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

行政审判（精选7篇）

行政审判 篇1

1989 年, 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下称《行政诉讼法》) , 对行政审判制度进行规范并沿用至今, 多年来, 在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解决行政争议及敦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中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以来, 市场在资源体系中的配置作用越来越明显, 行政诉讼在化解社会矛盾效力明显下降, 导致一些的“信访”情况产生, 对于社会安全及稳定产生影响。民间一些“不信法信访”的现象, 表明沿用至今的《行政诉讼法》其权威性和适用性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从正常情况来看,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人民应当对法律的公正公平存在信任, 存在畏惧之心, 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但遇事首先想到信访及曝光, 说明对于国内审判制度存在修改空间。基于此背景, 必须要建立健全新的行政法律体系, 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普适性。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问题

一是审判权威问题。国内相关权威机构就法院行政诉讼能力进行调研, 数据显示, 27.14%选择完全具备处理问题的权威与能力;14.37%选择基本具备, 而58.49%选择不相信法院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水平, 说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能力存在较大质疑, 而一些行政机关的特权意识当中, 也没有重视法院权威。分析原因, 主要在于现行法律对维护法庭秩序的权威性没有显示出现, 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对行政机关的干预行为没有很好的制约, 同一件案子往往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对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进行明确, 现行法律条款缺乏硬性规定。

二是审判独立重构及制度保障问题。从国内现行审判体系来看, 法院审判行为往往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 虽然国家提出“独立审判”概念, 但却没有体现在实践当中。纵观国内外审判体系, 只有审判独立才能够保障法官有效行使其审判权, 法官独立审判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制度。然而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法院审判独立的制度, 仍然没有实行法官独立, 这也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例如, 承审的法官不具有断案的权利、断案人员在案例审理的过程中不能参与、法院的开庭审理更加注重形式等, 从而造成审判职能受到行政管理的干预。要想实现审判独立, 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即法官的职位、生活以及任职资格等多方面的保障。

三是司法地方化问题严重与行政诉讼执行难的问题。其中司法地方化主要体现在: (1) 机构设置方面。在法院的机构设置上, 通常按区域设置, 地方行政直接领导司法机关; (2) 法官任免方面。我国的宪法以及现行法官法中明文规定, 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工作, 一般法官的任免则由本级权力机构负责, 在这项工作当中地方党委的作用尤为重要, 这样的任免方式也使许多法官将自己定位于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法官; (3) 经费来源方面。地方财政为地方法院提供经费, 而经费的多寡也直接影响着办公环境以及法官福利等问题, 这也是影响法院判案中立性的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是法院判案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败诉的案件当中。被执行机关在这一问题当中占决定性因素, 当然也不能排除执行机关的责任, 例如当出现被执行机关不具备履行能力时, 执行机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严重, 如果司法权不能达到统一, 就难以产生对各级地方行政权力的约束作用。

四是法官官僚化与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法官官僚化主要原因是法官的社会地位较高, 导致一部分法官服务人民的意识淡化, 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的现象出现。同时法官的工资收入还要受行政级别的影响, 不同级别的法官会有不同的称谓, 如处级、厅级以及部级等。司法行政化可以分为司法的内部行政化与外部行政化。其中内部行政化一般指法院的内部活动以及管理形式具有较强的行政化特点。通常表现在:一法院的工作方式行政化。所以能否主动的发现并处理案件通常被视为评判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虽然司法的本质特征是被动性司法, 但在实际诉讼当中, 法院仍然要积极地寻找案件。《行政诉讼法》也对此加以肯定。二是法院上下级关系行政化。其实法院无所谓上下级之分, 每一个级别的法院都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都需要遵守法律来履行职责。最后是各级法院人事管理的行政化。

外部行政化则是指法院在日常的运行过程当中还要受各级行政部门的影响。我国的法院要接受同级政府、党委的约束, 法院要承担较多与司法不相干的任务与工作, 一般情况下, 法院会将为当地政府服务视为自身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完善

总而言之, 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 还需要不断的改进与完善。

回顾多年来的行政审判工作, 总结审判经验, 要想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 弥补当前司法体制的不足, 我国各级法院主要应做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行政权, 有效提高法院的地位, 树立法院在社会上的权威形象, 弥补当前司法行政化与地方化的一些问题, 有效确保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形成。中国行政法院的制度设计应做到:构建行政法院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 行政法院应提高法院地位、树立法院权威, 应克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弊病, 应保障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独立。行政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 原法院行使的行政审判职能全部转由行政法院行使, 审理和判决行政案件, 原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外的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法院均有管辖权。

(1) 建立科学的庭审程序。当前, 我国各地方法院的庭审程序仍然不够规范, 因此要努力规范庭审程序以保证当事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要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为当事人表达诉讼主张创造条件;以此来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同时, 庭审程序的不断完善与规范, 可以有效避免超职审判的现象, 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当事双方的主观能动作用, 有利于克服审判过程中一些不良现象, 大大降低超审限案件的比例。

(2) 注重证据。在行政案件的审理当中要格外重视以事实为依据, 切实加强证据的规则。做好证据的审查工作是规范审判程序的主要内容, 法院要允许并保护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 同时注重合议庭对证据的认证工作。目前,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出台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解释, 但仍然不够完善与具体, 对于行政审判中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因此全面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与公正性, 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我国各级法院要全面总结行政案件审判的经验, 制定出一整套规范的诉讼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规则。

(3) 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帮助行政法官搜集相关证据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合法性审查也是司法审查的本质内容。当前, 我国的法律规则仍然存在较多的漏洞, 所以规范行政审判程序能够有效规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 减少审判工作中的各种失误。总的来说, 要想迅速有效的处理好行政案件, 就要有效完善法律适用的规则, 使之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 结合我国《宪法》《行政处罚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 来制定我国行政法院的规范, 能够帮助法官正确判断法律规范的适用性, 正确裁决或解释法律问题, 使各级法院的法官更加清楚的理解法律规则, 避免误解、曲解法律规范的问题出现。

(4) 明确合议庭职责。作为行政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 合议庭能够有效保障法庭的审判质量, 切实加强审判效率, 要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责, 使其在疑难、复杂、重大中扮演重要的指导作用。

(5) 完善行政裁判文书。裁判文书是体现法院审判案件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法制宣传的基本材料。因此, 要注重行政裁判文书的质量, 使其突出体现客观性、证据性、说理性。随着行政裁判文书格式的有效改进, 更好地展现法庭审判的过程, 明确记录判决理由, 使行政裁判文书成为真实展现公正裁判的重要材料。

行政审判 篇2

案例1 李如南诉乐清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李如南因乐清市大荆镇油岙村村民委员会拖欠其工程款14.2万元，多次前去索讨无果。2014年4月15日下午，李如南再次来到村民委员会办公处索要欠款而与村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期间，李如南踹了村会议室大门一脚，导致大门门锁侧边固定铁翼螺丝松动，不能正常关闭。村支部书记报警后，乐清市公安局大荆派出所派员出警至现场，并于当日立案受案后，4月16日作出处罚决定，认定李如南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影响了村委会正常办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李如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乐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因第三人乐清市大荆镇油岙村村民委员未能及时偿付原告工程款而引发。原告脚踹第三人会议室大门一下，导致门锁固定翼螺丝松动，这一损害后果轻微。从纠纷发生的原因、实际损害后果等方面分析，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依法应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系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明显存在过罚失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乐清市公安局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乐清市公安局上诉后，在二审期间自行撤销了被诉处罚决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必须遵循合理原则，这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行政裁量合理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坚持“过罚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被告在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时，没有充分考虑被处罚人违法行为的起因及损害后果等裁量因素，对事出有因、损害后果显著轻微的违 1 法行为，给予了较为严厉的行政拘留处罚，明显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本案曾引发网络舆情。一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正确；乐清市公安局在二审期间自行纠正错误并得到被处罚人的谅解，应予肯定。

案例2 韩兴康诉慈溪市观海卫镇人民政府不履行

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韩兴康系慈溪市观海卫镇五里村村民，2013年3月26日向慈溪市观海卫镇人民政府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

一、五里村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基本农田区域，并提供复印件；

二、当前政府对农村村民建住房的审批程序及审批条件；

三、从2007年至今分配给五里村村民的建房指标面积，以及指标分配的落实程序、落实地点；

四、从2007年至今五里村已审批的建房户名单及每户获批面积、地点。海卫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3月28日收到申请并予以受理登记，4月12日该镇工作人员对原告作了口头告知。2013年5月初，该镇法定代表人就《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所涉内容口头告知韩兴康到镇下属信访科咨询反映。韩兴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至其起诉时，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作出书面答复。

（二）裁判结果

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原告申请的情况下，针对原告申请作出答复是被告的法定职责，被告应当依法告知原告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经。原告在庭审中确认了被告工作人员口头告知了原告就第二项申请内容可以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就其余申请内容要求原告找慈溪市国土资源局观海卫分局及镇城建办领导。对原告而言，被告工作人员的该口头告知内容模糊、抽象，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故被告工作人员的口头告知行为，不能视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了答复，应当认定被告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因原告申请信息公开内容尚需被告调查、裁量，故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应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处理。据此，判决责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作出答复。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不规范，或通过电话答复或 告知时模糊不清，均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应当予以纠正。本案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被告于同年3月28日收到，但直至原告起诉，被告仍未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构成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原告在庭审中确认了被告工作人员曾口头告知其就第二项申请内容可以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就其余申请内容要求其找相关部门领导。但被告工作人员的口头告知内容不够明确具体，不能免除被告的公开义务，更不能视为被告已经依法作出了答复，被告仍应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

案例3 杨志平诉仙居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土地管理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杨志平与杨文志均系仙居县横溪镇猴山村门口溪自然村村民，其部分房屋前后相邻。2003年7、8月间，杨志平因杨文志在其屋后建房向“县长热线”投诉，仙居县国土局接报后，经现场踏勘对杨文志发出停建通知书。2012年4月杨文志开始续建，在东边间第一层圈梁上放置多块混凝土多孔板。杨志平母亲向仙居县横溪国土资源管理所投诉，该所于2012年7月4日、9月10日作出信访事项调查意见函、调查意见书，称将根据仙居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置。杨志平于2012年12月28日再次向仙居县国土局投诉要求予以查处，该局未再回复。杨志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仙居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仙居县国土局具有查处本辖区内土地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查处土地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以《发票联》、《仙居县私人建房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许可审批表》等为据，认为其建房合法，可在行政执法程序中向被告提出。仙居县横溪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有关执法监察巡查登记台帐、登记表、报告书，不属于被告对原告投诉事项作出的最终行政处理行为。原告向被告提出的投诉请求，不属《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信访事项，被告对此应按行政执法程序作出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按信访程序作出信访事项调查意见。被告对原告的投诉未按行政执法程序作出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责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的投诉作出行政行为。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一些行政机关在接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投诉后，不加区分地作为信访事项处理，以信访答复、信访调查意见等代替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受理举报投诉并依法查处违法建筑，是国土等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在全省开展依法拆除违法建筑集中行动中，有关行政机关不仅要依职权查处违法建设行为，也要及时回应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其投诉事项依法及时调查处理。人民法院应进一步加大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确保行政管理高效有序。

案例4 黄兆本等3人诉苍南县灵溪镇人民政府等房屋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14日，苍南县灵溪镇人民政府、苍南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苍南县国土资源局三部门联合向黄兆本、黄益将、陈秀丽等三人发出通知，认定该户未经批准，擅自在高浦桥60—60-2号建3间3层砖房，已涉嫌违反土地管理及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通知其在2013年5月17日前自行腾空并拆除建筑物。否则，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立案，作出行政处罚并执行强制拆除。2013年5月27日，上述三部门组织人员联合对原告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黄兆本等3人不服该三部门的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苍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未经法定部门审批，擅自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三被告在没有证据证实涉案土地位于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情况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被告在未依法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且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的情况下，直接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程序违法。据此，判决确认三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提出上诉。黄兆本等三人认为原判认定涉案房屋未经法定程序审批擅自建设，缺乏事实根据；一审三被告上诉认为，强制拆除行为并无不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黄兆本等三人没有证据证实涉案房屋已经经过审批或具有相应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原审结合黄兆本等三人庭审陈述，认定涉案房屋未经法定部门审批擅自建设至三层并无不当。一审三被告在没有证据证实涉案房屋位于城市、镇规划区的情况下，作出被诉拆除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各方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该案所反映的乡镇政府、规划及国土部门联合查处并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做法，在基层较为普遍。一些基层政府机关认为，只要是违法建筑，不管法律规定的职权依据和程序要求，一概作笼统、模糊处理，联合发个通知后即一拆了之。这种以违法手段拆除违法建筑的做法，明显违背法治要求，充分暴露了基层依法行政的意识淡薄。本案中，三被告各自依法享有不同职权，但其共同针对特定主体发出限期拆除通知混淆了各自职权。三被告在联合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事先未经立案调查，未查清原告究竟是违反城市、镇规划，或是乡、村庄规划，还是非法占地，亦未遵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等法定程序，导致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通知中笼统认定原告已涉嫌违反土地管理及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未明确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款，亦未告知原告救济权利。即便是如被告辩称的本案属违反城镇规划的违法建筑，也应由规划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再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案例5 朱德富诉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

（一）基本案情

朱德富申请工伤认定。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审查认定，朱德富系浙江人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工种为操作工。2012年7月25日下午3时50分许，朱德富在公司操作车间玩耍时，将右手指伸进模轮(设备上一个较大的可旋转部件)上的一个螺丝孔内带动模轮旋转，导致右手食指被机器卡断。朱德富的受伤情况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遂于2012年9月28日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朱德富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德富系浙江人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工种为操作工)。2012年7月25日12时50分许，原告在停止生产的机器上转动模轮，并将手指插入模轮螺丝孔内带动模轮旋转，致手指被档板卡伤，经诊断为右手食指末节缺损伤。被告认定原告系玩耍致伤的事实缺少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调查取证的行为违反程序。被诉决定依据不足、程序违法。原告主张撤销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 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先取证、后决定”，是行政执法的基本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依法定程序调查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依法作出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行政决定作出前不依法调查收集证据，而是在行政决定引发争议后再补充调查取证，不仅违反法定程序，而且往往导致行政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应当不予采信。

案例6 陈兴海诉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1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认为，因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鉴于弘生世纪城北侧区块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在充分征得区块内大多数被征收人同意改建的基础上，将上述区块改建项目列入了定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该区块征收补偿方案意见征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相关房屋征收前置工作均已完成。故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决定对定海区弘生世纪城北侧区块，东至东河南路、西至新河南路、南至东港浦1弄、北至环城南路范围内的房屋依法实施征收，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涉及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与安置。陈兴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被告无权作出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决定；

二、涉案旧城改造项目有利于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该区块内的被征收人均能受益，该区块内90%以上的被征收人同意涉案旧城改造项目，符合公共利益；

三、涉案旧城改造所涉房屋征收范围已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舟山市定海城区分区规划（2004-2020年）》及《舟山市定海城区旧城改造专项规划（2012-2022）》，且该旧城改造项目已列入2013年定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四、被诉征收决定中所涉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程序，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但是，被告在本案所涉征收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未经依法征收的情形下，直接在作出被诉房屋征收决定时规定“涉及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 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与安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中，涉及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部分，不具备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且浙江省人民政府已批准征收被诉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中涉及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陈兴海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应当分别按照不同的法定程序由不同的机关依法实施。将集体土地上房屋纳入国有土地上征收补偿程序处理，既违反“职权法定”的基本原则，也容易侵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但考虑到征收决定总体上符合“公共利益”，且其中涉及的集体土地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故一、二审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没有简单判决撤销，而是在判决确认部分违法的同时，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充分保护广大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7 贺贞学等27人诉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4月8日，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杭州市下城区征收办提出申请，对杭州地铁2号线西北段建国路站工程需要涉及的规划红线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并提交房屋征收补偿初步方案等材料。2013年4月27日，该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工作人员将房屋征收调查登记通知张贴于相关地点。2013年7月12日，拟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的调查结果张贴公布。2013年9月2日，下城区征收办经初步审查后，向下城区政府提出《关于报请对地铁2号线建国路站规划红线范围内房屋作出征收决定的报告》，同时报送征收补偿方案（送审稿）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送审稿）。2013年9月8日，下城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送审稿）进行论证，原则同意征收补偿方案公示征求意见。2013年9月9日，《地铁2号线建国路站工程建设项目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及《地铁2号线（建国路站）工程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在相关地点张贴，并在下城区政府网站发布。2013年11月15日，下城区政府作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2013年11月25日，《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的公告》及征收补偿方案（修改稿）被张贴于相关地点，并在下城区政府网站发布。根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数据，下城区征收办对所需货币补偿资金5180余万元，存入相关帐户。2013年12月5日，杭州市下城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以地铁2号线建国路站工程建设需要为由，决定征收建国北路288号、凤起路58、60（含支号）与，93-103、107-113（单号连续）房屋。贺贞学等杭州市凤起路60号有关房屋所有权人对该征收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杭州地铁2号线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属于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设施建设需要而因公共利益征收房屋的建设项目。案涉建设活动符合《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杭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及相关专项规划。建国路站工程所在地块用地性质虽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但规划附图中明确标注此处将建造地铁出地面设施（地铁行人出入口）。被告作出被诉征收行为的程序符合《征补条例》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故判决驳回原告贺贞学等二十七人的诉讼请求。贺贞学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杭州地铁2号线（建国路站）工程，符合《征补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因“公共利益”征收房屋的法定情形。被诉征收行为对相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贺贞学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事关重大民生利益。市县级人民政府决定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本案中，杭州地铁2号线是政府组织实施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地铁出入口的拟建上盖物业，虽经规划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性质，但因其是地铁项目的配套设施且位于出入口位置的合理区域，整个项目仍归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对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仍然必须具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及专项规划等规划条件，并且遵守征收补偿方案应当征求被征收人意见等法定程序。对符合法定条件、程序的征收决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案例8 桐乡市惠全制衣有限公司诉桐乡市环境保护局

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20日，桐乡市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因桐乡市惠全制衣有限公司原在2007年3月已审批的建设项目中无厂区东南角车间和生产设备，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但该公司后在厂区东南角新建车间用于生产加工，生产过程中有废水产生，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责令惠全公司立即停止厂区东南角车间生产，决定处罚款人民币100000元整。桐乡市惠全制衣有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桐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本案中，此前虽已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已获许可的内容中并无其他废水产生。惠全公司生产车间产生废水，且向污水处理管网水体排放，废水中含有的氨氮成分能导致水体污染，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通知限期补办手续后仍未办理。且环保局在发现其涉嫌违法情形后，依法进行立案调查，作出处罚前对拟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听证权利等进行告知，并组织听证，亦对听证意见予以核实，最后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判决维持桐乡市环境保护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惠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擅自增设洗衣车间，每天生产产生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排，对环境造成污染，又未主动或应督查要求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手续，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处罚结果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防治水污染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有依法查处环境违法案件的法定职责。企业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应自觉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依法保护环境，保障水体安全。本案原告超原审批范围新增生产项目产生废水排放，却未按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维持环保部门合法正确的行政处罚决定，支持环保部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为各地依法开展“五水共治”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9 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强制执行

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5日，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丽建裁字（2013）1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认定如下事实：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依据《丽水市发改委关于行政中心北侧地块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的批复》等材料，向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对该拆迁范围红线图内的房屋实施拆迁。陈国光坐落在丽水市莲都区天宁寺枫树岗村的房屋属于拆迁范围，证载建筑面积54.33㎡。由于该房屋存在其他非法占地的情况，2007年3月28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对陈国光的涉案房屋作出丽土资罚字（2007）76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陈国光退还非法占用的274.82㎡土地，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274.82㎡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拆迁期间，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照有关规定对陈国光提出给予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但均未能与陈国光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根据以上事实，该局裁决在明确有关补偿安置内容的同时，限陈国光于2013年4月10日前腾空涉案房屋，交付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拆除。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3年3月17日送达上述裁决，2013年8月9日送达履行拆迁裁决催告书，限陈国光户在2013年8月19日前将房屋腾空完毕，交付拆除。因陈国光户既未履行裁决确定的义务，又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遂申请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陈国光户除了在非法占用的274.82㎡土地上新建建筑面积为587.71㎡的房屋外，还在其拥有合法所有权的一层房屋之上建设了二、三层房屋，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二、三层房屋已经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过认定和处理。

（二）裁判结果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2007年3月28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责令陈国光退还非法占用的274.82㎡土 地，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274.82㎡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但对其在拥有合法所有权的一层房屋之上建设的二、三层房屋，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过认定和处理。而对该建筑物的不同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故申请执行人在没有对未经依法登记、处理部分建筑进行审查、认定的情况下，直接以被执行人涉案违法建筑早在2007年就被处罚责令拆除，不能再次作出重复处理为由作出裁决，责令被执行人腾空案涉地块上包括未经处理部分建筑在内的所有房屋，明显缺乏事实根据。遂依法裁定对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丽建裁字（2013）1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不准予强制执行。

（三）典型意义

“拆迁不能代替拆违”，这既是正当程序的要求，也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精神。本案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非诉行政执行申请的审查，重申和明确了这一规则，即行政机关在作出拆迁裁决或者征收补偿决定前，首先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其次，应根据处理的不同结果（如责令限期拆除、没收或者补办手续等），依法合理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或征收补偿方案，防止因行政程序不到位而可能侵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今年1至10月份，全省法院共审结房屋征收补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370件，其中裁定准予执行288件，不予执行或不予受理5件，行政机关主动撤回申请73件。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监督职能，既有力保障了行政机关生效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执行效力，也有效保护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10 宁海县环境保护局申请强制执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28日，宁海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宁环行罚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宁海县豆豆乐豆制品厂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即投入豆制品加工生产，给周边水域造成了污染，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故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宁海县豆豆乐豆制品厂作出责令立即停止豆制品加工生产、罚款人民币40000元的处罚。宁海县豆豆乐豆制品厂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亦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2013年9月13日，宁海县环境保护局向宁海县豆豆乐豆制品厂送 达了宁环强催（法）字〔2013〕第19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限其在收到催告书后十日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被执行人未自动履行，宁海县环境保护局遂向宁海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宁环行罚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宁海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宁海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宁环行罚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量罚适当。申请执行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已依法进行了催告，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因被执行人宁海县豆豆乐豆制品厂未自动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项之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对申请执行人宁海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宁环行罚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准予强制执行，其中责令停止豆制品加工生产的处罚由宁海县环境保护局组织实施。

（三）典型意义

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篇3

【关键词】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困境；出路

一、前言

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的执行需要各方的配合和支持，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找出有效的方法来提升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水平。

二、对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的法理认识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目的是追求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它的行为方式和对刑事诉讼监督一样，理应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始终。在民事诉讼中，监督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其实，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施法律监督的途径，其身份、地位就是诉讼程序中的法律监督人。其法定后果是启动再审，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再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再审，并作出终审判决或者裁定。它要求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据此，持否定论者认为，检察机关并非适格当事人，无权提起民事诉讼。

三、基层检察院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存在的困境

（一）由民事抗诉的对事监督转变为兼对人监督，民事检察部门与法院和法官的对立情绪潜在增长，原来的协调关系有所紧张。与民事抗诉案件的检察监督不同，在以往的民事检察工作中，民事检察监督是对事不对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就案论案，法院纠正错误裁判一般也是对案件进行纠错，很少涉及到具体承办法官。而民事审判违法监督直接的对象是具体法官的司法行为，直接牵涉到法官的个人利害关系，基于法院对外形象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评以及法官自身的声誉，原来逐步达成融合的协调配合、相互监督关系发生了潜在微妙的变化。

（二）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不足。我国目前现有的民事行政法律法规有的地方存在一些缺陷，民事行政监督的内容不全面，范围过窄。如：《民诉法》第14条和《行诉法》第11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监督问题。但这一规定把监督权仅限于诉讼活动，因而严重的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三）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监督手段比较单一。民事诉讼大多面向的是普通百姓，其涉及面广，民事诉讼监督是通过对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过程进行诉讼监督，在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民事诉讼监督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也十分明显，其监督手段也比较单一，对诉讼过程中的某些环节监督不力，直接影响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四、开展审判活动违法检察监督的出路

（一）端正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认识。民事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这是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一定位，从法律规定上理解，是一种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不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监督或者救济。有人认为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对民事活动的一种国家干预。这种说法明显把权利救济的间接功能误为直接功能，就是把民事检察程序混同于民事审判程序，把民事检察权混同于民事审判权，我们过去也称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救济途径，其实这是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监督的范围包括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和错误裁判行为。因而，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来源不应当是当事人的申诉，而应当是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控告、知情人的检举、揭发。因为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控告含义直指对公权力的监督，法院的裁判是行使公权力的结果而不是遵从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原告虽然可以在审理过程中行使撤诉、认可证据、认可被告或者被告认可原告的证据等权利，但是，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法院依据法律对证据的判断、事实的认定和裁判。因而，民事检察监督是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也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

（二）制定必要的规范。要立足于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定法律规范，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调查权、法院的被调查配合义务、对法院违反被调查配合义务的制裁措施、调查结果的处理措施、被调查法院对调查结果的申诉途径和接受方法、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过程中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理、被调查法院或者法官拒不接受处理的惩戒措施等等一系列规范，同时也可以借鉴刑事法律上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监督措施，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违法行为的监督工作提供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保障措施。

（三）构建以检察机关“抗诉”为主体的“一元化”启动再审制度，以保证民事审判监督的统一性、严肃性。一是符合扩张当事人再审权原则。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生效后六个月提出，因为必须具备法定事由，当事人申请并不必须引发再审程序，申请再审的对象也非常狭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不仅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且可以代理当事人提起再审的一切合理诉求。二是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监督原则。法律监督是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依据。检察机关对法院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要求法院依法再审，这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法院通过对抗诉案件的审理，支持或不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来制约检察权。由此可见，檢法两家相互制约制度得以实现关键是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首先要到位。三是符合加强民行审判监督的法制社会大势所趋。实践中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的功能是很大的。然而正是由于“多元化”的启动再审却使这些本属于检察监督特有的功能大大打了折扣。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为了能够有效的解决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现存问题，相关监督人员一定要积极分析出路在哪里，采取更加有效的监督措施。

参考文献

[1]马明生，王钦杰.论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2015，（4）：86.

行政审判 篇4

涉案房屋坐落在杭州市, 原产权人为张华, 并领有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根据档案材料反映:2005年10月29日, 产权人张华与李国华签订该房屋的买卖合同。2005年11月4日, 李国华按规定提供《登记申请表》、房屋转让合同、双方身份证明材料等要件, 向房管局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经审核无误后, 于2005年11月15日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在2006年3月28日, 张华委托律师给房管局发来律师函, 以房屋转让合同上张华的签名并非张华本人所签为由, 要求依法注销该房屋转移登记, 同时提供了合同非张华签名的笔迹鉴定书。之后又进一步提供了《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中张华签名也非本人的笔迹鉴定书。杭州市房管局经调查审核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 依程序注销了李国华领取的《房屋所有权证》。

对此, 李国华不服, 并向所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一审维持房管局撤证行为。李国华不服一审判决, 向市中院提起上诉。在二审诉讼过程中, 李国华又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确认2005年与张华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中止。经民事审理判决确认李国华和张华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对于这一结果有二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判决撤销房产登记机关的撤证行为。理由是经过了民事审判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 (合同买卖关系) 的实质性审查, 已经确认买卖合同有效, 因此李国华依据该合同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应该被撤销。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维持一审判决。认为行政机关作出撤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

二、目前涉及行政、民事审理冲突和交叉的三种解决模式

民事和行政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 平等主体之间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所适用的主要是民事类法律法规,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主要是行政类法律法规。相应地,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解决民事或行政争议, 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也不同, 所采用的证据规则也不同 (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被告举证) 。但面对本案例中所出现的行政和民事法律冲突或者交叉的情形, 目前人民法院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先民事诉讼后行政诉讼的模式。如本案二审法院即采用该模式。二审过程中, 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后, 即中止了行政诉讼审理, 并欲以民事诉讼结果为依据 (至少是参照) 解决行政诉讼。采用该模式的理由认为房产登记背后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也属于房产登记机关审查范围, 因此, 应该根据民事诉讼结果来决定行政诉讼中房产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即所谓的“先民后行”。

二是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法院也显然意识到了第一种模式给行政审判带来的被动或者说不确定性。因此, 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人民法院审理不动产物权登记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试拟稿) 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行政附带民事”模式。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如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所涉基础法律关系有争议需要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请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

三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独立审理的模式。如本案一审法院就采用了该观点。其理由是行政审判的内容应该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主要包括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到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结果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 孰先孰后并不影响两种诉讼顺利审结时, 人民法院实行“行民并行”, 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进行审理。

三、赞同第三种模式及原因分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模式, 认为唯此才能够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各自有据。无论是第一种模式“先民后行”, 还是第二种模式“行政附带民事”, 本质上都是要求房产登记机构负有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查的要求, 而这种要求对于房产登记机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涉及到房产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问题了。

1. 房产登记的性质和特征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 是指房屋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 房产登记是不动产所在地登记机构应当事人的申请,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屋产权在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他与其他行政行为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本身并不是赋权行为, 不创设权利、义务, 登记所产生的仅仅是公示和公信的效力。通过登记,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查询了解相关的权利状况, 以便指导自己的行为。

2. 房产登记机构审查职责问题

《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 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 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 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但在实践中, 登记机关的审查应当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 以及何种程度的审查是实质审查, 何种程度的审查是形式审查, 也一直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分析, 该条规定倾向于实质性审查原则。笔者认为, 即使根据该条规定, 审查的具体范围和审查的程度也应当是有限度的, 也就是说应当是有限的实质性审查。一方面, 登记机关对于申请人提供的不同材料的审查能力有所不同, 所以审查职责也应有所区别。例如, 对于登记机关掌握的档案或信息中可以查阅的资料如房产权证等, 应当是尽全面审查义务;而对于身份证件等一些职能机关出具的证件文书, 则只能尽形式审查义务。另一方面, 对于房产登记背后的大量基础民事法律关系, 如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善意取得等, 登记机构不仅没有能力, 而且没有权利进行审查。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所说我国目前“单纯依靠登记机构自己的力量来完全落实不动产登记的审查工作是不现实的, 除非建立起庞大的登记官员队伍。”这也正是《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设置异议登记的目的。对于厉害关系人认为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提出更正登记申请, 而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情况, 不应由房产登记机构去判断权利归属。因为, 房产登记机构不仅缺乏专业能力, 更缺乏权力, 这应当是民事司法机关的法定权力。房产登记机构要做的就是给予异议登记, 然后就是当事人在15日内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给予明确权利。法院判决后, 房产登记机构按照法院明确房屋权利归属的生效法律文书在登记簿上给予记载。

3. 第三种模式能很好地解决冲突

既然房产登记机构对于合同是否有效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无权力、无能力作出判断的, 那么败诉的责任就不应该由房产登记机构来承担。只有采用第三种模式, 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冲突问题。

一方面, 房产登记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发证或撤证) 要把握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到位、法律依据是否充分。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也要依此进行审查。这样, 登记机构作出行政行为前, 才能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所预见和判断。另一方面, 民事审判当然可以按照它的法定程序和依据作出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 如确认合同有效、确认合同无效、确认善意取得等。当事人可以依据生效的法律判决申请相应的房屋登记, 如本案中, 因为“申报不实”给予撤证后, 当事人完全可以依据确认合同有效的生效判决重新申请房屋登记。

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 篇5

在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有着严格的功能区分的，但是在行政审判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亟待解决，而司法权却无法及时处理的一些行政权利活动，这样司法建议便成了联系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纽带。规范的讲：司法建议是司法审判的延伸，是在司法审判之外，就审理中发现的行政问题向相关的行政机关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意见，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根据诉讼类别的不同分为：民事诉讼司法建议、刑事诉讼司法建议、行政诉讼司法建议，下面我们主要讲的是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建议。

一，司法建议制度的立法规定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

（三）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从上得知：在我国的程序法中已向“司法建议”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并且在多年的行政审判活动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司法建议的根本目的是被建议机关针对其被建议的行政行为做出改善，而司法建议有着很强的被动性，如果被建议机关没有作出及时的改善动作或者根本就不准备改善，这样司法建议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有资料显示：2006年北京的朝阳区法院、昌平区法院、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共发出172份司法建议，收到回函50份，反馈率仅为29%，“七成石沉大海”。二，现阶段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现状

1.司法建议送达到被建议机关后，被建议机关并没有给与法院相应的书面回复函。司法建议是一封正式的公文，上面加盖着法院的公章，而被建议机关连回复函都吝啬与回复，对以后是否会改善动作就可想而知了。

2.少数被建议机关配合发出了回复函，但是回复函的内容，是以种种借口推托、辩解其不正当或者不适当的行政行为，这样司法建议也达不到其相应的目的。

3.有些被建议机关发出了回复函，并且也在内容中承诺会作出相应的改善动作，但是在其后碰到类似的案件、类似的情况时其改善动作并不明显，甚至是根本就没有作出改善。

4.最多数的情况是被建议机关对于司法建议不理不睬、置若罔闻，其根本原因就是其对司法建议的认识程度与重视程度不足。

三，司法建议制度之检讨

综上，对比司法建议制度的立法规定与现阶段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现状，不难看出，立法规定与实施现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想要改变这种脱节现象，真正发挥好司法建议的作用，就要加强他的主动性，建立健全司法建议发出后的保障制度与监督机制，我们可以从立法规定、法院建议与行政机关三个角度提出提出以下建议：

1.立法为本

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司法建议的条文寥寥可数，即使有作出规定也是过于简单，规定的不明确性便导致了在现实操作中困难很大，并且行政诉讼法中还明确将司法建议限定在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情况下这样更制约了司法建议的范围，使得在行政机关愿意履行判决、裁定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法院发现行政机关存在隐患或问题时也不能提司法建议了，“司法建议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接受建议的机关若未按司法建议以人事监察手段要求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对司法建议在置之不理，相应责任由谁承担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法院对司法建议的执行监督不力也使得这一方式难免流于形式。”[1]所以应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中详细规定司法建议的主体、内容、程序、适用范围以及时限和不作出司法建议或者不履行司法建议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

2.司法监督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司法建议的监督和回访制度。要注意监督、回访司法建议的采纳情况、运用情况和操作效果，不能作出后不闻不问，要适时深入被建议单位，了解司法建议是否可行，采用了多少、效果如何，以增强司法建议的社会效果，真正达到人民法院提司法建议的目的。

3.行政执行

行政机关的执行情况是建立司法建议监督制度的根本目的。首先，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司法建议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各项法律条文。其次，在认识重要性的同时也要了解到到司法建议的目的是帮助被建议机关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减少行政争议，不要有敌对情绪。最后，被建议机关的上级机关应该强化对下级机关对司法建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最好能将执行情况纳入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体系。

四，结束语

由于立法规定上的不完善与行政机关在认识性上的缺乏，致使司法建议制度在我国现阶段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难免是步履蹒跚，并且这种法定强制力的缺乏与认识的提升短期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能伴随着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呈逐步完善，但是只要坚持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我想司法建议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行政审判 篇6

一、民事、行政审判司法不公的成因

(一)外部干预

外部干预主要是指一些部门和机关直接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处理,使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干预尤以行政案件为甚。几年前,本地林区基层法院受理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刘某某状告某林业局,称该林业局的几个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扣押原告的木材,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个案件并不复杂,作为被告人的林业局应依法撤销错误的行政处罚,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但迫于林业局当时领导的行政干预,法院在对损失赔偿数额组织双方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做出了维持处罚决定的错误判决。对此判决结果,法院相关人员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林业公、检、法三机关的经费需要依靠林业局供给,人员升迁、编制需由林业局或其上级管理机关决定,工作条件改善、装备更新依赖于林业局及其有关部门批准,所以,法律赋予法官的独立审判权难以对抗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林业局及相关部门的干预。

(二)审判人员个人素质不高

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对办案者有着很高的素质要求,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严格依法办事的执法理念外,还需要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2007年,本地林区基层法院在办理陈某某诉海伦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审判人员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及利息13万元的情况下,做出了要求被告支付13.6万元的判决,这种超出原告诉求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违背了法官在审判中地位中立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还有的案件在调解结案时,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名部分缺项即按生效文书交付执行,这又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后才生效的规定。以上错误是审判人员所不该出现的,因为其中的法律规定是民行审判的一般规定,属应知应会内容。若排除审判人员徇私枉法因素,出现民行案件裁判错误的原因主要应归咎于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不过硬。据我们对本地林区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的调查,该院现有审判人员(指法职为助理审判员以上)12人,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其中无一人第一学历是法律专业,这样的年龄和素质显然难以适应现在审判工作的需要。

(三)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这类司法不公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是相关联的,尽管这类现象发生在个别司法人员身上,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从现在见诸报端的相关案例来看,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涉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者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多数是收受司法案件当事人贿赂的情况,由此引起的司法不公就可想而知了。

二、整治司法不公的对策

(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林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三机关与林业企业脱钩,尽快理顺司法体制

三机关与企业脱钩可以有效排除企业在一些案件上对审判活动的干预,撤销企业对公、检、法机关的行政管理,这也是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以法院为例,首先要改革现时法院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人事独立。在人事改革中,目前省一级法院已基本统一了进入法院系统工作的条件和程序,开始实行定期的标准化考试。在财政经费改革方面,为保证办案经费的正常支出,可以通过立法,由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联合核定年度经费指数,再按年度直接划拨,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司法机关和林业企业在某些案件的处理上意见相左时林业企业对司法机关的干预,从而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与公正。

(二)加强审判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努力提高其业务素质

以下几条途径可以考虑:

1、引入终身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就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使之不断适应职业和未来发展需要。基层法庭审判人员当前接触的案件数量多,难度越来越大,只有不断地接受教育培训,提高内在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准确裁断占基层法院相当数量的各类一审案件。对基层法官的教育培训应构建以终生教育理念为总指导思想的运作机制,使法官视学习和提高技能为内在自觉行动乃至生活方式之一,以实现专家化培养目标。

2、创新教育管理思路。

一是加大高层次法律教育培训的力度。在法庭审判人员中继续开展新一轮在职学历教育,依然是基层法院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鼓励参加“专升本”教育,有意识地选送具有本科学历的法庭法官攻读第二学位和研究生学习。二是教育培训要突出实践性、实用性和实效性。实践性教育定位于审判技能与法学理论的融合提高,突出解决实践问题,着力增强法官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不断给基层法官“充电”。

一是采用请进来的方式,请专家、教授到单位来讲学。二是采用走出去的方式,组织法官到发达地区,先进法院去取经。学习别人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是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学习他们是如何提高办案效率,学习他们如何实现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等等。

(三)积极招录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到林区基层法院工作

把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充实到林区司法机关是提高林区司法机关整体素质的一个有效办法,但与地方类比,林区司法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工作环境较差、经费保障困难等状况始终没得到解决,以本地林区基层法院为例,全院在编干警平均工资不足600元,这样艰苦的条件很难录得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专业对口的应届毕业生也不愿到林区司法机关工作,即使来到林业司法机关工作,也难以保证其长期安心林区,所以若想引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物质条件,如提高他们的工资标准,帮助解决家庭实际困难等。

(四)加大对审判人员徇私枉法,以案谋私的打击力度,加强民事、行政审判监督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司法不公,近几年来,整个林区法院的审判人员鲜有因办人情案等徇私枉法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因此而受到刑事追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并不意味相关审判人员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主要与检察监督力度不到位有关。近两年来,高检院加大了对民事、行政审判人员以权、以案谋私等徇私枉法行为的监督查办力度,这将有效地防止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审判的公正与公平。

行政审判 篇7

一般情况下, 拆迁类案件审理并不审查其合理性, 但在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案件中, 基于该行政行为的特殊性, 直接决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所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裁决, 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自由裁量行为, 一旦被行政机关所滥用, 则不仅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将严重威胁行政机关执法的公信力。因此, 在此类案件中将合理性问题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十分必要。

淮安法院在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过程中, 立足于一个基本原则, 即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无达到滥用职权的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 能否实现居住目的。

拆迁补偿安置主要方式之一是产权置换, 但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确定的安置房源, 能否使被拆迁人实现居住目的, 有无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 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由于年龄较大或身体原因, 原被拆迁房屋系平房或其他居住较为方便的房屋, 但有时拆迁裁决却将其安置到较高的楼层, 且没有电梯, 严重影响此类人群的生活, 不能实现居住目的。淮安中院在2008年度审理的一起拆迁裁决案件中, 即以此为由撤销了行政机关的裁决, 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类似于审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2. 是否严重影响被拆迁人原有正常生活水平, 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如法院在审理张某诉房管局不服拆迁裁决案件中, 经审查发现张某系下岗工人, 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其在原居住区附近的一个菜场里做一些小生意, 但房屋被拆迁后, 在原地也有安置房源的情况下, 裁决却将他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小区, 小生意已无法继续, 导致其丧失收入来源,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张某也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和收入来源, 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房管局的裁决行为已经达到了滥用职权的程度, 存在合理性问题, 遂依法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其行政行为, 重新作出裁决。

3. 有无其他属于合理性范畴且显失公正的。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其行政行为在同等条件下的平等性, 拆迁案件也不例外。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 比如拆迁裁决, 该裁决在对待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时, 应该是同等的, 法院在这一点上的审查也更多地是考虑其平等性。如果行政行为的平等性受到挑战, 则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同样值得质疑。

审理中, 法院一旦发现案件存在合理性问题, 一般首先是与行政机关沟通, 建议其自行纠正, 然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果行政机关拒绝纠正, 人民法院则依法对其所作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判决予以变更。之所以对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案件很少采取变更判决, 就在于拆迁行为或拆迁裁决程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前期的拆迁许可、评估机构的选择和评估报告的救济、补偿安置方案的提供等, 且并非完全由行政机关来完成, 有好多程序和条件都要拆迁人来完成或提供, 因此, 法院只有在上述所有程序都很完备及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在给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之后, 才能迳行判决予以变更, 否则, 该变更判决似也存在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实体上的不合理性。

二、实体审查的同时, 强化程序审查

行政诉讼法规定, 行政案件审理需作全面审查, 似乎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淮安法院在审理拆迁案件中, 坚持实体审查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程序审查。

首先是强化前置行为的程序性审查。拆迁行为是一个系统行为, 通常一个行为之前会有许多前置行为。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如何审查前置行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淮安法院在审理中, 对这些前置行为按照“重大违法排除、可撤销保留”的非诉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因为“重大违法”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基本判断标准, 而一旦无效, 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均可否认其效力存在”。而可撤销行为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 应当保留其效力, 在对拆迁不同阶段的前置行为进行审查时, 不应予以否定。

其次是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拆迁案件中, 对被拆迁房和安置房的评估, 应该是拆迁补偿安置的前提和基础。评估机构委托人的确定是否合法以及有无给予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充分的救济, 可以说, 决定了拆迁行为尤其是拆迁裁决的合法性。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 一方面强调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 规范评估机构选择程序。另一方面, 虽然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至二十六条, 规定了当事人对估价报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和程序, 《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了拆迁或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相应救济程序, 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 许多被拆迁人虽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但却常常由于异议方式不当或评估机构、行政机关故意置异议于不顾而未能及时得到救济。作为后者, 显然应当作为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如果属于前者, 则主要审查其意思表示是否明确, 如意思表示明确, 且已向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提出, 而仅以异议方式不当为由而不予救济的, 应当认定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不作为,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之一。

再次是强化对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从这一点上来讲, 案件审理中更多地体现为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拆迁补偿安置中对于被拆迁房屋性质的认定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以房屋所有权证书上标明的用途为准, 所有权证未标明用途的, 以产权档案中记录的用途为准, 但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已持续营业一年以上的, 应当参照经营用房评估。上述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房屋性质及如何评估作出了规定, 但对具体如何参照评估却没有进一步的界定。《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技术细则 (试行) 》则对这一“参照”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此, 这一具体规定是否违背上位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有无充分履行地方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就成为了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

三、审理中加大协调力度

拆迁案件名为行政案件, 但当事人所博弈的仍然是一种民事上的权益, 这种权益具有一定的可处分性, 从而也为这类案件协调的可能性奠定基础。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首先是进行协调基础性评估。也就是针对个案所显现的不同特点, 经调查、合议等, 了解双方在民事范畴的争议所在, 以及当事人各自的具体情况, 确定协调的步骤及突破方向, 从而使以后具体的协调过程有的放矢。其次是整合多种协调资源, 尤其是整合多种协调主体参与协调, 比如亲属、社区、所在单位领导等, 增强协调的可能性。再次是加强协调与合理性审查相结合。上文已经提到, 拆迁裁决案件经常会出现合理性问题, 而合理性问题除了通过法院判决撤销、变更和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之外, 促进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协调和解也是解决合理性问题的基本举措。当然, 这个合理性问题必须是在前期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协调基础性评估时所确定的, 协调过程中针对磋商方案才能有所侧重, 二者相互作用, 达到协调的最佳效果。最后是加强协调与合法性审查相结合。民事调解过程中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行政诉讼协调同样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协调过程中, 一方面强调协调的自愿性与自主性;同时, 也要强调囿于当事人对于法律知识缺乏了解, 而应告知其合法性审查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从而进一步推动协调双方摆正心态, 积极协调。

四、严格司法强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