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

审判管理（精选12篇）

审判管理 篇1

1设计院应严格把关图纸消防设计质量

各个设计院应加强对图纸消防设计质量的把关,少打设计规范的“擦边球”。 沈阳万达大火经法院审查查明:该售楼处两处楼梯均未设封闭楼梯间,未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玻璃幕墙与二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未用防火材料封墙。着火后导致有毒气体迅速蔓延,二楼人员被困无法逃脱,造成12死2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关于该售楼处楼梯上方要做封闭楼梯应属设计规范的“插边球”,按商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DGB32/J67-2008) 第8.3.4条: 如商业并联店层数为二层,当二层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300 ㎡ 且人数不超过100人时, 可设开敞楼梯间。按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第6.2.2条:裙房应设封闭楼梯间(注:该售楼处与一高层帖邻,可以认为售楼处是高层建筑的裙房)。 还有玻璃幕墙与二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是否应采用防火封堵,这也是设计规范的“插边球”。总而言之,设计单位“插边球”打得太多,几处或多处按规范的最低要求设计,一旦出事,设计单位的罪名就是“违反国家相关规定,降低了工程质量标准,存在严重隐患”。

工程设计的过程中,在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同时,设计单位一定要综合应用设计规范、标准,既要满足规范要求,更要注意保护设计单位自己的利益。 现在建筑市场上的甲方精打细算,想尽千万百计地降低成本、规避责任。如此设计的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重大问题,责任全是相关设计人员承担,法律并不会因为“如此设计”是甲方要求而减轻设计者的责任。不过事故的发生, 与设计师密切相关,设计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生命、财产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没设计人签字出图,按正规程序是不能施工的。所以设计师应该按照规范精心设计,而不能为了迎合甲方一味地去打规范的“插边球”。规范就是法律,违规就是违法,设计师没有任何理由去降低房屋设计标准,更不能心存侥幸心理。

2图审部门应足够重视审查消防图纸

图审部门应足够重视审查消防图纸, 做好以下工作:

(1)要加强对装修工程的设计资质的审核,对于没有资质的装修公司和设计院图纸应予坚决退回,不予审理。对于有资质的设计院或装潢公司,应建议他们在图纸上加盖消防防火自查审,便于审查。建设主管部门应呼吁消防大队定期对装修公司(设计院)消防内审员进行培训,并发证,对图纸进行消防审查(预审,内审)。这方面南京市、南通市消防部门强化消防管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南京市、南通市对消防设计中违反强条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且将消防审查的范围扩大到图审中心审查范围之外。

(2)所有公共建筑,尤其是商业建筑装修工程和建筑工程图纸,必须报请消防大队备案,多与消防部门沟通,排除火灾隐患。在沈阳万达商场大火中, 消防大队以未接到消防图纸为由,不对大火负任何责任。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在大火发生的前12天,万达商场刚刚举办了一场消防灭火演习。

(3)装修图纸必须建筑水电专业齐全,没有水电的图纸,坚决不予受理。如有设计院证明与原有土建图纸相符,可以受理,但必须由设计院出具证明。辽宁沈阳万达商场大火中,未按土建设计设置喷淋系统是导致大火的另一直接原图。

(4)装修图纸必须明确是否有结构变动,若有结构变动而没有结构变更的图纸,坚决不予受理。如有设计院证明与原有土建结构图纸相符,可以受理, 但必须由设计院出具证明。据调查,在日常图审工作中,装修改造有很多项目重新分隔,随意砌实体分隔墙。结构是否变更,直接影响到建筑使用的安全性。

(5)装修图纸必须明确是否改变使用功能,对于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物消防改造工程必须提供规划证明文件。据调查,在日常图审工作中,装修改造的很多项目改变了原来的使用功能,比如办公楼变成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变成歌舞娱乐场所等。对于这部分改变使用功能的项目,必须提供规划证明文件,同时还应原土建设计单位出具变更文件。

3政府应加强各方消防安全的宣传力度

政府部门也应加强对甲方,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厂家,等各方面消防安全意识的宜传力度。对装修设计资质应从严把关,对装修设计资质认定应增加注册人员数量从而严把装修设计质量关。沈阳万达商业广场售楼处大火, 消防部门不负任何责任,隐约地反映了我国法制的一些盲区。售楼处大厅内大量宣传展板和条幅等易燃物品,致使火灾迅速蔓延,短时间将疏散楼梯封死, 二楼人员无法向一楼逃生,是导致12死23人伤的直接原因。如果消防部门及早发现安全隐患,及早发出整改通知书, 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在昆山中荣爆炸事故中,土建设计方为淮安建筑设计院。在该项目设计工程中,也存在改造设计:打磨车间设计为2层,且生产线加密。按防火规范,甲类厂房不宜设计为2层(GB50016-2006第3.3.3条)。但是淮安建筑设计院认为“宜”不是“应”,包括现在很多设计院依然设计2层以上的甲类厂房。所以防火规范应该严格一些,防止设计院打“插边球”。还有昆山中荣打磨车间按照原设计定性为丁戊类厂房,打磨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铝粉,与面粉车间,蚊香车间均属于存在粉尘爆炸隐患的生产车间,设计院没有到生产一线调查,火灾危险性类别定性错误, 直接导致惨剧发生。

据调查,在日常图审工作中,发现昆山市图审中心装修改造项目占了日常工作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大量商业、办公、城市综合体的公共场所进行或者准备进行装修改造,这部分项目绝大部分在新防火规范出台前就已经竣工使用。 但是装修改造牵扯到消防改造,按照当地消防部门规定,又必须按照新防火规范进行消防改造。由于新老规范差异比较大,有些已经竣工使用多年的公共建筑,由于场地、结构布局等限制,无法达到新防火规范要求。这就需要消防规范编制组在公共建筑改造领域的防火要求上进行思考,以便拟定新的防火规范。

4结束语

“安全红线不容任何人越过”,这是习近平同志著名的消防安全红线论,为我们从事消防设计图审工作指明了方向。

摘要：文章阐述了建筑装修图纸审查中易忽略的一些问题,辨析了建筑防火设计“擦边球”的设计案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建筑装修,审图,防火,擦边球,措施

参考文献

[1]商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DGJ32/J67-2008.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GB50016-2006.

[3]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GB50045-95.

审判管理 篇2

人民法院的管理分为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和司法人事管理。在这三大管理中，审判管理属于核心管理，因为人民法院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为执法办案这个“第一要务”服务的。

从基层法院的实践来看，审判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审判流程管理。通过对案件从立案到审、执等整个过程的管理和审限的监控，实现审判工作的合法高效；

2、案件质量评查评估。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发改案件分析、法律文书评析、庭审观摩等来规范司法行为，统一司法尺度，总结审判经验，提高办案质量；

3、审判态势分析。通过对一个时期或一个时段的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审判运行特点、规律和问题，为实现收结案的良性循环提出预测和建议；

4、审判绩效管理。通过定期对各业务部门的办案质量、效率情况的汇总、分析、评论，为政工部门对审判单位和广大法官的考评、晋职晋级提供客观、真实的科学依据；

5、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管理。通过对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管理的协调和服务，以及对提交审委会讨论议题材料的审查把关，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办事质量和效率，督促检查审委会决议的落实。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审判管理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根据基层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审判管理工作。

一、树立正确的审判管理理念。

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审判管理工作，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充分尊重法官的主体地位，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要用正确的导向、科学的方法、大家认同的方式，引导、激励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主动参与管理，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要坚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审判管理必须紧紧围绕审判活动这一中心开展，要为审判权的正确运用和行使服务，及时掌握了解审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建议，同时要通过审判动态分析、案件质量评查，及时总结经验，为法官提供服务，为庭长当好助手，为领导当好参谋，确保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三要坚持树立科学管理的理念。审判管理要着眼于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着眼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着眼于促进法院的科学发展。

二、强化质效管理，努力实现“两降两升”。要以审判流程管理为基础，以改革审判方式、推进繁简分流为重点，以定期分析审判态势为依托，以案件质量评查为手段，以降低案件发改率、信访率，提升调撤率、社会满意度为目标，着力完善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以缩短结案周期为核心的案件效率监督管理体系。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也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基本要求。实体公正是实现严格执法和文明司法的具体体现。通过引导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做到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社会效果良好。要坚持证据证明原则。要求一切事实以证据为基础；坚持法律适用原则。要求定性准确、裁量适当，引用法律条文严格、规范完整；坚持社会效果原则。裁判案件要依法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把“调判结合、调解优先”原则贯穿审判、执行工作的始终。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要突出便民性，努力解决告状难、申诉难；突出公开性，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突出高效性，迟到的正义也是不公正的，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诉累；突出制约性，尽最大可能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三、建立健全审判组织管理新机制。

进一步完善合议庭制度，强化合议庭及其成员的职责，将合议庭负责制落到实处。规范审委会工作，进一步明确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方式、时限、审委会委员的责任等，不断优化审判委员会的结构。进一步理顺审委会与合议庭，院、庭长与合议庭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只讨论极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其余案件均由合议庭直接作出裁决；改进案件审批制度，推行院、庭长直接参审参议，院、庭长通过担任审判长亲自审理案件，加强对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完善院、庭长审签裁判文书制度，明确审签文书的权限、范围、责任。

四、强化目标考核。

《东京审判》，审判了什么？ 篇3

1931年，75年前的9月18日，久驻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终于按捺不住自己膨胀的野心。炮轰东北军，占领沈阳，开始了吞并中国的军事大侵略。

炮火纷飞中、尸横血溅中、呻吟哀痛中，弱势的中国被强横、野蛮、残暴的日本欺凌着、侮辱着、践踏着……

中国在流血，心在流血。肢体在流血……

中国在痛苦，在哀嚎，在怒吼……

博弈的双方已经疲惫不堪。在耗过了忍受的极限，中国将要同日本这个孤注一掷的强兽再做一搏时，强大的美国向日本一击，日本战争恶兽轰然倒下。

历史是那样的残酷，又是那样的无情。

历史是这样的真实，又是这样的荒谬。

血腥的双手还带着刚刚凝结而成的黑红血痂，杀人者已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善恶如何对弈?真相怎样表明?

人类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扼住邪恶的头颈——让它低头：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人类正义和智慧的灵光来照耀，照出战争恶魔的丑陋灵魂——这就是电影《东京审判》。在战争后的心灵废墟上，《东京审判》拨开历史的灰烬，冷静地反观半世纪前的中国和亚洲的疤痕，尽管依然疼痛。

《东京审判》以民间情绪和官方反映这两条并行的线索揭示了中心：不仅审判了过去给人类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战争罪犯，而且也以理性审判了人类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现状。

《东京审判》审判了人类的正义和野心。广濑一郎为兽行的强奸涂抹人性追求快乐生理本能的脂粉，东条英机把侵略说成是兄弟相助的美好和温情。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他们的侵略就是爱——他们因为“爱”而杀戮，为了“友情”而掠夺，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普照大地的太阳正在发出灿烂的光辉——侵略就是正义!侵略者的逻辑使是非没有了界限，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也荡然无存!愤怒的法官给予这些可耻的狡辩以无情的讽刺和严厉的驳斥。《东京审判》这样判决：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尊严、利益是不可侵犯的。无视别国和其他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利益的共荣、关心与爱只不过是侵略野心的画皮。侵略违背正义而永远被谴责!

《东京审判》审判了思想的愚昧和专制。东京的战犯们虽然无可辩驳而低头认罪，但因为政府的愚民政策，使许多日本民众不了解战争的真相，不以侵略为耻辱，反因失败而羞怒，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我们不禁思考：日本民众为什么甘愿为公然侵略的天皇而献身？当他们像禽兽一样残暴而毫无同情心地屠戮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土地上的愚氓时，是否怀疑过对天皇的信仰?

证人田中隆吉在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战争内幕时，正是对侵略者罪行的重击，律师广濑一郎“你是日本人吗”的喝问肯定令他恐惧和耻辱——为被排斥于自己民族之外的“背叛”而恐惧，为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而耻辱!当和田正夫把子弹射向弘二时，是对侵略战争最深刻的怀疑和坚决的反对：他酗酒度日，是他不敢更不愿清醒地面对这种痛苦的自我麻醉：他以长跪来赎罪，但一个人的正义力量到底有多大?当自己的心志在东条英机九死不悔的表白中彻底被击溃时。他以自己民族最古老和最决绝的自杀表明了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他们还不曾泯灭人类的良知和自己的判断。他们为人类良知的丧失而痛苦，为自己正义的坚持而遭受心灵的折磨。他们在天皇专制下痛苦挣扎!

当美国把战火的余烬引到日本国土上时，日本人也用人类的公平法则为自己辩护：我们是平民，不应遭受战争的荼毒!但日本军人杀害了多少亚洲平民?他们可曾想过?愚昧的日本狂热青年已经丧失了人类的反思能力，面对着战争的鲜血和荒谬，已经无法平衡人类理性和良知下的爱恨感情，因精神撕裂而金石俱焚!北野枪杀了和田正夫和芳子，酒馆的老板娘也被人暗杀。政府的专制导致了民众的愚昧狭隘、自私冷漠、狂乱盲从。这是自我的毁灭，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

《东京审判》审判了世界的公正与强权。没有公正就没有正义，而公正的获得需要努力和争取。虚弱的中国在搏斗后的鲜血和伤痛中艰难地站起来时，坐在勇敢者席位上的却是跪着求生的英国人。美国试图以自己的强大来排定英雄座次。中国法官代表梅汝璈适时提出抗议，梅汝璈的坚决斗争，使审判伊始就显得沉重和紧张。正如梅汝礅所说：伤痕累累的中国人，经历了日本铁蹄践踏的中国人。不是为了愉快而来，而是为了公正而来!公正是通过较量而取得的!他的义正词严和决绝的勇气。使公正的天平一时不再倾斜!“支那猪滚出日本”的辱骂和“我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无耻叫嚣更让梅汝璈感慨不已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所以日本在失败后仍然肆无忌惮!在量刑的较量中。梅汝璈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为人类的正义作出诠释：公正自在人心!但公正也不是坐等而来，它需要努力，需要勇气、智慧、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东京审判绝对公正吗?检查官约瑟夫·季南在判词中宣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维持日本天皇的统治。——但，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却在同麦克阿瑟秘谈之后，不予被起诉，逃脱了法庭的审判!美国以自己的利益和刽子手做了一笔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这是对“最公正的英美法律体系”的最有力的讽刺！强权者规则在当今世界依然通行，但它不可能永远畅通无阻!公正是人类发展应坚守的坐标，它需要人类共同的道义坚持和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多方面的努力。

《东京审判》审判着人类的历史良知，并警醒那些还处在仇恨与爱的狂热中的人们：自私、野心和愚昧是把人带入痛苦的根源!如果不坚持以正义、宽容和公正之心来处理历史和现实，毁灭人类的战争恶魔还会卷土重来!电影灰暗和压抑的背景正暗示了人类争取光明征途中的挫折和艰难。

审判管理 篇4

关键词：上级法院,下级法院,执行管理,审判管理

一、理论探源: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与公安、审判业务关系定位

(一) 民事强制执行权的定位与分类

要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业务管理关系, 必须厘清强制执行权的定位、性质及与此相关的内部结构和要素。

1. 定位与性质

关于民事执行权的定位和性质, 有行政权说, 司法权说, 双重属性说。其中双重属性说又可分为以行政权为主的主次说、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有机结合从而构成完整且独立的复合性强制执行权的复合说、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兼具说[1]。还有人认为执行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权力[2]。

笔者基本赞同浙江省高院童兆洪副院长和肖建国教授关于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下独立于审判权的一项法院强制权的观点, 但认为除了民事案件外, 包括刑事、行政裁判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裁定及其他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在内的强制执行权都是法院的强制执行权范围, 是独立于 (如仲裁等准) 司法审判权的一项法院强制权[3]。如果各类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权不属于以审判权为代表或以审判权的运用为基础的司法权, 而只是执行决定或命令的行政权的话, 那么执行局等机构就无权对生效裁判、仲裁裁决书等执行依据进行审查, 哪怕主要是形式上的审查, 也无权将没有执行内容或不应当立案的执行案件退回给法院的立案部门。如果强制执行权这种司法权没有强制性, 就与典型的审判司法权没有多少差别, 将成为“只有判断”、对社会及“对剑 (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权) 和钱包 (立法拨款部门和立法权) 都{缺乏最终}影响”和实际影响的空壳司法权[4]。如果执行权没有强制力, 法院判处了罪犯刑罚, 基本上可以不执行就释放;判决债务应当履行, 但不履行也没有法律后果, 这样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5]。

2. 分类

在人民法院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强制执行权内部分权运行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上, 相对于审执合一而言的审执分立、相对于传统的执行案件由一个承办人一竿子办到底而言的执行裁决 (判) 权 (以及近年来逐步被认可的执行监督权) 与执行实施权由执行局内设的不同机构分别行使 (裁执分离) 原则, 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真理。执行裁判权本身也存在法院内部的 (执行实施权与监督权) 的横向监督及上级法院的纵向监督, 但本文除非有特别说明, 不在执行裁判权的横向与纵向监督意义上使用执行裁判权[6]。因而笔者倾向于执行监督权与审判 (二审和再审) 监督权类似, 是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执行权[7]。审执分立主要指审判权和包括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监督权在内的执行权整体分离。执行裁判 (决) 权与审判权类似, 执行监督与诉讼程序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功能是审判监督的上诉审与再审监督类似。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审判监督权都是由有关业务庭通过诉讼程序来运行的, 与其类似的执行裁判权和执行监督权也应当由相应的机构通过类似诉讼的程序来运行, 鉴于执行裁判权和执行监督权的行使均应通过类诉讼程序进行, 且其启动等程序均主要与执行实施 (部分与执行立案) 行为有关, 从该二项权能具有统一性及节约司法资源等因素考量, 可以单独设置强制执行争议的执行裁判监督综合机构[8]。综上, 笔者认为, 强制执行权包括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和执行监督权三项相对独立的权能, 其中执行实施权具有更多的行政权色彩, 执行裁判权和执行监督权具有更多的司法权色彩, 可以说后两者是具有准司法权性质的执行权。

(二) 上下级公安与法院审判业务管理关系定位

1. 上下级公安业务关系

我们知道, 我国各个层级的公安机关及其基层派出所受理案件同样遵循管辖权和分级负责原则, 当然, 对于重大的刑事案件等视情实行首应负责制, 即第一个受理报案的公安机关有义务核实有关案件线索等情况并转告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上级公安机关受理。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发现案情复杂, 下级公安机关通常可以逐级向上级公安机关请求指导和帮助, 上级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需要下级公安机关协助的, 可以按程序和案情需要直接命令或动用某个、某些公安机关甚至所有下级公安机关的警力, 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应当服从指挥和调度。可见, 公安机关在 (特别是有关刑事的) 案件办理、相关协助事务和警力人员调配等与业务有关的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全国一盘棋, 形成了上下 (级公安机关) 之间领导、协作、配合, 左右 (管辖区域不同的公安机关, 在案件办理等业务方面均服从全国最高公安机关公安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其他所有公安机关均为其下级单位) 之间联动、协作的公安业务管理关系。实践证明, 这种以垂直型为主导, 辅之以各地、各层级公安机关之间无条件协作、联动而形成的网格化的业务管理关系基本上能适应我国公安机关预防、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秩序的职能。

2. 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管理关系

(1) 管理和审判业务管理

审判管理在我国已存在多年, 但百度百科还没有“审判管理”这个词条对审判管理作出定义, 这也正说明将审判管理作为一种现象和问题加以重视、研究, 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审判工作管理及上述对管理的定义, 我们将审判业务管理或称审判工作管理、审判管理表述为:人民法院通过组织、领导、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 对审判业务工作进行合理安排, 对司法过程进行严格规范, 对审判质效进行科学考评, 对司法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确保司法 (审判业务活动) 公正、廉洁、高效运行的各种活动和过程的总和[9]。

(2) 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管理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管理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是审级监督和业务指导关系, 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无权行使, 各级各类法院依法相对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然而鉴于案件的法律适用等敏感问题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内部请示汇报盛行、发改案件增多等弊端均与上下级法院之间关于审判业务的关系有关, 及各级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被扭曲, 既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 又浪费了大量的司法和社会资源, 且有损法院和司法的公正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 落实“三五改革纲要”要求, 于2010年底下发了作为改革和完善上下级法院关系, 优化法院系统内部职权配置成果体现和智慧结晶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进一步规范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审判业务关系, 明确了监督指导的范围与程序, 有利于保障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至此, 可以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判业务已步入正确的发展轨道并将不断完善[10]。

(三) 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

1. 法院执行业务管理

执行业务管理又称执行工作管理, 是广义的审判 (包括从立案到分案、排期、开庭、裁判、执行等各个审判环节)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由质量管理、效率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等内容构成的系统工程, 在这个大系统中, 长效机制发挥着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央分别于1999年、2005年和2007年先后3次下发重要文件, 有力了推动并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工作参与的执行工作格局。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要求强化执行职能, 着力解决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 切实改进和完善执行工作体制机制, 着力推进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制, 2010年最高法院发布了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11]。

2. 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业务管理关系是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业务管理关系即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在处理案件等执行业务过程中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等相互关系及其他应当遵守的原则等。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对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业务管理等关系至今没有规定。当然,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了执行权与审判权的明显差异, 早在2000年1月起陆续下发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案件督办工作的决定》等规范性文件, 在各地试行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并初见成效的基础上, 确立了上级 (高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从管案、管事、管人等方面加强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原则。 (1) 2011年春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作为审判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执行工作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内容。 (2) 因而, 加强执行工作管理已成为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必修课, 根据执行权的种类及其行使方式等不同特点, 科学构建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执行业务管理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之一。

二、实例参照:初步构建双线型的上下级执行业务关系

(一) 上下级执行业务关系与公安、审判业务关系异同

从上文已论及的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权的定位、性质与分类、特点看, 执行实施业务与公安业务比较类似, 都有较明显的强制色彩, 执行裁判监督业务与审判业务相类似, 都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解决争议, 当然这两组业务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

1. 执行实施业务与公安业务之差异

二者之间主要的差异有两点。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不同。执行实施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得到主动履行而由申请执行人或有关国家机关 (机构) 发动, 执行实施指向的对象已经得到确认。而公安业务由当事人报案、举报, 或有关机关、组织移送或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 从而由其决定是否启动, 指向 (控) 的对象处于不确定状态。业务成果或结论的效力不同。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是否构成违法犯罪的侦查结论是否具有最终效力, 取决于其是否进入法院 (含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的司法审查程序。而执行实施本身就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强制实现, 除非该实施行为本身违法, 实施行为的成果通常具有最终效力。

2. 执行裁判监督业务与审判业务之差异

二者之间主要的差异有三点。首先, 发生的原因不同。审判业务因诉讼主体提起诉讼而发生, 刑事案件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提起公诉、辩护方进行辩护, 法院经审理最终裁判解决是否构成犯罪、应当处何种刑罚的争议;民商事和行政案件等由原告向法院起诉而启动审判程序。执行裁判和监督案件通常与执行实施行为有关, 由执行裁判案件当事人提出或执行监督机构发现实施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意见而启动审查程序。其次, 审判和审查的审级次数不同。审判业务遵循两审终审制 (死刑案件另有复核程序) , 因执行比审判更注重效率, 执行裁判监督案件通常经过一次诉讼或复议审查即结束。最后, 上级法院监督的程序不同。诉讼案件的监督上级法院采用判决、裁定形式, 当事人通常参与上级法院的 (监督———二审或再审) 审判程序;执行裁判监督案件上级法院可以直接纠正、指令纠正, 当事人不一定参加。

(二) 参照上下级公安、审判业务关系构建执行业务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根据执行权的分类及特点, 参照上下级公安和法院审判系统的业务关系构建科学的执行业务关系不仅如上文所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非常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1. 必要性

执行难尚未根本缓解及案例所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的管理、监督、协调、指导的理论成果缺乏, 实践上定位与关系不明确、以致令基层法院和当事人无所适从, 已经严重影响到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和执行工作的科学管理, 社会各界呼唤建立、强化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监督、协调与指导体制。近年来涉诉信访居高不下, 其中涉执行信访在涉诉信访占比中超过2/3, 虽然与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执行联动等机制尚在形成中有关, 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监督、协调、指导的强度、力度不够, 其运用的方式方法和程序不当也是重要原因。

2. 现实可行性

上文已经提到自2000年起至2011年初, 党中央、最高法院已下发过多份重要文件, 各地法院也如火如荼地尝试执行管理体制改革, 从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件、事务、人员等的统一管理、监督、协调, 直至执行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内容及构建执行长效机制的目标都有规定, 这些都为确立新型的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三) 构建的初步设想

1. 党委和最高法院对全国执行工作统一领导、主办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仅靠人民法院及其执行机构的力量难以尽快、有效破解执行难, 必须依靠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党委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大力协调机制, 充分发挥最高法院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主办作用。最高法院在2009年下发法发[2009]4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后, 2010年又与中央19部门会签、下发法发[2010]15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目前执行系统的主要任务在于细化、落实这些规定。

2. 实施业务以纵向的领导、管理为主线、明线

在最高法院对全国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监督、协调、指导的前提下,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较大的实际, 在各高级法院辖区内参照上下级公安业务关系建立垂直型的纵向领导、管理关系, 高级法院对辖区内各级法院与执行实施有关的案件、事务、人员实行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指导。

3. 以高院辖区内外的横向执行协作为辅线、暗线

法院辖区内外执行案件和事务的横向协作, 是与上下级法院执行协作相对的, 但是这种横向协作都是最高法院统一领导下的协作。去年以来全国法院执行系统开展的委托执行案件清理活动, 既是执行条线案多人少、自顾不暇的反映, 又是高院辖区内外的执行横向协作缺失的结果。笔者认为减少本已捉襟见肘的执行力量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消除视外来 (受托等) 案件为继子现象, 除了将委托案件的办理列入执行考评范围外, 各高级法院之间、高院辖区内各中级法院辖区之间签订执行协作 (代理) 协议, 特别是区域内的高级、中级法院辖区建立横向的执行协作区是执行业务关系的另一个发展方向[12]。

4. 裁判监督业务参照审判业务关系

上文已论及上下级法院执行裁判监督业务关系属审判序列关系,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业务工作依法定的保障当事人正当权益的程序和方式方法进行监督、协调和指导。

我国建立执行长效机制的号角已经吹响, 加强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尝试、改革, 目前各方面刚开始起步, 但最终建立符合执行实施业务和执行裁判监督业务特点的上下级法院执行业务管理关系是关心法院执行工作的人们的共同愿望, 如本文能引起同仁们的点滴共鸣, 笔者将欣慰不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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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必新.全面构建长效机制实现执行工作的科学管理[J].人民司法, (应用) , 2011:8.

审判管理工作汇报 篇5

今年来，我院在市中院的正确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能动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人民法官为人民”、“保持党的纯洁性，迎接党的十八大”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加强审判管理、文化建设等工作，认真开展“两评查”、“基层建设年”等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现将我院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判管理工作基本情况：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审判管理机构设置。为加强审判管理工作，我院建立由院长主抓，分管院长亲自抓，部门领导具体抓，承办人员为第一责任人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审判管理工作格局。今年来我院多次召开审判管理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和部署审判管理各项工作。在审判管理实践中，审管办不干涉法官具体案件的审判，主要以评查、通报、考核、督促检查审判质效等方式行使职权。

二、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审判管理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健全案件流程管理监督制度。由立案庭对全院案件进行统一立案、统一分案，审管办对案件进行全程跟踪督办，对

审限将要届满的案件进行催办督办。二是建立健全案件评查监督制度。围绕提高案件质量、效率和效果的要求，对全院已结案件按季度逐一评查，并将评查结果在院务会上进行通报和点评。对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及引发涉诉信访案件重点评查，科学、合理、准确界定差错案件，厘清责任。三是建立重点指标月通报制度。审管办通过简报、内网通报当月各业务庭和法官的收结案数、结案均衡度、陪审率、简易程序适用率等重要指标，促使各审判庭和法官有意识地保持领先数据，优化接近数据，提升落后数据。四是审判态势分析制度化。定期对审判执行工作运行态势进行分析和通报，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审判质量出现的问题。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审判的程序监控和节点管理，实现对案件质量的有效监督和指导，确保裁判公正高效。

三、强化流程管理，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一是做好审执案件流程跟踪。充分利用审判管理流程软件，不断加强各个节点的监管，每日网上核查审执案件流程情况。在审限变更环节，严格审批程序，履行书面批准手续后，再报审管办进行审查备案，避免审限变更的随意性，从而有效提高审限内结案率。二是规范案件信息录入。每周核查案件信息录入情况，对案件信息录入不及时、不全、漏录的及时督促并给予通报。三是严格案件报结手续。在结案环节，实行归口管理，严格案件报结，对结案信息填写不全、法律文书引用不规范、电子卷宗与纸质卷宗不一致、拖延报结等案件一律不予结案并予以通报。

四、狠抓案件质量评查，提高审判工作质量。一是认真抓好案件的质量评查。我院在年初认真讨论修订《考核办法》，健全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成立案件质量考评组，由分管院长任组长，从各业务部门抽调业务骨干，依据《霍邱县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从实体、程序、法律文书制作、卷宗装订等方面对所有生效案件实行一季度一检查一通报。对有瑕疵、不合格的案件实行通报，并在院务会上进行评析。二是重点抓好差错案件评查。对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全改案件和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全改的案件，由我院审管办负责统计，并交由考核组按照《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办法》逐一进行评析，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并将评析结果及时通报给各部门及承办人，依照规定追究责任。对上诉率、全改和发回重审率较高的业务庭和确定有差错案件的个人取消其评先评优资格。三是抓好裁判文书评比。各业务庭按人员每月报送不少于一篇法律文书，由分管院长牵头成立优秀裁判文书评审委员会，对报送的裁判文书评出优秀等次予以通报，并对优秀裁判文书制作人给予物质奖励。

（二）取得的成效：

一、办案质量显著提高，案件陪审率上升。截至九月份，在已结的719件普通程序案件中陪审员参与陪审的案件有

426件，陪审率达59.2%，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4个百分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克服了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弥补了法官的不足，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与法官取长补短，使审判工作更加贴近民情民意，贴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使裁判更加合情、合理、合法，增强了法院裁判的社会公信力和认同感，更好的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办案效率明显提高，结案均衡度上升。今年来我院高度重视均衡结案问题，通过奖惩机制强化均衡结案意识，调动法官参与的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拖沓结案、突击结案现象，实现了案件进出动态平衡与存案量相对稳定，消除了审判工作任务“前松后紧、时紧时松”等现象的发生，使审判工作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截至九月份我院结案均衡度为0.79，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28个基点。

三、办案效果得到提高，调解撤诉率上升。我院牢固树立和谐司法理念，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建立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大民事案件调解力度。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机制，把协调机制纳入“大调解”格局，妥善化解行政争议。截至九月份我院协调调解撤诉率达56.4%，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8.2个百分点。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片面认识审判管理。审判管理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科

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产生的时间不长，审判管理工作发展有所滞后，许多法官对审判管理存在片面认识。一是对审判管理权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审管办是一个监督和处罚的机构，是一个挑刺的部门，导致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对立。业务部门对审判管理有抗拒心理，法官的纠错意识不强。二是对审判管理的职责和内容存在错误认识。许多法官认为审管办的日常工作就是评查案件、司法统计、案件报结、审限变更和纠错整改；认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质效考核就是审管办的事，与其他业务庭和人员无关，导致相关部门对审管办的工作不够配合，审判管理工作无法落到实处。

二、网上办案能力不足。我院在编法官93名，其中四十岁以上办案法官48人。据统计不会或不完全会使用电脑办案的占四十岁以上法官的20.8 %。他们主观上对网上办案系统不重视，主动学习相关知识的积极性不高，过分依赖传统的纸质办案和手工办案方式，忽视网上办案。部分案件网上结案拖沓，结案时间随意更改、普通程序案件合议庭人员不录入等情况经常发生，导致案件纸质卷宗与网上信息不一致，司法统计数据失真，质效评估指标数据和全院办案效率受影响。

三、质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案件质量效率评估体系是通过利用各种司法统计指标，结合各种统计资料，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和技术，建立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量化模

型。目前评估指标的设臵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内容不尽合理，无法反映审判质效的真实情况，相关评估、考核指标的科学性还需进一步反思与修正。指标评估体系中针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分别设臵了指标权重，根据综合评估可测出分数，但针对业务庭和法官的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基层法院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和研发能力。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增强审判管理认识，更新审判管理理念。审判管理是人民法院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大局服务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司法为民、公正执法的必然要求。审判管理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管理，它是法院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和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庭长、审判长及广大法官的共同责任。因此，广大法官必须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对审判管理的认识，做到人人参与、个个有责，通过组织、领导、指导、考评、监督及制约等方式，对司法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对审判质效进行科学考核考评，对审执工作进行合理安排，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

二、量化质效考核指标，创新质效考评机制。开展质效考评是落实审判管理、提高审判质效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针对业务庭和法官量化审判质效考核指标，突出案件的服判息诉率、陪审率、简易程序适用率、结案均衡度、上诉率、发改率、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率、执行标的到位率等指标。

年初将全院的审判质效任务目标分解到各业务庭，由各庭制定计划，逐月分解，责任到人。通过创新质效考评机制，调动内力、激发活力，建立科学、操作性强的质效考评制度，切实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国际审判在行动 篇6

冷战后有前南斯拉夫、卢旺达、东帝汶、塞拉利昂、柬埔寨国际（特别）刑事法庭；

目前，有关设立伊拉克国际刑事法庭的方案和讨论又在酝酿中。

随着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正式生效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的确定和核准，联合国这一国际权威机构在打击国际犯罪、伸张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再次受到世人的瞩目。的确，在惩治有关违反各种国际公约的国际犯罪，执行法律或主持正义，乃至更深远意义上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在冷战后的十多年来确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久前，笔者赴英国参加了一个题为“冲突后的国际审判……”的国际研讨会，更是深切感受到国际刑法的发展以及联合国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战犯、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进行冲突后的社会重建和发展的努力和决心。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

熟悉世界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二战结束后同盟国组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和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不仅开创了由国际法庭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直接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先例，而且对于清算法西斯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及其余毒、伸张国际社会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美国和英国就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追究希特勒匪徒所犯暴行责任的宣言”。“宣言”指出，凡在某一地方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都应当被押解回他犯有罪行的国家，以便按照那些被解放并且建立了自由政府的国家的法律进行审判和罚处；对于主要的罪犯绝不姑息，对他们所犯的不能在地理上区分的罪行，应当由同盟国共同审判治罪。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签订《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有权审判和处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而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资格犯有反和平罪（侵略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人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８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戈林、赫斯、里宾特洛普等２４名德国主要战犯提出起诉。经过近一年的审理，法庭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作出判决，判处戈林等１２人绞刑，赫斯等三人终身监禁。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也郑重宣告要对日本战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该法庭接受了对２８名日本主要战犯的指控，负责审判这些战争罪犯自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期间所犯的破坏和平罪（侵略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经过近三年的审理，法庭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最终判决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东条英机等七人绞刑，１６人无期徒刑，前外相东乡茂德和重光葵２０年和７年有期徒刑。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建立的，审判的对象是战争中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称战争犯，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常被称为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尽管也有一些著名国际法学家们认为这样的法庭在广泛的国际性上以及法律原则的公平性上有失公允，但无论如何，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毕竟是现代世界史上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刑事审判的开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是一部在国际司法中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文件，它首次明确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中的罪行，犯有此等罪行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不得享受“国家豁免权”的保护，必须为此承担个人责任。

冷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法庭

二战后兴起的国际司法合作由于冷战的开始而陷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停滞，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又有了新的进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原联邦内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和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而在此期间，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特别是波黑和克罗地亚，发生了各民族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鉴于在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中发生了大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在１９９２年８月决定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搜集在波黑地区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案例。１９９３年６月，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安理会第８２７号决议通过《前南国际法庭规约》，正式宣告成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全称为“联合国起诉１９９１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首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前南国家元首米洛舍维奇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并被带到国际刑事法庭前审理的在任国家元首。

１９９４年上半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仇杀。在卢旺达政府的要求下，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联合国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全称为“联合国起诉１９９４年年内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此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庭。今年６月，联合国在与柬埔寨政府经过六年的艰苦谈判，签署了审判红色高棉的协定，“柬埔寨国际法庭”也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审判仍然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目前，有关设立伊拉克国际刑事法庭的方案和讨论又在热烈的酝酿之中。

引发的一些问题

那么，国际刑事法庭及其审判对冲突后的社会发展和重建、对于防止冲突的再次发生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法庭的设立是否损害了当事国的国家主权，影响了其国内司法体系的运转？针对当事国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可否成为一种今后预防冲突的推而广之的模式？这些正是笔者在英国参加的此次国际研讨会关注和讨论的主要话题。６０多名来自联合国、当事国等从事法律、政治、安全和冲突等相关问题研究的与会人士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虽然国际刑事法庭耗资大（仅前南和卢旺达两个法庭至今就已花费了联合国１０多亿美元）、进展慢（取证难度大，一个案件的审理就可以拖上若干年），但仍不失为一项国际社会制止战争犯罪、伸张正义的重要举措，是防止冲突再起和重建冲突后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虽然法庭在办案中需要当事国的同意和合作，必要时甚至给有关政府官员下达传票或命令，但在原则上并不与国家主权相冲突。国际法庭通过与当事国司法部门的合作，能在帮助尽快恢复和健全该国的司法制度、提高其司法能力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与会者还普遍认为，预防冲突以及冲突后的重建是一项需要动员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综合治理工程，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而绝不是全部。联合国以及各当事国政府未来都需要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谨慎和稳步地推广设立联合国特别刑事法庭的模式，以此作为海牙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补充。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如来自卢旺达和刚果（金）的代表就提出，联合国在冲突之后舍得花巨资在非洲搞这种特别法庭，是出于一种自责和负疚心理，因为它们在冲突前以及冲突发生时都束手无策或关切不够。卢旺达人民更需要建立法庭之外的支持，单单一个法庭是解决不了吃饭和穿衣等实际问题的。还有人怀疑，联合国对大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能否采取措施，国际法庭和审判是否只对小国“开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还有不少与会代表（尤其是非洲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十分认可和赞赏在南非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模式，认为这是一种更适合非洲传统和社会、有利于民族和解及冲突后重建的有效模式，等等。

总之，联合国特别刑事法庭是冷战后出现的新事物。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不同的是，上述特别刑事法庭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国际法庭）或联合国与当事国政府间的协议（塞拉利昂与柬埔寨国际特别法庭）建立的。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这些法庭代表的是国际社会的意志，享有优于国内法院的权威地位和优先管辖权。但是，由于这些法庭在性质上的临时性（在给定的时间内审理完当事国的案子就解散）以及在管辖权方面的有限性（只限于法庭严格规定的当事国及邻近区域），决定了它们办案的局限性以及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必要性。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１９３７年，当时的国际联盟就主持制定了一个《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但未能生效。二战后，国际社会更是强烈意识到建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来惩治和预防国际犯罪的必要性，但冷战的影响使得这一努力未能真正落实。冷战的结束使这一长期被搁置的问题得以再次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自１９９４年在联合国范围内正式开始缔约谈判起，经过数年的磋商，１９９８年７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联合国外交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简称《罗马规约》）。《罗马规约》在序言中指出：设立一个独立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使管辖权，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对国家的刑事管辖权起补充的作用。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罗马规约》经６７个国家批准、１３９个国家签署后生效。这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成立，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仅次于成立联合国的一个具有世纪意义的重大事件。

浅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篇7

海瑞, 字汝贤, 又字国开, 号刚峰, 称为刚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但由于父亲很早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其成人, 海瑞对广大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从嘉靖后期经隆庆时期到万历前期一直在朝为官, 曾先后担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应天巡抚和都御史等职务。世人对海瑞评价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 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

二、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海瑞一生中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推崇为清官, 得到了人民的称颂。明代以来的民间公案小说如《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和《海公小红袍》等, 戏剧《德政坊》, 曲艺《白玉亭》等都对他的事迹有所记录。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 严格执法, 一视同仁

海瑞一生正直, 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条规。对待贪污犯罪, 他主张要严格实行太祖时期的酷法。《明大诰》中规定处罚贪官污吏应施用重刑: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均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他严格要求遵守该法律, 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打击贪污官吏。在巡抚任上, 海瑞制订的《督抚条约》中就规定禁止迎送, 食费不超过三钱等等, 并在所治各府县公开宣布:“并一应本院行事, 敢有一事一字不遵, 一时一刻迟误者, 本院决不轻贷。”

为了严格依照律法办事, 保障执法公正, 他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反应海瑞的执法思想吸收了法家的观点, 主张小民与官吏犯法同罪。在《赠史方斋升浙藩大而参序》中, 他就宣称“惟法所至, 则小民同公, 不土故异”。如海瑞在任兴国知县时, 退休尚书张鏊的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买木材, 欺诈百姓, 海瑞不畏权贵, 将两人依法治罪。

(二) 注重礼义, 教化百姓

尽管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严格执法,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经典教育的举人, 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海瑞强调尊尊卑卑等儒家经典思想, 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风俗日薄, 人心不善, 诉讼增多, 就是因为缺乏教化。他指出官员办案缺乏教化百姓之心, 只知道“上司每以未完责下, 下司维求完事以避责。感化之意微, 了事之情切”。因此, 海瑞设置里长老人一职时, 就要求做到“每遇里老人, 谕令劝各人户有子弟令就学, 为僉选社学师”。

同时, 海瑞在《教官参评》中要求掌管一邑教学的教官讲述儒家经书, “应将经、子、史诸集, 与群弟子朝夕讲习, 月日会课, 切磋琢磨, 使之义理明而心性醇”。这样, 百姓受到教化, 民风自然提高, 才能会减少繁诉和诬告。

(三) 重视证据

海瑞判案注重证据的取得, 不随意断案。他经常检验尸身, 进行逻辑推理, 以便做到公正断案, 不冤枉无辜的人。这种断案原则, 在他的人命参语中有体现。如在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该县有一百姓胡胜荣, 和兄弟胡胜祖、胡胜佑等与邵时重争夺一山。某日胡胜祖因病猝死, 而胡胜荣则谎称兄长是邵时重打死。为了防止检验尸体的时候露馅, 胡胜荣买了硃料涂抹在胡胜祖的身上, 并用火炽。但是海瑞仔细地检验了尸身, 发现被殴打之处的颜色不同, 从而查明真相。他的经验是:“凡人被打伤死, 其血凝聚, 多是隐隐骨中, 微见于外。重则血晕紫红, 谓之紫则兼带黑色, 轻则红色淡红色”。但是胡胜祖身上的红却太过于明显, 在阴暗之天都可见, 而且“后用瓷瓦刮之, 红去无踪”。由此可见, 这是骗术。

(四) 依据情理断案

海瑞判案效率很高, 一般不会拖延。对他而言, 明确的案件只要“两造具备, 五听三讯, 狱情亦非难明也”。而且, “昭明者十之六七, 两可难决亦十之二三也”。他判案首先是靠直觉, 所有诉讼, 十之六七, 都可立即判定, 只有少数疑案才有待斟酌。

处理疑难案件, 他推崇古代的“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与其失善, 宁其利淫”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自己斟酌的标准, 即“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 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 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 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宦, 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 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依据这一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 海瑞要求遵守长幼观念, 兄伯高于弟侄;他赞赏正直的人, 认为愚直高于刁顽;他宁可屈乡宦也不屈小民,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百姓的利益。不难看出, 他的这一断案原则遵循的是儒家思想。

(五) 重视人命案件, 区别故意杀人和误杀

海瑞注重人命案件的审理, 他要求“今后府县有告人命, 速拘众证审问。狱贵初词, 稍迟而设计装词, 不可信矣。况人命, 狱之重者乎”!同时, 他对故意杀人和误杀区别对待。在淳安县时期, 他书写的《邵守愚人命参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件。邵守愚和弟弟邵守正共同继承祖上传下来的一口池塘, 轮流在池中养鱼。守愚养鱼的那年, 池塘经常发生偷盗案。一晚, 邵守正约了一名叫程週的人一起去池塘偷鱼, 而当日邵守愚则带着长矛去守池塘。结果, 守愚看到贼的背影, 不由分说, 用长矛连刺六下, 杀死了弟弟守正, 守正惨叫一声而亡。判案的知县认为,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兄弟之间有仇, 否则不可能连刺六下。如果按此判决, 守愚则依“同居卑幼引他人盗己家财物, 有杀伤者, 依杀缌麻弟律绞论”。但是, 海瑞认为此为误杀, “其连戳六鎗者, 盖亦未知其死与未死, 多戳可据, 亦势所必至也。”而且在深夜, 弟弟来盗, 是守愚所没意料到的, “不能就一痛声而辨其为兄弟他人”。

(六) 规定常例, 禁诬以止诉

海瑞为了达到止诉目的, 规定了常例。第一, 规定判官要规范书写判书, 防止官员随意判案。他指出“刑部供案情节不遗, 词极简短”, 而且“每铺叙许多无用说话, 遂致吏书得以暗藏字面, 出入罪人, 官不能究”。因此, 海瑞主张“当止却官所判断语为供, 不用书手”, 这样才能防止官吏奸诈。第二, 规定官府少翻案。“县之判曰某曲也, 府翻焉”。如此, 官府判决有执行力, 不会让百姓轻易认为上诉就有赢诉的可能性。第三, 指出四六之分诉讼办法是错误的。四六之分是指“与原告以六分理,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如此一来, 原告与被告, 对与错之间的曲直相差不远, 很容易反复。海瑞同时提出, 要想止诉, 必须禁止诬告。诬告之坏“不知矜此一人, 坏千万人, 不能治一人之诬, 必召千万人之诉”。官吏必须注意“凡民间小诉, 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若果无情尽辞, 虽小必治。甚则监之枷之, 百端苦之”。特别是对于人命案件要严格调查, 防止诬陷。他认为对诬告人命案件的人处罚过轻, 提出要用重典, “明系图赖者不可不加重刑, 以儆后也。须严审干证, 系真实后可检验。”同时, 在《督抚条约》中明确提出“诬告必加重刑……人命至重, 诬人以人命亦至重, 均之不可轻视也”。

三、结语

海瑞作为一名正直的官员, 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颇有争议的评价, 但他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功绩是很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难免有局限之处。正如黄仁宇所言, “海瑞的一生经历, 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 个人道德之长, 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参考文献

[1]陈义钟.海瑞集 (上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增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论审判组织与审判权运行 篇8

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同时享有审判权和行政权两种性质的权力。审判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属于专业权力,行使主体主要是从事司法决策的审判组织(独任制或合议庭)。行政权力则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指令,权力主体主要是从事行政决策的审判、管理人员和执行指令的行政人员,发布整体行政决策或执行具体指令。

法院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造成法院的结构异质性:审判组织的平权性和行政结构的科层性[1]。从法院审判权的专业定位来看,独任法官、合议庭到法院审判委员会等之间是平权性结构,审判人员在审判事务上具有独立性,忠于专业知识、信守专业操守,依据专业决定、实现其专业职责。而从其行政权力角度分析,法院内的行政结构体现为从院长到庭、处、室负责人及行政人员的一个直线等级结构,行政活动正确与否的判断权属于上级。行政人员要忠于组织,在执行任务上,服从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行政是为了维系法院组织、服务于审判活动实现的目标而存在的,所以法院行政人员受到来自审判以及行政的双重指令和控制。审判权要求相互独立,行政权要求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存在。如何安排这两种权力,使之融洽地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是法院得以高效、高质运行所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独任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以合议制审理为原则,独任制审理为补充的模式。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如下:1.独任制只能适用于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及一般非讼案件。2.独任制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不得采用独任制审理案件。3.独任制只适用于审理一审民事案件。4.适用独任制组织形式,只能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独任审判。

(二)独任制的利弊分析

相对于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庭来说,适用独任审判有很多益处:一是程序简单,人力、物力及时间的花费少;二是明确了独任法官对庭审活动的操控和对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独任法官拥有足以完成各种审判活动的全部职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法官的积极性;三是责任追究制落实到个人,增强了独任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意识。权责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法院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

与此有利因素相对应的是,不论从权利限制还是智慧结合角度出发,独任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出现权力滥用和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以追求诉讼的效率来牺牲诉讼的公平和公正,无限制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并不值得推介。

三、合议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合议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议庭审理案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名为合议、实为独任,一人办案、三人署名等违反合议制立法精神的做法,即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决策的表象下是案件承办人一人唱“独角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承办人的强大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承办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实质性审理活动,包括庭审前阅读案件材料提纲,从事必要的调查、询问工作,指导书记员送达诉讼文书及开展各种审前准备工作;2.庭审时主持庭审工作,庭审后制作审结报告、判决书等各种文书。承办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在合议庭内存在相对最大的权威和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习惯上承办人负责提出初步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最熟悉案情并且在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以承办人为责任主体。这种运作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缺乏严格的评议规则,尤其是缺乏细化的评议内容和操作性强的评议程序。合议庭的评议方式主要是围绕主审人的审理报告来进行,由于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一般是在主审人的主导下进行评议,导致主审人的意见对合议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是在评议之后裁判文书制作这一环节中,从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的理由甚至主文的表述,事实上都是主审法官一个人思考的结果,合议庭的集体意志和智慧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三是有时会出现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与评议结果不一致的情形。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认定事实与裁判理由之间也常常出现脱节或相互矛盾的情形。

四是责任追究难于落实。由于普遍实行承办人负责制,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缺乏关注,评议缺乏针对性。案件质量出现问题时又由于案件是由于合议庭评议,承办人责任又得以减轻。

(三)新合议制度构想

1. 明确合议庭评议的对象和范围。

将裁判文书也作为合议庭评议决定的对象。评议前主办人应做评议准备,应当提前一天将以下案件材料提交合议庭其他成员:裁判文书初稿(附有援引的法律、法规);案件审理情况的说明(包括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需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的部分)。

2. 规范合议庭评议程序

主办人向合议庭陈述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后,由合议庭成员就此分别发表评议意见。评议的主要内容是:评价案件的审理流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否恰当,是否存在遗漏,是否应当将需要说明的问题直接写进裁判文书中[3]。合议庭针对主办人的汇报,按照评议范围和内容的要求对案件主体是否适格、所定案由是否正确、庭审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诉讼请求、诉辩的事实和理由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裁判的理由是否充分、透彻,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判文书主文是否明确具体、完整全面,是否具备可执行性,以及是否有遗漏事项、文书格式是否规范等等进行逐项评议。评议后,由审判长归纳结论性意见。

四、陪审制度与审判权运行

(一)陪审员制度运作中的问题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的法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起进行审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得以重视。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新的生机。但是,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 陪审员选任“人民性”不足。

首先,学历上的限制。《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学历层次要求较高,法院亦强调陪审员的学历层次,并以此作为选任工作的成绩予以肯定。虽然为了保障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对于陪审员的学历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不可,但是既然陪审员从社会普通群体中产生,就应该体现社会普通民众的学历程度,高学历人群通常并不能体现社会的多数意见。其次,职业的限制。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民陪审员并没有职业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法院往往更偏好公务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4]。这也和陪审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不利于从多角度对案件作出审理和判断,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2. 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数量不均衡。

我国在确定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时,多数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导致一些法院将陪审任务固定交给少数陪审员,部分陪审员陪审案件过多。如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除了能够弥补审判资源不足外,其自身价值将难以实现[5]。《决定》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这种做法相对公正也能大致保障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均衡性,但是由于陪审员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时候效果并不理想。

3.“陪而不审”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一旦涉及到专业性较强的陪审案件,人民陪审员囿于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的限制,难以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在作出判决时,人民陪审员往往折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没有体现陪审员的补充价值。对人民陪审员而言,独立适用法律较为困难,但事实认定主要依靠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人民陪审员较之职业法官具有优势。因此,应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运用陪审员的经验补充法官知识的不足。法律适用权则完全交由法官行使,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制定,由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执行,已体现了实质的民主,且由具备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官去适用法律更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体现司法公正。

(二)完善陪审员制度的途径

1. 落实陪审员的审判权

首先要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富有正义感,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这是提高陪审质量的重要基础;其次要使选任的陪审员切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作一名陪审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就是法院要在执行上提供保障,法官在开庭前要提供卷宗给陪审员查阅,庭审中要让陪审员主动介入,合议时尊重和考虑陪审员意见,让陪审员充分行使审判权,不断提高陪审质量。

2. 建立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制度

为了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让法更透明,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在讨论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时,特别是在合议庭合议时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员间存在不同意见,审委会对该案进行研究时,应当邀请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让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观点说明,如他们的观点成立,必须采纳,发挥人民陪审员的职能作用。通过参加案件的讨论,使人民陪审员从中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并且能更全面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

3. 尽快落实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又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这些条文对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已作了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定,但规定不等于执行,尽快落实这些规定,才是当务之急,人民陪审员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陪审工作中。

摘要：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关键词：审判组织,审判权,行政权

参考文献

[1]梁三利．论法院的组织结构．法学杂志．2007，(六)：10．

[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庭模式运行研究．法律适用．2002，(12)：52．

[3]陈国庆．构建合议庭评议制度思考．人民司法．2006，(1)：28．

[4]李飞坤．人民陪审员主体资格相关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7，(1)：69．

审判管理 篇9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审判管理 篇10

“远程审判”,也被称为“网络审判”、“远程庭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其定义学界存在几种观点。笔者较赞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远程审判所作的定义,即“指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立的声音、视频图像传输通道及终端设备等,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分别在法庭及远程审理点同步完成提审被告人、接待当事人、开庭审理、开庭宣判等审理活动。”①该定义将远程审判所参与主体、审理方式、审理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良好的归纳。

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均对远程审判做出了有益探索。如2015年10月份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了《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庭审实施方案》《远程审判操作规程》《远程审判提押规程》和《远程审判技术保障规程》,对远程审判这种审判形式的适用原则、条件、工作流程、技术保障等作了具体明确规定。2015年11月份,中国首个跨省远程审判法庭———合肥法庭在沪揭牌,当日揭牌开通仪式现场,上海三中院(铁路中院)在上海的法庭、在合肥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庭以及设在看守所的法庭,通过先进的技术条件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我国远程审判的实践现状来看,在适用案件类型方面,在刑事案件的适用上占主要比重,特别是对于刑事二审案件,深刻表明这种审判方式在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刑事审判安全上具有显著优势。

二、刑事审判视角下远程审判的价值意蕴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远程审判模式,是司法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刑事审判而言有着传统审判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在传统的刑事审判中,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的,需法警按1:2的比例投入警力前往看守所押解犯人到庭,然后由法官在审判法庭当场审理。这就带来刑事案件的高成本弊端。采用网络远程审判模式,只需要将犯人提押到看守所内的远程审判法庭即可进行审判活动,这样既节约了提押犯人到庭的在途时间,减少了交通费用的支出,同时大大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成本优势凸显。

(二)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保障二审质量

《刑事诉讼法》中对二审的审理方式有着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应该一律实行开庭审理;当事人上诉的案件的审理形式要实行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式审理为例外。但一般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二审法院离被告人的羁押地点路途较远、押解途中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安全风险等问题,使得二审法院在选择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上,往往主次颠倒,直接开庭审理反被“边缘化”。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中,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确保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安全,真正使二审案件实现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审理为例外,保障二审审判的质量。

(三)有利于加快司法改革,贯彻落实司法为民

司法为民的实质,“就是要求司法过程对民众开放,保障和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②在远程刑事审判过程中,依靠网络,社会公众可以便捷地同步旁听案件审理进程或观看案件实况转播,这就为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司法活动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也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一定的法制宣传教育。刑事远程审判是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为推进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是增强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司法为民的积极举措。

三、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的发展前景与制度建构

尽管全国较多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已成功运用远程审判方式,但作为新兴发展事物,远程审判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其试行后赞誉声和质疑声不断。

(一)我国刑事远程审判发展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1. 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远程审判的方式。各地法院虽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但在适用对象、适用规则、网络平台的使用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所以缺乏合法性依据是远程审判适用过程中最大的诟病。

但探究《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可以看出该法律条文中隐含着对于便利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审判方式的肯定与赞同。笔者认为,远程审判虽未被我国立法明确其合法性,但作为司法为民、便民的司法改革新举措,是符合诉讼法理念的。同时,司法实践和立法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③,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远程审判形式运用的日益成熟化,将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提性依据和参考。

2. 是否违反诉讼法基本原则

一部分质疑者们认为,刑事远程审判有悖于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在场”原则,要求控辩双方必须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庭审判。(2)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向法庭提供证言。(3)对证据的调查和采纳必须由法官亲自进行。该原则意在保障法官全面审查证据,法官可以通过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的陈述过程的观察,探究反映其心理状态的神态、语气等,借此形成审查证据的内心确信。

笔者认为,刑事远程审判的操作模式与直接言辞的刑事基本原则并不矛盾,并且在本质上是体现这一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首先,对于“在场”原则的问题,当事人参加远程审判并没有违背“在场”原则。“在场”的概念不应仅仅指位于空间上的同一地点,远程审判的法庭包括由网络技术实现对接的两个物理场所共同组成的,远程审判点可以理解为原审判点物理空间层面的延伸。其次,远程审判中,法官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能够维护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确保审判公正进行。依靠网络技术,远程审判将本地庭与异地庭合二为一,仅仅是审判中法官与当事人接触媒介的转变,并未脱离直接言辞原则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

3. 是否弱化传统的司法公正权威

传统的审判方式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和“剧场效果”④,强调在物理空间内进行审判所蕴含的神圣、庄严、秩序等法治氛围,从而对于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形成一种精神约束。质疑者认为远程审判正是对这一传统审判模式的冲击,它切割了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物理空间层面的联系,当事人与审判人员分立于不同的空间,不利于通过法庭审判的威严震慑,达到严肃审判氛围、防止虚假陈述等不利于司法公正行为的目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最终所需要的是案件的公正裁决,审判形式当事人一个平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平台。从根本上讲,法律的神圣和权威不是从庄严肃穆的法庭现场、精心设计的庭审程序以及法官的法袍、法槌等具有符号意义的物体中获得的,而是从正义的实现中获得的。如果远程审判方式最终能够实现结果正义,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必然会赢得民众的信赖,进而确定其权威性。就目前司法审判实践来看,两地审判点法庭的规范建设并未对法庭威严造成多大损害,远程审判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具有推广发展的可能性。

4. 是否过于依赖技术因素

相较于传统的审判方式,远程审判对于技术设备和互联网网络的依赖性比较强。可能会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网络信号的不稳定性、感染网络病毒或者被黑客攻击等问题,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同时伴随着相关的安全隐患。

笔者认为,病毒、黑客等危害技术安全的因素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可以研究相应对策予以解决,不能因为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而拒绝进步。比如:通过加强法院的数字法庭硬件建设;推行法院专网建设,逐渐将专网作为远程审判的唯一渠道;提高法院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综合运用网络安全防御手段,保障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完善远程审判

要使远程审判方式在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发挥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结合当前实践现状,对远程审判进行正确定位,科学设计其适用范围、适用规则、配套保障机制等,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发挥优势。

1. 及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法律支持

首先,为了使远程审判有法可依,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程序正义的实现,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远程审判的合法性,进而针对远程审判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或政策规章予以规制和修正。

其次,统一适用范围。由于受现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相关制度缺失的制约,远程审判作为对传统审判方式的补充,仍需谨慎地控制适用。在刑事审判领域,主要适用以下几种情况:(1)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2)普通程序但事实简单或被告人认罪案件;(3)事实清楚的刑事二审案件;(4)死刑二审、复核案件。而对下述类型案件,则不适用远程审理。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重大疑难复杂案件;(3)多名证人出庭且陈述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案件;(4)诉讼参与人存在视频交流障碍的案件。

2. 构建技术保障规则,强化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技术支持

构建符合《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的远程审判系统的技术保障规则,不仅有利于保证远程审判的庭审效果,也进一步提高了远程审判系统的可靠性。比如建立完备远程审判设备的事前检验、实时验证和事后整体流程的核对制度。合议庭和技术人员在远程审判开始前,需要仔细检验好设备的适用性与操作性,一同对远程审判设备实时进行监控;远程审判进行过程中,需要随时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营,防止技术性突然错误;远程审判结束后,要及时对传输的信息进行核对。除此以外,需明确规定出技术故障的处理规则,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当由于技术原因、意外因素等造成视频中断一时难以恢复时,要确保中断前的庭审记录保存无误;达到障碍排除后,庭审仍能有序进行;庭审结束后,依靠无缝对接的技术将中断前后的庭审录音录像合二为一,保持庭审记录的完整性与连接性。

3. 提升专业人员素养,保障刑事远程审判的顺利实施

采用远程审判方式审理案件,一方面对法官的庭审驾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庭上观测整理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我国法院数字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正对我国当下司法资源现状,远程审判的展开,一方面是要求法院审判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庭审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慢慢熟悉远程审判方式,解决远程审判障碍,从而提高在远程审判下对庭审走向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各地法院特别是发达地区法院应当积极探索培养审判人员关于远程审判的专业知识,发掘一批具有远程审判专业特长、可以高效有序完成审判的专业人员,并积极引进储备一批既具有较高的计算机专业技能又具备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远程审判的开展排除障碍。

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领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远程审判解决了技术障碍,学界及司法实践也应当跟随时代步伐,适应技术发展情况,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远程审判提供理论支持。虽然围绕远程审判还有诸多操作性层面的问题亟待研究,但笔者相信,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跨省跨境纠纷众多的今天,要求纠纷解决更加经济、高效的需求也会不断推动着远程审判向前发展。

注释

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远程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2008年11月19日经审判委员会第42次会议讨论通过).

2屈新,何显兵.论司法为民与现代司法理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4).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6.

审判顾雏军 篇11

顾雏军在法庭上揭开了若干运作潜规则，充分展示出其喜斗好辩的性格

不无巧合，就在2006年11月初，一年多前先后在佛山落马的张海和顾雏军先后出庭受审。尤其是对于外界焦点所在的顾雏军一案，更是在庭审中充满了戏剧化因素，而留给人们不断的争论。

庭审陈述时，顾雏军从2001年国内白色家电行业的惨烈竞争和科龙电器(SZ 000921)的市场滑坡开始谈起，正是自己入主后才使科龙重振雄风。当审判长提醒他不要跑题时，他回答说：“今天我必须趁这个机会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清楚!”

据称，在这份顾雏军亲笔写就的答辩词中，他全盘否认了检方控告的4项罪名：公诉机关认为其涉嫌虚假出资6．6亿元，职务侵占4000万元，挪用资金超过7亿元，虚增利润3．3亿元。更为刺激观者神经的是，顾雏军在陈述中不断提到一些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经过“特许”。

关于虚假注资，顾雏军称，当年顺德格林柯尔(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的无形资产占到注册资本的75％，远高于法律允许的比例，无法通过2002年工商年检，但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为其出具了协助年检函，随后便顺利解决。顾问道：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个罪，岂不是说明顺德工商局渎职?

而容桂街道办事处一位官员对此事表示，任何政府都会去扶助当地企业搞好，科龙当时是容桂街道的骄傲，我相信帮助顾雏军办年检是为了帮助他发展企业，不是祸害企业。言下尽是推托责任的意思，却也没有否认顾所述情况。 关于职务侵占，检方指控顾雏军将扬州科龙4000万元资金以“征地费”名义转到私人所有的格林柯尔公司账上，顾则称：这是扬州奖励给我的，如果没有扬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下文，谁敢要这个钱?他表示乃当地政府官员请他吃饭，让他收下这4000万元，并承诺“是有政府文件的，你不要担心”。

而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王荣平在回应此事时，避重就轻，称在这个敏感时期，自己什么也不好说。“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院能够对此案有个公正的判决。”王反复强调，他还表示，我们的法律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顾案给人的教训很多。

关于挪用资金，顾雏军认为，毕马威报告可以证明格林柯尔并未占用科龙电器资金，相反是科龙电器占用了格林柯尔资金，他还向法庭申请调取该报告全文以作为证据。顾所称毕马威报告是毕马威振华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2001年10月1日～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重大现金流的调查报告。

关于会计造假，顾雏军更声称2004年年报中有一笔销售收入科龙原本不打算确认，但德勤华永要求将这笔5．13亿元的销售收入确认，同时出具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一表态被不少媒体解读为“德勤逼顾雏军造假”，再次引起对德勤在顾雏军一案中究竟该负什么责任的争议。德勤方面则在庭审次日(11月8日)即发表声明称：其审计人员完全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协助顾雏军一案中任何涉嫌的欺诈行为。

据专业人士估测，顾雏军被控罪名一旦成立，很可能将面临15年以上的刑期，而有知情人士透露，法院曾要求顾雏军尽快认罪以获得减刑，大致在8～10年。但顾雏军还是选择了自己做无罪辩护。

《广州日报》商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与官员对政绩最大化的追求，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交叉区域，两者就在这个区域内形成了一种密切的相互利用关系。在这里，双方都随意地逾越法律的界限，或者利用法律政策的含糊进行暗箱操作。

《北京青年报》：人们希望一个公正的审判，这不仅仅是顾雏军本人有罪还是无罪，重判还是轻判的问题，而是与顾雏军当年一道演出的地方政府、开发区、商业银行、国企领导等“配角”们，应该在此时此刻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新京报》：顾雏军提到的那些名字就是其进军资本市场的一个个“绿灯”，此案审判的重要意义就是提醒人们：现在是终结为“资本玩家”大开“绿灯”的时候了。

审判管理 篇12

一、医疗纠纷审判组织呈现专门化趋势

根据《法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由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因此,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医疗纠纷案件, 既可以由合议庭进行, 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进行。

不过, 由于医疗纠纷具有相对复杂性, 大多数人民法院选择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 并且一部分人民法院开始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例如, 2001年3月,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市首个“医疗纠纷合议庭”。2003年6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在西站派出法庭成立“医疗事故纠纷审判合议庭”。2012年8月,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市首个“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除此之外, 少数人民法院设置了医疗纠纷巡回法庭。例如, 2011年12月,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成立驻南昌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医患纠纷巡回法庭”。2012年10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成立“医疗纠纷巡回法庭”。另有极少数人民法院设置了正式编制的医疗纠纷专门法庭。例如, 2011年11月,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成立“医疗纠纷法庭”, 海口市今后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将统一归属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 由医疗纠纷法庭集中审理。 (1)

二、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门化的创新与不足

(一)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 成员相对固定的, 应当定期交流, 因此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符合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而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合议庭既可以由审判员组成, 也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因此, 第一审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成员可以不限于审判员, 也可以包括人民陪审员, 尤其是在审判员缺乏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情形下, 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和医学专家型人民陪审员组成, 专家型陪审员可以对认定案件事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发表医学专业性的意见。

根据《法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 合议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因此, 第二审人民法院或再审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其成员不能包括医学专家型人民陪审员, 而此阶段医疗纠纷的审判恰恰更需要医学专业性的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 第一审人民法院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能够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但是第二审和再审人民法院医疗纠纷合议庭依然迫切需要具备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第三方辅助。

(二) 医疗纠纷专门法庭

根据《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 中级及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其他审判庭。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法庭的设置和撤销, 由基层人民法院逐级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因此, 医疗纠纷专门法庭不属于人民法庭, 基层人民法院设置独立于民事审判庭之外的医疗纠纷法庭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上述海南省海口市将本市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 统一归属于美兰区人民法院, 实质上属于对本市其他区县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案件地域管辖权的变更。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尽管根据《民事诉讼法》,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 不能行使管辖权的, 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而所谓特殊原因, 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的全体审判人员均需回避;二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2) 因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市其他区县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案件指定由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 也不符合指定管辖法律规定。

(三) 医疗纠纷巡回法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 巡回审判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立足现有司法资源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法庭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巡回审理, 就地办案。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对医疗纠纷进行巡回审判符合法律规定, 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继承和发扬, 能够方便医患双方进行诉讼。

上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在辖区的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设置医疗纠纷巡回法庭, 实际上并不符合巡回审判具备的流动性特征。另外, 巡回审判追求“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 但是由于医疗纠纷往往矛盾尖锐、对抗性较大、是非责任难以划分, 因此巡回法庭并不适宜审判重大、疑难、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此外, 医疗纠纷巡回法庭为了克服“在开庭秩序保障、法官人身财产保障等方面相对较弱” (3) 的缺陷, 必然走向医疗纠纷专业法庭, 但是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门化对审判专业化的意义

(一) 有利于提高医疗纠纷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

无论是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还是设置医疗纠纷专门法庭或巡回法庭, 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都需要将审判员和陪审员的成员相对固定, 定期进行交流。由于医学纠纷通常涉及医学相关专业知识, 通过审判组织的专门化, 医学专家型陪审员可以对不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员答疑解惑, 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员更容易与医学专家型陪审员进行沟通, 能够促成法学与医学复合型审判人员共同体的形成, 实现专业优势互补, 提高司法裁判准确度。

(二) 有利于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 并且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根据《人民调解法》,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 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此, 医疗纠纷专业法庭和巡回法庭可以在受理医疗纠纷案件前, 引导医患双方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根据《人民调解法》,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 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因此, 如医患双方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专门化的医疗纠纷审判组织将在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上更具专业性。

(三) 有利于促成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赖

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业化以后, 尤其是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介入, 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在审判过程中都可以对高度专业性的医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并且受到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人员的倾听, 从而可以在审判组织和案件当事人之间形成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因此, 医患双方就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实认定问题, 更容易被审判组织交叉运用法学、医学知识而说服, 即使不能被完全说服, 医患双方也会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尊重审判组织的裁判结果。

四、医疗纠纷审判专业化对审判组织专门化进一步的

要求

(一) 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选任

1. 任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 缺额依法定程序增补。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 人民陪审员职务自动免除。至于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连任, 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是,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 (草案) 第八条曾规定,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 可以连任, 缺额依法定程序增补。”因此, 究其立法原意, 应为不鼓励人民陪审员的连任, 防止“编外法官” (4)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的人选。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的确定上, 应当避免连任现象。

2. 选定。

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特殊案件需要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在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范围内随机抽取。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扩大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范围, 从而为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的组成创造条件。

3. 回避。

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的回避, 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在组成医疗纠纷合议庭时, 应当事先征询具有医学相关知识的陪审员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自行回避的事由, 同时应当向医患双方充分告知合议庭中陪审员的姓名、单位、职称等信息, 告知具有申请陪审员等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 从而保证陪审员能够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 促使当事人能够确信案件审理符合公平和公正的程序。

(二) 法学医学复合型审判员的培养

1. 必要性。

根据《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公民可以在征得本人同意后被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 也可以直接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 但是须限定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辖区医疗机构、医学教育机构欠缺的情况下, 选择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公民担任陪审员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在医疗机构专业合议庭中, 如果审判员自身对医学知识过于欠缺, 会影响到与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沟通交流, 这也要求人民法院自身能够培养一部分既精通法律又熟悉医疗的审判人员。

2. 可行性。

法学与医学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大多数审判人员不具有医学背景, 而通过自我学习来增进医学知识是非常困难之事, 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医疗纠纷案件时经常需要依赖医学鉴定。在审判组织专门化的趋势下, 人民法院应当在招考审判工作人员时注意吸纳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考生, 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理工农医科院校开设法学专业, 选择优秀的医法复合型审判工作人员的渠道越来越广泛。

除了招考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考生外, 基层人民法院还应当充分重视对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的法学知识的培训。根据《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人民陪审员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和任职期间的审判业务专项培训。通过培训, 陪审员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的审判业务能力, 而且能够在无形中提高对审判业务工作的兴趣, 这将促使其在陪审员任期届满后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能的选择包括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并进入审判工作岗位。

(三) 医学专家辅助人的引入

1.必要性。由于第二审人民法院或再审人民法院在组成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时, 不能包括人民陪审员, 因此合议庭往往欠缺具备医学知识的审判人员。在此情形下, 为了解决专业合议庭可能不够专业的问题, 可以考虑引入医学专家辅助人进行协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因此,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可以通过对出庭的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的询问、医患双方申请的医学人员的对质, 以及医学人员对鉴定人的询问, 从而增进对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了解, 作出正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2.可行性。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时,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可以在开庭之前向当事人释明, 医患双方均有权申请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以证明本方的主张, 如任何一方不能就本方提出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说明, 可能要承担不利后果包括委托医学鉴定、延长审理期限等。不过, 患方在申请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时, 可能面临向该专业人员支付出庭费用的困难, 为此可以考虑通过拨付财政资金设立医疗纠纷专项基金予以先行垫付, 待法庭调查结束后依法在医患双方之间进行费用的分配。

根据《法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法医为审判人员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保证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法医的积极性大为削弱, 给审判人员带来了寻找“科学依据”的不便利。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2012年10月,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聘请省内外108位医疗卫生专家组成了省法院司法技术鉴定库, 从专业角度为法官提供咨询, 增强法官审查判断能力。

(四) 省会城市、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的设立

1.必要性。省会城市、直辖市一般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大中型医院, 每年医疗纠纷的数量较多、类型丰富, 并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此, 在该类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于民事审判庭的医疗纠纷法庭, 具有必要性。

2.可行性。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医疗纠纷法庭符合《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并且能够从众多案件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 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形成适用于整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医疗纠纷审判指导意见。

另外,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 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第一审医疗纠纷案件后, 如医疗纠纷专门合议庭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 可以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审判, 从而建立起省会城市、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审重大医疗纠纷案件管辖上的合理分工。

注释

11 何海东.我省首家医疗纠纷法庭揭牌[N].法制时报, 2011-11-1 (4) .

22 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00.

33 郭祚辉.巡回法庭之规范探析[N].人民法院报, 2010-6-1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