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审判管理

司法改革审判管理（共9篇）

司法改革审判管理 篇1

浅谈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法院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人民法院对审判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审判管理跟不上，由此必然产生一些审判不公、效率不高、执法不严等损害法院形象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法官素质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现笔者就关于审判管理改革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人民法院进行改革以来，对审判方式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已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庭审方式改革。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审判实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审判人员包揽取证、举证转变为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官与当事人调查取证、举证分工明确;从审判人员讯(纠)问式转变为当事人陈述式;从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质证转变为当事人之间互相质证，并强调当庭质证;从不注重认证转变为重视认证，并强调当庭认证;从证据由未经质证可被采用转变为必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于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从审判人员站在一方当事人一边为当事人问话转变为法官处于中立地位由当事人互相提问、质证(即诉讼主体地位转变);从事实在庭前查清转变为在庭审上查清;从开庭形同虚设转变为在庭审上实际发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庭审功能;从庭前调解转变为着重在庭审上调解;从不重视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转变为强调以调解和简易程序方式结案，等等。

第二，审判权下放。传统的审判方式审理案件的审判权和监督权是由庭长和院长行使，庭长和院长认为案件审判有问题都有权以行政批示的方式要求合议庭复议。具体做法是，案件承办人将裁判文书交给庭长审查修改，再由庭长移交给分管院长或院长审核修改并签发。导致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有依赖心理，业务素质难以提高。既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为此，法院进行了改革，将案件的审查、修改、签发权下放给审判长，不再由院长、庭长行使。摒弃了那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增强了审判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办案效率。

第三，建立案件流程管理机制。法院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对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结案、归档等案件流程各环节分段管理，跟踪监督。有效地避免了超审限案件的发生，解决了“暗箱操作”的问题，防止了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确保了公正、高效办案。

为了建立与上述审判方式改革相适应的审判管理机制，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应将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审判管理进行改革。

(一)建议取消审判庭和庭长(含正副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设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和庭长这个行政长官来管理办案人员、管理案件审判，其实际功能作用和意义已成为历史，法院内设审判庭和庭长已没有必要。实践证明，案件以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存在很多弊端，而以案件流程管理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和快速审判，能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审判方式改革后，庭长已失去了审查、修改、签发裁判文书及以其他行政手段管案权，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一样，庭长只有办案权，不必要再保留庭长这个行政职务和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建议我国法院组织法将审判庭和庭长取消。然而，有人担心，将庭长和审判庭取消后，办案人员的审判业务管理可通过案件流程来管理、监督，而对办案人员、书记员还存在人事行政管理问题，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由院长、副院长和法院内部专设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负责人事行政管理就够了，不必要再设立审判庭这个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

(二)设立审判组。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法院的审判机构(组织)应如何设置，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才能保证办案的公正与高效。笔者认为，应设立审判组，组长由被选任的审判长担任和两名法官组成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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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审判管理 篇2

( 一) 司法属性的必然要求

( 1) 司法的民主性与尊重民意。我国政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司法的民主性, 必须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法律固然凝固了民意, 现实社会却更为复杂多变, 司法审判要承担起继续反映和体现民意的职责, 需要在审判过程中不断地把民意吸收进来, 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容, 使法律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 ( 2) 司法的开放性与吸纳民意。司法审判既要诉诸法理又要诉诸事实。诉诸法理要求按照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 诉诸事实则要求在界定法律规则时持开放的态度, 考虑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 包括民意。 ( 3) 司法的沟通性与融合民意。裁判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 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就我国司法而言, 裁判中尽管以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为常态, 然而在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的案件则需要借助其他资源, 听取社会的反响和呼声, 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

( 二) 自由裁量权的享有

美国学者梅里曼指出, 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 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正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 还能够不断地解释, 使之更合于社会”的权力。简而言之即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公平正义考虑, 酌情作出决定。因此在社会舆论一片倒的情况下, 法官处理这类社会影响广, 社会争议大的案件, 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将民意纳入裁判依据作出决定。

( 三) 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滞后

一方面固定形态的法律不能完全涵盖社会生活的各种生活动态, 使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法可依, 法官裁判主要依据的缺失令人左右为难。另一方面现有法律的语焉不详为实际断案增添阻力。以《刑法》为例, 条文中有相当多的“情节严重”等概念模糊的用语。法官只有依据一般逻辑经验定性定量。在无法可依、有法难用的情况, 法官听从民意断案审判也是人之常情。

二、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 一)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1. 填补公权力缺漏, 有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公平。公权力与个人权力相比有其权职方向的天然优势, 却难免失于细节。民意覆盖范围的广泛性, 可以帮助补充法院检察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遗漏或无法获得的证据, 使得案件调查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 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公正。2.监督司法运作,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新闻自由度的增加与媒介多样化的进展使得司法透明度高涨, 司法程序在民众的舆论监督下运行,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不当行为通过曝光敲响警钟, 促使司法程序回归法治本意, 成为司法审判公正的一道有力牵制。3. 推动变革, 有利于法律构建的完善。孙志刚年轻生命的消殒引起民众强烈反响, 加快了《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佘祥林杀妻案在媒体曝光下, 推动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改革。民声的沸腾与民意的反馈, 提醒国家立法机构与司法人员、法学专家专注焦点问题, 改革现有不完备、不合理法律, 推动我国法律构建的完善。

( 二)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1. 干扰司法独立。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正如卢卡斯所言“一个看重正义、法律与自由的国家,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 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而现实却是司法人员被非法律专业的意志所操纵, 将司法审判沦为迎合民意的工具, 不仅不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 反而是其独立的巨大阻力。2. 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权威要求其具备公信力, 即社会公众 ( 含当事人) 从道义上、思想上对司法的认同与信服。而如李昌奎案一审二审再审, 判决在民意的牵引下改了又改, 公权力的权威沦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追随者。另一方面, 公民心中最质朴的“同态复仇”“杀人偿命”又与刑法“少杀慎杀”思想相对立。在根本思想偏差的情况下民意难免对法意指导下的判决抵触甚至产生“不公”之感, 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如何不言而喻。

三、民意不应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一) 民意片面多变、非理性的特点使其无法成为司法审判依据

在民意沸腾的案件中不难寻觅到媒体推波助澜的身影, 追求“眼球效益”的大众传媒对案件的报道重在凸显其最具新鲜感和独创性的部分, 甚至很多臆想、夸大情节也会大篇幅的呈现, 真实性大打折扣。民众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 先是被媒体所蒙蔽, 又在解读中加之个人好恶, 经过两重主观解读的事实很有可能已经与真相相去甚远。而随着时间的推演, 又涌现新爆料推翻之前的猜测, 舆论风向再次扭转。随着药家鑫身份由“富二代”到“穷小子”的演变, 舆论从一边倒的必死无疑到杀与不杀两派分庭抗礼。如果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那么对药家鑫的审判不是就变成了一场今天该死, 明天不该死的可笑闹剧吗? 再者网络时代的匿名性与开放性在保障民众隐私的同时又降低了民众言论的道德责任, 此时民意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与倾吐而非理性探究。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换来的或许只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

( 二) 民意与法意判断标准的不相契合

司法审判是通过证据构建出的法律真实进行审判, 而民意则是依据媒体构建的主观真实来进行“审判”。辛普森案中多数被调查民众认为辛普森有罪, 而陪审团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宣告辛普森无罪。诉讼中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 而不可能是事实真实。因而法律事实与民意事实的偏差, 容易导致民意与司法审判结果之间的冲突, 外化为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不同追求。同时, 以个人道德作为评定标准、以经验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民意审判的常态。“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 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民意与法意的根本立足点不同, 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盲目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三) 民意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差别

首先司法审判的民主性要求其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民主性并非群众性, 司法审判的专业性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受过专门法律训练具备法律专业素养, 若将其视为群众性事务则导致大量非法律专业人士进入司法部门, 不仅有悖于司法审判的价值本意, 且在实践中造成损害。再者司法审判的民主性不等同于司法屈从于民意。民主性的内涵在于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和民意的旗号压制个人的程序权利。现实中一旦被民意打上有罪的标签, 个人权利极易遭受到损失。司法审判本着公正公开的原则向公众提供相应犯罪嫌疑人情况这本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越过个人正当权利的界限。如果把民意信奉为司法审判的准则, 必将是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背道而驰。

四、结语

无论是法律立意所凝固的当时民意, 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体现的动态民意,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民意, 司法审判的法律本质不排斥民意。虽然现实操作中, 存在着“民意审判”、“道德拷问”、不理性甚至冲击司法审判的现象, 但在本质上两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追求的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而我们无法武断的将民意排除与司法审判之外, 两者密不可分。然而吸纳民意也不意味着一味的“唯民意至上”, 坚守住一条底线———民意不能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协调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 唯有正确把握民意与司法审判的本质, 且思且行。

参考文献

[1]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学, 2011 (5) .

[2]孔祥俊.“从司法的属性看审判与民意的关系”[J].法律适用, 2010 (12) .

[3]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司法改革审判管理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指出，转瞬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有一年时间了。这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入世贸组织前较长时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司法改革继续扎实推进。

首先，司法解释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到目前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分批清理了1950年以来所有的2600多件司法解释，废止了170余件。

其次，加强了对涉外行政、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等案件的审判指导工作，及时制定了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司法解释，使这部分与世贸组织规则有密切联系案件的审判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要求。如在行政、知识产权、涉外商事审判等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若干规定及司法解释。从今年3月1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涉外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即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由省会城市中级法院、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及指定的一些法院管辖，取消其他基层、中级法院对涉外商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这个制度实施一段时间以来，效果非常好。目前正在制定有关涉外商事仲裁和信用证案件的司法解释。

再次，根据世贸组织关于透明度原则的要求，我们建立了涉外商事海事专业网站（CCMT．COM．CN），及时公布有关司法解释及案例，并将部分裁判文书译成英文在网上公布，受到国内外当事人和法律界同行的赞扬。

为提高法官素质，国家法官学院和各省级法官培训中心分多批次对各级法官进行了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知识和法律问题的专项培训，并组织专门从事涉外商事海事、知识产权和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官进行研讨，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讲授。各级法院还先后派遣了100多名法官到国外进修学习，其中大部分已学成回国。

司法改革审判管理 篇4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下面是最高法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详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

法发〔〕11号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正确处理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管的关系，规范人民法院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切实解决不愿放权、不敢监督、不善管理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规定，就完善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人民法院在法官员额制改革完成后，必须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也不得以口头指示、旁听合议、文书送阅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逐步完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力清单。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主要体现为对程序事项的审核批准、对审判工作的综合指导、对裁判标准的督促统一、对审判质效的全程监管和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

院庭长可以根据职责权限，对审判流程运行情况进行查看、操作和监控，分析审判运行态势，提示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时间、内容、节点、处理结果等，应当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永久保存。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健全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机制。根据审判领域类别和繁简分流安排，随机确定案件承办法官。已组建专业化合议庭或者专业审判团队的，在合议庭或者审判团队内部随机分案。承办法官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因存在回避情形或者工作调动、身体健康、廉政风险等事由确需调整承办法官的，应当由院庭长按权限审批决定，调整理由及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在办公办案平台公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指定分案：(1)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有必要由院庭长承办的;(2)原告或者被告相同、案由相同、同一批次受理的2件以上的批量案件或者关联案件;(3)本院提审的案件;(4)院庭长根据个案监督工作需要，提出分案建议的;(5)其他不适宜随机分案的案件。指定分案情况，应当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

四、依法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原则上应当随机产生。因专业化审判需要组建的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和合议庭，人员应当定期交流调整，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两年。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院员额法官和案件数量情况，由院庭长按权限指定合议庭中资历较深、庭审驾驭能力较强的法官担任审判长，或者探索实行由承办法官担任审判长。院庭长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五、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案件，院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院庭长对相关案件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可以决定将案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

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符合上述个案监督情形的.，应当主动按程序向院庭长报告，并在办公办案平台全程留痕。符合特定类型个案监督情形的案件，原则上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六、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

院庭长应当通过特定类型个案监督、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查看案件评查结果、分析改判发回案件、听取辖区法院意见、处理各类信访投诉等方式，及时发现并处理裁判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不统一的问题。

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强化信息平台应用，切实推进电子卷宗同步录入、同步生成、同步归档，并与办公办案平台深度融合，实现对已完成事项的记录跟踪、待完成事项的提示催办、即将到期事项的定时预警、禁止操作事项的及时冻结等自动化监管功能。

八、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自觉接受权力机关法律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检察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公正裁判水平。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判管理部门与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内部监督合力，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九、院庭长收到涉及审判人员的投诉举报或者情况反映的，应当按照规定调查核实。对不实举报应当及时了结澄清，对不如实说明情况或者查证属实的依纪依法处理。所涉案件尚未审结执结的，院庭长可以依法督办，并按程序规定调整承办法官、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审判辅助人员;案件已经审结的，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转变审判作风 提高司法效率 篇5

司法效率是现代诉讼法律价值目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它的确立，体现和反映了现代诉讼法律在价值目标取向上的多元性，对实现现代诉讼法律价值目标体系中公正、安全、效益等要素的价值整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发展，司法调整因在应付许多新产生的迫切利益、处理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关系的许多方面，与现代诉讼法律的价值目标要求存在相当距离，使得司法机关在更新司法理念、改革司法体制、完善司法运作机制、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亟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审判迟延、作风拖拉、效率不高即是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重新省察司法效率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就成为我们着眼于对司法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全面提升司法水平的内在必然要求。而这其中首要的突破，是审理期限的管理创新问题。

审理期限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审理案件必须遵守的法定期限。作为法律在实践特定社会的制度道德原则――社会公正的同时，为能够追求最佳社会效益所提供的利益方案，审理期限具有以下基本特性：(1)审理期限是我国一项重要、具体的诉讼法律制度;(2)审理期限是诉讼活动基本规律和要求的一种反映。诉讼活动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活动内容，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和要求。审理期限正是其过程性、时限性等规律和要求的“社会固定形式”;(3)审理期限是司法效率标准在诉讼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其独立价值即在于司法机关在时间限度内应当依司法证明的标准和司法证明的程度对案件作出裁判，是“法律已无法回避接受经济功利规则的影响和支配”的结果;(4)审理期限是司法公正标准与司法效率标准的价值整合体。它一方面保持了法官的裁判结论能够获得合理的证明，降低因错误裁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诉讼的无休止，降低因延误裁判而造成“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的社会成本，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价值互动和平衡;(5)审理期限是法律为能够有效地化解冲突并形成解决方案所提供的一种程序，它弥补了传统司法过程中长期适用公正标准的不足之处，是人类理性发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一项文明成果。由此可见，审理期限既是衡量司法机关诉讼活动运作效率、司法机制是否完善、司法成本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司法活动中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

审理期限对司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影响甚大，突出地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其立法的科学性问题。审理期限作为诉讼活动基本规律和要求的一种反映，其科学性取决于它反映客观规律和要求的深度与广度。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审理期限的具体规定是否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和要求，非属本文探讨的重点，但能够肯定的是正像审理期限的`法律规定从无到有一样，其程序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应当在“确保法官的裁判结论能够获得合理的证明”的前提下，根据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要求而不断改进和完善。二是其司法的执行水平问题。一般地认为，司法机关只要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就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但是，通过对审理期限作进一步理论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司法上的固守观念和习惯做法虽对解决案件超审限审理现象极具积极意义，却与现代诉讼法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要求并非完全相投。首先，就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而言，法律给出的审理期限是审理某种案件的最长期限抑或最大值;而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因其案情的千差万别在审理期限内的时日耗费也非等量齐观。如果说审理期限是审理具体案件的时日最上限，那么在审理期限内所耗费的实际需要的时日便是最下限。从社会、从具体案件对司法机关审判周期的要求看，只有在“确保法官的裁判结论能够获得合理的证明”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缩短审理期限，实现审理期限内实际需要耗费时日的最小值抑或接近其最下限，才是符合效率标准要求的，同时也是公正的。其次，审理期限的法律规定为最大值体现了“法律制度的弹性”，这种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为司法机关在实际掌握和控制具体案件的审理周期时留有较大的余地。司法机关和法官能否通过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将这种“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抓好党建促审判司法公正为人民 篇6

各位领导、同志们：

值此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林西县人民法院党总支被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法院党总支的负责人，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说明我们的党建工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关心和支持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下面，我代表林西县人民法院党总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院在党建方面的工作情况。

一、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近年来，我院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积极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按照“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基础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各项审判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总支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做到“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依照党章规定，根据人事机构改革实际情况，我们将原来的一个党总支和四个支部重新进行了编排，改组为一个总支，十个支部，将支部分解在各庭室，全院52名党员全部编入组织，形成党组织的树形网络体系，使支部班子成员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结构更趋合理，工作更富朝气，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大增强。

二、认真组织，加强学习，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政洁自律意识。

我院非常注重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每周五下午的政治学习制度，学习内容包括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两会精神，上级法院文件，廉政准则，实施的新法，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等，并组织全体干警观看了《金钱的阴谋》、《笑脸背后的罪恶》等警示教育纪录片，党组成员带头记学习笔记和学习教育心得体会，全体干警撰写警示教育心得体会共160多篇，党组成员撰写调研文章30多篇。通过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极大地提高我院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政洁自律意识。

三、司法为民，求真务实，法院各项工作成绩显著。自2006年，诉至我院的各类案件平均以每年13.12%的速度递增，这是摆在我院全体党员及干警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面对考验，全院50多名共产党员及其他干警，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把司法为民贯穿到接访、立案、送达、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2010年我院进一步完善立案信访窗口建设，使之具备了诉讼引导、立案审查、立案调解、救助服务、查询咨询、材料收转、判后答疑、信访接待等8项服务功能，方便来访当事人咨询、办案。同时，在把握公正、效率、效果的前提下，我院根据业务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考核目标和评分办法，共29项指标，每项指标确立一定的分值，到年末时，根据这些考核目标和评分办法对各庭室的工作进行打分，分值高的庭室和个人将获得院里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这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警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2010年，我院共受理各类诉讼和执行案件2801件，审、执结2785件，未结16件，同比下降86.56%，结案率达99.45%。

为了使广大党员在案件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我院各庭室的负责人都由党员担任，他们倾听民声、维护民权、化解

民怨，用满腔的热情维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2010年，我院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专门成立了妇女维权合议庭，依法审结案件6件，切实提高了审理妇女维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针对追索赡养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案件，坚持优先受理、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原则，及时化解矛盾。同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那些生活困难，打不起官司又不得不走上诉讼道路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诉讼费，手续费等一些费用，近两年共减免费用30多万元，极大地缓解了当事人的负担。审判工作中，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能动司法，加大调解力度，化解各种矛盾纠纷，2010年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2013件，审结1999件，结案率为99.3%，其中调解结案886件，经调解当事人撤诉结案572件，调撤率达到73%，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面对各级法院在执行难方面的问题，我院采取“刚柔相济，和解执行”的方针，对部分执行时间较长的积案进行认真梳理，加大执行力度，同时尽量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在执行和解中注意让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争取双方互谅互让，最终达成执行和解，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010年，全年执行案件收案730件，结案728件，执结率为99.73%，同比分别上升25.13%、31.17%和4.33%，执行案件和解和自动履行率达到74.6%，通过我们的努力和积极探索，2010年，我们创造出审判工作“零差错，零上访”的业绩，执行工作也实现了良性循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在司法实践中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多次肯定，自2006年以来，我院先后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二等功一次，被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荣记集体三等功二次，2007年被赤峰

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政法工作先进集体，2008年被自治区政法委授予涉诉信访工作先进集体，2009年被自治区高院评为全区优秀法院。2010年9月被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授予清理执行积案先进集体。同年，我院又在全国三千多家基层法院中脱颖而出，与其他85家兄弟法院一起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法院”，2011年初，自治区高院又授予林西县法院“集体一等功”。

我国行政审判制度改革问题探析 篇7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问题

一是审判权威问题。国内相关权威机构就法院行政诉讼能力进行调研, 数据显示, 27.14%选择完全具备处理问题的权威与能力;14.37%选择基本具备, 而58.49%选择不相信法院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水平, 说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能力存在较大质疑, 而一些行政机关的特权意识当中, 也没有重视法院权威。分析原因, 主要在于现行法律对维护法庭秩序的权威性没有显示出现, 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对行政机关的干预行为没有很好的制约, 同一件案子往往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对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进行明确, 现行法律条款缺乏硬性规定。

二是审判独立重构及制度保障问题。从国内现行审判体系来看, 法院审判行为往往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 虽然国家提出“独立审判”概念, 但却没有体现在实践当中。纵观国内外审判体系, 只有审判独立才能够保障法官有效行使其审判权, 法官独立审判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制度。然而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法院审判独立的制度, 仍然没有实行法官独立, 这也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例如, 承审的法官不具有断案的权利、断案人员在案例审理的过程中不能参与、法院的开庭审理更加注重形式等, 从而造成审判职能受到行政管理的干预。要想实现审判独立, 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即法官的职位、生活以及任职资格等多方面的保障。

三是司法地方化问题严重与行政诉讼执行难的问题。其中司法地方化主要体现在: (1) 机构设置方面。在法院的机构设置上, 通常按区域设置, 地方行政直接领导司法机关; (2) 法官任免方面。我国的宪法以及现行法官法中明文规定, 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工作, 一般法官的任免则由本级权力机构负责, 在这项工作当中地方党委的作用尤为重要, 这样的任免方式也使许多法官将自己定位于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法官; (3) 经费来源方面。地方财政为地方法院提供经费, 而经费的多寡也直接影响着办公环境以及法官福利等问题, 这也是影响法院判案中立性的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是法院判案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败诉的案件当中。被执行机关在这一问题当中占决定性因素, 当然也不能排除执行机关的责任, 例如当出现被执行机关不具备履行能力时, 执行机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严重, 如果司法权不能达到统一, 就难以产生对各级地方行政权力的约束作用。

四是法官官僚化与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法官官僚化主要原因是法官的社会地位较高, 导致一部分法官服务人民的意识淡化, 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的现象出现。同时法官的工资收入还要受行政级别的影响, 不同级别的法官会有不同的称谓, 如处级、厅级以及部级等。司法行政化可以分为司法的内部行政化与外部行政化。其中内部行政化一般指法院的内部活动以及管理形式具有较强的行政化特点。通常表现在:一法院的工作方式行政化。所以能否主动的发现并处理案件通常被视为评判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虽然司法的本质特征是被动性司法, 但在实际诉讼当中, 法院仍然要积极地寻找案件。《行政诉讼法》也对此加以肯定。二是法院上下级关系行政化。其实法院无所谓上下级之分, 每一个级别的法院都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都需要遵守法律来履行职责。最后是各级法院人事管理的行政化。

外部行政化则是指法院在日常的运行过程当中还要受各级行政部门的影响。我国的法院要接受同级政府、党委的约束, 法院要承担较多与司法不相干的任务与工作, 一般情况下, 法院会将为当地政府服务视为自身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完善

总而言之, 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 还需要不断的改进与完善。

回顾多年来的行政审判工作, 总结审判经验, 要想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 弥补当前司法体制的不足, 我国各级法院主要应做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行政权, 有效提高法院的地位, 树立法院在社会上的权威形象, 弥补当前司法行政化与地方化的一些问题, 有效确保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形成。中国行政法院的制度设计应做到:构建行政法院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 行政法院应提高法院地位、树立法院权威, 应克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弊病, 应保障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独立。行政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 原法院行使的行政审判职能全部转由行政法院行使, 审理和判决行政案件, 原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外的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法院均有管辖权。

(1) 建立科学的庭审程序。当前, 我国各地方法院的庭审程序仍然不够规范, 因此要努力规范庭审程序以保证当事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要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为当事人表达诉讼主张创造条件;以此来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同时, 庭审程序的不断完善与规范, 可以有效避免超职审判的现象, 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当事双方的主观能动作用, 有利于克服审判过程中一些不良现象, 大大降低超审限案件的比例。

(2) 注重证据。在行政案件的审理当中要格外重视以事实为依据, 切实加强证据的规则。做好证据的审查工作是规范审判程序的主要内容, 法院要允许并保护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 同时注重合议庭对证据的认证工作。目前,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出台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解释, 但仍然不够完善与具体, 对于行政审判中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因此全面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与公正性, 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我国各级法院要全面总结行政案件审判的经验, 制定出一整套规范的诉讼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规则。

(3) 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帮助行政法官搜集相关证据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合法性审查也是司法审查的本质内容。当前, 我国的法律规则仍然存在较多的漏洞, 所以规范行政审判程序能够有效规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 减少审判工作中的各种失误。总的来说, 要想迅速有效的处理好行政案件, 就要有效完善法律适用的规则, 使之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 结合我国《宪法》《行政处罚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 来制定我国行政法院的规范, 能够帮助法官正确判断法律规范的适用性, 正确裁决或解释法律问题, 使各级法院的法官更加清楚的理解法律规则, 避免误解、曲解法律规范的问题出现。

(4) 明确合议庭职责。作为行政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 合议庭能够有效保障法庭的审判质量, 切实加强审判效率, 要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责, 使其在疑难、复杂、重大中扮演重要的指导作用。

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关系探讨 篇8

摘 要：司法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视媒体以及网络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已经成为普通大众发表意见表达心声的重要途径，随之诞生的舆论监督也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但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也日益凸显。他们之间的博弈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我们要做得不是支持谁反对谁，而是竭力在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中去找一个契合点来进行平衡。

关键词：司法审判；舆论监督；冲突

一、案情回放与问题引出

案例一：1997年的一天，时任公安分局局长的张金柱酒后驾车并在车道逆向行驶，将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而孩子的父亲被卷入车下拖行长达1500米，后在路人的强行拦截下才停下。该案经报道后引起了大量的关注。最后张金柱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案例二：2009年某日，胡斌驾驶非法改装的跑车超速行驶，将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浙大毕业生谭某撞死。随后胡斌的富二代身份、警察开始时对车速的错误认定也引起了大众的质疑和讨论。最终该案的处理结果是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胡斌有期徒刑3年。

上述案例都是当年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并吸引大家激烈讨论的事件。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时至今日仍有值得探讨的价值。透过这些案件，我们能够看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张金柱案”与“胡斌案”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案件的始作俑者有着类似的特殊身份，这也是引起舆论关注的关键之一；其次事故类型相同而且他们各自受到的舆论谴责也是相差无几的，民众都是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对肇事者严惩，并且很多人都提出殺人偿命的要求。不过这两件类型相似的案子判决结果有着天壤之别，张金柱被剥夺生命，判处死刑，而胡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也许张金柱的死刑判决在当时的确大快人心，而“胡斌案”的结果让人愤愤不平，但今天再回顾，“张金柱案”已成为舆论杀人的典型，而“胡斌案”在司法界则被认为是为正确面对和处理舆论树立了榜样。

电视媒体和网络现在已经相当普及，各类新闻媒体及普通民众也愿意在网络上对某一事件发表相关的评论，而这些发表的共同或相似的意见就会形成舆论，由于涉及人数众多，舆论就会产生社会影响力，而民意也通常透过舆论而表达出来。但舆论产生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司法审判带来了困扰。除了上述案例外，像彭宇案、药家鑫案等等，舆论都不同程度的对司法产生了影响，为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司法审判如何应对舆论监督，如何看待其与舆论监督的关系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辨证关系

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独立”和“公开审判”原则要求法官排除外界的非法干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理案件。关于舆论监督，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这条规定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权，而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与网络进行舆论监督也有了法律基础。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在某些方面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相排斥的，他们也有对立与统一的辨证关系。

（一）二者的统一

第一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司法审判是法官依据法律的规定，解决纠纷，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对受害的人进行保护，实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而舆论监督则是在相关事件被披露后，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对善恶进行评判。舆论监督能使司法审判更加透明化，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对审判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使审判更加公正，为受害人伸张正义。从这个角度看司法审判和舆论监督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是相互促进的。司法审判要实现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离不开舆论监督的支持。实践中法院受制于行政机关，其人、才、物等方面都依赖于同级政府。[1]因此很难排除地方政府的干涉，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法院排除外界的压力。此外法官也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的存在，在办案的过程中会受到自己的情绪、偏好和自身利益的影响，因此在没有外力的监督下很可能出现司法腐败等行为，舆论监督的透明化也让腐败无处藏身。另一方面公开审理原则希望法庭审理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实现司法的公正。法庭审判的过程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传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审判公开的范围增加，力度加强。而对舆论监督来说，它需要通过媒体或网络的报道与传播才能进行，司法审判中涉及很多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话题，其透明化也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吸引人们的讨论，也更好更广泛地促进了舆论监督。

（二）二者的对立

当前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实践中，媒体说司法不透明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可能藏匿了一些“肮脏内容”，而司法机关又说媒体的报道超越了法律的范围，误导了公众，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独立。[2]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评判标准不同。司法审判所依据的是国家的法律，法官要严格依法办案，而舆论监督的参与者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媒体，他们的评判往往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对事件进行审视。法官的法律思维与公民的道德思维就会产生冲突。司法审判要求法官要理性的审视案件，要符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相关规定，这种专业性角度与舆论监督所带有的感性情绪就难以调和。正如胡斌案，从法律的角度看判处胡斌有期徒刑3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一部分舆论仍然认为应该杀人偿命或者严刑重判。

第二司法审判的相对封闭性与舆论自由的冲突。审判独立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要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司法审判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要尽力排除非法律的干扰，比如权力、人情、金钱等等。而司法审判涉及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这些案件一经新闻媒体播出就会很快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媒体的开放性和公民言论自由自然容易形成舆论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在无形之中给法院和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来了干扰，形成了压力。司法的独立性与舆论自由的冲突给审判带来了难题。正如在张金柱案和胡斌案中，舆论监督的影响无疑是显而易见的。胡斌案中的法官面对舆情的压力仍坚守了法律，而张金柱的重判和许霆的改判最终服从了民意。[3]

第三司法审判程序性要求与新闻媒体的商业性要求的冲突。司法审判要根据诉讼法的要求进行，这就要经历相应的诉讼期间。[4]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媒体的介入，而现今媒体行业竞争激烈，商业利益的追求往往被放在重要位置，为了吸引民众的目光和注意力进行抢先报道使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同时司法审判对事实的认定是依靠证据，而证据的采信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知识，一般人很难进行正确的分辨。而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对事实的描述就可能与法律上的事实认定产生差别，由此误导民众。因此被误导的舆论对审判工作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同军，王筱琴，黄维.论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内涵、辨证与平衡[J].科技与法律，2009，（3）

[2] 范玉吉.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J].社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3）

[3]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司法审判与网路舆情的和谐互动之道[J].法治研究，2011，（7）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与审判方式改革 篇9

一、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概念

模式，又可称为“模型”，是指某一系统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⑴也有学者提出模式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即模式通过提示该事物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说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差异。⑵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又称民事诉讼结构。当前法学界比较认

同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称之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类型。但学界对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基本模式的含义却存在不同的或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对当今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事诉讼体制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模式划分的归类并非一致,于是有学者提出在明确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基本含义的前提下，进一步理清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划分根据是必要的，如果不明确模式的划分根据就不能够正确地加以归类，并导致连锁错误。⑶

人们根据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这一工具对三大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进行分类。根据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多采用职权主义。”并认为这种观点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的观点。⑷还有一种观点即张卫平学者于1993年在一篇题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分析》指出：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模式都是当事人主义，而原苏联东欧各国都可纳入职权主义模式。⑸有学者指出，两种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作为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基本含义如何理解，即各自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有自己的定义。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对立物的职权主义诉讼基本模式，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职权主义一般认识是“承认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原则总称为：‘职权主义’”。具体为：（1）、法院对程序的进行、开始及诉讼对象的决定有主导权；（2）、诉讼证据资料的收集及诉讼争点的确定一般由法院主动进行，并且认为对程序进行主导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对程序开始、终了及诉讼对象的决定，诉讼资料的收集及诉讼争点等方面的主导权称为“职权探知主义（DiositioMaxine）。笔者认为，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中，对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理解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确定：（1）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进行、推动由谁进行，即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依赖于当事人，另一种是由法院主导进行；（2）法院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收集及诉讼争点确定的来源。一种是由当事人收集证据资料，在自己诉讼主张范围内确定诉讼争点；另一种是由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同时确定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争点。这些活动的进行如果是依赖于当事人完成的，称为当事人主义，由法院依职权进行的，称为职权主义。在当今两大法系及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中，由于相互取长补短，不断对自己的诉讼结构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及经济贸易往来等，加上国家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干预，两大法系的诉讼结构或模式已相互吸收或部分融合，不再具有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但是要把握好民事诉讼的整体结构，建立具体的体现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自由等价值为内容及达到公平、合理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的诉讼制度，尤其是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并使其诉讼权利得以充分保障，法院的中立裁判者的身份得以体现，探讨民事诉讼基本模式非常必要，也是促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必要前提。

二、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及结构分析

件的诉讼人应就其所主张的事实举出证明方法（书面证据、证物、证人、勘验、鉴定等），法院亦应自行调查事实，搜集调查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应凭证据，不应单凭诉讼人的陈述。”⑺这是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及法律文件等条件决定我国法律制度的特点，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色彩。在对待裁判争议的事实根据上，法院对民事争议的裁判可以依照当事人的陈述和提出证据为根据，法院可以甚至完全可以自己独立收集的证据为依据对案件进行裁判。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独立收集证据，而不受当事人主张证据范围的限制，法院不只是简单地核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还要直接收集证据。《试行》第65条第2款规定，法院有权“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在各种具体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方面，法院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如执行、保全程序的启动等，《试行》都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开始，并且明确规定执行的开始的方式之一是职权移送为主，当事人申请为辅、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性还体现在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涉方面。例如，法院可以不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对一审诉讼标的进行全面复审。由此可见，不管是在程序的开始、进行及对程序的推动和证据资料的收集、争点的确定方面，《试行》中规定法院总是具有主导作用，甚至决定作用，当事人处于被动地位或者辅助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在法院与当事人的基本关系上坚持了法院的主导地位，反映出很强的职权干预色彩，也反映出《试行》对当事人主体自治的忽视。⑻

1991年我国对《试行》进行了大的修改，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典。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规范，对于在新的形势下比较科学、公正、迅速和经济地解决民事纷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新民事诉讼法与《试行》相比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以及相关的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例如，执行程序和财产保全程序的启动方式由法院以职权移送为主开始改为以当事人申请为主；上诉制度方面，针对《试行》中规定的二审法院：“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的职权干预规定，将其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但是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对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只是一种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在最能体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方面没有根本的转变，即作为法院裁判根据的事实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依此为依据对案件争议作出判决。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同时，又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职权主义类型。⑽

笔者认为，从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看，解放初期几个有关民事诉讼的规定，到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施行，直至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执行，始终没有摆脱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甚至决定作用，从而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或辩论权无法得到发挥，甚至受到严格的法官行政化职权的限制。因此，我国民法及有关法律中规定的当事人自治原则无法在诉讼程序中保障实现。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中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公平、自由等价值的实现。有学者对职权主义模式的基本结构缺陷进行了分析。认为：“结构性缺陷是指这种模式所内含的缺陷，是由于职权主义模式自身的基本构造所决定的，不改变这种基本结构其内含的缺陷就无法消除。”并且认为职权主义模式的基本结构是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起着主导地位，具体体现为法官所裁判的诉讼资料不受当事人双方主张的限制。因此，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就处于被动和相对消极的地位，这种基本结构的缺陷最明显的直接使作为民事诉讼程序核心的辩论程序空洞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⑾。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的主张得不到法院的认可，诉讼地位中的主导作用无法体现，法院的取权色彩过于浓厚。所以，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根本出路中于重建我国诉讼结构，做到切实强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弱化法院（法官）职权，建立一种接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三、重建民事诉讼结构，改进我国民事审判方式

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转换过程中还涉及一系列有关诉讼体制的调整问题，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从既存的职权主义向大陆型当事人主义诉讼论模式的转换所体现的实质精神是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因此，除了直接关系民事诉讼模式的基本点的有关规定应该加以修改以外，还有与此整合协同的制度也要加以调整，诸如管辖制度，当事人制度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再次修改民事诉讼的问题⑿。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转换问题，也就是民事诉讼结构的重建，同时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权限划分问题。我国要建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符合法治精神的民事诉讼审判方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结构进行调整。

首先是程序的启动、进行和推动应以当事人为主，法院或法官应遵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有学者认为法律赋予法院的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必然居主导地位，对民事诉讼起主导作用。并认为这种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院决定民事诉讼的开始与终结，表现法院指挥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再次，法院决定民事诉讼的结果；最后，法院保证判决和裁定的执行⒀。笔者认为，在不能因诉讼从法院立案受理开始即认为民事诉讼中程序的启动和进行的决定作用在法院。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案件开始诉讼的根据由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没有自由裁量权。相反，诉讼的开始决定于当事人是否向人民法院起诉。至于法院指挥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决定民事诉讼的结果及保证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也是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其中立裁判者的职责，行使司法权的必然结果。况且，根据当事处分权原则（包括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处分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随时撤诉或放弃诉讼。虽然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监督，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违反法律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法院有权否决或加以纠正。这并不限制当事人原来的诉讼行为，而是对一种新的侵权行为的监督，即对权利滥用的防止。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没有作任何规定。1998年6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证据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1999年10月最高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6条指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要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由此可见从我国民事诉讼发展趋势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成为必然。但由于证据开示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程序繁琐，未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易受制约和变动。因而要求律师制度存在，当事人素质和律师数量质量提高以及当事人尽量委托律师代理，因此又将增加诉讼成本。于是有学者提出创造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环境，如诉讼体制环境、法制环境、政治经济环境、诉讼观念环境等。如诉讼体制上推进民事诉讼制度转向弱化法院职权的方向，强化辩论原则，实行当事人举证的证明责任制度。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⒂。也就是说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还必须进行法治环境的创造及相关诉讼制度的改革。

再次，是辩论原则的贯彻和争点的确定。前面已提过，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所谓辩论主义，一般是指只有当事人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制度或基本原则。反之，当事人没有在诉讼中，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辩论原则的表现，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辩论原则的规定过于简单，而且没有充实的内容，更缺乏司法实践的贯彻实施，也就是立法理论及实践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要真正贯彻辩论原则，实行较为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必须贯彻辩论主义包含以下三原则：⒄第一，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基础。即当事人如果不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第二，法院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必须原原本本作为判决的基础。即对自认事实、包括对自己不利事实，都应作为判决的基础。第三，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事实原则上限于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原则，阐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由当事人负担，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这是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所必须的。

总之，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不能只在一些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工作上做文章。必须切实加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建立相应的具体的诉讼制度和诉讼规则，以保证法院裁判工作公正、公开进行，促进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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