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审判（精选9篇）
新闻审判 篇1
一、新闻审判的概念厘定
(一)“新闻审判”的由来
“新闻审判”这一概念来自于欧美新闻学界,最初被称为“报刊审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名称也出现了多种变化,又被称为“媒介审判”或者“舆论审判”。在欧美新闻学界,普遍认为“新闻审判”是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1]我国的新闻学者也大都引用这一定义和论述。
“新闻审判”从其诞生的历程看,其产生与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与文化密切相关。欧美国家的法庭审判大都施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在整个法庭审判过程中常常扮演对案件的定性、定论的决定者角色。在法庭之外,当有人希望影响判决结果时,往往需要对陪审团进行影响,而媒体舆论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在欧美国家的影视剧当中看到这样的情节: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一般会针对如何打动陪审团做相当细致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场外还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媒体发动舆论攻势。最终,陪审团被感化,相信了犯罪嫌疑人“绝不可能故意犯下这一罪行”,庭审结果被改写。这一过程中,媒体发起的舆论攻势显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学界人士反思这些庭审过程的时候,就提出了“新闻审判”这一概念,亦指新闻引导舆论意志取代了司法意志。随着西方庭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了抗衡新闻舆论对审判的影响,一些重大的案件可以申请启动“陪审团隔离”程序。
(二)中国的“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在全球都普遍存在。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案例中找到“新闻审判”的身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有趣的现象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法学界和新闻学界却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新闻审判。其依据是: 我国并不存在让“新闻审判”产生的类似西方的法律和文化土壤即“陪审团制度”。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媒体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理论上媒体的观点也要与司法判决保持一致,因此“新闻审判”无从谈起[2]。学者中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虽然在理论上不存在“新闻审判”,但是在现实中是存在“新闻审判”的事实的。学者也对其表现形式做了更为周到的分析,中国的媒体审判往往是媒体扮演冲锋的角色,其背后是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来自于上级公权力机关意志的合力。媒体的舆论力量并未直接作用于本层级的司法部门,而是通过对其上级部门施加压力进而通过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达到干预司法进程的目的。曾有学者就认为,中国的“新闻审判”形式比较特殊,一般是媒介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3]
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观点,当前的中国非但存在“新闻审判”的现象和事实,且具有典型的特征。王军在《传媒法规与伦理》中如此表述:“新闻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 进行评论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4];李瞻编译的《传播法:判例与说明》中也对其有表述:“新闻审判”( Trial by newspaper) , 是指“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5]。两位学人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其表述的含义基本上相近。我们在观察当前中国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时,往往不仅仅是在司法审判事中,连事前事后都存在这种现象,其外延已经出现了扩大。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学界专家注意到了新闻审判的负面影响,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魏永征。他认为“新闻审判”存在极大的负面影响,是对司法独立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公民权的双重侵犯[6]。
(三)“新闻审判”现象的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重要的时代宣告来临: 互联网时代。在网络与媒体力量不断演进发展的今天,大量新媒体、自媒体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微博、微信已经渗透每一部智能手机,意见领袖、大V的舆论引导能量可与传统媒体等量齐观。这给“新闻审判”创造了极为重要的舆论土壤, 其表现特征也开始由点到面全面开花。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媒体与网络平台来表达声音,媒体也在这样的“需求”下介入越来越多的刑事、民事案件报道。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张金柱案”之后,“新闻审判”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此后我们又见识了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蒋艳萍案”、“梁丽案”、“罗彩霞案”、“邓玉娇案”,直至这两年的“彭宇案”、“许霆案”、“夏俊峰案”等。在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甚至审理之前,媒体已经提前介入,对人物、事件、案情进行了详细的披露,他们甚至比司法机关更早知晓案情的一些细节。由此,司法机关常常在面对媒体质疑时显得滞后而应对不足陷入被动。在互联网时代里,新闻审判有其显著的特征。
首先,新闻审判可以更容易辐射更大范围的人群。网络媒体传播的双向性甚至多向性,让信息的互动性增强,公众的参与度提高,传播和发散来得更加容易。有学者就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网络舆论的繁荣,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介形成的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网络舆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 非理性、个性化、发帖随意性、真实性差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7]网络这一工具的日渐普及,赋予了普通人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人们的言论自由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通过微博、微信等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各种分享类型的自媒体平台,人们可以对任何一件事情发表个人化的观点。网络言论的一大特点是,匿名、不受约束、 激进、缺乏冷静思考和逻辑性,导致言论极富煽动性。
其次,“新闻审判”的破坏力被放大了,也更迎合公众心理诉求。当前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存在阶段性的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距。此外,就业压力大、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和矛盾也导致公众容易对此类事件进行聚集关注,同情弱者,宣泄对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怒,触发共鸣点。互联网上这两年爆发的案件例如“李天一案”、“药家鑫案”、“李刚门” 等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当事人都被扣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的名号,由此引发更多的关注,舆论方向也更加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此类的事情更易被传播,也更容易聚集关注的人群,放大了“新闻审判”的作用。
我们观察后可以发现,在传统媒介时代,“新闻审判”大部分只是局限在一定类型的案件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到了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审判”已经不拘泥于原有的范围和程度,其影响之广泛、渗透之深入超乎想象。
二、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平衡
(一)新闻对司法的影响
媒体与司法,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无论是在倡导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还是喉舌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媒介与司法机关似乎常常会因为某些公众性的新闻事件而发生显而易见的对立与冲突。用博弈来形容这一对主体的关系实不为过。
首先,媒介以主观意志干扰理性司法。法是理性的代表, 所谓法理,关键在于理性精神。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一直在强调客观、真实、准确,但舆论监督变成“新闻审判”的面目出现时,已经发生了本质扭曲,干扰了其理性判断。在“新闻审判” 现象下,媒体成为了法官,舆论成为法庭,意见成为了判决, 司法在这个时候就像个无用的看客。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宣言的是“事实如此”,法院判定的依据是“证据评判如此”。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审分离,法院单独享有审判权。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区分法律上的无罪和事实上的无罪。“有罪”与“无罪”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结果。[8]
其次,“主题预设”的新闻审判让“证据先行”的司法体系异常被动。媒体审判常常主题预设,例如“官二代横行”、“执法者犯法,欺凌弱势”等等,媒体将一个故事包装得更适合大众的消费与阅读,夸张的字眼加上合理想象,舆论自然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司法机关还在寻找证据链条时,舆论已风起云涌。
再次,舆论的道德审判胁迫司法独立。当舆论已然形成, 在主持正义公道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机关背负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秉持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双重天平,难上加难。往往背负不了压力,司法机关最后变成了“民意的傀儡”。程序上的瑕疵往往使“有罪推定”乘虚而入,产生了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沉锚”效应[9]。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法官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不得不考虑社会效应与司法效果之间的平衡,最后实际上是法律不是输给了道义,而是输给了“上级行政命令”。
(二)从“彭宇案”看我国“新闻审判”的生成机制
“彭宇案”堪称中国法治石和新闻史上的一大标本案例。 此案历时五年“真相”才真正曝光。在这五年里,彭宇案几经波折,广为人知,甚至还成为中国“道德滑坡”、“老人摔倒不要扶”等道德事件的触发点。观察那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 “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新闻,直至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引发全社会对这一现象的深层拷问。彭宇案的经过,稍微关注社会新闻的人都会了解一二。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老人徐寿兰在南京一公交车站从后门准备上车,被下车的某人撞到,彭宇也是下车人之一,出手搀扶,后送老人去医院治疗。老人及其家属都一口咬定彭宇就是撞人者,将其告上法庭索赔。法庭的审判围绕彭宇是否撞人而展开。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件,由于双方在事实认定上的分歧,经过媒体报道后出现了“老人家属欺诈”、“碰瓷”、“彭宇做了好事反遭冤”等关键词。随着各大媒体持续5年的连续报道,成千上万的网民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渠道展开了讨论甚至口诛笔伐。这起事件的影响是全面的,当事人徐寿兰老人搬家、彭宇辞职、法官被调离、南京当地司法系统被推上风口浪尖。
“彭宇案”带有典型的新闻审判特点。首先,媒体的越俎代庖。 在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有关媒体已经抢先发布了独立于司法调查的“媒体调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对司法审判进行了提前干预;其次,媒体的报道没有完全依据事实客观进行报道。在一审判决之后,相关媒体立刻对判决结果与事实进行了评论,而不是对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客观表述;其三,媒体报道通过绑架公权力从而影响司法审判。 因为媒体的轰炸性报道惊动了“有关领导”,从而给还在审理中的法官群体造成极大的压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就尖锐地指出,媒体对于大众心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新闻界应深刻反思和警惕,更是司法与媒体关系中值得重视的课题。”[10]
三、“新闻审判”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新闻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媒体舆论监督的确在呼唤正义、保证公众知情权方面有着重大意义,也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进程。然后,一旦舆论监督越位成为“新闻审判”,则大大伤害司法公正。新闻审判的一大特点是,断章取义,用最擅长的评头论足和舆论造势,影响司法人员由其是法官意志,从而影响案件朝着公众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闻媒体极其出色的言辞表达和舆论煽动能力,往往能很容易牵动民众最朴素的正义观,使得案件本身陷入“新闻审判”的怪圈。一旦司法机关依据已经掌握的证据作出的处理结果与媒体及公众预判的“民意结果”出现冲突,司法机关必定陷入非议。甚至, 因为上级行政机关受舆论压力从而行政干预司法,严重破坏司法独立于公正。
(二)“新闻审判”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
谈论“新闻审判”究竟对新闻媒体有何危害?答案是肯定的。其对媒体本身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公信力的丧失。
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报道事实真相,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公正、客观不仅是对媒体的道德要求,更是这一职业的底线要求。在 “新闻审判”现象中,新闻媒体显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角色的越位和错位,导致其报道出现了不够客观、真实的情况,甚至出现了部分或者全部的虚假新闻。这对于媒介本身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也必然伤害其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进而影响我国整体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通过邓玉娇案来看问题就更加清晰一些。2009年5月,一桩爆发于湖北的案件引发全国瞩目。女服务员邓玉娇因与前来消费的官员发生争执,将其刺死,随后邓玉娇被拘留,涉嫌故意杀人罪。媒体在这个阶段只是针对案件进行了报道,如实披露了相关案情,扮演的角色是舆论监督者。不过,随后更多媒体介入,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后,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媒体的站位不再客观与平衡,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聚焦于邓玉娇一面展开。在媒体的报道中,常常带入了一些极富煽动性的词语,邓玉娇甚至被比作女英雄、“中国第一烈女”[11]。随后的法院判决,也出现了戏剧性的扭转:邓玉娇属防卫过当,法院综合考虑之后给予免除刑罚的决定。实际上,媒体的角色在后期的报道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偏移,不再客观呈现事实,而是聚焦于事件的惟一一方邓玉娇身上。这是有违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的。媒介在该案件的后期报道中,已经有新闻审判的嫌疑,即通过媒体的言论特权,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最终影响司法审判。
由此可见,媒介监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媒介行为,也符合我国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而“新闻审判”则要努力辨识和厘清。同时,在媒介监督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度”的原则, 只有谨守媒体的正当职责和新闻职业道德,才能避免超过那条红线。[12]
四、把握舆论引导和新闻审判二者之间的度
“新闻审判”需要被厘清和认识,从更全面的角度,不是回避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正视。正视,则是客观、理性的看待“新闻审判”,并且提出相应的可行的应对方案,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将其消灭。应当客观认识到,“新闻审判”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传播问题,还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认知的问题,作为新闻从业者,应当如何坚持新闻精神,防止“新闻审判”?
(一)提升媒体舆论引导的自律性
1.严格自律,在源头上把关新闻,杜绝“新闻审判”
媒体应努力加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并积极带动法律知识的普及。在新闻报道中要防止“媒介暴力”的出现。依据客观事实为第一原则,而不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炒作噱头从而获得关注。做到客观报道,不仅是对事件本身要如实描述,更要避免情绪化的渲染导向。在报道形式上,语言拒绝倾向性、诱导性、诋毁性和歧视性,例如“官二代”、“富二代”等词语要慎用。
2.新闻媒体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意识
作为新闻媒体,在承担新闻传播职责外,更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报道积极疏导社会情绪、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 而不是激化矛盾。
3.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监督而不干扰,推动而不煽动。避免有倾向性的报道,在报道司法案件时,首先要懂法,尊重司法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切忌抱着“打抱不平”的心态来进行新闻报道。无罪推定是一项重要原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4年就发表了著名的“马德里原则”,强调媒体在报道与司法案件相关的新闻时,要遵循无罪推定这一原则,遵照“破案→起诉→审判→判决→公正评论”的报道模式。类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措辞应从媒体上彻底地销声匿迹。[13]
4.新闻报道要与司法程序保持协调一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不能再法院审判之前就提前曝光事件当事人及家属的信息。媒体应及时报道并全程报道,在犯罪嫌疑人被释放,或法院最终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要及时跟进做后续报道。[14]
(二)培养大众的理性批判思维
“新闻审判”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推动,因此,要避免新闻审判的负面效应,则需要让社会大众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模式。
首先,媒体应当与司法部门及相关机构建设更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和机制。通过各种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平台,例如大众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与分享,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在大众面前应当树立更加权威、科学、透明、亲民的形象,化解公权力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与不信任。
其次,加强法治文明的宣传,人人懂法、人人守法将会从根源上破除司法困境。通过更普遍、更深入的法治文明宣导, 媒体可以引导公众认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传播媒介,其言论同样可以起到蝴蝶效应。每一个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活动的个人,都应当审慎严肃对待自己的发言与评论,承担自己身为公民的社会责任。
五、结语
在我国,新闻媒体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舆论监督的一大利器,新闻媒体备受国家重视,也被大众当成是伸张正义、主张民意、传播道义的重要载体。正因为我国新闻媒体的这一 “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加之媒体人自身的理解误区,很容易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界定的模糊,从而在监督报道时自觉与自觉就滑入了“新闻审判”中去。
依据国际公认原则和国家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时候,应当主动避免干涉司法独立,保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真实。在现实中,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出现了许多典型案例,也都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这让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探讨其来龙去脉,以触发新闻界、法学界和公众进行更理性的思考。身为新闻工作者,更应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正确行使舆论监督职能。“舆论监督”切忌走向“新闻审判”。
摘要：网络时代下,舆论事件引发大众关注的频率也来越高。一些从前属于司法层面的案件,从发生到结束甚至结束之后,媒体的报道持续不断。这期间,一些本来很平常的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张金柱”、“孙志刚”、“许霆”、“邓玉娇”、“许霆”、“彭宇”……这些名字甚至已经成为传媒界、法学界研究的“标本”。标本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舆论监督VS新闻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审判现象已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舆论监督代表着社会进步,唤醒民众维权意识、推动法制社会发展;但当前现状下,舆论监督却似乎“一不小心”容易走向了“新闻审判”:预设立场、引导舆论、干扰司法独立,严重的甚至用利用舆论和民意“绑架”司法,造成了司法困境。作为新闻机构以及新闻从业者将如何正确辨析“舆论监督”和“新闻审判”之间的关系?新闻从业者如何让“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不陷入新闻审判怪圈。本文将具体展开分析论证。
关键词：“新闻审判”,舆论监督,司法独立
注释
1[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2][3][12]付松聚,张翅.中国“媒介审判”分析及反思[J].东南传播,2008(1):30.
3[4]王军.传媒法规与伦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2.
4[5]郭卫华.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149.
5[6]魏永征.新闻传播法规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09.
6[7]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8]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4.
8[9]“沉锚”效应,也就是思维惯性或者思维定势陷入,是指第一信息往往会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维固定在某处,一些错觉、偏见或其它非理性的因素,虽不易被人察觉,可一旦融于思维过程中,就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也必然对以后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参见赵琳琳《有罪推定与“沉锚”效应[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
9[10]马学玲.最高法晒彭宇案引反思传媒司法应良性互动[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7-28/6429757.shtml.2014-07-28.
10[11]姚少宝.浅析媒介审判与传媒舆论监督间的关系——以邓玉娇案为例[J].新闻世界,2014(2).
11[13]黄圆圆.论刑事案件报道对“无罪推定”精神的体现[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7.
12[14]林小溪.论媒介效能的持守与溢出——由“媒介审判”所引发的思考[N].发展导报,2013-08-06.
新闻审判 篇2
在银行理财产品纠纷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 宋航
（2010年12月28日）
各位网友、各位新闻界朋友：
大家好！
刚才，宋学东副院长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我院及辖区法院在审理银行委托理财案件中所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并向大家通报了我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所秉承的一些审理思路。下面，我就滋生此类纠纷的主要原因，以及就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和大家作个交流。
综合我院及辖区法院近年来所审理的近百件案件来看，诱发此类纠纷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我们感到主要还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涉及理财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够健全。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若干有关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规定，但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分散，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仍处于法律规制的空白状态。例如，理财产品法律性质界定不明造成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虽然银监会通过制定规范加以规制，但也存在效力层级低、规定较原则抽象等问题，特别是在理财产品规范销售、风险揭示、信息披露等方面规定缺少具体执行标准，造成各家银行在规范程度上参差不齐。
二是一些理财产品的销售存在有失规范的情况。
（一）部分产品在销售时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片面强调“固定收益”，夸大收益率，口头宣传突破产品说明和协议约定。例如，在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银行员工宣传理财产品没有风险，但实际上投资者账户亏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于是投资者以银行夸大宣传，误导投资者为由，诉请法院判决 1
银行赔偿其本金及利息损失。
（二）存在对投资者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的问题。不少商业银行对客户的风险评估重视不够，对客户的风险教育也是流于形式，存在避重就轻甚至是避而不谈等问题，导致许多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中低收入者和中老年人群，购买了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适应的理财产品。
（三）少数银行工作人员存在重自身业绩轻客户利益的问题。譬如，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投资者与某外资银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鉴于账户亏损严重，投资者决定退出，但客户经理一再劝阻，并保证不会再有亏损。随后亏损进一步放大，投资者遂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该案中，银行因员工的不当行为被判承担责任。
（四）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或掩饰交易风险的问题。例如，在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由于投资产品出现较大亏损，投资者致函银行要求终止协议，返还全部款项。但银行回复称，一年期投资产品到期前不能返还理财款项。投资者以银行未向其充分解释相关风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发现银行工作人员存在代客户签署相关文件或抄录风险提示、以及未得到客户书面授权即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是部分理财产品购买者缺乏相应的金融素养、投资风险意识较为淡薄。从案件情况来看，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普遍缺乏，直至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预期巨大反差才意识到风险存在。具体而言，（一）投资者有盲目投资的冲动。很多金融衍生品结构复杂，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但许多人却盲目跟风购买，最终导致损失惨重。例如，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投资者与某银行签订了一份具有一定保本比例的衍生品理财产品协议。合同期满，产生亏损，银行按约定比例支付本金。投资者认为不应产生投资损失，而应按照预期收益率向其支付，最终未获法院支持。
（二）投资者自我保护的意识薄弱。在签订合同之前，很多投资者往往不去认真阅读相应条款，也不要求银行对涉及投资者重大利益的条款进行解释，即便有要求解释的，往往也仅停留在口头解释上，以致于纠纷发生后无据可查。有的投资者为了满足对投资者自身资质的要求，甚至主动放弃权利，积极配合银行规避风险评估等法定义务。
（三）投资者缺乏
止损防范的预案。许多中小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缺乏足够认识，对所投资产品的盈利能力过于乐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没有止损预案，进而使得风险一旦出现，投资损失会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要促进理财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以此为鉴，从银行、社会公众、监管三方面入手，积极加强防范，方能减少相关纠纷的发生。
一、银行应当进一步完善理财产品的内外管控机制。商业银行应针对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制定详细的规章和制度，针对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应重点加强防范。
（一）要严格理财合同的制作。进一步严格理财合同的文本制作格式，确保合同用语清晰易懂，对合同所涉及的相关重要事项，要及时向投资者进行告知。
（二）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及风险提示。银行要严格测试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向不适合的投资者出售特定理财产品。要向投资者充分揭示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而避免因风险揭示不充分而引发诉讼。
（三）要规范销售操作规程。要如实告知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银行在推销理财产品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向公众告知产品的预期收益等信息，避免夸大宣传。严禁发生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私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或者代投资者签署风险测试文件等情况。
（四）要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银行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监管规章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让投资者了解整个理财产品的运作过程和收益情况，以便投资者及时有效地防范风险。
二、社会公众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不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一）投资者要充分确立风险意识。要充分认识到，理财产品与银行传统的储蓄产品存在着天壤之别，购买理财产品有可能面临着本金受损的风险。在购买时，要充分做好风险评估，选择适合自己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对具有金融衍生品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尤其应当慎之又慎。
（二）要谨慎签订理财合同。认真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对存在疑问的地方要银行予以解释，对于重要条款内容的解释，还应要求银行出具书面的解释意
见，确保做到有据可查。
（三）投资者要留有风险防范的止损预案。对投资结果与投资预期差距较大的产品，要保持平常心，不可盲目再次追加投资，以免在此方面愈陷愈深，出现血本无归的局面。
三、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为辅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最重要手段，上述各种监管渠道应当充分协调，发挥整体作用，将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中可能导致纠纷的各种问题尽可能的消除在萌芽阶段。建议应当通过各种手段对各类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宣传和经营进行全面的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时增强金融理财产品消费者的话语权，应进一步重视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诉的反馈；另外还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加强消协与银行监管部门的联系。
各位网友、各位新闻界朋友！以上是理财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和防范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新闻审判 篇3
1.1“新闻审判”概念界定
北京广播学院王军副教授在《新闻工作者与法律》一书中指出,“新闻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却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的行为,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新闻审判”是相对于“司法审判”“公平审判”等而言的,是媒体越俎代庖,越过自身权限所在的表现;违反了法治社会行为主体各司其职的精神。
暨南大学学者刘兢在《解读新时期的“新闻审判”现象》中阐明“新闻审判”的本质,指出:当代中国“新闻审判”现象“是传播的社会协调功能干预法的社会协调功能的结果,其本质是舆论力量的权力化,影响了法律权力的正常履行”。
我们还必须指出,“新闻审判”是指在法庭宣判之前或审判之中发表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报道和评论的行为。如果案件判决已经做出,尤其是终审结束后,由媒体发表的有关案报道和评论则不是“新闻审判”。
1.2“新闻审判”的特征
1)时效性。时效性是“新闻审判”的第一特征。真实、快速为新闻报道原则,当一个社会热点出现时,比如“李启明案”因肇事者在事故现场大喊“我爸是李刚”,引发社会对“官二代”的讨论,这类人在社会上往往是比较强势的,易会引起受众的声讨。由于自媒体的传播,让信息蔓延的速度成几何倍数增长,体现出时效性强的特点。
2)审判性。“新闻审判”的一大特性就是超越新闻报道,行使法院的职权,比如发生在2009年5月7日轰动一时的杭州飙车案。该事件成为网络热点,缘于相关部门有限制媒体报道的行为,并且交警部门仅仅依据肇事者的供述,即认定肇事车辆当时时速只有70千米。同时关于肇事者胡斌应该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还是应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在法律界有不同声音,各种媒体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新闻审判”加剧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对法制的亵渎。我国宪法第12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由于新闻舆论报道有意无意所包含的倾向性或多或少会给司法机关造成一定的压力,因此,我国呼吁媒体报道一定要谨慎报道,不要误导受众,不对案情发表评论,应交给司法机关来判决。
3)社会性。在我国,存在着滋生“新闻审判”的土壤,这与我国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因为我国还没有颁布专门的相关法律,也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媒体易夸大或歪曲新闻事实,在司法机关尚未完全定案时,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刻意进行煽情式报道,往往会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强烈情绪反应,形成一种强烈的舆论压力,从而做出了偏离法律的判决,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媒体打着“新闻监督”的旗号,报道失实的新闻,有悖于法治精神。
2“新闻审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形成原因
2.1“新闻审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道德批判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新闻审判”中,受众对于事件往往给与强烈的道德批判,而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审判”的发生,阻碍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如“张金柱案”。1997年8月24日,原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张金柱,驾驶轿车撞上了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肇事车辆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肇事司机驾车逃逸,并拖着受害人苏东海快速行驶数百米。随后《大河报》和《焦点访谈》对张金柱案做了重点报道,张金柱成为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代表,警察界的反面教材。最终法院判处张金柱死刑。
纵观整个案件,此为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只不过因为案发人是公安局局长,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对张金柱形成口诛笔伐的道德批判。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张金柱有罪,但是罪不至死。由新闻引发的道德批判在此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舆论压力影响法院的判决。在新闻媒体对某案件进行“声讨”时,此案件常常是司法机关还未定性的,这种含有倾向性的报道无疑给司法机关带来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是一种非正确的引导,如“邓玉娇刺官”案。2009年5月10日,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三名工作人员在该镇某宾馆消费时,涉嫌对该宾馆服务员邓玉娇进行骚扰。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案发生后,多家新闻媒体以“服务员刺死寻欢官员”“烈女”等多个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字眼对其进行报道,在司法机关做出审判前左右了受众的看法,这些带有导向的相关报道都潜移默化地给当地的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3)媒介越位替法官提前判决。媒介越位是形成新闻审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媒介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媒介对司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而司法也需要媒介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从理论上来讲,媒体的公开化,是对司法实现公正的一种推动。另一方面,当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时,不仅需要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其它法院,而且还需要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这就将司法审判严格的放在了受众监督之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媒介却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尺度,从而出现了媒介越位。
2.2“新闻审判”问题形成的原因
1)新闻媒体责任的缺失。许多新闻媒体为了提高关注度,追求媒体的影响力,往往不顾及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不惜片面报道或夸大事实,煽动社会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审判。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社会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无法正确区分新闻监督与“新闻审判”之间的区别,把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新闻审判”混为一谈。
2)相关管理的缺位。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新闻媒体的新闻监督行为,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因此,我国亟须颁布相关法律来规范新闻报道的行为。另一方面,新闻监督行为约束机制的缺失,也表现在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主体也不够明确,有些职能交叉的领域,各方管理部门之间还缺乏相应的联动机制,因此新闻监督行为与“新闻审判”混淆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3“新闻审判”问题的规避策略
3.1 新闻媒体要做好把关人,在源头上要制止“新闻审判”
媒体要遵循客观报道原则,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在报道方式上要避免言辞、情感上的误导,对毫无证据的新闻线索要求证后在报道。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于新闻报道要明确法律的禁区,坚守法律的底线,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媒体是一个发布消息的组织,它通过报道事实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其绝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这一点一定要分清。
3.2 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新闻监管
媒体报道新闻事件,有时候是立足于媒体自身的利益,没有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夸大的新闻失实报道是一种新闻卖点、是“眼球经济”,而不是公益、公共领域的建构;他们所关注的无非是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这些都偏离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我国,由于专门性的法律尚未出台,许多制度建设相对空白,致使大众传媒面对新闻监督时,出现违规犯忌,致使新闻媒体中屡屡出现“新闻审判”现象。
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力度,可借鉴西方相关立法经验。
3.3 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们有必要把媒介素养教育提到义务教育的课程上来,定期有组织地进行媒介相关知识的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媒介的性质、学会利用和使用媒介获取信息,系统地普及、提高学生对媒介的认识,才能最大限度规避网络新闻审判的发生。
摘要：文章从“新闻审判”的概念界定和“新闻审判”产生的主要问题和社会原因重点论述了媒介越位这一社会现象,并指出了防止“新闻审判”产生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新闻审判,新闻监督,媒介越位,舆论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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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平.新闻审判·新闻侵权·新闻监督[J].今传媒,2005(6).
浅谈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改革 篇4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法院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人民法院对审判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审判管理跟不上，由此必然产生一些审判不公、效率不高、执法不严等损害法院形象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法官素质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现笔者就关于审判管理改革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人民法院进行改革以来，对审判方式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已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庭审方式改革。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审判实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审判人员包揽取证、举证转变为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官与当事人调查取证、举证分工明确;从审判人员讯(纠)问式转变为当事人陈述式;从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质证转变为当事人之间互相质证，并强调当庭质证;从不注重认证转变为重视认证，并强调当庭认证;从证据由未经质证可被采用转变为必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于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从审判人员站在一方当事人一边为当事人问话转变为法官处于中立地位由当事人互相提问、质证(即诉讼主体地位转变);从事实在庭前查清转变为在庭审上查清;从开庭形同虚设转变为在庭审上实际发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庭审功能;从庭前调解转变为着重在庭审上调解;从不重视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转变为强调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等等。
第二，审判权下放。传统的审判方式审理案件的审判权和监督权是由庭长和院长行使，庭长和院长认为案件审判有问题都有权以行政批示的方式要求合议庭复议。具体做法是，案件承办人将裁判文书交给庭长审查修改，再由庭长移交给分管院长或院长审核修改并签发。导致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有依赖心理，业务素质难以提高。既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为此，法院进行了改革，将案件的审查、修改、签发权下放给审判长，不再由院长、庭长行使。摒弃了那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增强了审判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办案效率。
第三，建立案件流程管理机制。法院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对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结案、归档等案件流程各环节分段管理，跟踪监督。有效地避免了超审限案件的发生，解决了“暗箱操作”的问题，防止了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确保了公正、高效办案。
为了建立与上述审判方式改革相适应的审判管理机制，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应将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
(一)建议取消审判庭和庭长(含正副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设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和庭长这个行政长官来管理办案人员、管理案件审判，其实际功能作用和意义已成为历史，法院内设审判庭和庭长已没有必要。实践证明，案件以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存在很多弊端，而以案件流程管理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和快速审判，能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审判方式改革后，庭长已失去了审查、修改、签发裁判文书及以其他行政手段管案权，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一样，庭长只有办案权，不必要再保留庭长这个行政职务和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建议我国法院组织法将审判庭和庭长取消。然而，有人担心，将庭长和审判庭取消后，办案人员的审判业务管理可通过案件流程来管理、监督，而对办案人员、书记员还存在人事行政管理问题，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由院长、副院长和法院内部专设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负责人事行政管理就够了，不必要再设立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
(二)设立审判组。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的审判机构(组织)应如何设置，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才能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笔者认为，应设立审判组，组长由被选任的审判长担任和两名法官组成审判
新闻审判 篇5
报纸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公元前60年, 古罗马政治家恺撒把罗马市以及国家发生的事件书写在白色的木板上, 告示市民。这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汉代的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 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 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因此, 新闻工作者对于事件真实度和舆论的倾向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舆论的巨大压力作用对司法独立和公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报纸为引子来探讨由媒介审判而引发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自律和他律问题的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 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2]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 媒介在传播过程中, 在履行沟通情况, 提供信息;思想宣传, 引导舆论;传授知识, 开阔眼界;提供娱乐, 丰富生活;提供服务, 方便受众这些社会职能的时候, 也难免和社会发展发生碰撞。媒介对案件进行大量报道的同时, 容易发生因主观因素驱使而导致的“过度监督”转化为媒介审判。一些媒体人一味地追求其想要达到的社会效果而不顾法律未定性的结果进行传播和宣传, 这不仅误导受众视听, 妨碍司法公正, 更重要的是对当事人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0多年前涉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刘涌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2001年1月9日, 在一审公开宣判之前, 新华社就发表了《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电讯稿, 随后4月25日, 又播发《“黑道霸主”刘涌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电讯稿。许多媒体都纷纷转载这两篇电讯稿,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二审判决之后最高法院再审判之前, 有关媒体报道了刘涌二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消息, 随即在互联网上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很多网民发表热评质疑法院的判决。短短数天内, 即有两千多人跟帖, 社会上掀起了对此的质疑和种种猜测之风。而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再判决的结果是判处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从刘涌案可以看到媒体将舆论监督的权利运用的淋漓尽致。众多媒体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将刘涌描绘成一个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罪犯。尤其是在刘涌被判死缓的阶段, 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报道。在媒介舆论引导下, 民意很可能被引入一个非理性的轨道。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刘涌很可能死的并不冤枉, 但是他的死亡之路上却掺杂了太多法律之外的东西。”此外, 深圳的梁丽案, 杭州飙车案, 孙伟铭案, “我爸是李刚”案等等都无不显示出新闻媒介舆论对司法造成的压力和影响。
然而《宪法》规定了新闻自由, 并且媒介具有舆论监督的话语权。那么作为当下最富影响力的媒介之一——报纸, 如何区别和划分媒介正当的话语权和过度监督呢?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新闻自由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法律的规范内活动, 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所以, 新闻自由最基本的前提是不得违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国家宪法、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规定范围内, 新闻媒体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报道计划,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政策宣传、典型报道、普法教育和舆论监督, 但不允许发表于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议论和观点, 否则就是一种违纪行为, 就会受到法律和法规的制裁。因此, 舆论监督并不是媒体审判。新闻舆论监督无碍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媒体无所作为。媒体报道的意义在于将一些群众关心的案件公之于众, 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同时也告诫法官:众目睽睽, 请谨慎行事, 公正办案, 客观上起到督促法官依法及时、准确断案作用。
新闻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媒体人的工作是要把真实的事件呈现给受众,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了解, 起到教育民众、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而出现“媒介审判”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 部分媒体人没有实事求是的恪守真实性原则, 掺入个人主观色彩和想当然的判断等导致了过度的监督。因此, 划分监督和过分监督最根本的方法是考量媒介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导致“媒介审判”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首先是我国现有的在新闻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备, 对新闻媒体的合法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在这个信息高速流转的时代, 新闻媒体所报道出的消息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 甚至是无法控制的舆论浪潮。对于司法案件这一倍受关注的报道, 更容易把握不住尺度, 从而导致“媒介审判”。其次是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 部分新闻工作者没有足够过硬的业务素质, 没有遵守最重要的真实性原则。一方面新闻从业人员对一些专业知识缺乏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精熟明晰的判断力, 采访不深入, 偏听偏信, 信息不全, 或者断章取义等等就妄自为事件做了定性。还有职业道德问题, 新闻从业者被人们冠做“无冕之王”, 但是近几年的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现象屡见不鲜, 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 有6家媒体竟然收了“封口费”, 充耳不闻, 拒不报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面对这一现象如何解决呢?首先, 是针对相关法律法规尚有欠缺方面做出调整, 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其次是司法部门对案件须进行公开审理, 让公民有知情权。面对媒介失真的报道, 政府应该及时修正偏差, 以正确的声音引导正确的舆论。第三, 媒介的自律, 包括行业自律, 各新闻媒体自律和新闻从业者自律。[3]其一, 媒体和记者必须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二, 所报道的内容必须是合法, 不得侵害法律规定的他人的权利。其三, 增强纪律观念, 严守新闻纪律。其四, 增强道德观念, 加强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第四, 媒介的他律。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的同时, 也必须接受监督。纪律惩戒与法律制裁是新闻他律的主要内容, 也是规范新闻活动的有力措施。在中国, 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和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活动, 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也不例外。此外, 新闻媒体之间和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人民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大众的崛起, 民众素质的提高, 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大众媒介成为一种构建社会的主动和主导性力量。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力量去迎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而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社会的进程和发展, 那么媒介就失去了它的天然意义。司法与媒介的追求和最终价值是统一的, 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正, 那么媒介就要懂得如何能帮助司法公正公开, 又不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相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自律和他律, 为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 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但由于缺少相应完备和健全的法律法规, 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介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过度监督而导致的越俎代庖的“媒介审判”行为。本文就从报纸为出发点, 探讨从媒介的审判看新闻媒体监督的自律和他律。
关键词：媒介审判,新闻监督,媒介自律,媒介他律
参考文献
[1][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242575.htm.
[2]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介的身份危机和重建[M].第24页.
新闻审判 篇6
一、中、美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冲突的主要情形
1.我国《刑法》中涉及通过各种形式, 包括言论、文字、影音等各种表达方式, 达到危害国家领土安全、政权稳定、社会稳定或民族团结的罪名主要有6项, 其中的3项属于通过煽动手段犯罪, 它与表达自由的联系最为紧密, 另外3项属于非法持有、泄露国家秘密范畴, 除了1条罪名不一定存在着传播或表达行为, 另2项罪名都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传播行为, 与表达自由中的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113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 其中第103、105条与表达自由联系紧密, 这两条罪名属于通过煽动手段以达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类别犯罪目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的, 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 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劳动纪律,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对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1条、282条、398条对保守国家秘密做出了相关的罪名规定。
3.美国的法律体系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同, 中国属于大陆法体系, 而美国属于海洋法系, 前者是成文法, 后者是判例法, 因此前者可以明确、清晰地罗列出条文形式的法律, 但美国的海洋法系则需要在少量条文法律的指导下, 依靠同样或类似的判例和相关司法原则作为依据, 所以判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分析美国的法律时必须结合判例分析才更加合理。美国的“表达自由侵犯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和罪名主要有3个。
(1) 泄露国家秘密信息:阿桑奇案。美国人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解密网站, 从2006年开始披露全球包括政府、商业组织、宗教组织在内的秘密文件, 包括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射杀平民、美国关塔那摩囚犯遭非法关押等。2010年10月, 由于阿桑奇再次公布近40万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面临着美国司法部援引《反间谍法》以危害海外士兵安全, 危害国家外交安全和泄露国家机密文件等罪名进行的指控, 但由于阿桑奇身在海外, 终因引渡和法律冲突问题至今未果。
(2) 公开宣传反对政府政策的言论:申克案。1919年一战期间, “申克案”主角查尔斯·申克身为美国社会主义党书记, 与党员大量印发反战、反对征兵制度的传单, 号召美国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 拒绝征兵制。这一案件最后经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 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 申克等人的言论和行为因“国家实际安全需要而予以限制。”[3]
(3) 反对现有政府的煽动性言论:丹尼斯案。1951年, 丹尼斯等11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由于“鼓吹暴力推翻联邦政府”[4], 被认为是在鼓吹、煽动他人以阶级革命形式推翻现有政权, 而非正常“讨论共产主义”, 被认为“违反《史密斯法》所保护的政府和国家安全”[5], 最终被判有罪, 这与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有关。
实际上, 由于美国海洋法系的特点, 在许多情况下, 公民的言论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缺少具体的条文解释, 因此在许多具体案件中需要法官根据以往相关判例、相关司法原则进行见仁见智的判断。上述案例都十分具有代表性, 第一是因为能够具体反映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这一对典型矛盾, 第二是因为此类案例都对美国的司法历程和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则是美国司法体系从这些案例所总结出的一些司法原则, 成为后来美国法官重要的判断准则。
二、中、美对表达自由侵犯国家安全相关罪行的司法审判标准
1.中国成文法下的司法衡量
由于中国成文法的特点, 使得中国法官在审判时往往有章可循, 能够依照已有法律条文进行定罪定量判断工作。实际上, 中国司法审判对各项罪名的审判标准被涵盖在各项法律条文当中, 如《刑法》“【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由于具体情况复杂多变, 法律条文不可能将所有可能发生的犯罪情况一一写出, 因此需要法官进行一些主观上的自我把握, 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中, “煽动”, “情节严重”, “情节特别严重”这些标准, 就需要由法官来进行主观判断了, 其中的罪名也大都如此。
2.美国“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
根据上述“泄露国家秘密信息”“公开宣传反对政府政策的言论”“反对现有政府的煽动性言论”3项美国有关表达自由侵犯国家安全罪行中, 一般犯罪嫌疑人往往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的保护伞。众所周知, 美国十分注重对公民表达自由的保护, 因此美国司法部往往不得不打出“侵犯国家安全”的牌来迫使表达自由让步。根据美国判例法的特点, 美国法院根据以往的重大典型判例, 总结出了一项实用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司法原则, 以在“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这一对矛盾中进行衡量。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司法原则源于前面所提到的1919年美国申克案, 在此案中“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开创了衡量表达自由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司法衡量准则的先河, 在著名的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中, 这一司法原则被《纽约时报》用以维护自己的出版自由, 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1969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莱登堡案”中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正式确立的原则是:“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违法是指煽动或激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 并有可能煽动或激起这样的行动, 否则联邦宪法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 不允许各州禁止或剥夺这样的鼓吹。”[6]这意味着, 只有当公民的煽动性言论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破坏性, 并且目的在于将之付诸于实践的时候, 美国法院才会认定这样的表达自由应当受到限制。
三、中、美司法面对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冲突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中、美司法体系面对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冲突时的抉择有许多不同, 中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严格的保密措施, 美国具备操作性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司法标准, 但有些区别是由于中、美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法律体系不同而造成的, 这样的背景在对两套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和借鉴时必须要考虑到, 不应该思考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借鉴, 因此本文只对较具备可操作性的法律特点进行对比。
1.中、美司法审判的共同之处
(1) 美国的集体判决与中国的审判委员会
众所周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名最高大法官, 当遇上重大疑难案件的时候, 由9名大法官共同公开投票进行审判。在1971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 9名大法官便以各自写陈述书的形式来进行判决, 最终以5:4的一票之差判决《纽约时报》胜诉。在我国, 各级人民法院也有审判委员会, 这是各级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审判委员会最低3人, 也可以由其他单数数量人员组成。
(2) 国家安全重于表达自由
根据美国“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司法原则, 当公民或组织的言论被证实会直接危害到国家安全、对国家造成威胁时, 显然是不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之内的, 在2012年美国司法部声称要起诉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事件中, 美国司法部便以阿桑奇所泄密的资料有可能严重威胁到阿富汗美国士兵的生命安全作为一项十分有力的支持论据, 以反对阿桑奇的表达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观点。而在我国, 情况也大抵相同, 公民在行使表达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行使承担不得泄露国家秘密等义务, 否则表达自由便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2.中、美司法审判的不同之处
(1) 中国的国家安全内涵更广
根据前面所述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7项罪名中, 包括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煽动民族歧视、煽动民族分裂、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等, 这些罪行都被涵盖在表达自由侵犯国家安全的范畴内。相比之下, 美国认为的“表达自由侵犯国家安全”的内涵更狭义, 例如煽动民族歧视、煽动民族分裂、煽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在其列, 除非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其煽动言论即将对联邦政府、国家安全造成实质性的危险。
(2) 中国法律对“煽动”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
在上述4项涉及煽动性的罪名中, 都没有对“煽动”一词进行司法解释, 因此法院对是否构成“煽动行为”需要进行主观判断, 但有时候这样的判断并不一定是合理的, “陈平福案”时, 公众和媒体支持陈平福的舆论焦点之一便是反对陈平福构成了“煽动行为”。因此, 司法部门对“煽动”一词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 可以帮助法院进行定罪量刑工作时有着更清晰和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 以求审判客观, 这在中国的成文法体系下是非常重要的。
(3)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缺乏法律依据
尽管美国国会在1940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 但实际上美国的1940《国家安全法》中的条文大多是有关美国各国防部门的职能、行政要求的规定, 并且美国的司法解释权是在联邦最高法院手中, 国会并不具备司法解释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缺乏对“国家安全”概念的法律条文解释, 因此美国事关“国家安全”的概念要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由于对“国家安全”缺乏统一的司法解释标准, 使得美国司法部试图起诉阿桑奇时引起美国大量媒体和民众的争议。
四、对我国新闻立法工作的启示
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新闻法, 因此当媒体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时, 往往会依据表达自由的法律条文。出台一部新闻法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期待的事, 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在法律上对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的具体保障, 也能为新闻工作者设置法律警戒线, 避免在新闻工作中发生越权越界行为。通过中、美面对“表达自由与国家冲突”的司法审判分析, 对我国新闻立法工作有以下几点启示:
1.对“煽动”一词进行司法解释。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对“煽动”一词缺乏司法解释, 因此在对煽动性罪行进行判定时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容易出现不同的审判员有不同的审判标准和结果的现象, 因此对“煽动”一词进行司法解释, 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一司法解释可以参考美国“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司法原则。
2.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媒体报道范围进行界定。为了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侵犯国家安全, 应对媒体的报道范围进行界定, 一方面可以避免相关政府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不公开政务信息, 另一方面可以明确媒体可报道的范围, 避免因缺乏法律依据的缘故而在无意中侵犯国家安全。
3.处理好与《刑法》、《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当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侵犯到国家安全时, 法官一般会倾向于维护国家安全, 因此我国在进行新闻立法时应当考量这一司法原则, 避免因对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过度维护而造成与《刑法》等相关法律的冲突, 给司法审判造成新的困扰。
4.对“表达自由”提供具体法律保护。目前, 我国法律体系缺乏对“表达自由”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 当公民或媒体表达自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 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提供保护, 只有宪法第35条可以援引为依据, 但这样的原则性法律依据一般不足以提供可操作性较强、有章可循的保护, 因此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 更有利于公民和媒体维护自己的表达权利。
五、结语
在公民的表达方式以网络技术为依托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如微博拥有上千万粉丝的明星用户、博客点击率动辄数十万的名人,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舆论领袖。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公民正在改变以往“魔弹论”的被动接受信息的处境, 开始参与到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行使公民权利的队列中来, 如反对强拆政策的李承鹏等。但在任何一个国家与政权中, 表达自由的权利必定不是毫无限制的,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已经是社会共识, 公民的表达自由如果侵犯了国家安全, 必然要遭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 通过对比中国与美国面对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冲突中司法审判的特点和操作过程, 可见中国法律体系的详尽是美国无法达到的, 这在保护我国国家秘密信息和维护国家政权、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反观美国“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司法原则的可操作性以及对表达自由更宽限度的保护, 值得中国在对“煽动”标准进行司法解释时进行借鉴, 可以更大限度地避免因法官的主观因素而造成对公民的误判, 同时也可以给公民和媒体提供“表达自由”具体的法律保护, 避免公民因害怕触犯“煽动性”罪名而不敢发表个人的意见、言论, 造成一种畏法禁言的现象, 这样的保护, 需要一部具体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出台一部新闻法, 这是中国新闻界乃至社会舆论的呼吁, 是仍需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菲, 高循理;《表达自由初探》[J];《社会与法制》;2008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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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篇7
海瑞, 字汝贤, 又字国开, 号刚峰, 称为刚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但由于父亲很早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其成人, 海瑞对广大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从嘉靖后期经隆庆时期到万历前期一直在朝为官, 曾先后担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应天巡抚和都御史等职务。世人对海瑞评价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 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
二、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海瑞一生中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推崇为清官, 得到了人民的称颂。明代以来的民间公案小说如《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和《海公小红袍》等, 戏剧《德政坊》, 曲艺《白玉亭》等都对他的事迹有所记录。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 严格执法, 一视同仁
海瑞一生正直, 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条规。对待贪污犯罪, 他主张要严格实行太祖时期的酷法。《明大诰》中规定处罚贪官污吏应施用重刑: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均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他严格要求遵守该法律, 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打击贪污官吏。在巡抚任上, 海瑞制订的《督抚条约》中就规定禁止迎送, 食费不超过三钱等等, 并在所治各府县公开宣布:“并一应本院行事, 敢有一事一字不遵, 一时一刻迟误者, 本院决不轻贷。”
为了严格依照律法办事, 保障执法公正, 他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反应海瑞的执法思想吸收了法家的观点, 主张小民与官吏犯法同罪。在《赠史方斋升浙藩大而参序》中, 他就宣称“惟法所至, 则小民同公, 不土故异”。如海瑞在任兴国知县时, 退休尚书张鏊的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买木材, 欺诈百姓, 海瑞不畏权贵, 将两人依法治罪。
(二) 注重礼义, 教化百姓
尽管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严格执法,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经典教育的举人, 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海瑞强调尊尊卑卑等儒家经典思想, 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风俗日薄, 人心不善, 诉讼增多, 就是因为缺乏教化。他指出官员办案缺乏教化百姓之心, 只知道“上司每以未完责下, 下司维求完事以避责。感化之意微, 了事之情切”。因此, 海瑞设置里长老人一职时, 就要求做到“每遇里老人, 谕令劝各人户有子弟令就学, 为僉选社学师”。
同时, 海瑞在《教官参评》中要求掌管一邑教学的教官讲述儒家经书, “应将经、子、史诸集, 与群弟子朝夕讲习, 月日会课, 切磋琢磨, 使之义理明而心性醇”。这样, 百姓受到教化, 民风自然提高, 才能会减少繁诉和诬告。
(三) 重视证据
海瑞判案注重证据的取得, 不随意断案。他经常检验尸身, 进行逻辑推理, 以便做到公正断案, 不冤枉无辜的人。这种断案原则, 在他的人命参语中有体现。如在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该县有一百姓胡胜荣, 和兄弟胡胜祖、胡胜佑等与邵时重争夺一山。某日胡胜祖因病猝死, 而胡胜荣则谎称兄长是邵时重打死。为了防止检验尸体的时候露馅, 胡胜荣买了硃料涂抹在胡胜祖的身上, 并用火炽。但是海瑞仔细地检验了尸身, 发现被殴打之处的颜色不同, 从而查明真相。他的经验是:“凡人被打伤死, 其血凝聚, 多是隐隐骨中, 微见于外。重则血晕紫红, 谓之紫则兼带黑色, 轻则红色淡红色”。但是胡胜祖身上的红却太过于明显, 在阴暗之天都可见, 而且“后用瓷瓦刮之, 红去无踪”。由此可见, 这是骗术。
(四) 依据情理断案
海瑞判案效率很高, 一般不会拖延。对他而言, 明确的案件只要“两造具备, 五听三讯, 狱情亦非难明也”。而且, “昭明者十之六七, 两可难决亦十之二三也”。他判案首先是靠直觉, 所有诉讼, 十之六七, 都可立即判定, 只有少数疑案才有待斟酌。
处理疑难案件, 他推崇古代的“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与其失善, 宁其利淫”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自己斟酌的标准, 即“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 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 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 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宦, 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 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依据这一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 海瑞要求遵守长幼观念, 兄伯高于弟侄;他赞赏正直的人, 认为愚直高于刁顽;他宁可屈乡宦也不屈小民,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百姓的利益。不难看出, 他的这一断案原则遵循的是儒家思想。
(五) 重视人命案件, 区别故意杀人和误杀
海瑞注重人命案件的审理, 他要求“今后府县有告人命, 速拘众证审问。狱贵初词, 稍迟而设计装词, 不可信矣。况人命, 狱之重者乎”!同时, 他对故意杀人和误杀区别对待。在淳安县时期, 他书写的《邵守愚人命参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件。邵守愚和弟弟邵守正共同继承祖上传下来的一口池塘, 轮流在池中养鱼。守愚养鱼的那年, 池塘经常发生偷盗案。一晚, 邵守正约了一名叫程週的人一起去池塘偷鱼, 而当日邵守愚则带着长矛去守池塘。结果, 守愚看到贼的背影, 不由分说, 用长矛连刺六下, 杀死了弟弟守正, 守正惨叫一声而亡。判案的知县认为,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兄弟之间有仇, 否则不可能连刺六下。如果按此判决, 守愚则依“同居卑幼引他人盗己家财物, 有杀伤者, 依杀缌麻弟律绞论”。但是, 海瑞认为此为误杀, “其连戳六鎗者, 盖亦未知其死与未死, 多戳可据, 亦势所必至也。”而且在深夜, 弟弟来盗, 是守愚所没意料到的, “不能就一痛声而辨其为兄弟他人”。
(六) 规定常例, 禁诬以止诉
海瑞为了达到止诉目的, 规定了常例。第一, 规定判官要规范书写判书, 防止官员随意判案。他指出“刑部供案情节不遗, 词极简短”, 而且“每铺叙许多无用说话, 遂致吏书得以暗藏字面, 出入罪人, 官不能究”。因此, 海瑞主张“当止却官所判断语为供, 不用书手”, 这样才能防止官吏奸诈。第二, 规定官府少翻案。“县之判曰某曲也, 府翻焉”。如此, 官府判决有执行力, 不会让百姓轻易认为上诉就有赢诉的可能性。第三, 指出四六之分诉讼办法是错误的。四六之分是指“与原告以六分理,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如此一来, 原告与被告, 对与错之间的曲直相差不远, 很容易反复。海瑞同时提出, 要想止诉, 必须禁止诬告。诬告之坏“不知矜此一人, 坏千万人, 不能治一人之诬, 必召千万人之诉”。官吏必须注意“凡民间小诉, 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若果无情尽辞, 虽小必治。甚则监之枷之, 百端苦之”。特别是对于人命案件要严格调查, 防止诬陷。他认为对诬告人命案件的人处罚过轻, 提出要用重典, “明系图赖者不可不加重刑, 以儆后也。须严审干证, 系真实后可检验。”同时, 在《督抚条约》中明确提出“诬告必加重刑……人命至重, 诬人以人命亦至重, 均之不可轻视也”。
三、结语
海瑞作为一名正直的官员, 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颇有争议的评价, 但他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功绩是很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难免有局限之处。正如黄仁宇所言, “海瑞的一生经历, 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 个人道德之长, 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参考文献
[1]陈义钟.海瑞集 (上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增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论审判组织与审判权运行 篇8
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同时享有审判权和行政权两种性质的权力。审判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属于专业权力,行使主体主要是从事司法决策的审判组织(独任制或合议庭)。行政权力则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指令,权力主体主要是从事行政决策的审判、管理人员和执行指令的行政人员,发布整体行政决策或执行具体指令。
法院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造成法院的结构异质性:审判组织的平权性和行政结构的科层性[1]。从法院审判权的专业定位来看,独任法官、合议庭到法院审判委员会等之间是平权性结构,审判人员在审判事务上具有独立性,忠于专业知识、信守专业操守,依据专业决定、实现其专业职责。而从其行政权力角度分析,法院内的行政结构体现为从院长到庭、处、室负责人及行政人员的一个直线等级结构,行政活动正确与否的判断权属于上级。行政人员要忠于组织,在执行任务上,服从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行政是为了维系法院组织、服务于审判活动实现的目标而存在的,所以法院行政人员受到来自审判以及行政的双重指令和控制。审判权要求相互独立,行政权要求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存在。如何安排这两种权力,使之融洽地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是法院得以高效、高质运行所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独任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以合议制审理为原则,独任制审理为补充的模式。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如下:1.独任制只能适用于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及一般非讼案件。2.独任制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不得采用独任制审理案件。3.独任制只适用于审理一审民事案件。4.适用独任制组织形式,只能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独任审判。
(二)独任制的利弊分析
相对于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庭来说,适用独任审判有很多益处:一是程序简单,人力、物力及时间的花费少;二是明确了独任法官对庭审活动的操控和对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独任法官拥有足以完成各种审判活动的全部职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法官的积极性;三是责任追究制落实到个人,增强了独任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意识。权责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法院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
与此有利因素相对应的是,不论从权利限制还是智慧结合角度出发,独任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出现权力滥用和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以追求诉讼的效率来牺牲诉讼的公平和公正,无限制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并不值得推介。
三、合议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合议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议庭审理案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名为合议、实为独任,一人办案、三人署名等违反合议制立法精神的做法,即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决策的表象下是案件承办人一人唱“独角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承办人的强大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承办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实质性审理活动,包括庭审前阅读案件材料提纲,从事必要的调查、询问工作,指导书记员送达诉讼文书及开展各种审前准备工作;2.庭审时主持庭审工作,庭审后制作审结报告、判决书等各种文书。承办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在合议庭内存在相对最大的权威和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习惯上承办人负责提出初步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最熟悉案情并且在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以承办人为责任主体。这种运作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缺乏严格的评议规则,尤其是缺乏细化的评议内容和操作性强的评议程序。合议庭的评议方式主要是围绕主审人的审理报告来进行,由于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一般是在主审人的主导下进行评议,导致主审人的意见对合议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是在评议之后裁判文书制作这一环节中,从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的理由甚至主文的表述,事实上都是主审法官一个人思考的结果,合议庭的集体意志和智慧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三是有时会出现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与评议结果不一致的情形。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认定事实与裁判理由之间也常常出现脱节或相互矛盾的情形。
四是责任追究难于落实。由于普遍实行承办人负责制,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缺乏关注,评议缺乏针对性。案件质量出现问题时又由于案件是由于合议庭评议,承办人责任又得以减轻。
(三)新合议制度构想
1. 明确合议庭评议的对象和范围。
将裁判文书也作为合议庭评议决定的对象。评议前主办人应做评议准备,应当提前一天将以下案件材料提交合议庭其他成员:裁判文书初稿(附有援引的法律、法规);案件审理情况的说明(包括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需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的部分)。
2. 规范合议庭评议程序
主办人向合议庭陈述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后,由合议庭成员就此分别发表评议意见。评议的主要内容是:评价案件的审理流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否恰当,是否存在遗漏,是否应当将需要说明的问题直接写进裁判文书中[3]。合议庭针对主办人的汇报,按照评议范围和内容的要求对案件主体是否适格、所定案由是否正确、庭审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诉讼请求、诉辩的事实和理由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裁判的理由是否充分、透彻,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判文书主文是否明确具体、完整全面,是否具备可执行性,以及是否有遗漏事项、文书格式是否规范等等进行逐项评议。评议后,由审判长归纳结论性意见。
四、陪审制度与审判权运行
(一)陪审员制度运作中的问题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的法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起进行审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得以重视。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新的生机。但是,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 陪审员选任“人民性”不足。
首先,学历上的限制。《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学历层次要求较高,法院亦强调陪审员的学历层次,并以此作为选任工作的成绩予以肯定。虽然为了保障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对于陪审员的学历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不可,但是既然陪审员从社会普通群体中产生,就应该体现社会普通民众的学历程度,高学历人群通常并不能体现社会的多数意见。其次,职业的限制。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民陪审员并没有职业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法院往往更偏好公务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4]。这也和陪审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不利于从多角度对案件作出审理和判断,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2. 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数量不均衡。
我国在确定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时,多数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导致一些法院将陪审任务固定交给少数陪审员,部分陪审员陪审案件过多。如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除了能够弥补审判资源不足外,其自身价值将难以实现[5]。《决定》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这种做法相对公正也能大致保障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均衡性,但是由于陪审员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时候效果并不理想。
3.“陪而不审”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一旦涉及到专业性较强的陪审案件,人民陪审员囿于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的限制,难以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在作出判决时,人民陪审员往往折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没有体现陪审员的补充价值。对人民陪审员而言,独立适用法律较为困难,但事实认定主要依靠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人民陪审员较之职业法官具有优势。因此,应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运用陪审员的经验补充法官知识的不足。法律适用权则完全交由法官行使,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制定,由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执行,已体现了实质的民主,且由具备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官去适用法律更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体现司法公正。
(二)完善陪审员制度的途径
1. 落实陪审员的审判权
首先要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富有正义感,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这是提高陪审质量的重要基础;其次要使选任的陪审员切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作一名陪审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就是法院要在执行上提供保障,法官在开庭前要提供卷宗给陪审员查阅,庭审中要让陪审员主动介入,合议时尊重和考虑陪审员意见,让陪审员充分行使审判权,不断提高陪审质量。
2. 建立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制度
为了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让法更透明,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在讨论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时,特别是在合议庭合议时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员间存在不同意见,审委会对该案进行研究时,应当邀请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让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观点说明,如他们的观点成立,必须采纳,发挥人民陪审员的职能作用。通过参加案件的讨论,使人民陪审员从中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并且能更全面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
3. 尽快落实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又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这些条文对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已作了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定,但规定不等于执行,尽快落实这些规定,才是当务之急,人民陪审员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陪审工作中。
摘要：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关键词：审判组织,审判权,行政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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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国庆．构建合议庭评议制度思考．人民司法．2006，(1)：28．
[4]李飞坤．人民陪审员主体资格相关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7，(1)：69．
新闻审判 篇9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