由泛滥, 侵害自由。根据王海明先生对公正的理解,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换。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 同态复仇都是公正, 而以怨报德, 以德报怨则是不公正。[4]公正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道德, 刑罚思想起源于报复, 因此, 公正是刑罚的根据, 刑法的本质是公正, 但一味追求公正会造成严刑、酷刑的滥用。因此, 现代公平的刑罚观要求罪刑均衡, 要求人道的刑罚。公平的刑罚可以缓解、化解由于犯罪造成的矛盾, 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 公平理念要求我们法官在刑事审判时, 必须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 对犯罪人的人权给予保障, 对被害人的权利给予救济, 缓和社会矛盾, 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刑事审判要体现正义的价值目标, 同时也要体现自由的价值目标。刑事审判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时不能侵害公民的人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宽有严, 既符合刑法的正义要求, 又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因而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理念。

(二) 刑法谦抑理念

“刑法的谦抑性”主要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是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但不是唯一手段, 更不是万能手段, 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刑法如两刃剑, 用之不当, 则国家与社会两受其害, 因此, 恪守刑法的谦抑性, 是刑法的品质和德性, 也是现代刑事审判法官们应有的品格。社会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法律, 尤其是刑法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强制和专政的工具, 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 政府权力受到限制, 并且又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治理, 因而就会降低对刑罚的依赖, 尤其是降低对重刑的依赖, 其刑罚轻缓化也就是必然趋势。”[5]因此遏制犯罪, 关键是消除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 采取社会救治的办法, 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 防止犯罪的发生, 从而减少犯罪。而不能过分依赖刑法对犯罪的遏制, 因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必须审慎用之, 只有在运用道德、宗教、经济、文化、行政等手段不足以制裁时, 才可以动用刑罚。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在刑事审判上, 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 就没有必要使用较重的刑罚。

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就是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刑事审判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轻微犯罪、偶发犯罪、无被害人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判处轻刑、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化措施。刑法谦抑理念是轻缓刑事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 也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 宽容地对待犯罪的理念

刑法的宽容性是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实践证明, 一味地严厉打击犯罪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发生, 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是社会运行不良的产物, 根源是社会本身, 因而要想彻底地遏制犯罪, 必须从社会本身入手, 铲除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社会的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 在这种治理理念下, 追求社会的协调发展, 才能真正成为善治之道。[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发展还不平衡, 城乡、地区之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还存在贫富差距较大, 贪污腐败现象较严重, 国民素质偏低等现象。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极易诱发犯罪, 导致犯罪率上升。犯罪现象将长期存在, 如何对待犯罪, 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开放而又包容的社会, 理性宽容地看待犯罪, 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然, 宽容并不等于放纵, 宽容是有限度的, 即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发展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历史经验表明, 刑事政策越严厉, 社会和谐度就越低, 正如马克思所言, 历史和统计学都非常清楚地证明, 利用刑罚来感化和恫吓世界从来都没有成功过。[7]宽容地对待犯罪, 刑事政策就轻缓, 社会和谐度就越高, 这是因为暴力的回报只能是暴力, 残酷的行为的回报也只能是残酷的行为, 不会有其他的回报。[8]宽容地对待犯罪, 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非监禁化, 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 保持犯罪人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

(四) 人权保障理念

以人为本,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传统的刑法理念中, 刑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片面强调刑法的惩罚功能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能, 忽视了人权保障、自由保障的机能, 导致重刑主义倾向。现代刑法理念认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其一。当今我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刑法惩罚犯罪所追求的直接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而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刑事审判应当以维护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为目标, 加强人权保障机能,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十分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现在, 刑法已不再仅仅是专政的工具, 而更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被犯罪侵害的法益,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 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罚的侵害, 同时也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人权是一个基本概念, 每一个人都享有人权, 即使是犯罪的人, 也享有基本的人权。因此, 我们在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审判时, 不能忽视其人权, 对其应有的合法权益应加以保护, 如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沉默权、申诉权、控告权、通信权、会见权、休息权等。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其进行惩处, 实行无罪推定, 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 保证其受到公正和合理的对待。这是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 也是当今世界人权意识发展的结果。

(五) 人道主义理念

当今世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占主导地位。所谓人道, 是人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古语有:亲亲、尊尊、长长, 男女之有别, 人道之大者也。现代人道主义人认为, 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 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 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或尊严。[9]刑事政策是一定时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反映, 当今世界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空前关注, 强调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当代的刑事政策更是引入人性化的情感要素作为其价值诉求, 以人为中心和归宿, 谋求人的解放, 关注人的发展, 主张废除酷刑, 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个别化和非监禁化, 教育和改造犯罪人, 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应彰显刑事政策的人性维度, 把人文关怀作为刑事审判的应有理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倡导文明、法治、和谐的社会, 刑事立法政策应对犯罪宽容并富于人道。因为任何人都具有其客观存在的值得肯定的个人价值, 犯罪人并非就是天生有道德缺陷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也是社会的受害者, 因为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人本身, 所以, 我们在对待犯罪时必须怀有理性和宽容之心, 给犯罪人人道和人文关怀, 以仁爱之心感化他, 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社会遗弃, 帮助其改过自新, 引导其向善。在立法上, 尽量缩小犯罪圈, 将必须犯罪化的社会失范行为限制在最小限度内, 注重利用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刑事审判上, 实行轻刑化、刑罚个别化, 因为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人, 法律只有根据个人的情况适用才能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刑罚应当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基于刑法谦抑主义的立场, 应当在刑事审判中体现人道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的刑罚观, 善待犯罪人, 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重新社会化并复归社会。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应顺应时代潮流, 对犯罪人倾注了人文关怀, 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理念。

(六) 刑法经济理念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 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 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益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是法的基价值目标之一, 法律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法节俭, 它不是指一味地裁减刑法, 而是指应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刑法经济性要求我们在刑事审判时, 要考虑刑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司法活动的高消耗性这一矛盾必然要求我们追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即以最小的刑法成本支出, 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从另一方面来说, 刑事审判的成本作为国家系统成本的一部分, 在国家对资源投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对司法资源的投入过多, 必然会减少对社会其他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的支出, 限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权益和自由, 产生一种排挤效应所以过度的刑罚而不符合刑法经济的思想。刑法经济思想要求必须摒弃重刑主义酷刑思想, 树立刑罚最后性的观念, 避免刑罚滥用, 有效地适用刑罚, 以最小的刑罚投入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为了有足够的司法资源去防止重大犯罪, 就必须对一些轻微犯罪采取宽缓的措施。对那些人身危险性不大、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的轻微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等, 能用非刑罚方法处理就不规定为犯罪能用轻刑就不用重刑, 能不监禁就不监禁, 减少诉讼环节, 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用最小的刑罚成本来达到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轻缓化是实现刑法经济的有效途径。

当今世界倡导公平、人道、法治和效率的刑罚观, 轻刑化理念、人权保障理念盛行, 基于对犯罪原因多元化的认识和刑罚功能有限性的认识, 重视犯罪预防与犯罪的综合治理, 倡导行刑社会化等恢复性司法活动。因此, 我们的刑事审判在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 坚持区别对待, 该宽的宽, 该严的严, 宽严协调, 真正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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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风.论意大利的非刑事化立法[J].外国法学研究, 1987:4.

[3]候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204.

[4]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3-4.

[5]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 2006, (2) .

[6]陈兴良.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研究[M].法学杂志, 2006, (1) .

[7]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 () 4:9.

[8][俄]C.C.bocxonoB.刑事政策基础[M].刘向文译.郑州大学出版社, 20 () 2:23.

刑事审判网络舆情的引导研究 篇10

刑事案件之所以会被网络舆论所关注, 主要是因为其与一般案件相比, 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 涉及的权益关系更具关联性

刑法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 关系着每一位公民。一方面, 刑法所打击的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 容易引发公民对自身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的关注和思考, 从而引起网络舆情。另一方面, 刑法保护了社会公益, 牵涉到不特定人的权益问题, 自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二) 案件的发展过程更具戏剧性

刑事案件的背后, 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复杂的人性反映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对人性特点的思考、以及对奇闻异事的猎奇心理, 都浓缩在刑事案件之中, 并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另外, 在网络媒体的发掘和渲染下, 这些案件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持续关注。

(三) 隐含的价值判断更具社会性

在网络舆论的视野里, 刑事案件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法律判断, 还包含了更加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判断, 更折射出了当前激烈的社会矛盾。许多刑事案件备受关注, 是因为其被打上了“官员腐败”、“富二代违法”、“冤假错案”等标签, 凸显出了人们仇官、仇富的心理[1]。

网络舆情对刑事案件的关注, 对刑事审判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网络舆论的关注下, 审判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社会舆论所监督, 督促其依法审判。二是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人们在关注刑事案件的同时, 也会去了解和探究案件其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次普法教育, 提升了法律素养。三是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刑事案件之所以能成为网络舆情,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对某一群体或某一事件的不满情绪。通过行使网络话语权, 在网络上充分表达自身的观点, 使这些不满情绪得到宣泄, 从而减缓了社会矛盾, 推进社会和谐[2]。

二、网络舆情对刑事司法的负面作用

站在司法审判的角度看, 网络舆情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一) 存在非理性化的冲动

刑事审判关乎着被害人、被告人及各方面的切身利益, 需要以理性的认识、缜密的分析和冷静的判断, 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判决结果。但是网络舆情的力量却是非理性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道德绑架法律。对被告人实行道德审判, 以道德的评价来取代法律的评价, 以道德的责任来取代法律的责任, 不但使被告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还会影响审判人员的判断。二是以民意绑架法律。在网络舆论的发展中, 经常出现情绪激动的网民, 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 给审判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三是以传统绑架法律。用诸如“为富不仁”、“官官相护”等传统且不合时宜的思维观念, 先入为主地给刑事案件进行定性, 并无理由地质疑司法人员的正常审理活动, 损害了司法审判公信力[3]。

(二) 存在人为操作的可能

互联网社会发展至今, 已经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舆论产业体系, 可以左右网络舆论的方向。“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等角色对舆论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人无论是个人的法学素养, 还是其所代表的利益立场, 都值得质疑。

(三) 存在虚假信息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 网络媒体的竞争环境也日趋激烈化。媒体为了吸引网民们的眼球, 不惜发布一些不真实的报道, 以追求哗众取宠的效果。这些虚假的新闻报道, 误导了网民的情绪, 使其进一步加深了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同时, 也有一些媒体为了获取网民的喜好, 经常发表一些带有倾向性和导向性的舆论, 不但使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的真相, 反而在媒体的操作下形成了偏激的网络舆情, 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三、合理引导网络舆情的措施和建议

各级法院在面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时, 应当以更谨慎、更积极、更有效的态度, 来应对网络舆情正反两面的影响。

(一) 坚持司法独立原则

有坚持司法独立, 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在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时, 司法机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对此, 作为审判人员, 应当坚守司法独立, 严格做到依法审判, 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作为地方领导干部, 应当树立起现代的法治意识, 充分信任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 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作为新闻媒体, 应当更加全面地报道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的依据和理由, 重塑司法的理性形象, 使网民们能够了解判决背后的法律依据。

(二) 建立舆情对话渠道

坚持司法独立, 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对网络舆情不闻不问。实际上, 网络舆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意见, 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对此, 各级法院应当探索建立网络舆情的对话渠道, 使司法机关与网民们能在有序、理性、高效的环境下进行平等对话, 交流双方的经验和观点。通过这样的对话活动, 可以使司法机关有机会去借鉴和吸收网络舆情中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为审判活动提供参考。

(三) 加强司法信息公开

司法机关越强调司法活动的隐密性和神秘性, 则越容易造成网络上的谣言盛行。在阳光司法的大背景下, 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增强网络信息公开和宣传的能力, 将依法可以公开的信息, 尽可能地予以及时公开, 用权威信息来消除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同时, 各级法院也应当学会并擅长使用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 拓展信息公开的阵地, 使司法信息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传播到网络舆情的漩涡之中, 起到正本朔源的作用, 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

总之, 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做好准备, 以新的观念、新的姿态和新的方法, 去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对此,

参考文献

[1]黄晓亮.刑事案件网络舆情及其司法应对措施[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2 (4) :12-20.

[2]杨秀.浅析网络案件舆论的功能意义及特征[J].新闻大学, 2013 (4) :88-95.

刑事审判的监督 篇11

本文先对刑事审判公开制度进行了解析，在把握其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刑事审判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紧接着文章对缺陷背后的法益进行了分析与权衡，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审判公开制度的构想。

一、审判公开的含义及属性

1776年，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如今，审判公开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一项普遍原则。它是指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和宣判的结果应该让公众与媒体知悉，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公开采访和报道。

关于审判公开的性质，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并不是很多，所以也没有多少观念上的冲突或理论上的交锋。目前对审判公开性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审判公开是一种制度或原则，另一种则将审判公开定义为一种权利。第一种观点实际上是“制度说”和“原则说”两种观点，但在笔者看来审判公开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原则，故将两观点合并为一观点。国际上通常将审判公开通常称为“权利”，并认为这一权利不仅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同时也是公众的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公开审判的价值最好不用权利来表述，而是将公开审判看作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的刑事法院应有的恰当运转机制。”

有观点认为，审判公开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所以只能称之为制度，而不能算是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审判的一项具体要求，并且具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保障，将审判公开称为一种基本制度并无不妥。但仅仅因为其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而不是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末就将其排除在原则之外则缺乏说服力，也和公认的原则的标准不符。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而审判公开是审判阶段的一项基本的要求，所以称之为原则并无不妥。审判公开规定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总则之中，在很多法学教科书中就将其定义为了一种原则。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审判公开为一项制度或原则，所以两种称谓皆可并皆有道理。

笔者更关心的是审判公开的权利义务属性，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而義务则必须遵守。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判公开的属性并没有规定，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国家司法机关的运作机制。按照这种运作机制，它同样可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并且增强了国家机关遵守这种规范的自觉性。实际上，审判公开的权利属性是有其充分基础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都确立了审判公开的权利属性。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看， 审判公开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而设立的一项权利。从审判公开原则确立的历史发展看，它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秘密审判、司法擅断而提出的，是当事人公正审判权的一部分。从审判公开的例外看，除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外，不论是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案件，还是未成年案件，都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考虑的。所以，审判公开是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当事人可以选择放弃该权利。

审判公开不能简单的定义为一种制度、原则或者权利，它的属性兼容以上三个方面。它既是对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一项职责要求，也是当事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方面意味着司法机关有职责保障该制度或原则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审判不公开，或说审判是否公开是被告人的选择权，这里的不公开当然不是指对当事人的不公开，而是针对社会公众的公开问题，对当事人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最基本要求。

二、我国刑事审判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困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审判原则上公开进行，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商业秘密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不公开进行。可以看出，除了对商业秘密案件的规定较有弹性外，法律对其他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公开的规定过于原则，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和制度严重缺失。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在许多案件中出现了因为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而使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尽合理的现象。以下是在司法实践中真实存在的三个案例。

某一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众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痛恨至极，纷纷要求从严重判。被告人自知其行为在伦理道德上及其败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口诛笔伐，所以他不想让社会公众的愤怒影响法官的公正判决，发生媒体审判的现象，因此被告人在庭审前申请此案不公开进行审理。法官此时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因为公众的广泛关注，要保障其知情权和监督权，让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另一方面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在道德上十分败坏，但是在法律上自有法定的量刑幅度，和公众的要求有所偏差，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公开审理会使法官承受的案件之外的压力很大。而且，此案中被告人的犯罪方法具有新颖性，法官担心案件的公开审理可能会传播犯罪方法，危害公共利益。此时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由法官具体衡量本案的各种因素，由法官裁量做出是否公开审理的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因为法律并没有赋予法官裁量权，所以本案只能公开进行审理，难免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危害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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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强奸案件是一官员对其下属的强奸，自案件被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之日起，被害人就一直呼吁本案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的被告人作为地方的实权官员，虽然因为犯罪被刑事追究，但是其在地方的人际关系犹在，被害人担心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受到外界的不当干扰，故要求公开审理此案，希冀公众和媒体对此案进行监督。被害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害人不提出此种要求，为了维护法律的尊嚴和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本案也有公开审理的必要。但是我国法律出于保护被告人隐私的目的规定此类案件一律不公开进行审理，被告人即使想放弃法律的保护也无能为力，本案只能不公开进行。这样的情形下，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可能会受到侵害，法院的判决也可能会面临着公众的质疑，立法的弊端显露无疑。

某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因为琐事纠纷杀害了同宿舍的同学。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未成年人心理教育和校园安全形势成为讨论的热点。被告人在被控制后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原委。原来被告人平时经常受到被害人的欺辱，被害人还时常向被告人索要财物，被害人已经隐忍已久。事发当天被害人再次向被告人索要财物，并对被告人辱骂。被告人积压已久的怨气终于爆发，顺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捅向被害人，被害人在被捅五刀之后当场身亡。冷静之后的被告人意识到了自己冲动之下所犯下的错误，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公安机关的到来。在被检察机关提讯时，被告人追悔莫及，同时表示被告人在事件中亦有责任，故要求此案能够公开进行审理。一方面希望能以自己作为反面教材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期待公众和媒体对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给自己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此案作为校园安全的经典案例，教育界和社会公众也希望了解案件的进程，并对广大未成年学子产生教育意义。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我国法律规定一律不公开进行，这是出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为了保障被告人以后能顺利回归社会。所以此案即使被告人想放弃法律对其保护也无办法，只能接受法律“善意的安排”。本案被告人希望获得公正审判的愿望落空了，本案的教育意义也不能发挥出来，最后的结果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公开的规定存有以下的缺陷：法律没有赋予法官和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在案件是否公开的问题上法官和当事人没有任何的自主权。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个案的变化，所以才产生了上述案件中的困惑。

三、困惑背后的价值平衡

（一）隐私权和公正审判权与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平衡

知情权是指公众对公共组织（包括法院）所掌握信息的获取权。监督权是指公众有监督国家机关（包括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一般认为，知情权的合理界线，以不触及公民纯属个人、不危及他人利益的那部分隐私权为衡量标准，所以知情权和监督权不能侵犯他人纯隐私。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对象是公共组织而不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所以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应让步于当事人的隐私权。但是当隐私权涉及到公共利益时，则隐私权的主体应当做出适当的牺牲与容忍。正如学者们在研究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时指出：“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所以在刑事审判公开的实践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如彭宇案和许霆案等，由于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所以对他们隐私权保护要让步于公众的知情权。

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与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我国现行的法制环境下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对司法权滥用的有效制约手段，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公正审判权利。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新闻报道和网络传言无处不在，这给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具体来讲，因为普通公众与法官存在知识结构上的不一致，看待同一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案件的看法往往会有出入，近年来经常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它是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媒体审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罪推定”。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某著名歌唱家儿子“李某某”强奸案，因为辩护人提出了无罪辩护，媒体和网民就开始大肆攻击该辩护人，潜台词就是像该案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被告人李某某是无罪的呢？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在法院判决之前，媒体就已经向社会公众暗示甚至明示了被告人是有罪的。“媒体审判”的后果就是侵犯了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与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相冲突的。要想平衡这种冲突，就必须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在个案当中就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

（二）公开权与选择权的平衡

刑事审判公开是对法院工作的要求，也是当事人享有的一项权利。除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的案件外，是否其他案件都要公开？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和法院能否享有公开的选择权？笔者认为审判公开既然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那么根据权利的属性，享有人当然可以选择放弃，所以法律规定公开审理的案件，当事人理论上享有放弃公开的权利，但应以不违背公共利益为前提。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依程序主体权及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在不特别有害于公益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合意放弃公开审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都有特定的保护对象，除国家秘密之外，法律所保护的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权利都属私权，权利主体在法理上亦有放弃法律保护的权利，在不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案件应公开审理。在个案当中，遇有公开权与选择权之间的冲突，在充分考虑当事人意志的基础上，应由法官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来做出裁量。

四、刑事审判公开的比较法研究及我国刑事审判公开制度完善的构想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公开规定的缺陷，笔者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审判公开制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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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刑事案件

对于普通的刑事案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应公开进行审理，但亦有公开的例外。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辩论应当公开进行。但公开对社会秩序或者道德风俗存有危险的除外。”《日本宪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如经全体法官一致决定认为有妨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之虞时，法院得进行不公开审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原则上规定普通刑事案件应公开进行审理。但是却没有考量个案中的其他因素。在完善该规定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如果普通刑事案件的公开审理会损害公共利益或善良风俗，法官应有权利决定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有权利以上述同样的理由提出申请，由法官进行裁量；如果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其他的理由提出不公开审理的申请，那么应由提出申请者举证此案的不公开审理对公共利益的有利影响大于对公共利益的不利影响。这样既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又能使公共利益不至于因为案件的公开审理而受损。

（二）未成年案件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的原则，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确立，目的是为了避免给这些孩子贴上犯罪的标签，保障其将来顺利地回归社会。在美國，截至2004年，有4个州在制定法中绝对规定不公开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如康涅狄格州等。有14个州的制定法假定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是公开的，但是，允许法官依据裁量权基于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的申请而不公开程序，如亚利桑那州等。有16个州规定，当未成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下或者被指控轻微犯罪时，应不公开程序，但是未成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上或者被指控制定法上列举的严重犯罪时，程序则自动公开，如加利福尼亚州等。有17个州的制定法假定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是不公开的，但是，允许法官基于有关当事人的申请而公开程序，如阿拉巴马州等。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调查及审理不公开。但得许少年之亲属、学校教师、从事少年保护事业之人或其他认为相当之人在场旁听。”第七十三条规定：“审判不得公开之。第三十四条但书之规定，于审判不公开时准用之。少年、少年之法定代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请求公开审判者，除有法定不得公开之原因外，法院不得拒绝。”

我国《刑事诉讼法》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规定一律不公开进行，没有考虑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志，在很多时候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今后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理程序的立法方向应该是：原则上不公开进行。经被告人或者被告人法定代理人的申请，除有损公共利益的情况，一律公开进行。这样的立法既实现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初衷，又充分尊重了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志，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个人隐私案件

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规定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案件原则上不公开审理。如我国台湾地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性侵害犯罪之案件，审判不得公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法官或者军事审判官认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同意；二、被害人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经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关系人的要求，法官决定以不公开的形式调取可能对证人或当事人的隐私权造成影响并且所涉及的事实不构成指控对象的证据。当关系人未出庭或者与诉讼无关时，法官自动做出决定。”美国的庭审公开进行，“但法庭在诉讼的某个阶段根据显示的适当理由，如涉及年轻女性的强奸案件中过于渲染的情节，可以决定不许公众旁听，或限制某些人旁听。一般来说，被告人的亲友不再限制旁听之列。”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其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出发点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个人隐私属于私权利，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权利主体有权进行处分。而且个人隐私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权利人的亲属和朋友可以知悉该隐私。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审判公开制度关于个人隐私案件的规定应作调整：案件原则上不公开审理；当事人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使案件转为公开程序；不公开程序中，当事人的近亲属在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列席旁听。

五、结语

审判公开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有权放弃该权利，法律在不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样才能实现该制度的立法初衷。我国当前关于刑事审判公开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尽快进行完善，以期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参见岳礼玲：《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2]参见梅胜、向红：《刑事诉讼审判公开的缺陷与完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六期

[3]倪斌鹭：《论公民个人隐私的直接保护和限制》，载《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7期

[4]王利明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5]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43页

[6]卞建林：《美国刑事诉讼简介》，载《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刑事审判的监督 篇12

一、关于庭前会议制度的改革

首先, 建立庭前会议制度构成了第三方参与的形式, 改善了以前的只有法官或者书记员的一方面行为。审判员可以充分的行使召集当事人、公诉人和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的权利, 让他们也进行参与工作, 这属于诉讼构造的特点。这种形式的构造有利于将控辩的双方变为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人员, 而不是仅仅只能被动的接受一系列的程序。

其次, 以前的庭前审查程序具有手续性的特点, 在进行改革后的庭前审查程序变为了庭前预备性质的程序, 庭前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一些与审判有关的问题和意见。在此环节中, 在庭前会议中对于回避的问题进行处理, 让当事人较早地知道了组成合议庭的是具体时间, 并且提前的给予了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对回避问题的现象进行提出个人观点的权利。在开展庭前会议中, 控辩的双方知道出庭证人的具体情况和名单, 充分的对双方的意见进行分析和听取, 一方面可以让控辩双方对庭审质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 可以让法庭明晰控辩双方的具体争议的观点, 有利于将庭审的中心工作凸现出来。并且在庭前会议期间, 对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要充分的让控辩双方参与进来, 听取他们的意见。为实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创造可能性。

然后是把以前属于审判的程序范畴改革为具有独立的审判前程序。通过吸收各国的有效的刑事司法改革, 并结合起我国的实际情况, 组建起庭前会议制度, 这种方式将庭前程序跟庭审程序有效的分开, 把属于审判成程序的庭前程序通过改革打造成拥有特殊功能的审判前准备程序, 这项改革拥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把程序和实体裁判进行分离开来, 有效的躲避了程序违法对于正义的实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另一方面, 建立起庭前会议制度, 作为一项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重要改革环节, 重要的保证工作就是充分的落实控辩双方参与程序的实际权力, 对审判中的争执内容进行足够的了解, 将审判的重点明确的表现出来, 保证庭审能够高效率的正常进行, 发挥庭审环节的重要作用。

二、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是可以不出席法庭的, 对于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在对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中, 对证人出庭的制度做出了完善性的规定, 包含了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 规定了具备出庭作证证人的范围。在此环节中, 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公诉人和诉讼代理对于证人所提出的证词充满疑惑且有异议, 同时证人的证言具有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那么此时就有必要让证人进行出庭作证。同时, 如果在鉴定的意见上出现异议, 也是有必要请鉴定人出庭的。如果存在鉴定人坚决不出庭, 所得出的原有鉴定意见也就取消作为最终定案依据的资格。作出这项规定, 可以维持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原则, 也进一步将审判的中心更加鲜明, 具有在司法工作中可操作实践性。

其次, 将作证制度改为强制性执行制度。修改以后的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法院可以要求没有极特殊情况的证人进行出庭作证的权利。如果证人依然拒不出庭, 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对其执行十日以下拘留。关于制定强制性出庭作证制度, 一方面切实的展现了对国家的义务观, 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由于出庭作证可能导致得罪人的害怕心理负担。

其次, 还建立了证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根据改革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虽然设立了相关的强制作证制度, 但是没有权力强制性的让被告人的亲人家属出庭作证。其根本的目的是要考虑到家庭之间成员的和谐, 维系住必要的亲情。

三、将量刑问题庭审化

将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 一项规定为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 要对定罪或者量刑相关的事宜进行严格的调查取证工作, 并进行辩论的环节。如果获得审判长的允许,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公诉人以及诉讼代理是可以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事实以及对证据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同时也能够进行相互的辩论。主要的完善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第一, 法庭审理的对象又增添了量刑问题的内容。根据新改革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控辩双方在进行自行的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时候, 只能在证据的方面或者案件的真实情况方面进行发表意见, 对于真实情况的具体范畴法院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并且改革明确的规定, 法庭审理中应当对关于定刑或量刑的相关事实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工作并进行辩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 法庭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关于定罪和量刑相关的证据以及事实的审查工作。

第二, 新改革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控辩双方可以进行对量刑的有关事实情况进行发表意见和辩论。在这一环节中, 控辩双方充分的形式了各自的陈述事实的权利, 并且提出更多的量刑意见。同时还加强了控辩双方对法官审判的约束, 提高了其在量刑方面发挥的作用, 而且能推动法官对事实进行正确的认识, 并做好公正的法律评价工作。

第三, 奠定了建立独立量刑的程序的基础。这一项改革为设置量刑的程序、量刑的建议以及关于量刑的辩护等方面建立制度, 都提供了刑事诉讼法中的授权。

四、强化二审审级功能

对于二审审级功能的强化, 进行了对程序多方面的修改。例如, 对二审开庭审理的案件做了明确的规定其范围;对于二审法院不进行开庭审理时要询问被告人、并充分的听取双方的意见;将重审的制度进一步的完善;将二审的审判实践进行延长期限;对于最终的判决结果要包含涉及到案件中的财物, 并妥善的做好处理工作。最为关键的就是明确的规定了二审的开庭范围以及限制发回重审对于充分的发挥出二审的各项功能所具有的作用。一方面扩大了二审审理的范畴, 进一步将二审的审级功能得到强化。在我国的审级结构中, 二审是被告人最后的可以得到救济的环节, 同时也是能得到最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的程序。另一方面通过对发回重审的次数进行限制, 更加促进法院积极的履行其应尽的裁判职能和责任。

五、结语

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 对于一些审判程序的重要变革来说, 进一步的完善了程序的内容, 使其更记得适应当今时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对于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步伐又前进了一步, 引得广泛的关注度, 更加具有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倪志娟.刑事诉讼交叉询问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 2013.

[2]陈海锋.刑事审查起诉程序正当性完善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