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审判（共8篇）
媒介审判 篇1
一、前言
所谓媒介审判, 是指在司法未对案件判断时, 新闻媒介就已经对案件作出判断, 同时, 对涉案人员进行定罪、定性的判断。实际上, 媒介审判的主观性比较强, 缺少判断的客观性、科学性, 会导致法治原则受到影响、司法权威受到侵害。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发展, 媒介审判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并呈现出了新的媒介审判特点。
二、网络媒介审判的成因
(一) 网络匿名性与“把关人”缺失
与现实生活不同, 网络世界属于虚拟世界,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 网民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看法、建议等, 而且还可以利用匿名来发表, 这就会导致网民在发表言论的过程中, 不考虑言论的后果, 直接发表。在现实世界中, 对于一些小的分歧, 人们会选择隐忍或者不在乎的态度, 不过在网络世界中, 因为不用承担后果, 这些小的分歧就会被放大, 进而直接发泄自己的不满, 甚至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委屈之后, 在网络中发泄自己的不满。同时, 匿名性会让很多网民的安全感增强。因此, 在表达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时, 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这就导致一些不负责任言论的出现, 由此, 就产生了网络媒介审判。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 会存在“把关人”这个角色, 在进行传播之前, 对信息进行审核, 只有符合的信息才能传播出去, 传统媒介中, “把关人”的角色多由编辑、记者来承担, 也有可能是传统的媒介组织, 通过筛选和过滤之后, 将规范的信息传播出去。尽管“把关人”在把关的过程中会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但是, 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是可以得到有效保证的, 但是在网络环境中, “把关人”的角色并不存在, 这导致一些不负责任、偏激的网络言论流传于网络中, 导致网络媒介审判的产生。[1]
(二) 网民媒介素养比较低
在网民数量急剧增多的背景下, 网民的素质与道德品质越来越参差不齐。再加上网络环境下, 信息量越来越大, 这导致很多虚假信息掺杂其中, 网民在浏览信息的过程中, 需要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 然而, 由于网民的媒介素质比较差。因此, 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网民盲目跟风, 并且在针对某个事件发表言论时, 过分感性, 这样一来, 媒介审判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效应, 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2]传统媒介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 然而在网络环境下, 这种引导力量明显不足, 进而导致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网络媒介审判的特点
(一) 媒介审判随意化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会自觉的规范自身的行为, 从而符合对自身角色和身份的定位。但是在网络环境中, 人们本身就具备很强的随意性, 再加上匿名性的存在, 使人们的网络行为变得无限制性。当案件发生时, 人们就可以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做出一定的判断, 甚至有些人会借此来发泄自身的不满, 这样一来, 媒介审判的随意化变得越来越严重。网民在对新闻事件发表看法时, 很少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更多的是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 或者盲目的跟随某一种观点, 这样一来, 任何正面的解释和辩驳都不会起到作用, 由此导致网民媒介审判出现了偏差, 逐渐地走向了偏激化的方向。网络具备非常强的开放性, 在网络中, 发布权不再只是媒体的权利, 网民也可以发布相关的信息, 这削弱了网络媒体“把关人”的作用, 从而导致网络舆论失范。
(二) 媒介审判主体多元化
在网络环境下, 传播者不再只是网络媒体, 任何一个个人或组织都可以是传播者, 他们在进行信息传播时, 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由此一来, 媒介审判中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多。[3]传统的媒体在进行媒介审判时, 更多的是由媒体人员进行控制, 大众的看法和建议并不完全被采纳, 但是在网络媒体中, 原有的媒介审判模式被打破, 在媒介审判中, 汇集了越来越多的网民, 而且, 网民参与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超链接是网络媒体的一大特色, 据此, 新闻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这也促使媒介审判形成的速度加快, 并且吸引大量的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由于数量众多, 媒介审判所具备的影响力就更大。
(三) 与传播媒介审判紧密互动
对于新闻案件的报道来说, 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权威性、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因此, 网络媒体在进行同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时, 会转载传统媒体的稿件或视频, 从而有效地提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4]网络媒体在进行转载时, 会综合多家传统媒体的新闻案件信息, 从而全面地将新闻事件展示在受众面前, 在新闻事件传播的过程中, 就会逐渐形成一定的媒介审判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媒体会对网络媒介审判进行密切的关注, 以便于适时地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 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由此看来, 传统媒介审判与网络媒介审判之间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 实现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
四、结论
在网络媒体发展的过程中, 网络媒介审判随之形成,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特殊性、匿名性等特点, 导致很多网民在针对新闻案件发表自身的言论时, 不考虑言论的后果, 进而导致一些偏激的言论出现, 最终形成负面的媒介审判, 影响司法审判的正常进行。为了避免网络媒介审判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提升网络媒体的防范意识, 增强网络媒体“把关人”的作用, 对网民的言论进行适时的引导, 同时, 还需要提升网民的媒介素质, 从而建立起良好的、规范的网络环境, 避免发生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审判权威的现象。
摘要：随着网络快速的发展, 网络媒体产生并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网民数量不断增多的前提下, 网民所形成的呼声与力量也越来越大, 由此, 媒介审判出现了新发展, 变为网络媒介审判。现今, 社会各界对网络媒介审判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关注, 在本文中, 对网络媒介审判的成因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网络,媒介审判,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语嘉.新媒体背景下我国的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研究[J].科技传播, 2015 (01) :227-229.
[2]黄茜.我国“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及防范策略[J].今传媒, 2012 (02) :31-33.
[3]时潇锐.网络媒体环境下媒介审判的新特征——以药家鑫案与李天一苏楠案为例[J].东南传播, 2012 (07) :79-80.
[4]徐梦瑶.从传统“媒介审判”到网络“媒介审判”[J].东南传播, 2015 (05) :92-94.
由“媒介审判”困境带来的思考 篇2
关键词：媒介审判 角色定位 负面影响 困境思考
近年来，依法治国越来越深入人心。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界也应时而动，加强了法制新闻的报道和司法领域的舆论监督。从新闻价值层面来说，法制新闻的重要性、趣味性、接近性等特征，满足了受众猎奇求趣以及追求安全的心理欲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在司法中还缺乏对这种监督权的监督、媒体的商业利益驱使等众多原因，由此也产生一些与法治原则相悖的现象，媒介审判就是其中之一。
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一问题呢？本文拟从媒介审判的发展历程、期间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预防或者减少这一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与思考。
一、媒介审判的产生和历史渊源
（一）媒介审判的历史渊源
媒介审判也称报刊审判，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黄色新闻”时期。“黄色新闻”是一种品质低劣、没有灵魂的新闻，它不但不能主持社会正义，传播准确的信息，反而编制谎言、腐蚀人的灵魂。这类报纸编织谎言，是因为说谎有利可图。他们投一部分道德败坏的人的所好，在报道中掺杂了过多的媒体意见，形成了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对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使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二）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越位或错位的表现
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具有报道新闻、引导舆论、刊播广告、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等职能，它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决功能。而有些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常常越位，扮演不该扮演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就是说，有些媒体常常发生角色错位现象。
媒介审判中被报道的对象一般是民愤极大、影响甚广的“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故媒体在事实的选取上难免片面和夸张。由于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一些媒体对此类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事件趋之若骛，对事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比如，药家鑫案件正反映了媒体角色越位的现象。从事件发生到药家鑫被判处死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公众对这件事情的讨论没有停止过，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也没有停止过。在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中，媒体一直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报道，尤其是各大媒体在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报道、转载药家鑫是“富二代”、“军二代”的猜测，对民众要求处死药家鑫的言论进行报道。这就在媒体和民众之间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媒体的报道在无意识之中催化着民意的愤怒，而民意的愤怒又进一步为媒体提供了报道的素材。如此一来，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或所谓“民意”的压力，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
（三）新闻行业的激烈竞争、市场的导向使得媒体热衷于此
在司法事件中，“富二代”、“官二代”利用父辈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逃避法律的事件屡见不鲜，导致公众与公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金柱案虽发生于多年以前，但至今仍被众多学者当作媒介审判的例证。在众口一词的喊杀声中，张金柱的辩解显得纤弱无力。而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受众，便跟愤怒的民众站到了同一战线上，在无形中发挥了媒介审判的功能。
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诞生后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导致新闻行业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我国实行的“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二元管理体制，更使媒体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争夺受众，有时候媒体甚至会违背一贯坚持的原则，不是做真实的新闻，而是做符合公众要求的新闻，以此来吸引眼球，获得“注意力资源”。
二、媒体监督不同于媒介审判
媒体监督不是媒介审判，只有带有媒体主观评判色彩的监督才会成为媒介审判。因此，我们呼吁要减少的是媒介审判而不是正当的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和媒介审判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二者不能等同。首先，媒介审判局限于新闻媒体对司法领域的监督范畴，而媒体监督则是无处不在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非有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媒体都能够予以报道，从而实现媒体监督的功能和传播效果。其次，媒介审判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媒介本无审判权利，其先于司法对案件作出的判断会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其行为本身构成了对法院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公民权的双重侵犯。而媒体监督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一项职能，即媒体借助自身的合法权利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是媒体的积极作用之一。但是，媒介监督和媒介审判又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同在司法领域时，当我们将媒体监督放在司法领域看待时，媒介审判很容易被看作是司法领域的媒体监督，而实质上，媒介审判只是媒体监督在司法领域不适当应用的结果。
媒体监督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媒介审判，因此，媒体对司法领域的监督报道一定要严格把关，防止生成媒介审判。
三、媒介审判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媒介审判是对司法公正性和独立性的干扰
新闻媒体赋有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责，可以从新闻报道角度对新闻媒体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要途径或方法做出以下概括：第一，让事实说话——报道应该报道的事实。第二，用事实说话——新闻媒体不只是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还要评论事实，发表意见。第三，为事实说话——维护应该维护的利益。
显然在上述案件中，媒体超越自身的职能和角色对其进行是非评判，掀起“群情激愤”的舆论氛围，这无疑会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从而挑战法律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案件发生之后，其犯罪事实已经成立，司法机关只需按照相应的规定对其进行审判和相应处罚，但是因为媒体过分的渲染和报道，导致案件一波三折，影响案件的审理进程。法律的独立和公众不容侵犯，媒体的报道应该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民主与法治建设，而不是一味的推波助澜，与法律背道而驰。
（二）媒介审判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即使是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们有依法接受公正公开审判的义务和获得辩护的权利。媒体抢在司法程序之前对案件结果发表定性定罪的报道，很容易将犯罪嫌疑人置于人民群众的舆论讨伐之中，承受舆论不公正的判决。
司法具有公正性和独立性，而媒体也有其自身必须坚持的原则，尤其是在刑事案件报道中，鉴于事件的严肃性，涉及个人自身权利，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中更应坚持“客观性”、“真实性”原则，不偏不倚，忠实记录。若滥用自己的权力，就会损害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地位，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三）媒介审判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我国新闻法专家魏永征教授在其著文中谈到，媒体是不是会影响司法审判？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不可否认，网络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又不可避免地会对司法独立构成侵犯。媒介审判甚至将司法审判的权利和自身的舆论监督权利的边界模糊化，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
由于媒介审判通常都是站在一个盲目的、非理性的角度上对案件进行大肆渲染，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这就极易发生错判、误判当事人的情况。
四、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
（一）完善媒体报道的相关法律
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法院审案不受上级审判机关、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任何个人的干涉，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所以保证司法独立与公正，势必要保证我们的司法系统不被“偏、热、炒”的舆论信息所左右。媒体在行使其对司法机关判案的监督权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平衡、稳定的司法环境。
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完善媒体监督方面的相关法律，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体监督，又要坚持司法公正性；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大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显然，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司法机关，理应完全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但这种监督应该建立在维护司法公正和尊重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之上。因此，媒体和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应该是到位、补位，不能是越位、错位，应回归正确的司法报道新闻立场。
（二）媒体应明确自身职责与规范
媒体在报道时不得逾越司法程序进行审判预测等报道，更不能单凭媒体的一己好恶和道德标准作“单向度”的炒作，要给法律事件中的双方各自说话的机会，力求达到公正、客观报道。大众传媒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作为媒体进行监督，既不是给司法机关当对立面，也不是替上级机关当“特派员”，而是要在社会与司法部门之间发挥联系、沟通、疏导、协调的纽带作用。
媒体在案件报道时应该遵循新闻职业规范，谨慎评论，尊重独立的司法权，推动司法公正的发展。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又要加强学习，增强法律意识，做一个中立者。
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保持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媒体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体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以恰当的宣传方式、适度的报道分寸进行宣传和报道。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为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新闻工作者应坚守报道的客观原则，不添加个人主观色彩
新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要敢于监督，同时，还要做到善于监督，要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自己只是事实的记录者和转述者，所要做的只是把信息公开，用事实说话，而不能当事实的评论者和审判者。
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博特方格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有什么责任、对谁负责、反映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其职业伦理道德应当是，在传播中体现公正、正义、关怀与善良。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司法案件时，既不要对司法案件盲目作出定性的非理性描述，也不要因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而采取无为的消极态度。
（四）公众应提高舆论素养和法律意识
在媒体制造的“舆论场”中，公众要有理性的判断力，面对案件的嫌疑人，即使他的罪行再严重，公众也不能以民间的道德评判标准来给犯罪嫌疑人定刑。我国是法制国家，应该依据法律办事。民众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案件面前，要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不要被媒体舆论牵着鼻子走。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人治历史的国家，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希望出现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凡的判断能力的清官来维系他们对社会的信心。在现代法制社会里，人治已失去了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但是公众的“清官意识”却并没有因此泯灭，一旦遇到什么事，便到处寻找“包青天”，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常常把目光投向新闻媒体。他们总是希望媒体利用自己舆论监督的权利对司法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审判和裁决。再加上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于是就容易使受众产生“找法官不如找记者”的心理，从而把新闻媒体推到充当“现代包青天”的角色。
解析“媒介审判”现象 篇3
一、“媒介审判”出现的原因所在
(一) 直接原因: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权责不明确, 司法部门无法行使独立审判权。
我国当下的现状是媒体报道舆论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主要途径就是行政途径, 毕竟对于媒体来说, 没有相应的实际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对司法审判造成实质性影响。这样, 它就借助于公众舆论影响力, 从而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样的结果就会造成一个习惯:行政的触及直接导致审判的独自行使。
在我国的法律范围之内, 对于司法独立做了这么一个定义:法院在进行审判时要行使独立权利, 任何外界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然而法官属于多级领导, 既受本部门的领导, 在财政上有依赖于政府部门, 所以说, 法院的机构活动都会与行政部门的活动有一定的联系, 其审判行为也会受制于行政单位。舆论媒体就会抓住这一契机, 依托行政部门作为平台参与到审判中来, , 其结果就是“媒介审判”现象的诞生。
(二) 间接原因:媒体独特的性质和作用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希望媒体单位干预其审判工作:司法部门的具体审判工作都有固定的法律政策作为依据, 并且其工作的保密性和影响力非常强, 一定要保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特别慎重,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 司法部门的审判都不希望媒体介入。除此之外, 在许多情况下媒体的工作会严重影响司法审判工作:对于媒体来说, 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公众的关注。媒体为了让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它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引起外界的注意力, 这样他们就会实现自身利益。
(三) 本质原因:公众意识
首先,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公众在内心有一种趋向于审判的意识形态。在她们的思想当中, 只要是涉及到审判, 就肯定是触犯了法律, 肯定是做了很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那些被控告的人和犯罪的人就是十恶不赦, 道德低下, 自内心已经对他们进了谴责。然而他们缺少相关法律知识, 不能正确认识审判现象。
其次, 群众对司法存有迟疑态度。人们的法律知识少, 意识淡薄, 他们认为只有媒体才会倾向于他们的利益方向。忽视了司法审判是一个法定程序, 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所动摇。
最后, 好奇心和媒体的利益取向使得媒体夸大了审判的事实状况。另外, 媒体没有认清自己的社会位置, 妄下论断。所以说, 究其本质原因, 就是我国群众法律知识缺乏, 法律意识淡薄, 并且许多媒体的职业素质的低下, 使得我国司法审判工作严重受到媒体的影响, 不能实现司法独立。
二、媒介审判现象的应对措施
(一) 提高媒体自律意识
刚才我们在探讨媒介审判的具体现象时, 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许多的单位媒体他们有着自己的目的, 其追求的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使得自己的媒体能够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 并且要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报。因此, 提高媒体单位的自我意识, 规范自身行为。在我国的媒体工作道德准则中指出, 媒体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报道, 不得夸张报道, 不得妄下论断,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得有先入为主的现象发生。一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行使自己的工作职责。
(二) 做好司法监督
司法机关一定要认真听取社会有利的舆论, 不能一味的抵制媒体舆论, 应该认识到舆论的现实意义。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促进公平公正, 可以作如下措施:第一, 提高司法审判工作的内部情况,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聆听审判现场, 使得公众可以了解审判的具体细节, 并且允许媒体对审判情况披露给社会外界, 让外界进行社会监督, 为此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与外界媒体进行交流;第二, 审判机关要通过特殊方式, 鼓励合法舆论监督, 排斥非法报道, 在确保审判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减少舆论的影响。
(三) 把好网络媒介审判入口
如今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广, 凭借网络平台进行媒介审判的现象越来越多, 对审判机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网络审判的重要性和严重性。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许多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不加思考的进行网络审判,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审判形式。因此采取措施迫在眉睫:第一, 网站工作人员必须起到引导作用, 严格控制网络平台, 取精去糟;第二, 通过培训的方式使得群众在看问题时会更具科学性, 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想法妄加论断, 而是会认真思考具体问题, 带着一种负责人的态度进行批判, 使其思想意识更具客观性。
摘要：近年来, 广大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参与了“媒介审判”, 多数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作用认识十分模糊。本文通过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和介绍, 进而再提出相关有利措施来提高媒体自律意识, 同时, 也增强对其法律上的监督力度, 把好网络媒介的宙判入口。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监督
参考文献
[1]刘建华, 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影响之探讨[J], 山东审判, 2004 (2) :59-61.
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探析 篇4
规制“媒介审判”之论争
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以规制, 学界已经有比较多的讨论, 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不应规制“媒介审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应该给“媒介审判”以宽容的态度, 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提这一主张的学者在开始主要是新闻界, 他们认为“媒介审判”不一定会妨碍司法的公正, 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来看, 法院系统未能实现司法独立这一硬伤, 则是导致现阶段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制度原因。媒体的报道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公众可以了解司法审判是否符合自己的公正标准, 是否捍卫着公众的利益。这里的媒体仅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 它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公众对案件的深层判断, 更无法撼动根植于民众心灵深处的法律文化。因此, 指责媒体报道误导公众舆论, 影响甚至导致司法不公正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 特别是诉讼法学学者认为应当“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这两个价值中间更多地鼓励和保障前者” (2) 。综合很多学者的意见, 他们反对对“媒介审判”予以规制, 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 与英美法系中有陪审团负责事实审查的形式不同, 我国是由专业的法官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专业的法官不应该像未受专业训练的陪审员一样受到媒体的影响。其二, 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其三, 在我国, 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 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其四, 在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 公共权力得到公民权利的严格制约, 从长远来看, 新闻自由的充分显见, 有利于司法独立的最终实现。
应规制“媒介审判”。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的是, 很多学者都认为“媒介审判”应予以规制, 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 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专业法官审理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理制度, 但是在心理学领域的成熟研究表明, 法官和普通人一样, 会因为“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一样受到舆论的引导和影响。 (3) 其二, 尽管我国所处的法系不同于英美法系, 但我国诉讼中也是存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 而且我国现在推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理念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 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议》中第二条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就规定, 该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这也与新闻媒体常常过度关注的案件类型不谋而合。使得媒体舆论滥用不但会影响到陪审员的审理工作, 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与媒体乐于关注的案件类型的交集而处于一种较高的程度。所以说, 我国是单纯由法官负责案件审理, 而且法官审理案件可以不受媒体舆论的不良影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4) 其三,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历史。如以美国为例, 在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调整经历了从最初以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司法法》对新闻自由极其广泛的惩罚, 到1831年《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 尽管对藐视法庭罪有所限制, 但法官仍可惩罚“近乎”、“附近的”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再到上世纪中叶以前, 只要案件“审理未结”且法官认为出版物之批评有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即可对其惩罚;直到1941年, 美国才确立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较严格的标准。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调整和培育过程中, 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 美国人首先选择了司法独立。因此, 对于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的观点是站不脚的。其四, “媒介审判”是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滥用, 正是我们所说的“媒介审判”的存在, 使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有了片面性和局限性。此外, 行政权力对司法如此严重的侵蚀少不了媒体的帮助, 如果媒体不借助民众的力量对行政权施压, 行政的力量也不会那么频繁地干预到司法活动中。因此, “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 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其五, 从现实情况来看, 自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到“张金柱案”、“刘涌案”、“蒋艳萍案”, 再到近几年发生的“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 在这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审理过程中, 往往是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媒体的“审判裁决书”已经下达, 一些媒体报道与网民评论互相呼应, 以带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 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压力。如认为梁丽无罪, 胡斌应重判, 邓玉娇系正当防卫, 罗彩霞的受教育权应得到维护。有人感慨于此, 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来形容这场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 “媒介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
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分析
虽然学界对“媒介审判”是否应该予以规制有不同的观点, 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 对“媒介审判”进行规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成为一种主流观点, 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 下面就从其他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媒介审判”超越了新闻自由的权利界限。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 任何超越了其权利界限的权利行使都是一种反权利行为, 应该予以规制和反对。《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媒体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以行使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 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 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当前报刊在法治宣传方面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条规定: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 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 不要登报刊或上电视;个别必须见报的, 要先报道破案、起诉或审理的消息, 以后再报道判决结果, 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 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在1997年经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 应符合司法程序。显然, “媒介审判”都是这些规定所否定的对象。
“媒介审判”是媒介权力的异化。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 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 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 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 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控、支配的力量, 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媒介权力一旦发生异化, 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媒介异化则是指新闻媒介在一定的条件下, 向其对立方面转化, 成为外在的异己力量, 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媒介错位、媒介缺位以及媒介越位。而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媒介越位。媒介越位就是指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来行使媒介权力, 而媒介审判正是由于媒介以新闻自由为由超越了司法程序, 从而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一种媒介行为, 它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 行使道德审判之便, 将一些本不能随意公开的事件、信息随意地公开, 无视他人的隐私和尊严, 在“蒋艳萍特大经济犯罪案”中, 有报道披露蒋的一些隐私信息标题赫然写着《蒋艳萍结婚就当“一奶”, 警惕荒谬“女人价值论”》。未经有关部门的权威认定, 媒介就自作主张, 用一些出位的、带有主观色彩强烈的字眼进行道德审判, 还有的媒介审判则是在司法审判之前或正在进行的时候, 抢先对嫌疑人作出定性和定罪的评判, “杀人狂魔”、“首位女巨贪”等字眼充斥于各大报纸的头版, 尤其是当多家媒体的宣传形成聚合效应之后, 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张金柱在行刑前曾经说“是记者杀了我”, 足见媒介的审判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 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利剑。
“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根支柱, 而二者本身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新闻自由强调通过信息公开来实施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指令、干扰和影响。对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博弈与冲突, 有人称之为“一个久远的话题, 一对永恒的矛盾”。关于司法的独立性, 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 (5)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 “司法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 司法者独立性越强, 就越有可能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反之, 就越有可能远离法律的精神和原则” (6) 。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 影响它“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 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有些情况下, 媒体虽然没有顾及法律程序, 但是报道中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 但因为媒介审判在前, 即使司法审判是独立进行的, 公众还是会怀疑审判受到了报道的影响。如宝马车撞人案, 虽然最后的审判和媒体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经过调查, 公众的想法很大程度都是:如果没有媒体报道, 司法机关肯定会徇私舞弊, 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媒介比司法更管用, 司法跟在媒介后下判决, 降低了司法的权威, 有可能为其他对司法的外来非法干预大开方便之门。
“媒介审判”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罪行法定”、“程序优先于实体”等观念本来就淡薄, 需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有些案件, 被告人的罪行已经相当清楚, 新闻媒介也不应当以为既然他犯了罪, 就可以一哄而上, 人人喊打, 其主张是完全背离现行法律的。有些案件涉案人的行为确实令人发指, 但是媒体的“声讨”, 非但无助于案件的依法处理, 而且只会在民众中煽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 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新闻媒介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 准确宣传司法程序, 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包括依法接受公正公开的审判的权利、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利, 仍然受到保护, 唯有如此, 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完善。
摘要：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规制, 学界主要形成了不应规制与应规制两种观点, 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生活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对其进行规制的呼声也愈来愈烈, 笔者从不同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介权力,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1]廖金英、谢太平:《“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 《青年记者》, 2005 (10) 。
[2]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47页。
[3]蔡墩铭[台]:《审判心理学》, 台北水牛出版社, 1982年版, 第731页。
[4]袁佳:《“媒体审判”问题研究》, 2009年3月。
[5]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9页。
“媒介审判”的影响及应对 篇5
随着媒介越来越多样化, 活跃化的发展, 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不仅表现在传播信息方面, 也表现在媒体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力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或公共机构不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在这功能的帮助下, 我们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进步。但是, 随之也出现了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过度的监督形成了“媒介审判”这一现象。这一现象有可能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 大多数学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媒介审判这一现象, 对于从媒体的角度应如何应对这种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 这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2 研究内容
2.1 媒介审判的定义
2009年7月20日, 富二代胡斌飙车案一审终结。本次事件极大的显示了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力, 甚至有人提出了“媒介审判”这个概念。那究竟什么是媒介审判呢?[1]
“媒介审判” (trial by media) 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 “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 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 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 有悖于法治精神。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 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2]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个世纪中叶的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美国的外科医生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线索, 案件无法展开, 但是民众和媒体理所当然的认为是谢帕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媒体就开始炒作, 大肆报道, 法院也就将其定罪。自那之后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 在经过了12年后, 终于洗清冤屈, 获得清白。媒介审判作为一种有违司法程序的提前定罪, 通过暗示的话语等往往可能给民众带来媒体自身的想法, 而有时这种想法有可能是违背事实的, 却给受众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果, 这时媒体也就造成了事实的混乱, 失去了该有的责任, 甚至左右了司法的公正。正如以上的例子一样, 媒体拥有着强大的话语权, 因此媒体要重视自己话语的力量, 切勿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2.2 媒介审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 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受众方面来说, 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或者是哪一个年龄层面的人, 都主要依靠媒体去接受大部分的消息, 能与事实真正面对面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都是通过媒介来接受信息, 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来假设一下, 假如媒体先进行了预先性的报道, 在司法没定论之前媒体就运用了自身强大的影响力造成了舆论压力, 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定者, 又不得不顾及社会公众的言论, 即使是只需判个10年的罪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惩处的力度, 否则没法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这样看来, 审判的结果就会对嫌疑人不公平, 有违司法的公正性。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当舆论和司法交锋时, 一旦掌握不好, 就会有损司法的公正严明, 给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对当事人的权利同样也是一种侵犯。
2.3 媒体应该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的出现
1) 媒体用语要恰当。媒体在使用言语时, 要避免出现暗示性的话语。例如, 在复旦投毒案中, 上海警方通告中写道:“经警方初步查明, 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 心存不满, 经事先预谋, 3月31日中午, 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 注入饮水机槽。”[3]这些都是检方对当前案件向外界公布的侦查结果, 只是初步事实, 并未形成最终的定论, 有可能嫌疑人做出翻供等举措, 但媒体却对此事件做出了定性。例如《复旦学生为何毒杀网友》, 这样的用语有了暗示性的作用, 直接确定了嫌疑人的罪行, 虽说后来经过调查确定了嫌疑人的罪行, 但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可能激起公众的民愤, 从而左右了司法的判断, 因此媒体在用语时应多加注意, 注意语言的严谨性。
2) 媒体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 防止越权行为的发生。媒体在其发展中, 起着舆论监督的功能, 但舆论监督并不等于媒介审判。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 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4]这种权利对于社会的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而在媒介审判中, 媒体间接的参与到了司法审判中, 成为影响司法判断的阻碍力, 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说, 舆论监督不等于媒介审判。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应该把握好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定位, 防止越权行为的出现。
3) 媒体要注重报道的专业性。防止过度的披露报道, 对未能核实的报道坚决不报道。就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说, 在司法未做最后定性之前, 媒体对于投毒的原因猜测不穷, 从妒杀到情杀再到误杀, 版本也日新月异, 复旦也出来呼吁了媒体, 不要报道不存在的事实。因此媒体应加强专业性, 而不是为了炒作而就失去判断力。
3 研究结论
媒体在发展中, 被受众赋予的话语力量, 使得媒体即使是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都受到了重视。在我们国家, 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更应该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 认识到媒体应该为人民幸福和社会安稳公正公平和谐服务。因此, 笔者认为, 像“媒介审判”这样有损国家司法制度的行为, 应该被抵制, 过度的舆论监督是不可取的。媒体应该把握好“度”的原则, 运用好自身的传播力量, 不要越权, 在自己应有的范围内做出更加真实公正的报道。也希望我们国家的媒体发展的越来越好。
摘要：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 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媒体在进行社会监督的同时, 也出现了过度监督的现象。甚至在这几年有人提出了“媒介审判”这个概念。从1954年典型的美国“谢帕德案”到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00年的刘涌案, 再到近两年的药家鑫案、李天一案和复旦大学投毒案, 媒介审判这个词变得越来越热, 也值得我们越来越重视。究竟什么是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好是坏?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又该如何发展呢?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发展,司法审判,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金程芳.中国式“媒介审判”现象分析[D].浙江:浙江传媒学院, 2010.
[2]选自百度百科http://baike.so.com/doc/457633.html.
[3]王辰瑶.叙述的陷阱——以复旦投毒案的两篇报道为例.[EB/OL].http://media.sohu.com/20130613/n378704858.shtml, 2013.
媒介审判 篇6
“媒介审判” (trial by media) 也叫“报刊裁判” (trial by news paper) ,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 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
“媒介审判”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 从法理学的视角看, “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 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 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 有悖于法治精神, 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
二、目前法制节目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专门类别, 从20世纪末开始异军突起。除了符合一般新闻的特征外, 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激烈的冲突、扑朔迷离的案情、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变迁等等。但与此同时, 法制节目比其他题材的电视节目更容易出现“媒介审判”的现象。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新闻的触角无所不及, 它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不象诉讼程序受到严格的限制, 而司法机关调查、收集证据, 审查判断证据都必须在法定的程序内进行。
第二、法官应当是冷静的、深居简出的居中裁断者, 而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 媒体传播的即便是客观的事实, 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一些显示有罪的陈述和交待等等, 都可能给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
第三、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充满着是与非、善与恶、公正与偏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有些案件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极需要冷静分析、慎重权衡。而媒体具有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 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
第四、庭审节目的初衷是利用媒体的公开性来监督司法公正, 同时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 但毋庸置疑大量媒体的介入, 无疑会干扰法官的正常思路。
三、如何避免“媒介审判”
(一) 媒体:客观中立、依法报道
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 同时还应提高记者编辑等媒体人员的法律和道德素养, 这是避免“媒介审判”的根本。
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 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 但不同的阶段对报道应有不同的要求:
1.在法院判决前, 媒体应坚持客观公正报道, 平衡报道, 不得有所侧重;新闻用语应坚持用中性语言, 不能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 更不得用擅自作法律意义上的定性、定罪量刑的专业术语。
2.不得以报道侵害侦查权, 破坏司法程序, 禁止对不应报道的细节加以报道, 司法机关未认定的证据材料, 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
3.对于程序问题, 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查人员或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 徇私枉法等行为时, 可立即予以报道并就此发表评论, 但必须证据确凿。这体现着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又遵循了报道与评论相分离的原则。
4.在诉讼过程中不得采访法官或陪审人员, 法官公开评论不仅不适当, 而且还将导致一个合理并知情者质疑法官的公正。
5.新闻媒体可以向法庭要求获得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等以外的所有公开审判案件的法律文书。
6.在案件审判结束, 媒体在客观报道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同时, 可以发表评论, 媒体有发表公正意见的自由权利, 放言评判审判结果的公允、偏差, 追求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契合, 以一种社会力量发挥纠错功能。
(二) 司法部门:公开审判, 欢迎监督, 捍卫独立司法
公开审判主要在刑事和行政案件中;民事案件除非是集体诉讼, 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应不公开, 媒体应慎入。各种公开审判案件的审判过程应当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
(三) “公民权利理念”贯穿始终
涉及个人隐私, 未成年人犯罪或涉案的案件和性犯罪案件, 都要谨慎报道, 性犯罪案件受害人受到严格保护。在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 媒介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而影响越大对一些不当侵害公民人格的现象, 其伤害力就越大, 并且其影响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和消除。另外, “全程报道”要求媒体一旦进入报道, 就要全程地报道过程和结果, 半路收兵就会有受控侵权的可能, 因为媒体报道了嫌疑犯被捕或受审, 却不报道结果, 公众就会把嫌疑当罪犯, 轻犯当重犯, 不实指控当成事实。以致报道对象遭到社会不适当的歧视。世界刑法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 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 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 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
参考文献
[1]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 (第一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蒋建宏。论人权发展的四个阶段。载于河海大学机械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3]顾理平著。新闻法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12页。
[4]谭世贵。论司法独立。载于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5]汉密尔顿[美]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9页。
媒介审判 篇7
一、“媒介审判”是什么
对于“媒介审判”,存在一些争议。学界和业界大部分人对其持否定态度,也有少部分人持肯定态度,认为媒介审判是对司法体制不足的补充。我国知名的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将“媒介审判”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连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判决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1]这一提法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在这个议题下,笔者认为陈力丹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更加清楚易懂,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
二、“媒介审判”的作用机理
“媒介审判”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但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涵义,其对司法审判的作用机理不同。西方国家实行陪审团制度,先由非专业的陪审员判断被告是否构成犯罪,然后才是法官决定适用法律,媒体的报道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而在我国,由法官判案,人民陪审员只能旁听,没有裁决权,所以说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媒介审判”,但媒介审判现象在我国确实存在。慕明春教授认为,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审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2]
笔者认为,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一个载体,幕后是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上级法院及其他公权力机关在起作用,舆论力量不会直接干扰司法部门,往往是上级法院和其他公权机关迫于舆论的压力,对审判案件的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或者发出命令,以此来干扰或影响司法过程。因为中国的司法部门和媒体机构同属一个行政系统内,法院是归同级党委管的,而新闻媒体长期以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耳目”,其发表的内容可能代表政府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同时随着中国的市场化和传媒体制的改革,媒体也可能因经济利益而迎合受众。当一个公共事件引发民意汹汹,代表民众舆论的媒体报道会影响到相关领导,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领导可能给相关法官施加压力或者下命令,变成行政权对司法的间接干预,法官往往选择妥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媒介审判现象。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后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和民意舆论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楚,“媒介审判”的基本作用机理没变,但“媒介审判”现象的复杂程度增加了。2013年4月15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更新:一名在读研究生突然死亡,警方认定同寝室某同学存在嫌疑。这个消息一出,微博上掀起铺天盖地的推测和讨论,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在法院还没有判决前,几乎所有人都聚焦在嫌疑人室友上,甚至关于林森浩“家庭有背景”“平时性格古怪”“笑起来像朵花”等和案件没什么关系的评价爆出。
三、产生“媒介审判”的原因
(一)媒体监督职能的误读和媒介角色的越位
在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土壤。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传统上具有教化民众、舆论引导的作用。作为政府的喉舌,媒体往往被看做行政权力的延伸,代表党和政府的观点意志。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媒体走向市场化,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在新闻报道中过度追求时效性、娱乐性,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从而影响司法审判结果。比如在“药家鑫案”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所谓药家鑫“军二代”“官二代”的身份,即使这只是猜测。表面上看,这是媒体对权力所有者进行监督,实际上是监督职能的误读和媒介角色的越位。
(二)民众潜在的意识因素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判罚不公、案件一直拖着不了了之的情况,加之缺少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律意识较弱,长期以来弱势群体有种不安全感,这时民众就将希望寄托在拥有较大话语权的新闻媒体上,很多新闻媒体也愿意为其代言。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上存在普遍的“仇官”“仇富”心理,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被告人一旦被贴上“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要求加重判罚的呼声也随之加大。比如在“李某某案”中,嫌疑人是有违法前科的“星二代”,媒体大量报道李天一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尤其是质疑其年龄造假,迫使司法部门在舆论压力下证明其未成年人身份。
四、“媒介审判”的负面影响
(一)“媒介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宪法赋予了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案件的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案件中“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媒介审判”在法庭尚未裁决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况下,预先设定嫌疑人有罪,进行道德审判,凌驾于司法审判之上,利用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裁决的结果,用道德代替法制,这是对司法公正性和司法独立性的亵渎。
(二)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媒介审判”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一方面受公众情绪影响,反映公众的猜测和情绪,一方面进一步使得公众诉诸感性和道德而非诉诸理性和法律,形成恶性循环。按照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媒介审判”其实是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事实”的“镜像反映”,媒体搭建的“象征性事实”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事实,才能有公信力。媒体的报道要客观、真实才能让受众信服,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媒介审判”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三)“媒介审判”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未被宣判前和普通人一样有正当权利。在很多“媒介审判”事例中,媒体在法院未依法裁决前将当事人的私人信息公开,甚至偏信一方的言论,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正当权利。此外,“媒介审判”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造成举证责任错位,本来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媒介审判”下当事人不得不自证清白,假如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就往往败在舆论的有罪“证据”之下。
通过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媒介审判”不管是对司法机关还是对媒体和当事人都有很大的损害,为了规避“媒介审判”带来的损害,需要从多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从媒体层面来看,媒体应遵循公正客观的报道原则,把握法制新闻报道的度,注重新闻真实性,提高媒体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其次,从司法层面看,司法部门应该有更大的独立判案权,不受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让司法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程序办案,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司法部门审判过程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积极主动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司法部门从业人员的修养,及时反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最后,从公民层面来看,公民要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提高对新闻报道的辨别力。
摘要：媒介审判现象是新闻媒体法制报道失衡的表现,对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造成重要影响。与国外不同,媒介审判在我国呈现出特别的作用机理,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媒介属性以及民众的诉求紧密相关。辨别媒介审判和正当的舆论监督,分析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司法的影响,寻找应对的策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完善媒介环境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媒介素养,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9.
[2]慕明春.“媒介审判”的机理和对策[J].现代传播,2005(1):64-66.
媒介审判 篇8
一、媒介审判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 媒介审判产生了。媒介审判就是新闻媒介对报道新闻事件的一种 “预审”现象, 媒介审判现象往往在正规司法审判之前。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对于新闻媒体及司法公正都是十分不利的。 媒介审判使新闻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职能错位现象, 而对社会事件的不当审判会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司法来说, 先于司法审判的媒介审判会使得司法审判向着媒介审判的结果偏颇, 这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不利于社会司法公正。媒介审判现象不仅仅是我国媒体特有的现象, 美国新闻媒体也存在媒介审判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 媒介审判现象不是我国社会制度造成的, 媒介审判现象是新闻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是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新闻媒体环境之下, 新媒体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手段。[1]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模式
媒介审判现象是由新闻媒介发起的, 新闻媒体发起媒介审判的目的是制造社会舆论, 提升媒体本身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新闻媒体却忽略了由它们发起的媒介审判制造出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媒介审判的舆论效果不仅仅影响社会人群对报道事件的正确判断, 并且报道事件的后续处理, 对报到事件的司法公正审判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提升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增加新闻媒体的市场占有率, 新闻媒体操作的媒体审判现象实质上就是各种新闻媒介相互竞争的结果。将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模式进行研究, 可将我国媒介审判的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即舆论制造;舆论放大, 制造舆论压力;形成舆论主观意见, 对司法产生绝对影响。[2]
新闻媒体报道事件及传递信息的过程中, 都会赋予所报道事件一个主观的“议题”, 而在这种主观“议题”的影响之下, 读者对报道事件的判断与认知会受到“议题”的引导, 从而在判断与认知上倾向于“议题”阐述的观点。而新闻媒体为了体现信息及新闻的显著性, 往往会对报道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议程设置”, 这种全方位的“议程设置”会将新闻的舆论效果放大, 而隐藏在全方位议题之下的媒体注入的思维及观点会对读者的思维及意识产生无形的影响。伊特斯曼认为, 新闻媒体往往通过突出或选择的方式构造舆论世界。 媒体舆论世界看似自由, 但读者的思维及意识在媒体无形的引导之下, 会产生与媒体议题思维相符合的社会主流舆论。 新闻媒体通过突出与选择的手段将新闻报道事件片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突出和选择的方式会将新闻事件的其他事实掩盖, 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与议题相符合的社会舆论。我国的新闻媒体大多都是受当地党政部门的领导, 因此新闻媒体报道信息中无意展现出的意识及观点往往会被读者误解为当地党政部门的意见。比如我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制造出的社会舆论效果不容忽视, 其不仅仅会主导司法人员的主观意见, 其还会制造舆论压力, 左右司法人员对案件的正常审判。新闻媒体可以对所报道的事件制造舆论, 并能够将这种舆论无限放大, 广大社会读者对所报道的司法事件的关注度及审判结果都会倍加关注, 若司法事件的处理速度过于缓慢或结果与形成的主流舆论差别太大, 则社会舆论会对司法的过程及结果产生强烈的质疑, 并在此产生新一轮的社会司法舆论。若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不能够对这种舆论进行适当的处理, 则人民会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对社会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若司法事件的发展过程还在探索之中, 司法人员也会受到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 司法人员对案件的审理也会出现偏颇, 案件的审理的公正性自然而然地也会受到影响。新闻媒体制造的社会舆论最终形成主导的社会舆论观点, 而这种主流社会舆论观点的形式会成为“意见领袖”, 最终形成媒介审判, 对司法产生绝对的影响。对司法产生绝对影响的“意见领袖”一般分为两种, 即权力部门象征的“意见领袖”与司法专家象征的“意见领袖”。象征媒体的“意见领”只能对司法产生间接的影响, 而媒介审判现象最终会形成权力部门象征或司法专员象征的“意见领袖”, 进而对司法审判产生绝对影响。 例如, 2010年赵相杰案改判追踪的专题报道, 该事件被焦点访谈曝光之后, 当地领导对该事件进行了批示定性, 最终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对该事件进行了从重处罚。再如, 刘涌案报道之后, 法学界的一些专家对该事件进行了评论与论证, 最终该案的审判结果由死刑改判为死缓。由这两个案件不难看出权力部门象征与司法专家象征的“意见领袖”对司法事件审判的影响。[3]
三、结语
新媒体环境之下, 新闻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形式之下产生了媒介审判现象。媒介审判现象对我国司法的公正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与我国法治治国的政治防治相违背, 因此积极探究新媒体环境之下我国网络媒介审判现象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王星月, 贾涵文.浅析我国“网络媒介审判”的原因——以微博话题为例[J].卷宗, 2015 (8) :582-583.
[2]黄茜.我国“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及防范策略[J].今传媒, 2012 (2) :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