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组织改革（精选3篇）
审判组织改革 篇1
一、我国法院组织结构的特性:审判权与行政权、平权性与科层性并存
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同时享有审判权和行政权两种性质的权力。审判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属于专业权力,行使主体主要是从事司法决策的审判组织(独任制或合议庭)。行政权力则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指令,权力主体主要是从事行政决策的审判、管理人员和执行指令的行政人员,发布整体行政决策或执行具体指令。
法院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造成法院的结构异质性:审判组织的平权性和行政结构的科层性[1]。从法院审判权的专业定位来看,独任法官、合议庭到法院审判委员会等之间是平权性结构,审判人员在审判事务上具有独立性,忠于专业知识、信守专业操守,依据专业决定、实现其专业职责。而从其行政权力角度分析,法院内的行政结构体现为从院长到庭、处、室负责人及行政人员的一个直线等级结构,行政活动正确与否的判断权属于上级。行政人员要忠于组织,在执行任务上,服从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行政是为了维系法院组织、服务于审判活动实现的目标而存在的,所以法院行政人员受到来自审判以及行政的双重指令和控制。审判权要求相互独立,行政权要求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存在。如何安排这两种权力,使之融洽地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是法院得以高效、高质运行所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独任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以合议制审理为原则,独任制审理为补充的模式。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如下:1.独任制只能适用于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及一般非讼案件。2.独任制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不得采用独任制审理案件。3.独任制只适用于审理一审民事案件。4.适用独任制组织形式,只能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独任审判。
(二)独任制的利弊分析
相对于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庭来说,适用独任审判有很多益处:一是程序简单,人力、物力及时间的花费少;二是明确了独任法官对庭审活动的操控和对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独任法官拥有足以完成各种审判活动的全部职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法官的积极性;三是责任追究制落实到个人,增强了独任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意识。权责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法院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
与此有利因素相对应的是,不论从权利限制还是智慧结合角度出发,独任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出现权力滥用和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以追求诉讼的效率来牺牲诉讼的公平和公正,无限制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并不值得推介。
三、合议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合议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议庭审理案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名为合议、实为独任,一人办案、三人署名等违反合议制立法精神的做法,即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决策的表象下是案件承办人一人唱“独角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承办人的强大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承办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实质性审理活动,包括庭审前阅读案件材料提纲,从事必要的调查、询问工作,指导书记员送达诉讼文书及开展各种审前准备工作;2.庭审时主持庭审工作,庭审后制作审结报告、判决书等各种文书。承办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在合议庭内存在相对最大的权威和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习惯上承办人负责提出初步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最熟悉案情并且在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以承办人为责任主体。这种运作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缺乏严格的评议规则,尤其是缺乏细化的评议内容和操作性强的评议程序。合议庭的评议方式主要是围绕主审人的审理报告来进行,由于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一般是在主审人的主导下进行评议,导致主审人的意见对合议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是在评议之后裁判文书制作这一环节中,从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的理由甚至主文的表述,事实上都是主审法官一个人思考的结果,合议庭的集体意志和智慧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三是有时会出现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与评议结果不一致的情形。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认定事实与裁判理由之间也常常出现脱节或相互矛盾的情形。
四是责任追究难于落实。由于普遍实行承办人负责制,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缺乏关注,评议缺乏针对性。案件质量出现问题时又由于案件是由于合议庭评议,承办人责任又得以减轻。
(三)新合议制度构想
1. 明确合议庭评议的对象和范围。
将裁判文书也作为合议庭评议决定的对象。评议前主办人应做评议准备,应当提前一天将以下案件材料提交合议庭其他成员:裁判文书初稿(附有援引的法律、法规);案件审理情况的说明(包括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需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的部分)。
2. 规范合议庭评议程序
主办人向合议庭陈述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后,由合议庭成员就此分别发表评议意见。评议的主要内容是:评价案件的审理流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否恰当,是否存在遗漏,是否应当将需要说明的问题直接写进裁判文书中[3]。合议庭针对主办人的汇报,按照评议范围和内容的要求对案件主体是否适格、所定案由是否正确、庭审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诉讼请求、诉辩的事实和理由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裁判的理由是否充分、透彻,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判文书主文是否明确具体、完整全面,是否具备可执行性,以及是否有遗漏事项、文书格式是否规范等等进行逐项评议。评议后,由审判长归纳结论性意见。
四、陪审制度与审判权运行
(一)陪审员制度运作中的问题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的法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起进行审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得以重视。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新的生机。但是,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 陪审员选任“人民性”不足。
首先,学历上的限制。《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学历层次要求较高,法院亦强调陪审员的学历层次,并以此作为选任工作的成绩予以肯定。虽然为了保障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对于陪审员的学历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不可,但是既然陪审员从社会普通群体中产生,就应该体现社会普通民众的学历程度,高学历人群通常并不能体现社会的多数意见。其次,职业的限制。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民陪审员并没有职业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法院往往更偏好公务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4]。这也和陪审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不利于从多角度对案件作出审理和判断,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2. 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数量不均衡。
我国在确定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时,多数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导致一些法院将陪审任务固定交给少数陪审员,部分陪审员陪审案件过多。如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除了能够弥补审判资源不足外,其自身价值将难以实现[5]。《决定》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这种做法相对公正也能大致保障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均衡性,但是由于陪审员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时候效果并不理想。
3.“陪而不审”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一旦涉及到专业性较强的陪审案件,人民陪审员囿于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的限制,难以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在作出判决时,人民陪审员往往折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没有体现陪审员的补充价值。对人民陪审员而言,独立适用法律较为困难,但事实认定主要依靠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人民陪审员较之职业法官具有优势。因此,应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运用陪审员的经验补充法官知识的不足。法律适用权则完全交由法官行使,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制定,由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执行,已体现了实质的民主,且由具备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官去适用法律更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体现司法公正。
(二)完善陪审员制度的途径
1. 落实陪审员的审判权
首先要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富有正义感,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这是提高陪审质量的重要基础;其次要使选任的陪审员切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作一名陪审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就是法院要在执行上提供保障,法官在开庭前要提供卷宗给陪审员查阅,庭审中要让陪审员主动介入,合议时尊重和考虑陪审员意见,让陪审员充分行使审判权,不断提高陪审质量。
2. 建立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制度
为了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让法更透明,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在讨论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时,特别是在合议庭合议时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员间存在不同意见,审委会对该案进行研究时,应当邀请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让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观点说明,如他们的观点成立,必须采纳,发挥人民陪审员的职能作用。通过参加案件的讨论,使人民陪审员从中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并且能更全面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
3. 尽快落实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又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这些条文对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已作了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定,但规定不等于执行,尽快落实这些规定,才是当务之急,人民陪审员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陪审工作中。
摘要：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关键词：审判组织,审判权,行政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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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庭模式运行研究．法律适用．200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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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杨．和谐社会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及其实现．依法行政．2007，(3)：31．
审判组织改革 篇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法院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人民法院对审判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审判管理跟不上，由此必然产生一些审判不公、效率不高、执法不严等损害法院形象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法官素质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现笔者就关于审判管理改革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人民法院进行改革以来，对审判方式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已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庭审方式改革。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审判实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审判人员包揽取证、举证转变为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官与当事人调查取证、举证分工明确;从审判人员讯(纠)问式转变为当事人陈述式;从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质证转变为当事人之间互相质证，并强调当庭质证;从不注重认证转变为重视认证，并强调当庭认证;从证据由未经质证可被采用转变为必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于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从审判人员站在一方当事人一边为当事人问话转变为法官处于中立地位由当事人互相提问、质证(即诉讼主体地位转变);从事实在庭前查清转变为在庭审上查清;从开庭形同虚设转变为在庭审上实际发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庭审功能;从庭前调解转变为着重在庭审上调解;从不重视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转变为强调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等等。
第二，审判权下放。传统的审判方式审理案件的审判权和监督权是由庭长和院长行使，庭长和院长认为案件审判有问题都有权以行政批示的方式要求合议庭复议。具体做法是，案件承办人将裁判文书交给庭长审查修改，再由庭长移交给分管院长或院长审核修改并签发。导致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有依赖心理，业务素质难以提高。既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为此，法院进行了改革，将案件的审查、修改、签发权下放给审判长，不再由院长、庭长行使。摒弃了那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增强了审判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办案效率。
第三，建立案件流程管理机制。法院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对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结案、归档等案件流程各环节分段管理，跟踪监督。有效地避免了超审限案件的发生，解决了“暗箱操作”的问题，防止了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确保了公正、高效办案。
为了建立与上述审判方式改革相适应的审判管理机制，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应将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
(一)建议取消审判庭和庭长(含正副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设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和庭长这个行政长官来管理办案人员、管理案件审判，其实际功能作用和意义已成为历史，法院内设审判庭和庭长已没有必要。实践证明，案件以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存在很多弊端，而以案件流程管理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和快速审判，能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审判方式改革后，庭长已失去了审查、修改、签发裁判文书及以其他行政手段管案权，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一样，庭长只有办案权，不必要再保留庭长这个行政职务和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建议我国法院组织法将审判庭和庭长取消。然而，有人担心，将庭长和审判庭取消后，办案人员的审判业务管理可通过案件流程来管理、监督，而对办案人员、书记员还存在人事行政管理问题，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由院长、副院长和法院内部专设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负责人事行政管理就够了，不必要再设立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
(二)设立审判组。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的审判机构(组织)应如何设置，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才能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笔者认为，应设立审判组，组长由被选任的审判长担任和两名法官组成审判
举证责任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篇3
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
一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又要求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在诉讼进行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4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内在动力)，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外在动力);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我国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式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配置。
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一般教科书中，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称的差别，源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但是正是这种讹，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动提供了两个合适的名称。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等等条款，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一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一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区别，是否还有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实际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是，即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不能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收集的证据。
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或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我国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们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收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收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都可能发生，这实际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
首先，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制度上的混淆得到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式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依照诉权要求举证，法官按审判权要求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么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何区别?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不得放弃;2、在可能的情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自己能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止;法官
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得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方面的良好体现.如果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违背了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能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总是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分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
其次，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包括审判效果、庭审质量。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质量，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高.因为当事人对案件最了解，对所需何种证据以及到何处去收集最清楚，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仅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主张的事实，为防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理“公正”奠定了基础.
第三，保障律师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式中，由于不区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代理活动，主要是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往往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必须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代理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代理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代理人的正确作用。
二
我们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目标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学界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氛围异常浓厚.但是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来看就是缺乏理论指导，8审判方式改革只得按照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错了重来.
笔者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身构成要素出发，摸索改革的方向。众所周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如何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执行的须执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我们的审判方式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么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正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说，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
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归纳。从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来看，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我们一些法官由于包揽取证，在庭前就掌握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由于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如何，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即现代职权主义)，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谈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预。
在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式改革背道而驰的，但是将收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必然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的原因。11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这一弹性条款，更进一步说明了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必须保留职权主义，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
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多重性，那么我国应如何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首先，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其次，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在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是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很不足。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重要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
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界压力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保持超脱中立位置，除非当事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降低审判成本，也许有人提出审判成本降低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成本总量还是没有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么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大量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也许是吞噬金钱的黑洞.如果将当事人这些投入算进来，那么贯彻实行举证责任制度的诉讼成本总量会大大下降，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
结束语
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认为，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因为在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仅仅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程度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必须收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风险后果由当事人负担)，最终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些，“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法的缺陷，现行民事诉讼法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目前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要求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须知》，限时要求当事人举证等，我们期待着民事诉讼法修改时能够完善这些内容。
(于秋)
注释：
(1)何文燕教授主张在确定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目标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主张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实现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式;张卫平教授主张我国应选择大陆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2)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P124，法律出版社。
(8)参见梁书文等主编：《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
(4)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6)参见巫宇d主编：《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
(6)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ofproof翻译而来，由于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称。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93年第3期，
(7)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
(8)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有留神的情况下，人们便大胆地实施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是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迅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点研究。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现代法学》第6期。
(9)参见田平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探略》，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
(10)见注释(1).
(11)参见戴建志：《来自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思考》载《人民司法》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