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改革（共12篇）
刑事司法改革 篇1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的灵魂, 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因此, 它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有着更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安,刑事执法
刑事司法改革 篇2
一、法院司法建议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法院司法建议分口头建议和书面建议两种。司法审判实践中常以书面建议为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对法院司法建议书制作与适用作了明确规范性规定：法院司法建议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对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以及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建议或向其他司法机关提出法律建议时适用。其适用范围有三个方面：一、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二、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审判机关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的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建议;三、符合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刑事审判案件中司法建议的规范和应用以及存在问题
实践中，司法建议书以审判机关赋有案件审理权和强制执行权部门使用较为普遍，立案部门和审判监督部门也有使用，但使用频率不高。案件审理和强制执行部门对于按规定需要提出民事、行政、执行案件，需针对具体案件分别制作司法建议书，其发文对象是其他司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或一案一制作或集中对一类问题提出意见向发案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改建议。由于分门别类，语言表述较为繁杂，笔者仅就刑事案件审理部门对司法建议书的使用作些探讨，以有益司法建议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规范应用。
由于刑事审判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容易发现发案单位犯罪以外的制度上、监管上和人员素质上存在的问题，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堵塞漏洞，建章立制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作为刑事审判的一种补充手段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建议书的制作与适用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制作与适用进一步作出明确定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及时纠正相关单位在管理中存在的错误、漏洞或者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以及要求相关单位配合司法审判机关打击犯罪及其他建议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时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其适用范围，供审判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使用。主要适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防范、减少犯罪等方面的建议。
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过程中，都把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作为扩大办案效果，开展个案预防和教育的司法程序来应用，对宣传法制，教育多数，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刑事案件审结后，案件承办人根据办案中发现的案件之外的需要改进和纠正的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庭长审核，主管院长和院长批准，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提交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审定。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被批准后，承办人一般以送达回证的形式送达发案单位接受，在规定的时限内到发案单位听取对建议的反馈意见及改正问题的措施。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对大要案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参加人员有法院主要领导、案件承办人、检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和发案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由案件承办人介绍发案的原因、过程、后果、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宣读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内容并正式送达。形式隆重，严肃认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被建议单位都能够对建议的内容认真对待，迅速整改，并主动将整改情况向审判机关反馈，使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效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以上做法，说明认识到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重要性，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分法院办案法官中，也存在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认为审理案件是实的，提建议搞预防是虚的，不愿在这方面花费精力。因此，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应用上采用应付、敷衍了事的态度。主要表现为：
一、在内容制作上，空洞无物，缺乏针对性，官话、套话、废话一箩筐，泛善可陈，找问题不准确，提建议无新意，千人一面，千篇 一律，照抄照搬，不着边际。
二、在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送达形式上，往往是到发案单位一送了之。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达到的效果不管不问，不听取意见反馈，不检查建议内容落实情况。更有甚者，为应付了事，自圆自说，自做建议，自做回复，到发案单位盖个印章拿回来入卷。
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制作过多过滥。有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求每案必发建议，不论案值大小，影响大小，有无必要，造成案件承办人应付差事或造假等现象。
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完善方向
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法律审判机关。”刑事审判是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实行的法律监督。审判机关从司法审判职能出发，对某一单位或部门执法状况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设性意见，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明确的指向性，因而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以体现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好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是办好案件，扩大办案效果，开展打击犯罪，提高刑事司法审判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规范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应用，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提起和制作。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提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应结合案件审理过程，发现和找准问题，一般由审理案件的承办人提出，交庭长审核后，报请主管院长和院长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提交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审定。
2、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格式，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一书已作出明确规定，关键是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正文内容填写要认真，要舍得下功夫。要针对具体案件有明确的指向性，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发生的，应吸取的教训是什么，怎么整改，才能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总之，叙事说理，要结合发案单位实际，针对性要强，要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制作质量。
3、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送达形式可分为一般送达和特殊送达。一般送达即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制作好以后，由承办人以送达回证的方式递交发案单位，定期回访，检查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内容落实情况，并将回访情况记录装入案卷。特殊送达即前面已讲到的，对大要案以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有选择性的以召开联席会的形式，介绍案情，指出问题，讲明危害，提出整改要求，宣读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并当众送达，日后，再按要求回访。特殊送达的效果优于一般送达。
4、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发放应有重点，主要针对大要案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要每个案件，不分案值大小，不分主次轻重，都要求制作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泛泛而谈，是机械教条的表现，不仅增添案件承办人的负担，还达不到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有的法律效能。
5、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归档。《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规定，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一份附卷，一份送达相关单位，一份送达相关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一份本院档案部门存档。刑事审判部门要做到个案预防，要建立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档案。因此，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档案中应包含：案件的基本情况、审理结果、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相关单位反馈意见、案件承办人回访纪录等。
结语
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综述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辩护模式；制度改革；发展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意识，其中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同时人们对于安全也有着单一性的诉讼价值追求，这也让我国刑事辩护模式的发展发生了改变，以限制辩护模式为基调的混合辩护模式应运而生，而且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辩护制度也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最终目标是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辩护制度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阐述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新进展
在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进一步改革并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刑事辩护制度中单就条文数量来说，就从最开始的10条增加至当前的16条；从内容上来说，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几乎都有所涉及，与原刑事诉讼法相比，内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1）确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在原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但是其辩护人地位却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因此在侦查阶段，律师通常都会处于尴尬境地。经过本次修改，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侦查阶段被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能够作为辩护人进行诉讼活动，这也就是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第33条规定的内容，这无疑保障了被委托律师能够为其犯罪嫌疑人提供更有效的法律帮助。
（2）辩护人的职责得到强调
这里所强调的辩护人职责从内容上来说，包括程序辩护和实体辩护。实体辩护就是要求辩护人从直观的角度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刑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具体材料提供出来；而程序辩护则要求辩护人根据具体侦查活动、起诉程序以及审判活动中违法或者对被指控人的程序权益造成侵害为由进行辩护。这也是民主法治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同时程序辩护也是当下形式司法领域中重要的一种辩护形式。在原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5条规定虽然涉及了辩护人的职责，但是仅仅是提高实体性辩护，程序性辩护并没有包含其中，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没有对程序辩护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原基础上增加了关于程序性辩护的具体内容，强调了这两者的重要性。
（3）辩护律师会见程序得到改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的会面，是这两者进行全面、及时有效沟通的重要环节，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有效路径。在原刑事诉讼法中的第96条第2款中就严格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其中虽然规定了律师享有与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但是会见中会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包括：其一，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后才能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面；其二，律师在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面的过程中，侦查机关需要按照案情及实际需求委派人员出现在会面现场。在实施原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律师想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面是较为困难的，这也成为律师辩护改革所面临首要问题。而为了使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进行了新的规定，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规定，即第37条第2款和第3款，从中可以发现，如果案件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以及恐怖活动犯罪，那么辩护律师凭借自身的“三证”就有权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会面，上述三中犯罪案件仍然需要相应侦查机关的许可批准才能进行会见。同时为了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进行自由的交流沟通，现有刑事诉讼法在第37条第4款中就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明确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过程中不被监听，并且明确规定了不被监听的范围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出现在会面现场，同时也不能采取任何技术手段进行监听。这一法律规定为其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4）辩护人的阅卷权得到完善
阅卷权是让辩护人的有效辩护得到保障的一种途径，辩护人通过阅卷才能进一步对侦诉方提供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了解和掌握，进而才能对其中存在的内容和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辩护。在原刑事诉讼法中辩护人虽然享有阅卷权，但是对其阅卷范围进行了严格规定，也就是在不同诉讼阶段，辩护人的阅卷范围也不同，而且还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加以支持，进而使得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对案件材料进行查阅的过程中很难查询并掌握有辩护价值的材料。在当前刑事诉讼法的第38条规定中就重新定义和规定了辩护人的阅卷权，也就是从案件审查起诉的当日起，辩护律师有权对全部案卷材料进行查阅、摘抄和复制，这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改革和突破的地方，自此辩护人的阅卷权得到更好地保护。
（5）在管辖权下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作出了调整
刑事案件理应由与案件没有任何利害和特殊关系的人进行办理，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起诉程序客观公正，同时也是确保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以往，法律中对此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辩护人在执业活动中出现的涉嫌犯罪行为，通常都是由辩护人在本案中对抗的侦查机关进行处理的，这样往往会让当事人对侦查机关的公正客观等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司法的公信力，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刑事诉讼法的第42条第2款中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管辖权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6）规定了辩护律师涉案的信息保密权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该条款有所涉及，这是当前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的，即第46条规定，这其中对辩护律师关于涉案信息的保密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辩护律师在享有该项权益的同时也能够在诉讼过程中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该项规定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向辩护律师赋予拒绝作证的权利，因而也是当前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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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和案件范围都得以扩大
根据原有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仅在审判阶段适用，并且对制定的辩护范围进行了严格规定，只有当报告人为未成年人或者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予以适用。经过改革完善后，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在原有的审判阶段基础上增加了适用阶段，包括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并且适用的范围也增加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辨认能力以及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还未完全丧失的精神病人，另外一种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探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展望
从总体来说，当前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辩护制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破解了辩护难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进行了维护，同时对司法公正的实现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有个别规定模棱两可或者过于原则化，在执行时受到很大的阻碍，因此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明确。例如上述中的会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难以顺利实现。虽然辩护律师可以通过“三证”顺利的行使会见权，但会见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辩护律师需要明确所会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位置，但是在修改后的刑事辩护制度中的第83条的第2款中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立即会被送至看守所羁押，但不能超過24小时，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国家安全犯罪以及恐怖活动犯罪时通知可能对侦查造成阻碍的情况外，都应该在拘留后的24小时内向被拘留者家属予以通知，并且在第91条第2款中也涉及相关规定。从中可以发现侦查机关只需要向被拘留者家属传达其被拘留和逮捕的事实，并没有义务向被拘留者家属告知被拘留逮捕的原因及其羁押场所，也就是说在被拘留者被拘留逮捕之后并不知道其具体羁押场所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也就无从知道被拘留者的关押场所，要想获知就只能通过侦查机关进行了解，但是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法律无规定的借口来推脱。因此这两处条文与第37条规定之间出现难以协调和衔接不良的问题，这样也很难保证会见权的顺利实行。因此应当在法律解释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只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因此也需要得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处理。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加强与完善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到封建制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再到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势在必行，应当力求将其修改成一部契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要求，同时，能够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有效衔接、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形式完备的法典。对此，我们务必需要更新理念，严格遵循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以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等原则，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一致性，实现公正优先并兼顾司法效率。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在对其进行法律审判时仍需要得到相应的尊重，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也是顺应司法发展和进步的要求，只有在深刻剖析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并加以不断完善，才能使其达到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法治化，从而真正达到刑事司法公正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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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顾永忠.关于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J].时代法学，2009，01：16-23
作者简介：
王克文，男，汉族，1964年生于甘肃环县，现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刑事法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论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篇4
一、人权与刑事司法保障概述
人权简言之就是人的权利, 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 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它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 维护个人的自由的权利。[2]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充分享有人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权内容有所不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国将人权看做是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文化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在当代, 人权保障已经不再局限在观念的层面上, 而是提升到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制度层面上。例如,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宪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最后时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2条。这是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明确肯定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地位, 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实质性飞跃。此次修订将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刑事诉讼法, 从立法上承认国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 不但是对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而且为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人权保障的条款的解释和实施创造良好的上层环境。
二、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的主人, 理应也是国家法律的主人, 当然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 至少国家不能无端侵犯个人合法的基本权利。因此, 对人权的保障就成了国家法律, 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义。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也是衡量民主法制发展状况的一种尺度。
刑事司法与人权法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 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护法。刑事司法不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 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人权。刑事司法就是国家保护人权的活动, 国家打击犯罪, 保护人权不受他人的侵犯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国家以刑事诉讼法规范国家本身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侵犯或干涉。这两个方面国家都是有责任的, 两种任务应当并重和保持平衡, 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都可能影响保护人权。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只注重保护人权, 而忽视打击犯罪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注重人权保障的规定, 而忽略打击犯罪的能力, 有可能削弱国家打击犯罪的力量, 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也会影响国家保护人权的功能。一个国家是如此, 国际社会也应注重打击犯罪。近年来,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些打击犯罪方面的条约, 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和采纳这些保护人权方面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 还要吸收打击犯罪方面的经验和先进技术。
相反, 只注重打击犯罪, 忽略对人权的保障也是不对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以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保护。”多年的历史上,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百姓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多次出现过社会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朝代的更替。外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件。由此可知,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可见,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当两者处于并重的平衡关系时, 就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统一;当两者偏重偏轻时, 就会引发某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 作为国家利用其刑罚权打击犯罪、维护其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暴力, 其行使必然将影响到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惩罚犯罪不是通过削弱人权保障来实现, 保障人权也不一定会影响惩罚犯罪的最终效果。因此, 刑事诉讼的存在不能只是为国家行使刑罚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刑罚权予以规制, 避免“保护人们本身的手段被滥用”, 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3]从某 (下转第112页) (上接第128页) 种意义上讲, 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否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保障人权。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等方式来实现, 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改革不仅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问题, 也涉及遏制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而且还与国际社会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另外, 在刑事司法中, 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又是一对相互支持的价值目标, 但与司法公正相比, 人权保障有着更为基础的地位。所谓的“司法公正”最终也是要通过“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来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最大尊重和保护。在此种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公正相对于人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来说也仅仅具有为人权保障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因此, 将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直接设定为人权保障, 这决定着改革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追求公正、效率、平等的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 要求改革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 并实现我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中国的人权状况[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
[2]黄金荣著,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3.
律师刑事司法建议书 篇5
被告人：
案由：
起诉书文号：
被告人×××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款、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
因其具有以下量刑情节：
1.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2.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
3.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4.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5.其他
故根据×××(法律依据)的.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主刑种类及幅度或单处附加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执行方式)，并处×××(附加刑)。
此 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篇6
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已经在规范和制度层面上日臻完善。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和制度的日趋完善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社会效果，因不服刑事判决而引发的群体性涉法上访问题的日益突出，表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尚没有能力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服从。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增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负荷，使国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处理不断涌现的“信访潮”，或通过刑事再审程序的频频启动来期望重新唤起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认同。本文从法律渊源和司法主体两个角度对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展开论述。
法律渊源因素
法律渊源一般指“指那些来源不同（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立法机关制定与政府制定，等等）、因而具有法的不同效力意义和作用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刘作翔教授认为法律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法的渊源也叫法的形式，它侧重于从法的外在的形式意义上来把握法的各种表现形式”。公丕祥认为“法律渊源分为实质意义上的渊源和形式意义上的渊源。所谓实质意义上的渊源，即法的真正来源、根源和发源，是指法的产生的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活条件。形式意义上的渊源即指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也就是法的效力渊源，即通常在法学上所说的法的渊源。形式上的法律渊源又可分为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直接渊源又称为正式渊源，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各类规范性的法律文件；间接渊源又称为非正式渊源，是指各种习惯、判例等。”就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而言，我们的法律制度基本是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模板，而进行移植、借鉴而来。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类同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有中国的特殊原因的。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社会集团，中国古代“士”的依附性和商人的屈从性，是其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对于王权未形成有效的制约。同时中国古代也没有超验的观念和与之相连的神法体系，也就是说，缺乏一种超出实在法之上的更新的法——自然法，因而不具备西方式法律体系的思想条件。 换言之， 是谓中华法系的形成乃是在宗教外部产生的，中国法中的“礼”，如果说它与宗教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仅仅是形式上的，在完全世俗化和经验化为特征的中国法中并不存在西方式的超验自然法。在天、人、神、俗的格局中，中国法的准据便是在人心，即“天道、天理、人情”的贯通性。而西方自然法乃是纯然外在、形式化的准据，人与上帝永远存在距离，神法、假想自然法总是能作为赋予法以神圣性的抽象理念而存在。 同时中国古达刑民部分，对于商业和商人极端压制，中国并未自行产生民商法、婚姻法等法律。现代中国，民商法、婚姻法等未能自行产生的法律完全照搬西方。根据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当中的论述，法律是有民族性、地域性、国家性的。法律应当是“特定民族的一种社会的习惯、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民族的心理、一种精神的力量” 。反观现代中国的法律，无论是法律制度、法治理念、法的精神都来自西方，我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以被扬弃。梁治平曾作过如下分析：“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问题在于，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简单而言就是在立法、司法层面我们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但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很多程度上仍然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样，传统文化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这两种观念矛盾冲突，互不相容，其爆发点就是在判决中。如果司法实践中法官教条的原因法律，就会使得判决与公众认同冲突问题的凸显。
另一个方面，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极大的推进了立法的进程。吴邦国委员长2011年3月10日上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这当然是我国法治取得的巨大成果，填补了诸多立法空白，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立法速度太快，立法的质量却不一定高。如此多的法律公众如何面对？如何理解？而立法的专业化使得社会中大量涉及专业性很强的经济法律法规连专门的法学者和法律实践者都难以全面的理解和通晓，也就更不能期望大众掌握和运用了。笔者认为，我们过多的关注了立法的数量，而忽视了立法的目的。法律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喧嚣至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被忽视。 “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现代性还没有发育成熟，还处在由精英意识向大众意识过度的阶段，更何况精英意识也尚未发育成熟。”[4]公众对于法律难以理解，自然体会不到法律的价值，对法律敬而远之，对判决不接受。判决这种当然的社会意识，无法在公众这里内化，同一。鉴于此，司法不能活动公众的认同，法律渊源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司法主体因素
法官作为司法的主体未能获得公众的足够信赖。
第一，部分法官缺乏宽厚的人文素养。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其他一切知识和能力的基础，是人们在广泛的读书学习，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融汇贯通，品味升华后而形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部分法官是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的局限性和素质的结构性缺陷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第二，法律素养不足，职业技能缺失。我国的法官除部分为成人教育培养外，还有一部分为调干、军队复转干部。调干、军队复转干部并不是基本素质差，而是法律理论不足，法学素养不足，法律职业技能不足。法律理论的学习，法律素养的提升，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法律职业如同医生一样，不但要求基本的专业知识，还要去在专业知识之上形成的职业经验和逻辑。职业经验和逻辑的形成又更需要时间。短时间的培训只能是知识的积累，工匠的培养。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证据的判断和运用、事实的认定、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以及贯穿其中的法的理念、规则和方法论，均应以一定的理论修养为基础。一名好的法官其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应该建立在深厚学识的基础上，而不能是仅满足于实用技巧的工匠型专才。
第三，法律思维方式的缺失。受法院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部分法官的思维第一出发点不是法律而至政策。未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习惯。如果没有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习惯，在遇到诸如法律与权力、法与人情等敏感、尖锐的问题时，就会在思想深处生产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不能否认这种思想深处的震撼程度也不同，在最终做出选择时的心理态势和信念程度也呈现出迥异的形态。法官的观念形态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法治建设。
第四，法官中立地位缺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应处于居中被说服的地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设置，使得法官的独立地位受到影响。我国法律追求的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前提下，不能保证法官独立性必然实现。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职位与岗位的划分以行政机关为模板。上下级之间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行政纵向关系，这种行政纵向关系是行政领导权干涉法律的体现。在法官个人的法律职业上其权利也不是独立的。譬如，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我国法律设置了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法官必须遵循，不得违反，但因此而造成的责任法官承担，审判委员会不对外承担责任。
第五，法官职业道德的缺失。如果说前述四项原因还可以找到客观理由予以解释，职业道德的缺失则是公众不能原谅的方面。据此使得公众认同的降低，法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中国古代可以是庸官，但不能是贪官一样，法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能引起公众极大的反应。
（作者单位：1、华北电力大学教师；2、沧州市政法委）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篇7
一、溯本求源———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价值来源
启蒙时期的到来,人类以觉醒了的主体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反对国家的专断与任性,在刑事司法方面注重在运用国家司法权力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也开始在刑事程序方面限制国家的司法权力以关注保障人权和自由,理性表达了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审慎, 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 刑事司法的运作,一方面是以刑法的实体规范为依据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信力;同时定罪的公信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依靠刑事程序限制与规范运作的过程,其公信力取决于程序的公开透明,程序的公信力来自“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人们想象最多的是天平,在西方社会,司法的最著名的标志是一位蒙着眼睛的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剑者,表达法律的威严;天平者,表示执法应当公平。司法女神蒙着眼睛,表示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贵贱贫富智愚贤不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屋顶上就塑有这样一尊名为“正义之秤” 的司法女神造像。刑事司法作为剑的意象,历史颇为悠久。剑表达的是对恶的惩罚,它必须是锋利而非驽钝的,象征着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法官贪赃受贿致使罪犯逍遥法外,当然有罪;若因法官的懈怠, 而不履行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而使罪犯逃之夭夭,也是有罪的1。“正义之秤”和司法女神的造像仅仅是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和西方民众的法律意念,但是这种寄托法律理性的法律文化之物已经展现了现代的刑事司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构建的司法符号体系结构。在司法场域中,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一方面是司法程序中刑法实体规范演绎适用的内在逻辑,即“给我犯罪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实现惩罚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司法愈益严格的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程序限制和不断扩充的对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2)在刑事司法中国家在行使司法权时考量的因素多了,甚至在刑事审判中悄悄的渗进了其他的评估因素,从而深刻的改变了司法判决规则2。在米歇尔· 福柯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些考量的因素。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首先,不再象原来那样简单的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还要追问: ‘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映,是一时的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其次,也不再简单的问:‘这是谁干的?’还要追问‘我们怎么确定造成这种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的哪一方面?’最后, 也不能简单的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评估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些对犯罪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3
二、回归司法正当性———刑事司法
公信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权力制衡和法治三大观念的基础之上。
1.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契约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权力起源于人们的同意,刑法权和以实现刑罚权为目的的司法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由全体人民赋予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产生的,其要义是认为人生来是完全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的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了立法权,司法权和惩罚权4。国家是基于建立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以契约组织起来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政府, 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设立的,国家尽这个责任是正当的,不能尽这个责任或者越权,人民有权反抗。卢梭同洛克一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委托的,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制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5。
2.理论基础之二:分权制衡论。分权制衡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基于人身安全的政治自由是国家自然具有的目的,而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防止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最不可少的是上述三权必须分立,互相制衡。孟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警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同一个国王或者议会将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被置于专断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是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6。
3.理论基础之三:法治论。现代法治起源于英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标志,法治的涵义有多重性, 正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 难以加以界定”。“法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的政治理论,他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可以行驶其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以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应该是一个立法者,法律必须是成文的,除了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治不仅是指统治者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本身要服从法律。他认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精神的弘扬,人们着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法治问题,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
三、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内容分析
刑事司法是人类对刑事犯罪认识的深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本能的报复向理智的刑罚演进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刑事实体构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本身来讲,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就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与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9。
1.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定罪准确。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确认和评判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具有以下特征:(1) 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们法院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查明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的规定认定行为的犯罪性质,这就是定罪活动。(2)定罪的内容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这里的确认又称为认定,指从质的规定上对一定的现象作出分析、认识、判断和确定。在定罪活动中,所谓确认,主要指对某一行为和犯罪的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的认定。这种认定一方面是法律对某一罪名的犯罪要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定性。(3) 定罪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是在实施法律, 它本身不创造法律,而只适用法律,定罪是罪刑关系个别化的重要内容,即罪之个别化,它是量刑与行刑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定罪就谈不上量刑和行刑10。
2.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量刑合理与可接受性。量刑是与定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确认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量刑准确要求罪刑均衡,精确司法。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贝卡利亚在其 《犯罪与刑罚》中早就论述了罪刑均衡的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现在也称为罪刑相适用的原则,“罪刑越大,绞架越高”。 一旦摆脱这样朴素的罪刑均衡观念,我们就会遇到难题,惩罚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等于或相当于犯罪的恶, 我们不可能有关于痛苦和恶的计算单位,犯罪的恶与某一种类或某一等级的刑罚之间,还不能有数学上的必然联系, 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 惩罚与犯罪的危害性相适用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完美的适用关系,而是对不同的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准或标度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12。例如,造成很小危害的轻微的犯罪不能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那样得到严厉的惩罚。故意造成了危害的犯罪应当受到比非故意造成同样危害的犯罪更重的惩罚。罪刑均衡原则本身是由原始自然感情和朴素公平意识产生的,量刑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作为现在理性的量刑原则,对什么样的犯罪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才算实现了罪刑均衡,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平均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但现在随着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个体和刑罚的谦抑与轻缓化,量刑的时候应该反映出轻刑罚的倾向。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责任相适用。”这就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时,既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又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3。
3.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也是刑事司法的外壳,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本身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犯罪和刑罚问题即定罪量刑的问题,这个在实体理性中予以了探讨, 如果说实体理性是刑事司法理性的灵魂,那么程序理性则是这个灵魂的载体, 确定理性的程序原则能够有效的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程序理性在司法场域中反映的是对国家“进攻”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防御权利的扩张的过程,在限权与扩权之间对刑事司法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一个缺乏理性的程序制度的刑事司法无疑只是主张国家司法权在诉讼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将司法看成一种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14。所以,只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最大公信力。
刑事司法改革 篇8
关键词：新刑诉法,司法鉴定,完善措施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复杂化、隐蔽化, 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依赖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作为重要证据种类, 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对当事人的权利有极大影响,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非常值得关注。
一、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涉及到司法鉴定制度的共有6个条文, 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完善。
1. 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这一修改是对鉴定证据更准确的定位, 有利于司法人员摆正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位置, 转变办案人员的观念。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法官定案的参考, 而绝不能左右法官的裁判, 避免鉴定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官。
2. 规定了严格的鉴定人出庭义务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比较普遍, 鉴定人出席法庭审理的比例不超过5%。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明确了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后果。但调查数据显示, 对于鉴定人出庭问题有12.0%的法官认为没有必要, 即当事人的意见与法院的决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法院是最终决定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的决策者, 法律没有规定当意见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申请人的救济措施, 权利缺乏保障。
3.增加了特殊案件中鉴定人的保护制度
新刑诉法第62条规定了四类严重犯罪案件中的证人、鉴定人保护措施, 鉴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 证人、鉴定人等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更大, 更需要对其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保护。
4. 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依申请出庭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在刑事诉讼领域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这项规定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鉴定意见, 让法官更好的理解所鉴定的事项以做出正确裁断。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仅享有申请权, 并没有不受影响的独立委托权, 法院具有是否批准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权, 这是区别于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重要一点。
二、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评价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幅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亮点纷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到刑诉法之中, 是我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本次修法值得肯定的是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一些已有成果以及学界已达成的某些共识均予以吸收, 如将法定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但是对另外一些重要成果的吸收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比如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并不完全一致, 与学界的期待也有差距, 期待后续有法规、司法解释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解决立法上的矛盾。
三、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启动权不平等、多头鉴定、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 本次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完全解决, 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设想。
1. 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
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 从实体上对司法鉴定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 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 也是减少不同结论的鉴定频繁出现的根本途径, 对于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公正,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司法部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一些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 如亲子鉴定标准等, 但还有相当多的领域缺乏规范。各级各类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遵循技术标准, 否则作出的鉴定结论一律无效。
2. 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重新配置
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 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定的鉴定启动权, 允许他们自己选择鉴定机构乃至专家参与鉴定活动。在审判阶段, 对于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必须做出说明, 申请人可对法院的裁定上诉。针对某些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和裁断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项, 如被害人的死因、当事人的精神状况等还应当规定强制鉴定。
3. 对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限制
为了防止公安机关“自侦自鉴”情况下侦查权的滥用, 可以借鉴大陆法系有些国家检察官携法医等专家莅临现场的制度, 规定当刑事案件发生, 有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时, 通知检察官和法医、痕迹等鉴定人员一同前往现场, 在其监督下进行有关技术鉴定, 避免根据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的法外需求进行鉴定的非正常现象发生。同时应重新界定公检机关内部技术部门提供的鉴定结论的使用范围, 可以将公检机关内部的技术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原则上应用于辅助判断刑事案件案情的材料, 而不应用于定罪量刑的材料。
4. 加强行业内监管
要规范司法鉴定工作, 加强行业内监管, 应当组建司法鉴定人协会。整合鉴定人力资源, 将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坚强的集体, 对促进司法鉴定行业产业化, 提高司法鉴定的社会地位, 推动司法鉴定整体、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司法鉴定人协会应当加强行业内监管, 不断推进司法鉴定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四、结论
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了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 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 需要进一步规范。要进一步完善立法, 同时加强行业内管理, 从而最终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需求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公义:《刑诉法修改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12个问题研究》, 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1期。
[2]张中:《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调研报告》, 载王进喜主编:《证据理论与科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1页。
刑事司法鉴定中重复问题解析 篇9
一、重复鉴定的原因
(一)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比较混乱。目前我国鉴定机构种类繁多、相互独立、分工不清。既有公检法设立的职能鉴定机构又有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社会鉴定机构, 对于各个鉴定机构内部鉴定效力等级和层次无明确规定, 导致一些技术弱的鉴定机构的结论可以与技术优良的鉴定机构的结论相抗衡。而且社会鉴定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 有些鉴定机构为了达到追求利润的结果, 迎合委托人, 可能会有意识地无视案件事实提供意见。这将降低鉴定意见的中立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 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使然。司法鉴定在案件中运用的越来越多, 鉴定意见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其他证据种类不可替代的功能。鉴定意见对于控辩双方至关重要, 双方都试图通过鉴定意见来达到支持自己诉求的目的, 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对对方不利, 自己的胜算就会增加。而一旦出现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时, 这一方就要求进行重复鉴定, 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手段来贿赂鉴定机构, 直到出现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内心期望。
(三) 刑诉法中存在缺陷。鉴定启动权仅授予公检法三机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不能主动启动,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对于鉴定意见的不信任, 不惜自己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产生重复鉴定。《刑事诉讼法》第192 条第1、3 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 调去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 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可见,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不但不是鉴定启动权的主体, 而且在新鉴定时也只拥有申请权。这就增加了辩方对于鉴定意见的严重不信任。鉴定意见告知程序存在缺陷, 告知信息不完整和鉴定本身程序、标准不公开, 使得辩方充满疑虑。此外, 在实际工作中, 鉴定意见往往在审判过程中才会突然提出, 而且由于控方过于追求有罪证据, 所以提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往往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异议, 申请重新鉴定。
(四) 鉴定活动本身具有的性质。司法鉴定不仅是一个法律行为, 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活动, 一种协助解决案件疑难问题、探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是一个逐渐认识真理的过程, 可能在一两次鉴定中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需要重复鉴定。我国法律也允许进行重新鉴定,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 条规定:对于鉴定结论有疑问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此外, 由于鉴定人员资质和鉴定设备良莠不同、鉴定标准存在差异, 难免存在不同或者相反的鉴定意见。技术问题, 包括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熟练程度等也是引发重复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事实只有一个, 需要多次鉴定来确定真伪。
二、重复鉴定的解决措施
要解决重复鉴定问题, 除了要加强对鉴定机关人员和鉴定设备管理、统一鉴定标准等, 还要改革具体的法律制度, 如约束鉴定次数、公开鉴定程序、完善证据公示制度等。此外, 笔者建议以下几点也是改革的重点:
(一) 合理配置鉴定启动权。在司法实践中, 国际惯例一般“完全赋予当事人双方鉴定上的决定权”。而我国法律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辩护方的启动权, 导致实践中辩护方对鉴定有质疑时, 无法自行启动鉴定, 只能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法院可以提起。而且在实践中, 对于辩方提供的鉴定意见一般也会以辩护方没有鉴定启动权而不认为作为证据使用。因此, 导致控方的鉴定意见, 被告人、辩护人不相信, 又委托专家搞鉴定, 往往鉴定意见不一致, 浪费了鉴定资源。因此, 给予辩方自主启动鉴定权, 有利于减少矛盾、节约资源。
(二) 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制度, 但是该制度还是存在不足之处。首先, 对于鉴定人应保障其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毕竟鉴定人是提供产品来谋生的, 而且鉴定人和证人一样也会遇到心存报复的人的威胁。这些都会使鉴定人缺席, 解决不好这些问题, 鉴定人就很难心甘情愿地出庭。建议由国家承担鉴定人出庭的费用, 这样既可以提高出庭率又能保证鉴定机构的中立性。由国家保障鉴定人人身安全。完善各种具体制度, 如可以依照证人不出庭的情形明确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况, 对于应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依法进行惩戒。
(三) 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专家证人出庭制度已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当鉴定机关在鉴定的时候, 可以让有利害关系人委托懂得专门知识的人到场以专家鉴定人的身份见证整个过程, 他并不参与具体的鉴定, 而是就鉴定程序是否合适、检材提取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科学进行监督, 有异议可以提出来, 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确认。这样最终鉴定意见往往容易被双方认可, 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鉴定问题。
摘要：在司法鉴定中一直存在着重复鉴定这个老大难问题, 虽然一些制度和法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 但是仍未彻底解决, 还在影响诉讼效率。根治重复鉴定,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制度。
关键词：司法鉴定,重复鉴定,鉴定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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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研究 篇10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状
首先,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日趋完备。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法律为主体, 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新刑事诉讼法中, 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共11个条文, 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上相对独立, 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如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 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 我国形成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最具特色的是, 寓教于审, 把教育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审判活动中, 坚持做好一个调查、二个教育阶段。一个调查即进行社会调查, 在开庭前要到被告人原所在的学校、家庭、居住的社区组织等处了解被告人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和实施违法行为的主、客观原因, 为法庭教育及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打基础。二个教育阶段:一是在诉讼程序中专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设立的教育阶段, 二是坚持做好宣判时的教育。同时, 将教育工作适当向后延伸, 巩固教育成果。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法律颇多, 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 仍存在一些不足, 无法满足当前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
首先, 从立法上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专门章节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规定, 但总体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中, 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多规定都是以成年人刑事政策为基础, 辅之以未成年人的刑事原则。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成年人化, 原则性较强, 难以操作。
其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但该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多头调查”, 各部门“各自为政”, 有的部门调查, 有的部门不调查, 各个环节的调查缺乏衔接;另一方面是“任意调查”, 有些案件调查, 有些案件不调查, 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是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 但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 内容不真实, 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1]
第三, 对于未成年罪犯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 (八) 》和新《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 未成年罪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和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两条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理解与保护, 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封存和免除报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表面上是执行刑法的规定, 仔细分析起来, 却是涉及法律执行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事情。因为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的前科情况的不仅仅是司法机关,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都有机会获知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以户籍制度为例, 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就业、迁移等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还会对一个人从何处转来、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有记录。而要真正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势必会冲击现行的传统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因此, 如何让该项规定得以真正落实, 还需要对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设置的有关前科效应加以清理和整合。
第四, 对非监禁刑人员监控不力。未成年人判后的帮教, 特别是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矫正在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正式入律。但从实践操作层面讲, 该项规定尚有一定的模糊性。其一, 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修正案八虽然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但没有规定由“谁”来实行。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规定, 社区矫正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司法所具体实施,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案件流转的程序讲, 牵头部门应是司法局, “相关部门”主要指办理案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由此可见, 社区矫正的参与主体涵盖了公、检、法、司四家, 但到底由谁担任执行主体, 是其中的一家、二家, 还是四家都担任难以明确。其二, 现有矫正帮教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 基本是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教育、定期回访了解一下情况, 过于程式化, 往往难以被被矫正对象接受, 效果不大。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一) 加快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 加以调整而成, 过于成人化。为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特别是程序法。要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 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
(二) 规范社会调查制度
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和内容等, 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首先, 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 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 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其次, 明确调查的制作主体。调查的制作者为收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等组成。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第三, 明确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学、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包括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学习情况等多方面。[2]通过全面调查, 从而对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进行综合评价, 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 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三) 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也称刑事污点消灭制度, 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 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 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 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 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 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 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3]
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使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 能够平等地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 使其真正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因此, 我国也应完善未成年犯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参考假释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根据罪行的轻重, 在原刑罚执行完毕后, 确定不同的考验期, 如果在此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 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4]另外, 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有特别突出表现的, 例如, 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 见义勇为的,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等, 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在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的同时, 还应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根据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能获知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一并消除未成年人的前科记录。
(四) 建立完整的社区矫正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 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 立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应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 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5]
第二,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明确其职责。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 为帮扶对象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 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提供就业安置, 并负责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 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 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 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第三, 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 充分发挥其职能。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 帮助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 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谋生技能, 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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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改革 篇11
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许多法律原则都是由一些具体案例引申出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司法规则。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在上世纪通过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例确立了“程序至上”的刑事司法理念。
“米兰达案”中的程序规则
很少有案件像1963年的米兰达案一样，改变了美国警察的执法程序。由该案衍生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的说话将会用作不利于你的呈堂证供”的话，常用于欧美和香港警匪片的经典对白，而且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治进程。
1963年3月，一个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的白人无业青年，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对他进行了审讯。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年仅23岁，文化程度不高、穷困潦倒的米兰达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对自己作证”的规定。经过两个小时的审讯，米兰达招供了，并在供词上签了名。
法庭指定担任米兰达辩护律师的阿尔文•穆利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他研究有关材料后，以警察没有事先告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由，申请将米兰达的供词认定为“非法证据”。不过在当时，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保持沉默的权利不适用于被警方拘留的嫌犯，因而法官驳回了穆利的申请，当年6月27日，陪审团根据供词判决米兰达有罪，双罪加重判处20至30年监禁。
定罪后，米兰达不服，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法官，米兰达案所反映的公民宪法权利在警察执法中的缺失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1966年，沃伦主持审理此案，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4的投票裁决米兰达的供词和供认书不能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并决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此案确定了“米兰达规则”，即宪法要求审讯人员告诉嫌犯以下权利：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对任何一个警察所说的一切都将可能被作为法庭对你不利的证据……如果警察没有提出米兰达原则的忠告，由此而收集到的证据将不被法院接受。
最高法院的裁判几乎让美国人目瞪口呆，许多人认为米兰达逃脱了惩罚，抨击沉默的不公正。对此，沃伦大法官进行了精辟的回应：判处米兰达刑期，是不公正的程序产生了公正的实体，而释放米兰达虽是实体的不公，但却维护了程序的公正。实体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全部司法制度正义性的普遍丧失。换句话说，明知实体不公，也要维护程序公正，这就是最高法院坚定不移的立场。尽管连尼克松总统都公开反对此案的判决，米兰达最终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但“米兰达规则”从未被推翻，还在世纪之交的“迪克森诉美国案”中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再次重申。
数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回顾这一案件时，还不能不赞叹它开创了美国乃至全球刑事司法人权保护和正当程序的先河。在美国人的眼中，司法公正首先必须确保程序公正，程序上的任何瑕疵都将污染正义的源头。这种“宁可放过真凶，不可冤枉一个”的程序规则，或许听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人百思不解，但审判过程中的一点程序瑕疵，却被引申出美国法治史上的一条“金科玉律”，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保障被告人人权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正当程序的尊重与追求，在人治与法治中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绿河疑案”中的程序理性
美国影片《七宗罪》中的连环谋杀案许多人并不陌生，而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绿河疑案”更悬。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显现了高度的程序理性。
1982年8月的一天，41岁的罗伯特在西雅图郊外的绿河河底惊恐地发现两具少女尸体，闻讯赶到现场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又在附近草丛中发现另一具女尸。经过鉴定，FBI认为三人都是被人勒死的。当地警方认为作案的是一名连环杀手，因而称之为“绿河杀手”。此后，凶手仍然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警方名单上的遇害人数不断增加，最后竟达49人。虽然警方极力侦查，却一直找不到凶手。
由于被害者大多是妓女，所以有女特工扮成妓女，引诱杀手露面。1982年底，一名叫里奇韦的男子曾“上钩”，但他当时并没有起杀机，所以关了两周后被释放。1984年，令人毛骨悚然的“绿河疑案”已被媒体炒得火热，FBI组织十多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成立了专案小组，全力追查这个杀害49名妓女或离家出走少女的凶手。在一个名叫玛丽•马尔瓦尔的女孩遇害身亡后，FBI再次将目标锁定在里奇韦身上，并对他进行了首次审讯。但里奇韦相当狡猾，竟然通过了两次测谎。1987年FBI还搜查了里奇韦的住宅，采集了他的唾液和头发样本。虽然联邦调查局一直认为他是此案的凶手，可是受当时侦破手段的限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最后还是把里奇韦释放了。
这样一桩悬案简直让警方焦头烂额，特工人员耗费了大量精力和经费仍一无所获，就连高层司法官员都认为，“绿河疑案”极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谜底。在这种情况下，专案小组于90年代初宣布解散，只留几个“看守”。近20年过去了，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关于真凶的传言也日益纷繁，当地两名记者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寻找绿河杀手》。
命案向来是各国警方侦查的重点。此案若是发生在我国，必定要“挂牌督办”、“限期侦破”，在锁定犯罪嫌疑人后，迫于巨大的社会和上级压力，极可能从快、从重惩处。但美国警方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虽然对里奇韦有很大的怀疑，但都保持了程序理性，基于证据不足而放弃追捕。直到2000年，联邦调查局才利用DNA技术检验了里奇韦的唾液样本，确认他的DNA与最早发现的三具尸体上残留的凶手精液的DNA相吻合。2001年11月30日，联邦调查局将里奇韦擒获。拒不认罪的里奇韦在同警方僵持两年后，最终在“控辩交易”下低下了头。
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来确认一个严重怀疑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清白，看似有些得不偿失。但正是对证据的苛求、对程序的尊重、对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的理性，有效避免了冤案的发生。比较而言，我国佘祥林案“一直在围绕着佘祥林杀人来找证据”，凭模糊的物证和口供就定了案，这种失去程序理性的侦办过程不能不叫人担忧。
“绿河疑案”的启示在于：只有遵循程序理性，以必要的程序消耗乃至效率的牺牲，达致最大的客观、理性，公正才不会失守。
“辛普森案”中的法律真实
1994年6月17日傍晚，全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一辆白色的野马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空中的直升飞机、地面几十辆警车像护卫一样跟着，警号大鸣，警灯闪烁，来往车辆全部停下让路。这一创造美国电视收视率记录的画面不是警匪片中的情形，而是洛杉矶警方追捕美国橄榄球星、影视界当红演员辛普森的实况转播。
就在4天前，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她的男朋友戈德曼血迹斑斑的尸体在尼科尔的公寓外被发现，警方确认死因是被锋利刀刃刺杀。血案现场除了一串大码鞋的血印之外，还留下一顶辛普森的帽子，一只左手的手套。半夜，警察翻墙进入了辛普森布伦特树林区的豪宅，在室内发现了血迹和一只沾满鲜血的右手手套。一小时后，回家的辛普森被警方拘留，他的左手手指还有一处瞩目的刀伤伤痕。警察虽然怀疑辛普森是嫌犯，但当时血迹化验报告未出来，证据不足，只能将其释放。几天后，辛普森却突然失踪了。一时间有关这位大明星的电视消息骚动美国，才有了本文开头抓捕的场面。
在接下来474天的审判当中，检控方在法庭上询问了58位证人，展示了488件实物和图片；被告筹组“梦幻律师队”作为辩护方也询问了27位证人。奇妙的是，整个过程中，辛普森的优秀律师们并没有对公众说过半句辛普森“无罪”。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全美国人都已心照不宣。如果作无罪辩护无异于公开侮辱全美国人的智慧，所以律师团采取了集中火力猛攻证据疑点的策略，认为警方半夜潜入辛普森家收集的证据来源可疑，不排除伪造。而检方主掌这宗案件的是女检查官玛霞•克拉克，她在过去十年里从来没有输过一宗案件。在作最后结案陈辞时，这位女检查官整整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这场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成了全美国最受欢迎的“法制题材连续剧”，有文章说辛普森案几乎让5000万美国人变成了刑事诉讼法专家。
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上至美国总统克林顿，下至流浪汉，都聚集在电视机前，等待着“世纪审判”的结局。当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供词宣布辛普森无罪时，人们惊诧不已，以致克林顿亲自出面要求大家尊重陪审团的判决。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定辛普森是杀人犯，但又同时尊重法院对辛普森的无罪判决，这反映美国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既然法官无法将案发过程回放一遍，就只能通过严格的程序以探求法律的真实。既然证明辛普森杀人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就得判决辛普森无罪。这或许违背了案情本身的事实公正，但法律程序被破坏带来的不公正远大于错放了罪犯带来的危害，对法律真实的追求正是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和准则。
“辛普森案件”如此无视“命案”的严重危害性，确立起近乎刻板的法律真实，用此案主审法官的话说，“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这种被看作教条式的程序正义，正是迈向法治国家的关键路径。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篇12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1. 人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人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平等的待遇, 它是最基本的公民的权, 在我国的重视度却远远不够, 更有甚者认为它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两个字。在刑事诉讼领域, 保障人权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二是保护被害人在内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三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以往我国司法部门执行较弱的环节是保证犯罪嫌疑与广大民众的权益这两部分。犯罪嫌疑人在为定罪前就常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误解, 主要原因就其人权未得到好的保护。而广大群众的人权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个人身份住址等信息的泄露都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甚至会招来灾祸。
2. 打击犯罪力度的不够
“重打击、轻保护”是许多人眼中我国打击罪犯的特点, 打击力度重固然是好, 可是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重点禁止的问题仍无法杜绝, 正如许多市民所议论的, 抓了放放了再抓, 许多罪犯无法定罪一直危害社会, 重点抓捕的罪犯逍遥法外等现象都使得我国司法部门及刑事诉讼制度被质疑。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小时。侦查机关普遍认为时间太短, 难以完成侦查讯问任务, 而许多罪犯也利用这点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最终被释放继续做违法的事情, 这也说明了我国之前司法制度的漏洞。
3. 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旧法案中关于证据的内容很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 “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皆称作证据”。第42条最后一项还规定, “以上证据要经过查证属实, 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条意在说明证据的真实性, 真实是证据的首要要素也是最难确定的一点后者作为补充意在强调证据作为真实事件的准确性, 但实际上证据调查取证难度十分大, 犯罪嫌疑人收买他人作伪证的现象层出不穷。
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1.“保障人权”成新制度总则亮点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立法任务中写入“尊重与保障人权”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创设和完善的许多程序和规则都体现了尊重并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原则。而保障人权中较为重要的体现是审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细化这一改变。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极大的侵害。但刑讯逼供类似的行为是无法完全杜绝的, 只有细化法律, 依法行事,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侦查机关滥用权力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首先, 第116条中写道, 犯罪嫌疑人被遣送交看守所关押以后, 侦查人员对其进行的讯问的地点应是看守所。看守所工作人员与侦查人员相互制约监督, 使得审讯过程更加合理。其次, 审讯过程要保障人权出合理外还要透明。应该明令侦查机关在审讯过程中进行录像或录音, 这是保证侦查人员审讯不侵犯罪犯或嫌疑人人权的最有效的办法, 具体执行可在每个看守所审讯室内安装监控设备或派其他部门的人负责记录。应强行要求侦查部门执行, 保证执法透明。
2. 加强打击罪犯力度
加强打击犯罪力度与我们生活的十分密切, 各地加派警力巡逻保证市民安全就是这点的一个体现。它主要致力于减少黄、赌、毒现象, 这三类犯罪往往藏匿在广大群众之中, 在社区、歌厅等地多发。打击这类犯罪只靠侦查机关加强监督是不够的,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配合、监督举报, 然而广大群众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不监督举报, 这为执法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法律中应加入对知情不报者的惩戒。打击罪犯强度的增加还体现在逮捕条件的完善与细化上,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60条写道, 已证实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有逮捕必要的, 应依法逮捕。其中的“有逮捕必要”十分不明确, 要加以细化, 有证据证明罪行即要先行羁押或严格监控, 以防止发生逃跑或危害群众人身安全等意外。另外, 应加强取保候审的条件, 防止不法分子被取保候审继续做出不利于社会的事。
3. 完善证据制度
完善证据制度除要加强证据准确性的鉴定外, 更要着力于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要明确规定哪些关系的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提供证词, 还要对证人拒不到庭和到庭后拒不作证的处罚, 更要加强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 以防止证人接触过多的人而修改证词。
而对于违法收集到的对于案件有利的证据, 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保证没有危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上报上级获得批准才可以。对于解释不清的有利于案件进行的证据也应酌情不予采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得到的证据, 不可采纳为对被追诉人不利的根据。非法证据排查制度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及排除方式、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范围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责任主体。总之, 完善证据制度主要要着力于保护证据、增强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012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完整适合我国社会, 但随着不同类型刑事案件的发生, 其中会有更多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人权保障、打击罪犯力度、证据真实性和证人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相关建议。这些地方大多需要或已经细化, 法律只有足够细致才能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我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不断学习在已发生的案件中获得经验,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一定会在探索和实践中实现更大的进步。
摘要：我国在2012年出台修正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完善了1996年颁布的旧的法律法规。但随着社会进步, 刑事诉讼制度应向着新型化、完善化、大众化不断改革完善。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 2004.2.