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精选6篇）

东京审判 篇1

电影《东京审判》以原子弹的爆炸开头,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直入云霄的“蘑菇云”已然让人心颤, 接着出现破烂的房屋, 悲惨受难的民众, 将电影的基调定的严肃深沉, 紧接着黑幕上显出“1946 年8 月15 日, 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行字, 俨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让人不得不用观看纪录片的认真态度来观赏接下来的内容。同时, 这行字的出现也在告诉观众, 影片将直入主题, 来到“东京审判”的现场。

在片名出现后, 电影配乐逐渐激昂严肃起来, 继续用字幕交代电影的故事背景。接着出现了梅汝璈法官的旁白, 与其日记所叙大致相同, 一句“孰令改之”和“自作孽不可活”足见得本片主角梅法官对那段历史的态度, 也足见得他对战犯的态度。

两分钟后影片正式进入主题, 场景切换到法官们的开庭宣誓, 宣誓中提到“要保证每个人的见解为不可侵犯的秘密”, 这也正与影片最后梅法官的独白相呼应。宣誓过后, 影片进入我个人认为的第一个小高潮——梅法官对座次安排提出异议。梅法官与老卫庭长的针锋相对, 你一言我一语, 你来我往的对话, 让人赞叹。我翻阅《东京大审判》一书, 书中对这段争论并未作详细的记载, 但的确提到了梅法官对座次有过据理力争。不论是出于史实还是艺术加工, 这段场面都必不可少, 它表现了中国法官的气节, 也表现了中国在二战中应有的受到尊敬的地位, 正印证了片中梅法官所说:“真理只有深浅, 没有大小之分。”是正确的就必须坚持到底。接着影片切换到梅法官一行人与两名日本醉汉偶遇, 这绝对是不愉快的经历, 战时日本严厉的新闻管制和民众脑中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使得这两名醉汉对中国人异常敌视, 两名醉汉在枪声中倒下, 但中国人民的屈辱悲痛并没有就此消失。影片镜头再次切换到老卫与梅法官对座次的争论上来。老卫认为这次彩排只是为了让记者拍照, 没必要事事较真, 而梅法官坚持要求按照签字顺序排位, 甚至不惧辞职回国受罚。老卫答应再去同麦帅商量, 大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梅法官一人, 镜头不断切近, 由近景到人物特写, 从梅法官犹疑的眼神中可看出其内心的焦虑。但世事往往没那么坏, 老卫带来了好消息。梅法官的坚持是必要的, 因为这关乎中国尊严,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坚持, 一个中国法官的坚持, 铮铮铁骨, 义正词严。最终老卫庭长只能对梅法官说:“you win。”

“中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

“我不是斗士, 我是法官, 中国的法官。”

这短短的两句话让我震撼,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 让我为中国有这样一位法官而感动, 面对国家荣誉, 面对民族荣誉, 一丝一毫都不能妥协退让。

接下来法庭上的一个镜头是全片我最喜欢也感触很深的一个, 那就是左右两个连续镜头展现了梅法官与庭长同时坐下的一个小细节, 也许人们会觉得这个细节无关痛痒, 实则不然。从公共场所就座礼仪来看, 一般是地位尊贵者先就座, 然后依次就座。在普通场合, 由一个小小的就座便能看出各人的地位尊卑, 更何况国际法庭上, 每一位法官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我想, 梅法官与老卫庭长同时坐下, 也就是为了告诉世人, 中国不比其余10 国中的任何一个差。在二战中、在这次审判中, 中国应当享有受人尊崇的地位。如此意味深远的举动, 实在是值得玩味。这不禁让我想起周总理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种种趣闻, 很多都是于细节处彰显大国风范。

真正的东京审判开始了, 影片展示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内部全景, 让人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庄严与肃穆,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那些历史的罪人都该得到应有的判决。审判中, 日本战犯和辩护团成员都穿着军靴, 这无疑是对其军国主义的推崇, 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镜头以梅法官的视角出发, 扫视了在场的所有战犯, 最后镜头切换在梅法官的特写上,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 或许此时梅法官冷静外表之下, 深藏着对日本战犯的痛恨, 对中国百姓的同情以及立志用法律将这些人严惩的决心。

审判由检察长约瑟夫. 季南对日本战犯提出指控展开。期间, 日本律师唇枪舌剑, 对台上的所有法官提出质疑, 其手段凶狠和推理严谨确实让人刮目相看。看到所有日本战犯均不认罪, 且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时, 我这个半个多世纪后来的旁观者都会拍桌子跳脚, 更不用说当时身临其境的法官、检察官、记者们会是何等的激愤了。日本辩护团采用“延宕战略”不断制造事端, 打扰审判程序, 但邪终不能胜正, 检察团的“诱敌深入”战略见了成效, 日本军官的出庭作证, 使辩护团领导广濑一郎束手无策, 他只是反问了一句:“请问证人, 你是日本人吗?”当时, 日本政府宣扬的正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然而, 广濑一郎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首先是个人。那位军官对淋漓鲜血的正视, 是从人类道义与人性良知出发的, 是善对恶的反抗, 是文明对野蛮的抗争。末代皇帝溥仪整整八天的作证顶住了战犯辩护团轮番反诘, 他直接证明了日本在满洲里的进驻是非法的侵略行为。一个前朝封建皇帝的作证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荣誉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 此时, 溥仪不再是大清帝国的代言人, 他所代表的是万万中国人, 他的发言作证, 是中国人对那段不堪历史的斥责, 是强烈博大的名族主义的怒吼, 这也是检察团在东京审判中赢得最华彩的一仗, 虽然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均不认罪, 但这不能阻止历史拿出赤裸裸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罪行。审判必然会有量刑, 然而在面对这些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是否该判处死刑时, 居然会出现分歧, 如此严重罪行的人能不能以死正法都会有分歧, 真是天大的笑话!

接下来影片到了梅法官就量刑问题的“舌战群儒”了。一句“人, 就是要深受其害, 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和对那些不赞成死刑的法官的怒其不争, 以史为镜, 如此惨痛的教训还不足以使人醒悟吗?一句“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和一句湖南方言“只要打不死老子, 老子就要站起来”, 浓重的压抑, 激昂的斗志充斥了荧屏, 一个砰然摔碎的水杯, 一个不大的投票箱, 梅汝璈慷慨激昂的讲话, 紧揪住我的心。尽管这段历史早已盖棺定论, 但观影时, 我仍然心中紧张不知所措。“NO”“NO”“YES”“NO”“NO”“YES”“NO”, 我的心已经开始发凉, 绝望浮现于心, 11 国法官有5 个选择了“NO”, 那么剩下的呢?“YES”、“YES”、“YES”、“YES”, 这6 个“YES”仿佛乌云消散, 心中有拨云见日, 花开月明之感。梅法官再一次胜利, 他用对战犯的正确判处告慰了百万被屠杀的中国亡魂。

《东京审判》是一部真正用心去描述历史的电影, 同时也是代表所有中国人发出的一声怒吼, 决不允许有人诋毁真相、颠倒黑白!面对历史, 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 但这部主旋律电影让我看到国民应有的爱国情操, 在我们所能发光发亮的领域内, 用自己的双手去塑造民族气概。但这民族主义绝对不是日本那样狭隘的民族主义, 也不是军国主义者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它该是深沉博大的, 以人类文明为先的民族主义才能使一个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要：梅法官的一句“孰令改之”一句“自作孽不可活”足见得本片主角梅汝璈法官对那段历史的态度, 也足见得他对战犯的态度, 造成这样悲剧的人必将受到历史应有的审判。

关键词：东京审判,电影,民族气概

参考文献

[1]黄鹤逸.东京大审判[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

[2]百度文库.电影《东京审判》台词[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l N63Pwiu1obcr H YS4IQz A6VLT-u Qz8frrv H6q Yb Nh Q-1l BNHucvzm LBobc FVb CK, 2010-8-26.

东京审判 篇2

当看到这个片名时，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有点沉重。然观后却有一种热血的，澎湃的爱国之情燃烧在胸。

整个影片可以说有百分之八十是符合历史的，其中很多台词来自历史文献，有很多都没有改动。

影片一开始就把爱国、正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入进来了。一开始，用以我国委派的法官梅汝璈就法官开庭时的座次：坚持中国应该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在英国之后。在他与卫勃的谈话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它应有的席位，竟然降低到了一贯只知道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梅汝璈的这一短话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傲骨，一个小小的座次却是反映出了国际对中国的态度。“排在英国之后”，这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却排在在战争中只知道退守的英国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霸权主义，不是一种对弱国的欺压与轻视吗？！而中国法官梅汝璈用一腔爱国之情，丰富的专业知识，坚定的立场，赢得了东京审判这长达两年之久无硝烟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影片着重的讲了对日本攻打中国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当看到片中日本对攻打中国是侵略战争的定性和对大屠杀予以否认，我想每个中国人是满腔怒火的，是有对日本敢做不敢当的鄙视的：愤怒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愤怒日本军对中国人民的杀戮，愤怒日本军对中国无辜妇女方的强暴，愤怒日本军在中国杀人的比赛，愤怒他们对战争的狂热……我们鄙视，鄙视日本军对人性的缺失，鄙视他们缺乏对良知的认识，鄙视他们没有敢做敢当的勇气。

而我为什么着重讲的是日本军呢？影片的第二线索肖楠与樱子，雄一之间的矛盾，让我们知道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被美化与过滤了的。这使日本本岛的人们当听到审判中对日本军的控告时，他们是愤怒的，有着对中国人的排挤与仇恨。他们认为那全是诬陷，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侵略，与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影片中，雄一就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也许对这类人的反映我们只是无奈，那么对策划这场侵略战争的高级将领，我们是愤怒！特别是东条英机，当问到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否正确，东条英机回答

是正确的，当问到他是否会再次发动这场战争时，他答：“会”当听到这个答案时，我止不住的全身颤抖，愤怒充斥着我的胸。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一群是别人生命为草芥的人。在的审判中，日本用拖延战术，干扰战术，审判历经两年之久，经过818次开庭受审。当以为恶人终有恶报时，十国的法官却以人道主义反对对东条英机等28个甲级战犯免去死刑，然我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发对这不公的审判，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梅汝璈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代表人类，水，代表了文明„„”（杯子在地上砸碎，水四溅„„）

梅汝璈盯着柏奈尔：“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

(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

梅汝璈：“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最终正义取胜，28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从整个影片中，我所感受到的可以用梅汝璈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东京审判》解析 篇3

[关键词]民族和历史 主观视角 多重视点 新主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随即开始。”

“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成立。”

“1946年3月A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委任梅汝璈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影片在一系列的年代数字和历史事件的简单介绍之后，将我们带回了1946年的东京。导演高群书直接用纪录片史料的方式把当年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倚爆炸的情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与之相随的还有废墟中无辜的人们惊慌而又无助的表情。

一、民族和历史的角度审视军国主义

“所谓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就是站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忧虑，它指涉的问题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既是情感关注的，更是冷静理性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思”。《东京审判》的价值坐标，不仅是努力还原当时东京审判的历史事实，更在于用流变中的评判标准重新打开尘封的历史书页。

(一)对军国主义的彻底的质问

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是创作者自始至终都在试图回答的问题，与其说这是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不如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探讨。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战争的双方都为罪恶的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幕后的黑手就是传说中的军国主义。它不是军队，不是士兵，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那些发动战争的首领，因为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当人们无法解释谁来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负责时，历史站了出来，以法律的、人类的名义，而不是以文明或宗教名义，做出自己决判。与军国主义相应的是，我们在历史沉思的背后，看到了人的异化，人的悲哀，人的可怕，以及人的罪恶。军国主义用它反人类、反和平、反世界的伎俩让世界卷入了战争和相互屠杀的深渊；完整意义上的人被消解了，人的异化和人的工具性，被推崇到极致，这才是这场劫难最令人深思的地方。当东条英机在被叩问“如果你和你的同僚无罪释放的话，你们还准备一起重复过去做过的事吗?你们还会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吗?”他固执而又毫不忌讳的回答令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感到震惊：“是!”；条英机最后的遗言竟也是“余生为战士，久已准备以展示身份而死”。军国主义使这些人在心智上发生的严重扭曲由此可见一斑。

(二)站在民族和历史的角度宣判

影片虽然是主旋律电影，却摈弃了一般主旋律电影所惯用的以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至上的单一的视角，而是站在民族和人性的立场上反思战争，并努力将国家意识削弱到最低。民族与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本位的存在与否，“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主要是讲民族的共性，民族的无利益冲突性和平等原则。站在民族的角度反思战争，能够将狭隘的民族情感降到最低，以更为宽容和博大的胸襟兼顾战争双方，更具有反思人类自身本质的倾向，也更容易贏得其他民族的认同和接受。在影片的多重视角的审视里，没有哪个国家是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所有卷入战争的民族在战争的面前都是可怜的弱者。这里，创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上，而是将所有民族一起放置在历史的天平上，让人们看到真实的赤裸裸的自己：不随意褒扬一个民族，也不偏见和歧视一个民族，只陈诉一个民族的集体特性，让历史自己作出宣判，是真正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二、主观视角的叙事和多重视点的思想审视

(一)主观视角叙事的介入

在文本的叙事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视角：全知视角和主观视角。全知视角是摄影机以无所不在的方式进行拍摄，它是全知全能的，能从故事的不同参与者的角度洞悉事态的进程，清晰呈现事件的完整面目。相对于全知视角而言，主观视角要受到比较大的局限，它所呈现的画面要求观察者在场，并使摄影机模拟观察者的主观视线。这就要求主观视角叙事既要把事件讲清楚，同时又不能越过观察者本人。《东京审判》在这方面做的很妙。1、主观视角的应用增强了历史的见证和说服力，使我们可以以亲临者的身份介入历史，以当事人的视角见证这场审判的过程，拉近了我们同历史的距离。当我们在进行观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和主人公融为一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化身为主人公，梅汝璈的观察此时就是我们的观察，他的视线实际也就是我们的视线。这时，我们不再是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亲临历史，真切感受那场审判的惊心场面。2、悬念的设置。由于主观视角的局限，使我们不可能越过主人公的视线，进入每一个历史的场景，从而当我们置身于某些事件之外时就会引发我们对事情的期待，与我们的主人公一起等待事件的最后结果。当美国法官卫勃爵士和其他国家法官两次讨论关于中国的法官位置顺序时，当千叶小姐和肖南唱歌突然被杀时，当最后究竟是谁投了赞成死刑的票选时，我们都和主人公站在同样的视角，不是全知全能，而是有所保留和悬念。这种保留和悬念，不但是对影片内容的，更是对影片思想的，它激发了我们的思考和对影片的参与，并用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结构，让我们自己在和影片的“对话”中去获取作者对影片可能设想的种种假设，令人有种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二)多重视点思想的审视

观察视角的单一并不代表思想审视视角的一维，相反，创作者在线性的叙事架构下，用事件的不同主体，全方位看待历史事件，从而在思想审视上形成了的多元化和差异性。

1，当事者梅汝璈的审视视角。作为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他的“在场性”使他的视角具有历史的力度和权威可信性。影片中，梅汝璈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感和荣誉感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始终都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情感出发考虑问题。不管是对于法官座位顺序的疑问，还是最后量刑阶段对使用死刑的考问，都表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爱国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当然，梅汝璈并非是单一的国家情感象征，——“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认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他更像是这场审判

的终极代言人，他见证了战争的罪恶，看到了战争双方在这场战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看到了集体人类因战争而引发的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应该说，梅汝璈是一个多重意义的形象，既具有个人的情感和脆弱，又具有理性审视的智者智慧。

2，日本军国主义的审视视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独的个人意识中”，“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差异的存在恰恰是多元性和矛盾性的体现，不但不会掩盖历史的真实，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作者在影片的叙事文本中，让军国主义分子站到历史的台前，用他们那近乎愚蠢的固执让人们对军国主义有一个感性而深切的认识。当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争罪犯面对镜头一次次说“我无罪”的时候，作者不但没有避讳，而是用“闪白”的过渡特技让他们说出来。于是，在白色恐怖般的过渡下，人们除了感到一阵又一阵地荒谬和气愤外，剩下的就是在他们可笑的言语和卑劣的行径上的冲突和矛盾中引起的对军国主义的再次认真思考。

3，普通人的审视视角。“根据红十字会和宗善堂报告，伊等会联合组织埋尸队五大队，连续工作四月以上，计埋男女童尸身一五五三三八，而私人之掩埋尚不与内，据估计我同胞之被残杀者。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现南京市市民向罪行调查会控诉日寇之奸淫、沉江、虐杀者日有十数起。”的确，战争中最大的牺牲者莫过于无辜的平民，南京大屠杀、华北无人区这些可怕的字眼对于普通的平民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早在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梦》里，就已经对战争进行过了深深的反思，并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指出了战争的罪恶。在《东京审判》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战争中最大受害者——平民的问题，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普通人为这场人类的浩劫而付出的惨痛代价，缨子悲惨的随军遭遇，正夫君杀了弘二的人性扭曲，雄一在情感上的迷茫与疯狂，芳子之死，这些都是在军国主义的蒙蔽下，普通人受害的真实写照。(当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二百多万人的巨大牺牲，其中大多数也是平民。)正如影片中所言“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自己国家的前途。”在这里，创作者用普通人的经历控诉战争，从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角度表现普通人悲惨的生存境遇和内心痛苦，历史成为了小人物的历史。

三、细节和其他

影片在大的框架内采用时间顺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为我们一步步拉开东京审判的幕布，人物、服饰、场面设置都以黑白色调为主，呈现出史诗般的庄严和深沉，并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时地插入纪录片的影像资料，凸显出一种“真实电影”的风格。

细节是最真实的。在《东京审判》中细节不仅出彩，而且增强了文本和历史的真实性。审判前夕，我们通过主人公梅汝墩的主观视线，看到了战犯颤抖的手；同样也是这双手，上面不知沾染了多少中国人的鲜血，今天这双不可一世的手终于颤抖了，终于要开始为自己的罪孽赎罪了。还有一个细节更令人深思：芳子来到小酒馆，广播里先传出来的是日语版的《祈祷》(一首祈祷世界和平的歌曲)，当广播切换到另一个台时，传来的却是东条政府“临时军费追加预算38亿日元”的声音。透过这一细节，影片用一种对比的方式不无讽刺地直指军国主义的虚伪和可怕。当所有人都在祈祷世界和平和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仍在一意孤行，不能不令人深思。

影片中大量使用“淡入淡出”和“闪白”进行画面过渡。特别是在审判中，当“淡入淡出”的剪辑特技配之以特效音效之后，形成了强烈的是听觉冲击，起到了延宕情绪张力，提高了悬念力度的效果。审判中，镜头之间“淡入淡出”的迅速过渡，在叙事上和观众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错顿感，仿佛时间就在这一刻凝固了下来，将观众的审美期待值大大提升。此外，影片在努力再现当年东京审判的过程中，通过插入纪录片资料和黑白色调的设计，力图以一种纪录的风格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不管人们对真实怀有怎样的看法和疑问，人都应该始终保留一份追求真实的态度。

四、新主流电影的再次尝试

新主流电影，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制作和批评的一个重点。“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的电影、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主旋律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条合适的演变途径。”1993年起，中国电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原来内容上过分重视“文以载道”和思想教育，逐步向影片中加入一定的商业元素转变。市场体制下的，我们讨论的电影体制改革，与其说是改革电影管理制度，不如说是改革电影自身的实际生存能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直是新主流电影追求的双重目标。如何更好地整合两者，从《红色恋人》、《我的1919》，到《生死抉择》，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东京审判》，无不是新主流电影适应市场化和商业化要求所作出的的努力尝试。

导演高群书的这次尝试，将新主流电影的问题再次提到了人们面前。新主流电影，实际上就是要中国电影在现有的生存境遇和文化环境下，摸索和掌握“意识形态机制中商业电影的基本文化规律和文化原则，在其规范下进行电影实践，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空间，加入到‘社会共识’的重构中去，以电影文化的重建加入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最终实现人／社会与自身现实关系的重建。”影片《东京审判》将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段鲜为人知的敏感性历史题材搬上荧幕，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市场买点。同时，影片演员整容集合香港、日本、大陆，看得出导演试图用文化认同打开更大市场的野心。全国公映选取在9月1日，有意借“九·一八事变”的到来，配合国民的爱国情绪，赢得更大的市场票房。当有人还在强烈要求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时候，高群书以自己的实践来告诉人们：中国电影缺乏更多的，其实是创作群体的忧思意识和社会责任心，是对电影，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经过两年多，817次的漫长庭审：

“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

“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

五、结语

东京审判 篇4

回到家里，心里还想着东条英机的话，于是打开电脑，又看了一遍《东京审判》，可是看完后，感觉却与第一次完全不同，虽然东条英机等人是挑起战争的罪犯，但是至少他们是爱国的，就像片中的梅汝璈，竟为各国出场顺序争论不休，最终使外国法官妥协。试问今天，有多少人能在国际场合为了这种所谓的“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敢于站出来，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梅汝璈就敢。他用自己的决心表达了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非将战犯置于死地的决心。试问今天，多少人有这种勇气，智慧敢于和强大的外国势力抗衡，但是，梅汝璈就有，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自己的祖国拾起了尊严。

“钓鱼岛事件”“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使中国人愤怒了，为了体现爱国精神，于是网上掀起抵制日货的潮流，各种辱骂日本的帖子到处都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说爱国，却在国外做出有辱国门的事情，我想问，难道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吗?错，这只是莽夫的行为，不理智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对他国的仇恨和辱骂，而是像梅汝璈一样不卑不亢，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

《东京审判》的毁灭与重生 篇5

《东京审判》的诞生过程，涵盖了中国电影圈民间筹拍一部主流大片的混乱历程

导演高群书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人，他也清楚拍电影对他而言首先是工作而不是梦想，可他还是期待这工作是“一次充盈着欢爱、情致、愉悦、酣畅的表达，一种混和着理智的锋刺和感性的昂扬热度的渲染”。

当他怀抱着这个梦想兴冲冲地闯进中国电影圈的现实中时，才发现，他完全想错了。

主流电影理想

一直做电视剧导演的高群书，总梦想着拍现代中国的主流电影，“我们现在有艺术片，有很大的商业片，但是惟独没有主流片。”他认为，“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志是：是否有稳定的以主流片为主的产业结构，比如美国，比如韩国和泰国。好比一具身体，现在我们就只有肢体，却没有撑起四肢的躯干。”

他想造中国电影“躯干”的野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近两年，高群书导演了《征服》《命案十三宗》《危险性游戏》等一系列相当“主流”的电视剧，都得到不错的收视率和业界口碑。甚至在电视台总编室的朋友跟他开玩笑说，高群书是最受投资商欢迎的导演。

机会出现在2005年4月，朋友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拍一部审判二战战犯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剧本叫《远东国际大审判》（后电影改名为《东京审判》），是关于1946年中国政府参与东京审判的题材。以中国法官梅汝王敖为主角。

这是一段对于中国人极为重要却鲜为老百姓所知的历史片段。梅汝王敖则是这段经历中尤为关键的人物。而关于梅汝王敖在东京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比较详尽的仅是梅汝王敖自己写的半本日记，和另一本写了一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战犯的审判开庭，梅汝王敖作为惟一的中国法官出庭。庭审历时两年零5个月，开庭次数达818次，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大审判”。梅汝璈在法庭上态度强硬，据理力争，最终11名法官就日本战犯死刑问题投票，以6∶5的结果决定执行死刑，把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一般老百姓看来，这类题材的电影属于弘扬民族优良品质、歌颂优秀人物、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主旋律”影片，应该是由国家级的电影机构来投拍和运作，而且还属于那种得拼命往里砸钱的大制作。此前的几部爱国影片均是如此，像同属于“抗战”题材的《太行山上》，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耗资5000万人民币。

《东京审判》却是一次纯粹民间的操作，投资和创作均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而国内尚没有民营公司运作大型主旋律影片的成功先例。

可作为中国第一部二战题材电影、重大历史事件、个性鲜明的人物、强烈的故事冲突，加上国恨家仇，又鲜为人知，如此难得的电影题材很少导演会不动心。“梅汝王敖”“东京审判”“主流片”那些日子在高群书大脑里萦回不去。他想冒一次险。

高群书更愿意把《东京审判》定义为“主流”而非“主旋律”，在他看来，所谓“主流”就是传达老百姓意志，“比方说，以前的《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就是主流电影，（虽然）它带有很强的官方意志，但也带有很强的人民意志，所以老百姓到现在都很爱看。但后来，大量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去欧洲获奖，却忘了电影的本体是什么——电影是让人民得意，而不是仅仅让自己得意的。所以到最后，主流片断档了。”

他一直想接上这个档。为慎重起见，他特意上网查了查投资方沙隆达集团的背景，网上资料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然而，高群书的这次充满理想的电影之旅，以欣喜和憧憬开始，却以几近悲壮的方式收场。其间每一个失控的环节都反映了目前中国影视圈的混乱和无序。

筹资的投机与冒险

“我见证的不是一部电影的诞生，而是一部电影的毁灭。”这是高群书在《东京审判》拍摄完成之后，最大的感受。

最早带着剧本来找沙隆达集团合作的，是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昌平。他在饭桌上描述了诱人的投资回报前景，这吸引了从事化工行业的沙隆达集团副总裁郑天华，并随后签下合约：九江公司的孙昌平运作国家资助、赞助款以及“人员设备折抵”合1000万元；郑天华代表的沙隆达公司投资400万元。之后他们又拉上了郑的朋友、北京某医药公司总经理岳路，游说其投资400万元。整部电影投资1800万元。

孙昌平提供的1000万元里，包括他许诺能拿到的无锡市政府的600万元赞助款，他告诉合作者“他们（市政府）只求一个‘五个一工程奖，争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荣誉。”——政府投资主旋律电影，在之前屡见不鲜，也是政策鼓励的。他还告诉另两个完全是电影门外汉的伙伴，像《东京审判》属于国家级重点影片、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开机后还可向广电总局申请国家资助，至少能拿300万元。运气好可以拿到600万元。

孙替他们算的账是：电影只需400万元就能启动，政府和国家的赞助一到，他们不但可以从1200万元中迅速拿回投资，电影还能运转。两个从没涉足过电影圈的人相信了这个“短线投资”项目。

2005年4月9日，高群书也和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下一纸合同，开始他的电影处女作。却没想到，这张合同不但差点使他第一部电影夭折，也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更使他不断地陷入各种麻烦之中。

很快，郑天华和朋友的800万元资金逐步到位。高群书分别从美国、日本与港台地区落实了演员，同时也找来以前拍电视剧中合作的工作人员。由于影片以再现当时法庭现场为主，需要全部英文对白，而且考虑到票房因素，高群书启用的中方演员主要来自港台地区，他和助手一一敲定了刘松仁、朱孝天、曾江、曾志伟、林熙蕾等明星。这过程中，多数商谈均是在一次次的饭局中完成。

2005年5月，影片开拍。到6月初，800万已经基本用完，而孙昌平打包票的政府国家投资音讯全无。按照高群书的回忆，“记不住是哪一天，好日子一下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资金断档了。”

演员经纪人开始打电话直接找到投资人，询问部分演员的二期酬金为何逾期未付。而剧组百来号人每天的吃喝拉撒各项开销还在继续……至此，投资人无心再填无底洞，他们只想尽快找新的资金进场，最好自己能全身而退。这期间剧组又不能停转——演员档期、摄影棚租期都定死的，一旦停下来，非但项目不保，也无法再吸引新的投资。

而这些，还只是这部电影多舛命运的开始。

导演成了制片，既是爷又当孙

演员催款、各方催债、合作方找孙昌平要钱的混乱局面一直拖到了7月初，所有人都想有一个了结了。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让孙昌平出局。

几经催（逼）款，孙昌平被迫退出，但拒绝签退出的合同，他以消失的方式一走了之。而最早与剧组签署的合同，事实上依然在日后具备法律效力，这个“后患”他们始料未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孙昌平此前在其他经济纠纷中的债权人追债上门，寻人不成，他把整个剧组告上了法庭。

这时，另两个进退维谷的商人，也在思量如何尽快抽身，并且尽可能地拿回投资。年近半百，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娱乐圈，根本想不到这里的水有多深。二人相继病倒。除了每天缠着惟一的“圈内人士”——高群书，恳求他出面找钱接拍之外，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跳楼”。

本想也借此逃离这个烂摊子的高群书，被缠得心软，况且自己对这个片子已经投入大量工作，心有不甘。犹豫几天后，他答应继续拍片的同时开始四处借钱。

钱借到之前，他先在剧组开会，向大家保证“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天下最傻逼的制片人了……我只能保证剧组跟我干到最后的任何人，都按照以前的合同把钱发给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立马滚蛋，我决不挽留半句，无论是谁。”

之后十几天，高群书一边继续拍戏，同时又四处求人借钱。在电视剧中的好人脉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那些投资电视剧的老板们对电影没有一点兴趣，甚至根本不想听高群书谈电影。高最后只好承诺，自己用电视剧版权作抵押。

最终还是以前的合作伙伴，出于信任答应借高300万元，朋友徐嘉暄筹来了200万元，这笔款在电影关机的前一天到了账。高告诉记者，这期间，除了应付债务和拍片，法院还因在债务官司中他们无法还钱，屡次要封这个电影。

2005年7月23日，高群书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在北影厂的摄影棚，他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后，一句话没说掉头就出了影棚。

棚外，投资人和会计都等在一旁。他们刚刚从银行取出了现金，高叮嘱完按照前一天晚上拟好的单子给大家发酬金后，就上了汽车再不想回头。他说，“这一刻，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之后半个月，高群书对外几乎断绝了联系，整天在工作室里打CS和DOD游戏。不仅如此，他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不能听到任何关于这个电影的信息。“不管是谁，只要一提电影这两个字，我就像猫被踩了尾巴一样，心里号叫一声。”

谁来为主流爱国影片埋单？

在采访、自己的博客和其他不同的场合，高群书总忍不住反复咀嚼那段痛苦的记忆。他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不能不说的疼痛。可疼痛并没有因为关机和付清了片酬而结束。

也许是因为影片出身“主流”，不被看好，高群书高薪请来做后期的“名剪”，几经推托，最终还是在答应之后爽约了；同时为电影做宣传的徐嘉暄告诉记者，在宣传过程中，一些媒体也怕把握不好政治尺度拒绝为影片宣传；听到片子即将上映，参与后期工作的职员也开始讨要酬金，还有欠特技、录音、作曲、剪辑、机器、加印拷贝的钱……一屁股的债再次砸向高群书。而电影的最后字幕中，高群书不得不与孙昌平并列作为出品人出现，这还是电影局出面协调的结果。

8月10日，事隔影片拍摄完成一年有余，徐嘉暄去上海与上影厂商谈《东京审判》发行的具体事宜，同时请来了上海联和院线的老总们看片。一年多孕育的酸甜苦辣这时候就要分娩见分晓了，因为院线经理的看法几乎就代表观众的看法，他们最知道观众喜欢什么。

徐嘉暄说，发行商和院线开始都不看好《东京审判》，甚至很排斥，除去影片本身的“主旋律”色彩，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敏感的关系也是发行的阻力之一。尤其是院线经理的态度特别不好，他们直剌剌地跟徐说，“现在有那么多片子可选，不一定非要选你这一部。”

看完片子后大家的反应和之前刚好相反，经理们在会议室讨论得很热烈，徐嘉暄从有限听得懂的上海话里猜到，大家好像是“都表示要上，还因为分拷贝‘打架，因为我们在上海只有三个拷贝。”“后来他们商量出一个比较奇特的方法，从8月16日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一小时一场在各大影院轮流放映，他们称之为‘接力放映。”

还没来得及开心，在8月14日徐嘉暄拿许可证过程中，又出了状况，孙昌平的九江公司作为另一出品方，“要求不把‘五个一工程奖给他们就不盖章，直到电影局领导下令不盖章也发许可证，才拿到了影片的许可证。”高群书说。

一拿到许可证，徐嘉暄立刻发短信给高群书，“看到许可证一直想落泪，走出电影局的一刹那很心酸，未来的路仍然艰辛，坚持，再坚持，我们一定能赢。”

出于宣传效果考虑，发行方将影片定在拿到拷贝第三天，即8月16日在上海匆忙点映。而徐嘉暄介绍，因为资金困扰和市场预期的不确定，他们目前发放的拷贝数大约是送全国影院正常数的一半。

东京审判 篇6

关键词：《东京审判》 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举行了盛大、空前的纪念活动，天安门广场那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阅兵向世人昭示着：今天的中国有能力、有实力捍卫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是邻国之幸，是世界之福。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作为后人，我们怎能忘记那段历史。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在进行着各种纪念活动，为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反思侵略、展望和平，中国电影人在这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反映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一部公映于2006年的《东京审判》，其所蕴涵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更值得我们再次重温。

1.影片人物，炽热的爱国情感直击人心

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民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1]影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拳拳爱国之心让我们为之动容，他们为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所付出的努力更让我们敬佩。法官梅汝璈在庭审前对于来自美国的审判长卫勃宣布的法官座次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并给予了巧妙的驳斥，在得知中国的座次仍排在英国之后时毅然离开表示抗议，他用不争的事实和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及一名中国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说服了审判长，赢得了卫勃的钦佩，更为祖国赢得了尊严。当审判长卫勃说：“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骄傲”时，梅汝璈淡淡的说：“我不是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简单的几句话却有着深刻的寓意，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不屈筋骨，捍卫祖国的尊严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最后的量刑阶段，梅汝璈更是以“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的气魄与反对死刑的各国法官进行辩论，他的睿智、他的博学、他的雄辩之才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支持他的就是作为一名中国法官的使命感。当最终以6比5的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决定判决战犯死刑时，他微微闭上了眼睛。在这一刻，他的所有努力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给长期遭受日本侵略和蹂躏的中国人民一个很负责任的交代。

检察官向哲浚，虽然在影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操着湖南口音鼓励梅汝璈的那句“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同样彰显了他不屈的精神和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而倪征燠在法庭上采用“指东打西”的战略击溃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两个侵华魁首的过程，让人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钦佩之心油然而生。三位中国法律人士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总是触动着我们神经，他们那为了捍卫祖国尊严的“斗士”精神，激起我们心中的层层波澜，是感动、是直达心灵深处的震撼。

2.影片情节，理性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抗

爱国主义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能的、非理性的、狂热的、盲目的爱国称为狭隘民族主义；另一种是经过理性思考的、清醒的、理智的爱国称为理性的爱国主义。理性爱国主义者，对本国和本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受理智制约的，不会因历史积怨或偏见而盲目仇视和敌视其他国家和民族中的所有成员；狭隘民族主义者，将本国和本民族奉为唯一的、优秀的、至高无上的，因而他们盲目排外，不能接受本民族的任何挫折或失败，否则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影片《东京审判》很值得称颂的地方就是对理性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的不同展现，从而引导观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影片主要刻画了以梅汝璈为代表的中国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北野雄一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梅汝璈、向哲浚、肖楠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痛恨不已。影片开头的旁白，梅汝璈这样说道：“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肖楠在与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北野雄一争辩时更是义愤填膺，“在上海和南京死了多少平民，武汉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华北无人区，你知道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死在你所谓的日本黄军手里，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奸？”他们的痛恨的对象是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拼劲全力去捍卫祖国的尊严，而对于无辜的普通日本民众则表现出同情和友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青年北野雄一、普通日本兵和日本战犯。北野雄一将日本战败后遭受的苦难完全归咎于中国，他仇视所有的中国人，几次将仇恨情绪发泄到昔日的中国同学肖楠身上，他甚者向恋人和田芳子说：“我可以容忍你不爱我，但是你不能爱中国人。”并举枪相向，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尽显其人性的拙劣。普通日本兵和日本战犯否认侵略事实，为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狡辩，不反省、不悔改，更是印证了梅汝璈的那句“自作孽不可活”。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否认侵略暴行则正体现了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

3.影片内容，铭记历史、警钟长鸣

《东京审判》以对战犯的庭审为主要场景，真实再现了日本侵略的种种罪行，向我们还原了大量日本侵华的真相。日本蓄意挑衅、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中日战争的事实，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口述日军暴行、法庭上呈递的南京大屠杀影像，日军侵华屠杀我同胞的数字，战犯趾高气昂的表情、轻蔑狂傲的言论、恬不知耻的辩词，这些无不刺痛着我们的双眼、敲打着我们的神经，将我们拖入那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和欺辱的岁月。我们要直面这段历史，我们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作为中国人，这段屈辱的历史理应成为我们深刻的记忆，因为“忘却意味着背叛”，我们应以史为鉴，强我中华，“发展才是硬道理”。与此同时，我们仍要警钟长鸣，日本政府自投降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对他们的侵略历史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影片中，受审的日本战犯全都在为侵略战争予以否认和狡辩，当首席检察官季南问东条英机“你认为作为首相，发动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没有错吗？”东条英机回答：“完全没有任何过错，以前、现在、还有将来我都认为那是正当的。”季南接着问：“那么如果你和你的同僚无罪释放的话，你们还准备一起重复过去做过的事吗？你们还会让日本继续发动侵略吗？”东条英机十分坚定的回答“是的”。战争过去70年了，远的不说，我们看今时今日的日本国内，首相安倍晋三数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战犯发悼文，公然称颂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为侵略行为辩护；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觊觎我合法领土；强行推动被称为“战争法案”的安保法，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为日本谋求军事化提供所谓的正当性，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东京审判》是中国大陆地区拍摄的少有的几部真实反映抗日战争为题材，能秉承理性的历史唯物史观，既具有鲜明爱国主义，又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经典之作。比起当下一些“泛娱乐化”、宣扬狭隘民族情绪的“抗日神剧”，《东京审判》无疑对国民在爱国主义的理解与表达上更具有教育价值。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在进行各种纪念活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电影《东京审判》理应纳入纪念活动的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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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Z].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